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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紧货币政策的实行将会提高银行贷款的标准,增加企业贷款的难度。新余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大都需要银行的贷款业务作为支持,但是从紧政策的提出将会对企业的贷款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企业的贷款标准有所提高。为了更好地保障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银行会提高企业贷款的标准,一些企业由于缺少相关的条件,不能及时得到银行的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新余市的银行主要是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标准,减少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各个行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大部分银行实行了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适度从紧的贷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商业银行制订了相关的贷款标准,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的贷款客户和贷款项目。
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中的通货膨胀,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应该如何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更好地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管理者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
当前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新余市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新余市政府需要做出合理的政策调整更好地保障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增强金融资源的吸引力。政府应该采取适当地措施积极鼓励商业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政府还可以采取有效地措施引进外地的资金,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资金,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贷款担保。政府对于新余市的经济发展需要做出相应的项目规划,选择发展前景比较好的企业重点负责项目的建设。政府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要为企业的贷款提供一定的担保,扩大企业的担保规模,可以适当地建立一些担保机构加强民间资金的支持力度。
从近年来我国现实的发展可以看出,银行业在日益加剧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银行的市场驾驭能力逐渐减弱,由于参与竞争的银行数量增多,以及证券市场的竞争压力,使银行谈判成本和贷款的跨期分摊成本越来越高。因此,银行不愿意投资于培养临暂时财务困难或规模较小且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小企业关系,从而在发放贷款时,向企业收取较高的利息或要求足值的抵押品,使关系型贷款技术的使用逐步减少。信贷政策可以减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中西部地区,应该适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设立中小银行,改善当地企业融资困境,中小银行应该以关系型贷款作为发放贷款的重要技术,并放宽对贷款审查的硬信息要求,与企业培养良好的合作关系,以活跃市场竞争,通过与企业的长期紧密接触,并发放关系型贷款,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旦贷款发放,银行就进人贷款管理阶段,即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借款企业进行监控管理和风险评估。若企业不能正常支付利息或偿还本金,银行立即对欠款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如果不能偿付利息和本金涉及国有企业,银行可以要求政府进行赔偿。尽管我国银行部门这项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银行行为和信贷资本配置的市场化仍然不充分的,例如,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还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银行部门存在对民营资本的进入壁垒,各个银行之间的竞争仍然是不充分的,因缺乏灵活调整的利率机制,银行信贷资本的配置仍然没有实现充分市场化。
二、存贷比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相关规定,2008年以来,存贷比=各项贷款(含票据融资)/各项存款。近几年,我国银行业存贷比由下降趋势变为上升趋势,并且存贷比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有差别,股份制银行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区域差异很明显,每个区域的存贷比差异与区域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存贷比涉及银行存款和贷款两个方面,贷款是影响存贷比的重要方面,对贷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研究存贷比的关键所在。银行吸收存款能力对存贷比也有重要影响作用,在考虑贷款市场份额以外,还应考虑存款市场份额。而贷款规模(常用贷款除以GDP表示)不仅是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贷款规模也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区域差异对信贷规模和存贷比的影响,还需控制银行自身特征因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研究成果,这方面的影响因素指标采用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同业资金比例、证券资产占比等。除此之外,银行表外业务也较大程度的影响着贷款规模。需要指出的是,信贷规模还会受到各个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差异影响,用贷款市场份额衡量这一差异。金融对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这就需要金融业的发展不但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要求,更要考虑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关键是银行信贷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体系稳定。但在实践中,需要防止过分的强调贷款的支持作用。假如不切合各区域实际,对金融支持提出过高要求,会增加银行部门的经营风险,不利于本区域的经济发展。研究发现,存贷比内生于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存贷比的发展趋势也不同。若经济发展要求存贷比上升,对其过多限制必将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若硬性要求存贷比上升,也会违背经济规律,从而造成信贷资源的不当配置,不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影响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因此,区域间不应该追求存贷比趋同,否则,不利于可持续的贷款投放。区域之间存贷比竞争重点在于改善经济环境,防止金融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强化社会信用约束等。同样,信贷规模也存在此类问题,尽管信贷规模是重要的金融深化指标,更应将该指标看作市场化水平提升的结果,而不是对其直接干预。
三、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研究
