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从全球经济来说，人民币汇率的适当升值并非是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唯一救命稻草，国际社会也完全没必要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我国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变通的渠道流入我国的趋势并未逆转。结果使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打了折扣，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与预期目标不相匹配。由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为了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性，有必要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一、通过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的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独立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相对稳定的汇率三者不可兼得，即存在所谓“不可能三角”关系。我国奉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条件下的基本稳定。事实上，汇率管理有余，浮动有限，汇率较为稳定，使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累积，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在寻求规避本国风险，追逐国际套利机会的背景之下，更是窥歔中国。我国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变通的渠道流入我国的趋势并未逆转。

二、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不会改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从比较优势理论看来，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工业化进程中建立了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低成本，虽然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在内的生产要素成本正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形成上下游垂直产业关联关系，这与横向产业格局下辖依靠价格竞争情形有所不同，决定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因为汇率适当变动以及国内生产成本有所上升而发生根本逆转。也就是说，汇率变动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不大，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国际产业竞争力格局，反而会改变提高我国的贸易条件，对中国有利，更何况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汇率本身的必然升值。

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货币替代 人民币 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

货币替代指一国居民在对本币货币币值稳定的信心不足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出现的大规模货币兑换现象，从而导致外币在储藏职能、交易媒介职能以及计价标准等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姜波克，1999）。国外学者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需求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模型对货币替代进行了实证研究。Michael D.Bordo（1982）首先提出“货币需求的边际效应理论”并认为居民持有货币的目的在于交易和支付的便利性，个人则通过持有合理的本外币数量从而获得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Marc A.Miles（1986）构建模型对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的货币替代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Manfred（1993）通过“汇率放大效应”假说对货币替代所导致的汇率调整路径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国内部分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货币替代现象进行研究：如巴曙松在分析货币替代的价格传导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的基础上，强调货币替代应该作为汇率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方显仓（2001）以货币需求的资产选择理论为基础，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并发现：在弹性价格前提下货币替代具有显著的汇率扩张效应，而在粘性价格情况下货币替代则具有汇率的迟钝效应；卜亚（2006）基于货币替代的“免行动区间”理论和货币替代的汇率效应理论研究认为：存在货币替代情况的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当局要逐渐为汇率的市场化机制创造条件，要逐步放松汇率的管制扩大汇率浮动范围、选择灵活的汇率制度；胡景芸（2003）则通过选择经常账户收支、年平均汇率、消费物价指数、国内外利率差异及制度性因素作为自变量、货币替代程度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影响中国货币替代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易亚红（2007）将货币替代变量加入货币分析法以后证实了货币替代影响汇率的结论。

关于货币替代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及西方学者对个别国家货币替代的实证研究，而关于人民币替代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则相对滞后。影响一国货币替代的因素有许多，本文将从经济增长水平（国民收入水平）、通货膨胀率、人民币收益水平和汇率水平等方面研究影响货币替代的因素及效果。

