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一体化理论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深化论；金融抑制论；金融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6－0045－03
金融活动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水平明显滞后。从经济发展史看来，一个国家金融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不仅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两个论断已经被历史经验和理论同时证明。
近几年，金融效率的研究已经成为金融结构和金融机制的研究核心，在金融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加入WTO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金融制度性缺陷、结构性矛盾、信用的缺失、政府宏观金融干预的不力以及普遍存在的惜贷现象等问题均可归结为金融效率的低下。作为转轨国家的典型代表之一，我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以及金融效率不断提升的发展史。纵观其中，从其演进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在进行渐进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却伴随着滞后的金融改革；同时，中国金融呈现出量性增长有余、质性发展不足的格局。因此，进一步深化金融机制的改革，以及提高金融效率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关键。
金融发展理论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出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第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第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第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近年来，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日渐升温，除了大量文献偏重于对前两种金融发展理论的评介之外，关于金融效率的研究渐渐成为金融制度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述三个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蕴含着不同的金融效率观，前两种理论对应着缺失的金融效率观，是不完全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则赋予了崭新的金融效率观，因而代表了金融发展理论的新方向。
一、金融深化论
Shaw和Mckinnon（1973）分别在其各自的著作《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中，进一步以落后国家为样本，研究了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在落后国家存在着“金融抑制”的情况，即落后的金融体系限制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进而提出了促进金融体系发展的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在落后国家，市场处于分割状态，资源配置也处于无效率状态，市场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度，不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尤其在资本市场更是如此，资本的配置很不合理，这本身也阻碍了资本的进一步积累。Shaw对于传统的货币观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货币是不同的。对于个人，货币是财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货币是金融中介，货币体系通过发行资金供给者愿意持有的真实货币和其他非货币金融债券，同时购买投资者愿意发行的初级债券，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整合，从而有助于动员储蓄，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提高投资回报率，因而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Mckinnon（1973）认为，在资本市场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内源融资型资本积累极其重要，这意味着货币成为储蓄者（投资者）进行资本积累的“金融通道”在一定范围内，实际货币余额与物质资本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私人储蓄（投资）对于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及其稳定性相当敏感，因此，较高的实际利率不仅可以提高资金供给者的储蓄和投资倾向，而且能够提高投资和资本存量的质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落后经济中普遍存在各种“金融抑制”性政策，尤其是人为压低名义利率，造成真实利率不能反映储蓄的稀缺程度，扭曲了资本配置，也削弱了储蓄激励，同时导致银行和货币体系的规模很小，加剧了银行信贷的配给。因此，他们主张消除“金融抑制”，实行各种以促进金融深化为目标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尤其是放松利率管制，提高实际利率。另外，需要放松对金融体系的进入限制，减少行政干预，发展长期金融市场，取消外汇管制等。
不仅如此，Shaw（1973）与Mckinnon（1973）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落后国家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他们认为，各种金融抑制的体制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以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为蓝本，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然而，他们没有深入探讨产生“金融抑制”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如果实行导致“金融抑制”的政策是政府由于其他因素而做出的一种内生选择，那么，仅仅改变作为内生变量的金融政策而引起扭曲的根源仍然存在，单纯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是不足以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落后面貌的。
另一方面，金融深化理论强调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应当促进金融深化，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是复杂的，如何促进金融深化却没有简单的政策药方，仅仅“金融自由化”并不足以建立高效稳健的金融体系并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深化论未能将金融资源及其配置效率列入其研究的视野，对应着缺失的金融效率观。一方面，量性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金融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金融深化论完全竞争的假设背离现实，必然推出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有效配置。新古典经济模式下得出的政策建议――金融自由化也与经济发展无法协调。金融约束论的核心思想是，“适度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尽管金融约束论也未能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但与金融深化论相比，其蕴含的金融效率观更加成熟。其一，由于金融约束论考察了金融深化论假定不变的“外部条件”，其假设条件更加接近现实；其二，理论模型因考虑了更多因素而更加全面，政策主张因广泛采用实证研究，更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该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忽视了对金融脆弱性和金融效率的全面研究。
二、金融约束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践及其实际结果的出现，学术界对于金融体系的认识也日益加深，尤其是对于信息因素在金融体系运行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Stiglitz及其合作者（Honohan和Stiglitz，2001；Hellmann，Murdoc和Stiglitz，1996）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其核心论点是，给定宏观经济环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等前提条件，由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等组成的一整套金融约束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在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的经济中，政府应当在宏观经济稳定、尤其通货膨胀率较低等前提条件下，通过存贷款利率控制、市场准入限制等一组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获取剩余的机会，以缓解金融机构和企业部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激励问题，从而推动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政府的这种选择性干预应当是动态的，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政府应当逐步放松上述金融约束，以促进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金融约束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政府干预金融的作用，提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并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政策选择，适度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
