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视联网数字乡村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基层服务

1引言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我国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2视联网赋能数字乡村的建设目标

视联网赋能数字乡村的建设目标是基于视联网技术，参与建设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平台融合省、市、县、乡、村多级治理体系，以数字化治理为基础，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继而实现数字乡村的整体构建目标。

2.1加速数字基建，发展数字农村

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智慧乡村，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依托新一代信息网络，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实现科技兴农，形成农村经济新业态。

2.2提升公共服务，统筹乡村治理

多级、多层业务联动，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依托新一代信息网络，提升创新能力，加强乡村医疗、法律、教育等公共服务统筹。

2.3深化基层党建，政务协同联动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政务服务，推进村务管理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服务精细化，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

2.4加强应急管理，提升发展质量

深入基层，在防灾、救灾薄弱环节建立适合的应急管理体系，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引起的潜在风险，满足疫情防控需求，提高农村的抗灾水平。

3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及难点

数字乡村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是以数字化转型驱动乡村生产方式、乡村治理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发生变革。以数字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聚合生态，共同创新，突显“可视、可管、可用”的业务价值，从底层终端设备到数据中心平台，结合实际乡村业务应用，实现端到端全场景的整体方案设计。经过数年的全国试点推广，各地在数字乡村方面做出了大量积极有效的成功探索，但在深化推进数字乡村信息化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亟待解决。

3.1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化普及度不足

城市与乡村间以及乡村之间的互联数字基础设施有待提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需要互相促进才能助力基层乡村的数字经济发展。

3.2缺少顶层规划设计，难以统筹系统建设

存在一定程度资源分散问题，导致出现多系统间、多部门间的数据资源分离。在各地域、行业、部门之间形成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无统一顶层规划及设计。

3.3视频沟通机制不良，缺少统一沟通方案

缺少统一的音视频系统方案以联合各级横向部门，存在沟通效率低、工作进度慢等问题。

3.4横向部门联动缺乏，联合办公协作不畅

缺少单一平台或系统对各级、各部门间信息实现安全互通，整合难度大，不利于资源与信息共享和工作的协同处理。

4视联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的应用设计

平台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工作，依托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安全优势、网络设施通达基层乡村的覆盖优势，整合区域医疗、教育、法律、心理等资源，优化服务供给，为助推乡村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模式、新样本。视联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系统架构如1图所示。视联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遵循统筹规划、集约建设、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安全可靠的原则，应用服务采取模块化设计，可按需建设。视联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主要包括资源层、网络层、支撑层、应用层。资源层：最大化复用业务协同单位的建设成果和全国防返贫信息监测系统等现有资源，实现数据互联共享、资源整合应用，为平台提供底层数据。网络层：依托视联网统筹接入电子政务外网、物联网、4G/5G无线网、行业专网、互联网等业务网络，为各类视频和数据资源提供接入和共享交换服务。支撑层：将网络层接入的各类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通过AI和大数据处理后，形成农村生产、生活和管理的数据集，全面支撑上层应用和服务。应用层：包括智慧农业、乡村治理、公共服务、应急管理四大基础服务，10多个可选业务功能模块。

5视联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的功能简介

5.1智慧农业应用

（1）农业培训。平台将视联网视频会议管理、音视频资源与农业技能培训、农作物培训、畜牧养殖培训、电商平台培训、普惠金融培训、农产品议价定价会商等农乡视频业务进行有效整合，实时管理大规模视频业务，发挥视频双向交互优势，可针对不同角色和所属的工作范围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管理，助力农村人员技能提升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2）农业信息监测和研判。主要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乡村特色产业数字化监测和农产品市场数字化监测等内容。实现多级资源融合共享和数据汇聚，通过大数据技术、可视化技术进行多维度的数据可视化分析和呈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精准化生产指导、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

5.2乡村治理应用

（1）智慧党建。包括党员队伍管理、党组织管理、党建活动组织管理、党员教育活动和统计看板等党务信息化管理和党组织建设等内容。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开展党务工作，提高乡村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体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2）矛盾调解。矛盾调解是“自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德治”“法治”成果的一种优秀体现。以落实小事不出村为工作目标，创新完善乡村矛盾纠纷多元化、一站式解决机制，结合基层数字化治理，预防和减少极端行为、事件的发生。（3）“互联网+政务”。主要包括准营准办、补助申领、社保医保办理和办事指南等内容。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为企业、民众提供一站式政务办理服务。

5.3公共服务应用

（1）健康乡村。将数字化信息技术与传统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合，为村医提供前端处置的智能化诊疗工具，提供贯通式的分诊模式，解决区域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乡村地区带来优质医疗资源，提升乡村医疗服务的普惠性和通达性。（2）公共法律服务。运用网络服务、远程视频服务模式，促进优质资源向农村辐射，全面提升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水平。联动归属地最近的相关司法机构和律师资源机构，将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与司法所一体规划、一体建设、资源共享。

5.4应急管理服务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和AI等新技术，联通视联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数据系统，对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恢复进行管理和处置，实现灾情有效预防、应急事件迅速解决、应急资源高效利用。

6视联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的技术优势

6.1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充分利用视联网现有覆盖优势，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通过对各级、各部门资源与信息的统一整合，提供强大的跨部门沟通、跨地域协作、跨职能协同的业务交互能力，大幅提升乡村基础服务效率。