影响人民币替代的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增长水平直接决定了一国国民收入水平，并反映了该国居民所拥有的财富水平以及全社会的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经济增长水平好国民收入水平越高，该国的进出口贸易的规模、投资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也就越高，各国对该国未来经济的良好预期会导致该国货币获得升值的预期，则该国货币发生货币替代的概率就会降低。因此，综合以上考虑，货币替代率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通货膨胀率。在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公众对本国货币存在贬值预期时以外币替代本国货币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国内物价上涨、本币购买力下降、本币会发生贬值，本国居民则会增持外币资产。而当一种货币的币值较稳定时，无论是从国际货币的价值储藏还是计价角度来讲，都会受到其他国家较大的偏好。国内的高通胀率会影响该币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所以，货币替代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汇率风险水平。名义汇率大幅波动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市场参与者因汇率变化导致的转化成本以及信息成本，从而影响该币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人们都愿持有汇率相对稳定的货币从而避免由汇率波动而产生的不确定性风险与交易风险。目前，我国汇率形成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汇率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央行对汇率的预期，这种主观预期是建立在宏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之上。外汇管理体制与我国居民对汇率的预期因素使得我国的名义汇率水平和真实汇率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公众认为人民币币值当前被高估，便会对人民币的未来趋势产生贬值预期，进而减少持有人民币的数量；若认为人民币汇率当前被低估，便会预期人民币将升值，从而增加持有本币。综合以上考虑，货币替代率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人民币收益率。利率既是生息货币资产的收益率同时也是不生息货币资产的时间价值，即现金货币的机会成本。如果是只分析不生息的现金货币资产的替代时，利息则是以持有货币机会成本的形式出现。本国货币利率水平上升时，公众会增加本国货币的持有量；反之，公众会增加外国货币的持有量。无论公众是持有本币还是外币，都是以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最小化为目的。如果只分析生息货币资产的替代状况时，利率就会成为持有货币资产的综合收益率。当外币利率水平较高时，公众则增持外币，本币利率水平较高时，公众会增持本币。综合以上因素，货币替代率与本、外币收益率有关（实质上货币替代率与本、外币收益率之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中国货币替代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1.指标选择。货币替代：货币替代的衡量指标有绝对量与相对量两种，绝对量指标忽视了本国居民在外国金融体系的外币存款及国内流通中的外币现金， 没有考虑到这一部分外币资产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低估了货币替代程度， 一般采用相对量指标衡量货币替代程度（用SUB来表示），SUB=Fd/（Fd+M2）：Fd代表国内金融体系中的外币存款；M2为本国广义货币供应量；Ff为本国居民在国外的外币存款；经济增长水平：本文以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水平的衡量指标（用GDP来表示）；通货膨胀率：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汇率波动风险：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波动作为为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的衡量指标（用V来表示）；人民币收益率：用人民币存款利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收益率的替代指标（用R来表示）。

2.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5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共25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汇率水平变化的特殊性）。广义货币供应量M2、本国居民在国外的外币存款、人民币利率水平R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经济增长水平（GDP）和通货膨胀率（CPI）等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为减轻数据的变动幅度和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得到对数化之后的时间序列数据，因为对数据取对数可以消除其异方差性，且不改变时序数据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所有的实证分析均借助于Eviews6.0完成。

（二）实证检验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由于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有一定趋势性即大多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在传统的回归分析中可能会出现伪回归。因此在做相关数据回归之前，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各变量水平值及其一阶差分值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显示：LnSUB、LnGDP、LnCPI、LnV、LnR均为非平稳序列，但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变量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且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LnSUB 、LnGDP、LnCPI、LnV、LnR均为I（1）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和协整方程。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并给出协整方程。通过上面单位根检验结果我们知道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即满足建立协整方程的条件。由于涉及多变量，因此我们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以此来考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汇率风险、利率水平和货币替代率之间的协整关系，这里我们选择有截距无趋势的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运用Eviews6.0对LnSUB、LnGDP、LnCPI、LnV、LnR进行回归得到协整方程（系数下面括号数字为t统计量）：

由协整方程可得 ：货币替代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成负相关关系，1%的经济增长能导致货币替代程度下降1.5645%；货币替代程度与通货膨胀率成正相关关系，CPI上升1%会导致货币替代程度下降4.7901%；货币替代程度与汇率波动率以及人民币收益率的关系分别呈正相关性与负相关性，但二者的系数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一，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可知：决定我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水平与国内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货币替代率的降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则会导致人民币替代率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会增强人们对未来人民币的信心、居民会产生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就会增加本币而减持外币，替代程度下降；通货膨胀对货币替代的影响则刚好相反，国内通货膨胀率上升则导致人民币未来贬值的预期，人们就会多持有外币而减少对人民币的持有，货币替代增强，而且通过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对通货膨胀与货币替代的正向作用最大。第二，根据理论分析可知，汇率波动及人民币收益率对人民币替代率的影响应该具有一定影响，但从实证结果看：汇率波动及人民币率对人民币替代率影响的系数都很小（分别为0.4069、-0.2981），而且系数均没有通过t检验。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很低、汇率制度导致汇率波动幅度过于狭窄有关。

