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文范文第1篇
近年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已经成为分析通货膨胀动态的主要工具。Taylor(1980)[12]和Calvo(1983)[13]首先在交错价格调整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用以描述通货膨胀动态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虽然新凯恩斯曲线具有良好的微观基础,但该模型是纯前瞻性模型,并不包含后顾性成分,无法反映通货膨胀持久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Wood-ford(2003)[14]提出的包含内在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模型作为研究的基本模型。该模型在Calvo(1983)交错价格调整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允许再定价过程中对上期价格进行部分的指数化,将通货膨胀持久性引入到模型中来。Woodford(2003)表明在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下,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形式。式(3)中,λ≥0为产出缺口所占权重,反映了货币当局对产出缺口的重视程度。式(3)在形式上同传统分析中经常使用的福利函数非常类似。不同的是,它具有明确的微观基础。Woodford(2003)等证明,这个福利标准来自于对基于家庭效用的福利函数的二次近似。货币当局通过控制名义利率使得上述损失函数达到最小。货币政策的动态优化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行为方程(式2)的约束下,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路径以最小化货币当局的损失函数。
二、通货膨胀持久性的不确定性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相机抉择的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持久性问题。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进行任何承诺,货币当局很难精确地操控人们的预期,所以在解决最优化问题的时候,将个人部门的预期看做是给定的。由于不存在内生的状态变量,所以动态最优货币政策问题可以简单化为静态最优化问题。每一期中央银行选择πt和xt来最小化如下的当期损失函数。下面考虑通货膨胀持久性的估计误差参数δ三种不同的取值情况。第一种情况,δ=0,即ρ̑=ρ,货币当局准确地估计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此时相机抉择下货币政策最优解简化为完美的马尔可夫均衡。第二种情况,δ>0,即ρ̑>ρ,货币当局高估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这意味着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权衡恶化,货币当局为了使通货膨胀返回其均衡水平需要付出更大的产出成本。第三种情况,δ<0,即ρ̑<ρ,货币当局低估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这表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权衡改善(相对于前两种情况),通货膨胀波动降低。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上述的分析结果,接下来考察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的非条件方差,方差可以表示为。通过以上分析,一个问题自然产生。当货币当局错误感知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应该如何降低通货膨胀波动。当ρ̑=ρ时,马尔可夫均衡解表明相机抉择的最优货币政策对于稳定通货膨胀的作用较小,而对于稳定产出的作用较大。原因是货币当局不能对未来货币政策做出可信的承诺,进而不能稳定通货预期以及通货膨胀。因此,低估通货膨胀持久性情况下,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行为将具有承诺的特性。换句话说,低估通货膨胀持久性情况下,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行为将弥补通货膨胀持久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即使存在通货膨胀持久性,货币当局依然假定通货膨胀持久性为0。此时不存在滞后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最小。
三、结论
货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货币经济学分支启示
1导言
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便成为经济学界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2“BFH体系”
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
布莱克(1970)是提出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采用“思想实验”的办法,设想如果实行一种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则社会的支付体系将不存在任何外在货币,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货币将不存在”,支付将以五种方式进行:直接物物交换;以普通股票为交换媒介;以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经“银行”确认的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纯粹的银行负债为交换媒介。布莱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分离货币职能的论点。
法马(1980)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账来实现财富转移的账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的。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
尽管布莱克与法马都赞同自由放任的支付体系,但他们主要还是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构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现有制度的本质特性。
霍尔则当真把建构竞争性支付体系作为自己的使命(霍尔,1982)。他认为,在金融事物方面,政府的唯一职责在于指定用作记账单位的计价商品,并强制保证各种合同的执行,除此以外,支付体系如何运作完全不关政府的事。他甚至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的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但他同时强调,上述四种商品本身(单独或共同)不能用作流通媒介,否则,ANCAP便成为现代意义的货币,货币流通常见的弊病(货币过多或过少)将损害它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稳定性。
具体说来,“BFH体系”具有如下优点:由于取消了货币的发行特权,自动地使政府处于与一般公众相同的金融约束之下,使其不能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获得收入;自由放任导致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目前的金融创新多数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博弈中浪费了社会资源;“BFH体系”下,由于交易媒介在支付时均按恒定的记账单位计价,故不存在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区别。于是,“BFH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货币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
3法律限制理论
“BFH体系”主要采用“思想实验”方法,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取消货币管制,未来金融体系将如何运作?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华勒士、萨金特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该理论继承了源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等人的货币制度研究的进化论方法,从史实出发,分析和解释过去及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成因。他们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
华勒士(1983)以联邦储备券(美元现钞)、美国国库券、美国储蓄债券为例,指出:它们均无违约风险(但第一种不附息,后两种则支付利息或者采取折价发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后两种附息无风险证券不能像美元现钞那样充当流通手段呢?通过分析,华勒士发现,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的大面额和不可转让发行特性虽然是使它们与美元现钞相区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不可充当流通手段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还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套利动机会仍然会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来解决大额和不可转让问题。
