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学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微观金融;金融经济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235-02
1 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与课程建设情况
金融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随后理论界开始不断地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金融学中的均衡与套利、单期风险配置以及跨期风险配置、最优投资组合、最优消费与投资、证券估值与定价等,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门崭新的经济学与金融学交叉性的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前,金融学作为经济学二级学科,其学科体系层次是单薄的,其内容主要是货币银行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金融学,其研究方法论与当时研究实质经济的方法论相同,以定性的思维推理和描述分析为主,数理与计量分析均以实质产品为研究对象,还未涉及到金融服务与产品,这与当时的经济和金融实践是相符的。以哈里马柯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为标志,现代金融研究在内容上从宏观进入到微观,金融产品本身成为研究对象,方法也上引进了数理分析工具,此后金融学科层次内容和分析方法渐渐丰富发展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金融经济学家,这表明金融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重要的地位。
金融经济学是现代金融的理论核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个人与公司)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金融决策行为及其结果,是一门分析金融市场均衡机制的具有较强理论性的金融学专业基础课。金融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无套利假设和一般经济均衡框架,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对金融资产定价,其核心理论包括资产定价基本定理,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利率期限结构等都是这一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根据金融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除了研究传统的一般经济均衡框架(竞争均衡机制)外,金融经济学更注重研究无套利均衡机制,这是金融市场特有的均衡机制,因此《金融经济学》既包含一般均衡定价机制的内容,也包含金融市场的特殊均衡机制即无风险套利均衡机制的内容。由此,可以学习和研究金融市场资产定价的两种基本方法:均衡定价法和套利定价法。
金融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是微观金融的基础理论课,为其它相关课程提供分析方法、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是对学生有关微观金融运行逻辑和方法的培训。鉴于金融经济学所涉及内容在微观金融中对金融市场均衡及资产定价研究的方法论、逻辑思维和基本模型的重要性,在金融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工程等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目前国内外大学均将《金融经济学》作为研究生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进行设置,国外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等非常重视此课程的教学。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也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中引进《金融经济学》课程。目前,现代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已形成两条主线,一是针对实质经济运行,主要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宏观金融,另外就是针对虚拟经济以金融产品和金融投融资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这二者之间有很深的紧密关系,但二者的运行机制越来越呈现差异,因而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运行机制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上确立二者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并对其加以比较,以深刻了解和把握现代金融经济的实际运行。这种对现代金融经济运行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的培训和教育,完全应该也可以在本科教育中就开始进行。因此,经过几年的努力和精心准备,《金融经济学》课程正式纳入北京林业大学金融学专业培养方案,作为金融本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
2 金融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分析
北京林业大学于2009年在金融学本科正式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金融经济学》课程内容引起同学们较大的关注和兴趣。在这一年的课程教学实践中有诸多体会与感受:第一,《金融经济学》课程涉及很多金融定量分析模型的教学内容,如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风险识别与计量等,在教学方法上,除了课堂上的理论介绍外,在教学内容注重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证研究能力培养,这不仅是本课程应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且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传统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可以使定性的思维和定量的分析有机统一,同时也使得数理思维方法与经济学、金融学的教学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地可操作性地解决金融问题。第二,本科生阶段《金融经济学》涉及大量的数理和计量金融,同学们接受能力欠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此前缺少有关《金融经济学》基本方法和逻辑的训练和培养,在微观经济学中涉及的数学模型方面的知识较少,特别是部分文科学生数学基础较为薄弱,学习金融经济学时较为困难;第三,由于用很多时间讲授应在此前学习的内容,而占用了本科生本应该学习的更深入的金融经济学的内容;第四,现有课程体系中,微观金融方面仅开设了金融经济学和公司理财两门课程,金融工程、风险管理等微观课程尚未开设,金融经济学难以与其它微观课程形成良性互动,金融经济学作为基础课程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达到预期教学效果。
为全面分析教学中的问题,总结教学经验和评估教学效果,我们针对2007级金融专业70名本科生进行了教学情况问卷调查。通过问卷分析,我们了解这一课程对本科层次学生的教学信息包括学生的学习兴趣、对课程的接受能力、教师的教学水平等,以此评估整体的教学效果,具体情况如下:第一,学生普遍认为授课教师的学术水平与专业知识比较高,认为“较好”或“很好”的超过95%以上。第二,学生普遍认为教师授课方式较好。超过90%的学生认为教师在“明确的教学目标,并能够根据教学目标安排和组织教学”方面“较好”或“很好”;92%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交流”方面“较好”或“很好”;9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根据教学情况,主动有效地调节课堂节奏方面“较好”或“很好”;第三,学生普遍认为授课教师的授课水平较高。94%的学生认为“较好”或“很好”;第四,学生普遍认为教师的教学手段较好;第五,学生普遍认为教师上课表现很好。9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课过程中是否情绪饱满,注意调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这方面“较好”或“很好”;98%的学生认为教师上课时的仪表和教学态度“较好”或“很好”;9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课时"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方面“较好”或“很好”;第六,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一般。约有45%的学生认为能够很好理解所学内容,33%的学生认为能够较好理解,17%的学生认为只能一般理解,还有5%的学生认为理解不了;第七,学生肯定教师在课前准备和授课内容安排上所作的努力。96%的学生认为教师备课情况“较好”或“很好”;93%的学生认为在授课内容充实方面为“较好”或“很好”。
除了上述几方面以外,学生认为该课程知识量和信息量较多,希望能结合一定的实例进行深入讲解,对于涉及到数学模型的内容,希望能够有机房提供在电脑上模拟的机会,建议在大二下学期开设此课程,并希望能够加强微观经济学教学深度,尤其是在数学模型和理论框架方面,以此为金融经济学的学习奠定基础。同时同学们也充分肯定了该课程开设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认为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微观金融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
3 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建设目标及主要任务
金融经济学本科课程的开设为研究生阶段金融学经济课程开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开展此课程建设和研究,特别是在这一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在教学上力求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一套既规范合理又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在今后的几年中,《金融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主要目标和后续任务是:
第一,明确课程性质和定位,界定课程教学主要内容。如何更好地开设本科生的《金融经济学》,明确本科生《金融经济学》课程性质和定位。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专门研究,以此确定本科生《金融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和指导思想,界定《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鉴于本科阶段《金融经济学》教学的基础性,现阶段可以将本科课程内容定位于金融经济学基础理论介绍分析,重点突出本课程教学的目的性,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操作性和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做好教学自评和考核工作,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每学期对课程进行自评,以便对教学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查找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对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做出总结分析并不断改进,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增加课堂教学信息量,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以提高教学效果。一是加大案例课程的比例,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的分析与讲解,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的理解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身体会,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应对、解决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任课教师提高参与业务实践的自觉性;二是增加专项问题研讨,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课堂上可以采取教师引导与师生讨论、学生自问自答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下教师以引出问题、提示思路、激发兴趣、指导查阅参考书目等为主要手段,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思辨性,增强教学的广度和深度。
