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相关政策
数字金融相关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数字内容产业 行业特征 融资渠道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11)-02-0069-01
数字内容产业作为智力密集型、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根据相关资料一般认为：“数字内容产业是依托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与各类信息产品行销渠道，向用户提供数字化的图像、字符、影像、语音等信息产品与服务的新兴产业类型，它包括软件、信息化教育、动画、媒体出版、数字音像、数字电视节目、电子游戏等产品与服务等，是智力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
一、数字内容产业的行业特征
数字内容产业的技术特征包括成本优势、高创新与高风险性、高投入等特征。成本优势指数字内容产业企业都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点。数字内容产业技术含量极高，在生产出最终产品之前，要求企业进行大量的设备投入和研究开发，还要承担很高的失败风险。但一旦产品研制成功，则复制每件产品的成本一般都相当低廉。高创新与高风险性指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与信息技术频繁的更新换代紧密相连。数字内容产业的创新速度是其他产业所不能比拟的。创新是有风险的。这不仅因为信息技术产业化所需的资金相对较大，而且由于信息技术产业化的成功率较低，加上形成产业化的过程周期较长，因此，在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有较充足的资金来支持。高投入是指无论是硬件设备的制造，还是软件的生产与开发，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二、数字内容产业的融资渠道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内容产业资金需求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数字内容产业企业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意味着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需要构筑一个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具体来看，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建设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国家财政投入应当在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先导性的带动作用。由于存在企业的投资意愿不足和投资能力较弱等问题。国家应当在财政投融资体系中加大对数字内容产业的直接和间接投入扶持力度。一方面，在财政科技投入资金如科技创新基金中适当增加对数字内容产业重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的直接资金投入，尽快提高数字内容产业的研发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采用和探索多元化的间接数字内容产业投入扶持政策组合，通过不断完善符合数字内容产业发展需求的针对性较强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政策、数字内容产业企业信贷担保政策，建立起支持产业发展的基础性资金投入政策体系，通过问接途径解决这些企业的融资困境。
其次，发挥资本市场对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一方面，在今后主板证券市场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不断放松数字内容产业企业上市融资的条件，鼓励更多的数字内容产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国家在未来的创业板市场的设立和发展中，对数字内容产业企业采取相应的倾斜政策，吸引各类资本更多地投向数字内容产业，发挥对数字内容产业更大的支持作用。
最后，加大数字内容产业利用外资的力度。外资尤其是跨国数字内容产业企业的投资，在解决资金短缺、开拓市场、培养人才和引进技术等方面对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具有一揽子的带动作用，因此，中国要成为L什界数字内容产业强国，必须在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深度上多下工夫。一是要科学权衡利用外资的利弊，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外资的流向，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具有战略性、先导性的重点信息技术领域，在此基础上加快信息服务产业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改善结构并提高整体水平。二是要通过放宽外资在中国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以及外商独资风险投资公司的条件，鼓励国际风险资本到中国设立合资、合作或者独资的数字内容产业风险投资机构，扩大对数字内容产业的投资规模。三是改革投融资审批制度，放宽国内数字内容产业企业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的条件，鼓励各类符合条件的数字内容产业企业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证券进行融资，打通国际投融资渠道。
三、结论
数字内容产业的以上特征决定了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多样化的资金渠道，需要国家的高度支持。在传统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基础上，我们必须加快风险投资体制的建设，并合理利用国际资金，加强海外直接融资和吸引外资的力度。
参考文献：
[1]闰世刚，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东亚模式及其借鉴(J)，特区经济2010
数字金融相关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技领域;投资市场;投融资体系
现代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业息息相关，金融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为现代各类资源有效配置以及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当前文化科技领域正面临着深刻变革，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新型产业建构，还是文化科技内部资源配置、外部结构重组，都离不开金融和资本的推动。深入研究一个区域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建设情况，对推动本地区文化科技产业转型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文章通过电话采访、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式，对铜陵市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建设现状进行深入调研，分析铜陵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建设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1研究基础
国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的研究较多，特别是对文化科技领域融资形态、趋势也作了深入研究。PatriciaAberdeen与JohanNesbit(2000)指出文化科技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具有乘数效应。金禅智(2006)提出基于营利与非营利角度分别制定扶持政策。Berger(1998)认为中小文化科技公司更适合采用债券融资模式，也需私募基金的支持。Riding(2001)提出健全担保体系，确保融资顺畅。Bink-man(2005)认为需要保险公司鼎力支持。我国学者高旸(2010)指出现阶段面临融资渠道窄、金融支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葛欣航(2012)提出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两种作用的建议措施。钟韵(2011)、王颖(2014)提出加快知识产权证券化、上调文化科技企业外资投入规模等意见建议。黄玉波、刘欢(2014)对版权资产产权化、资本化、金融化进行探讨。张苏秋、顾江(2015)对文化科技金融风险及防范机制进行研究。在地方投融资体系研究方面，赵伟(2018)对北京，陈怡(2015)对浙江，霍明奎、张肃(2017)对吉林等地从资金来源、融资渠道、政策支持、风险控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2问题分析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随着文化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和金融改革逐步深化，铜陵市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初步建立，投融资渠道逐步走向多元，投融资主体结构趋向合理，金融对文化科技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据初步统计，目前，各类资本在铜陵市共设立产业基金36只，认缴规模179.35亿元，到位资金99.83亿元，投资项目96个、投资额90.83亿元，其中具有较强科技含量、主要投资科技领域的达21只，涵盖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先进结构性材料、半导体等方面，有效支持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科技企业发展。同时，铜陵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等立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精心修订铜陵文化产业、旅游休闲业资金奖补政策，计划每年统筹政策资金870万元，推动原创文化产品创作生产、重大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文化旅游市场主体扶持，最大程度释放政策的“红利”。