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生态运营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绿色发展；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4-001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04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为我国“十二五”乃至未来发展构建了一个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为主要途径的路线图，提出要通过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同时，通过绿色转型来减少经济发展对生态资本的过度依赖与破坏。这个路线图被通俗地概括为“绿色发展道路”［1］。在绿色发展理论的视野中，生态资本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本形态，任何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必须将生态方面的成本和效益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然而，环境破坏、生态失衡、气候变化以及资源短缺等已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瓶颈，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因此，探讨如何良性地运营生态资本，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对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增加区域生态资本存量，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为了理解和阐述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内涵，伊萨迈尔・萨拉格丁将资本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物质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Terry L.Anderson与Donald R.Leal所著《环境资本运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一书，介绍了20世纪初环保企业家开始出现的几十年中，他们如何依靠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地方政府的力量，通过商业手段拯救野生动物，保护自然风景，改善水质等，在投身环境保护的同时创造经济利润。国内对生态资本运营的研究主要是结合某一区域实际来展开的，如王海滨等结合北京市密云县进行案例分析，构建了生态资本运营的理论分析框架；赵瑞霞、胡黎明提出了生态资本的互补性、替代性、保值性等经营形式；严立冬、刘加林、陈光炬等分析了生态资本运营与相关资本运营的关联性，并从生态效用、生态要素、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对生态资本运营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有益探讨；黄爱民、张二勋系统剖析了环境资本运营的具体运作过程，认为环境资本运营是环保事业的新举措，是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市场运作方法；严立冬、孟慧君、邓远建等把生态资本理论运用到绿色农业研究中，提出绿色农业生态资本运营的概念，对绿色农业生态资本积累的机制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综合来看，目前对生态资本运营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整体分析。从研究深度上看，较浅程度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生态资本运营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经济增长的关系；较深程度的研究侧重于探讨生态资本运营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系；更深层次的研究则倾向于探讨生态资本运营对生态伦理价值体系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

从研究广度上看，区域层面的生态资本运营更多的还停留在理念宣导和机理初探层次；产业层面的生态资本运营开始探索模式构建与制度设计问题；企业层面的生态资本运营主要是通过案例分析进行途径和措施总结。概括而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趋势是生态资本运营的机制设计、绩效评价和运营安全性控制等方面。

2 绿色发展与生态资本运营

2.1 绿色发展的现实紧迫性

从国内看，绿色发展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 645亿元人民币提高到2010年的40.12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排名从世界第10位攀升到第2位，年均增长约10%，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4 260美元［1］。但是，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不可持续因素日益增多，面临资源、环境和市场过剩的三重约束，经济增长结构在逻辑上难以持续。工业经济结构必定导致资源日趋紧张、环境日益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区域差距扩大，甚至出现经济增长而就业不增长的逻辑悖论。实践证明，试图在工业经济结构下实现好的增长不符合逻辑，是不可能的。当前，我国初级工业化的“东北道路”已经走到尽头，高级工业化的“深圳道路”也已落入工业经济的“结构陷阱”［2］。亟需从我国生态资源、环境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即绿色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绿色服务产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历史表明，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新的发展模式，是更加效率、和谐、持续的发展方式，也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服务经济社会之后人类最高的社会形态，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绿色社会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全球共识和发展方向。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态资本的大量消耗、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显然是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暴露了我国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端，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转变既有的发展模式。因此，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已刻不容缓。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要以生态资本为基础和前提，人力资本为主导和关键，物质资本为支撑和条件，社会资本为保障和助力，在各资本要素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协调的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3］，以相对较低的碳排放，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主要着力点在于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CO2排放量［4］，从而真正形成有利于“扩内需、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的内外部条件。

2.2 绿色发展与生态资本运营的关系

通俗地理解，生态资本运营就是把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资本来进行运营，利用资本的保值增殖属性获取利润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形式上表现为运营主体对生态资本进行管理和运营的措施与行为，在内容上体现为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演变过程。从目前来看，生态资本运营还是个新生事物，其产生、发展和健康运营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分阶段推进。大体而言，可以将生态资本运营演进的过程初步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3］（见表1）。

正如曾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5］而生态资本良性运营也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发展思想作为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战略的重要理念，从而推进以牺牲生态资本为代价的“黑色”增长向以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绿色”增长转变［6］。由此看来，绿色发展与生态资本运营的指向是完全一致的，即以最低的生态资本消耗，获取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生态资本运营的本质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要求的。

3 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框架体系

生态资本消耗加速导致生态资本存量匮乏，生态领域产权不明晰、生态资本价格不能准确反映生态资本的稀缺程度导致生态资本运营渠道不畅，“生态贡献”与“生态回报”的不对等导致生态资本运营存在利益冲突，从而使相关主体缺乏生态资本运营的动力和积极性。其中，生态资本存量匮乏、增量不足，生态资本效用、生态资本产权、生态技术、生态市场、生态资本价格形成机制的缺乏是构建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内部障碍因素，“生态贡献”与“生态回报”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相关主体进行生态资本运营的动力不足是构建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外部障碍因素。

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框架体系中，运营的内部机制包括“积累机制”、“转换机制”，外部机制包括“补偿机制”、“激励机制”。“积累机制”是一般资本运营所具备的步骤，“转换机制”是生态资本运营特有的步骤和内在过程，正是生态资本运营的特殊性，同时需要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这是生态资本运营的外在保障措施和条件（见图1）。

表1 生态资本运营演进的阶段划分

Tab.1 The evolutionary stages of ecological capital operation

3.1 生态资本运营的积累机制

生态资本积累是生态资本良性运营的基础和前提，不但要保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还要保持生态资本的增殖性。如果以Vc代表生态资本的消费，以Vn表示生态资本的自然积累，Vh表示生态资本的人为积累，那么，以上论述可描述为：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们对生态资本的消费低于其自然再生产能力，有Vn＞Vc。②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们开始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实践活动，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对生态资本的消费不断增加；而且在消费的同时，还以砍伐森林、过度排污等方式破坏了生态资源和环境的自然再生产能力，造成了生态资本自然积累严重不足，远远低于同期的消费增长率，有Vc＞Vn。③进入绿色发展阶段以后，人们认为必须改变生态资本的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降低生态资本的消费速率，另一方面提高其人为积累水平，使积累保持高于消费的增长，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Vh+Vn＞Vc。Vh就是依靠各地区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使生态资本能够增长，并保持持续的增殖能力，同时促进了Vn的增长，当Vn恢复后也就能达到生态系统的平衡［7］。生态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生态资本积累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把握绿色发