第三,编写金融经济学课程教材,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选择和使用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实现培育目标的重要步骤,目前还没有适合本科层次使用的《金融经济学》教材。我们按照选用教材、自编讲义、编写教材的步骤完成该课程的教材建设。随着高校对微观金融教学的重视,《金融经济学》的国内版教材和引进教材很多,一些投资学和金融工程教材也有大量的内容与金融经济学相关,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些作为本科生教材不适合的地方,如编排体例没有照顾本科生教学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逻辑的分明和突出,对金融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和分析方法的介绍不够等。因此,在未来教学过程中,需要对教材使用和课件教案使用情况做出分析,将有益的心得、经验和学生所提有价值的建议在编写教材中体现出来。总之,在选择和使用教材上我们应坚持教材编写内容与金融实践的变革同步,并具有超前性,注意不断更新,以保持教材的先进性。
第四,加强课程资源库建设力度,增加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由于金融经济学课程的理论性与复杂性,需要建立丰富的资源库供学生学习参考,比如讲义、课件PPT、案例库、习题库、论文素材库、名师讲解视频库等。通过对案例汇编成集,一方面可供教室上课讲解之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课堂讨论和学生自学,扩大知识面与实践能力;习题库里的习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难度适中,可以作为教师检验教学成果、学生复习备考之用;论文素材库中的资料作为学生写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参考,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理论素养及写作能力。总之,课程资源库的建设,不但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扩大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为学生课外自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Markowitz.The Opitimization of a Quadratic Function Subject to Linear Constraints[J].Nacal Research Logistics Quarterly,1956,(3):111-133.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新凯恩斯主义 政府干预危机原因
中图分类号：F65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7-016-05
一、父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一分为二，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教学也划分为微观课程和宏观课程。学生首先学习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和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而在接下来的宏观课程中，他们则被告知各种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所扮演的角色。微观经济学家批评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而宏观经济学家则谴责微观经济学家沉迷于不现实和不适应的理论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所以不完全令人满意，也正是因为人们希望对该理论某些核心假设做进一步解释，尤其是价格和工资的黏性。通过两种方法可以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新连接起来。宏观经济学可以引入微观经济学，反之亦然。新古典经济学选择了第种。这种方法的支持者试图从理性、企业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等基本原则出发，来推导经济加总的动态行为。这个学派意识到了经济动态在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预期在形成经济动态中的核心地位。另一种方法则尝试将微观经济理论引入宏观经济理论。为表述方便，学术界将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主要是应对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理论危机。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曼昆和罗默参考某一特定理论对下面一组问题的回答来判别其是否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问题1，此理论违反了古典二分法吗?即货币是非中性的吗?问题2，此理论是否认为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全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在主流经济学派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失业、信贷配给和商业周期等经济现象与标准微观理论的结论并不一致，新凯恩斯主义的目标就是发展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微观理论。如果考虑其最宽泛的内涵，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很多分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不完美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研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基于凯恩斯主义基本思想的，但新凯恩主义者意识到应该更为彻底地远离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并且应该对由信息成本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及其后果做更深入的研究。效率工资理论。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信贷配给以及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效率工资模型
效率工资是指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工资水平。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工人特征的相关信息不完美。工人的行为不能够被企业完全地观察到，因此，企业无法制订有效的合约来保证工人承担他们行为的后果。因此，劳动质量和生产效率(因而企业的利润)就有可能因为企业支付更多的工资而上升。同样，人员更替也会因为工资上升而减缓。正是因为意识到降低工资可能会降低生产效率，增加人员更替，从而减少利润，所以，企业面临大量失业时，并不一定降低工资。在这种理论中，市场上也有很多企业，企业之间是存在竞争的，但是至少在一定范围之内，企业是工资的制定者。如果瓦尔拉斯工资(出清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太低，那么，企业可以选择提高工资来增加利润。当然，效率工资，也就是最大化企业利润的工资，会因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效率工资并不意味着工资水平一成不变，但却说明了工资水平为何不一定会降低到出清市场的水平。
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工资不能出清劳动力市场。类似的模型也可以解释利率不能促使信贷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原因。更一般地，阿克洛夫和耶伦(985)指出，即使应该改变工资，企业也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来保持工资不变。他们证明这种近似理性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损失很小，但是，社会成本却可能非常高昂。事实上，如果企业是风险厌恶型的，并且改变工资的后果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保持工资不变是完全理性的。
(二)资本市场的不完备
资本市场不完备起源于信息不完美。在企业经理人和潜在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种不对称会导致所谓的“股权配给”(equity rationing)。股权配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企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以投资或者增加生产，它们必须借入资金。即便它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们也会面临不可忽略的风险，包括破产风险。要分析企业行为，就必须关注企业是否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企业生产资本不可预期的改变(比如存货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对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三)信贷配给
尽管有时企业对潜在风险的考虑降低了企业愿意生产的数量，但是，在其他时候，企业获得资本会受到限制，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资本供给者在面临过度资本需求时不提高利率的考虑和企业在面临过度劳动供给时不降低工资是相似的。原因在于选择效应(申请者的构成发生反向变化)或激励效应(借款者从事风险更大的项目)，提高利率可能反而会降低资本供给者的期望回报。
(四)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
货币政策起作用时，它并不是通过调整个体持有的货币余额，而是通过影响信贷的可获得性来影响经济活动的。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如果某一家银行决定减少提供贷款，那么，市场上一定不会存在其他的潜在贷款提供者可以对这笔贷款进行完全的替代。货币政策当局可以采取某些措施来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或者影响银行愿意贷款的条件)。当然，某些条件下，其他的贷款提供者可能会采取某些行为来抵消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货币政策的作用不会被完全抵消。
二、当前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是解释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上世纪30年代，鉴于929年－933年大危机的教训，罗斯福政府要求国会通过“证券交易法”，阻碍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使美国经济的的金融化进展受到阻止。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明显加快，这也加剧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传递。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从美国的次贷市场和次级债市场以及金融衍生产品来看，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与次级贷款借款人之间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不如借款人自己对其个人信用和还款能力清楚。其次，次级贷款被证券化后变成了次级债产品，次级债券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券的投资银行之间在次级债风险水平上
