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教学语言数学化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数理逻辑逐步融入经济分析中，经济学不断数学化。对学生而言，当鲜活生动的经济现实被描述为复杂而抽象的数学符号时，例如货币供求函数，尤其对于那些文科学生而言，《货币银行学》便变成了一门冰冷的课程，学习愈发枯燥乏味。且教师总在教学中板书许多公式，进一步削弱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

（二）教学内容理论化

《货币银行学》主要研究货币流通和金融体系运行一般规律，以及两者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一些教师由于缺乏该领域的实践经验，教学内容主要基于自身对理论的理解和研究，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只是简单照本宣科，或者照搬发达国家市场的经典案例，与我国实际市场情况脱节，从而无法达到使学生深刻理解理论的目的，当然也就难以培养学生应用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手段机械化

现在的《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绝大多数教师都比较偏重教材内容的教学，平铺直叙地讲解理论知识。就算进行案例分析，也是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忽略案例中问题的实际性和复杂性。这一方面会使学生对理论学习的价值产生困惑，从而导致部分同学失去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培养其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四）考核方式单一化

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货币银行学》的考核方式主要为期末考试。然而，其是一门经济学理论和实际应用结合紧密的课程，金融经济现象的情况负责多变，答案也千变万化。因此，该课程需要通过考核评定学生理论基础的扎实程度和对金融经济现象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不是如数学等学科那样通过单纯的计算题的唯一标准答案直观获得学习成绩，从而评判教学效果和学生能力。

二、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由于《货币银行学》课程的特征，因此在现代教学设计中，应该以坚持以“应用能力”为培养目的，充分利用各类教学资源进行实践教学，使教学内容源于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力求教学中充满趣味性、教育性、针对性、实用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方式的目的。基于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分别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构建《货币银行学》的实践教学模式。第一，教学内容应该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增加大量的各类实训模拟课程，并将实训成果在专题讨论课上进行分析点评。第二，通过互动性和双向性的教学活动，力求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除案例教学外，增加视频教学、实地教学和项目教学，以丰富的形式吸引学生。第三，本课程在考核过程中避免期末一张试卷决定学生学习成绩的现象，坚持学期初到学期末的过程化考核体系。通过“复合式、全程型、多元化”考核方式，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和真实学习过程的考核。

（一）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首先，在选择合适教材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特征有侧重地教学。目前，国内各高校货币银行学选用的教材大多在重点内容和理论体系上如出一辙。然而，不同专业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本课程的定位存在一些偏差，因此，如果简单地采用引进版或者名校版，然后单一地照本宣科，就忽视了专业的特殊性。例如国际贸易专业，其货币银行教材应该在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外汇，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资本等方面的内容；而财务管理专业则可忽略这块内容，重视利率、贴现等内容。其次，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将课程内容划分为几个板块，不断强调课程体系，使学生明白所学知识之间的关系，达到知识体系完整的目的。另一方面，教师对于关键概念和核心理论等，需要就知识的难易程度设计分层次的、逐步深入的问题，引导积极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在理解内容的同时，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次，在原有的基本的教学内容中，结合专业特征，开设一系列实训模拟课程，包括书面训练和实地训练。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进行以《货币银行学》为理论基础，以Excel为操作平台，以外贸业务为主线的实训模拟。又或者由教师提供材料和问题，要求学生到银行实地学习，促使其通过实地学习和分析，读懂汇率牌价表，了解外汇汇兑业务，达到把知识转化为实际分析能力的目的。最后，将实训模拟课程的分析报告在专题讨论课上进行分析和讨论。专题讨论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培养学生探究与发现金融问题的能力、思辨金融政策合理性能力及金融决策能力。这种课程在实现本课程教学目标的同时，也将助于提高学生的辨析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

（二）教学方法的开放性

1.案例教学

第一，设专门的案例分析课。绝大多数的教师都将案例分析穿插在某些理论之后，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实证。然而，这样的案例分析都是简单地生强硬套理论，草草地将案例中的某个问题进行分析，学生只能依葫芦画瓢，无法使学生达到理论应用于实际的目的。专门的案例分析课是将案例通过前面课堂上的一系列理论综合分析，引导学生主动、全面地思考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第二，选择本土化的案例。首先，案例教学一定要选择与现实贴近、学生能直观认识的真实案例，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其次，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发达国家的案例与我国情况相差甚远。最后，要在本国的案例中尽可能选择典型的案例，即具有启发性、实践性的案例，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第三，坚持案例分析的应用性。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学生围绕该案例的主题，全方位启发学生思索、探讨，借助多元表征加深学生的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理论教学中的概念和原理，进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案例分析和讨论过程中，首先应阅读案例并归纳出案例的要点，然后根据教师设计的各种问题进行质疑、讨论，形成不同观点、见解和解决方案，最后从这些备选方案中选出最合适或最佳方案。