6.2自主可控安全加固

视联网技术具有自主可控、深度融合国密算法加密技术等安全优势，符合《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密码法》要求，可对数据生产、采集、处理、传播全链条提供保护，防止非法窃取、修改和泄露。

6.3异构兼容灵活建设

视联网具备极强的协议兼容性，能够融合各种通信协议，兼容多种网络系统。依托其兼容性和广泛覆盖优势，各地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匹配平台、网络、业务模块的建设需求，最小化建设成本投入，最优化服务供给输出。

6.4资源集约，精细管理

实现了基层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有效提升了社会管理服务水平，使“数字民生”真正具有“数字决策、数字管理、数字服务”的内涵和支撑，为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区域规划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术支撑。

6.5协同服务，增长效能

通过统筹协同各级政府部门与社会机构资源，实现高效的数字化公共服务，促进乡村治理水平向效能型、服务型转变。

7视联网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的价值

7.1构建乡村发展新路径

加强数字乡村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居民可以便捷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变化和发展经验；同时，信息化服务普及、公共信息服务水平通达、网络扶贫开发，能够让广大乡村居民共享先进发展成果。

7.2提供乡村发展新样板

充分发挥视联网技术的网络协同效应，将优质的社会资源向下级地区导流，加速补齐地方公共服务短板，建立数字乡村服务体系，开展党建教育、政务代办、远程医疗、公共法律服务等业务。

7.3开拓乡村振兴新思路

从组织建设、乡村治理、公共服务、安全保障等多个方面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可实现业务办理可视化、指挥调度扁平化、工作运行高效化。利用视联网技术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协同发展，促进基层“智慧”治理。

7.4打造对口帮扶新模式

在现有视联网网络资源基础上，接入乡村振兴局及相关单位，采取“手拉手”、对口帮扶等方式，以视频通信为核心，更广泛、更高效地开展教育帮扶、医疗帮扶、产业帮扶、文化帮扶等服务，打造对口帮扶“新模式”。

8结语

数字赋能教育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发展；年龄结构；旅游消费；异质性

一、研究背景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于医疗、旅游等精神类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旅游消费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出现了稳步增长。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为8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为471.4元。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达到了1062.6元，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达到了613.56元。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调，但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以在线旅游、虚拟旅游、线上博物馆等为代表的体验性、跨越时空的旅游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助力我国旅游消费出现了显著增长。2021年人均旅游消费相比于2020年疫情时期同比增长了16.17%，增加了125.14元，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4.3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恢复至1009.57元，为2019年同期的95%，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恢复至613.56元（见图1）。显然，旅游消费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新发展格局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问题是，传统线下旅游消费受到疫情冲击，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显然是助力旅游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的重要方式，也是应对疫情冲击下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探讨疫情背景下，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积极作用，促进虚拟旅游、在线旅游、数字化旅游、智慧旅游等互联网+旅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旅游日益引起重视，相关学者对此展开了探讨，主要聚焦于信息化如何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扩大居民旅游消费。刘丽华、何军（2015）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对旅游业的影响视角，分析了在线旅游对传统旅行社为代表的线下旅游发展的影响冲击。研究主要基于当前旅游市场产业链及旅游业务发展模式分析了旅游消费者偏好，并比较了线上旅游和传统旅游服务之间的消费者偏好程度，最后提出了当前旅游业发展需要顺应互联网+趋势，通过融入线上旅游模式，实现旅游客群业务的拓展，建立旅游业发展新模式的建议。罗蓉、彭楚慧、李勇辉（2020）采用我国2016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其旅游消费支出明显要高出2.86%。王洋、郭舒（2020）基于数字时代背景，从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视角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当前乡村旅游业发展存在利益主体合作不足、数字技术应用渗透不够等现象，亟需有关部门从培育数字旅游发展环境、旅游企业创新能力、数字旅游新业态发展等方面，提升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的赋能作用，助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孙根紧、王丹、丁志帆（2020）同样采用2018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性和异质性，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快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和数字鸿沟等助力家庭旅游消费的政策建议。吴代龙、曹芳东（2021）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样本数据，构建了旅游产业与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与信息化耦合发展关系及其空间分异性。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信息化水平总体上呈现逐年稳定上升的状态，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但不同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与信息化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而政府政策调控能力、地区人口资源密度和城镇化水平等都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和信息化耦合关系的重要因素。张娴、高灵芝（2021）以安徽省为例，基于2013-2018年的经验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信息化程度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基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发挥、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旅游企业信息化转型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视角，提出了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对策建议。陈蔚蔚（2021）基于信息化与旅游业发展的互动视角，分析了基础设施、产业技术、知识支撑等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旅游业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传播功能等对信息化的反馈影响。陈东锋（2022）基于游客心理账户视角，分析了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旅游业从线下向线上转型的影响。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深度的提高能够影响居民旅游心理账户，最终对居民旅游消费模式的选择和偏好产生影响。最后从旅游企业应该适应互联网背景下消费率旅游偏好的变化，重视线上旅游资源开发和宣传，打造多元化旅游消费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如何促进旅游消费市场的发展建议。罗蓉、彭楚慧、鲍新中（2022）基于消费者信息理论和传播理论视角，采用25个省域的居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家庭旅游消费的支出，且平均上网时间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最后从科学合理使用互联网，优化信息环境等角度提出了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建议。上述研究对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微观层面的旅游消费、互联网和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中观层面、信息化与旅游业发展关系进行了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仔细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几乎没有文献从互联网发展的宏观层面分析互联网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事实上，有关部门更应该关注宏观层面上互联网发展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异质性。进一步地，基于结构差异性视角，譬如受教育程度、所处区域、年龄结构等，考察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三、实证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实证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上述分析，建立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基准计量模型，如式（1）（2）所示：其中，Tourism-consume-Townit表示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Tourism-consume-Ruralit表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Internetit表示互联网信息化水平，Controlit为控制变量，uit为误差修正项。在模型（1）和模型（2）基础上，从受教育程度、所处区域、年龄结构异质性视角建立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模型，如式（3）-（8）所示：（8）其中，Internetit×Educationit为互联网发展与受教育情况的交互项，反映教育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Internetit×Regionit为互联网发展与区域的交互项，反映区域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Internetit×Ageit为互联网发展与年龄结构的交互项，反映年龄结构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其他变量同基准模型（1）和（2）。