金融约束论尽管也未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但与金融深化论相比，其理论模型更加完善，政策建议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其蕴含的金融效率观更加成熟。其一，由于金融约束论考察了金融深化论假定不变的“外部条件”，其假设条件更加接近现实；通过扬弃金融深化论所倡导的“阿罗・德布鲁”范式，为传统的最优理论帕累托有效配置加入了约束条件，符合“次优理论”的逻辑；其二，理论模型因考虑了更多因素而更加全面，政策主张因广泛采用实证研究更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金融约束论的缺陷主要是忽视了对金融脆弱性和金融效率的全面研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该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论及新金融效率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学者白钦先（1997）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率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金融既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方式或手段。金融资源学说有三个假设前提：一是金融是资源；二是社会、经济、金融是一复杂的复合巨系统；三是社会、经济、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建立在相关资源因素协调运行基础之上。在上述三个假设前提下，可以构建以金融资源理论原理为准则，以金融资源协调理论为核心,以金融资源业务理论为基础，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金融经济为一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其可持续发展不仅从动态的时序上强调各系统的发展能够协调、连续、不间断，而且注重各关联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没有良好的协调，系统就难以长久地持续发展，因此，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是金融资源学说的关键，其协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金融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新金融效率观不仅是对不完全金融发展理论的升华，也是对传统效率观视角的根本转换，其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现实背景下，新金融效率观把金融作为主动性与主导因素，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来考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对传统效率观（强调实物）视角的根本转换，为解决相关的经济问题找出了可能的主因――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2）金融资源可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第一层次：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稳定性更高，重要性更大，客观性与包容性更强，但也更难量化。金融资源的层次性决定了金融效率亦具有层次性。（3）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此带来的金融稳定以及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借鉴金融约束论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4）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高低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与协调程度。（5）金融效率的研究包含金融脆弱性的研究，从而通过提高金融效率和降低金融脆弱性来推动金融稳定，进而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6）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金融是一开放的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量化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孔祥毅（2001）提出了金融协调论，指出只有协调的金融运行，才有金融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才有金融可持续发展，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及金融协调论为金融效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正是基于协调的观点，我们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一方面，从静态的角度，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应关注金融系统自身效率，更应关注金融与经济这两个复杂的复合巨系统的协调；另一方面，从动态的角度，金融效率不仅应考察单个时点的金融经济的协调，即静态金融效率，也应考察一时段到另一时段金融经济的协调，即动态金融效率，因此，金融效率是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的统一。
黄金老 （2001）对金融脆弱性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区分了广义脆弱性和狭义脆弱性，并讨论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的关系。毛一文（2002）提出中国金融脆弱性监测指标体系的设计。不可否认，金融脆弱性的研究促进了金融效率的研究。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体系较为完善,国外在金融效率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微观和金融市场。F.Allen&D.Gale（2000）强调金融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标准经济模型是误导, 市场与中介各有优劣。R.Levine（1997）对不同金融体系的效率作了大规模的跨国比较，在实证方面有多种尝试。E. Fama（1965）提出的资本市场有效理论一直是研究资本市场效率的金科玉律。国外对金融危机与金融脆弱性的研究较为深入，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模型。
四、最适金融结构理论
林毅夫（2006）指出，评价一国在一定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是否有效的标准，不应该是该国金融结构与发达经济金融体系的差异或差距，而应该是本国金融结构是否与本国在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结构相适应。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发展阶段和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每个经济体在一定发展阶段都有各自的最优金融结构，这种内生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客观的，又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而演变。所以，仅仅讨论集中的银行业结构还是分散的银行业结构更有效率，或者单纯评价市场型金融体系与银行型金融体系的优劣，难有一致性的结论。根据内生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不能简单的加以比较。
五、结语
过去关于融资机制的研究往往限于比较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的优劣，这种研究方法往往是从金融体系单方面来考察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自中国学者白钦先（1997）等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论后，金融效率成了金融机制研究的核心内容。
新金融效率观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更科学地重新审视融资机制问题。新金融效率观指出，金融机制是一开放的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从而促进金融效率的量化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新金融效率观重视金融的“资源”属性，强调金融机制的内生性，指出评判一国金融机制优劣的标准应该是本国金融结构是否与本国在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结构相适应。这种内生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客观的，又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而演变。而林毅夫（2006）的金融最适结构论也与此一脉相承，指出了金融机制的内生性，指出评价一国融资机制的优劣标准，应该是一国金融结构是否与本国在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结构相适应。
参考文献：
[1]Hicks.J（1969），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Ronald Mckinnon,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D. C. Bookings Institute , 1973.