根据1985至2014年各区域发放贷款的情况来看,区域差异较大四大国有银行对东部地区贷款的相对占比自2000年后大幅上升,对西部地区贷款的相对占比保持稳定,对中部地区贷款的相对占比则有所下降。从金融市场化程度看,东部地区长期保持优势,中部地区不断提高发展程度,而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从企业融资途径是否基本依赖银行贷款形式来看,东部地区银行业发展水平较高,居民与企业投融资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金融市场能动性较强;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金融机构总体数量比较少,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市场体系完善,企业和居民信用意识较强,资金整体流通顺畅,西部地区国家金融政策性扶持较多,并且由于市场结构单一,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区域经济发展对银行贷款依赖性极强,市场对整体金融生态环境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府及其他外界因素调配着经济的发展,因此信用观念与经济运行的关联性弱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国有企业占比较高,民营企业占比较小,因为过去一部分国有企业严重逃避银行债务,导致该地区信用环境整体较差,部分国有企业盈利水平十分有限,资金运用效率较差,导致中部地区信贷投放长期不足,因投入的资金盈利能力不强,资金的趋利性促使大量资金外流,且流向东部发达地区,所以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我国在不同区域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有显著的差别,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信用环境状况等。由此,要使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需要提供政策性金融扶持,同时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即将专业性较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在中部地区,辅助开发性的金融机构设立在西部地区,通过这些金融机构丰富并完善地区融资途径,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通过利用政策扶助解决中西部地区企业融资难问题。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方面,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和指导,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进而增加市场活力,构建并完善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各商业银行对信贷业务进行结构性调整。信贷投放应该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加大对节能减排、助学、就业、“三农”等的信贷支持,限制对“两高”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以及劣质企业发放贷款,积极引导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使信贷投放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防止贷新还旧,进而累积不良贷款的风险。加强银行贷前、贷中、贷后管理,通过审核各项贷款结构,以防止票据资金自我循环,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
四、企业货币政策实施途径效果评价
内容提要:随着资本市场对实际经济生活影响的增强,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使之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成为必然,但货币政策的四个最终目标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同时实现,如再顾及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价格,会令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对此国内学者意见不一,有别于两种将金融资产的价格纳入和不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意见,本文认为应该走一条折衷的道路—央行不将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而将其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目标。
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11以物价指数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受到资本市场的挑战。
在传统的意义上,货币所对应的是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流通四个环节,商品与劳务的价格水平便成为判断货币供求状况的标尺。我国一直把商品和劳务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现实经济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生利金融资产,这些金融资产同商品和劳务一样需要用货币来标价,来媒介。因此,仅仅使用商品与劳务的价格水平来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是不准确的。
最近几年,无论M0、M1还是M2的增长速度均不低,但原本应该出现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价格回升的局面没有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存在巨大利差,大量进入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资金都转而进入资本市场了。资本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物价间的稳定联系被打破,中央银行不再能依据传统的标准判断经济形势。例如过去的经验,当现金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当居民大量现金流人资本市场时,会出现现金的投放量大幅度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收紧银根,就会对经济产生收缩效应,因为这种现金的增加并没有形成推升物价的力量,只是推升了资本市场价格。
又如,广义货币M2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通常被作为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一个指标。
现在中央银行对广义货币M2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纳入统计范围。因此M2中有一部分是对应于资本市场的投资活动的,M2大幅度增长并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增长的调控目标也要随之调整,以往经验和数据已不适合。
21货币政策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受到干扰。长久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将越来越不具有可控性和可测性。这种趋势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市场发展引起的货币供需总量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从影响货币需求方面,资本市场及衍生品市场对货币需求量大大增加。股票市场通过财富效应、交易效应、替代效应影响货币需求。财富效应和交易效应增大货币需求,替代效应则减少货币需求。
从货币的供给量看,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影响了间接融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不断上升、间接融资比重不断下降。间接融资数量的下降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贷款意愿下降,贷款增长幅度趋缓,导致货币供给量减少。
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下降。在资本市场出现之前,整个商品世界只有货币商品、实物商品与服务两部分。资本市场出现后,整个商品世界变为三部分:货币商品、实物商品与服务和金融商品。
原来构成对一般商品需求的货币,现已有很大一部分转入证券投资领域形成证券投资需求。这部分货币量随着证券行情的起伏不断变化,处于经常性的调整之中,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货币需求结构的不稳定,而且使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被削弱,使得货币供应量与一般商品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弱化并变得复杂。