（二）相关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采用城镇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衡量，实证研究时进行取对数处理。主要解释变量：互联网发展情况采用每百人中拥有智能手机数量近似衡量。受教育程度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衡量，区域异质性根据东中西进行划分，设置为虚拟变量，如果为东部地区，Regionit=2，如果为中部地区，Regionit=1，如果为西部地区，Regionit=0。年龄结构异质性根据居民年龄划分，采用0-35岁（含）人口占比反映青年人群，35-59岁（含）人口占比反映中年人群，60岁以上人口占比反映老年人群。控制变量：影响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控制变量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交通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衡量，收入水平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交通可达性采用高铁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之和衡量。上述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地方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信息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19-2021年近3年省域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估计，对基准模型（1）（2）进行估计，得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边际促进作用更强。这一点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以及对在线旅游的认知和参与度更强，特别是在互联网使用的便利性和可得性方面，明显要强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利用互联网手段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旅游中。比如当前互联网对乡村旅游景点的开发，通过互联网渠道，让城镇居民更好地获取旅游目的地信息、旅游资源，促进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扩大。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对旅游消费支出同样具有正向赋能作用，且相比较而言，收入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这与理论预期一致，也符合经济学常理。从控制变量来看，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撬动作用更强，而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撬动作用更强。这一点可能是由城乡居民对旅游意愿的异质性决定，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的旅游意愿更强，因此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更好地促进城镇居民进行旅游消费，而农村居民则更多地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只有收入水平提升才能够较好地激发农村居民增加旅游消费支出。进一步，基于受教育程度结构异质性模型（3）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仍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正向赋能作用。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助推效应（中介效应），但这种正向助推的中介效应在城镇居民样本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也就意味着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在促进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方面的贡献度更强。需要通过缩小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这对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扩容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基于区域异质性模型（5）（6）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赋能效应依然存在，但区域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对于城镇居民而言，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贡献度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弱。同样，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也呈现出东中西不断递减的特征。其他控制变量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均呈现出东中西不断递减的特征，且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强。与模型（1）（2）（3）（4）估计得到的结果类似，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强于城镇居民，而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地，基于年龄结构异质性模型（7）-（8）进行估计，得到年龄结构异质性视角下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表4的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存在，但年龄结构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青年群体在互联网发展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扩大方面的贡献明显强于中年群体，中年群体强于老年群体。这一点与客观现实也较为吻合，青年群体是利用互联网搜寻旅游信息的主要群体，对于在线旅游等新型旅游模式更容易接受，更喜欢去尝试和体验旅游模式的变化。对于0-35岁的青年群体，更多地是以90后和00后为主体，这些群体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更为深切，显然更能够借互联网发展助力旅游消费的扩大。中年群体次之，而老年群体受到互联网的影响相对最小，很大一部分老年群体并不能够熟练地使用互联网，因而在互联网赋能老年群体旅游消费支出方面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小。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前述模型类似，不再详细解释。

五、结论

数字赋能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产品；品牌建设；数字平台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农业发展中兴起了“数字+农业”的发展热潮，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我国农业发展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形成了新的农产品销售模式，同时也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形式也在不断产生变化。在当前数字经济快发展形势下，农产品品牌建设应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强化农产品品牌推广，实现品牌建设。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

数字经济从当前来看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词汇，早在20世纪末期就由唐·塔普斯科特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数字经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实，促使数字经济范围不断拓展。在2016年，我国在数字经济范畴加入数据，指出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由此能够看出，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不仅促使生产要素的范围得到拓展，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关系[2]。从狭义层面上来看，数字经济主要指的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新型营商范式，主要包含了电子服务等内容，从广义层面上来看，所有通过电子设备进行数字化活动的经济形式都是数字经济，主要包括了精准农业、电子商务等内容。在农业方面，2021年，商务部下发了《关于加快数字商务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通知》，对数字商务建设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同年6月，《商务部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实施方案》再次提出，要大力推动“数商兴农”。

二、数字经济为农产品品牌带来的发展机遇

目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种电商平台已经成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途径。同时数字经济在农产品品牌的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我国农产品品牌的发展。

（一）数字经济为农产品品牌的发展带来契机

目前，由于农业电商的发展促使农产品拥有巨大销售市场和更多融资渠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结果，2020年我国农产品网络销售总额已经超过5500亿元，相较于2019年涨幅超过30%[3]。由这一数据能够看出，农产品拥有巨大网络销售市场，线上消费已经成为消费者农产品消费的重要方式之一，为农产品品牌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艾媒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20年涉及农业的电商平台已经共有十几家获得了融资，融资的总金额超过了5亿元，主要包含了农产品、农产品配送等电商平台。从这样的数据能够看出，农产品市场拥有巨大价值空间，同时加上政府的优惠政策，为农产品品牌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重大利好。

