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形象思维这个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当别林斯基说“诗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时候，“形象的思维”是当作一个静态的概念（即思维结果）来使用的。当毛主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的时候，“形象思维”是当作一个动态的概念（即思维过程）来使用的。前一种用法，着重在说明文艺本身的特征；后一种用法着重在说明作家、艺术家进行文艺创作的思维过程的特征。毛主席的说法科学地揭示了文艺创作过程的特殊规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家、艺术家从社会生活中获取种种生活材料之后，要经过一个从酝酿构思到艺术表现的过程，才能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这塑造艺术形象的整个过程，就是作家、艺术家进行艰苦的形象思维的过程。所以，形象思维是作家、艺术家的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形象思维既是一种运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运动的角度去把握它的基本特征，了解构成这种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运动的推动力量，运动的发展路线等。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把握：

第一，

形象思维运动以具体的生活图画为基本单位。

逻辑思维一般是舍去事物的具体感性的特点，以一个一个的抽象概念作为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人们借助概念形成各种判断和推理，做出理论的总结，以反映客观的规律，这是逻辑思维的一个基本特点。形象思维的目的则是要塑造出具体感性的艺术形象，这就决定了形象思维始终不舍弃生活本身的具体感性的特点，而以一幅一幅的生活图画为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艺术家虽然身居斗室，可他们的头脑却象电影银幕一样，一幅又一幅的具体生活图画在这里相继浮现出来，忽而是古代荒村，忽而是现代城镇，忽而是江南春色，忽而是北国雪景，忽而是清风朗月，忽而是暴风骤雨，忽而是情人相会，忽而是英雄献身……，万千图景，接踵而至，构成了文艺创作的思维运动。此种情形就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所写的那样：“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把不可能提出“形象思维”这个概念，但他用“神与物游”一语实际上指出了作家创作过程是以生活图象为基本单位的思维运动，这就相当精确地接触到了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

形象思维的全过程，都是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的。

在酝酿构思阶段，作家凝神默想，可他的头脑就象一匹奔马，在一幅幅生活图画之间驰骋，一会儿涌现出从生活中捕捉到的形象，一会儿浮现在生活经验基础上虚构的画面。毛主席在酝酿构思《七律二首·送瘟神》的时候，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这难道是一些概念在毛主席的头脑中转动吗？不，是昔日千村薛荔、万户萧疏的惨象，和今朝银锄起落、铁臂摇动的美景，象展翅的鸟儿一样，在毛主席的头脑中飞翔。鲁迅的《阿Q正传》，在《晨报》编辑约稿的当天晚上，就提笔写了一段，鲁迅之所以能写得如此快捷顺当，不是没有原因的。鲁迅说：“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1]原来阿Q这个形象，已在鲁迅的头脑中生活了好多年，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所以一提笔就能“写他出来”。苏轼善画竹子，他的经验是：“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2]画中之竹从胸中之竹而来，胸有成竹，才会有画中之竹。这确是经验之谈。清代画家傅山有一次为友人作画，作画时谢绝别人参观，可他那位朋友有些好奇，打算看看他是怎样画的，就躲在远处偷看。但见傅山动笔之前，手舞足蹈，或跳或跃，和疯子一样。友人大惊，就急忙跑过去，从背后伸手抱住了他的腰。傅山感叹地大叫道：“你这简直是败了我的画兴，这怎么办？”于是掷笔不画了。[3]傅山作画前的情形有些怪诞，可是从形象思维的角度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一个画家在构思时，头脑中呈现出一幅一幅的生动画面，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仿佛身临画境，连自己也似乎变成了画中的蝴蝶或飞鸟，于是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了。郭沫若构思《地球，我的母亲》的情形和傅山作画的情形十分相似，他说：“《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好放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这在现在看起来，觉得有点发狂，然在当时却委实是感受着迫切。”[4]郭沫若为什么在写诗之前会如此“发狂”呢？可以肯定，当他受到诗兴的袭击之时，地球的形象已在他的头脑里跳动着，但还不够鲜明生动；于是他迫切需要亲自和他描写的对象——地球——亲昵拥抱，以使地球的形象在头脑里更鲜明、生动地活动起来，完成诗的构思过程。毛主席、鲁迅、苏轼、傅山和郭沫若的创作经验或创作前的精神状态虽然不尽相同，但都说明了作家、艺术家在创作的酝酿构思阶段，的确是以一幅幅具体的生活图画为基本单位来思考的。随着作家对这些生活图画的选择、比较、加工、虚构，逐渐形成了一些最清晰、鲜明、生动的图画，完成构思的深化过程，从而开始进人了艺术表现的阶段。