31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1)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再贷款政策作用力受到削弱。再贴现、准备金制度和公开市场操作是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扩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社会公众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增加,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往来增加,影响到商业银行准备金的稳定性,使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比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收缩或扩张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调节货币供应能力减弱,同时也使金融机构对再贴现与再贷款的依赖程度降低,削弱了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再贷款政策作用力。
(2)公开市场业务的政策效应将得到增强。
在市场经济国家公开市场上,国债的风险低、流动性强、规模大,又是其他货币市场资产定价和中央银行确定名义利率的重要基准,较之其他工具在操作上更富弹性、更具自主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资本市场得到极大发展后,公开市场操作更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理想的货币政策工具。
而在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更多地依重于信贷指导性计划、利率手段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一直不发达。随着我国国债期限结构调整,品种增加,流动性增强,公开市场业务将增加新的载体。
货币市场的发展将为中央银行提供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灵活调控基础货币的操作平台,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封闭状态的打破,使公开市场政策工具的影响面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与力度逐渐增强。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适时买卖有价证券和外汇,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商业银行的头寸,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水平,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
41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取决于央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控制程度,以及各传导主体的行为选择。过去银行信贷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的传导渠道。
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和发展,资本市场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一国货币政策通常是由利率机制、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机制、汇率机制和信贷配给机制
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现实中各种传导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关于这种传导机制较著名的观点有托宾的Q值效应和莫迪格利亚尼的财富效应。
1.Q值效应。托宾的Q理论是一种股票价格和投资之间相互关联的理论,Q是指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的重置成本之比,当Q>1时,企业就会选择投资。企业的市场价值主要受股价影响,而资产的重置成本由技术因素决定,在一定时期内被认为是稳定的。
所以,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影响Q值变动的主要因素,当股价Ps上升时,Q值就增大,从而有效带动企业投资支出。当货币供应量Ms增加时,公众实际持有的货币量多于意愿持有货币量,货币的边际效用降低,持币的机会成本增加,这时公众将通过资产选择将部分货币转换成非货币金融资产。
资本市场发展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简单表示为:Ms+Ps+Q+I+Y+
实践也表明,在中国,股票价格明显受到货币资金供应的影响,当货币供应量增加,股市的资金面就变得充足,投资到股市的资金就增加,股市就上涨。货币政策对中国股票价格有较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过于单一,银行贷款占了很大比例,央行收缩信贷规模就会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投资者理性预期下,势必会使股价下挫。
2.财富效应。
莫迪格利亚尼从消费途径的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量变化通过影响金融资产价格而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其基本原理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下降,企业的资本成本就下降,金融资产如股票的价格就会上升,所以人们的金融财富(FR)就增加。基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金融资产增值带来的财富增加就增加了人一生的财富量(LR),所以人们就增加当前的消费,从而推动产出增加。用流程式表示为:
Ms+r,Ps+FR+LR+C+Y+股价上升带来名义财富的增加会对随后的几个月的消费产生轻微的财富效应,之后随着股票的被套迫使广大投资者减少消费,其幅度要大于前期的财富效应的作用。
二、货币政策兼顾资本市场发展是否必要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也使得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受到了挑战。
面对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资产价格的频繁波动,我国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是否应该把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控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11央行应该调控金融资产价格。
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货币政策应当关注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银行信贷资金与股票的相互结合、相互转化,会带来银行资金安全性的问题,股市虚拟资本的膨胀及泡沫的破灭也会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所导致的长期经济衰退,就是由于中央银行未能关注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
资本市场持续的泡沫时间愈长,它爆破后对实体经济的损害就越严重。金融资产价格高度的波动性将在更大范围内引起金融与经济的不稳定。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剧跌意味着个人和企业财富的急剧减少,严重动摇人们的消费信心。由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急剧下跌所引起的通货紧缩是真正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暴跌还会使银行抵押品价值缩水而使银行陷入财务危机之中,这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
21央行应将长期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无需关注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的短期变动。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
随着资本市场对经济影响的增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绝不能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照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
如果货币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货币当局会托市,就会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漠不关心,无法对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约束,促使其改善经营;上市公司不关心广大股民的利益,唯一关心的就是通过增资扩股“圈”钱。
这种行为会使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都受到损害。