但也发现，铜陵市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体系建设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和问题，需要着力解决。(1)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政策体系不健全，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仍然存在，和其他领域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还比较突出。铜陵市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方面政策文件不健全，至今尚未设立政府主导的市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各级财政资金多采用因素分配法或竞争性分配，“无偿变有偿、资金变基金”的改革尚未迈出实际步伐。大多数中小文化科技企业达不到银行对抵押物和风险控制的要求，或者难以获得融资，或者融资成本过高。(2)融资渠道多元化发展缓慢，债权融资占比过高，以银行信贷、企业债券为主的债权融资仍然是文化科技领域融资的主渠道，现有投融资服务与文化科技领域改革发展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文化科技投融资生态仍需进一步完善。文化领域投融资缺乏亮点，近年来没有投资在5亿元以上的项目落地，在建项目资金短缺情况严重，如浮山风景区年年都列入省重点文化投资项目，年年都完不成投资计划。市文司没有发挥在建初期确定的文化项目实施平台、文化资源整合平台、文化投资运作平台、文化品牌战略平台“四大平台”职能作用。(3)文化科技和金融融合创新不够，文化科技产业众筹融资、投资基金市场持续趋冷。近年来，金融机构虽然在文化科技和金融融合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体力度不大，文化科技金融创新成果不足，成效不显著，个别领域、局部环节还比较保守。特别是“文化+金融”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各家银行为文化企业尤其是小微文化企业服务意识还不够强，对文化小微企业惜贷恐贷现象存在，金融促进和调节文化产业发展的杠杆作用不明显。(4)文化科技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不充分、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现阶段，各类评估、登记、质押、担保、托管和机构等相关文化科技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很不健全，难以发挥沟通桥梁作用。铜陵市所有中介机构对无形资产进行的价值评估、登记、质押等均缺乏成熟的评估方法，多数从没有接触过相关业务，更没有相关技术和手段。(5)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已经成为产业基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考验。文化科技领域投融资专业性强、风险大，对专业化投资管理人才的要求较高。铜陵市无论是外部环境、内部待遇还是成长空间对此类人才都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从整体上看，铜陵市专业人才缺乏导致管理力量薄弱，跟不上基金发展壮大步伐，不能为“基金部落”的良性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文化科技领域尤其如此。当下铜陵市产业基金筹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主要是市属国有企业自身发债或信贷融资，一旦资金链断裂，极易引发连锁反应，特别需要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在基金运作中发挥专业作用，防范投资损失和潜在风险。
3趋势判断
数字金融相关政策范文第3篇
北京CBD在全球最贵租金榜单上的排名已迅速升至全球第四位，而香港中环地区的办公楼租金已经超过了伦敦西区，成为全球第一。
世邦魏理仕日前的全球《优质办公楼租用成本》半年度调查报告显示，亚太地区在全球十大最昂贵商业地产市场中占有明显优势。
租金上涨
2012年下半年，世邦魏理仕追踪了全球133个市场的优质办公楼的租用成本。在50大租金最昂贵的市场榜单上，19个市场位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18个市场位于亚太地区；13个位于美洲。
调查结果显示，位列榜首的香港中环地区总体租用成本，达到每年每平方米2841.76美元，超过了伦敦西区的每年每平方米2366.09美元。在这张租金最贵的办公楼市场榜单上，东京位居第三，第四和第五位的分别是北京中央商务区和新德里中央商务区。位于前十强的亚太地区其它市场还有北京金融街和香港西九龙。
世邦魏理仕首席经济学家雷蒙德·托特表示，由于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增速放缓及美国“财政悬崖”引起的普遍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办公楼市场的复苏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减缓。但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对于优质办公楼的强劲需求以及有限的新增供应量等因素，仍继续推高了全球许多优质办公楼市场的租用成本。数据显示，尽管经济逆风袭来，但去年全球办公楼总体租用成本仍平均增长了2.1%。
就北京而言，2012年北京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已经连续十二个季度实现增长，全年增幅17.1%，虽然较2011年的41.4%增幅大幅下降，但仍远高于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同期分别实现了3.6%和2.2%的租金增幅。2012年四季度，北京市场平均租金再创历史新高，达到每月每平方米343.5元人民币，而北京高档写字楼空置率则创下1995年以来的新低。
据了解，2010年之前，北京写字楼租金还处于相对平稳的水平，普通甲级写字楼的租金维持在180至200元/月/平方米，国贸的顶级写字楼也只不过500元/月/平方米。2008年和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以及北京写字楼新增供应面积的大量入市，其租金一度接近历史最低点。但是2011年以后，北京甲级写字楼租金便呈现了成倍上涨的态势。
据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监测的写字楼数据显示，2012年10月北京甲级写字楼租金为413.50元/平方米/月，而这一数据在年初为350元。
目前北京主要有六大写字楼区域，分别为CBD区域、金融街区域、东长安街区域、燕莎区域、东二环区域和中关村区域。其中，金融街和CBD区域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云集了更多的知名公司，租金价格在写字楼市场中也位列前两位。金融街曾一度主导着北京写字楼市场的风向标，但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CBD的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已超过金融街，成为北京写字楼市场租金最高的区域。
对此，有专家表示，金融街的写字楼以大面积出租为主，总价动辄上亿元，平均价格也就有更大的商讨空间，而CBD区域内有不少中小公司，承租的写字楼面积不大，单价也相对较高。
以2012年10月为例，CBD区域的建国门、国贸、燕莎等东部商圈甲级写字楼租金涨幅明显。建国门商圈租金价格为544.11元/平方米/月，环比上涨7.72%；国贸商圈租金价格为463.69元/平方米/月，环比上涨3.73%；燕莎商圈租金价格为352.42元/平方米/月，环比上涨1.30%。
企业搬离
当写字楼租金迅猛飙升，连英特尔和惠普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也不得不从北京CBD搬出。而一些中小型的高新技术企业，更是不堪运营成本上涨重负，正在酝酿撤离北京。
在业内人士看来，写字楼租金的连续上涨，加之长期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资源紧张，直接带来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剧增的运营成本逼迫很多企业搬出核心商圈，甚至逃离北京。
之前，英特尔中国公司的办公地点还在国贸嘉里中心的5、6、7三层楼，但如今英特尔已从嘉里中心搬至北三环的环球贸易中心。无独有偶，同在CBD的甲骨文亦把部分办公面积搬到了上地，惠普、奥林巴斯和燕宝汽车则部分迁址酒仙桥区域。
此前，CBD作为北京最大的黄金商圈，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大部分驻京公司乐于在此扎堆。数据显示，CBD区域内聚集了近500家跨国公司、800余家外资企业、500余家外国驻京代表机构，以及中外律师、会计师、金融投资等中介服务机构近200家。
然而，近两年来，像英特尔、甲骨文这样的不少全球知名企业纷纷撤离，开始向非核心商圈扩散。北京上地、望京、石景山等区域，成为目前大企业青睐的办公新址。
众多大企业搬出CBD，源于这一区域写字楼租金近两年的疯涨。顶级的写字楼国贸三期租金已与香港顶级写字楼租金相当，最高报价甚至达到1200元/平方米/月。
戴德梁行方面表示，由于鲜有新项目入市，加之租金增幅较大，北京核心商圈吸引力已不比从前，原有租户为了寻求充足租赁空间以及较低廉的租金价格，开始向周边区域突围。
与上述世界500强撤离CBD的原因类似，一些更小的企业，难以承受高租金之重，甚至选择逃离北京城，这其中要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甚。北京的先锋教育网、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余个科技企业去年集体出走，南下无锡等地为企业选址。
不过，即使这些企业撤离，北京的优质写字楼依然“一屋难求”。以CBD区域为例，大企业搬离之后，留下的空缺很快被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等新的进入者填补。
据中原地产的数据，目前CBD甲级写字楼中，出租率最低的也达到了90%，而其他甲级写字楼出租率都在95%以上。
需求强劲、供应量减少的供需失衡现象，致使北京写字楼租金不断攀升。专家表示，2012年年初以来，北京几乎没有新的甲级写字楼项目竣工，而多数优质写字楼已接近满租，没有太多空置面积满足新增需求，因此北京写字楼租金涨幅如此之大。
虽然近两年来，商业物业的土地出让密集，尤其是CBD区域和望京区域，出让了十余块商业用地，写字楼开工面积大幅增长。但这些优质写字楼完工并投入市场，预计会在2015年至2016年之间。所以说，眼前写字楼的新增供应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供应不足，需求保持平稳。这一现象导致写字楼租赁进入业主主导的市场，优质写字楼的租户在租赁时不但没有任何议价能力，也几乎无法提出其他的谈判条件。