图1 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框架

Fig.1 The framework of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apital operation

展大势、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筑绿色产业体系、倡

导绿色消费方式、完善绿色发展保障的必然要求［8］。

3.2 生态资本运营的转换机制

生态资本运营的基础在于从微观上引导和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的生态化。生态资本运营的实现可以分为四个步骤：首先，生态资本运营要求发现新的生态型生产要素，即生态资本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要求通过生态辨识不断发现生态系统中可用于生产的新的生态型生产要素。一种生态资源是否能够成为生态型生产要素，取决于人们对其使用价值的判断及稀缺性的认识，因此，效用是生态资本形成的认知条件。其次，生态资本运营要求将生态型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即生态资本的投入阶段，生态资本的投入是资本权益主体的投资行为，而明晰生态资本的产权是确定资本权益主体的关键，因此，产权是生态资本投入的约束条件。生态资本运营的产权安排有助于给经济主体以有效的经济激励，为其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再次，生态资本运营要求利用生态技术产出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即生态资本的形态变换和价值转化阶段，生态技术的使用决定着生态资本形态变换的方式，进而决定生态资本价值转化的程度，因此，生态技术是生态资本价值转化的支持条件（见图2）［9］。最后，生态资本运营要求通过生态市场交换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即生态资本的价值实现阶段，生态市场是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的交易平台，其发育成熟程度决定着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的供给与消费，因此，生态市场是生态资本价值实现的保障条件，其核心是确定合理的生态资本价格，建立健全生态资本价格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将所获得的生态收益中的一部分以实物、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形式再投入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不断增加生态资本存量，从而实现生态资本运营的良性循环［9］（见图3）。

3.3 生态资本运营的补偿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任何地区都不愿意因进行大规模生态建设而放慢自身的发展速度，至少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同时，生态建设的建设者与受益者常常会发生分离，这使得生态建设者不愿自己因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而丧失发展机遇而其他地区却享受环境保

图2 生态资本的形态变换与价值转化路径

Fig.2 The path of transl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apital’s form and value

图3 生态资本运营示意图

Fig.3 The chat of ecological capital operation

护的成果。但是，如果

从外部给予生态建设者相应的经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以弥补其损失甚至使其从中受益，就有可能激发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因此，如何协调生态建设者与受益者的现实矛

盾，平衡生态建设者的投入和收益，充分调动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就成为生态资本运营补偿机制构建与政策完善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

从图4可以看出：生态资本是有价值的，生态资本的使用、保护或破坏也是有成本的，但生态资本的成本存在外部性，由此造成了生态资本成本的不完全性。要完全化生态资本的不完全成本，就要内部化成本的外部性，可通过实施生态补偿实现外部性成本内部化。运用政府补偿、市场补偿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补偿（混合补偿）、社会补偿的方式，构成生态资本外部化成本的分摊机制，以此对生态资本的不完全成本进行补偿，最终促进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运行，实现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10］。

3.4 生态资本运营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指在生态资本运营过程中激励作用的形成过程与方式。当然，这种激励作用是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过程的完善与重组中所面临的“推动力”与“阻滞力”相互矢量作用的结果［11］。在生态资本运营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公众（即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作用过程是相互且耦合的，他们既是生态资本运营的施力主体，亦是受力客体。对生态系统而言，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作用过程在生态资本运营系统内部的驱动中扮演了“第一发动机”的重要角色。因为当企业、公众排放的废弃物超过了生态系统自身净化能力的时候，将会对区域发展和人体健康形成环境压力和生态危机，而工业革命后世界范围内的“公害”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综合而论，生态资本运营动力来源主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促进、经济利益的驱动及社会公众意识的提升，其作用过程主要是基于信息流、价值流和资本流来实现，进而影响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和能量流，实现完善和重组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11］（见图5）。

图4 生态补偿机制的逻辑框架

Fig.4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图5 区域生态资本运营驱动的作用机理

Fig.5 Driving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apital operation

目前，面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绿色经济”国际竞争，及早筹划好生态资本运营，促进经济社会向绿色发展转型，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12］。生态资本运营会经历萌芽、起步、发展和成熟等阶段，从长远来看，生态资本

运营进入发展和成熟阶段后，政府的职能是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为生态资本运营保驾护航，企业应该是生态资本运营的直接主体，社会公众发挥监督和辅助作用。企业既是政府政策支持的受力对象，在满足社会公众消费需求的同时，也能起到引导社会需求绿色转型的作用。

4 研究结论

我国经济已经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成为令世界所瞩目的新兴经济体。然而，依靠生态资本高消耗来维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长期中将受到日益枯竭的生态资本的严重约束。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多地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源能力”和“汇能力”，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急剧退化又给经济增长本身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从国民账户核算的角度来看，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会给经济体带来生态资本耗减成本、环境恶化成本与环境保护支出。由此造成我国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加，生态资本日益稀缺，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即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稀缺模式在向生态资本稀缺模式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就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替代传统的模式。这需要我们摒弃传统的自然观念，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善生态资本有偿使用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积极开展生态资本运营，以促进生态资本的有效积累。为此，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尽可能降低工业化过程中的生态资本消耗；合理引导消费，提倡健康文明的可持续消费；加大对生态资本保护和更新的投入力度，提高环境投资的效率；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传统工业化的思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绿色发展道路；促进生态资本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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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apital Operation: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Green Development

DENG Yuanjian ZHANG Chenrui YUAN Hao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社区生态运营范文第2篇

地震前，桃米是一个传统农村，经济凋落，年轻人纷纷逃亡都市谋生，还因为埔里镇的垃圾填埋场在村落附近，自嘲为“垃圾村”。12年过去了，桃米变成了游客青睐的“世外桃源”，预计今年游客量将首超50万人次，光旅游这一块营业额就有1亿多新台币，即2200多万人民币，令人刮目相看。2009年底本刊记者曾赴台采访并发出报道《台湾桃米社区的重建启示》，许多读者非常好奇：“桃米奇迹”是怎么诞生的？两年后，本刊记者再度探访了这个小山村。