在艺术表现阶段，那些清晰、鲜明、生动的生话图画（人物形象、景物形象），更加活跃地在作家头脑中跳动着，仿佛不是作家本人而是活跃在他头脑中的那些人物形象、景物形象，在催逼着作家拿起笔来，将他（它）们描绘出来。据说，德国诗人歌德自己说过：每逢诗兴来时，便跑到书桌旁边，将就斜横着纸，连摆正它的时间也没有，急忙从头至尾矗立着便写下去。[5]歌德写诗时之所以会有这种急迫感，乃是因为此时头脑中的形象猛烈地敲击着他的心扉，催着他写，不许他再有片刻的延缓。《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的体会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当写到高峰的地方，就搁不下笔，时常是为了第二天工作才强制着放下笔，我每天晚上写书的时候，不感觉是坐在温暖的宿舍里，而是在林海雪原里，和小分队的战友们在一起。”[6]曲波所说的这种情形，正是形象思维深化的一种表现，是不难理解的：当一个作家全神贯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正是他头脑中种种人物形象、景物形象最为活跃的时候，因此作家完全被自己构思的形象吸引住，以至失去了对周围事物的感觉，而与自己笔下人物融为一体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象思维进入成熟阶段，人物形象就要按照他自身的逻辑去行动。法捷耶夫曾说过：“在作者用最初几笔勾画出主人公们的行为、他们的心理、外表、态度等等之后，随着小说的发展，这个或那个主人公就仿佛开始自己来修正原来的构思，—在形象的发展中仿佛出现了自身的逻辑。”又说：“如果作品的主人公是为艺术家所正确地了解，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就会带领着艺术家向前进。”[7]《风雪之夜》的作者王汶石也有相似的体会，他说：“人物性格一旦形成，一旦活跃起来，他就要顽强地按照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思想性格、个人气质来思考，说话，作事，行动，抒发内心情绪，这时候，他常常却要跟他的作者发生争执，和作者的主观随意性对抗，作者描写他，就不得不揣摸他们的性子，顺着他的脾气，引导着他沿着作品的合乎逻辑的主题思想的虚线向结局前进。”[8]作家自己虚构的人物，竟会站起来跟作家发生争执，提醒他的作者应该怎样描写他，这岂不太奇妙了吗？其实，此种情形在创作中是不少见的。如鲁迅开始写《阿Q正传》时，并没有料到阿Q的“大团圆”结局，但阿Q自己却一步一步向这个结局走去。又如法捷耶夫写《毁灭》时，最初的构思，美谛克应该自杀。但后来似乎是美谛克自己出来说服作者，他不应该自杀。文学创作中的这种奇妙的境界正是形象思维运动达到了高度成熟阶段的标志。因为经过艰苦的形象思维之后，人物形象在作家头脑里定型了，于是他就要顽强地按照他的性格去行动、说话，所以这时候仿佛不是作家在指挥人物，倒是人物在支配作家。上述几个例子虽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作家在艺术表现阶段的思维状态，但都说明了：当作家进入艺术表现阶段之后，生活的图画不但没有从作家头脑中消失，相反它更清晰、更鲜明、更生动，同时也更活跃。