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最后，次级债券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衍生产品的投资银行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可见，美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我们会看到，这种道德风险问题，不仅仅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身上，实际上几乎处处都是，包括借次贷的老百姓，向老百姓发放贷款的银行，从银行手里购买次贷证券的金融机构，乃至最大的金融机构，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换句话说，从最底层的次贷借款者，层层往上，所有的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显示了特别强的道德风险问题，大家都不顾一切地举债，每一层金融机构都有特别高的杠杆率，债务杠杆程度空前之高，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个重要原因。
美国政府为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连续多年房地产信贷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并不提高房地产信贷的利率，导致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度提高。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0％上升到120.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Dayid M.Kotz，2006)。过高的家庭负债对这次次贷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金融危机中若干经济现象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
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股权限制模型中，投资的波动要大干产出的波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来临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推迟投资是企业在财务状况恶化时，能够采用的所有降低风险的决策中成本最小的一个。如果由于需求冲击，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那么，此时增加新的投资的边际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边际风险会显著地上升。企业能够随时间积累资本意味着平均而言，此种风险会随着时间减少。因此，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时，推迟投资对企业会有好处。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基本一致的。危机到来以后，很多企业的老板都选择了推迟投资。
(二)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小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实际工资的确像现实中一样呈现出顺周期变动，原因在于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考虑到增加产出所带来的风险)。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上升，结果削减工资对企业而言反而是不利的。高工资能够通过吸引高质量的劳动力，或者通过激励出更多的努力程度，或者是降低劳动替换率(从而降低培训和雇佣成本)来增加劳动生产率。效率工资的存在又使得工人在面临劳动需求变化时离开劳动力供给曲线。这导致就业水平较大变动，而同时实际工资变动较小，对短期调整而言尤其如此。这就是我们看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东，江浙等省份的企业大量裁员，造成大量的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由于这些在岗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本身就不高，所以，在岗的工人并没有被大幅降薪。因为这些企业的老板认为调整劳动力使用数量所产生的后果比调整工资(由于效率工资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更加确定，那么，企业所进行的调整就更多地采用调整雇佣数量来实现，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解释的。
通过效率工资的方法所引入的工资刚性，能够像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假设名义工资刚性一样，在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动时产生出就业波动和非自愿失业。既然劳动力边际产出的持续性波动来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性变化，新凯恩斯主义预测失业是一个持续性的现象。与传统的隐性合同理论不同，效率工资理论至少部分地揭示了，为什么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企业采取解雇而不是减少工作时间的形式。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不同的流派一般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第一种强调现实市场经济与阿罗一德布鲁(Arrow-Deb rau)理想状况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名义价格刚性(nomIRal price rigidity)。他们认为，如果不存在名义价格刚性，那么经济就能够迅速地对它所受到的冲击进行调整，并通过这种调整来保证充分就业和市场效率。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主要在于建立包含名义价格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另一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重视凯恩斯的另外一个思想价格和工资灵活性的增加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这意味着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可能不是唯一或者是最重要的导致对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偏离的因素，也不是唯一与经济波动性相关的因素。很显然，新凯恩斯主义的上述两个分支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二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模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它们都是以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合同为基础。它们分别是风险厌恶的企业，风险厌恶的银行通过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给予配置信贷资源的机制，以及包括效率工资理论和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的新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些基本要素有助于解释为何灵活的价格反而会增大经济波动幅度并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特别地，前两个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小的经济冲击会引起大的产出波动，而新劳动力市场理论则可以解释产出的波动是如何导致失业的(通过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风险厌恶的企业将会对任何与风险有关的行动都小心翼翼。
1 风险厌恶的企业
企业在这些不确定状况之下所表现出的风险厌恶特性是企业“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的基础。在此理论中，在考虑到各种行动的风险(以及它们的方差和协方差)和期望回报的同时，企业选择合意的行动组合，这些组合包括定价、制定工资。雇佣工人，生产等。经济环境的变化总会导致企业采取某些行动。如果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那么企业一定会改变其商品的售价，或者改变生产的数量，或者增加存货的持有。如果其售价不变，那么就一定会有数量调整，反之亦然。
企业的行为会因为“手段不确定”和各种资产价值的不确定的原因，而受到它们自身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以影响企业面临风险以及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第一个是经济的总体状况。当这次金融危机到来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企业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很悲观，或者企业变得更加担心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企业的流动性决定了为保持正常生产活动企业必须从外界借入资金的数量。企业的流动性还受其利润的影响，因为利润是生产剩余，因此小的价格变动就有可能导致利润、从而企业流动性的较大变化，在杠杆率高的行业尤其如此。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紧缩信贷，资本市场投资者缺乏信心，因此，企业的流动性会受到影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一些产品价格下跌，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从而也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流动性。第三个因素是价格水平的变
动。因为几乎所有的债务合同都以名义量来记价，价格水平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流动性和实际净价值。这样，关于风险厌恶的企业理论就可以用以解释为何企业的供给曲线。以及社会总供给曲线一每个价格水平上所有企业愿意生产的产品数量一在衰退时期剧烈地移动。因为在衰退期，生产的风险增大，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2 信贷市场和风险厌恶的银行
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揭示了在信贷市场上，信贷资源并非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拍卖过程来配置的(出价最高的人获得贷款)。事实上，贷款提供者必须考虑贷款无法归还的风险。相应的机构，比如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的资格进行审查，并监督贷款的使用。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了信贷市场不完整性的后果，这种不完整性使得厌恶风险的贷款人通过将资产组合转向比较安全的项目来应对经济衰退。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990)引入风险厌恶的贷款提供者的分析框架。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受到股权限制的企业一样，受到破产风险威胁的银行同样会表现出风险厌恶的行为特征。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的行为会放大经济最初受到的逆向冲击，导致衰退程度更深，时间更久。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当银行认识到次级贷款的风险后，银行减少或停止这项业务的贷款，当银行认识到次级债风险严重后，就会减少对次级债的投资。当经济状况较差时，银行会认为提供贷款的风险增加，因为企业净价值减少，拖欠贷款的概率增加，企业承当风险的意愿也减少。这样，企业要获得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的流动性受到影响，最终，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金融危机最终影响了实体经济。