华勒士指出,之所以付利息的政府无风险债券能够与不付息的法偿货币保持共存局面,原因在于法律限制———中央银行垄断了将大面额国库券拆细、发行小面额法偿货币的业务,并限制私人债务的流通,因此能够使国库券利率高于零,能够使公开市场操作有意义。一旦法律限制有所放松,则各种附息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均会不同程度地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苏格兰、印度、美国、法国均出现过这种情况。
尽管“BFH体系”与“法律限制理论”在研究方法、论证角度上均有很大差异,两派学者也极少相互引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可以互为犄角,使理论体系更加圆满,因此将两派并在一起,称为“新货币经济学”。
4新货币经济学的启示
新货币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它一反传统理论先接受“货币”的存在,然后研究“货币”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出人意料地提出“取消货币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尽管新货币经济学仍带有浓厚“思想实验”色彩的理论体系,但其全新的思路给正经历着货币体系迅速变化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4.1对现有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要进行认真的反思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银行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杰特勒(Gertler,1988)曾经抱怨说:“货币成了宏观经济学中惟一的金融变量,商业银行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唯一金融机构”。新货币经济学对金融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重新对传统的理论格局进行反思。当前世界各国都快速地向高级的信用经济过渡,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也往往变化神速。自1999年美国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金融业的综合化(或金融百货公司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货币机构的独特地位日益丧失。且不谈货币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出现问题,则引起的经济震荡也不亚于历史上货币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新货币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没有货币的货币经济学”或“没有货币的金融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对纠正时弊不无好处。
4.2要加强对传统货币本身特征规律的研究
国内的教科书习惯于照搬传统的货币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新货币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思维定势,猝不及防地提出为何二者必须统一?两者分离又如何?现在看来,这是关系到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重大问题,货币经济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货币本身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货币职能发生分化也完全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类例子其实并不鲜见,瑞士法郎曾在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时用作价值尺度,但它并不担任流通手段;20世纪70、80年代粮票、油票、国库券作流通手段的历史至今为人们难以忘怀;近年来边境内外地区用此币标价彼币支付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它们都是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与流通媒介相分离的例子。网络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替代真实货币而产生的货币无纸化趋势,将对中央银行运用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更应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前瞻性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货币论文范文第3篇
1.1理论逻辑
FDI对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上。而货币供应量的多与少由一国的货币基础决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决定货币供应量的货币基础由银行信贷和外汇储备组成,FDI通过增加东道国的外汇储备来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一国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一方面,FDI带来的直接资本流入会导致企业所持有的外汇增加,企业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换成本币,形成央行的外汇储备并导致流通中的本币增加;第二,FDI通过在东道国的生产和进出动得到大量外汇,同样通过结汇的方式将外汇卖给央行,形成央行外汇储备的同时增加一国的货币供给。FDI通过以上两方面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并最终会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产生影响。以上两个渠道的作用是文章研究的重点,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还通过一些其它的途径对一国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例如,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一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会导致储蓄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增加储蓄的方式增加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样,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国内资本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内资本的外逃,因此导致我国货币供给的减少。文章将FDI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其他方式和渠道不考虑在研究范围之内,并假设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的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为零。因此,就我国而言,大量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进而影响我国的货币基础,并且最终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在上述逻辑的基础上,理论假设:中国独特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造成的外汇和外资的大量流入,严重影响到中国的货币金融环境,并与国内银行信贷扩大一起,共同成为今天的通货膨胀和房价高涨局面的影响因素之一。
1.2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货物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等三类数据。受限于仅有2001年开始的进出口月度数据,因此文章采用的是2001年到2013年以月为划分的156组月度数据,包括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货物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等。货物出口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综合司2001-2013年进出口统计快报中各月的统计数据;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商务部投资司统计快报中各月的数据;货币供应量数据M2取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统计数据。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货物出口额的计量单位为“亿美元”,而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单位为“亿元”,为了增强检验的准确性,用来自美联储网站的经济统计数据———2001-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各月均衡汇率,将货物出口和FDI数据折算为以“亿元”单位。
1.3数据处理