[3]E. S. Shaw.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4]Hellmann et al . Financial Restraint : Toward a New Paradigm[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R. W. Goldsmith.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6]Allen, F. and D. Gale, A Welfare Comparison of the German and U.S. Financial Syste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39：179-209.
[7]汤小青.区域经济发展、金融深化与监管优化：论科学的金融发展观[J].金融研究，2004，（14）.
[8]白钦先.呼吁实施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N].金融时报，1998-05-27.
[9]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
[10]张春.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金融体系的信息要求和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来自韩国的经验教训[J].经济学季刊，2001，（1）.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 峰. 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3]王广谦. 正确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张 新. 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贤. 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 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 达.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8]龚明华.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 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 澄.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 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 经济评论，2005（3）：39-45.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第4篇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
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
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
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
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金融一体化理论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6
一、金融结构理论的学术脉络
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最具影响力的分支之一，属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范畴。熊彼特将发展定义为“能执行新的组合”[1]60，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动态的，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每一阶段的情况都要依赖于前一阶段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即创新的过程。经济系统中的均衡的理想状态，从来没有达到过，却一直被追寻[1]57，体现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遵从“均衡”和“最优”的思想。理论界之所以强调金融结构的重要性，是因为金融体系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功能和金融效率，通过对各经济部门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布、不同的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等的研究，以解决金融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金融资源的配置问题[2]。正如戈德史密斯所言，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不是唯一重要的话――就是金融结构及其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389。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其影响力之广泛甚至于有些问题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金融结构因素
对金融结构的正式学术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该问题始于现实经济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经济增长较快、金融体系发展迅速，而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金融体系相对落后，该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的关注和研究。其中，格利和肖较早地关注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对金融机构或金融中介在可贷资金借贷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4]；阐述了各种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非货币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他们对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实物产出和物价的均衡水平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最为简单的初始经济，还将模型演绎到复杂的金融结构。虽然研究的重点放在货币的供应与需求上，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的论点。格利和肖提出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试图建立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这是格利和肖在金融结构理论方面不可不提的贡献[6]。
1969年，戈德史密斯发表自己的名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开创了系统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先河，成为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者，也使金融结构问题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在书中，戈德史密斯主要关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金融活动内部及其与经济活动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谁向谁提供资金、提供了多少资金、利用何种金融工具以及对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等问题[3]42。戈德史密斯采用比较金融分析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sh 结合、国际横向比较与历史纵向比较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金融结构理论，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一套指标体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基本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即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该公式可以大致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的一般面貌[3]7898。目前，经过简化计算公式得出的金融相关比率已成为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戈德史密斯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3]2835。虽然戈德史密斯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其研究仅限于对德国和英国的细致比较，这种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理论推广[7]238。