因此，本文认为应：第一，在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方面是要保持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水平上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保持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增强人们对人民币信心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要转变经济模式，尤其是要加快中国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二，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导致货币替代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增强本国公众的信心，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市场化利率有利于全面提高本国货币的竞争力。我国在上个世纪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物价水平波动，都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因此，要密切关注物价水平波动，使其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第三，逐步提升人民币实际收益水平。提升人民币实际收益水平并维持其稳定性有助于强化人们持有人民币的动机。因此，应该继续加大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要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稳步增强人民币实际收益水平；同时，应该维持汇率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适当的利率政策可以改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本国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继续增强国内利率水平低于国外利率水平的境况，从而提高本国货币相对于外国货币的吸引力，减少货币替代程度。

参考文献：

1.姜波克等.货币替代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巴曙松，吴博.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对货币替代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08（30）

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弹性价格货币模型 人民币汇率 实证分析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汇率的波动变得频繁且剧烈。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呈现出与股票等资产的价格相同的特点,例如变动非常频繁、波幅很大而且受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很大等等,这启发人们把汇率看成一种资产价格。

一、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简述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一国金融市场供求存量失衡后,市场均衡不仅可以通过国内商品市场的调整来恢复,在各国资产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条件下,还能通过国外(金融)资产市场的调整来恢复。汇率作为两国资产的相对价格,其变动有助于资产市场恢复均衡,消除资产市场的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弹性价格货币模型是现代汇率理论中最早建立、最基础的汇率决定模型。其基本思想就是,汇率水平主要由货币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而并非由商品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1、模型的假设前提

稳定的货币需求方程,即货币需求同某些经济变量存在着稳定的关系;购买力平价成立;总供给曲线垂直,即产出与价格水平不相关;资本在各国间完全自由流动;商品价格具有完全弹性,即当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将引起价格水平迅速调整,而利率和实际国民收入与货币供给无关;本国资产和外国资产可以完全替代,两国利率为内生变量。

2、模型的基本形式

(lnet+1)及三组长期因素:两国相对实际收入lny?鄢-lny、相对利息率lni?鄢-lni和相对货币供给量lnMs-就短期因素来看,当人们预期本币贬值,即et+1增大,会导致货币需求增加和公共支出的减少,进而引起本国价格水平下降,由于购买力平价短期成立,因此,价格水平的下降会带来本国货币升值。因此,预期本币贬值,即汇率Et(lnet+1)增大,会引起当期本币升值,即e减小。就长期因素来看:第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本国国民收入y增加,会导致货币需求增加和公共支出减少。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由于货币供给没有相应增加,支出减少使本国价格水平下降,因购买力平价成立,本币升值。即本国国民收入增加,导致汇率减小,本币升值。第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本国利率i增加,会导致货币需求减少和公共支出增加,导致本国价格水平提高,因购买力平价成立,价格水平的提高会引起汇率增大、本币贬值,即本国利率增加时,会引起汇率增大、本币贬值。第三,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本国货币供给量Ms增加,导致公共支出增加,进而引起本国价格水平提高,因购买力平价成立,价格水平的提高会引起汇率升高,本币贬值。即本国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汇率增大,本币贬值。

3、模型的缺陷

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缺陷主要在其两个基本假定:其一,购买力平价。因为购买力平价在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一般不成立。其二,货币需求函数。许多研究显示,西方国家的货币需求极不稳定,以收入和利率为基础的需求函数不能全面反映实际的货币需求变化。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选取

本文通过中美两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对象是弹性价格货币模型中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影响的三个长期因素,即中美两国相对国民收入(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代替国民收入),中美两国相对利率和中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检验这三个长期因素对中美汇率的影响是否符合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结论。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技术,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lne=c+?琢(lny?鄢-lny)+?茁(lni?鄢-lni)+?酌(lnMs-lnMs?鄢)+?着,?着为随机扰动项。然后使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因果分析,进一步检验数据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美联储官方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世界统计年鉴,选取2005年7月到2009年6月47个月的GDP、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数据,美国利率使用联邦基金每月最后一日的利率,中国利率选取每月底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汇率使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GDP月度数据使用季度数据的平均数。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两国GDP,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数据比值取自然对数。带?鄢号数据为美国的,得到相对GDPlny?鄢-lny,相对利率lni?鄢-lni和相对货币供给量lnMs-lnMs?鄢,再对汇率取自然对数,得到lne。