在所得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并定义两组变量X和M。X为解释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额和货物出口额之和;M为被解释变量,是货币供应量。我们通过检验X和M之间的关系来观察FDI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仅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够使其趋势线性化,而且还能够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波动异方差现象,因此对两组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化处理。将对数化之后的变量录入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7.2,之后用eviews7.2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2FDI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格兰杰分析
2.1ADF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必须保证所使用的数据是平稳的。但多数情况下的时间序列往往是非平稳的,因此有必要对LN(X)和LN(M)两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为模型下一步检验打下基础。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来检验所选取的变量是否存在随机趋势。水平情况下,LN(X)和LN(M)都是非平稳的序列;在一阶差分时,LN(X)依旧是非平稳的,但LN(M)则变为平稳的序列;在二阶差分的时候,1%的显著性水平下,LN(X)和LN(M)的二阶差分序列•2(LN(X))和Δ2(LN(M))的ADF检验统计值小于对应的临界值,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LN(X)和LN(M)二阶差分序列同时达到平稳,因此是I(2)过程。
2.2协整关系检验
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是要求数据具有协整关系,通过上述ADF检验可知LN(X)和LN(M)的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因此符合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首先求得LN(X)和LN(M)的残差序列,将所得残差保存在名称为K的序列中,并画出其时序图。分析时序图可知,残差序列K围绕在某一固定值上下波动,初步判断序列K是平稳的序列。在水平情况下,对K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t统计量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从而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可知LN(X)和LN(M)之间存在协整性,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2.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两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变量LN(X)和LN(M)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因为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于滞后期长度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同的滞后期可能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因此为了提高检验的准确性,有必要进行不同滞后期长度的检验。
3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和拉动
上文的实证检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上文的研究仅仅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原因,却没有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具体大小。虽然FDI对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无法量化,但是可以从其对货币供应量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上得到参考。为了衡量FDI对货币供应量的拉动作用并考察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可以从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两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利用上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考虑到短周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作用表现不明显,因此将月度数据折算成年度数据计算贡献度和拉动度。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贡献率(ContributionRate)是变量X(FDI+货物出口)的增量与变量M(货币供应量M2)的增量之比,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拉动率(PullingRate)是指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乘积。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贡献度和拉动度在除2009年外的年份都为正,这说明FDI对我国的货币供给会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为正,即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第二,2009年时贡献度和拉动度两者同时为负,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和FDI减少导致的,2009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900.34亿美元,同比下降3%,货物出口仅12019.3亿美元,同比下降16%;第三,贡献度和拉动度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且从2002年以来,FDI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拉动作用和贡献作用是递减的,2002年,贡献度和拉动度分别为20%和3.39%,而2013年的贡献度和拉动度分别为5.15%和0.7%。外商直接投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拉动度和贡献度下降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规模的扩大冲淡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FDI中包括了商品形态的实物资产流入,且这部分实物资产占据了FDI的很大部分,而直接以资金形式流入的FDI占比较少,形成的外汇供给也因此减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减弱,从而导致FDI对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淡化。
4结论
货币论文范文第4篇
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直是货币当局和经济学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指出,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会导致较差的政策效果,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会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在阐释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其在国际实践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接下来运用该理论于我国,从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的进程和货币政策实践两个方面来剖析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问题,并对如何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可信性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可信性;规则;相机抉择