记者从研究机构了解到，2012年内资企业在写字楼租赁市场中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超过60%的甲级写字楼租赁由内资企业完成。目前主导写字楼租赁市场的内资企业主要包括能源企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有些企业不但租赁部分甲级写字楼，甚至还自己购买物业。
有关专家表示，在目前房地产市场整体受到调控，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不可否认相比普通的开发商来说，央企、国企在融资渠道方面更具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加大房产持有力度，或是转投商业地产，都是很自然的选择。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中资企业高速发展，不少企业倾向于在北京设立总部或办公室，而CBD区域往往是这些企业的首选。
相关部门预计2013年北京将有4个优质写字楼项目落成，为市场提供约38.6万平方米写字楼面积。重点区域CBD只有一个项目落成，金融街和中关村则没有新项目落成，供应将持续紧张。
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北京CBD租金高企的背后，还有着产业升级换代的背景因素。
聚集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金融总部的北京CBD，今后将被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城。
“建设国际金融城，不是将原有建筑推倒重建，而是深化北京CBD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提升和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国际金融资本的集聚能力和配置能力，实现不同金融业务的分门别类聚集。”朝阳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入驻国际金融城的金融企业将以金融行业内标志性金融机构总部和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为重点，凸显北京CBD的国际化特征，重点发展高端金融业态，力争用十年的时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城。
近年来，朝阳区金融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以国际金融为龙头、总部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产业格局。以CBD为代表的朝阳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机构聚集度最高、外资金融机构最齐全的区域之一。全市过半外资金融机构汇集朝阳，国际金融机构聚集区的功能定位已基本形成。
截至目前，该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1308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277家，约占全市65%；法人金融机构259家，占北京市三分之一。北京市100%的外资再保险公司和外资汽车金融公司、57%的外资法人银行、82%的外资保险公司总部、71%的国际证券交易所代表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齐聚朝阳。2012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区级收入同比增长30%；金融业营业收入超过1100亿元，资产规模超过20000亿元，同比增长20%。金融业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可以说，国际金融机构的不断集聚，使得北京CBD作为首都国际金融机构聚集区的功能定位基本形成。”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吴桂英说。
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城，朝阳区政府出台多项政策，通过完善的产业规划，优惠的产业政策，良好的产业环境，优质的高端服务，吸引并扶持各类金融机构的入驻以及高端国际金融业务在朝阳区的发展，实现该区在全球国际金融领域举足轻重的金融地位。
在发展规划方面，朝阳区将着力打造“一区两园”的金融空间布局，加快发展北京CBD核心区、东扩区和金盏金融服务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金融前台后台互相依存，协同发展的功能互动，强化朝阳区作为首都唯一拥有金融前台、后台的区域优势，按照国际标准、全球领先的需求，全力推进国际金融城的建设。
在优惠政策方面，近年来朝阳区不断提高对金融机构总部、分行分公司等的购房、租房等政策奖励标准，扩大了政策补贴范围，加大了对金融产业的支持力度。2006年至今，为驻区金融机构累计兑现政策345家次，补贴金额达6.53亿元人民币。同时，为驻区企业积极争取国家先试先行政策的试点，北京CBD跨国公司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获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原则通过，在跨国公司资金统一运营、跨境往来等多方面均有较大突破。
在发展环境方面，朝阳区始终坚持为标志性金融机构总部提供专业定制楼宇；完善了路网结构和交通配套设施；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引进聚集；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资源的多处对接，加快国际金融机构、资金、人才、信息、创新、政策、服务、合作等要素的聚集，健全中介服务和行业自律组织体系，促使产业生态环境良性发展。
数字金融相关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赤字；债务融资；利率波动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美国金融危机尽管爆发了多年，但是这场危机似乎并未结束。美国经济未出泥潭、欧债危机还在上演、中国经济困难显现。因此，再度审视这场危机仍然必要，我们或许已经不太关注上一次危机为何发生了，但我们必须关注下一次危机将会如何发生。
有人把这场危机的源头指向了里根时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我们更倾向于这场危机的源头在于9・11后，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军费开支逐步攀升。斯蒂格利茨（2010）指出伊拉克战争与金融危机有脱不了的干系。这是真的吗？面对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我们不仅再一次追问小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和对外军事战略等政策引发的财政赤字与金融危机有什么联系吗？
在回答上面的问题之前，需要回顾下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目前，学术界对此次金融危机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和金融政策。美联储先是用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投资，同时放宽了房贷者的信用质量要求，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技术创新催生了房地产的繁荣。后来美联储又连续调高了基准利率，而基准利率调高导致了信用不佳的购房者违约，市场信用开始动摇，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下跌的房价信号又进一步改变了市场的预期，这些因素直接引爆了“次债危机”。“次债危机”又通过银行信用系统传导到了实体经济，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局部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希腊等国家的债务危机）。而对此次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讨论，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从基本制度方面来说，白暴力和梁泳梅（2008）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其基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雇佣式的经济制度。克鲁格曼（2009）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近30多年来世界上多次危机的延续，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应该为此负责。刘迎秋（2009）认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对这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王自力（2008）则认为金融危机爆发是自由竞争市场的致命缺陷，是道德逆淘汰的必然结果。对于具体的金融制度方面，Phillip Arestis，EliasKarakitsos（2009）认为金融危机的成因是金融自由化、过度的金融创新和财政赤字的直接后果。沈建光、肖红（2008）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放松金融监管的直接后果。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考虑，Taylor（2008）等认为美联储在2002―2004年先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房地产的繁荣，2004年以后历次的加息提高了房地产价格，诱致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攀升，最终导致了“次债危机”发生。吴晓求（2008）、杨圣明（2008）等认为美国不合理的消费模式和赤字政策等最终酿成了这场金融危机。李向阳（2009）从美国的经济结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等领域论述了危机。针对此次金融危机原因的解释，国内外的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都很少用实证材料和计量技术去验证，同时详细论述并验证赤字结构、债务余额和利率变化等对金融危机影响的文献也很少。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从2001-2008年美国财政收支结构，尤其是军费和社保开支的膨胀引起的财政赤字变化来分析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同时检验为赤字筹资的几种方式导致的利率变化诱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二、事实及理论假说