2.视频教学

视频教学法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形象的画面、文字和声音等视听信息，将理论形象化、生动化。第一，视频所包含的信息远比教师在同样时间内传递的信息多，大大增加了课堂教学容量。第二，视频所展示的画面、文字和声音等视听信息，比教师单纯用语言表达更易使学生记忆、掌握，有利于让学生接受地理知识。第三，视频可以穿越时空，向学生展现更加真实和直观的信息，从而更容易阐述概念。视频的教学效果有时要好于教师的语言，尤其在新知识的引入这一环节使用视频教学，通过感性的背景知识，让学生完成良好的感知任务。以《中央银行》章节为例，在新课一开始，播放CCTV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货币”，从1825年英国的经济危机开始讲述中央银行的起源，从视频中一一找出中央银行产生的四个客观原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导演”的角色，学生通过教师的指令进行活动，从而自然地进入到新的知识点的学习过程中。因此，视频教学的关键是悬念导入。“疑”是学习的起点，当学生面临问题需要新知识寻找答案时，才会进行积极的学习活动。因此，在视频播放之前，教师应该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有意使学生暂时处于困惑状态，使学生积极地揭开“谜底”。这不但能吸引学生积极投入课堂，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

3.实地教学

实地教学法是一种现场教学法和自主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即以现场为中心，以现场实物为对象，以学生活动为主体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不但能吸引学生兴趣，而且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例如，要求学生去某家银行，借以换汇的机会理解外汇牌价表上现汇买入价和现钞买入价的差异。

4.项目教学

项目教学是一种综合模拟训练，即将课堂的理论知识综合应用于一个虚拟课题，要求学生组队完成。在项目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将课题中所涉及的专业知识重新回顾一遍，并简单介绍其中将会出现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法。在课题的完成过程中，学生需要从设计到实验，再调整，最后得出结论并撰写课题报告。本文提到的实训模拟中所举的“以Excel为操作平台，以外贸业务为主线进行实训模拟”，即项目教学。项目教学法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以自主学习的方式寻找答案，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考核方式多元性

多元化的考核就是以过程考核为主，结合期末笔试得到综合的、合理的成绩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在多元化的考核中，教师可以将理论教学、实训教学和专题讨论三者合而为一，即在理论教学中通过课堂笔记、课后习题及期末笔试等方式考查学生是否掌握；在实训教学和专题讨论中，通过报告和课堂发言来考查学生是否理解。这些方式不仅体现学生参与结果，而且充分反映学生整个参与的过程。在学期结束时，可以采取小组成员互相打分的形式，评价学生在团队合作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三、结语

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第3篇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给各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反思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学术界和政治界将部分谴责落在了货币政策上，认为美国2002年以来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政策）刺激了证券化信贷产品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积聚，激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信贷标准，不断提高经营杠杆并过度承担风险，并最终影响金融稳定。基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这一关系，Borio and Zhu（2008）首次在其工作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该渠道指出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容忍度，从而影响金融机构的贷款定价和投资决策，并最终影响金融稳定。风险承担渠道理论揭示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一种常常被人忽视的关系，即一个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也许不利于金融稳定，因为它会激励银行等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

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占主导地位。那么这样一条货币政策传导的新渠道在我国是否存在？如果确实存在，那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方向又是怎么样的？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整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并利用我国2004年-2013年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以及宏观经济数据实证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以期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设计提供一定的建议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理论研究综述