一、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发展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提出经济政策中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又称动态不一致性(dynamicinconsistency),它是指一个关于未来政策的决策,构成了初始日期时形成的最优政策,但从后来的角度看,即使在这同时没有新的有关信息出现,该决策也不再是最优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按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优于相机抉择,也就是政策应该具有可信性(credibility)。政策可信性理论的提出,对于由来已久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研究的基础上,巴罗一戈登(1983)建立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所建立的模型成为后来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础。该模型的关键假定是中央银行的产出目标高于自然率水平。在这一假定下,中央银行会通过实行意外的通货膨胀来提高产出水平,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有通胀倾向(inflationbias)。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如Glarida,Gall和Gertler(1999),Woodford(1999)等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应用于货币政策分析中,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阐释,这大大深化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他们指出即便不存在通胀倾向,中央银行按照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仍然优于相机抉择,同样论证了货币政策应该具有可信性。在无通胀倾向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相机抉择行事,则存在稳定倾向(stabilizationbias),即针对外来的成本冲击,中央银行会做出较大的反应以使经济很快恢复到均衡状态。这种稳定倾向带来的不利后果是降低通货膨胀需要以更大的产出下降为代价。如果中央银行按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则针对成本冲击,中央银行会保持反通货膨胀政策的连贯性,即政策调整的幅度小,并且在较长的时期里保持这种政策调控方向不变。这种连贯性增进了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性,有助于降低公众对通胀率的预期,从而使得降低通货膨胀只需以较小的产出下降为代价。
既然相机抉择会导致较差的政策效果,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没有在宪法上或者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呢?原因是规则不能顾及到完全未预期到的情况。制定一个规则使得货币增长对正常的经济发展(如失业的变化)做出反应并不困难,但是有时会出现一些事先无法预料到的事件,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大的股市崩溃。这次股市崩溃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导致经济活动和货币存量的许多标准度量之间关系的失效。很难以想象一个规则能预期到这一事件的发生。规则性有助于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消除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而相机抉择能够处理事前无法预料到的外部冲击,从而避免了因固定规则过于僵化而造成较大的经济波动,也就是说相机抉择能够使得货币政策具有灵活性(nexibility)。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既考虑到政策的规则性,又考虑到政策的相机抉择性,实行一定规则范围内的相机抉择。
二、货币政策可信性的国际实践
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如新西兰、瑞典、加拿大等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及新的欧洲中央银行的制度设计,都是利用了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的重要结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
自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例如新西兰、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典、芬兰和以色列等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采取了不同形式的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指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相比较,根据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则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则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在目标区范围之内,货币政策倾向可以保持不变。在实践中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体现了规则与相机抉择的结合,即一定规则范围内的相机抉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政府、中央银行或者由这二者共同宣布在未来将把通胀率保持在接近某个具体的水平。通胀率目标常常被设定为一个范围,如1%~3%,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例如,瑞典通胀率目标是2%,允许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新西兰的通胀率目标范围为0~2%。澳大利亚的通胀率目标范围为2~3%。宣布通胀率目标起到了规则的约束作用,有助于降低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同时通胀率目标为一个范围,这又体现了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相机抉择权。
第二,中央银行通常发表声明,指出控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这意味着中央银行会竭尽全力地实现通胀率目标,体现了规则的约束性。例如,1989年修改后的《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条规定,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实现和保持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而没有提及与之相冲突的目标。尽管如此,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中央银行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考虑产出的稳定。如前所述,通胀率目标通常是一个范围,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在短期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三,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胀率目标负有责任。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胀率目标负有责任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有较大的差异。新西兰法律把储备银行行长的任期同实现通胀率目标联系起来。在其它国家,对于中央银行偏离通胀率目标的行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处罚规定,但是较大程度地偏离通胀率目标也会通过声誉或威望的丧失而产生隐含的制度成本或个人成本。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胀率目标负有责任,这也起到了规则的约束作用。
第四,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通常对与中央银行有关的法律做出修改,以增强中央银行,尤其是其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方面的独立性。例如,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独立性的增强防止了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干预,既避免了中央银行因为政府财政赤字而被迫增加货币发行,也避免了中央银行在不能实现通胀率目标的情况下推卸责任,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实现通胀率目标的责任性。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
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在现实中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它影响到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1998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之时,在制度设计上就非常注重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CentralBank,ECB)以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第105条第一款规定,ECB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的稳定。然而该条约并没有对价格稳定给出具体的定义。1998年10月ECB行长理事会把价格稳定定义为,欧元区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armonisedIndexofConsumerPrices,HICP)年增长低于2%,并且是在中期里保持价格的稳定。在2003年5月对ECB货币政策进行全面评价后,行长理事会确认了这一定义,并将其表述为“在追求价格稳定过程中,ECB的目标是在中期保持通胀率低于或接近2%。”