（一）事实：2001-2008美国财政赤字的变化及原因
小布什在执政期间，在增加了军费、社会保障和医疗等支出的同时，于2001年和2003年先后两次通过了两项减税法案。在图1中，2001-2008年期间，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一直大于财政收入，财政赤字具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在2001，美国政府财政收支盈余12823.6亿美元，2008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了72462.1亿美元。2001-2008年期间，美国的财政赤字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财政收入的减少，二是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加。
财政收入方面的原因：美国财政收入主要包括5个大的项目，即个人所得税收入、公司所得税收入、社会保障收入、消费税收入和其他收入。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2001―2008年期间，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呈现了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出现这种变化的趋势可以解释为2001年和2003年两次减税的影响，以及减税效应退去后税收的反弹。社会保障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了与以上两项相反的变化趋势，其在2000年开始上升，2003年达到最大值，随后开始了缓慢的下降。消费税收入和其他收入占GDP的比例相对平稳。
财政支出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国防和国际支出、净利息支出、社保和医疗支出、联邦政府为个人的其他支付（主要是收入支付）等方面。如图3所示，2001-2008年期间，国防和国际事务支出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国防和国际事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从2001年的10.77%上升到了2008年的13.82%。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较高，处于22%左右的水平，且一直处于波动中缓慢上升的趋势。2001-2008年间，联邦政府对个人的收入支付一直处在15.49%-17.14%这样的区间中变化。
（二）理论假说
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可以通过税收、超发货币、发行国债等方式融资，具有世界货币职能的国家货币（如美元）还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即以本币的贬值来为赤字融资。2001-2008年，小布什政府一方面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赤字压力，另一方面为了兑现竞选时的政治承诺，实现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其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通过了两项减税法案，十年消减的税收总额高达1.68万亿美元。①至此，面对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小布什政府为赤字筹资主要依靠发行国债、征收铸币税和汇率融资等三种方式。
我们可以利用开放条件下大国条件下的IS-LM模型来分析三种赤字融资方式对利率的影响。具体到本文的分析中，在三种为赤字融资的方式中，债务融资和汇率融资主要改变了IS曲线的位置，因为债务融资的最终目的是支持政府开支，政府开支主要影响IS曲线的移动；而汇率的变动主要影响进出口贸易，其实质是影响模型中的IS曲线的移动。货币融资方式主要影响IS-LM模型中的LM曲线的移动，即基础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会使模型的LM曲线向右移动。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理论假说：债务融资、铸币税融资和汇率融资会对实际利率波动产生影响，而政府赤字对实际利率波动的影响更为明显。接下来我们将要检验这三种融资方式对利率波动的影响，以及分析利率波动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作用机理。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IS-LM模型中，均衡利率是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结果。因此利率方程可以从货币市场均衡方程和产品市场均衡方程中获得。但是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市场得到的利率方程式是不一样的，在此我们选择货币市场均衡时的方程推导出利率方程，然后对利率方程进行回归。在货币市场均衡时，实际货币余额M/P是实际产出Y和利率i的函数，即M/P=L（Y，r），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利率函数为r=f（Y，M1），其中r是实际利率，Y为总产出（用实际GDP来衡量），M为货币供给量（用实际货币供给M1来衡量）。本文借鉴刘迎秋、韩强等（2010）研究中国政府（1985-2006）债务率对利率的影响时建立的实际利率模型：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汇率对利率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模型（1）中加入变量：实际汇率exchargerate变量（此变量定义为名义汇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后模型（1）修改为下列形式：
realmte=β0+β1gdp+β2m1+β3def+β4cpi+β5exchargerate+u （2）
因为real rate和exchange rate为百分数形式，def具有正负数，故只对gdp和m1取对数，模型（2）可以转化为：
realrate=β0+β1loggdp+β2logma+β3def+β4cpi+β5exchargemte+u （3）
（二）数据来源及回归分析
1.数据来源。本文采用了1980-2008年的美国的实际利率real rate、通货膨胀率cpi、gdp总额、货币供给量m1和政府财政赤字def等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实际利率、货币供给量m1）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sdp总额、政府收支余额def、gdp平减指数），其中货币供给量m1、sap总额和政府收支余额def均调整成了实际值。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对计量模型的估计主要采用了eviews6.0统计软件。
2.模型检验。单位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cpi和exchargerate不存在单位根，为零阶平稳数据；而realmte、loggdp、logml、def有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均是一阶平稳数据。
协整分析：对式（3）中的各变量均取一阶差分，可得：
realrate=β1loggdp+β2logm+β3def+β4cpi+β5exchargerate+u （4）
用ADF法检验式（4）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在5%的水平上均是一阶平稳的。
用ADF法检验式（3）回归残差的单位根，得到ADF值为-4.7562，P值为0.0008，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平稳的。上述结果表明：1980―2008年期间，realmte、loggdp、logml、def、cpi和exchargerat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为CI（1，1，1，1，1，1）。
序列相关性的检验：如果回归方程的随机扰动项存在序列相关性，时间序列的OLS估计可能会失去有效性，参数估计量的显著性可能存在问题。采用LM统计量进行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相关性的检验（p=2），得到如下结果：
LM检验的原假设为H0：直到P（P=2）阶滞后不存在序列相关；备选假设为H1：存在P（P=2）阶相关。由上面的结果可以得出回归方程的残差在1%和5%的水平上不存在序列相关。
3.回归结果分析。在文中，我们主要应用了OLS对模型（3）和模型（3）去掉CPI项后分别做了估计。总体来说，估计结果是一致的。模型（3）从总体来看统计量的估计效果较好，拟合优度R2为0.9494，说明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间关系。OLS估计的F值为86.3657，且在1%水平上显著。DW检验主要用来检验随机误差项是否具有一阶自回归形式的序列相关问题。表中的计量分析结果中，DW统计量的值为1.7399，属于正常值范围内。接下来本文将对其结果进行分析。
（1）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看表中GDP对数对实际利率影响较大，其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理论上，随着实际产出的增加，居民和企业对货币的需求会增加，如果货币供给量不变，实际利率一定会上升，即实际利率和实际产出的关系应该是正向变动的关系。但是文中的估计结果是以GDP代表实际产出与实际利率间是负相关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的解释是：（1）美联储利用利率工具对经济进行反周期调节，即在各项经济指标快速上升的时候调低利率，在各项经济指标快速下滑的时候调高利率；（2）随着实际产出的增加，居民和企业对货币的需求会增加，如果货币供给量也增加，且增加的量超出实际产出增加对货币的真实需求量，实际利率可能会下降。这一结论我们可以找出合理的证据证明的。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仍然发挥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但是美国也继续了以铸币税融资的历程。近十年来美国的货币供给量M1占GDP的比重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在上升，这也证明了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存在着依靠世界货币的地位，通过超发货币使美元贬值为本国融资的推断。