Thakor（1996）较早从理论方面开始探究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银行贷款和政府债券之间的投资收益差额决定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数量和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影响程度。若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政府债券收益下降程度大于银行贷款收益，则银行会偏好增加资产组合中贷款的比重。Rajan（2005）也指出较低的利率环境是银行热衷于高风险项目行为的根本原因。这些结论都暗示了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结论并没有引起当时学术界和货币当局的重视。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才得到关注。Borio and Zhu（2008）第一次提出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概念，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风险容忍度。关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内在传导机制，不同学者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归纳了风险承担渠道四种传导机制：（1）估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Adrian and Shin（2009）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推升资产价格以及企业贷款抵押品价格、降低企业财务费用、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进而影响银行企业经营和违约概率的估计，使得银行在筛选投资项目或贷款监督时提高风险容忍度、放松信贷标准、增持高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承担水平提高。（2）追逐利益机制。Rajan（2005）提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得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迅速下降（相比其他资产收益率），而出于货币幻觉或者长期契约等原因，投资者的目标收益率是“粘性”的。因此，银行更加偏好通过提高投资组合中高风险资产的比重来达到目标收益率，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的风险。（3）竞争机制。Rajan（2005）还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缩小了银行的利差收入。此时信贷市场上会出现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银行会放松信贷标准，风险承担水平也因此提高。（4）保险机制。Borio and Zhu（2008）认为在经济萧条或遭受巨大冲击时，银行预期政策当局实施宽松的政策或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因此依旧进行风险投资，风险承担水平上升。

（二）实证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银行信贷标准的视角检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Jiménez and Peydrò（2009）利用1984-2006年来自西班牙的个人季度贷款数据检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他们的研究发现低利率从短期来说减少了未偿还贷款的利息负担，降低了其违约概率，但从中期来看，长期扩张的货币政策使银行对抵押品估值过高并对市场盲目乐观，在逐利动机下银行通过降低信贷标准承担更多的风险。Ioannidou等（2009）运用相似的方法对1999-2003年玻利维亚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持续下降，银行倾向于向拥有不良贷款记录或信用等级较低的借款者发放贷款。第二类是从银行资产负债表风险出发研究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Altunbas等（2011）收集了15个欧盟国家和美国的1100家银行的数据，运用预期违约概率（EDF）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证实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Delis and Kouretas（2011）研究西欧国家2001-2008年的数据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发现银行的资本水平较低，货币政策对其影响更大。

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发现，目前我国学者主要关注对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如贾炳汉（2004）研究了货币渠道在我国的有效性，指出利率传导渠道在我国目前是失效的，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占主要地位。目前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文献屈指可数。张宝，张强（2011）最早从风险承担渠道的起源，风险承担渠道的理论机制和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三个角度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谭中、粟芳（2011）利用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市场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有效的市场约束都能够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且短期的货币政策效果要强于长期。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并证实货币政策调整对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显著影响。而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实证文献较少。

首先，银行风险承担的滞后一期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行为确实具有延续性。每一期银行经营中形成的风险都不是独立的，会影响后一期甚至后几期银行风险承担。这些风险通过不断累积最终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银行风险承担的这种动态延续性使得风险变得更难控制。

其次，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R）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RD）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负，都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更高的破产风险。这验证了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另外，从货币政策两种带来变量的系数上可知，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系数绝对值为0.0019，大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的系数绝对值0.0002，说明每单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要大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也就是说我国风险承担渠道下，价格型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强于数量型工具。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还可以发现：从银行微观特征变量来看，银行规模大小、平均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风险承担均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且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水平越小。这可能是因为规模越大的银行由于受到了更为严格的业务管制造成经营保守，或者其本身具有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风险承担水平较低；资本越充足的银行风险资本占比越低，破产风险也越低；盈利能力较差的银行出于逐利动机而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人均GDP增长率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说明宏观经济较好时银行预期未来经济形势较好，银行风险容忍度增强，银行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该结果反映了银行风险的顺周期性。银行业竞争指标CR4与银行风险承担变量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我国银行业垄断程度越强，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越低。

五、结论和建议

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运用2010～2013 年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回归方法，对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流通中的现金之间存在稳定的、单向的、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与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另外，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可知，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保持稳定或者略微增加时，能够促进流通中的现金保持稳定，有利于中国现阶段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