请得为何又不让他来

对“桃米”的印象，还得从两年前的一次采访说起。2009年9月20日，记者第一次到台湾南投县埔里镇的桃米里采访。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了“集集大地震”，离震中不过20来公里的桃米是重灾区。灾后重建，桃米以“生态社区营造”为方向，从一个传统农村向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转型。抵达当晚，桃米正在举行9・21地震10周年纪念音乐会，许多大官员、大明星都出现在这个偏乡村落。

令记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音乐会不仅不是政府主办，也没有政府资助，但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却前来致词。它由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台湾点灯协会（纪录片工作者）、台湾音乐人协会三家联合主办，不少台湾大腕级音乐人都放下工作前来义演。记者问点灯协会理事长张光斗：“为什么吴敦义肯来？”

张光斗答：“本来答应要来的，但是他告诉我们他只能接近半夜12点才能到。我们拒绝了，请他派一位代表前来，在晚间电视新闻直播的时刻致词，他便叫吴敦义来了。”记者追问：“你们凭什么请得动，又为什么不让他来了？”张光斗说，就是给公开的电子邮箱送了一封邀请函，第二天就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至于后来对说不，那是因为“三更半夜来还有什么意义，领导人需要在电视上讲话才有价值”，他们不希望叫白跑一趟，因为他们知道“领导需要舞台来展示亲民形象”这个政治道理。

张光斗接着说：“桃米社区记录着台湾人成长的历程和整个社会的脉动，台湾民间社会已经走向成熟的自力更生的心态。只要你自己愿意站起来，一定有人支持你。台湾这股力量很厉害，不依赖政府，凭自己的手，自己的脚，就站起来。”“谁来支持？”记者追问。他答：“有公民个人，有企业家，有大学师生，有基金会，也会有政府，但不依赖政府。”记者再问：“政府为什么支持？”他答：“政府施政，往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它也在苦苦寻找项目，如果我已经把一个项目做成了，政府只需锦上添花就领功劳，它为什么不干？”

桃米这个1000余人的小山村，在张光斗眼里那是“台湾之傲”：“桃米人认识到这块土地的重要性，不过度开发，不但青蛙回来，蛇回来，老鹰也回来了！桃米要打造的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冷漠的社会，让人拥有更包容的心态面对周遭环境，面对所有的人。”

2011年7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桃米。行走在乡间路上，不同风格的标识牌提示着每个地方的不同资助机构，湿地公园和戏水池是“农委会”支持的，社区营造见习园区很多项目是“文建会”支持的，民宿生态池是“信义房屋”支持的，防小黑蚊涂油箱是科技大学和南投县环境保护局支持的……虽然任何一个社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但只要社区的居民透过挖掘藏在深处的社区个性，找到感动自己的发展元素，找到地方资源的魅力，就能感动别人。

桃米生态村提炼的新文化符号是“青蛙共和国”，在桃米，处处可以看到青蛙雕塑和图案，还有湿地公园，以及一家家民宿院落里的生态池――为青蛙营造生态家园，你甚至可以看到，男女卫生间也命名为“公蛙”和“母蛙”。12年前，做生态社区营造之前，没有人知道桃米。今天在台湾，只要你说桃米生态村，台湾朋友自然会告诉你，去那里可以看青蛙。只要你提到青蛙，台湾朋友会告诉你，台湾有一个“青蛙共和国”在桃米生态村。

双关语“新故乡”

探究桃米成功的要素，新居民扮演了重要角色。新居民在桃米生态村起步阶段有发动机的作用，至今仍是支持桃米转型的中坚力量。罗树海是其中一位。12年前，他从台北来到桃米生态村盖民宿，同时做“金线莲”研发和种植，过着悠闲而简单的生活。罗树海的宏山居民宿位于海拔800米的山头上，有5间客房，当然还有一间“小卖部”，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很是畅销。

为什么移民山间？罗树海答：“我赚够了生活费，接下来我要赚健康。”

罗树海的独子大学毕业后，在台北工作了两年多之后，也因为不喜欢台北的紧张节奏，选择回桃米。新居民的二代也选择桃米，这是以前桃米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这12年来，很多桃米年轻人都回来了，回来创业，回来当自己事业和人生的主人。邱富添，另一位桃米民宿主人――他是老居民，在台北打工16年，1990年代后期父亲过世时回来继承家业，但做农业一年才赚20多万新台币，养家很辛苦。如今，他已经盖起1000多万新台币的民宿院落，并因做生态解说员解说青蛙精彩，博得“青蛙王子”美名――是否期待儿子回来？他自豪地说：“让儿子回来继承我的事业，一点也不委屈他了。”

支持桃米民宿做生态池的信义房屋董事长周俊吉亦说：“台湾许多偏乡其实是充满大城市所没有的魅力，只要能够结合、凝聚在地人的创意与参与，不仅可以为偏乡带来观光潜力，也可以互换外移的游子返乡定居。”

对邱富添等老居民来说，12年来，他们打造了一个“新故乡”。而对罗树海等新居民来说，他们成功带动了桃米生态村的发展，自己也融入了一个“新故乡”。 “新故乡”对在地人，新在于新建设，新发展；对于新居民，就是第二故乡。如果不是一批外乡人以桃米为“新故乡”，用他们从外面带来的经验、知识、创意，更重要的是行动，桃米生态村的休闲旅游不可能做得这么顺。

当初，邱富添等一批开明的老居民，张开双臂欢迎新居民的到来。“以前是竞争观念，我要把他干掉，我要做第一。现在是共生理念，我要做唯一，唯一就是差别，把内部的冲突减少，互相分享。”桃米的26家民宿，价位自定，各有特色，但又有“把资源留在桃米社区”的共识，每一家民宿都是所有民宿的服务窗口，“我客满了，我分享出去，我替其他人做客服。”这样一群可爱的人办的民宿，果然大受市场的认可，教育团、亲子团、学术研讨团和社区参访团成了桃米社区的四大客户群，“节假日都是爆满”。“一起把蛋糕做大，大到每个人都吃饱，新居民和老居民就和谐了。”罗树海说。