货币政策干预资产价格的波动,引导资金流向,最终是为了拉动投资、增加需求、刺激消费、实现经济增长。从实际情况看,货币当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使得货币流入资本市场,但并未真正启动股市的“财富效应”。也就是说,全社会大量资金流向资本市场后,很大部分资金会在资本市场沉淀而难以进入商品市场,即使在股市存在较大风险的情形下,资金也不会完全撤出股市,只要资金不进入消费市场,最终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有效需求。因此货币政策干预资本市场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最终目标。
31正确的做法: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时,对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应关注但不盯住。
近年来,资本市场的股价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由于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核心,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制定和决策的金融当局,应密切关注股市变动,在进行货币政策执行和操作时要考虑股票市场这一重要因素。
目前,突出地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关注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但不能把它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决定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对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应关注而不盯住。
应该看到,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参与股票交易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有客观必然性,但若因其价格虚高,引起社会资金流入过多,则会影响到对实体经济的投入。而若扩大货币供应量来满足股票交易所需,则会引发社会信用过度膨胀,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由于股票价格波动经常
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晴雨表”,因此,目前金融资产价格还不宜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的目标。
目前,应该将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视野,作为辅助的监测指标,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市场走向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判断,进而实施必要的调控,但却不能因此认为股价变化应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之一。
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而言,着眼点仍应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和货币需求量分析、判断,应致力于稳定价格水平和维持经济最大持续增长。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保持关注,是因为资产价格波动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只有当资本资产价格的波动影响产出和预期通货膨胀率时,货币政策才应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出手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汪红驹1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05-231
2.于洪波1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1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5-11
物价的持续下跌和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低于潜在的增长水平,说明通货紧缩仍是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其趋势仍在发展:
1.GDP增长率呈不断下降趋势
我国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8年的7.8%。1998年下半年,依靠财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仍然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同时低于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
1999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达到7.6%,其中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3%,二季度GDP增长降为7.1%。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趋势明显,若不及时采取有力的启动政策,完成今年GDP增长率7%的目标仍有一定困难。
2.各类物价水平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趋势依旧
到1999年8月,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连续23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个月负增长,反映经济景气的生产资料价格购进指数也连续35个月负增长。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从第一季度的-2.9%和-1.4%进一步下跌为-3.2%和-1.8%,尽管近来这两个指数均有程度不同的回升,但回升幅度十分有限。
3.消费需求不旺,增长乏力
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仅为6.8%,1999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为6.4%。比1985-1997年间平均17.7%的增长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说明物价的下降并没有相应带来商品销售额的增长。
4.农产品收购价格剧烈下降幅度大,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199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就全面大幅度下跌为-4.5%,199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0.8%,两年累计下降了12.1个百分点,等于农民生产等量的农产品而货币收入却下降了12%。农村居民消费持续下降,1998年农村居民以69.6%的人口,只购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8.9%,1999年第一季度有下降为38.5%,而占人口30.4%的城镇居民,却购买了另外61%以上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过大。
5.外贸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外需严重不足
1999年上半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580亿美元,同比增长4.4%,其中出口830亿美元,下降4.6%;进口750亿美元,增长16.6%;顺差80亿美元。此外,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194亿美元,下降19.9%;实际利用外资186亿美元,下降9.2%,预示着吸收利用外资和扩大出口的难度进一步加剧,外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减弱。
6.基础货币投放下降,实际货币供给不足,货币流动性比率降低
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下降,货币供应趋紧。1998年末,基础货币余额为29108.7亿元,仅比上年末增加29.2亿元;到今年3月份,基金货币余额降为28314.9亿元,比年初下降793.8亿元;6月末,基础货币余额降为28042.7亿元,比三月末下降272.2亿元,比年初下降1066亿元。