关键词 信贷规模；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基金项目】本文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学“泰山学者”建设工程、金融产业优化与区域金融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胡晓艳，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财经系讲师，会计师；张延良，山东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金融投融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银行信贷的存量和增量也在不断增加。2012年全国人民币贷款总额增加了8.20万亿元，同比增加了7320 亿元，其中住房贷款总额增加了2052 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总额增加了5.66万亿元。银行信贷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因此，在现阶段研究银行信贷中的人民币信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对于央行如何判断和把握货币政策的“松”“紧”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着重研究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本文收集了2010 年1 月～2013 年8 月的月度数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经研究发现，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流通中的现金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关系是正向的，而与狭义的货币供应量、广义的货币供应量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现阶段，央行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知，维持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稳定或者略微增加，有利于促进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一是通过新的视角，即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反映了银行信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新意。二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有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结论，即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保持稳定或者略微增加，有利于促进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了变量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第五部分介绍了数据的来源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第六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Bernanke & Blinder （1990）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研究银行信贷状况，认为由于银行对贷款申请人的筛选，导致中央银行降低准备金规模，进而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这就间接地说明了货币政策是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传导的。Kashyap & Stein(1995)在研究中指出，银行信贷渠道在满足“价格调整非完全刚性、银行负责一部分企业的外部融资、银行的信贷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货币当局的控制”三个条件时是有效的。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银行信贷渠道是存在的，并且会对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影响。Cecchetti （1999） 基于美日欧的数据，对商业银行的货币传导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信贷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 而且是正相关。Kishan & Opiela （2000） 通过对13042家银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信贷规模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灵敏度不同。Van den Heuvel（2001） 也在研究中得出相同的结论。Tanaka （2002，2003）在利率函数的静态模型研究中指出，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影响。Aikman& Vlieghe （2004） 在研究中，通过分别建立银行与企业、银行与储户之间的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模型，分析比较了无银行信贷约束的经济和有银行信贷约束的经济对不利冲击的反应。因此得出结论，银行信贷渠道确实是存在的，并且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但是，Hume & Sen?tence （2009） 在研究中指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全球的银行信贷高峰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波动没有影响，当然也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没有什么影响。

国外学者已经对银行信贷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成果，而国内的研究大部分还只是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在少数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是信贷渠道。王振山等（2000） 通过对中国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的结论。李斌（2001） 通过对中国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信贷总量与货币总量间接相关的结论。朱庆（2005） 在研究中指出，信贷渠道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作用更明显。周孟亮和李明贤（2006） 通过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认为信贷渠道依然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并且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索颜峰和范从来（2007） 通过对中国银行部门近12 年资产负债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银行资产组合能够为信贷观点提供充足的证据。赵振全等（2007） 在研究中发现，信贷市场的状况对经济波动影响巨大，中国明显存在着金融加速器效应。陆前进和卢庆杰（2008） 认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完备，所以货币政策只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商业银行。李连发和辛晓岱（2012） 通过对中国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信贷总量与存款准备金率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郭家新（2013） 在对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变和信贷规模控制的研究中指出，在信贷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将被打断。刘书祥和吴昊天（2013） 在研究中指出，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着明显的银行信贷渠道效应。

从以上对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银行信贷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利用2010年以来的月度数据，从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对货币政策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

三、理论分析

货币政策通过相关工具开始启动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即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内外学者公认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信贷渠道，具体包括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此渠道是从银行信贷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另一个是货币渠道，具体包括汇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利率渠道。

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不协调等历史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是银行信贷渠道，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间接金融市场。中国资本市场总体上来说起步晚、发展慢，银行信贷在融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过大，而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所进行的直接融资所占份额过小，而且这种现象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从2010年起，银行信贷在融资中的比重就没有低过3/4。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金融制度，贷款几乎成为中小企业惟一的筹措资金的方式，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直接融资的途径，贷款难一直制约着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相对比，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资本市场，但是其融资方式主要还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从1970年开始，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总额占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的比重就没有低过60%；同期新发行的公司债券中，直接融资的比重还不足5%。由此可见，间接融资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地实现利率市场化等客观原因，货币传导渠道并不是很有效。以利率传导渠道为例，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中国的企业对利率并不敏感，尤其是对中长期贷款的敏感性更低。其原因一是大量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前财务敏感性极差，基本只受预算约束的影响；二是所有的贷款全部按照央行提出的基准利率来执行，导致利率的期限结构不合理。再以资产价格渠道为例，其严重地受托宾Q不显著和财富效应的影响，原因一是股票市场波动过大，普通散户很难在股票市场中获得收益；二是股票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手段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现阶段的中国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由于资产抵押和利率管制的存在，使得货币传导渠道间接地成为银行信贷传导渠道。现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金融市场并未完全开放，金融管制制约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活动。在利率水平不高时，对正规金融的需求很强烈，此时信贷规模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将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紧密联系起来，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间接地影响了银行信贷规模。这说明抵押资产的存在强化了银行信贷传导渠道的作用。