在桃米社区营造经验里，“新故乡”这3个关键字，是一个核心价值。

“基进（radical）”运动

桃米最吸引人的另一张招牌是“纸教堂”。

纸教堂为钢、木、纸三种材料构筑，以纸为主体、主题，里面并无圣母像。它位于桃米新故乡社区见习园区里，进园区大人需要100块新台币，儿童等优惠票打5折，可全额抵消费。据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颜新珠介绍，现在来纸教堂办婚礼的人很多，基本上都是一边信教，而一边不信教的组合。

2009年记者来的时候，纸教堂边上的展览室正在举办9・21地震10周年展览。这一次，展览室变成了一个咖啡馆，卖餐饮，卖在地特产，卖在地手工艺品，卖社区营造类图书……生意盈门。颜新珠介绍说，见习园区等于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办的一家社会企业，靠营业收入来偿还贷款。当初向友人借贷了900来万新台币建设，目前尚欠款400多万新台币，预计明年可以还清。见习园区占地200多亩，主体建筑还有一栋钢结构的开放式建筑物。

桃米生态村正是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长期陪伴下，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纸教堂现在每周末举办两晚音乐会，有些还是乐队首发式，有些则是基金会花钱请来的草根乐队。眼下的暑假，基金会还主办写生活动和征文比赛，吸引游客进入桃米生态村互动。

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以做社会企业的方法助力桃米生态村，一方面它做社区培力，帮社区人成长；另一方面，它导入外界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支持社区发展；再来，它办社区见习园区，吸引其他做生态村的社区代表和官方考察团前来交流，对一般游客吸引力也不小。尤其是园区中的“纸教堂”，已成台湾知名的旅游景点。见习园区办社区营造培训班，面向桃米居民，也面向外面的社区营造者。最近办日语培训班，民宿主人们学习得不亦乐乎。“我们一直在学习，做社区营造，培训和学习不能断。”罗树海说。

大陆很多地方做乡村旅游点，要么发现市场做不起来，或者火了一段时间就又沉寂下去了，这是为什么呢？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廖嘉展给出主要原因：“生态旅游每年都会面对很多新的东西，要如何让客人觉得这个社区是有进步的？不只是硬件，还包括管理能力、或其他多元的发展，要让人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再来。”记者了解到，起步阶段，桃米民宿接待的“游客”全都是“新故乡”安排的各种“考官”，“民宿主人需要与客人互动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服务者”。

反观大陆，记者在汶川地震后重建区看到，有的乡村旅游点在政府和外界帮助下，民宿和农家乐一下子建设好了，但游客稀少，社区内部没有人会营销，更缺少其他专业素养。与桃米对比，它缺的是“人的成长”。正如台湾乡村民宿发展协会理事长吴乾正所言：“经营民宿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而是在人。”

廖嘉展和颜新珠是一对夫妻档，他们都曾是台湾《天下》、《人间》杂志记者。但多年的记者生涯，这对夫妇发现了一个大尴尬：不管笔锋多么犀利，现实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总不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1999年，他们决定“起而行”，创建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其主要目的是“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吸引、团结一群资深和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共同致力社区营造工作。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为他们俩“站台”，出任基金会“荣誉董事长”，理由是“社区的草根活动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开始”。

颜新珠把他们夫妻俩的“转行”称作“基进（radical）”。台湾的社区营造其实是一种“基进”运动――一种回到土地、回到社区、回到生活的主张。文化人、大学教授、返乡大学生、中产阶级等精英分子是台湾“基进”运动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在试验并创造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即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运行12年，市场认证了这场运动的价值。有调查显示，在台湾，有43%的都市人，希望放下目前的工作搬到乡下生活，选择简单的生活。下乡开民宿成为风潮，成千上万家民宿拔地而起，他们选择在林间布置梦想之屋，取代高压无奈的都市生活。

“基进”运动成就了桃米，它是“基进”运动的一个生动注脚。

什么是“社区营造”

目前，在台湾，“社区营造”是一个流行语，已成社会主流。这个概念起于日本，1994年台湾“文建会”推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后，日本社区营造经验开始在台湾被复制和推广。

日本在19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后，透过社区营造，打造了一些成功的魅力新城乡。2006年，日本国会修订观光立国基本法，将1990年代的社区营造运动推向观光立国的思考与行动的未来愿景，坚持社区营造和观光应立足于地方特色魅力风采，形塑在地居民与观光客“好住”、“好留”及“美好的生命记忆”的永续目标，最后把成果导向观光，又以观光来回馈地方历史文化与自然的保存。

日本社区营造最宝贵的经验是，并非完全交托给政府，而是尽可能地发动社区，发动民众，他们成立了“历史景观保存协会”、“街屋委员会”、“故乡会”、“社区营造协会”、“研究会”等各种名目的执行机构。东京大学教授西村幸夫说：“社区营造，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思考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并为之付诸行动’。”

官民在社区营造上取得共识，协力推进，使日本成为一个“社区营造大国”。在台湾，社区营造更是政府主动推动的政策。“文建会”是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中枢部门，其“副主委”李仁芳说：“社区营造也好，打造观光城乡也好，都是以社区在地的创意生活达人为制作人，以社区历史人文为布景，以在地山川城乡街廊为舞台，以社区创意工艺和商品设计为道具，以所有参与体验过程的居民与旅客为演员，在可居可游的城乡社区，通过它生活（演）出一场创意生活的大戏，为城乡社区的人文环境与地方经济通史带来一个更好的明天，这岂不是城乡经营――打造我们大家共同的幸福社区家园的最高境界？”

这段概括，是对“社区营造”最精辟的阐释。

台湾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介绍，台湾社区营造有3种模式，一种是政府推动型，成功率小；一种是NGO帮扶型，较容易成功，桃米生态村即是成功范例；另一种是，返乡知识青年型，成功概率最大，台湾有很多成功案例。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例社区营造成功范例。罗家德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合作，在四川选了一个灾后重建点――杨柳村做社区营造试点，借鉴桃米生态村等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在大陆点燃了社区营造的星星之火。