（二）为农产品品牌发展夯实了基础

对于农产品品牌建设而言，产品质量是其中的重要基础。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农产品的销售可以通过各种信息平台得到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信息以及消费之后的反馈信息，再以这些信息为基础将其应用到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中，促使农产品的生产者能够使用更为科学的方式进行种植，从而提升农产品质量[4]。同时，还可以促使农产品具有差异性和特色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品质，进而形成品牌效应。另外，通过信息技术以及基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平台，可以解决农产品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实现以需求为基础的生产，进而改变农产品竞争中出现的低价竞争，使得农产品发展从原来的数量增长转变品牌价值增长。

（三）拓展了农产品品牌的营销渠道

数字营销使得农产品品牌营销渠道得到拓展。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农产品在市场中的流通环节减少，打破了供需双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农产品产业链的流通环节、营销环节等实现了优化改进[5]。数字信息技术有利于信息的传播速度得到大幅度提升，从而实现消费者和农产品企业之间的直接对接，进而促使农产品品牌的宣传效率得到提升。另外，由于农产品通过各种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同时宣传手段也主要是短视频平台带货、直播带货等，使农产品品牌营销渠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四）数字经济为农产品品牌发展提供了保障

通过信息技术，如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等，能够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目标分析，从而结合数据信息实现对市场需求的精准预测，还可以对农产品品牌的消费群体以及实际消费需求等有全面和精准的了解。比如很多电商平台都会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平台中的农产品消费者的显性需求和隐形需求进行分析，从而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其消费需求的农产品。正是由于数字经济这样的智能化服务，使得农产品品牌能够明确自身的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同时还可以为自身未来形成更强的品牌效应打下基础。另外，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农产品的销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提升农产品品牌的价值。

三、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品牌建设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于农产品而言，品牌建设是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重要依据。因此，农产品品牌建设需要借助数字经济的优势来进行品牌建设。从目前来看，农产品品牌建设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进行。

（一）完善产地管理，提升农产品品牌的独特性

对于农产品而言，其产地往往与农产品的整体质量以及农产品的特色紧密关联。这一点从农产品市场中的农产品名称可以看出。在农产品市场中，很多农产品都是以产地的名称来命名，比如五常大米、东北黑风椴树蜜等[6]，因此农产品的原产地对农产品品牌建设有宣传作用。所以，农产品品牌建设需要重视产地管理。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消费市场中，消费者对农产品原产地并不清楚，这就会对农产品品牌建设造成一定阻碍。而通过信息技术或是各种电子商务平台，能够促使那些有特色、但是消费者对产地并不熟悉的农产品品牌创建营销平台。所以，农产品品牌原产地应积极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支撑。比如，农产品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对农产品产地进行宣传，使消费者能够对农产品产地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使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有更高信任度，进而与消费者建立起信任关系，使农产品品牌价值得到提升。另外，通过区块链技术能够实现对农产品产地的溯源，比如通过农产品包装上的标签代码追溯农产品的产地。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农产品的质量，还能够发挥农产品原产地的积极影响，提升农产品品牌独特性。

（二）以数据为纽带，提升农产品品牌辨识度

好的品牌形象有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定优势。在数字经济下，要想塑造良好品牌形象，就需要充分利用数据信息的优势。首先，农产品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进行采集，然后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和筛选，精准定位，全面了解消费者，从而根据消费者实际情况制定销售策略，提高农产品品牌在消费者群体中的辨识度，最终形成品牌效应[7]。其次，农产品企业需要充分利用更多数字技术，防止农产品数据碎片化，实现对农产品数据的高质量采集，从而降低农产品营销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进而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服务。最后，农产品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直播平台，通过带货直播间所产生的数据来上架更加符合消费或者消费习惯的农产品，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农产品品牌的辨识度。

（三）通过数字技术挖掘农产品品牌潜力

目前，数字经济通过各种数字化设备及信息技术，如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推动农业发展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挖掘农产品品牌发展潜力，从而实现品牌建设。首先，在农产品选择阶段，企业可以通过收集各种农产品信息，利用数字技术分析，找出具有优势的农产品种类，保障农产品质量，从而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产品，提高消费者信任度、满意度。其次，在农产品营销阶段，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等进行销售，提升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最终完成品牌建设[8]。最后，在农产品售后阶段，企业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收集消费者退货原因、产品破损原因等方面信息，了解农产品在这一阶段出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为消费者提供精准服务，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从而实现农产品品牌的价值提升。

（四）提升服务质量，提高电商农产品品牌转化率

无论是线上产品还是线下产品，服务质量都会对产品的转化率产生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者除了关注产品本身的质量以外，还会重视商家的服务质量。因此，要想实现农产品品牌建设，必须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服务等，从而增加消费者的信息，提升电商农产品品牌的商品转化率。网络渠道能够提升农产品品牌口碑的传播效率，但是需要商家注意维护品牌形象[9]。特别是因产品质量或信誉问题导致消费者出现信任危机时，会对农产品品牌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商家应重视对消费者的引导，以此维护品牌形象。首先，商家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收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评价，然后通过满减、试新等方式来促使消费者做出满意或中肯的评价，引导其他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有正确认识。其次，对于出现的负面评价，商家应及时进行处理，以此来降低负面评价对农产品品牌的影响。