我们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用的是形象思维，是指作家思维的主导倾向来说的，这里并不排斥逻辑思维。事实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当作家一旦处于形象思维状态，就以生活图画作为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有人可能质向：不论那种思维运动，都必须以语言为工具，而“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9]这岂不是说任何思维都要依赖抽象的概念，怎么能说形象思维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呢？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诚然，无论何种思维的确都以语言为工具，而任何一个词语都已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因此语言具有一般性的品格。科李家正是利用语言这一般性的品格，进行抽象的判断、推理，进行逻辑思维。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语言的一般性又可转化为个别性。当作家把普通的词语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化为具体的文学语言（具有形象化、个性化和感情色彩特点的语言）的时候，就可以运用这种语言描绘个别的具体的感性的人物形象和景物形象等。例如，“闹”这个单词，当它不和别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因为它是对各式各样的“闹”的现象的抽象。但是，当“闹”这个单词被诗人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当作文学语汇放进“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的时候，它就化为具体的生动的形象了。不是吗？我们读着“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仿佛就置身于明媚的春光里，看见那一群美丽蝴蝶和蜜蜂，围着那朵朵鲜艳的杏花，跳舞唱歌，闹个不停。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作家处于形象思维状态时，生活图画和描绘这种图画的语言（默念的）必定是同时出现在脑海中的；在这里，生活图画是内容，语言则是外壳。囚此，我们说形象思维以语言为工具，又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是并不矛盾的。

第二，

形象思维运动以强烈的感情活动为推动力量。

在形象思维过程中，在作家头脑里运动着的，除生活图画之外，还有作家的感情。

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为什么会充满作家的感情活动呢？我们说这是由艺术的本质所决定的。高尔基说：“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因为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摄照’现实，他或是确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灭现实。”[10]这种“赞成或反对的斗争”当然要贯穿整个形象思维的过程。当作家进入形象思维之后，他的脑海中相继浮现出了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些形象有真的、善的、美的，也有假的、恶的、丑的，作家似乎就处在这些形象的包围之中，实地感受着他们的种种崇高的或卑下的、伟大的或渺小的思想言行，作家对他们不可能漠不关心，不可能无动于衷，必然要鲜明地表现出赞成或是反对，爱或是憎。这样一来，形象和感情紧紧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强烈的感情活动，不但伴随着生活图画，贯穿形象思维的始终，而且对思维运动起一种推动作用。