社区生态运营范文第3篇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几个城市发生了多起出租车(大陆地区称出租车)的罢驶事件，包括重庆市、海南三亚、甘肃永登、温州市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瘫痪，影响市民出行，破坏城市形象的罢驶罢运事件。

虽然这几起集体罢驶事件最后在地方政府强力介入下，恢复了原有的运作，但冰冻三尺，非一目之寒，连续发生的原因几乎大同小异都是因为出租车公司收取的管理费(份儿钱)太高，运价上涨及非法营业的黑牌车太多。显然中国大陆在出租车管理制及营运方式上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过去几十年来，出租车在台湾交通运输服务中扮演的角色随着大众运输建设的发达不断调整，已摸索出一条政府主管部门、民众、出租车业者三方尚能勉为接受的管理营运方式，并且仍持续改进修正中。也许台湾对于出租车的发展过程与管理经验，能提供中国大陆主管部门作为政策检讨与订定的参考。

发展历程

出租车是公共运输系统的一环，其费率受政府管制，无固定班次及工作时间，亦无特定行驶路线，其提供的迅速、方便，机动与及户(Doortodoor)等服务特性，台湾地区将之定位为“介于私人及公共交通工具之间，具有短程辅助大众运输不足”的运输工具。

回顾台湾出租车客运市场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分别经历了快速成长、稳定成长、成长衰退、自然成长、负成长即低度成长的不同时间，195N年由当时的华侨集资购车300辆，唯因经营不善，不愿再继续经营，乃将车辆卖给有意愿的司机，再由司机共同在原公司名必下持续经营，这是台湾地区出租车所谓“靠行”制度发起的背景原因。1774年，政府决定试办“个人车行”，同意靠行车驾驶人脱行，其中与原车行无债务纠纷者可带走原车牌，车行则保留车额补领新牌，在渐进的基础上，以较严格的条件开放个体经营，1975年起全面开放个人车行申请。至此，台湾地区出租车营运形态可区分为“出租车车行”与“个人车行”两类。

虽然个人车行开放申请，但由于门槛较高，以靠行方式寄附于出租车车行仍属多数。如同中国大陆的出租车管制问题，当时台湾的出租车靠行，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驾驶人司机必须自备车辆才得以靠行，经济不济者相当困扰；

第二，驾驶人虽自购车辆，但须将自购车辆登记于靠行的出租车行名下，造成权益不明且不受控制；

第三，靠行初期须缴交高额的租牌费用类似“预收营运款”，解约时往往未能全额退还；

第四，除租牌费用外，必须按月付给车行“靠行费”，犹如份子钱、管理费一般，形成驾驶(司机)养鸡，车行(公司)取蛋的不合理情形。

前曾提及，1975年以后台湾地区的出租车营运形态除了原有的“出租车车行”，增加了“个人车行”。前者是以运输业者身份申请核准办理，车行备妥符合规定之车辆及设备，雇用驾驶人经营出租车；个人车行是为了鼓励驾驶行为表现优良之驾驶人，经营个人出租车业，驾驶人必须符合较严格之规定，且不得雇用他人或将车辆转交他人驾驶，亦不得将牌照转让其他个人或公司。

个人车行立意甚佳，但由于出租车总额的控制，个人车行还是少数。因此，出租车车行相对握有多数出租车牌照数，靠行情形长期存在，靠行的问题越来越显得严重。

基于靠行制度形成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也造成靠行出租车驾驶生活不易及对社会不满的疏离隐忧，政府研拟解决之道，以台湾地区对于扶助弱势行业的经验，于1995年颁布“出租车运输合作设置管理要点”，再借由当地出租车市场之竞争，自然淘汰经营不善的出租车行。此后台湾地区出租车营运形态增加了第三类――“出租车运输合作社”，是由一群驾驶人共同组成的合作社形态营运组织，并由社员(驾驶人)自行经营管理，出租车运输合作社提供所属社员各项服务，其营运管理采取合作、自治管理经营，其车辆由社员自备，

通过合作组织与一般企业组织的差异比较，可了解出租车运输合作社非以追求企业最高利益或企业主最大利润为考虑，而是以共谋合作社全体社员应有之利润为主要目标。在此目标下，合作社社员的意见被重视，权益受保障，社员不仅是员工，也是老板。台湾发展合作社组织经验丰富，如员工消费合作社、农产运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弱势产业，都有许多成功的前例可依循参考。

司机业务和收入状况

根据台湾交通部的官方统计资料，在2003、2005、2007年分别针对台湾地区所有计乘车的比较中，发现司机平均年龄已达49.9岁，有连年增高的老化趋势；选择以出租车为业的理由最主要是“营业时间较自由”，其次是“一时找不到其他职业”。有将近五成受访者表示可能在一年内停开出租车，考虑的主要原因都是“收入不佳”最高。在最近的2007年统计数据中显示，“油价太高”、“出租车数量太多”成为重要考虑原因，未来在油价成本及出租车数量管制上，将是出租车管理的重要课题。

目前台湾出租车的经营形态，在总计89000多辆出租车中，以出租车车行所属车辆最多，约四成，其次分别为个人车行、运输合作社，分别占有三成余与两成余，三者约各差距百分之十。最近2007年调查的数据指出平均每天行驶142.2公里，平均每月休息2.9天，平均每天营业时数(扣除休息、吃饭)为10.2小时，平均每月营业收入40，642元(以下均为新台币)，平均每月营业支出19，337元，因此平均每月营业余额21，305元。与2003、2005年相较，虽然营业收入小幅增加，但因燃油飙涨造成营业支出增加，因此，营业余额有小幅减少。官方的统计资料一方面因为是整个台湾地区的平均值，另一方面可能回答时较为谨慎保守。

我们与另一位学者林淑美于同年所做对台北市出租车的调查中，针对台北市的出租车运输合作社司机每日净收入在1001～2500新台币之间者占57.69％，250I～3000新台币之间者占32.69％，台北市司机收入应相对较高，比较客观地推估，每位出租车司机在平均的工作日时数下，四万元左右应是整个台湾地区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月净收入。林女士的研究中还调查了有关“未来期望行业”、“对于出租车社未来”两项问题，得到的结果是正负态度约略各半，仍愿意从事出租车与期望转业者比率相当；对台北市出租车运输合作社抱持乐观与悲观的比率亦相当。这显示，台湾出租车的管理虽有提升改善，唯尚未获致多数驾驶司机的满意，还有很大的改革进步空间。