（五）搭建农产品品牌的推荐平台

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品牌建设不仅需要农产品企业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和平台，地方政府也需要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支撑。首先，地方政府可以制订明确计划，每一年都开展关于农产品的博览会、展销会等，以此来为当地农产品品牌“走出去”提供平台支撑。其次，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在政府网站当地农产品信息，这样不仅可以使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更加熟悉，还可以激发商家建设自己农产品品牌的热情，从而增强农产品品牌效应，支撑一部分农产品品牌脱颖而出，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帮助。

（六）加强数字人才培养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品牌建设需要更多更专业的数字人才，以更好实现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品牌建设的赋能，从而实现农产品品牌建设。首先，各地方政府应重视数字人才培养，加大对农村地区数字教育的投入力度，建立针对农户的培训体系，完善农村地区数字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比如，地方政府可以开设专门的数字人才培训班，在高校中增设数字相关专业等，以此农村地区的数字人才数量和质量，形成能够使用数字技术和设备的人才队伍[10]。其次，加大农产品品牌建设者的培养力度，培养能够在农产品品牌建设中处理各种数据信息，并且可以充分利用数据信息来助力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人才。再次，建立数字人才考核机制，鼓励优秀人才助力农产品品牌建设。最后，政府需要出台相应激励措施，提升农业岗位的待遇，吸引更多外界数字人才进入到农村，改变农产品品牌建设现状，实现农产品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数字赋能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财务风险；数字化管理；创新策略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选择利用数字化技术来改变业务模式、内部组织的流程活动等相关变革的一种措施。2020年4月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服务产品及活动推荐目录(第一期)》，是深入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的一部分，目的是使中小企业逐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帮助在疫情中及时复工，稳步渡过难关并获得持续性的良好发展。2020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提出要加快打造数字化企业，构建数字化产业链，培育数字化生态，让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2020年7月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其中，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37.8%、19.5%和8.2%。产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技术创新与变革发展模式的根本推动力，是传统产业的发展趋势[1]。数字化转型时期，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带来新机遇，企业应把握数字化转型新机遇，提升财务风险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业财高效融合精细化管理，培育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使企业的财务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更高价值。

一、企业财务风险及衡量指标

(一)企业财务风险。财务风险，从字面来看，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方面有存在的风险，深入分析就指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方面，预期与实际带来的结果有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股东利益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企业的资金运转从而使企业丧失偿还债务的能力。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就是在企业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选择使用一些措施来有效合理的控制财务活动，进而降低财务风险。财务风险是不稳定的且不受完全控制的客观存在，从理论上讲，只要涉及企业的相关资金问题，都可将其认为财务风险，所以说财务风险不可回避，只有企业选择合理的正确的控制措施，才能使财务风险降到最低，才能有效的保证企业的利益和正常运作。

(二)传统财务风险衡量指标。财务风险指标是针对企业所进行的财务活动，站在长远的角度，设置出相应的指标来观察其敏感性的变化，进而推测企业将会面临的财务风险问题或是检测企业已发生的财务里可能隐藏的风险问题。财务风险指标旨在基于检测财务状况的情况下，通过计算出的指标数字更清晰的来预判风险以此降低风险或是纠察潜在风险，管理者以此为依据做出更准确地决策，从而减少风险损失的发生。财务风险的主要衡量指标：1.偿债能力。偿债能力衡量指标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国际上一般认为合理的最低流动比率为2，速动比率为1，资产负债率为40%～60%。若流动比率小，则说明了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弱，也同样说明了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差，会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速动比率相较于流动比率会更加直观的反映出企业的短期偿债的能力，它是流动比率的补充，流动比率高也不一定能完全表明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强，但是速动比率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情况，从而确保决策的正确性。资产负债率反映债权人提供的资本占据所有资本的比例，也是用来衡量企业使用债权人所提供的资金来进行经营企业活动的能力，它是评价企业负债水平的综合指标同样是债权人提供资金的安全程度的反映。2.盈利能力。运营企业最重要的就是盈利，这也是最需要了解的情况之一，衡量的指标主要有收入增长、基本每股收益和销售净利率。企业通过收入增长能直接的看出收入的起伏变化，方便管理者直接了解收入的情况，基本每股收益能让企业明了经营成果，也同样便宜了管理者衡量普通股的获利水平与风险，企业也可以选择使用销售净利率来观测销售收入的收益水平。3.营运能力。企业的财务风险不仅仅是单纯的资金问题，同样包含着其中的运作周转，所以可以选择使用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等指标来体现企业的营运的能力。应收账款周转率可以让企业了解应收账款的流动程度，资金收回的越快，那企业使用资金的效率就越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就会越高，总资产周转率是用来衡量资产投资规模和销售水平之间配比情况的一个指标，若是企业发现总资产周转率下降，则需要警惕投资的规模和销售水平之间的问题，有可能是企业规模扩大太快而水平难以跟迟，就需要企业相对缩小投资，加强内部管理。4.财务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是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率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的比率，企业的财务风险大小与财务杠杆系数的高低相挂钩，正常情况下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财务杠杆作用就越大，财务风险也就越大。企业可以合理的安排资本结构，控制好财务杠杆系数，降低财务风险。