在基础货币下降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仍保持小幅增长,其增长量约为基础货币运用余额减少造成的货币供应的收缩量。也就说,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M2在小幅增加的同时,货币流动性比率(即M1与M2之比,即全社会货币供应中,用于居民消费、企业生产和投资的那部分货币占整个货币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97年6月货币流动性比率为37.5%,1998年6月下降为35.7%,到1999年6月进一步下降为34.86%。造成货币流动性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近两年企业投资活动不积极,流动资金减少,以及居民消费欲望不强。由于企业资金趋紧,投资意愿下降,1999年前4个月企业存款下降355亿元,其中,活期存款下降842亿元,定期存款却增加了487亿元。
根据西方学者的实证分析,货币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8.考虑到我国正在经历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弹性应该更大一些。据国内学者对1979年以来的实证分析,我国的这一弹性应为2.3左右。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货币数量应该增加2.3%。以1998年经济增长7.8%为例,货币数量应增长17.94%,而我国1998年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0、M1、M2的增长分别为10.09%、11.85%和14.84%,都远低于17.94%的水平。因此,就近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国基础货币的增加速度太低,货币供给不足。
明年应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
通货紧缩使实际利率上升,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投资意愿减弱,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断加深的通货紧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此,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政策衔接起来。
进一步缓解通货紧缩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仍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政策取向。实行这一政策取向的问题是,从货币政策方面看,政策传导机制障碍影响了基础货币的放量,也使利率政策作用不明显,新的货币需求不旺也从另一个角度抑制了货币供给。因此,放量基础货币、扩大货币需求,在传导机制障碍短期难以解决、利率政策不明显的条件下,基础货币放量须寻找新的途径,同时,从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看,提高非政府投资收益率是创造新的货币需求的关键。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作为长期政策使用,发债空间有限,发债空间欧盟国家债务负担率不高于60%,1999年我国债务负担率约为12.5%,西方国家宏观税率平均在45%以上,我国约在12%,说明财政的偿债能力约为西方国家的1/3弱,1/4强,因此,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低线为15%,最高不能超过20%。
我国目前大约有3万亿的隐性债务(估算),未来几年将部分体现为政府的显性债务,如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损失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缺口等,最终都要由财政来承担。
依据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当债务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当期的债务发行是对未来增加的税收收入的提前支付),当期的债务发行,必然导致未来年度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否则,财政将发生支付危机。因此,必须考虑灵活运用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明年财政货币政策具体思路
1、货币政策方面:
1)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核心问题是解决货币传导机制障碍。将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与信贷安全作为刚性考核指标,解决不讲效益,只求安全的问题。
>2)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一步调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在当前已经扩大商业银行存货差和增加低成本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将存款准备金降为零利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扩大贷款投放和其他形式的资产运用,防止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套取利息。同时,将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目前的8%再下调到5%。
3)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不仅要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继续推进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改革措施,还必须注意防止出现政策和导向上的极端化倾向。如果金融机构单纯追求防范风险而不积极进行投资和贷款,整个宏观经济必然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乃至经济风险。因此,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应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发展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各种类型的非国有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以分散国家的金融风险,拓展中小企业的筹资渠道。
4)积极培育金融市场,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发育,加快货币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为统一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票据市场创造条件,促进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放开票据贴现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票据贴现业务,加大再贴现的规模,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运用中票据持有的比例,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2、财政政策方面:
1)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调整支出结构
建议2000年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增加1000亿元左右,主要考虑拉动GDP的增长与阻止物价水平的下滑。
调整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在增加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应该考虑将部分财政资金用于能够直接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领域。包括增加经常性预算支出,增加职工收入以促进居民消费。特别要将增加的预算资金优先用于扶持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力争使5000万贫困人口提前脱贫;加强政府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由财政拨出部分资金用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鼓励居民多消费而少储蓄;同时,可考虑将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清理企业间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以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特别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带动民间投资等方面的作用,放大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通过有效地利用财政贴息、财政担保和财政参股等手段,充分吸纳和引导社会资金,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依靠非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支撑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为迎接中国加入WTO的挑战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2)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弥补财政赤字有多种途径,其中,债务融资和货币融资是通常使用的方法。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预算法》不允许采用货币融资法,可考虑继续采取债务融资方式,但中央银行必须大力拓展公开市场业务。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财政部向商业银行发行低息或无息短期国债,由中央银行通过国债市场当天等额购入,迫使中央银行释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做虽然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但财政赤字扩大仍然体现在债务规模扩张上,形成政府债务负担。