在体验生活阶段，生活为作家提供了具体感性的生活图画，同时也拨动了作家的感情的琴弦。这种深深根植于生活土壤里的感情，对于形象思维运动的产生来说，是一种推动力，这是许多作家的一致体会。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中说：“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三千里江山》的作者杨朔的体会是：“有好几次，我见到我们志愿军的英雄行动，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太感动了，感情逼迫我要去描写他们，歌颂他们。”[11]白居易和杨朔，一古一今，他们共同的创作经验，都说明了作家从生活中捕捉形象，有了实感，同时产生爱憎，有了真情，正是这“真情”诱发了作家创作的要求。这就证明了在形象思维运动的最初一瞬，作家的感情活动就是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在酝酿构思和艺术表现阶段，即形象思维运动的发展和成熟阶段，作家的感情活动没有消失，而是更强烈、更深刻、更有规律。作家的感情随着艺术构思中的人物形象的命运而起伏变化，可能为理想人物的成功和胜利而笑逐颜开，也可能为他们的失败和牺牲而潸然泪下；可能为反面人物的罪恶行径而怒不可遏，也可能为他们的可耻下场而拍手称快……。这种情形，屡见不鲜。许多作家都有相似的体会。作家杨沫说《青春之歌》“着意刻画了卢嘉川、林红、江华……这些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英雄形象。我爱他们，尤其是卢嘉川。当写到他在牺牲前给林道静的那封最后的信时，我的泪水滚落在稿纸上，一滴一滴地把纸都打湿了。”[12]作家姚雪垠也说：“任何一个小说作者，他对自己所写的英雄人物和故事情节不感动，不充满激情，他的笔墨不可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弦，唤起强烈的共鸣。我在写《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过程中，常常被自己构思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纵横和哽咽，迫使我不得不停下笔来，等心情稍微平静之后再继续往下写。”[13]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它说明作家的感情随着形象一起运动，是形象思维的一条普遍规律。任何作家一经进人形象思维状态，那么不但会有接连不断的生活图画浮现上他的脑际，而且会有起伏不停的感情涌流在他的心头。然而，重要的还不在于证明在形象思维的发展和成熟阶段，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而在于怎样说明这种感情活动对形象思维的推动作用。创作实践证明，在形象思维的深化运动中，如果作家的感情汹涌酣畅，那么思维中的形象就飞腾活跃，就会出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反之，如果作家的感情贫乏凝滞，那么思维中的形象就干瘪苍白，就会陷入文思枯竭的境地。上面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同样也可以说明在形象思维运动中作家感情的充沛饱满，对于作品形象的鲜明生动，有着直接的影响。《青春之歌》、《李自成》等作品能创造出那样血肉丰满的形象，难道跟作家在创造过程中那种强烈的感情活动没有密切关系吗！作家的强烈感情活动对形象思维运动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作家的感情活动不仅对形象思维运动起着推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对形象思维运动的方向，还起着某种规范作用。当然，对形象思维起指导作用的是人们的世界观，但因为感情和世界观是分不开的，一定阶级的感情就是一定阶级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所以在形象思维过程中，感情对形象思维起着某种程度的引导作用，是毫不足怪的。例如，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带着一腔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那么即使他主观上想描绘工农兵的光辉形象，结果还是办不到。因为他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顽强地然而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整个形象思维运动中去，写出来的工农兵，必然衣服是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却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就说明，作家的感情正确与否，对形象思维运动的方向影响很大。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在逻辑思维过程中，不也时时流露感情吗？这跟作家在形象思维过程中的感情活动，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说科学家在逻辑思维过程中的确也有感情活动，它跟作家在形象思维过程中的感情活动的区别是相对的，但毕竟还是有区别。一般说来，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在逻辑思维过程中，科学家有时为研究工作遇到挫折而烦恼苦闷，有时为研究工作获得成果而欢欣鼓舞，他们较多地是对研究的任务产生了感情，对研究的对象或是不产生什么感情，或是较少产生感情，而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作家时而兴高采烈，时而痛哭流涕，他们更多地是对描写的对象（如人物形象等）产生了感情，对创作任务的感情则是比较次要的。其二，在逻辑思维过程中，除某些政论家外，一般科学家的感情，尤其是自然科学家的感情，不会直接影响他的研究对象，不能把自己的感情渗透进研究的结论中去；但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作家的感情毫无例外要直接影响到他描写的对象，而且必然要把自己的感情灌注到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之中。由此可见，作家在形象思维中的感情活动和科学家在逻辑思维中的感情活动，确实是有不同的。

第三，

形象思维运动以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并进为发展路线。

在形象思维运动中，作家头脑中的生活图画沿着什么路线向前运动呢？我认为形象思维运动的路线，是由形象思维运动的目标所决定的。对于进步的革命的作家来说，形象思维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以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而艺术形象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体，就是说它一方面是具体的感性的独特的，一方面又是普遍的一般的概括的。《祝福》中的祥林嫂，有不同于他人的出身、遭遇、语言、行动、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所以她是具体的独特的；但她又代表了旧社会千千万万受封建“四权”压迫的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所以她又是普遍的一般的。创造这种一般与个别统一的艺术形象，就是形象思维运动的目标。为达此目标，形象思维运动就只有一条路线，那就是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并进。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高尔基曾说：“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他们最特征的阶级特点、性癖、趣味、动作、信仰和谈风等等，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14]鲁迅也有相似的说法：“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者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15]高尔墓所说的“综合”，和鲁迅所说的“拼凑”，实际上就是概括化，当然这种“综合”和“拼凑”又不象科学家在逻辑思维时那样，把具体、感性、独特的成分舍去，“综合”、“拼凑”出几条抽象的公式、定理、定律来，而是“综合”到“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身上”，“拼凑”到“一个”“角色”身上，并保留和丰富那些具体的感性的独特的东西。这实际上又是个别化，概括化和个别化就这样同时进行，不可分割。