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带来的机遇

财务管理需要是对企业的财务基础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分析、评价与管理，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支持，实现企业价值的不断提升。而企业企业价值的提升，需要企业各项经营活动的价值不断实现增值，其根源来自于每一项经济活动的高效开展以及相互间的有效支持配合，大数据赋能企业治理和财务转型成为大势所趋[2]。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财务管理提供大量数据支持，反过来数字化转型中形成的大数据支持所支持的财务管理，打造了财务风险控制的“数字基建”，也将引领企业进行及时快速、准确可靠的科学决策。

(一)提高企业预算管理水平，减少财务信息化成本。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的管理模式从内而外的改革，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去改造企业，使得企业在生产运营管理等各环节都能实现智能化发展，实现业务操作全跟踪，业务流程再塑造，简化了财务信息采集，促进了财务数据无纸化传递及自动化获取，因而有助于财务数字化转型，从而保证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实时性和有效性，促进了财务边界的不断扩大，减少了财务信息化的成本，提高企业预算管理水平，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使企业能拥有更多的流动资金，保证企业良好运作，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二)及时发现财务风险信息，形成良好的资金循环。企业借助于便利化和智能化的网络平台、广阔的顾客群体、高附加值低成本的成本结构以及产品的可复制性和循环性[3]，使得企业能更好的面对未知与挑战。数字化利用网络平台和大数据的分析，能推测出顾客的需求和喜好，从而通过信息透明降低了企业与用户的信息不对称程度[4]。企业可以选择利用网络平台使得顾客直接或间接参与产品的设计，让顾客有体验感，促使企业提升了应变市场的能力，有效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及时发现市场交易中的财务风险信息，控制外部交易风险，降低财务浪费支出，形成良好的资金循环,企业的财务风险就会降低，从而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难度就会降低，企业更能获得美好未来。

(三)促进企业财务边界的扩大，建立大数据支持的财务风控模型。现仍有很多企业缺少对财务风险管理的经验，能力也较弱。我国企业起步较晚，所以会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就缺乏了现代化管理的经验，而因没有足够的经验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容易产生混乱，特别是对财务风险，企业无法完全的用一种良好有效的方法来控制财务风险。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改变了内部结构，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等建立科学的企业财务风险管控模型，促进了企业财务边界的不断扩大，加大了业财数据整合，有利于业财融合效率提升，可以进一步甄别潜在危机，制定详实的财务发展计划，核查财务漏洞以及超额预支，形成合理高效的财务评价体系，优化企业资产结构，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四)促进财务职能融入全流程业务单元，实现财务组织的柔性化转变数字化转型使企业实现从根本上更有效实现从发现顾客期望到满足顾客期望的闭环流程，这种敏捷性价值创造，也将促进财务职能融入全流程业务单元，使得预算、预测、决策、评价、反馈等财务风险管控职能能快速分散服务于各个数字化流程管理中，从而实现财务组织的柔性化转变[5]，打造出敏捷、智能和开放的财务风险管理模型结构。

三、数字化转型下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创新策略

(一)提高财务风险防范意识，提升财务人员的财务风险数字化管理创新能力。要充分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的大数据，提高对财务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与管控能力。不断提高财务管理人员数字化业务水平，提高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的认识和意识，明确防范财务风险的必要性。树立现代化的财务管理理念，财务风险数字化管理能力，积极跟上数字化脚步，推动财务管理方式创新，深入融入财务信息化技术进行财务风险管理活动，完善管理机构。加大财务综合人才教育培训，提升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熟练的使用计算机技术，强化财务风险安全防范意识，学习数字化转型实施中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做到及时预警潜在风险，有效防止系统性财务风险的发生。

(二)建立财务风险数字化管理体系，强化对财务管理的全过程管控。财务风险不是一出现就能立刻被察觉的，它具有相对长的一个潜伏期，在潜伏之中，管理人员难以察觉并解决，又因企业大多规模较小，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很容易被一些较大的财务风险所摧垮，很多小的财务风险经过很长时间就会慢慢变成巨大的难以控制解决的资金问题，企业极其有可能会因这一个被忽视的风险到后来导致的大的问题所击垮，严重者更有破产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极大便利于财务管理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注重事前预算管控，提升财务风险管理的精准化水平。为此，企业要建立财务风险数字化管理体系，推动财务管理由核算型向价值型转变，强化对财务管理的全过程管控，有效挖掘数据价值及时识别财务风险，并结合数据分析来制定优化企业防范财务风险措施，从而使损失降低，保证企业利益。

(三)创新财务风险管理机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为财务风险管理转型升级带来了便利条件，要建立科学的财务预测、分析、控制及参与决策的机制，调整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立奖励和惩罚机制，细化岗位权责。升级现有财务管理系统，丰富软件系统功能，实现基本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核账、借款、收支、对账、现金管理等纳入到财务管理数据系统中，聘请专业结构或人员深化系统功能开发，与数字化转型企业中的各业务流程数据对接，实现各不同模块之间的高度兼容，提供更多功能系统接口。搭建不同管理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共享平台，利用数字转型提供的大数据对企业财务运行状况进行正确分析与评判，提出相应的财务管理方案，对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有效调配优化，解决财务风险识别的不及时、不对称和监控乏力、滞后等问题。