此外,采用何种方法弥补财政赤字,应在精确计算推动通货膨胀增长幅度的基础上确定。对控制通货膨胀总的考虑是,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连动,使物价指数由目前负增长,提高到明年的正增长。鉴于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沉重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若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8%,一般不超过9%的情况,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应是可行的。
3)“轻徭薄赋”,稳定宏观税率
为保证财政各项政策的协调一致,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保持目前宏观税率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源开拓才能有利地支撑税收的增加。同时,继续清理乱收费现象和推进费税改革,减轻企业与居民负担,支持经济增长。
4)社会保障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举
当前或今后一段时期内,无论是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还是从经济增长等方面来看,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无法支持消费的快速增长。扩大消费的唯一方式是将居民储蓄变为当期消费。这就要求我们在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政府机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体制和医疗制度改革的同时,尽快建立和健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采取诸如对无房老职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补偿、偿还政府对老职工劳动保障的隐性负债,补足欠发的职工工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薪金等方式,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实行这一政策,应贯彻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当前刺激内需的重点尤其要放在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上。同时,在供给方面,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发挥财政、信贷乃至民间资金“投资”带动“投劳”的作用,以增加就业,扩大需求。
5)将刺激内需和外需结合起来
继续坚定不移的实行各项鼓励和扩大出口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口信贷、出口担保和不断扩大出口企业经营自等,尽快扭转出口下滑的趋势,在努力扩大内需的同时,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有四个重要角色:(1)中央银行;(2)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及信用社;(3)资金供给者;(4)资金需求者。在这四大角色中,每个角色又由无数个体所组成,每个个体在不同时点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从数理角度来分析,四大角色具有多种行为模式组合,而且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各种组合模式又会相互替代,具有多重均衡的特点,不可能找到最优均衡点,在多重均衡的运行过程中,往往潜伏巨大的制度变迁风险,原因在于每个个体追逐单个利益的理性行动很有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后果。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它决定了金融风险与货币政策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二)金融风险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
货币政策的真正实施,通常要求在货币工具、操作目标、中期目标或指标变量以及最终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扰乱金融体系,会影响这些关系。当一个银行体系越来越资不抵债(即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操作目标(如利率)、中间目标(如货币或信贷总量)和政策目标(如稳定物价)之间的联系就会改变。也就是说,金融风险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当金融风险程度越来越高时,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的正常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例如通过货币供应和利率来传导货币政策,会受到银行流动性不足或资不抵债的影响(有问题银行的风险表现),因为这些银行不能根据货币政策措施调整储备或贷款,还会降低对利率反应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不会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的银行是不能靠它们来传导利率变化的。
在那些有风险的银行体系中,各种货币工具被用来执行货币政策时均会受到不稳健银行亦即有问题银行的极大影响。例如,货币市场不会拆借资金给不稳健的银行用来弥补准备金的不足,由此造成的市场分化会进一步阻碍央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管理,最终扰乱金融市场的运行。而货币政策正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的,当银行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银行无法依靠时,同业拆借市场会发出极端的信号,或迅速瓦解。
当银行体系不稳健时,通过公开市场来进行流动性管理也会受挫。在公开市场央行售出其持有的证券来降低信贷扩张,可是该影响会被高风险的借款人对利率的非弹性需求而减弱,他们会提出更高的利率来谋求同额贷款。当银行极为脆弱时,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会变得不对称,货币政策的放松比紧缩容易。
市场力量脆弱的银行体系,尤其是那些国有银行为主的体系,传导政策效率相对较低。在金融风险高的银行体系中,信贷供应不会受资本或利率的限制,因为银行为了创造收益而可能无视风险因素。当银行允许借款人将应该支付的利息资本化(即以贷收息,将应收的贷款利息转为新贷款的本金),或当借款人根本就不打算归还贷款时,信贷需求和银行贷款对利率变得不太敏感。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普遍存在信用观念淡薄,赖帐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地地道道的道德风险,目前的债转股工作要谨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会放大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体制,放松银根的宽松政策可以提高银行的盈利,但是当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可能会很难调整经营策略。因为尽管稳健的银行会有足够的灵活性资产来调整流动性状况,但银根突然抽紧会在不稳健的银行中引发流动性危机。经验表明,放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给银行带来好处,但是长久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扰乱银行的经营,侵蚀银行资本的真实价值,导致银行出现有问题贷款,形成风险。