（2）在表4中，实际货币供给量对实际利率的影响较大，M1每增加10亿美元，实际利率会下降0.1687个单位。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估计参数指标在1%水平上显著，且两个变量间呈现了相反的变化，即随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实际利率一般会下降，这与我们在理论中的分析是一致的。
（3）在表4中，政府赤字规模对实际利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即政府赤字增加10亿美元，美国的实际利率会增加0.0759个单位。政府赤字DEF的参数估计指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两个变量间呈现了正向的变化，即随着政府赤字的增加，实际利率一般会上升。这不仅符合我们的理论分析，也符合我们选取的事实经验。2003年3月20日，美国开始攻打伊拉克，由于军费开支的剧增，当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年增长率达到了20.39%（伴随于此的是美国的政府债务也连年增加），为了应对此经济情况，2004年以后美联储结束了多年的低利率政策，多次加息。
（4）从统计分析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对真实利率的影响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对实际利率的影响较小。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实际利率模型（2）很好地拟合了被解释变量实际利率与解释变量实际产出水平、货币供应量M1、政府赤字DEF、实际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通过模型检验，我们认为该模型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等特征，同时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也符合理论推断。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利率波动与金融危机的可能关系。
四、进一步的讨论：利率持续波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债务融资、货币融资和汇率融资这三种融资方式可能导致利率的变化，而利率的不稳定变化是引发房地产泡沫产生与破灭，进而产生“次债危机”的关键因素。我们借鉴Taylor and speaker（2008）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来支持我们的观点。Taylor and Speaker（2008）在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时认为货币超发引发了利率波动，进而诱发了金融危机。具体来说，2000年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保持在了6%左右的水平，而2003年下降到了1%的水平，2006年又上升到了5%的水平。Taylor and Speaker认为实际利率高-低-高的不稳定趋势严重偏离了泰勒规则，如图4所示，2002起，联邦基金利率开始偏离泰勒规则，偏离的幅度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美联储的货币超发和利率的不稳定变化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和破裂，最终诱发了“次债危机”。具体的逻辑过程是这样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2000年达到了高峰值6.24%，2003年达到低峰值1.13%，2007年又上升到了高峰值5.22%。联邦基金利率从2002年开始偏离Taylor规则，这种偏离一直延续到2006年。此后，联邦基金利率经历了2007年的5.02%的峰值后，2008年骤然降低到了1.92%，2009年降低到了0.16%。与联邦基金利率高-低-高的变化趋势相反，如图5所示，2000-2007年美国住房开工数却呈现了低-高-低的变化趋势。用反事实估计发现，如果没有联邦基金利率的不稳定调整，住房开工数增长速度也会平稳得多，住房开工数不会呈现大的峰值。这就说明了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既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也刺破了房地产泡沫。因为在低利率时，信用不佳（可解释为支付能力较弱）的买房需求者被鼓励购房并要求每月偿还一定量的月供。当利率提高后，信用不佳的购房者需要偿还较多的月供。如果不能承担利率提高增加的月供，信用不佳的购房者便会出现大量的违约情况。大量的信用违约会造成房地产次级债券支付链条的断裂，这会引起大量次级债券的抛售，最终引发“次债危机”。
数字金融相关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次贷危机；财政赤字；政府干预；经济失衡
中图分类号：F29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5-0110-08
触发美国次贷(债)危机的因素很多，但离开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来谈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美国政府超出自身财力的限制，对住宅市场实施过度的干预，以图转嫁财政赤字，导致美国整体经济失衡，是美国次贷(债)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相应地，解决美国次贷(债)危机，归根到底是要弥补美国政府过度干预产生的财政缺口。这个财政缺口不是由美国政府填平，就是由美国的市场主体来填平。
一、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监管不力论，以吴建环为代表；第二，委托链过长论，以陈志武为代表；第三，国际货币体系扭曲论，以王永利、杨公齐为代表；第四，过度消费论，以余永定、王小东为代表；第五，政策诱致论，以许小年、肖本华、雷鸣、赵夫增为代表；第六，流动性过剩论，以韩振亚、黄纪宪、张云为代表；第七，综合因素作用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较多，如刘峰、马骥、廖湘岳、邱兆祥、曹红辉、杜厚文、裴平等人。从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看，应该说这些解释对人们全面认识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原因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原因，毫无疑问既有表面的也有深层次的，既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如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者眉毛胡子一把抓，显然不是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上述解释存在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监管不力论。吴建环认为，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美国已有的分工监管模式逐渐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整个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的监管不力才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这里需要强调，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政府有效监管机制的建立也需要时间，这意味着不是有了金融创新，就有了系统性风险，有了系统性风险，就马上爆发金融危机。从金融发展的历史看，创新是推动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创新本身也包含对政府管制的规避，但创新从来没有和金融危机划等号。将监管不力看作是美国爆发次贷(债)危机的主导因素，是对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规律缺乏必要的了解。
其次是委托链过长论。陈志武认为，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贷款层层证券化，委托链条也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确实，委托链条过长会影响到委托的效率，增加道德风险，然而市场机制会通过风险和收益对等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要么委托链条延长不下去，也不增加道德风险；要么委托链条延长下去，道德风险增加了，但承担额外道德风险的主体收益也相应增加了。所以将委托链条过长作为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同样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再次是国际货币体系扭曲论。撇开别的不说，这一观点至少过于夸大外部因素的作用。将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归咎于外部环境，明显有为美国政府推脱责任之嫌。按照这种观点，只要国际货币体系继续扭曲，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必然的，美国政府既没有必要为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承担责任，也没有必要为次贷(债)危机的解决采取措施，而应听之任之。如果是这样，美国政府也就丧失存在的必要性了。因此，这一观点单从结论上看就不值一驳。
接着是过度消费论。过度消费论揭示的只是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直接或表面原因，缺乏对美国爆发次贷(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从字面上看过度消费是消费大于储蓄，次贷(债)是不该借债消费的也借债消费，实质就是过度消费，将过度消费作为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同义反复。况且，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过度消费是不可能出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与市场机制要求相背离的次贷(债)，显然只能归咎于非市场因素或非市场主体，这才是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