某种冲击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资本，即使是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信贷市场，它们愿意借贷的数量也会因为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而受到限制。借贷合同的约束力意味着随着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在任何借款水平上的风险(破产概率)都会增加。因此，如果它们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那么，企业意愿的生产水平也会减少(假设它们并没有承诺销售固定数量的商品)：而且，生产资本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理论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总量冲击(例如由于货币政策导致的不可预期的价格水平下降)还是部门冲击(比如不可预期的需求减少，或者石油卡特尔组织的突然成立)都会产生总量效应，最终使实体经济陷入长时间的衰退。
四、各国政府应对策略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不需要政府干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对于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行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成为学术界和政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7因为新凯恩斯模型认为波动是无规则的和难以预料的，所以，他们不会积极支持政府试图“精确微调”的宏观经济行为。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昆)接受货币主义者的旧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也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动态一致性的一些批评。政府为应对经济总量波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取自由裁定的财政和货币行动，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由于市场的失灵，尤其是深度衰退的时候，绝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承认需要行动主义的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干预。例如，泰勒认为，虽然财政政策通常应该应用于长期目标如经济增长，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当名义利率降为零时”就有充分理由去明确地使用财政扩张政策。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不确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支持货币政策的固定规则方式，这种方式是由弗里德曼及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均衡理论家如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巴罗等倡导的。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为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是在持续的巨大冲击下，因为市场经济调整过程运作缓慢，政策干预成为必要。
这次危机开始时，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方向上一直摇摆不定，力度也相当欠缺，还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最终选择了政府干预主义。危机开始时，财政部置身其外，协调行业超级基金计划、救助贝尔斯登，后来放任雷曼兄弟破产，设立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为避免经济衰退加剧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相继又推出两大救市方案。财长盖特纳于2009年2月10日宣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核心为拯救深陷困境的银行的“金融稳定计划”。与此同时，经过多轮的辩论与协商后，美国国会于2月13日终于通过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可见，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周期变化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新干预主义和传统凯恩斯主义本质相同，那就是在市场失灵时由政府出面，帮助市场恢复信心，恢复市场正常运作。但不同的是，它的干预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旨在帮助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其手段也远远超出了凯恩斯当年的设想。例如，在危机冲击下，对若干主流金融机构实行部分国有化：在工会，债权人、企业管理层等各方之间斡旋，在企业重组破产这一微观层面上进行干预；通过印钞或发债等方式购买低质量的金融资产，以支持金融业的运行，从而降低社会的贷款成本。这种扩大到金融刺激以及部分国有化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
(二)财政货币政策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有效吗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基本上认为增加政府开支会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工资削减也不是有效的，利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应该是应对金融危机，增加就业，减缓经济衰退的有效举措。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这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路比较一致。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投资依赖于利率的程度，要小于对获得贷款能力的依赖，获得信贷能力的变化可能比利率的变化要显著得多。中央银行通过两种手段影响获得信贷的能力，一是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二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当银行没有储备，则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起作用：改变限制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支持货币主义者的如下观点：货币政策并不是主要通过利率机制发挥作用，利率并不是货币政策的良好目标。因此，通过调整利率应对金融危机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如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不断降息至“零利率”的水平，仍无法诱发企业接受贷款进行投资，史称空白十年。利率太低时，人们宁愿持有现金，最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2008年底以来，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水平已经接近于零，虽然我们还很难断言美国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但通过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太可能让美国摆脱经济衰退。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有不少空间，政府促使银行扩大信贷的能力要大干西方国家。
新凯恩斯主义赞同凯恩斯主义者关于货币政策起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它对投资和企业生产的意愿。能力所产生的效应。关于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的具体方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货币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不是通过交易机制，而是通过信贷机制发挥作用。从2008年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来看，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让商业银行迅速扩大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来实现的，提高企业生产意愿和生产能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到来以后，政府也是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来刺激经济，产生了比较积极的效果。
五、结论
我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对于在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不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能进行较合理的解释。对于各国政府该不该干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提供了理论分析，而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也基本符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3篇
金融发展为社会提供各式的功能与服务，通过多种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促进资本积累和鼓励技术进步。
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在经历迅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金融一直是经济生活的核心问题，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现有的研究文献基础上，通过构造理论模型和计量检验，对金融发展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研究，希望能拓宽“金融―经济”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二、资本积累与金融发展的作用：一个定性分析
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增加要素投入；二是技术进步；三是经济结构升级。每个国家自然资源先天给定，劳动增长受人口出生率限制，很难实现大规模增加，唯一对经济增长有大影响的就是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变化。