进入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金融结构问题并没有被特别强调，该时期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是金融结构理论发展的侧面表现。1973年，麦金农出版了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一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分割经济”造成的独特金融特征，即货币化程度低、金融体系存在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不发达、政府对金融实行严格管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原因是名义利息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d-p*）太低[8]；同年，肖出版著作《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从金融中介机制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推行金融自由化，解除利率压制问题，以均衡的市场利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促进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发展[9]。简言之，他们的观点认为金融抑制总是伴随着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深化意味着金融结构的进步，是金融结构的动态调整和优化过程。
（二）银行和金融市场：金融结构理论的主流争论
自金融结构问题受到关注以来，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关于银行与金融市场各自相对优势的研究文献很多，林毅夫曾作过相关综述，将诸多观点分为四种――金融结构无关论、法律与金融论、银行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7]239，本文离不开这些理论文献的支持。通过对相关文献学术观点和讨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分为四类：（1）银行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2）金融结构无关论、法律与金融论；（3）金融功能论、金融服务论；（4）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理论――“最??金融结构论”。这些观点争论主要是围绕着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银行与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等问题展开的。
1.“银行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称为“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这种新的金融结构观点是继戈德史密斯理论之后最具影响的金融结构理论。“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金融结构划分为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两种类型，分别以德日、英美作为这两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并进行相互之间的优劣比较，以此评判不同的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学术界将上述研究被称为金融系统比较研究，“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成为金融结构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
肯特和莱文的研究作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他们检验了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结构，构造了一个基于规模、活动和效率指标的金融结构指数，并以此指数比率的高低将国家和地区划分为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类，这是自戈德史密斯以来，第一次系统检验大量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他们还提供了金融结构的潜在法律、管制和政策决定因素[10]。具体来讲，随着国家和地区变得更富有，银行和市场都变得更加活跃、更加有效；在收入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与银行相比，股票市场表现更佳，金融系统往往趋向于市场导向；对金融系统的潜在法律、管制和政策决定因素的考察发现，在控制收入的情况下，具有习惯法传统、重视股东权益保护、会计准则良好、腐败水平低等特征的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市场导向型金融系统。
关于讨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相对优劣及其是否重要的文献不胜枚举，经典文献的相关观点基本趋同。银行主导论强调的是银行在资源配置、项目质量控制、企业经营管理、获取信息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市场主导论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是证券市场，突出金融市场在投资多样化、推动创新、信息传递以及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惩罚等方面的优势[11]。但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优劣具有相对性，不可一概而论，例如在经典市场理论的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方面，考虑到金融中介会产生问题、提供流动性等因素，金融中介也至关重要[12]。总体来讲，功能完善的银行和股票市场（即总体金融发展）的确?Τて诰?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相关跨国数据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表明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哪一种更好[13]。艾伦和盖尔进一步推进了“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的研究，成为金融系统比较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们强调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分析金融系统的优劣势时，理解不同金融系统之间重要的权衡至关重要[14]19。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竞争与保险方面的对比，他们构建了一个标准的无限期界迭代模型，通过跨期平滑来减少不可分散的风险，表明金融中介可能比仅有金融市场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14]111140。
2.“金融结构无关论”和“法律与金融论”。
与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金融结构无关论，其观点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在资本市场完善、市场主体风险中性的前提下，利率决定了哪些投资机会是值得利用的，任何一个能够产生正的净收益（扣除资本成本以后）的投资项目都会被采用；反之，如果资本的流动性不完全，影响就业机会创造、企业成长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金融是否能够提供高效的服务、金融服务渠道是否充分，而不是银行与金融市场如何组合[15]。相关的实证结果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没有证据表明金融结构有助于解释各国经济绩效[16]。
法律与金融论是金融无关论的一种特例，该观点否定了关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重要性的争论，认为金融系统健全性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法律体系，金融的整体发展依赖于法律制度和法律渊源，金融发展当中能够被法律体系解释的部分同时也能用来解释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增长[17]。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理解金融结构的差异比两分法划分的金融结构更有意义，法律体系可能会对外部金融产生影响，因为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让投资者们更加相信他们的投资至少能获得一些回报，从而更可能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投资资金。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由其法律体系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在促进增长方面，法律权利和实施机制的发展水平比区分金融结构更有效[18]。上述研究使得法律因素成为金融结构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
3.“金融功能观”和“金融服务论”。