下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进行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形象思维运动的最初阶段，浮现在作家脑际的生活图画是比较庞杂的，美与丑并存，真与假并存，精细与粗糙并存，深厚与浅薄并存，精华与箱粕井存，主要的与次要的并存，现象与本质并存。因此此时作家头脑中的生活图画还不鲜明、不精细、不清晰、不完整、不定型。随着形象思维运动的发展，作家根据作品主题的豁要，对生活图画进行选择、比较、综合、舍弃、连级、生发、改造、虚构等艺术加工，也就是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于是形象思维进人了成熟阶段，此时作家头脑里的生活图画越来越鲜明、精细、清晰、完整和定型，构成了完美的艺术形象。形象思维从最初阶段进入成熟阶段的整个过程，一方面抛弃了那些偶然的、次要的东西，综合了那些必然的主要的东西，使形象能反映出一定社会生活的一般本质和规律洞时另一方面，又不舍弃生活本身的具体、感性的特点，反而通过创造性的想象等艺术加工，使形象更丰满，更生动、更独特。这样，就同时完成了形象思维的概括化和个别化的运动。

形象思维运动的这一特征，为无数文艺创作实践所证实。这里试以小说《李双双小传》的创作过程为例：据作者李准说，李双双的原型不止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其中包括一个热心学文化的妇女组长，一个争强好胜并敢和男人大声说笑的妇联主席，一个绰号叫“二炮风”的大公无私的年轻女炊事员，一个又爱丈夫又敢教育丈夫的党员队长。[16]这几个人物本来毫不相千，她们的事迹有些也没有多大意义，至于夫妻吵架、热心学文化、大公无私办食堂等事情，也分散在好几个人身上。但是作者在形象思维过程中，舍去了那些没有多大意义的材料，把不相干的事情连缀起来，把那些农村新型妇女共同的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敢想、敢说、敢干的思想作风，都集中到李双双这样一个人物身上，这样李双双就比生活原型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成为了新中国农村先进妇女的代表，从而有力地反映出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思想性格大解放的本质规律多同时，这个经过作者取舍、连级、集中、想象等艺术加工而塑造成功的李双双，是血肉饱满的活生生的单个人，她的语言、行动、心理状态、作风气派，以至生活经历，却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为创造这一典型人物所进行的形象思维的过程，井不是先抽取人物共性，再外加点人物个性特征；也不是先定好人物个性特征，再往里填人物的共性；概括化和个别化是不可分离地同时进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典型人物达到充分的阶级共性和鲜明的个性的有机统一。小说创作是这样，写诗、画画也是这样。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方面是诗人对当时到处可见的生活现象的高度集中，有力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本质规律，同时另一方面，诗句所描绘的这幅鲜明画面，又是从杜甫自京赴奉先路上所见到的生活图画中提炼出来的一幅独特的生活图面。可以这样说，诗句所描绘的是一幅画（个别的），同时又是许多幅画（一般的）。正象李双双是一个人（只有这样一个李双双），同时又是许多人（她代表了千百个新中国农村先进妇女）一样。王维的画《袁安卧雪图》，里面翻了雪里芭蕉，既让白雪映衬绿燕，又让芭蕉徽倪冰雪，这粉突出了芭蕉欣欣向荣、一派生机的普遍性格，同时这“雪里芭蕉”的奇特生动的情景，毫无疑问又是举世无双的。这些诗和画之所以能达到一般与个别的和谐统一，正是因为诗人、艺术家在进行形象思维的时候，不是把概括化和个别化机械地割裂开来进行，而是沿着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进行的路线发展的。