综上所述，银行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本文将从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的视角，来分析银行信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四、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为了深入理解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 变量选取

1.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本文选取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作为变量，首先是因为这个变量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度最高，这是中小型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的根本所在；其次是因为人民币信贷总额能够直接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最后是因为中资银行会更多地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因此本文对此变量的选择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货币供应量。按照我国货币当局对外的数据，将货币供应量分为三个层次：流通中的现金、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本文将分别探讨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三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以便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二） 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使用协整回归的分析方法探讨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因为JJ(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Johansen 等,1990；Johansen,1991)比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更加稳健，所以下文中的协整检验方法利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J协整检验。因此相关的VECM 模型（误差修正模型） 如下：

DlnCRt=α1lnCRt-1+βlnM0t-1+C

DlnM0t=α2lnCRt-1+βlnM0t-1+C

我们主要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所以模型中没有考虑短期因素。其中，下标t表示时间，CR表示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M0表示流通中的现金，在模型中将CR和M0做了对数化处理，C表示常数项。参数α表示调整速度，与参数α相乘的括号内的方程表示长期均衡关系。当α的值显著时，解释变量才能成为因变量的Granger因子。

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其他两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模型同上。

五、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年报》《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网站pbc.gov.cn公布的数据和Wind资讯数据库。为了尽可能地增加样本数量，本文选取了2010年1月～2013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了降低数据的波动幅度，我们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为了分析方便，对上述调整后的相关变量进行定义，流通中的现金的对数表示为lnM0，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对数表示为lnM1，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对数表示为lnM2，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的对数表示为lnCR。上述各从新定义变量的一阶差分项， 分别记作DlnTR、DlnM0、DlnM1、DlnM2。表1 描述了lnCR、lnM0、lnM1、lnM2、DlnCR、DlnM0、DlnM1、DlnM2 的统计性质。

lnCR、lnM0、lnM1、lnM2 的关系由图1 给出，其相应的增长率参见图2和图3。从图1可以粗略地判断，lnCR、lnM0、lnM1、lnM2均显得不平稳。从图2 和图3 可以看出，DlnCR、DlnM0、DlnM1、DlnM2 都显得比较平稳，lnCR 可能分别与后三列数据存在一阶协整关系。

六、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单位根检验

由于lnCR、lnM0、lnM1 和lnM2 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必须先检验这些变量的平稳性，表2列出了ADF的检验值、检验“存在单位根”这一原假设时相应的p 值以及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显示，lnCR、lnM0、lnM1及lnM2均不平稳，其相应的一阶差分DlnCR、DlnM0、DlnM1及DlnM2都是平稳的。这说明lnCR、lnM0、lnM1 及lnM2 均为同阶单整I（1），因此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二） 协整分析

表3分别对lnCR与lnM0、lnCR与lnM1、lnCR与lnM2在2010～2013年间的月度数据协整关系结果进行了列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对流通中的现金有单向的因果关系，但是与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在2010～2013年间，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只对流通中的现金产生影响，并且影响是正向的，但是流通中的现金对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并没有影响。

（三） 脉冲反应函数

图4是2010～2013年间的lnCR对lnM0的正交脉冲反应函数图，即一个单位的lnCR冲击对lnM0的长期动态影响；图5是2010～2013年间的lnCR对lnM0的累积正交脉冲反应函数图，即一个单位的lnCR冲击对lnM0的累积长期动态影响。反应期限设定为20 个月，使用乔利斯基分解(Choleskyde-composition)方法计算正交残差。从图4可以看到，第一个月一个单位的lnCR的上升将立刻引起后续lnM0的接近0.014单位的上升，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lnM0的上升幅度减小，直到5个月后lnM0的上升稳定在大约0.004单位左右。从图5可以看到，第一个月一个单位的lnCR的上升将引起后续累积的lnM0持续稳定地上升，只是初期的上升幅度较大。这说明从长期来看，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对流通中的现金有长期而持久的正影响。

（四） 相关检验

1.检验lnCR与lnM0之间协整方程的稳定性，基于协整关系残差的ADF检验。残差的ADF检验统计量为-4.055，检验p值为0.0011，因此协整方程是平稳的。

2.检验lnTR与lnM0之间协整个数的设定是否合理，如表4和图6所示，协整个数设定合理。3.检验残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残差的正态性检验没有通过，不过JJ方法具有鲁棒性，对非正态性分布的残差也同样适用（Gonzalo，1994）。