“低于2%”是对与中期价格稳定相一致的HICP通胀率规定了一个明确的上界。而“接近2%”是为避免通货紧缩而做出的规定。保持价格稳定的期限是中期,这一规定反映了货币政策不要在很短的时期里对价格的变动做出调整。货币政策变化对价格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这说明在短期里,货币政策不可能抵消所有未预期到的价格水平冲击,通货膨胀在短期里发生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以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的规定相当于对ECB的政策行为施加了规则的约束,有助于消除ECB的通胀倾向;同时达到目标的期限是中期,这有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连贯性,避免为了实现目标而在短期里采取较大幅度的货币政策调整,所有这些有助于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提高ECB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第二,欧洲中央银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受政治影响。欧洲中央银行具有高度独立性是其实现价格水平稳定这一目标所必需的。中央银行的独立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价格稳定这一首要目标,而且相对于听命政府的中央银行来说,独立的中央银行也更具有可信性。ECB的独立性写入了《马约》和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uropeansystemofcentralbank,ESCB)的法令中,而不是次要的法律中,因而具有“宪法”的地位。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对实现目标负有责任。《马约》和ESCB的法令中包括很多条款,要求欧洲中央银行的行为和决策受到公众的审查。由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时滞,中央银行不可能在短期抵消未预期到的价格冲击。由于传导机制的不确定性,适当的货币政策反应取决于冲击的性质,冲击持续时间以及冲击的大小。基于这些考虑,规定一个固定的时期来评价货币政策是不适合的。另外,采取正式的制裁机制会阻止中央银行恰当地履行职责,因此这里采取的是由议会和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行为不断地进行审查。
三、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分析
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欧洲中央银行设计都利用了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同样地,该理论对于剖析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真正成为中央银行,以下仅对198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予以分析。另外,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存在相当大的关联,因而根据改革进程把货币政策主要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对我国货币政策可信性问题,既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这些制度层面来分析,又从货币政策实践来进行分析。
(一)1984年到1993年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1)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央银行体制开始确立。这个阶段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主要采用指标控制办法,如贷款限额控制。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工具有了一定的发展,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政策工具已开始被运用。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运用计划指标和其它政策工具来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总规模以达到最终目标。
在这个阶段,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占主导地位,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时采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这种行政手段的运用会导致调控力度过大,出现急刹车,对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此外,198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都应当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为目标。这表明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双重的,即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常常在稳定币值与促进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之间摇摆不定,又常常顾此失彼,从而引起政策的出台具有突然性,同时引发在政策实施上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特点,从而缺乏可信性。政策的不可信意味着降低通货膨胀需要以更大的产出下降为代价,这必然造成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产生较差的政策效果。
(2)从货币政策实践的史料来分析
第一,中央银行存在通胀倾向。通胀倾向的存在可以从1988年中央银行的政策中看出。当时一些领导部门认为物价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提出了物价改革闯关的口号。先是各大城市调高粮油等主要副食品价格,继而部分沿海地区率先提高物价,各地紧跟看齐,引起价格的轮番上涨,造成物价失控。从8月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出现了群众恐慌性抢购商品的现象。此时中央银行采取的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银行的货币供给大量增长,到8月底各项贷款增加936亿元,比1987年同期多增加558亿元。此外,在1993年出现通货膨胀,党中央、国务院采取16条综合治理措施后,货币市场秩序迅速恢复了正常,但进入第四季度后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加剧。为避免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银行加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1993年第四季度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是历史上第四季度投放基础货币最多的,这有利于缓解当时工业企业流动资金极度紧张的状况,但是也引起第二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增大。
第二,政策出台的突然性。1988年初物价改革导致价格上涨,这使得公众认为物价改革就是涨价,这增强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8月份开始出现的较大范围的抢购现象就说明了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在上升。可是此时中央银行采取的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抑制通货膨胀问题,9月份中央银行突然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向,由扩张性政策转向紧缩性政策,这显然超出了公众的预期。由于开始时所采取的紧缩力度过急过大,带来了市场疲软,自198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开始由紧变松,进入1990年,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银根,以信贷启动经济。政策的再次转向反映了中央银行并不是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而是要考虑到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央银行的双重目标,导致制定政策时具有很大的相机抉择性,增加了公众对中央银行政策的不信任。
第三,中央银行存在稳定倾向。物价改革引起1988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过快,为此自9月份,中央银行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严格控制货币信贷的增长;把法定存款准备率由原来的12%提高到13%;采取强硬管理措施调整贷款结构,明确提出“十不贷”规定;提高中央银行贷款利率,以抑制专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过度的资金需求;采取了计划的手段,对贷款规模实行限额管理,严格现金管理。在1988年下半年紧缩政策的基础上,1989年人民银行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紧缩银根”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全社会信用总量监控制度;对国家银行贷款实行限额管理,严格控制信贷总量的增长。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这一系列紧缩政策力度过大过猛,这表明政策的出台根本不考虑公众的反应。同时,这种剧烈的调控也反映了中央银行期望在短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具有稳定倾向。