最后是综合因素论。这一观点将所有导致次贷(债)危机的原因一一罗列，颇有和稀泥之嫌，因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与其他事物没有任何关联。综合因素论对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分主次，不分表里，给人的感觉是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但等到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时，却无从下手，因为它抓不住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比较接近答案的是政策诱致论和流动性过剩论。之所以将它们合并讨论是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策诱致论强调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是由美国政府不适当的政策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论强调热钱大量涌入房地产行业，使房价泡沫越吹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当代社会，流动性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政府，流动性指向何方也完全取决于政府。认为房地产行业泡沫由政府吹大，再由政府挤破，从而导致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是政策诱致论和流动性过剩论的共同之处。然而，政策诱致论和流动性过剩论关于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原因的探讨到此为止，并没有进一步深究下去，如政府为什么要吹大房地产泡沫，为什么又要再将其挤破，政府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一旦把这些原因搞清楚，则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也就水落石出了。因此，寻找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还需从新的视角去探求。
二、2007年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宏观调控背景
2007年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是在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政府调控色彩非常浓厚。
回顾1929―1933年大危机之前的美国住宅融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20世纪初以前，美国人的价值观与现在不同，他们宁可租房也不举债买房。因为当时市场住房贷款发放要求非常苛刻，一般需要买房者首付50％的房款，而且利率较高，借款期限较短，通常必须5年内付清。在这种情况下，偿付能力欠佳的中低收入阶层不可能贷款买房，偿付能力突出的高收入阶层一般也不需要贷款买房，除非出现临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相应地，因为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出现次贷(债)危机甚至优质贷款危机，几乎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然而，1929―1933年大危机不仅改变了政府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守夜人”的地位，也改变了政府在住宅市场上自由放任不干预的角色。政府干预住宅市场不仅是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需要，也是契合大多数美国人口味的善举。
1932年，美国时任总统胡佛主持通过了《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法》，正式拉开了美国政府积极干预美
国住宅市场的序幕。1933年，继任的罗斯福总统成立了房产主贷款公司，为失去住房的房主提供低息贷款。1934年，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成立，专门负责审定房屋建筑标准，并推出25至30年期的低息贷款。1938年，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成立，向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支持。1944年，美国政府为从战场返乡的老兵提供慷慨的房贷补贴，配合政府的这一需要，房利美的权力不仅扩大到贷款担保，即为提供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品种进行担保，而且公司主要由退伍军人负责管理，房利美的政府色彩因此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和社会学教授托马斯・苏格鲁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起，“山姆大叔”就成为了美国住房市场的真正推手。
为了提升房利美的运行效率，使其更好地参与住房市场竞争，1970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紧急住房金融法》，又批准成立了房地美，其商业规模仅次于房利美而居于美国住宅融资市场的第二位。1977年颁布的《社区再投资法》则鼓励金融机构以安全与稳健的方式满足其所在社区特别是中低收入社区的信贷需求。它与1974年颁布的《平等信贷机会法》、1975年颁布的《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一起，实质内容都是允许甚至鼓励向落后的社区、偿付能力不足的人群提供贷款，从而为次贷(债)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依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经过艰难的调整，逐步迈入长足发展的轨道。伴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膨胀，美国一般民众的偿付能力水涨船高，在原有房地产融资法律制度的内在刺激之下，美国民众的住宅融资热情逐步高涨，住宅融资规模逐步扩大，住房自有率逐步提升。1994年，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4.2％，2001年这一比率上升到68％。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下半年更发生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美国经济面临大衰退的危险。为了维持美国固有的经济繁荣，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不惜在住宅市场上孤注一掷，以前所未有的宏观调控力度刺激美国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让民众拥有住房几乎是次贷危机爆发前几任美国总统共同的施政要点。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为美国46年来的新低。宽松的货币政策、庞大的现金流无情地吹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当美国的住宅市场供过于求时，美国房地产业的膨胀也就达到了顶点。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的两年间，美联储又被迫连续17次升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由1％提升至5.5％。急剧收紧的货币政策和融资规模加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阵痛。当美国经济2006年开始减速的时候，人们的收入开始滑落，住房的抵押价值明显缩水，美国各地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立即凸现出来，终于酿成2007年的次贷(债)危机。
从美国次贷(债)危机形成的过程看，我们不能不说，出于政治目的，美国政府超出自身财力对住宅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美国经济失衡，才是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基本原因。
三、赤字转嫁是美国政府过度干预的直接动力
当然，政府干预几乎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政府干预也不一定会导致国民经济的整体失衡。政府干预导致国民经济失衡并使次贷(债)危机在美国爆发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爆发，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美国梦为代表的住宅刚性需求在美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由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住宅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以获得所有权的方式得到满足，成为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明“美国梦”一词的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1931年在其发表的《美国史诗》中就认为，美国梦不仅仅意味着物质产品的堆积，住房也应当成为一个家和一个生活的所在地。如何让个人的住宅需求在所有权上得到满足，是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老百姓始终关注的中心议题。
第二，住宅产业本身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能力极强，从而成为宏观调控的极佳选择目标。住宅产业是典型的生产要素密集型行业，需要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加上住宅一旦建成出售，其引致需求同样诱人。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大大强化，它们在刺激内需时都将刺激房地产需求作为最后一招和看家本领。