对“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挑战最具影响的当属金融功能观。与金融结构无关论的视角不同，金融功能观基于功能观的视角考察金融结构，强调金融体系功能的相对稳定性。在经典的金融学教材中，“金融功能观”已经自成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金融功能变化较小，而且金融机构的形式随着金融功能而变化，即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最终会导致金融系统执行各项功能的效率得以提高[19]。与金融功能观观点相近的是“金融服务论”，拥有更大的银行和更活跃的股票市场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质量非常重要，而其结构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20]。金融服务论的核心内容就是金融发展水平影响经济增长，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因为提供金融服务的有效性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中介和市场能够提供更好金融服务的环境，而不在于是银行还是市场提供这些服务。林毅夫在综述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以上观点概括为“金融服务以及法律、制度观点”（FLI观点），并且相关的实证研究倾向于支持上述“金融法律观”和“金融功能观”[21]。
4.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理论――“最优金融结构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林毅夫认为，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都是从不同金融制度安排的特性出发作讨论，而忽视了金融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结构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实证研究结果与金融结构的演变趋势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原因[22]。如果银行、融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内容和要求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造成阻碍，跨国的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给定经济发展的阶段，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企业平均规模之间是否匹配的确会对制造业的增长起到显著作用。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学界的日益关注，尤其是银行业结构和融资结构[21]。这些新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理论――“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即最优金融结构是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进而决定了金融结构。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特性应该是决定各个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因为一国经济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该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性质，以及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经济发展阶段和所有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每个经济体在一定发展阶段都有各自的最优金融结构，而且这种内生的最优金融结构具有客观性和动态性，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22]。
二、金融结构的制度变迁
（一）金融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
中国的金融结构问题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产权与制度?Y构，其特殊性表现为发达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且分散化的下层结构，但在上下层结构之间缺乏有效且富有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随着金融产权形式的产生和交易，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金融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法律结构共同构成了金融制度的中间结构，促使原有的“二重结构”向“三重结构”演变[23]。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金融自改革以来获得了迅速增长，但是金融增长规模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成分，这是否与中国的金融结构存在紧密关联？对此，张杰借鉴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进行的指标分析发现，中国金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产总量在原有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框架上的简单扩张，单纯数量上描述金融工具和机构规模的FIR并不能反映中国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24]。
对于中国金融结构问题更为系统的考察，体现出的是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金融产业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不均衡、金融结构效率性问题以及更微观层次的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基于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适应性的判断，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机构集中程度明显偏高，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与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发展极不协调；二是农村金融处于整个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城乡金融和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25]。就金融资产结构而言，主要问题在于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难以满足广大的金融需求，货币性金融资产比例较高与货币市场工具相对短缺并存，更为明显的体现是股票结构、债券结构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结构的不合理[26]。
对中国金融系统发展特征的实证性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中国金融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艾伦等通过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的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发现：实际的金融数据对比表明中国的银行部门效率更高，但是这可能要归因于成本核算的标准不同；无论从结构规模还是结构效率，数据对比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无法与银行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数据说明非正规金融部门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重要性十分显著[27]。他们将上述发现归纳为以下结论：（1）中国金融系统由一个规模庞大但是并不发达的银行系统主导，该系统由四大国有银行控制，且存在着客观的不良资产贷款（NPLs）；（2）中国的金融市场的主要部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但是它们的规模和重要性无法与银行部门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股票市场由于高度投机和充斥着内幕交易而没有发挥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作用；（3）各种替代性的融资渠道是支持总体经济增长最成功的金融系统组成部分，这些替代性的融资渠道包括非正式的金融中介、内部融资、贸易贷款，以及企业、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联盟，它们以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信用、声誉和各种关系为治理机制。
（二）金融结构变迁的两种形式：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