社区生态运营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有林场；管理经营体制；创新

 

国有林场是我国林业重要的森林资源基地，是国家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为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了物质保障。国有林场主要分布在大江大河源头、边远山区沙区以及海岸线等重要生态区位，是构建生态体系和林业产业体系的重要部分，包括自然保护区和林场经营区。为各种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环境的同时，利用林业产业的多样化经营，取得农、林、牧、渔多方面农林产业的发展，可以说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但与此同时，国有林场的特殊性质又使其陷入了发展困境。改革开放后，国有林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企业化管理改制，逐渐取消或减少政府财政补贴，林场经费来源单一，经营管理难以实现企业化。2003年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加快国有林场从事业单位向企业化管理的改制，推动商品经营型林场的构建。而国有林场基础建设薄弱、经营机制不灵通、造林营林受到财政资源的约束，这使得国有林场管理创新迫在眉睫。

1.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

国有林场为社会生产提供稳定的生态环境和源源不断的生产材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作为生态建设的主力军，国有林场包括三北防护林1058个、长防林359个、沿海防护林165个以及水库周围大小林场280个，占到全国森林生态系统面积的五分之二。其次，林业生产为社会工业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资料，森林旅游业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带动林业的多元化经营发展。然而，国有林场事业单位的特殊性质使其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冲突，管理经营的不灵通导致国有林场陷于停滞发展，林场管理经营机制亟待创新。首先，新时期以来国有林场开始推行企业化经营改制，对国有林场的补贴逐渐减少，生态林要靠经济林的运营来维持，政府对生态林的差额补贴给国有林场带来严重的财政困难；其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政府丧失了对集体林的经营主导权，生态补偿和引导经营的手段不适用于农民主导的林业生产；最后，集体林木物权赋予农民后，政府很难对生态林的建设进行监督，以经济林场为主的集体林场在生态林营建上缺乏技术支持和财政支持。

2.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问题

2.1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有待优化

首先，我国国有林场长期以来实行公共事业单位管理，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国有林场开始全面推行企业化管理，而“省办、地管、县监督”的管理制度与市场发展的需求格格不入，各级机构管理权责不明晰，出现问题相互推诿，管理效果不明显，管理经营缺乏活力。政府财政补贴主要承担林场的开支，出现森林管护缺乏配套的基础设施和资金支持、通讯不畅、专业队伍力量不强等问题。其次，经营机制不灵通制约林场发展。国有林场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运营，但森林资源的资产运营制度尚未建立，林场权益、产权没有相关的法律来明确规定，导致林场资源运营的投资、增值受到困扰，并且经常被侵占和破坏。国有林场实行中央到地方的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种体制，生态林的全额拨款助长了林场管理经营惰性，丰富的森林资源得不到开发，林场经营以来财政拨款，难以脱困。

2.2产权关系不明晰

集体林木物权赋予农民后，集体林场与国有林场的利益冲突日益严重，在国有林场和集体林场交界处的争端比较多，国有林场边界的划分模糊和管理不善使一些边缘地带长期被地方集体或个人占有。一些国有林场的边界划分存在历史问题，地方土地部门、林业部门和民政部门意见不统一，使国有林场的权力没有被明确主张，林场产权遭到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

2.3人才队伍管理粗放

国有林场特殊的性质造成人才队伍的粗放化管理，严重制约林场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林场实施的“工程化”管护能够在短期内速成生态林，但粗放化的林场树种结构单调、林分生产水平低、创新科技成果经济转化水平低，导致生态、经济效益双重低下。其次，林业建设队伍建林育林能力突出，但不注重生态结构和景观空间建设。新时期林场的践行的生态文明、低碳经营、循环发展等理念需要高精尖专业人才，而国有林场受编制限制，人员饱和，无法按需应聘人才。

3.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创新的途径

3.1创建省级以上垂直分区管理体制

我国大多数国有林场管理涣散，分属从中央到地方的多个部分管辖，导致生态建设难以从大局上进行整体规划和经营，不能实现资源投入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北京市为例，34个国有林场分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14个部门、五大社会系统管理，国有林场的规划经营存在跨部门协调问题，有效控制力较差。建立垂直分区后就能够将各级所属林场上收后统一管理，上收后的国有林场按照流域山系、森力资源、生态功能进行资源优化整合，实行分区组合重组后对国有林场的森林资源系统营建、经济林经营等进行分类管理。组建独立国有林场垂直管理机构，原林场职工按照新机构分流转制，取消人员编制管理。整合后的林场按区域统一规划经营管理，从宏观和微观划定生态功能区和社会功能区，对公益管护区实行评级政策，高级别生态林场获得高额财政补贴，形成林场管护竞争机制。

3.2明确林权林界

明确林场产权是林场管理创新的前提。首先，面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国有林场要优先解决与边缘界限的争议林场产权，避免与乡镇社区林场的纠纷；其次，对国有林场产权进行清算，以固定资本的形式进行资本运作，成立股份制企业，与私有资本、乡镇林场等进行合股联营，在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采取租赁、承包、转让等多种形式的开发；再次，对林场工作人员进行劳动力产权评估，给予生产经验丰富、对林场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人员合理持股奖励，吸引社会个体、集体与国家共同持有经营性林场的股份；最后，明确产权后的林场可以跨区域兼并、转让、联合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做到科学合理扩张和流转。

3.3创新林场森林资源开发模式

国有林场担负着生态建设、社会需求的重要职责，自建设以来有力保障了国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经济生产的原材料供应，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国有林场的护林投入也在不断加大，国家很难做到年年增长对林业防护的投入倾斜，这就需要林场在保证实现生态、社会功能的前提下广开门路，充分发掘林场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场副业，引入社会资源，迎接市场经济，以副养林，逐渐摆脱国有林场对财政拨款的依赖，实现收入的多元化和森林资源的有效利用。