用来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也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没有运行良好的“最后贷款人”的信贷便利,会打乱支付系统的正常运转;通过抛售资产增强流动性会使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变得资不抵债;信贷或利率控制会迫使银行过多的持有不产生利润的准备金;限制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会导致银行中介功能的丧失,减小银行的客户基础和盈利水平。法定准备金不能按市场利率获取利息,实际上是对银行体系征收的一种税。例如,我国以前的存款准备金率(加上备付金率)高达18%-23%。国家一边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一边又采取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被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所抵消,同时削弱了银行的获利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严重的金融风险会损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完全失效。同时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又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导致银行出现问题,放大金融风险。
二、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的支撑与抑制
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化解金融风险,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确保货币政策的实施。
金融监管作为一种不同于政府宏观调控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介于自由市场和法律之间的特殊的政府管制行为,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特征:(1)有效管理和控制货币供给,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保证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以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在稳定性;(3)保护存款者利益,约束债务人行为,以维持正常的信用秩序;(4)改善金融体系中资金流动的微观和宏观效率,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平。
金融监管有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之分。积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正面引导所实现的市场控制;而消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各种偏离行为进行限制所实现的市场控制。当前应改变金融监管的传统做法,变单一的“消极监管”为“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并举的监管模式。要实现积极监管首先要对金融机构进行主动道德化过程;其次是正确地进行市场协调;最后是对社会公德进行影响。也就是由以前的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转变为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行为进行表扬、奖励,由处罚变为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树立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道德观念。同时帮助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增强其内部控制的能力。通过央行的正确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培育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为货币政策的良好实施提供先决条件。
然而,监管法规缺陷、监管宽容以及监管时机选择不当和过于严厉的监管都会导致金融机构要么肆意妄为,要么死气沉沉、缺少金融创新的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增加货币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监管法规缺陷和监管宽容问题可以从许多国家找到例证。更为可怕的是,与二者相伴随的往往是银行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失灵。阿根廷在1980-1982年银行危机期间,金融法规框架的调整滞后于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审慎管理规定比较全面,但监管机构缺乏适应金融业发展变化的应变能力。监管者检查的是规定是否得到执行,而不是检查贷款的质量,在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几年就停止了现场稽核检查,而且缺少有问题银行市场退出的机制。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监管宽容问题。对监管当局来讲,在银行出现危机(如支付危机、资不抵债)以后,往往采取一种“等等看”的态度,希望困难是暂时的,没有对金融体系产生严重威胁,而且认为问题自身会得到解决或者将问题掩盖下来直到其他人接任。结果是监管当局对采取有争议的行动非常审慎,好大喜功和缺乏可靠性,可能会造成对问题的推倭、拖延和掩盖。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已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美国和日本的监管当局变得更关心[
其监管工作的荣誉和不出现明显问题,而不是解决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它消除了存款人潜在敦促银行采取正确行动的压力。而推迟处理有问题银行的行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有问题银行可能会采取风险更大的做法,如高息揽存、高风险投资等,它不仅会最终增加解决问题的成本,而且使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载体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变得困难甚至导致货币政策失灵。
监管时机选择不当也会对被监管对象特别是银行机构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这里可以从法国、日本和中国找到例证。法国虽然金融法律、规定和实施权力都很充分,而且监管当局(银行委员会)也拥有所需的权威、技能和管理资源,但在监管的时效性上存在问题。监管者早在1991年就了解里昂信贷银行的问题,但在1993年第一次援救工作之前没有披露任何情况,而是继续听之任之,以至于在1995年需要进行第二次援救工作。其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对里昂信贷银行实施有效监管,而是默许其迅速发展和持有高风险的不动产以及贷款集中于少数几个大的借款人身上。日本进入1990年代以后,泡沫经济崩溃,银行的巨额房地产贷款变成了不良资产。1992年,银行不良资产高达20万亿日元。但在1993年,日本银行机构有能力处理全部不良资产。因为日本银行机构持有大量的1955年左右陆续买进的低价格股票,尽管此时股票价格下跌,但银行仍有庞大的帐外利润。如果此时抛出这些股票,用以冲销不良资产,就不会出现1995年银行陆续倒闭事件。但是,银行担心公开不良资产问题会降低银行信用,也害怕因此而被追究经营者的责任。作为监管当局日本大藏省也担心银行丧失信用,造成存款外流,引起金融体系崩溃,因此而承担全部责任,故此也抱着侥幸心理,一再拖延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1998年,日本又有三家大银行破产,金融秩序濒临崩溃。从中国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为配合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进行债转股的实施工作,1999年下半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信贷质量、贷款投向、贷款利率的全面检查,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在监管时机选择上值得商榷。因为信贷质量检查与央行启动内需、增加信贷投放的货币政策的出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信贷质量检查使得处于“信贷权利与责任不对称、收益与风险不对称”机制下的商业银行信贷人员更为谨慎,他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发放贷款,以免因此遭受经济和行政处罚,这无疑加剧了我国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其结果是央行货币政策难以贯彻落实,这就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灵。