金融结构的变迁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受到关注，戈德史密斯将金融发展理解为金融结构随时间的变化，对于各国融资结构变迁的系统研究也要追溯到戈德史密斯。对于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研究，国内学者早期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目标、金融结构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交易成本的考察，国内相关研究的权威性代表当属白钦先教授。在研究全球不同类型国家金融体制的发展演变后，白钦先提出了“金融倾斜”的概念，强调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之间的不平行发展与不平衡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态势下，白钦先又提出了“金融倾斜逆转”的概念，即直接金融的发展速度大大地高于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所占的比例日益加大，迅速赶上乃至接近或超过间接金融所占比例[28]。一国金融结构的演变可归纳为从初级到高级、从间接融资为主发展到直接融资为主，即经历“金融倾斜及其逆转”的动态变迁，反映了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由以银行机构为主体的金融到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由以银行为主导主体的简单金融到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主体的复杂金融，由以国别经济体为单元的相对封闭的国别金融到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真正全球性的全球金融结构变迁[29]。白钦先关于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历程的评述也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30]。
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着眼于金融结构的变动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了实证性检验。谢平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31]。林毅夫考察了银行业结构和金融市场融资结构，通过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的经验分析，证明一国的金融结构必须要和产业规模结构相匹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结构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及不同的金融中介在企业融资中相应的比较优势[21]。
（三）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变迁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进程的推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需求缺口愈加明显，金融结构问题成为最凸显的症结。如何解决这个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成为当前学术界亟待攻克的难题，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该阶段解决上述问题重要契机。罗伯特?席勒在其新作《新金融秩序》中指出，新型信息传播系统、支付系统、电子交易市场、网上个人金融方案制定系统和其他受信息技术发展驱动的经济发明正呈现爆发式增长，经济体系势必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32]。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正处在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升级时期，尤其是随着大规模生产向定制化、个性化生产的转变，消费升级与金融供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急迫任务。互联网金融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手段，而且其本身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三方支付衍生的交易数据通过沉淀挖掘为生产者进行有效供给提供精准营销的决策依据，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通过金融资源和需求的精准匹配满足中小企业、创业者的金融需求；P2P网络贷款出现问题平台甚至是违法犯罪现象，是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供给侧问题[33]。
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市场化、国际化与多元化阶段，从国务院到中央都在研究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关的议题都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所处阶段的多元化特点[34]。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这是互联网金融首次作为国家战略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7月4日，国务院《互联网+行动计划》，作为部级的行动计划，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鼓励互联网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融合创新，为大众提供丰富、安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企业”。2015年0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将对金融产品、业务、组织和服务等方面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扩大就业发挥了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了大门。
互联网金融发展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互联网金融以满足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个人投融资需求为目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宗旨将大大拓宽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对建设我国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实践的快速发展急切需要金融理论的支持，这也引起了学术界激烈的讨论。当前互联网金融的理论焦点和理论争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2）互联网金融是否推动了金融发展；（3）大数据征信的作用；（4）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的争论，学术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可以作为一种金融市场，是一种新金融模式，具有金融去中介化和加速金融脱媒的特征，该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学者的判断；另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只是金融行业通过互联网拓展业务，是金融活动从线下到线上的过程[35]。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到此，可以认为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的争论已经达成共识：互联网金融是与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同的新型金融模式。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推动了金融发展的争论也随着上述争论达成共识而基本确定：互联网金融促进了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金融的资本配置遵循的并非是“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原则，而存在着一种“规模换效率”的资本配置路径[36]，互联网金融模式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37]。
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是否推动了金融发展的争论，传统金融结构理论尚未能作出合理性解释，互联网金融实践的发展亟待新的金融结构理论框架将其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互联网金融实践创新超前于理论创新，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在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不同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影响力度和深度有所差异。