首先，要改变传统林场单一的木材生产功能，要充分发掘林场的旅游资源，在保证林场原有生态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在公共防护林开辟原始森林旅游，发展各种娱乐设施，比如游乐场、绿色宾馆、休闲养吧等，带动野味餐饮、野生花卉等经营项目的发展；其次，可以在林场开发森林公墓，将公墓所在林地的租赁权转让给企业或个人，让公墓管理负责人负责该区的林业保育工作，可以节约护林成本，也灵活运转了林场固定资本；最后，林场要不断审视自身发展，与林业高等院校或地方科研力量合作，开发经济林生态，加大宣传力度，在林场成立养殖区、城市绿化苗木种植区等，与政府和绿化公司互通有余，共同建设。

3.4创新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

旧有的国有林场人事管理产生了大量富余劳动力，限制了专门人才的引进，“铁饭碗”的分配制度也限制了林场劳动者的工作热情，所以对结构性富余劳动力进行分流安置是创新人事管理的前提。林场可以结合人员队伍现状，采取多种措施分流，对于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的千部、职工，由财政统划拨剩余期限“五险一金”转入当地区县社保系统领取退休金和养老金；未接近退休年龄的干部可在新整合的管理机构中重新竞聘上岗，一部分未能竞聘上岗的干部可考虑委派担任将来国有森林资源资产入股商业性开发项目的国有股经理或管理人员。结构性富余可以考虑利用现有林场经营性项目优先上岗，或者采取现金支付经济补偿的方式安置。对于聘用人员一部分安排在管护站重新上岗，另一部分依据聘用合同约定解除劳动关系，协助成立专业经营组织，在将来参与国有林经营活动的市场竞标中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

3.5打造品牌林场

品牌的力量是无穷的，国有林场在实现多种所有制改制后，要打造属于自己的企业品牌，推出具有品牌烙印的林场产品，比如林场森林旅游、休闲养生、林场绿色食品、野生花卉盆栽等，利用林场的森林资源并加大林场品牌宣传力度，林场品牌将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脱颖而出，品牌建设不仅需要优秀品质的产品，更需要人才队伍和企业文化建设，这些都是国有林场将面临的挑战。

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林场的管理创新要顺应当前社会体制深化改革的大环境，创新经营理念，改革管理机制，在创建省级以上垂直分区管理体制和明确林权林界的前提下增强市场敏锐度，打开林场的大门迎接市场经济，在国有资产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源参与国有林场经济建设，招揽具有丰富市场经济运作经验的人才和林业研发专业人才，创建一支从研究开发到市场运营推广的创新人才结构企业团队，在现有政策的鼓励下把国有林场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邱加荣.刍议国有林场内部控制规范[J].林业财务与会计,2005(5):32- 34.

[2]蔡莉,张志虎.加强国有林场财务管理的对策探讨[J].现代企业文化,2011(35):120.

[3]纪泽飞,夏守平,于淼.国有林场加强财务管理及规范会计核算的探讨[J].绿色财会,2011(12):21-23.

社区生态运营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办高校；羽毛球馆；运营模式探析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7月10日

高校羽毛球馆的是学校场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羽毛球运动在全民健身活动中以其运动竞技性高、趣味性强及具有良好的休闲性和健身性功效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现在大连地区的羽毛球运动出现迅猛发展的态势，羽毛球运动爱好者日趋增多致使羽毛球馆的运营效益得到显著提升。在高校中具有较为充足的羽毛球场馆和设施，很多高校都已采用对外开放服务社区的运营方式，来回笼资金，缓解场馆运营经费的压力。对于民办高校的羽毛球馆采取良性的运营模式，不但可以解决场馆建设所需，也可以起到在服务学校教学、服务师生的基础上对外服务社区的作用，解决羽毛球爱好者对场馆的需求问题，促进羽毛球运动的发展，也可以成为民办高校良好的溢利途径。

一、羽毛球馆运营的外部性分析

（一）经济理论解析。西方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外部性经济”这一概念，其学生庇古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将“外部性经济”这一概念发展成了外部性理论。外部性是指某一个体的经济行为以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了其他个体，却没有位置承担应有的成本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人们进行经济决策时所依据的价格，无法准确反映经济交易的全部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由此将导致价格信号失真。而依据失真的价格信号所做出的经济决策，将使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有效状态，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当外部性存在时，作为经济主体决策基础的边际私人成本或收益将会偏离时间的边际社会成本或收益，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决策与社会的要求相背离，进而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受到影响。外部性有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当存在负的外部性时，产品的供给是过剩的，当存在正的外部性时，产品的供给是不足的。本文所指的高校体育场馆的外部性主要是指高校体育场馆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未能通过市场机制反映出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

（二）大连市羽毛球馆运营情况。目前大连市现有对外开放运营的羽毛球馆49家，分布在大连的四区基本情况如下：西岗区：面积26.1平方千米，辖7个街道，45个社区居委会，常住人口30.8万。是大连市的行政文化中心区，羽毛球球馆数量5家，每6.16万人拥有1家；中山区：陆地面积43.85平方千米，海岸线长27.5千米，辖8个街道，常住人口36万。是大连市的经济金融中心区，羽毛球馆数量11家，每3.27万拥有1家；沙河口区（含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陆地面积48.32平方千米，海岸线长8千米。辖9个街道、90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常住人口63.1万。是大连市科学教育中心区，羽毛球馆数量18家，平均3.5万拥有1家；甘井子区面积491平方千米，辖2个镇、13个街道、114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常住人口61.6万。羽毛球馆数量14家，平均4.40万人拥有1家。大连的多风天气较多，羽毛球受风的影响很大，羽毛球运动绝大多数活动场所在室内，因此，大连的羽毛球场馆的目前情况属于稀缺资源，商业潜力巨大，商业运营前景乐观。