4.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对模型残差1阶滞后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不能拒绝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这说明所做的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是合理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协整回归方法，对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流通中的现金之间存在稳定的、单向的、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第二，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综上所述，说明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仅对流通中的现金有正向的拉动关系。因此，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流通中的现金流，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当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时，基础货币的投放将通过银行信贷渠道成倍扩大，银行的贷款倾向随名义汇率和利率的上升而放大，此时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得到了加强；而当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由于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将得到反向加强。因此，中国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扩大了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金融体系就需要为实体经济做好服务，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可知，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保持稳定或者略微增加时，能够促进流通中的现金保持稳定，有利于央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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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货币政策；风险维度；非对称性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2-0094-04

一、引 言

当经济跌宕起伏时，货币当局通常采取线性的相机抉择模式，即经济低谷时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避免盲目扩张导致风险积聚。然而这种线性调控模式忽略了不同货币环境下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敏感程度的差异，这导致相同规模的货币政策调整幅度在宽松与紧缩货币环境下的效力是不对等的，如果采取简单的线性{控模式，难免削弱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甚至会加大经济波动的幅度，加剧系统性风险。

Cover（1992）首次提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他认为紧缩货币政策对产出有显著影响，而宽松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不大[1]。随后大量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产出传导非对称机制展开讨论。Thoma（1994），Weise（1999），刘金全等（2009）均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对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有显著影响[2-4]，黄先开等（2000）实证结果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与西方国家的情形相反[5]。

随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的不断发展，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内涵由纵向至横向不断拓展。在区域层面上，McAdam、Morgan（2001），Mojon、Peersman（2001）发现同样的货币政策冲击（ 短期利率变动一个百分点） 对不同国家产出和物价的作用效果是不一样的[6-7]。申俊喜等（2011）采用中国31个省域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区域异质性[8]。在行业层面上，戴金平、金永军（2006）发现房地产行业受货币政策的冲击最大，批发贸易零售业几乎不受贷款利率的影响。曹永琴（2011）发现受货币供给冲击的影响最大的是钢铁行业，最小的是家具行业。在企业层面上，Gertler、Gilchrist（1994），肖争艳（2013）认为货币政策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小企业的作用比对大企业的作用大[9-10]。张西征，刘志远（2011）认为货币政策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信用级别的公司存在较复杂的非对称性冲击[11]。

次贷危机的爆发唤起了学术界对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效应的思考，学者们纷纷从银行层面证明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Delis，Kouretas（2011）发现银行自有资本越充足，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越弱[12]。Dell'Ariccia（2014）也认为当银行资本结构固定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依赖于银行的杠杆水平，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在利率下降时增加风险，而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则会降低风险[13]。在我国，于一、何维达（2011）研究表明资本充足率高、收入多元化的银行更重视信贷质量，但却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偏好，在宽松货币政策下表现更为激进[14]。徐明东、陈学彬（2012）发现规模大小以及资本充足程度会影响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非对称程 度[15]。张雪兰、何德旭（2012）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引发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从而加剧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16]。刘晓欣、王飞（2013）也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存在非对称传导效应，货币政策对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对大型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17]。然而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最终对象是企业，而不是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银行，将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才能更好的诠释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机理。林朝颖等（2015）从企业角度论证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但没有针对不同货币环境展开更深入的分析[18]。

综上所述，在产出维度上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的研究较为丰富，货币政策传导的纵向与横向非对称性均得到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风险维度上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的研究较为有限，且多数从银行层面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鲜有文献从货币政策的最终作用对象即微观企业风险承担角度探讨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本研究以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非对称影响，为货币政策选择提供企业风险维度的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传统货币政策传导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与“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性决定了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非对称性。银行信贷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考察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而资产负债表渠道则从企业角度考察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19]。

从银行间接渠道来看，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的风险容忍度上升，信贷意愿增强，监督企业的动机减弱，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反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下降（Borio and Zhu，2008[20]；Jiménez et al.，2008[21]）。徐明东、陈学彬（2012）实证研究发现扩张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强于紧缩货币政策的约束作用[15]。银行是风险传导的中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意味着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风险传导同样也存在非对称性。在宽松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因此宽松货币环境下银行信贷门槛的降低幅度大于紧缩货币环境下银行信贷门槛的提升幅度，而银行的信贷门槛将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信贷门槛降低幅度越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幅度也越高。