在金融工具层面，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最为直接，表现为对传统金融工具的补充和重构。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支付依托电子信息技术将金融服务下沉到小额账户中，“低净值客户”的价值得以显现，已经成为金融行业中独立而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互联网支付的发展为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不仅促进了货币基金的发展，而且跨界影响了银行部门的活期存款和协议存款，引发的影响极为深远[38]。从2013年5月底推出，到2014年3月底，短短10个月时间余额宝的净资产规模就达到5412.75亿元，一跃成为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余额宝巨大的规模效应使得同期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从3000多亿元攀升至1万多亿元[39]。在推动货币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余额宝的巨大成功对银行业的冲击也引起了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余额宝的运作方式不同的其他互联网金融模式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例如，通过将原本高风险、高收益的大型金融资产拆分重组为高风险、高收益、小额化的金融资产，小微融资者利用P2P平台展开债权交易或资产证券化交易，向广大的非高资产净值投资者进行融资，打破了大型金融资产独占金融市场的格局[40]。
在金融机构层面，互联网金融创新涌现出数量众多、种类繁盛的新型互联网金融公司，成为金融业最为活跃的金融供给主体。这些新型互联网金融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银行、互联网保险、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支付机构、互联网基金销售公司、P2P借贷平台、众筹平台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用户对互联网金融“普惠性”和“便捷性”的要求不断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呈现出以账户通用、数据共享和全需求覆盖为标准的综合化、集团化发展趋势，例如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和综合金融平台拉卡拉[41]。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已经成为拥有支付、理财、融资、保险及便民服务的互联网超级平台，综合金融平台拉卡拉拥有支付、征信、理财、信贷等多项金融业务涵盖了存贷汇合风险控制的全业务链条。银行与互联网的竞争与融合，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优势联合甚至会形成超级互联网金融“巨无霸”[42]。互联网金融发展在金融机构层面的颠覆性影响深远，未来什么叫做金融机构值得认真思考。
在金融体系层面，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诸多观点基本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类似。共识性的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的合作者，更是传统金融的竞争者，是整个金融结构变革的重要推动者[43]，但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领域的“颠覆性”冲击以及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实质性影响整体是有限的[38]。互联网金融具有较为显著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征，是对中国当前较为传统且相当固化的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及结构带来全面挑战进而引发革命性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44]。基于互联网的支付清算体系特点，尤其是第三方支付和移动支付的快速便捷特点，极大地促进了支付体系与互联网的融合，并已成为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金融发展使金融内部和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融合更加紧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很难严格划分，融合电子商务和工商企业的业务流程，把金融嵌入其中，进行银行、证券、保险等综合化一站式的金融业务[45]。互联网金融行业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对现有金融体系分业经营格局及分业监管的挑战日益显著。更进一步的理解，互联网本身可以是一个金融市场，对应的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的情形[37]，从这个意义上?v，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金融结构制度变迁的新范式――互联网金融结构
（一）互联网金融结构的概念及其微观基础
互联网金融尚处在规范发展阶段的初期，研究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是业界的重大需求，也将是学术界重大的原创性理论创新。要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有序平稳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金融结构是同技术进步、金融监管、金融基础设施一样重要的决定因素[44]。
互联网金融是以商务模式方式进行发展和创新的，关于互联网金融主要商务模式的考察是研究其金融结构的基础。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有商务模式、形态、业态、商业模式等不同的表达形式，本文采用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考虑到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依照不同的标准，学术界对于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的分类难免存在差异。互联网金融是一个谱系概念，其理论范畴介于两种形式之间，一端是传统金融中介和市场，另一端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金融中介和市场。按照互联网金融在支付、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可以分为金融互联网化、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互联网货币、基于大数据的征信和网络贷款、P2P网络贷款、众筹融资等六种主要类型[37]。《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金融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基本业态。《全球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报告（2015）》依据互联网金融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将业务模式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包括互联网银行、互联网证券和互联网保险；第二类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包括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资产管理、互联网小额商业贷款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第三类是全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包括P2P和众筹；第四类是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包括在线投资社交、金融产品搜索、个人财务管理、在线金融教育和个人信用管理[45]。综上分析，尽管互联网金融的分类标准存在差异，但是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基于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特征――信用、普惠、高效和融合――的考察，互联网金融各种典型的商务模式在结构上也呈现出谱系分层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互联网支付、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互联网理财、电商金融和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等典型商务模式的结构谱系。