第三，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也使政府有充分的动力刺激住宅市场的繁荣。一方面美国民众有对住宅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想增加对住宅产业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住宅产业想不繁荣都难。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使得美国住宅市场的繁荣过犹不及。冷战结束后，为占领道德高地，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重建传统价值观，并将传统价值观与拥有自己的住宅联系起来，从而将美国住宅赋予太多的政治色彩。千方百计促进住宅市场的繁荣，满足美国民众拥有自己住宅的需求，已成为历届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不能承受之重。
第四，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使消费者的偿付能力也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既是房地产金融危机产生的内在根源，也是美国梦形成的重要外部环境。美国民众对住宅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种意愿需求，要将之转化为有效需求或市场需求，有赖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有赖于美国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即使金融机构出于政治或经济的原因，以很低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贷款，这笔贷款最终也是要偿还的，而且贷款的偿还必须按期按量，即在规定的时间偿还规定的资金数量，否则就构成违约。从这种意义上说，住宅的有效需求必须与个人的收入现金流挂钩，然而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波动特征，又使得这种挂钩根本不可能。
第五，土地私有使住宅自有率提高的成本极大，极易超出住宅市场的均衡点形成次贷(债)。美国是一个高度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也是一个土地私有最彻底的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归个人所有意味着，美国任何住宅的价格在市场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国家在降低土地价格或地租从而在降低总房价的问题上无能为力。与土地国有化或开发权国有化的国家相比，美国住宅的价格更高，美国住宅自有率提高的成本更大。在居民收入和融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住宅市场的均衡点更容易遭到破坏，美国居民个人更容易因为贷款金额超出自己的偿还能力而形成次贷(债)。
第六，赤字财政的长期存在迫使美国政府绑架市场主体，共同承担政府干预住宅市场的成本。美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非常强调财政收支平衡的国家，“二战”以后，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美国财政经常出现赤字。在政府持续出现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指望政府拿出足够的财力解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一方面中低收入居民要解决住房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唯一的途径就是由政府主导吹大住宅市场的泡沫，通过房价的持续上升来解决居民支付能力不足的难题。当国民经济不受政府的操控自行调整时，房价下跌，资产储蓄不再，居民收入下降，还贷能力更显不足，在达到一个临界点时，次贷(债)危机爆发也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因此，尽管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原因有千条万条，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在自身财力不足的前提下，美国政府试图对住宅市场过度干预以转嫁财政赤字，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失衡。根据顾书桂的研究，住宅需求分弹性需求和刚性需求，刚性需求追逐住宅的使用价值，弹性需求还追逐住宅的财富属性；住宅供给分弹性供给和刚性供给，弹性供给表现为普通住宅，刚性供给表现为优质住宅；从住宅供求的不同特点出发，普通住宅应主要满足消费者的刚性需求，优质住宅应主要满足消费者的弹性需求，这才符合住宅市场顺利运行的基本要求；如果自由供给的普通住宅市场价格仍然超出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政府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必须以财政填平这一缺口。美国政府一方面缺乏必要的财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实现政治目的，不得不选择吹大住宅市场泡沫的方法，让住宅本身成为弥补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工具。即只要住宅价格不下跌，消费者即使购买力不足，消费者通过借债的方法仍然可以购买住宅，并且不至于给金融机构造成坏账。事实上，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不会有价格只涨不跌的商品，住宅也不例外。美国政府包括美联储在内，过于迷信自己的宏观调控能力，因为当经济人为膨胀到极点时，住宅市场就必然走下坡路，发生次贷(债)危机也就是必然的了。所以，与其说房利美、房地美是美国次贷(债)的元凶，不如说美国政府才是次贷(债)的元凶。
四、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现有对策内容与成效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美国政府尚不清楚或不愿承认本轮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因此，美国政府出台的许多应对措施颇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成效有限，副作用很大，但总体意图都是先稳住经济大局再说。
1.美国针对次贷(债)危机的现有政策内容
纵观2007年8月以后，布什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主要分为三个大的方面，即行政救助、美联储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及重建美国的金融体系。布什政府的行政救助措施主要有：(1)推动设立结构性投资工具SIV支持基金，以稳定信贷市场；(2)提出次级房贷解困计划，以避免偿还更高额的欠款；(3)推出救生索计划，给予拖欠房贷的房主一定的缓冲期，协助房主制定更易负担的还款方案；(4)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总额高达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将使1，17亿户美国家庭获得退税支持；(5)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避免美国房地产市场由于两房的空转陷入瘫痪；(6)通过金融纾困方案即保尔森7000亿计划，购买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7)收购大型金融机构股票，通过购买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以帮助银行继续向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8)扩大政府保险范围，不但临时性地为银行大多数新发行的债券提供保险，而且将联邦存款保险覆盖面扩大至所有无息账户，以帮助小企业满足日常运营需要；(9)暂停执行按市价人账的会计准则，避免放大金融机构的亏损；(10)推出救车方案，涉及联邦政府向汽车制造商提供短期贷款、汽车业重组和政府任命一名汽车沙皇行使监管权。美联储的货币金融政策主要采取了大幅降息和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两大措施，主要内容包括：(1)大幅放松货币政策，连续降息；(2)向非存款机构注资，促使投行转制进入美联储监管范围，从而将注资对象从商业银行扩大到其他机构；(3)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4)对法定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5)加强中央银行间的国际协调。重建美国的金融体系则主要包括堵塞漏洞、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和重塑金融监管体系三部分。
与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由于人气较旺，其救市计划规模更大，涉及范围更广泛。如果说布什政府立足于解决问题资产的话，奥巴马政府则立足于稳定金融市场。虽然两者颇多相似之处，但侧重点不一样。早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提出了自己的政见，其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减税与增税并举，让利中低收入阶层，缓和贫富矛盾；第二，筹划新财政刺激方案，化解金融危机；第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减少贸易逆差；第四，支持强势美元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奥巴马认为，只有经济恢复强劲增长，美元才能走强，经济恢复当前最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革减税政策、结束伊拉克战争和使财政预算逐渐恢复平衡。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其竞选政见体现在2008年12月6日出台的“经济复兴计划”中，并具体化为五大内容：(1)大规模改造公共建筑物，开展政府节能运动，这不仅能使美国纳税人每年节约数十亿美元，而且能够使人们重新就业；(2)对国家基础设施进行最大规模投资改造，这将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建立高速公路网后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会创造数百万个工作岗位；(3)对学校建筑物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包括修复学校破损建筑物、进行节能改造、在教室安装新电脑设备等；(4)升级信息高速公路，为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图书馆、学校、医院都应该实现互联网连接；(5)实现医疗系统现代化，保证未来每个医生都将使用先进的医疗器械和电子医疗档案，这不仅能有效减少文牍主义，防止医疗事故，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且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与布什政府的救市政策相比，奥巴马政府似乎更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美国次贷(债)危机现有对策的成效