一般来说，经济体系资本积累的程度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和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金的投资回报又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金融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吸收储蓄、配置资本，满足不同层次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它通过风险管理、储蓄动员、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等基本功能，甄别高效的投资项目和生产企业，进行资源配置、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的增长。大量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促进全社会的资本积累。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扩大产出的现实因素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对经济资源进行合理组合。经济发展初期，技术是经济发展的软件，是无形的因素。要使这些无形的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需要要素的组合。要使要素合理组合，首先必须获得货币，取得对要素的支配权，才能利用技术生产产品，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投资从价值形态转化为实物形态的资本积累，吸收就业形成经济增长的过程，尤其是中国这样要素丰富、劳动力闲置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流动资产的供给量。由于银行体系的规模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所以企业的投资需求主要取决于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资本积累的速度受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如果经济体系中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导致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力度不够，那么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相应的资本积累的速度也要降低。另外，投资的效率取决于实际利率水平，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规模，还可以优化资金配置，提高投资的平均效率。如果金融发展水平低，那么由金融抑制引发的低利率就会阻碍资金从落后部门向先进部门的转移，进而产生信贷配给等非市场行为，最终使价格发生扭曲。如果金融体系能得到良好平稳的发展，就可以提高实际利率，使信贷资金的配置市场化，先进部门的融资需求就会优先得到满足，资金会得到有效的配置，资本积累的速度也会提高。
资本积累的形成，需要生产与生活资料市场在总量和结构上取得平衡，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影响着不同产业货币资金的获得程度，进而决定了他们对劳动、土地和其它实物要素的支配权，当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本能有效的转化为具有生产力的实物资本时，金融市场对资本积累的作用就实现了。
三、外部融资约束下的金融发展与资本积累
下面我们构建企业的货币需求函数。假设代表性企业用所持有的货币支付所有员工的工资，并进行投资以获得生产必须的资本品，企业投入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产出为，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F（K，L）=KαL1-α(1)
α表示资本产出份额，1-α表示劳动产出份额。公式两边同除以L得到生产函数的密集形式：y=kα，生产函数是严格递增、拟凹的规模报酬不变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代表性企业用销售产出所获得的收入来支付工资，购买生产设备等资本品。假设产品的价格等于1，那么生产Y数量的产品获得的现金流就等于Y。企业初始持有的货币数量为m，除了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外，还向银行借款。ξ为负债率，代表企业外部融资与总投资的比例。那么1-ξ就表示企业内源融资与总投资的比例，我们看到，只有这1-ξ比率是受企业自有货币数量的限制，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外源融资，克服了现金先行约束。代表性企业的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为在资本方程、货币方程和现金先行约束的条件下，进行利润最大化，可以用以下的线性规划演示：
Max∏=∫+∞0e-ρt[F(K,L]-wL-rL+z-v]dt(2)
K・=I-δK
约束条件：m・=Z-πm
m≥wL+(1-ξ)rI
初始资本存量为K0，货币数量为m0。
I表示对生产设备的投资，Z表示现金流入，ρ为贴现因子，δ为资本折旧率，π表示通货膨胀率，v表示现金的流出，w和r分别表示真实工资率和真实资本收益率。
根据对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很多时候银行总是部分满足企业对贷款的需求。所以，我们定义两个企业负债率变量，ξ代表企业的意愿负债率，反映企业对外源性融资的内在需求，高低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生产、技术状况。Ω代表企业的客观负债率，也就是企业从银行实际获得的贷款与全部资产的比值，Ω越高表示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越容易，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它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如果金融发展水平Ω大于或者等于厂商的意愿负债率ξ，企业的外源融资需求就能完全被金融体系满足，那么企业的投资就完全由意愿负债率决定，与金融发展水平无关。如果金融发展水平低于企业的意愿负债率，那么企业的投资完全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与自身意愿负债率无关。
当Ω＞ξ时，厂商投资完全由意愿负债率决定，根据上面的线性规划，定义现值汉密尔顿函数：
H=F(K,L)-wL-rL+z-v+λ1(I-δK)+λ2(Z-πm)+λ2(m-wL-(1-ξ)rI)(3)
其中λ1和λ2分别表示状态变量和的协态变量，λ3表示现金先行约束条件的拉格朗日乘子，代表性企业动态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表示为：
FL-w=λ3w(4)
-r+λ1-λ3(1-ξ)r=0(5)
-1+λ2=0(6)
得到：λ1=r+λ3r(1-ξ)=r[1+(1-ξ)λ3](7)
λ2=1(8)
λ3=FLw-1(9)
进一步导出欧拉方程：
λ1・=ρλ1-H/K=ρλ1-(F/K-λ1δ)=λ1ρ-FKλ1+δ(10)
λ2・=ρλ2-Hm=ρλ2-(-λ2π+λ3)=λ2ρ+π-λ2λ1(11)
经整理得：
λ1・λ1=ρ-FKr1+(1+ξ)FLw-1+δ(12)
λ2・λ2=ρ+π-FLw-1(13)
横截性条件为：limt∞e-ρtλ1(t)K(t)=0,limt-∞e-ρtλ2(t)m(t)=0(14)
在稳态条件下，K・=m・=0，λ1・=λ2・=0，我们得到：
ρ+δ=FKr1+(1-ξ)FLw-1(15)
ρ+π=FLw-1(16)
令ρ+π=Q，可以由(15)和(16)两式得到：
k*=rα(ρ+δ)[1+(1-ξ)Q]1α-1(17)
k*ξ=-1α-1rα（ρ+δ)[1+(1-ξ)Q]2-αα-1ξ＞0(18)
公式(18)表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资本存量与厂商意愿负债率正相关。这一结论的现实意义是直观的，意愿负债率反映了企业在现有生产、技术水平下愿意承担的最大负债水平，意愿负债率的提高，表明企业能够更有效的克服现金先行约束的限制，用更少的现金水平支配更多的资产，因此均衡人均资本存量也将增加。
Variable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
CoefficientProb.CoefficientProb.CoefficientProb.
CoefficientProb.
C-238.84940.114144.979280.2888-170.25000.480380.856200.1098
PLOAN?0.1098710.00000.1112180.00000.1212640.00000.1116590.0000
FIN?157.05930.0001169.09250.0000197.38440.0019149.06300.0003
FDI?52.815380.000052.927170.000048.882700.0000
TRADE?-7.48E-050.0001-6.41E-050.00030.0002240.0000
LNCAIZ?100.69270.040694.36170.0392-5.9061540.0954
R-squared0.8449760.8437970.6034940.834589
Observations540540540542
如果Ω=ξ，表明厂商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恰好与内部金融发展水平一致，厂商投资仍然由意愿负债率决定，均衡人均资本存量与意愿负债率成正比。如果厂商的意愿负债率提高，那么厂商将增加投资以使人均资本存量到达更高的平衡增长路径上。厂商投资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无关。
如果Ω＜ξ，意味着外部金融发展水平低于厂商的内部金融发展水平，厂商的意愿投资得不到外部资金的足够支持，厂商投资将由外部金融发展水平决定。这里只要将Ω替换线性规划中的ξ，然后对模型求解。由于数理推导的过程与情形完全相同，忽略具体的推导过程。
结论：当Ω＜ξ时，均衡人均资本存量与客观负债率成正比。如果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提高，那么厂商将增加投资以使人均资本存量到达更高的平衡增长路径上。
就长期而言，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必然要求外部金融发展水平与厂商内部金融发展水平相同，所以结论反映了厂商投资的长期趋势，从长期来看，厂商投资只取决于厂商自身的意愿负债率，与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无关。但是就短期而言，外部金融发展水平往往与内部金融发展水平不一致，一般情况下，外部金融发展水平都要小于企业的意愿负债率，那么企业投资就由外部金融发展水平决定。
四、计量分析与结果解释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分析
根据以上的具体经验分析和数理模型推导，我们在King和Levine(1993)的回归方程基本框架下，将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FLXi,t=β0+αi+β1PLOANi,t+β2FINi,t+∑βj,i,tCONTRAL+εi,t
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β为各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δ2的正态分布。
1.CAPITAL：被解释变量，表示资本积累水平，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
2.FIN：解释变量，代表金融发展程度，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和GDP的比值表示，预期回归系数符号为正。
3.PLOAN：解释变量，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余额，用来衡量模型中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资金供给量，预计系数为正
4.FDI：控制变量，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大量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积累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5.LNCAIZ：控制变量，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一般认为，财政支出与资本积累正相关。
6.TRADE：控制变量，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用来控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分别对解释变量FIN和PLOAN进行了一期滞后，用来反映其过去值对被解释变量未来值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PLOAN和FIN的系数β1、β2，如果β1和β2均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那么就验证了数理推导的结论，也就是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具有增长效应。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包括中国大陆33个省、市、自治区1984年―2006年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摘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下表显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FIX?PLOAN?FIN?FDI?TARDE?LNCAIZ?