从企业直接渠道来看，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可抵押资产的价值，改善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Gertler， Gilchrist，1994[9]），从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另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提高了人们的风险偏好[23]，从主观上增强了企业风险承担的动机。主客观因素相互叠加，增强了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在风险维度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宽松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与变量选择

为了从风险维度检验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本文在John等（2008）[24] ，Delis and Kouretas（2011）[12]变量选取的基础上，采用犹面板门限模型描述货币政策风险维度传导的非对称性。具体如下：

Riskit=β0Riski，t-1+β1MitI（Mit≤γ）+β2MitI（Mit>γ）+

α′Xit+μi+εit （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Riskit表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Mit表示货币政策，既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也是门限变量；Xit表示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文献（Coles等，2006[25]；John等，2008[24]；Low，2009[26]；Bargeron等，2010[27]；Faccio等，2011[28]），常用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度量指标主要有企业股票收益的波动率、R&D支出以及观测时段内ROA的波动率。由于股票收益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R&D支出与行业特性密切相关，以其衡量所有企业的风险承担不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采用John等（2008）[24]、Faccio等（2011）[28]的方法度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取当年与未来四年（第t，t+1，t+2，t+3，t+4年）作为一个观测时段，以滚动的方法计算经行业均值调整后ROA五年的波动率来反映第t年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该指标考虑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对企业盈利影响的递延性，能比较客观反映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由于贷款利率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本文选取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Interest）度量货币政策。近年来央行增加了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频率，仅2015年就调整了5次存款准备金率，因此本文选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ate）作为货币政策的另一变量。货币政策越宽松，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Interest）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ate）越低，反之越高。

我们还控制了如下变量：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erag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经营期限（Age）、盈利水平（Roa）、股权集中度（Concent）、国有股东持股比例（Property）。为避免异常值，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处理。

本文感兴趣的是参数β1与β2的符号与大小。如果与显著为负且β1>β2，说明货币政策对企业具有风险传导效应，而且在Mit≤γ的宽松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Mit>γ的紧缩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

（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3～2015年1 008家上市公司年度数据，研究货币政策风险维度的非对称传导效应。由于本文研究重点是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因此剔除金融企业。ST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因此也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源于Csmar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首先选取利率作为模型估计的变量与门限变量，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传导是否具有非对称性，检验结果发现利率的门限值为0.0695，F统计量为192.966，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至少存在一个门限值。双门限模型的F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门限值的个数小于2，因此建立单门限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当利率较低时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风险传导系数的绝对值（29.6072）大于利率较高时风险传导系数的绝对值（27.1860），说明在宽松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下的风险传导效应。

其次选取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与门限变量，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传导是否具有非对称性，结果发现存款准备金率的门限值为0.1374，F统计量为180.054，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至少存在一个门限值。双门限模型的F值不显著，因此建立单门限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当存款准备金率较低时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时的风险传导效应，即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具有非对称性。

最后比较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两种货币政策工具风险传导的差异。利率对企业风险传导非对称系数为1.09（即-29.6072/-27.1860），存款准备金率对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系数为1.50（即-7.5170/-4.9987），因此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在风险传导效应的绝对值上小于利率，但是在对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方面却强于利率。

五、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根据Faccio（2011）[28]的方法采用五年内（当年与未来五年）ROA极值差异测度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依然存在。其次在观测时段选取上，根据Boubakri等（2011）[30]的方法重新定义四年为一个观测时段，同样采取滚动的方法测度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实证检验结果也不存在实质性改变。

六、结论与启示

现有文献主要从产出维度论证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本文从风险维度出发证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宽松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效应。第二，在不同货币环境下，准备金率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较强，利率的非对称性较弱。

由此得出以下启示：首先，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促进经济量上增长的同时也须关注微观主体风险承担对经济产出质的影响。央行可根据不同货币环境下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敏感度的差异选择合理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宽松环境下可选择风险传导效应较弱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率），在紧缩货币环境下可选择风险传导效应较强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其次，从历年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看，存款准备金率不论在调整频率还是平均调整幅度上均超过利率，因此我国目前仍然是采取数量型为主的调控模式。而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的数量型工具在不同货币环境下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较强，因此在宏观调控时应保持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组合，避免企业在宽松货币环境下的过度风险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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