三、基于中美汇率的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实证检验

使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3.1对lne,lny?鄢-lny,lni?鄢-lni和lnMs-lnMs?鄢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得到有常数项和没有常数项的OLS回归结果,最后使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进行补充检验。

1、有常数项的OLS回归

根据回归结果R2=0.916,说明模型拟合较好,中美两国的相对GDP对汇率的影响是正向的,相对利率对汇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是反向的。该回归结果与理论并不完全相符,只有两国相对GDP对汇率的影响与理论相同,中国GDP增加或美国GDP减少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降,即人民币相对升值,美元相对贬值。而两国相对利率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都与理论相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下降,人民币相对升值,美元相对贬值;中国的货币供给量上升也会导致汇率下降,人民币相对升值。而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则认为本国利率和本国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即本国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都会导致汇率上升,本币贬值。

三个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分别为1.889,2.803和-8.515,可以看出,lny?鄢-lny在置信度高于95%时不能拒绝H0∶?琢=0,H1∶?琢>0的假设,但在置信度90%时可以拒绝该假设,因此中美两国相对GDP对汇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而lni?鄢-lni和lnMs-

lnMs?鄢在置信度95%时分别可以拒绝?茁=0和?酌=0的假设,即两国相对利率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存在显著影响。而该模型的F统计量为159.55,即在95%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假设?琢=?茁=?酌=0,也就是说,lny?鄢-lny,lni?鄢-lni和lnMs-lnMs?鄢对lne有显著的联合影响。

2、无常数项的OLS回归

传统的弹性价格货币模型中没有常数项,因此我们再做一个无常数项的回归分析,建立模型lne=?琢(lny?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两国的相对GDP,相对利率以及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其中相对GDP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符合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结论,即中国GDP减少或者美国GDP增加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增加或美国货币供给量减少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但是中美两国的相对利率对汇率的影响与模型的结论并不一致,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当中国利率下降或美国利率上升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

三个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分别为0.597,11.23和31.60,可以看出,lny?鄢-lny不能拒绝H0∶?琢=0,H1∶?琢≠0的假设,因此两国相对GDP对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lni?鄢-lni和lnMs-lnMs?鄢在置信度95%时分别可以拒绝?茁=0和?酌=0的假设,即两国相对利率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存在显著性影响。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见表3。由检验结果可知,两国利率之比的自然对数和汇率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两国相对GDP和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因果影响并不显著。

四、结论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GDP、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对汇率有显著的联合影响。中美两国GDP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影响在有常数项和无常数项的模型中均与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结论相符,两国的货币供给量在无常数项模型中也与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相符,而利率对汇率的影响却与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结论相悖。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利率上升或美国利率下降会引起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这一结果虽然与现代货币学派的观点相左,但是却支持了凯恩斯主义关于汇率的利率平价说理论和国际收支说。

导致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不符的原因可能有:数据不够准确,如本文利用的月度GDP是季度GDP的平均数,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美数据的差异,文章中使用的美国数据都是经过季节调整的,而中国的数据并没有经过季节调整,导致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代替国民收入,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现实情况与模型假设并不相符,比如现实中购买力平价理论并不成立,人民币资产与美元资产也不能完全替代,现实的货币需求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并不稳定;弹性价格货币模型本身也不完全准确,在利率对汇率的影响这个问题上,现代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持有相反的观点。不过,就现实情况来看,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本国利率上升会引起本币升值的观点更符合现实。比如中国面对2007年年底的通货膨胀时,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通胀的方案遇到困难,正是因为当时美联储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降息措施,如果中国提高利率会导致中美利率出现倒挂,人民币会面临更严峻的升值压力,进而拖累中国的对外贸易。

【参考文献】

[1]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 保罗・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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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冯用富． 我国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N?． 经济学消息报，1999－12－31（2）．

〔2〕郑 辉． 有关人民币汇率安排?J?． 上海经济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国际金融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汇储备；基础货币；协整