我们说形象思维以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并进为发展路线，但并不是说凡形象思维都可以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世界观落后或反动的作家，也用形象思维，也是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进行，可他们笔下的艺术形象，决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

综上所述，形象思维运动的基本特征是：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以强烈的感情活动为推动力量，以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井进为发展路线。生活图画来源于生活，强烈的感情也来源于生活，概括化和个别化也要以深厚的生活为基础。因此，强调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投入火热的斗争。这就清楚说明，我们所主张的形象思维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切否定、指斥形象思维的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

注释：

[1]《鲁迅全集》（十卷本）第三卷，第281页。

[2] 苏轼：《东坡全集》第32卷。

[3] 参见《历代画家故事》第114页。

[4]《沫若文集》第十一卷，第143， 144页。

[5] 参见《沫若文集》第十卷，第205页。

[6] 曲波：（（关于

[7] 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第57页。

[8] 王汶石：《漫谈构思》，见《人民日报》1961年2月2日。

[9] 列宁：《哲学笔记》1962年版，第303页。

[10]《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414页。

[11] 杨朔：《我的感受》，见《人民文学》1953年第1期。

[12] 杨沫：《关于

[13] 姚雪垠：《李白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

[14] 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第6页。

思维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 正 文 】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出发点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3]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4]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5]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6]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7]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8]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把调查研究作为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因为，创新不是空想、而是客观活动。所以，要创新就必须了解与接触实际。只有了解了实际，才能踏着实际说话。而了解与接触实际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入实际研究。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9]为此，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不仅为他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环境，而且为他的创新思想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比如，毛泽东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就同他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直接相关，不少创新思想直接来自于此。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0]这一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当时，我们党内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很少关注农民问题。而毛泽东正是在率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上述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即把农民称作“革命先锋”。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雏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且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独创性提出与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立论基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在长期革命中，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凡需决策之前，或亲自，或要求中央和地方其他同志先做调查研究，使决策能与实际相符，收到实效。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以后他又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12]建国初期，毛泽东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了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以苏为鉴戒，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正确的政策，只能产生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一文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须。”[13]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收稿日期］2001-02-18  

【参考文献】  

[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795-797．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  