(二)1994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1)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1994年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具体的改革措施中包括国务院决定自1994年开始不再以中央银行透支的方式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实际上自1979年到1993年,财政出现赤字时就向中央银行进行大量借款,透支数额逐步增加。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指出中央银行有通胀倾向,而消除中央银行通胀倾向的各种途径都涉及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财政是否向中央银行透支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因此国务院的这一规定有助于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此外,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法律规定也有助于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增进了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这个阶段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市场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的间接调控逐步扩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取消贷款规模管理,这标志着直接调控的终结。尽管如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可信性仍有待提高。在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来进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且这四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并不充分,形成了垄断格局。结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最终能否有效地作用于经济,取决于这四家银行的行为。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相继成功上市,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它们的行为会与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向相一致,从而使得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更为顺畅,这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市场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因此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个阶段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相应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有大幅提高。
(2)从货币政策实践的史料来分析
第一,通胀倾向的消除。由于实行的紧缩政策产生作用,自1996年通货膨胀水平开始回落。这时各方面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要求上新的建设项目的呼声很高,部分国有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中央银行通过分行长会、专家座谈会、新闻会、理论研讨会、研修班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宣传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揭示通货膨胀的危害。这反映了中央银行政策的透明化,在制定政策时要让公众了解,考虑到公众的反应,同时也说明了中央银行坚持以稳定货币为目标,这有助于消除通胀倾向。
第二,避免政策出台的突然性。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文件,对房地产信贷和按揭贷款进行风险提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信贷市场的发展。通过这一信号的,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对经济的局部过热予以调控,起到了发出调控信号的作用,从而引导公众的预期。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提前一个月宣布,给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以减小对经济的冲击。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公众,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反应,以避免政策出台的突然性。
第三,稳定倾向的减小。中央银行在1995年1月1日和7月1日两次提高银行贷款利率,提高的幅度不大,但表明了中央银行坚决实行抑制通货膨胀的方针政策,保持了政策的连贯性,这有助于增进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度,从而有助于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进一步下降。此外,从1996年4月9日开始以国债为交易对象的公开市场操作试运行,于6月1日正式放开同业拆借利率。间接调控手段所占比重的加大,避免了急刹车,减小了调控的剧烈性,减少了政策的稳定倾向,这有助于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理论表明,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该理论在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都利用了该理论,从制度上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和稳定倾向,从而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该理论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我国货币政策可信性的提高,相应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有所提高。1993年以前,经济波动更大,例如,1988—1989年反通货膨胀时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下降到1990年的3.8%。1993年以后经济运行更为平稳,经济的波动更小。然而,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中央银行独立性仍需进一步加强。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过去相比,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已经有了大幅提高,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需进一步加强。我国目前是由中央银行提出政策建议,由国务院批准。由于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务院与中央银行的目标有可能不一样,结果经国务院批准后的政策会更多地体现了国务院的目标,而不是中央银行的目标,这必然会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继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论文范文第5篇
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经过1991~1994年的经济增长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经济即出现了负增长。在货币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又使政府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财政政策就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选择。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不断上升,加之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索币值被高估,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因此,通过举借外债弥补赤字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而要取得国外资金的支持必须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保证获得国内财政的盈余来偿还债务。为此,梅内姆政府采取了减少以前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公共开支的专门基金,增加税收,举借新债,延期偿还债务,进一步出卖国有资产等措施。事实上,从梅内姆政府上台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150亿美元。1995年连任后,梅内姆政府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以融通资金,如对几个核电站和许多省一级国营企业(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配电站等)实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几家私人银行也被外国银行兼并和收购。通过私有化而获得的大量财力使外债偿还成为可能,几家最有名的国际投资评估公司明显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资风险系数,其结果是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了对阿根廷的投资。阿根廷政府得以维持《自由兑换法》确定的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发行债券。从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货币融通模式:通过私有化换取的资金维持货币局制度,通过维持货币局制度向国际社会举借外债。这一模式会发生断裂:当国有资产出售殆尽时,当积累的外债产生过高的风险时,将发生信用危机。