(四)完善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增加非财务指标预警。企业应加快构完善适用于数字化转型的新的财务风险预警系统。构建的新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各项指标具有可靠性与可度量行，能从各个财务阶段及时分析企业所面临的境况与风险状态，速预判企业所处的风险等级。同时，要增加非财务指标，例如在预警系统中加入诸如政策风险、通货膨胀风险、行业周期波动风险、产品竞争力风险、信用风险、产品质量口碑的网络舆情等非财务指标，企业应该利用各种渠道取得非结构化数据，筛选有效数据，剔除“噪音”数据，确定企业财务方面的新评价指标。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企业间竞争的加剧，要求企业的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也要不断进行相应的调整，从各个财务环节有效监控企业的财务风险动态，形成以全面预警为核心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财务杠杆系数、顾客满意度、忠诚度、市场占有率等综合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的财务预警系统，打破企业边界,与外部系统实现有机集成，打造敏捷财务团队[6]，有效监控企业的财务风险动态，提升企业运行发展情况监测预警能力。

四、结语

数字赋能教育范文第5篇

1.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般而言，城市记忆包含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整合不同类型的资源能够呈现出一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城建档案通常也包含两类，一是有形的记忆客体，如历史建筑物、照片、录像等，二是自然遗留的客体，如山体、湖泊相关的照片与录像等。伴随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记忆不断被填充，尤其是在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浪潮中，保存完整的城市记忆弥足珍贵。而城建档案则为城市记忆的留存、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虽然城建档案不能完全替代城市记忆，城市记忆也不仅仅以档案的形式得以保存，但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且二者具有许多共同点，可以说，在城市记忆建构过程中，城建档案作为一种基础作用而存在。首先，从内容角度来讲，城建档案是城市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传统意义上的城建档案主要有纸质、声像、微缩等几种形式，伴随科技的进步与发展，高科技设备和数字化档案作为一种崭新的档案载体得到快速应用和普及。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档案载体形式，都能够反映一座城市的历史，同时也正是基于不同载体的出现，为城市记忆的建构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其次，从主体角度来讲，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能够实现双赢。一方面，城建档案馆收藏了大量有关城市记忆的档案，梳理并整合这些档案资源能够清晰地呈现城市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同时也有助于丰富自身的档案资源体系，发挥自身在“存史、教化”方面的作用，推动档案馆建设与服务向优质、高效方向转型升级。可以说，城市记忆建构为城建档案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城建档案馆也逐渐由被动的收集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进而演化为城市记忆的记录者和保管者。

2.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价值意蕴。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是城市发展、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首先，城建档案资源的挖掘、整合与利用，有助于塑造城市形象，展现城市人民的优秀品质。城市实体建设与城市精神建设同等重要，脱离精神文化的城市建设不利于市民归属感的培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也是城市精神文明建构的过程，对于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其次，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有助于为城市改造和政府部门科学化决策提供依据[1]。在数字化时代，档案资源的利用价值得到强化，不同城市有着自身的特色，保留城市的底蕴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智慧城市等的发展，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也对城市建设提出了诸多挑战。对于城建部门来说，在推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作出科学化决策，即在尊重历史规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推动城市建设。城建档案能够为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进而建构出符合城市发展要求，同时不损害城市以及地域特色的建设方案。再次，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有助于挖掘城市的深层次记忆，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城市生活空间实际上是由不同的记忆单元组成的，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延续性。建构城市记忆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为完成这一宏大命题，除了城建档案馆以外，还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如建设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库、挖掘城市深层次记忆、打造城市个性化名片等。此外，城市记忆的建构不能仅仅停留于“回忆”层面，还要发挥档案资源的服务功能，如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声像档案数据库，还原城市旧貌、古建筑等，强化信息数据智能检索，履行好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数字赋能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现实基础

1.积累了数字档案与城市记忆融合的实践经验。在数字化背景下，城建档案馆积极探索新的档案收集、管理与利用方式，其中包括搜集城市记忆。如通过走街串巷的方式收集有关城市建设的图片、录像等材料，但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效率偏低[2]。为增强档案收集的广度，城建档案馆加强与其他媒介的合作，以作品征集的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尤其是许多城市旧改如火如荼，为了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城市建设历程，收集更多优质的档案资源对于延续城市记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城市记忆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建档案馆在挖掘和整理城建档案过程中也应注重系统性，积极开发富有本地特色的城市记忆。不同城市由于城建档案馆管理水平和能力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在档案开发、档案编研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所以，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互学习、汲取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城市记忆要走到公众面前，才能发挥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因而城建档案馆除了要注重档案收集与整合之外，还要注重档案的利用和资源共享，如当前有许多城市积极开发有关城市记忆的档案文化产品，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扩大了城市的知名度，增强了市民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城建档案与城市记忆建构的直接目的。城市记忆建构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精神和情感需求。打造精品档案，创新城市记忆的内容和呈现形式是一种发展趋向。而且在数字化时代，城市记忆的呈现形式更为多样化，如一些发达城市运用VR技术展示城建档案，让受众能够更直观、更深层次地感受城市的魅力，给受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2.智慧城市建设为城市记忆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是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新时期城市建设需改变传统的建设思路和方法，加大创新力度。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生活等领域的应用，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在城市建设方面，为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需积极引入科技方法，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档案建设之维，智能化档案存储模式的开发有助于破解档案查询难、利用率低、数据流失等现实难题。为此，有必要开发新型的档案载体和管理模式，结合城市特色，按照自动化、模拟化的方式做好预估分析，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智慧城市建设与档案事业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推进为数字化档案开发与保存奠定了物质基础，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设施的建设为档案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另一方面，城建档案数字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更有助于档案价值和作用的发挥。例如，各地城建档案馆积极优化馆藏结构，丰富馆藏资源类型及呈现形式，除了基本的城市建设材料以外，还积极收集照片、影像、口述、模型等不同形式的档案材料[3]。收集一些建筑模型和名人档案，便于人们更加了解一座城市，而多种类型的城建资料也有助于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总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新时代的一项重要工程，其与城市记忆建构密不可分，为城建档案开发与利用创造了有利环境。