三、强化金融监管,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尽快创立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相结合、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
1.建立金融评先制度。其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该地区的金融机构参加该活动,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评选出合规经营、发展态势良好、获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予以表扬,并在业务与机构发展方面给与一定的鼓励措施。
2.建立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制度。该制度的参与者是各地区央行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该地区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人员包括人事部门、机构管理部门和稽核检查部门的负责人。具体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监管部门组织,当地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于每季度初召开一次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实施此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1)将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与其自身的内部控制相结合,使两种力量形成合力,更加有利于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2)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沟通交流信息,解决金融监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交流感情,融洽彼此的关系,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3.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试制度。该制度的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员是要获得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考试合格后,这些人员才能获得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才能到金融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
4.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报告制度。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后应按照以下内容要求,以书面报告并签名盖章的形式向当地央行监管部门报告:一是要求各行在收到央行关于被审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批复十日内,将被审查对象职务聘任的文件报送给当地央行监管部门;二是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资格审查上任后,2个月内就其分管事项从“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三个方面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当地央行监管部门。通过实行该制度,控制金融机构擅自变更各级负责人的现象,便于对金融机构的违规情况划清责任,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跟踪监管。该制度的突出功能在于防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
至于消极监管,它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传统方式,其制度基础主要是一些金融法律法规,例如《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机构管理规定》、《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当然,这些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二)适当鼓励金融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创新是为了逃避或者绕过金融法规的限制和监管当局的监管,可以说是与金融监管相矛盾的。但是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如此重要,监管当局应适当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并促使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与积极监管相适应。
1.金融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健全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央行的监管行为。对待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原则上要持宽容态度,不搞事后追究。对于法律所禁止的事项坚决不能违反,违反了就按照违法违规来处理;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禁止的事项,可以允许金融机构进行操作,监管部门不要对其作违规处罚。但是金融创新必须在注意风险防范的基础上进行。
2.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必须大于其新增成本,这样的金融创新才能充满活力,才能由单个金融机构内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转为整个金融系统的诱制性制度变迁,从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产生“正外部性”(即收益外溢)。
3.鼓励金融创新的目的在于最终为我国银行业由分离银行制向全能银行制过渡作准备。目前要特别鼓励银行业进行中间业务的创新。
(三)解决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就是金融合约的不同当事人不能拥有相同信息的事实。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金融体系产生重要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解决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具体措施是:(l)健全金融法规体系,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交易活动严加惩处,尤其对提供虚假信息牟利的交易者严惩,净化金融市场环境,理顺金融市场秩序。(2)将金融机构会计标准与国际接轨,使会计信息能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必须坚持客观、严谨、审慎的原则,必须能真实、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潜在风险。(3)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促使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同时也可以减少“内部人控制”现象。(4)加强会计、审计、企业信用评级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借用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强化金融监管。(5)加大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现场监管力度,注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监管,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给予严惩,提高违法违规经营的成本。(6)采取相应措施消除或减少银企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包括:银行贷款专业化,签订限制性契约,与企业保持长期联系,向企[
业提供贷款承诺,办理抵押和补偿余额,对企业进行信用配给等。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行,可以有效地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四大信息不对称问题:(1)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金融机构与存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4)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构筑有问题金融机构特别是有问题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