平均值758.68221257.1870.9871198.466088641774.83.031492
最大值7629.00050292.3611.07267158.0217170810264.205191
最小值5.3000000.0168670.1879820.0000001844.0001.248219
标准误990.23954244.8880.54723716.480771569948.0.567718
观测值540540540540540540
（二）计量结果与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我们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对方程进行估计，其中模型1包括所有的控制变量，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包括不同控制变量组合，回归结果如下表：
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发展是导致未来资本增加的原因，验证了数理分析得出的结论：在金融发展相对抑制、尚不能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是物质资本的决定因素，它通过提高投资水平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
五、结论
文章对金融发展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短期内，外部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内部意愿融资水平不一致，企业的投资由外部金融发展水平决定，金融发展是资本积累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任何能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都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物质资本积累以及转型期的经济增长。结合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追求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张外，还应当重视金融的运行效率与质量，进一步完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银行机构的运行效率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包括进一步的提高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是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后者是解决融资制度中结构性缺陷的要求。确立银行市场金融的竞争主体和货币资金的配置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金配置。同时，加大金融中介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消除计划融资体制的压抑和所有制歧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存量改革；增量发展；增量渐进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5-0003-06
一、引言：农村合作金融改革正处在历史性突破的前夜
自1996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商业银行的陆续撤出，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中央高度重视农信社改革，并将其作为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核心。从1996年的“行社脱钩”，到2003年8省(市)和2004年2l省(区、市)深化改革试点，直至2007年8月海南农信社省联社成立，标志着农信社新管理体制框架已全面建立和第一阶段改革试点基本完成，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迎来新起点。
然而，在中国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存在过；中国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现有农信社体制确实不具备向真正合作制过渡的可能性(谢平，2001)。农信社改革的目标已变得越来越清晰，即要将农信社改造成既能商业可持续，又能有效支农的农村金融组织，而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信用社私有化应该是未来可能的改革选项之一(谢平，2006)。
谢平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即中国现有农信社已经严重变异且积重难返。官方对存量改革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一开始强调存量改革的“恢复合作制性质”和“支农”双重目标；后来转向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改革途径，但以“合作制”为主，仍强调支农；最近强调在商业可持续前提下“支农”的务实态度，对“合作制”已不再关注，并于2006年底允许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这种草根性质的合作金融组织。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正处在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前夜。至此，有必要对农村合作金融做出实践考察与制度分析以及前瞻性理论探讨，以利于中国农村合作金融事业既快又好地发展。本文试图超越现有存量视角，而以整个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为着眼点，对农村合作金融未来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并提出了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合作金融存量改革的制度分析
(一)存量改革简况
农信社长期存在着产权不清、行政干预、效率低下等问题。2003年6月《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央对存量改革力度增大，政策扶持加强。同年8月，试点从8省(市)启动，次年迅速扩展到除琼、藏外的29个省(区、市)。
存量改革尽管取得一些成效，如实现了组织独立、抗风险能力增强、支农能力提高等，但成效的形式大于实质，仍然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有待突破。存量改革的问题主要有目标定位不够理性、缺乏突破性成效、“支农”作用日益空洞、信贷风险值得关注、上下改革动力冲突等(彭克强、陈池波，2007)。
(二)存量改革难的制度分析
1．合作范围超越效率边界。据交易费用理论，合作的边界应被限定在合作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它合作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的那个点上(R.H.Coase，1937)。若超越了此边界，则合作就缺乏效率。而我国农信社由于行政推动色彩浓厚加上管理体制的多次变迁，早已失去合作制性质，且其合作范围与规模明显偏大。其表现在：一是每家农信社覆盖的人口太多，社均覆盖人口约3.5万人，而中、东部地区社均覆盖人口数为7万左右；二是每家农信社服务的地域范围过大，社均覆盖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在当前农信社的服务效率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下，农信社存在严重规模不经济。
2．实施机制缺位。作为制度的三要素之一，它是判断一种制度是否有效的最主要标志。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就形同虚设。须知，“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坏。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主体认识不足的问题，也有整个国家制度建设现状与水平的问题，还有中央政府已遭农信社严重倒逼的问题等(彭克强、陈池波，2007)。
3．利益集团初步形成。农信社已形成比较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设法阻止对其不利的任何改革方案的实施。本次“花钱买机制”的改革只能是中央花钱而很难买来好的机制。
4．初级行动团体“搭便车”。“搭便车”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不付出任何成本而从他人获得收益并使他人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低于其社会收益率的一种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机会主义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均是产生“搭便车”的根源。有两种主要的“搭便车”行为：一是制度创新中的“搭便车”。其实“搭便车”是经济人的本性，但问题是“搭便车”必须有个度，若超越了某一限度，必然最终“扼杀”创新活动，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卢现祥，2003)。二是内部监督上的搭便车。由于合作范围过大，单个社员的股金较少，监督收益远低于监督成本，导致农信社监督上的严重“搭便车”心理，如此，农信社的严重异化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就在预料之中了。
5．次级行动团体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最初指技术轨迹依赖，诺思将它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其含义是：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些(路径依赖Ⅰ)；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且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已有制度(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并力求巩固现存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即便是新的制度比现存制度更有效率(路径依赖Ⅱ)。诺思认为，路径依赖是对长期经济变迁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自1923年诞生中国第一家农信社以来的实践证明，西方现代信用合作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加之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多次重大变迁，农信社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基本丧失了合作制性质。农信社体制基本成形后，就存在着制度惯性，制度变迁就易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若没有重大外力冲击，则其惯性的趋势不易被打破。现存农信社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要想扭转农信社的发展方向(即使是错误方向)就更难。事实上，中央政府已被农信社的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存量改革的路径依赖色彩日益明显，他们竭力维护、加强现存制度，在存量改革中他们只要国家政策扶持而百般抵制改革。