从1996年第2季度开始,阿根廷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恢复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经常项目赤字从1995年的24亿美元扩大到1996年的40亿美元,经济逐渐滑入依靠发行债务拉动增长的轨道。更为严重的是,债务不断积累也促使国内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从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国内投资,尤其使中小企业大受影响;另一方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趋下降,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难以扭转,导致恶性循环。随着债务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誉开始受到怀疑,国际投机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外部冲击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达1400亿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减少和债务缠身等多种原因,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扩大税源。计划一出笼就遭到反对党、工会及企业家组织的强烈反对,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金融危机爆发。
货币局制度的最后崩溃及启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几近崩溃。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应急追加80亿美元贷款,金融市场暂时趋于稳定,但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承诺将严格执行“零财政赤字计划”。此后,金融市场一直动荡不安,市场普遍预期比索将贬值,人们排起长队挤兑银行存款。当10月底政府计划与债权银行谈判重新安排1280亿美元巨额债务的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剧烈动荡。11月主要股指梅尔瓦指数下挫至200点左右;国家风险指数大幅飙升,很快突破4000点大关;政府发行的债券价格一路下滑;外资纷纷抽逃。据报道,仅11月30日1天,全国就有7亿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以前确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
此时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说内无筹资良策,外无国际援助,面对汹涌而至的挤兑风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这一措施一出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冲突加剧。12月18日,反对经济紧缩的游行变为一场暴乱,并造成7人死亡,经济部长卡瓦略被迫辞职,总统德拉鲁阿也旋即被迫下台。此后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换了5位总统。2002年1月2日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杜阿尔德总统宣布放弃已实施11年之久的货币局制度。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货币局制度首先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货币发行制度,这使阿根廷摆脱了多年来恶性通胀的困扰;同时,它又是一种极端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为阿根廷货币建立起国际信誉,鼓励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由于上述特点,它被梅内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来稳定金融市场信心和争取国际融资,以便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结构改革。然而,结构改革造成了生产与消费脱节、中小企业消失、失业工人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内部失衡问题;在国际上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下降。当内外失衡的冲击同时出现时,货币局制度缺乏应对冲击的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丧失了经济自我恢复的能力,结果只能借债度日。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的失败负责还是结构改革“葬送”了货币局制度?如果说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失败负责,那就突出了货币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说结构改革应为货币局制度的崩溃负责,那就等于说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错误的。显然这是一个规范判断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国内结构改革应怎样选择它的汇率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元悖论”,即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3个目标:(1)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adjustment);(2)汇率的稳定性(confidence);(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而这3个目标从理论上讲只能同时实现两个,3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三角形的3条边所代表的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曾经在现实中实施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虽然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货币局制度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践证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资本外逃的压力下过度贬值。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
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建议是中肯的,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可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后者则保证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在当前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极高的环境下,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货币制度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构改革。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资本管制和开放资本项目。新自由主义也宣称取消管制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增长。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国际资本投机的攻击,进而发生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问题上应慎之又慎,避免落入“华盛顿共识”的圈套。
【参考文献】
1.宋晓平:《1997年阿根廷经济进一步恢复并获得快速增长》,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华:《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载《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时学:《21世纪拉美经济面临的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晓平:《阿根廷经济政治形势述评》,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晋芳编译:《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与社会脱节》,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