[4]　[6][9][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172.109-110.16．  

[5]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45．  

思维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在各类文体中，不少教师不大爱教说明文，学生也不大喜欢学说明文，觉得它既不像记叙文、文学作品那样形象感人，又不像议论文那样具有一种论证的逻辑力量，枯燥而乏味。这一认识，使说明文成了语文教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事实上，让学生学好说明文体，不仅是学生今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而且它对学生整个思维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说明文与其它文体思维的区别 说明文是说明事物的。所谓说明，就是要客观地对某种事物或某一事理作解说，使人能够明白这一事物或事理。这就决定了无论在表达方式上或是在思维形式上，说明文都不同于记叙文、文学作品和议论文。 与记叙文、文学作品相比，记叙文和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回想、联想和想象进行形象思维，而说明文则主要是通过分析和综合进行抽象思维。可见，二者所运用的不是同一类思维。 与议论文相比，二者同属于抽象思维。无论议论或说明，都要运用抽象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说明文甚至像议论文那样也要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但是，二者的抽象思维又有所不同。议论文的思维，主要在于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一步步地推出结论(观点或论点)，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说明文的思维，则主要是通过分析和综合(以及比较、分类、抽象和概括)的方法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议论文和说明文虽然都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但议论文更多地是对抽象道理的分析和综合，而说明文中对实体事物的说明则更多地对事物的实体进行分析和综合。说明文虽然往往也要用到推理，但说明文的推理在于说明客观性的事理，而议论文的推理则在于论证自己的观点。  二、说明文的在思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引起大家对说明文教学的重视，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说明文对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初中到高中，是学生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迅速发展并不断走向基本成熟的重要时期。学生要由记叙文的比较初级的形象思维发展到议论文的比较高级的抽象思维，其间起着过渡性重要作用的便是说明文的比较初级的抽象思维。 我们知道，说明文一般可分为实体事物的说明文和抽象事理的说明文。实体事物的说明文(如《松鼠》、《中国石拱桥》)，为了说明事物的形状、质料、特征、成因、类别、构造、功能等，虽然需要抽象的分析和综合，但它毕竟还有着眼前的具体实物的形象或其表象的依托。在这一点上，实体事物说明文和记叙文思维凭借的材料或思维的对象都是实际事物的形象或表象，只是在思维加工的方式上一个采用了一形象加工的方式，一个采用了抽象加工的方式。所以，学生在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过程中，第一步首先应该由记叙文过渡到实体事物的说明文，即由再现性的形象思维过渡到实物概念的抽象思维。实物概念是对实体事物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结果，它已从具体形象或表象上升到了概念，但又比社会概念、科学概念、哲学概念等的抽象度低。因而可以说，实体说明文是由记叙文的比较初级的形象思维向着初级的抽象思维过渡的最佳转换点。在此基础上，第二步再由实体事物的说明文过渡到抽象事理的说明文，这样，思维的抽象度就又提高了一步。抽象事理的说明文(如《人类的语言》、《食物从何处来》)，为了阐明事理的概念、内容、规律、性质、关系、作用等，不仅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而且要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它的要求比实体事物说明文高。但与议论文相比，因为抽象事理的说明文只是客观地解说，主要不在于通过推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它的思维难度又比议论文要小一些。在学好抽象事理说明文的基础上，第三步再过渡到议论文的抽象思维就比较容易些。由此可见，要学生由记叙文的形象思维一下子跳跃到议论文的抽象思维是比较困难的，说明文正好在二者之间起着一个中间环节的过渡作用。  三、说明文思维能力的培养 说明文的思维能力应该包括思维方法(分析、综合等)和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的运用能力，根据说明文的教学重点，这里着重谈谈思维方法运用能力的培养，关于思维形式问题我们结合到议论文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去讲。 学写说明文，所涉及的主要是分析、综合、比较、分类、抽象、概括的方法。其中，分析和综合是最基本的方法，其它的方法都是由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派生出来的。 分析和综合，是彼此相反而又互依存的两种思维方法。分析，就是在思想上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方面，或者把整体的个别特征或属性分出来。综合，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整体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或者把整体的个别特征或个别属性结合起来。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人们总要经历一个对事物的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过程，才会获得对事物的认识。说明事物，就是要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并把事物的特征说清楚。所谓特征，也就是个体与类或类与类之间所存在着的差异性。所谓特征，也就是个体与类或类与类之间所存在着的差异性。而要能看出这种差异性即抓住事物的特征，就必须在思想上先能够将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或方面，通过比较认识，看其具有怎样的个别特征，然后再把这些个别特征结合起来，形成对这一事物整体特征的认识。这是写说明文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维过程。比如《如鼠》一文，作者为了抓住松鼠的特征，即从思想上把松鼠分解为外貌、习性、性格三个方面，通过观察和比较，认识到松鼠外貌的特征是“漂亮”，习性的特征是“驯良”，性格的特征是“乘巧”，然后再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即文章开头所说；“松鼠是一种漂亮的小动物，驯良，乘巧，很讨人喜欢。”