事实证明，只寄希望于政府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来满足农村迫切的金融需求未必可行，农信社目
前的改革困境即是明证；故应为农民的制度创新留下空间，允许农民创立自己的合作性金融组织与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金融需求。
三、农村合作金融增量发展的制度分析
迄今已出现的农村合作金融增量形式主要包括农村合作基金会、合会、互助借贷、合作担保、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以下分别予以简要考察与分析：
(一)增量发展考察
1．农村合作基金会。简称“农金会”。农民自愿的资金互助合作并实行民主管理的农村非正规(或准正规)合作金融组织。1983年一些乡村为有效管理、用活和清理集体资金，将集体资金由村或乡管理并有偿使用而设立，有效填补了大片金融真空，发展――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正式挂牌营业。其成立5个月来，在满足农民零星、急迫的资金需求方面优势明显，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吸存难，经营规模过小，处于“亏本赚吆喝”的窘境。应辩证地看待此问题，首先，互助社的业务定位有问题，顾名思义，互助社理应是社员之间资金调剂的合作金融组织，如果允许其吸收存款，其还是互助社吗?岂不成了新农信社?即互助社应恢复其本义，应办成少量相对稳定的社员之间资金调剂的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其次，政府缺乏必要的扶持措施或口头承诺的扶持措施不能及时兑现。总之，互助社虽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创新，但当前政府对其功能定位不清，使其偏离正确方向，且政府扶持未跟上，使其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这使人联想起与其在机构性质上比较接近的农金会的命运，不免担心其发展前景。因此，必须及时对农村互助社这一重要制度创新成果进行修正与完善，以确保其能健康发展，为“三农”融资困境的缓解做出贡献。
农村合作金融增量发展总体上仍陷入被压制的困境，即增量发展的潜力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约束而难以发挥的状况。
(二)增量被压制的制度分析
1．次级行动团体存在改革路径依赖。关于次级行动团体的路径依赖问题，上已述及，不再赘述。由于中央政府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倾向，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总是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存量改革，并对初级行动团体的民间合作金融制度创新活动及成果进行压制、取缔，迄今，中国政府仍不承认已对“三农”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间合作金融组织与形式的合法性即是明证。这势必严重阻碍农村合作金融增量的发展。
2．制度变迁主体有限理性。K・阿罗说，人的有限理性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人总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威廉姆森认为，只要不确定性或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有限理性就会产生(迈克尔・迪屈奇，1999)。①初级行动团体的有限理性。虽说其是任何社会制度变迁的主力军，但其也是有限理性的。这决定了初级行动团体在进行制度创新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若没有次级行动团体的宽容、引导与扶持，其制度创新活动可能受挫。②次级行动团体的有限理性。由于受意识形态、主观偏见、学习、认知能力不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作为制度变迁次级行动主体的政府也存在(甚至严重存在)有限理性的问题，导致不能对事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这导致政府在认识和对待民间合作金融问题上容易产生偏差，从而对合作金融制度的创新、演进造成不利影响。
3．对制度创新者的激励不足。首先，现存法律、制度状况。诺思认为，影响制度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是现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状态，因其规定了制度创新的可行性空间。由于民间合作金融的非法地位，初级行动团体的合作金融制度创新要冒较大的制度风险，增量制度创新必然很缓慢。其次，成本――收益的权衡。制度创新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无法取得专利权，致使其制度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远低于社会收益率，这严重挫伤了初级行动团体开展合作金融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再次，制度创新收益的非对称性导致实践中业已被创新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存在明显制度缺陷而不能通过持续创新给予修正与完善，反过来又影响到次级行动团体对制度创新成果的认可及其正式化。实际上，任何制度安排都存在缺陷，关键是有没有进一步创新并使之不断完善的机制条件。因此，不难理解我国的民间合作金融长期维持在幼稚阶段而未获得长足发展。
四、推进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1．尽早出台《合作金融法》，依法引导和管理合作金融事业健康发展。西方国家基本都有专门的合作金融法律制度，而我国发展合作金融50多年却没有《合作金融法》，不能不说这是我国合作金融发展上的重大制度缺陷。
2．走增量渐进式改革之路。在“存量”改革受阻时，应在稳定“存量”的同时，积极寻求“增量”发展的突破。增量与存量的辩证关系应是：战略上，应积极扶持增量发展，作为存量的未来替代者和现在的竞争者；战术上，由于发展增量不可能一蹴而就，“三农”发展又不允许出现农村金融空洞，故应通过政府扶持、改造，尽量发挥存量支农的余热；通过增量与存量的长期公平竞赛，实现增量最终取代存量或促进存量改造的根本目标。必须纠正农村合作金融的目标定位，应按照实质高于形式原则对其重新定位，即应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程度”作为判断成败得失的准绳，而不能再以“理想化、形而上”的脱离农村实际的标准来判断问题。
3．发展增量合作金融的五项原则。(1)政府不直接介入原则。政府应主要以立法、政策扶持等方迅猛。但其运作违背互助合作宗旨，演变成办理存、贷业务的第二个农信社。后因出现兑付风险甚至挤兑风波而被政府先整顿后取缔。然而，关于农金会的功过是非一直颇具争议。农金会的经验：(1)它是农民在农村金融枯竭背景下开展自发金融创新的初步尝试，展示了农民作为初级行动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热情与力量；(2)它的产生与发展充分说明了农村正规金融服务能力的严重不足，应在加快正规金融改革的同时，鼓励增量制度创新，以增强农村金融的支农力量；(3)其缺陷与消亡为今后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提供了前车之鉴等。农金会的教训：(1)产权不清，官办色彩浓厚，行政干预严重；(2)缺乏必要的监管；(3)政府未能给予必要的扶持，如资金、税收优惠、引导服务等，而是任其自生自灭；(4)其终被取缔与当时国际、国内金融大背景有关，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中国正经受着金融风险的严峻考验，这是促使中央出重拳的环境因素；(5)未对建立健全法人治理和内控机制、经营管理者的选拔、职工培训等给予应有的重视；(6)缺乏市场退出机制，风险无法缓释。这显示了合作金融增量创新中合法化与适度监管的重要性。
2．合会。包括“轮会”、“标会”、“摇会”、“抬会”等，是农民自发创新的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也是民间直接融资形式。合会的历史悠久，诞生于隋唐并延续至今。其活跃程度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及发展潜力相关。目前在发达农村地区(如温州地区)比较活
跃，规模较大，人们完全理解、接受，并参与其中；而在中西部地区比较少见。虽非现代信用合作形式，但其在缓解农民借贷难方面很有成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合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虽出现过若干倒会风波，但不应以瑕掩玉，况且倒会风险的存在和发生主要是政府未及时使其合法化而缺乏必要监管所致。须知，由于中国在漫长封建制度演进中因国家塑造色彩浓厚及国家早熟性介入，导致中国的小信任系统十分发达，但是由于缺乏产权、市场和法律制度等普遍主义要素，它们无法联结成一个大信任系统；在不存在普遍主义的场合，特殊主义会变异为关系主义，从而大范围合作会增加交易费用，妨碍合作秩序的扩展(张杰，1998)；在只有压制而无监管情况下，易诱发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倍加珍视“合会”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金融民主性精华，挖掘其现代金融价值，使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三农”难题的破解做出应有的独特贡献。
3．互助借贷。农村居民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发生的互助友情借贷，即农村民间借贷中的无息或低息借贷部分，属于农民之间非正式、非组织化的资金互助合作形式，是农村合作金融形式中最松散的一种，分布甚广，历史最久。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存在无息或适当利息的简单货币信用交易，其主要发生于家族、村落内部，带有互，这也许是信用合作的最初萌芽(马歇尔，1986)。现阶段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的发生率很高，据曹力群(2001)的调查，1995～1999年，全国农户私人借贷约占全部借入资金的70％，且约80％的民间借贷利率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温铁军(2000)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何广文等人(1999)的调查也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约占61％，其中约94％的放款行为是在亲戚、邻居和朋友之间进行的。可见，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并不是农信社，而是民间借贷，农信社充其量只能算是农村正规金融的主力军。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偏高，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一这是由农村资金供需紧张所决定的，二是民间借贷的不合法状况使民间债权缺乏法律保障而产生的风险溢价。