三、数字赋能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方法与路径

1.推进城建档案互联互通。一个个城市记忆节点构成一个整体，即“中国记忆”。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城市建设也应朝这一目标迈进[4]。城市未来发展有很多可能性，然而记录一座城市的过去是城建档案馆的一项重要使命。为加快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速度，建议构建全国统一的城建档案馆网站，探索统一管理的方式和方法。虽然当前许多城市在积极探索城市记忆建构的途径，但各城市的重视力度和实际取得的成效差异明显。为改善这一现状，同时挖掘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建档案资源，形成更立体、丰富的城市记忆，需着重从如下方面入手：第一，建立中心航点网站。收录全国范围内各城市的城建档案资料，便于受众在网络空间浏览、获取。第二，不同城市城建档案馆之间要密切沟通与合作，增强城市记忆系列活动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形成城市记忆宣传的合力。各地城建档案馆要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同时从国家层面来讲，也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调动城建档案馆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便更好地为城市记忆建构贡献能量。

2.打造城建档案精品内容。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关键取决于是否能够打造出精品档案内容。城建档案馆在收集相关档案资料时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罗列与堆砌，而应是结合城市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选取优质档案内容打造出一系列文化产品等。这就要求城建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挥创造性，一方面，善于从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事件出发，加强对档案资料的编研，挖掘城市档案中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善于对城市建设进行总结和记录，帮助城市留住一些美好的“记忆”。打造城建档案精品内容就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在数字化背景下转变工作理念，重视数字化设备、技术和手段等在城建档案管理中的应用，为城市记忆建构提供有力支撑。学会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优质档案资源进行二次开发，打造数字化档案产品，实现对城市记忆的传承与发展，扩大城建档案之于城市发展的效用[5]。此外，打造城建档案精品内容还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增强档案内容的创新性。

3.丰富城市记忆呈现形式。新媒体条件下，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形式越来越丰富，档案宣传的渠道更加多种多样。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平台等都是重要的宣传途径，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利用，有助于建构起与公众良好的互动关系，扩大城建档案的影响力和城市记忆的知名度。首先，借助新媒体平台搜集城市记忆相关内容，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活动的宗旨在于吸引公众积极参与，丰富城市记忆的档案资源。其次，运用新媒体平台有关城市记忆的作品，如文字、视频、动画等，也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为用户提供更丰富、更真切的体验。城建档案馆本身就是城市记忆的窗口，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城市记忆，有助于延续人们对城市记忆的情感。再次，将城市记忆与爱国主义教育、科学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主题活动有机融合，面向不同年龄、职业的群体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主题活动，将城市记忆鲜活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改变人们对传统档案“重藏轻用”的认识误区，树立良好的城建档案馆形象，在活动中引导人们感受城市的温度。

4.推动城建档案视觉重构。城建档案包含有形实体和无形的历史底蕴，并非所有的城建档案都能够参与城市记忆建构，或被充分挖掘，因而需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重点开发和有效利用。视觉重构是指运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提高城建档案的建设水平，赋予城建档案美学意蕴。如综合运用美学、建筑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通过交叉渗透，将城建档案以更符合现代城市居民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具体可从如下方面展开：首先，动态演绎城市损毁的文化遗产，提高城建档案信息化处理的效率。由于现实中一些被损毁的历史遗迹很难完全修复，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对其进行复现，能够以更直观的形式将档案背后的历史原貌呈现给公众[6]。其次，城建档案不仅仅是供人们欣赏和回忆的，其还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因而整合城建档案资源，以视觉重构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助于为城市决策与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再次，视觉重构的重要意义还体现为“活化”城建档案，将城建档案以动态、立体、直观的形式输出，增加了城建档案助力城市记忆建设的可能性。诚然，为实现城建档案的视觉重构，一方面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构建交叉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整合现有的档案人才资源，优化档案人员队伍结构，提高城建档案工作的创新水平；另一方面要引进新技术，促进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与城建档案开发、利用的深度融合。如编排数字化故事，在虚拟空间充分演绎各类城建档案信息，促进“隐性”档案内容向“显性”转化；推进虚拟文物古迹修复，优化古建筑的保护手段，挖掘城建档案的综合价值；利用立体化桌面系统，实现虚拟的实物触控体验，增强受众对城建档案的视觉、触觉体验；运用图形扫描与还原等技术，高度真实还原城建档案实体化内容等。综上，数字赋能城建档案馆参与城市记忆建构，首先，要厘清城建档案馆与城市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明确城建档案馆的基本职责与其在城市记忆建构中的特殊价值与优势。其次，要明确数字赋能的现实基础和发展趋向，即数字化思维和技术在档案收集与利用中的应用不断加深，为城市记忆建构创造了条件。再次，要探寻数字化手段与城市记忆建构、档案建设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如建设数字资源库、打造优质档案资源、创新档案资源呈现形式等。通过一系列举措，持续提升城建档案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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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绍晚.政务服务驱动下城建档案数据共享问题与策略[J].档案学研究，2021（5）：8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