互联网金融结构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在金融工具层面，互联网金融结构可以理解为互联网金融各种金融产品的性质、规模与相对比例；也可以理解为互联网金融产品与传统金融工具的相对构成与比例关系。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层面，将互联网金融市场看作一个整体，可以考察互联网金融的内部结构，具体是指互联网金融的金融主体的结构，与银行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的考察类似；还可以考察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相对构成与比例关系，这种理解借鉴的是比较金融分析方法在金融结构国别差异的分析框架。廖理等[46]借鉴骆驼评级体系（CAMELS）的评级思路，从规模总量、盈利能力、运营效率、资产质量、业务结构、资本指标、流动性等七个方面对银行业绩进行评价，分析比较美国互联网银行业与美国整体银行业、互联网银行与美国十大银行、中国上市银行经营业绩的差异。在规模总量上，2012年，美国16家互联网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为5397.18亿美元，美国银行业规模为14.45万亿美元，互联网银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规模占比为3.5%，互联网银行个体间规模差异很大，互联网银行Ally Bank和ING Bank的资产规模都达到近千亿美元，超过了大部分的传统银行；但是2003-2012年，互联网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05%，远超美国整个银行业的5.3%。通过比较还发现，美国互联网银行业的运营效率和员工效率更高，互联网银行普遍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同时投放的?J款的风险更高；互联网银行具有较高的资产回报率，易受金融危机影响但是复苏很快。美国互联网银行与中国上市银行相比，二者的主体业务分布格局类似，但是无论资产、存贷款、净利润还是员工规模，互联网银行的规模都要小得多。考虑到中国非利息市场化的经营环境和互联网银行“轻资产”的特性，美国互联网银行与中国上市银行的财务指标对比很难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结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互联网金融结构的内涵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对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理解不仅要借鉴传统金融结构的内涵，还要考虑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特殊性。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特殊性是指对传统金融结构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体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功能结构、信息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现有的研究均已体现出上述规律，但仍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的保障下，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通过社交网络得到揭示和传播，被搜索引擎组织和标准化，形成时间连续、动态变化的信息序列，社交网络上大量的利益相关者掌握的财产状况、经营状况、消费习惯、信誉行为等信息，汇集成完整的信用资质和盈利前景信息[37]20。互联网金融通过实现信息技术与金融功能的融通，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供给的成本，提高了交易透明度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对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具有重要意义[40]。
与传统金融结构相比，互联网金融结构有其坚实的微观基础，表现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交易联动机制、互联网金融双边及多边市场、互联网交换经济、大数据支持等四个方面。（1）交易联动是指每一个子交易活动都是由前一个子交易活动达成某种状态作为促发条件来执行后续的动作，从而实现不同平台、不同参与主体对同一个交易在适当的时间做出有序、准确而高效的反应或者反馈[47]。例如，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属于交易性融资业务，核心企业、供应商、经销商和银行等参与主体对“融资、支付、商务、物流”等信息协同掌控，是一种典型的交易联动运行机制。（2）互联网金融具有双边及多边市场的特征，互联网金融双边用户之间的价格转移不完美导致平台价格结构的非中性；借贷双方的需求同时存在体现平台市场中的双边需求的互补性[48]。（3）互联网交换经济。互联网交换经济以电子商务和共享经济为代表，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应用场景，衍生出并服务于互联网金融[37]130。（4）以大数据为核心技术的信息处理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交换者关于交换物的偏好和效应，核心问题在于交换者不完全掌握交换物的信息，即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换者的所有决策都是在非完美信息条件下进行的[37]254。大数据的影响，不再只是强调因果关系，相关性分析的重要性得以显现，行为分析成为与财务报表分析同样重要。金融的核心在于定价，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最根本的挑战就在于其定价机制不同。通过互联网技术对资产和风险进行定价，得出的大数据模型与传统的定价模型截然不同。大数据替代传统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定价是互联网金融信息处理的核心，体现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中介和市场的最大区别[37]20。互联网金融不同商务模式的定价向基于“信誉”的个性化定价方向发展，基于大数据的信用评分将实现对“长尾部分”业务资金需求的精准配置。
（二）互联网金融结构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基于前文的分析，以戈德史密斯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结构理论强调的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结构不仅是对以上观点的继承，而且强调互联网金融要素禀赋结构和商务模式结构，体现的是互联网金融不同商务模式与实体经济的对应关系、互联网金融与经济的融合关系。
对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研究要体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性、前瞻性和系统性，核心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二是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1.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互联网金融的参与主体众多，包括但不限于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企业、电子商务平台、金融信息服务机构、资金供需双方等，其商务模式与交易过程不可分割，呈现出跨业跨界的特征。科学地表征和量化互联网金融不同的商务模式跨业跨界的深度和广度、参与主体和服务对象呈现的结构化的规律对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基于规模、活动和效率的传统金融结构度量指标也难以实现对互联网金融跨业跨界的覆盖。因此，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互联网金融的特征设置其分析指标，从而构建互联网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体系。
2.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践表明，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实体经济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基，互联网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二者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探讨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互联网金融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互联网金融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贡献程度如何。具体来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归纳出不同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向不同产业配置金融资源状况的规律？互联网金融将金融资源在多大比例上配置给中小微企业？如何准确测度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的实现程度？
四、总结及展望
金融结构及其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自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结构的概念以来，金融结构问题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广泛关注。本文力求将有关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观点纳入到一个整体的讨论框架，梳理有关金融结构问题研究的理论脉络和学术逻辑，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国情，以金融结构变迁的视角，提出互联网金融结构研究的新范式。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深远，在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互联网金融是以商务模式方式进行发展和创新的，我们给出了互联网金融结构的概念，并分析了其微观基础；最后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结构不仅是对传统金融结构理论的继承，而且强调互联网金融要素禀赋结构和商务模式结构，其核心问题是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以及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