4．互助担保。以互助信用担保形式达到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目的的新型合作金融形式，属于间接融资范畴。其包括：(1)农户联保贷款。农户组成联保小组，农信社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的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小额贷款。实行个人申请、多户联保、周转使用、责任连带、分期还款的管理办法；联保小组由居住在农信社服务区域内的借款人组成，一般不少于5户。这是解决农户贷款抵押、担保难，简化贷款手续的重要金融制度创新。(2)中小民营企业担保合作。彼此熟悉或存在长期供货合作关系的民营中小企业以互助担保合作的形式达到向当地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目的的合作金融制度创新形式。目前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民间中小企业在业缘、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信用互助担保组织，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有重要意义。其主要是3～6个中小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根据“自愿、互助、以强助弱”原则形成信贷利益共同体，即“民企联保小组”，各成员的信用额度在成员间调剂使用(李红，2006)。
5．农村资金互助社。2006年底，银监会允许农民自发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这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最具突破意义的事件。2007年3月，中国第一家全部由农民自愿人股组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式营造宽松的合作金融发展环境，让广大群众和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放手开展多种形式、不拘一格的资金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方便群众生活。(2)小范围合作原则。由于我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导致的农村小信任系统十分发达而大中信任系统十分罕见，所以在发展新型的内生增量合作金融时，应鼓励、引导农村地区小范围、小圈子内的资金合作，不宜提倡较大范围内的金融合作。2006年底银监会允许成立以行政村为边界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一个可喜的开端。(3)“人和”为本原则。合作金融是“人合”性质的金融组织，人合必须首先“人和”，如果只有“人合”而无“人和”，则必然是貌合而神离。没有坚实的“人和”基础，合作金融脆弱的资金链条容易断裂，导致倒社、倒会。(4)非正规化原则。应提倡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而不是正规化，实践证明，民间组织一旦正规化，则易出现诸多弊病，丧失原本的高效率，而经济主体的理性决定了非正规化的“诱致性自发制度创新”比正规化的“强制性外生制度变迁”更有效率。(5)不吸存原则。一旦允许新型合作金融组织吸收存款，则会带来过大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重蹈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覆辙。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3-000-01
一、引言
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着眼于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研究综述
二元经济通常是指刘易斯所提出的部门二元经济和缪尔达尔所说的区域二元经济。刘易斯于1954年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他认为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是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乔根森（1961）、哈里斯和托达罗 （1970）等人此后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发展，但金融因素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考虑。缪尔达尔（1957）指出落后经济体中存在着一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但他也未考察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1964年，海拉·明特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金融二元性问题，他认为金融二元性导致资金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净流出。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于1973年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割裂的金融市场：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和无组织的金融市场，两个市场之间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实现资金的有效流通。罗纳德·麦金农基于两时期分析框架指出在割裂的金融市场条件下，信贷获得的不公平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
加尔比斯（1977）通过建立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表明金融抑制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石川（1986）认为印度、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缓慢与国内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关系，而日本能够较迅速地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则应归功于金融市场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对这一命题展开研究。理论探索方面，王少国（2003）认为衡量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主要应该看相对于其他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本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更快地促进了二元经济转换。周振、谢家智和高庆鹏（2008）修正了外生技术进步假设，认为金融资源配置在部门之间会出现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会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王修华、马柯和谭烨（2009）通过改进Levine（1997）的模型，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金融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作用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吴鸣鸣、刘澄和王军（2009）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和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此外不少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彭建刚和李关政（2006）以贷款相关比率和金融结构比率为金融发展指标，以二元对比系数衡量部门二元经济结构状况，以威廉逊系数衡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影响。王修华和黄明（2007）将指标扩展到规模指标、效率指标和结构指标，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金融发展效率提高有利于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对农业部门的贷款由于资金运用的低效率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但是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将研究细化到区域层面。王修华，顾娜（2008）认为区域金融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相互之间显著正相关。苏波和徐璋勇（2009）认为二元经济转化指标至少应该包括生产率差异的缩减、劳动力的合理化配置、经济结构规模的演化等，设计出指标EY综合反映二元经济转换情况。王修华，邱兆祥（2010）研究认为金融发展量的扩张对二元经济转化的作用在各个省市不同，金融效率的提高能促进二元经济的转化。陈玉芝（2011）从整体金融和农村金融两个层面，对新疆金融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疆整体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都正相关。而新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正相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负相关。
另外，吴晓松（2008）在他的学位论文中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问题同时进行规范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他认为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研究采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展开分析，时间序列分析表明：1985-2005年期间，金融发展阻碍了二元经济转型——二元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为了进一步确定在不同发展阶段二元经济与二元金融的关系，文章特别对1992-1997年的金融全面改革阶段和1998年以来的金融深化改革阶段进行了截面数据分析。研究发现1992-1997年，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金融结构负相关，而在1998-2005年期间，两者却是正相关。
三、简要评述
整体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散，对金融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两者关系是否因区域（省际）差异、阶段不同、金融二元性而有不同的表现考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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