客观上看，一方面，不管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他们采取的措施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只不过成效的大小以他们采取措施的内容、时间和规模为转移。
首先，布什政府的救市政策体现为“问题资产援助计划”，侧重于解决问题资产，因而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是救市政策发挥成效的基本前提。美国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和次贷(债)危机就是从次贷(债)开始的，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次贷(债)危机当然也要从次贷(债)人手。布什政府主张收购不良的信贷资产，可以避免有毒资产拖垮金融机构；重新安排次贷(债)房主的债务，可以避免银行新的坏账的积累；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可以确保住宅产业的发展继续得到政府的支持，避免房地产业陷入萧条；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还与美国经济衰退有关，因此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同样有利于信贷市场的稳定。
其次，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政策体现为“经济复兴计划”，侧重于解决经济衰退问题，因而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是救市政策发挥长远效益的重要条件。剔除丧失劳动能力或根本不愿就业从而只依赖房价上涨来支撑还贷的消费者，美国次贷(债)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支付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民众的就业机会不足。因此解决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困境，仅仅缓解美国中低收入民众的暂时困难是不够的，还必须立足于长远，通过改善美国民众的就业环境，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才能最终解决他们的支付能力不足问题。为此，奥巴马政府希图通过减税直接让利中低收人阶层，增加他们的收入；以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改善民众的就业环境；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好处。其中，对公共建筑物、学校建筑物、国家基础设施、信息高速公路、医疗系统进行最大规模投资改造是奥巴马政府救市政策内容的重中之重。
再次，尽管奥巴马政府有意区别于布什政府，但他们的救市政策无意中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当的互
补作用。如果说，布什政府的救市政策因为任期的限制而侧重于短期效应，他不可能也不愿意为太远的将来做规划和打算，奥巴马政府则因为新上台且布什政府的救市成效不彰，既必须也愿意采取一些更根本、更长远的改革措施。如布什政府对次贷(债)的处理是可以暂缓偿还，并重新制定切实可行的偿还计划，应急特征非常明显；奥巴马政府在此基础上一改布什政府区区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再零打碎敲，而以高达一万亿美元以上规模的经济复兴计划取而代之，长远意图不言自明。这样，布什政府的救市政策与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政策相互结合，长短搭配，客观上有利于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最大限度地解决美国次贷(债)和金融危机问题。
在布什和奥巴马前后两任政府的努力下，美国金融恶化和经济衰退的势头开始得到抑制。我们也许不能说，美国的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问题已经解决，但我们可以说，美国经济和金融恶化的势头短期内已经大体止住了。然而，从根本上说，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源于美国政府不顾自己的财力限制，对住宅市场过度干预，并让其他市场主体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由此导致美国经济的整体失衡，并触发次贷(债)危机和全面的金融危机。因此，解决美国次贷(债)危机，关键是要解决美国政府的历史旧账，将过去的赤字填平，并不再产生新的赤字。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过去的布什政府，还是现在的奥巴马政府，他们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充其量是缓解目前的艰难处境，但离摆脱次贷(债)危机、全面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还很遥远。
五、美国次贷(债)危机现有对策的不足与基本选择
美国次贷(债)危机现有对策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依然遵循旧有的思维，即刺激经济，刺激投资和消费，而不管本国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潜力；第二，美国政府至今并不认为应该为次贷(债)的出现承担财政责任；第三，美国金融机构仍在为美国政府培育的次贷(债)危机买单；第四，巨额的年度财政赤字和累积财政赤字使得美国政府不可能考虑偿付历史欠账。这五个方面决定了，尽管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政策有差异，但它们的这种差异只是数量方面的，还不足以使前后两任政府的政策有本质差异，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次贷(债)危机。真正解决美国的次贷(债)危机，必须以尊重市场机制和经济运行规律为基础，即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目的是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而不是让市场为政府的行为买单，否则代价就是宏观经济的整体失衡。政府履行行政和社会职能应以自己的财力为限，坚决杜绝财政赤字。由此出发，我们不难推测美国政府未来的政策走向。
首先，美国政府为两房政策性亏损买单是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的基础
当前，由于以房利美和房地美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显现亏损金额持续扩大而且没有止血的迹象，美国国内对两房前途的争论颇为激烈。美国国会共和党的一部分人主张尽快关闭房利美和房地美，一切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虽然认识到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现有经营模式难以为继，但对两房究竟向何处去，至今仍旧难以决断。事实上，继续保留两房，甚至两房完全国有化，并为两房的政策性亏损买单，是美国政府稳定经济和金融无可回避的选择。理由包括：①两房对当前美国住宅市场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②两房的改革目前还缺乏必要的外在环境；③两房的亏损是履行政府行政和社会职能的结果，理应由美国政府买单；④在美国政府更改自己的行政和社会职能之前，两房的执行职能不可或缺；⑤两房亏损规模及其外部负效应不过是美国政府干预的成本体现。当然，两房理论上需要国有化，实际操作时政府是否过河拆桥，一旦经济形势稳定，立马让两房关门，另起炉灶，也未可知。
其次，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是美国摆脱次贷(债)和金融危机的主要依托
应该说次贷(债)的产生只是为美国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种可能，使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直接动力则是美国实体经济的衰退。可以肯定，没有美国实体经济的衰退，或者说，美国实体经济在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继续膨胀，则美国的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至少不会这么快就爆发，如果不能避免爆发的话。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美国经济无效直接促发了美国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挖掘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美国摆脱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主要依托。理由主要包括：①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是次贷(债)消费者债务重组的前提；②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是提升消费者支付能力、减少次贷(债)的经济基础；③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是美国政府减少财政赤字、更好履行行政职能的必需；④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是企业进入良性循环、扩大投资与生产的契机；⑤美国经济恢复增长也是美国经济秩序恢复正常、避免泡沫产生的关键。
再次，避免赤字财政是美国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