      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外汇储备变动已成为国内金融政策和对外金融政策的连接点,成为反映本外币政策冲突的关键性政策指标之一,也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自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稳定增长，出现了国际收支结构非对称性的双顺差。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攀升造成的外汇占款问题已影响到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对维系币值稳定和控制通胀水平都产生了很大压力。因此，研究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影响，探讨相关的政策建议和解决途径，关系到我国货币市场及金融秩序的稳定。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外汇储备对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揭示外汇储备及其变动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探讨了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供给影响的理论基础和影响路径；第二部分为外汇储备对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给出了实证分析的结论以及从中获得的启示。

一、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供应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20世纪60年代前,经济学家大都将货币供给量视为中央银行可加以绝对控制的外生变量,凯恩斯就认为货币是外生变量,中央银行可以决定基础货币的水平,而货币供给又是基础货币的稳定函数,因此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所决定。6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的政策意愿,而是取决于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1977)则认为货币是内生性特征。后凯恩斯学派的格利和托宾从金融创新和货币乘数等角度说明了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和不可控性。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要分析外汇储备变动是否是引起基础货币变动的前提。

基础货币（Monetary Base）也称为高能货币（High-power Money），是具有货币扩张或收缩能力的货币，是货币供应量形成的基础。基础货币为流动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和存款货币银行保有的存款准备金（准备存款与现金库存）之和，基础货币直接表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表示为：MB=C+R。

根据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说,在假定一国货币需求函数为一长期稳定函数的前提下,开放经济中一国基础货币由两个途径产生,即国内信贷(用D表示)和国际储备(主要是外汇储备,用F表示),则有:

MB=D+F

其中,D表示中央银行国内信贷,包括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对国家财政的透支和贷款以及一些财政性质的贷款以及其他以放款、证券投资等形式进行货币投放的项目;F表示中央银行国外净资产,即国家的外汇储备。而货币供给M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于是有:

M=m·(D+F)

其中,m为货币乘数,m·D为国内货币供应量, m·F为由外汇储备波动引致的货币供应量。

由上述关系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汇储备变动是货币供给量变动的重要渠道,因而贸易余额和资本流动通过影响外汇储备会对货币供给产生冲击；其次,外汇储备占款是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资产,具有高能货币的性质,通过乘数效应对货币供给产生成倍的放大作用。可见,中央银行通过收购外汇,同时投放基础货币的行为影响基础货币,由此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产生内在的逻辑联系。

一般情况下，只有当中央银行收购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时，才成为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动力，而并不是所有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上升都会导致基础货币的扩张。当外汇占款造成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时，如果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不大，也很容易通过收缩国内信贷等方式进行冲销操作，以抵消货币扩张效应。我国自1994年以来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除境外机构和投资者持有的外汇可以在指定银行开设现汇账户外，国内企事业单位所得外汇收入必须按当日外汇牌价卖给指定银行，而外汇指定银行由于受外汇头寸的限制，多余头寸需要在外汇市场上再出售给中央银行，实际上中央银行成为了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唯一的做市商。虽然2003年允许中资企业在指定银行开设外汇结算账户，但也仅只能保持在一定的限额之内。

这种以强制结售汇制以及资本与金融项目的管制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是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增加的制度性原因，也是根本性的原因。其造成的结果是：外汇储备被动地集中到国家手中，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引起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银行和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持有的外汇由于政策的制约具有刚性，没有同步增长，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与民间持有外汇所占外汇总量比例的差距日益增大。随着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并向国家集中，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冲销操作维持合理货币供应量的余地越来越小，外汇占款增加引起的基础货币增加的压力转化为基础货币的现实增加，并导致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本文对我国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关系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种传导机制的基础之上的。

二、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影响的实证检验

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检验以基础货币(MB)为因变量。在自变量的选择方面,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来看,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主要为外汇占款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而外汇占款主要是受外汇储备的影响,这在本文理论部分已有论述,因而将外汇储备(eF)作为自变量之一。

除此之外,货币当局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受再贴现利率(RR)的影响。而从基础货币的定义可知,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和准备金组成,因而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LRR)的影响。为了保证模型的完整性,也将这些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