（三）大连市高校体育场馆运营模式。据调查了解大连现有的羽毛球馆中有31家为学校体育馆，其中小学馆10家，中学馆14家，高职院校7家。这31家羽毛球馆采用面向市民开式的运营模式，有17家为外包模式，其余14家为自主经营，场馆运营效益均很好。在我国，高校中的羽毛球馆是学校的公共体育设施，承担着学校的体育教学任务，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特点。高校羽毛球场馆的公益性决定了其主要任务是完成学校体育教学、运动训练、提高师生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这一任务的特性，不将赢利作为球馆的主要任务。但是，民办高校羽毛球馆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所需经费投入巨大，在使用中场馆和设备的折旧损耗及管理维护这两项的费用是高昂的，国家不承担，均为民办高校自负，这对于校方而言其资金压力是很重的。因此，民办高校羽毛球馆的运营馆必须走“以馆养馆”的道路，适当确立盈利目标。近年来，大连地区公办高校中的体育场馆逐渐实行对外开放、有偿服务的运营模式，几乎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租赁承包模式及物业管理模式等，在这中间，又以体育部向学校集体承包较为多见。因此，目前高校的羽毛球馆已经把体育的社会效应放在首位，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逐步被作为产业进行开发，走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化道路。公办高校的羽毛球场馆运营模式的转变给民办高校的羽毛球馆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良好的例证。民办高校羽毛球馆应与时俱进、积极探讨、寻求良好的运营模式。目前，大连高校羽毛球馆的运营模式归结为以下两种，即：一是体育场馆由体育系、部（教学部门）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在大连高校羽毛球场馆的运营中是比较常见的，但其有着明显的弊端，就是体育系、部是学院的教学职能部门，不是场馆运营和管理的职能部门，因此在教学和管理两者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很难做到两个兼顾，两个都“精”的标准；二是专业团队管理模式，此运行模式在专业的体育院校很为普遍，其优势是专人专项，对场地的保养维护专业系统，同时，对场馆的运营也会很专业，但会增加学院的人力资源成本。这种模式下的场馆突出表现是场馆设施管理井然有序，维护保养专业到位、场馆运营时间合理，盈利效益高。即解决了体育教学部管理体育场馆之累，也解决了教师为上课准备教学器材设施之烦。

（四）高校羽毛球馆基本环境。随着大连的规划和建设，大连人口现已达到六百七十万，城市的扩张建设使原来部分大学位于城市郊区，现已演变成了主城区，如：海事大学、理工大学、海洋学校等，学校的周围已经形成了密集的的生活区和优质的商业圈。人口密度大，交通便利，生活环境安逸，公司密集，白领人员数量很大，从事羽毛球运动爱好者数量相对多，高校羽毛球馆的区域效益很明显，运营的盈利可观。另一部分高校在大连建设中迁址开发区，如大连医科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连交通大学、大连大学等。目前校区周边配套相对不是很成熟，人口居住的密集度相对较低，高校周边居住的居民多为蓝领，从事羽毛球运动的爱好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场馆的使用率会相对降低，收入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学校周边环境直接影响球馆的运营效益。

（五）高校羽毛球馆使用率情况。民办高校羽毛球馆实施有偿服务的对象除了社会消费者外，对于本校内师生的有偿服务是高校场馆盈利的主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共体育设施应向社会开放，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动，对学生、老人实行优惠办法，提高体育设施的实用率。因此对于本校的师生在课余及节假日期间实行的有偿服务要根据学生的消费能力水平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学生进行场馆的有偿消费。可以借鉴的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羽毛球馆对外有偿运营中，师生的使用率就已达到球馆的实用饱和状态。因此，对于民营院校的羽毛球馆运营中要充分考虑和制定适应校内师生运营的策略。通过实地调查大连市高校中经营性质的羽毛球场馆在每周一至周五的营业时间为16：00至21：00，周六和周日为早8：00至21：00，其余时间只对学校内部开放。寒暑假、国庆、五一小长假营运时间均为早8：00至21：00。通过对场馆的实地调查和对部分场馆日常负责人的访谈，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7：30至19：30以及周六周日7：00至9：00，17：30至19：30大部分场馆基本可以达到100%的使用率并且需要提前预约，其余时间各场馆的使用率一般维持在20%～60%左右，个别场馆由于是青少年羽毛球训练基地在周一至周日16：00至18：00使用率也达到了100%。大连是新型宜居城市，根据对羽毛球消费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羽毛球消费者都选择在晚上下班时间或是周六周日进行羽毛球运动，在校羽毛球爱好者的大学生一般也都在课余时间进行锻炼。这个时间段正好符合了上述场馆的使用率。

（六）高校羽毛球馆运营利润基本分析。以一个羽毛球馆按照12片场地为例进行分析，周一至周五运营时间为16：00至21：00，按照目前常规的体育场馆的运营平均值50元/小时，来计算一块场地每天运营两个小时，场地收取的日营业额为运营费总额为1，200元，周六周日两天按照平均营业时间6小时，来计算，每天营业额为3，600元，合计一个月营业额为5.28万元，一年营业额为63.36万元。场馆的运营成本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人力成本7，000元/月，电费2，000元/月，水费1，000元/月，其他为20，000元/年.一年运营成本在12万元。因此，场馆一年的盈利在50万元之上，数量可观。

二、基本意见和建议

（一）民营高校羽毛球馆投资建设建议。对于民营高校的羽毛球馆的运营模式校方会考虑成本的最低化、利润的最大化，在场馆的建设上一般情况下投入的资金较大，对于民营院校可以采用“联建共赢”、“借鸡下蛋”、“自建自营”或“自建联营”等运行模式。羽毛球馆的商业运营商机巨大，民营高校一般拥有教学地皮，缺少建设资金，可吸纳社会运营商到校内投资建设羽毛球馆，协商拟定经营协议的一种场馆建设经营模式；另一种是对于有经济实力的院校根据教学和运营的需要自建球馆，利用学校的现有员工师资队伍，对场馆进行自主经营的模式；也可以自行设计建设引进社会力量进行运营的模式。无论是哪一种运营体系，都是使球馆在满足公益性需求的基础上，达到公益和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二）高校羽毛球馆基本设计。场馆在建设之前学院应组织好人员做好相应的调研，调研材料作为羽毛球馆建设规模和运营的基本的参考数据。羽毛球馆的场地容量和配置标准是营运的基本条件，场馆的场地数量和配置以最佳营运状态为宜，场地的供暖、人员费用、在运营中与场地的规模成正比的，场馆的规模越大，运营的成本就会越高。民办高校应对市场前景进行合理分析，测算出学院羽毛球馆的最佳运营规模，场馆的实用状态在运营中达到最佳使用率状态。

主要参考文献：

[1]包莺，孙柏林，王金章.辽宁省高校体育场馆开放影响因素因子分析[J].搏击（体育论坛），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