2. 实证分析

首先采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次进行协整检验，最后因果关系检验，均通过，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可以用OLS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得到LNMB和LNEF、LRR、RR之间的长期关系方程为：

LNMB= 7.20120 + 0.3244524*LNEF + 0.05275847*LRR - 0.04825578*RR   (3.1)    45.19      18.56         15.42           -4.6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2=0.993124  D.W=1.68   F=1636.866   T=38

由 回归方程的参数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D.W.=1. 68略微偏低，说明残差序列可能存在着自相关性。对模型进行一、二阶LM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模型不存在一、二阶自相关。LM和其他残差检验结果见表1。各项检验都表明，模型统计性质良好，残差符合正态分布，且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表1 模型诊断结果 检验

LM1

LM2

 

正态性检验

White检验

（不带交叉项）

White检验（带交叉项）

F统计值

0.589092

0.589092

2.232411

1.004626

0.582076

P值

0.4482

0.1794

0.327520

0.4026

0.8003

通过对2001年至2010年季度数据的检验可以看到，我国的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模型（3.1）是对这种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数学描述。从各自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都可以看出,在长期中,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最大的,基础货币对外汇储备的敏感程度明显强于其它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模型中由于EF与MB均进行了对数处理，回归系数0.3244524是FE对MB的弹性系数，即EF每增加1%，MB相应增加0.3244524%，这表明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十分明显。这充分映证了前文的理论论述:在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政策和外汇管理体制下,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动对基础货币的投放有显著影响,增强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迅速增长,必然给基础货币调控制带来巨大压力。此外,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虽然具有显著性,但从系数来看,影响程度很小。这也从另一方面论证了随着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影响的增强,基础货币更多地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形成及其影响作用过于集中,甚至是比较被动的运用,使得其它调控基础货币中国内信贷工具的作用不大,从而增强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客观地讲,这样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是不利的,因为外汇占款的运用限制了其它政策工具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有可能会降低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有效性。

三、结论和启示

利用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可得以下重要启示:

1. 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汇储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基础货币就同方向变动0.324个百分点。外汇储备是货币乘数的格兰杰原因(显著性为0.0326)。这一结论符合中国外汇体制现状:  政府结售汇，通过外汇占款影响基础货币。 而在现实经济中,外汇储备的变动是由国际收支状况影响的,这就加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调控的难度,给开放经济下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带来压力。

基于这种影响,在我国目前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形势下,需要通过调节国际收支、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以及发展公开市场操作等新的冲销手段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国际收支失衡是通过现行的外汇形成制度对基础货币产生影响的。如果现行的外汇形成制度不改变，这种传导途径就会一直存在，中央银行也就会一直处于购买外汇，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流动性，然后再通过冲销操作回收流动性这一困局之中。因此只有对我国目前的外汇形成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2. 根据格兰杰检验，准备金率与基础货币的联动性非常高，准备金率的变动是基础货币发生变动的显著原因。但根据模型3.1可知，准备金率的变动使基础货币变动的比例很小，准备金率提高1%（绝对变动），基础货币仅变动0.053。因此准备金率虽然是影响基础货币的一个重要变量，但影响力不大，如果过于依靠这一个工具，达不到货币政策的既定效果。而过高的准备金率将不利于我国的银行系统，会带来一些难以控制的副作用。

近两年来，为了收紧流动性，央行频繁的提高准备金率，变动次数多，幅度也非常大。与欧美国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17%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严重偏高。据统计，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法定准备率为3%、德国为5%、日本为2%、英国为0.5%，在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有些国家甚至已经取消了法定准备金制度。尽管具体国情不同，但是我国的金融业已经日渐开放，并且越来越国际化。从长远来看，偏高的法定准备金率会让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状态，不利于促使银行主动寻找资金投向，参与市场竞争。

另外，一种政策从开始实施到产生结果，中间会有时滞，准备金率也是如此。在前期政策效果还没有显现之前，就盲目地加大政策力度，往往会造成政策适用过度，本来想对经济降温，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却导致经济降温过渡，抑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