所以，要让学生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最基本的是要学会善于对事物进行思想上的分析和综合。 比较，也是为了能够找到个体与类或类与类之间的差异性。通过个体与同类的比较，或异类事物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事物之间的异同，从而抓住事物的特征。像《松鼠》中说：“它们常常直竖着身子坐着，像人们用手一样，用前抓往嘴里送东西吃。可以说，松鼠最不像四足兽了。”松鼠和四足兽是个体和类的关系，通过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与其它四足兽的不同即在于“常常直竖着身子坐着”，“像人们用手一样，用前抓往嘴里送东西吃”，这就抓住了松鼠不同于其它四足兽动物的特征。《松鼠》中还说：“松鼠不像山鼠那样一到冬天就蛰伏不动。它们是十分警觉的，……”松鼠与山鼠同属鼠类而不同种，是并列的两类事物，这样一比较，就把松鼠不同于山鼠的特征区别出来了。有比较才有鉴别，越是相近的事物就越是需要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找出它们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人们为了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常常是对事物一边进行分析，一边进行比较，看事物之间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要教学生能够把事物的特征说明白，还必须重视比较能力的培养。 从初中生初学说明文的情况看，他们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往往看到的是事物外在的一些现象，而且说得很笼统。这说明学生还处在一个不能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更不善于通过比较来鉴别事物的阶段。因此，培养学生说明文的思维能力，一开始就要抓好分析和比较这两种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会了分析和比较，就不难抓住事物的特征。 分类，是在上述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特征进一步分门别类的方法。为了把事物说清楚，在说明文中常常需要根据事物的形状、性质、功用、成因等属性的异同，把事物分成若干类。像《万紫千红的花》、《食物从何处来》、《看云识天气》、《向沙漠进军》等课文，就都用了分类说明的方法。通过分类，便可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被说明的事物所包括的种类及其特征，以及种与属之间的关系。分类实质上也是一种分析、比较和综合，不过它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的。因此，要教学生学会分类，关键在于能够让他们科学地确定分类的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对事物进行类别上的分析、比较和区分，再把各类的特征综合起来。 抽象和概括，是指为了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把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从感性材料中抽取出来，形成对事物的一般认识的思维方法。抽象，就是把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与非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区别开来，从而抽取其本质的属性或特征。概括则是把抽取出来的共同的本质属性或特征联结起来，并推广到同类事物上去。抽象和概括，是在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彼此是紧密联系着的。概括须依赖于抽象，而概括又是抽象的必然发展。 说明事物，不能只说明事物的外部形态，最根本的还在于能够揭示其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如它的性质、规律、原理、关系、成因等。如果说对事物外部形态的表面认识还是一种感性的认识，那么揭示其本质的属性或特征则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这就必须对具体的感性的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例如《中国石拱桥》在说明赵州桥时，就不单进介绍赵州桥的形体结构，而是从对桥的形体结构分析出发，分四个方面研究了桥的结构原理和设计特点，这就是对感性材料的抽象，然后经过概括，说明“桥的设计完全合乎科学原理，施工技术更是巧妙绝伦”。这就达到了对赵州桥的理性认识。在说明文的几种思维方法中，分析、综合是基础，而抽象、概括是关键。要让学生能够由表及里看到本质，能够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必须对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的培养予以特殊的重视。学生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提高了，说明事物本质属性或特征的能力也就提高了。而从学生的思维发展来讲，他们具备了抽象和概括的能力，也就顺利地由形象思维过渡到了抽象思维。      

思维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计算思维 系统化 思维科学 计算学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4（b）-0099-02

1 什么是计算思维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周以真教授指出[1]：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概念去求解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的行为等涵盖计算机科学之广度的一系列思维活动。

计算思维首先是计算学科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其次计算思维已经成为各个学科共同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与理论思维和实验思维并列的第三种科学思维方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计算思维正在成为当今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一般思维方式，正在成为人们生活智慧的重要组成。

2 计算思维研究现状

严格说来，最早提出“计算思维”概念的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Seymour Papert教授[2]，他在这篇并非以“计算思维”为核心的著述中却无意中首次给出了“计算思维”的一些基本概念，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计算思维”雏形。国内学者如张晓如等[3]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提出了“计算机思维”的概念，其内涵和随后周教授等提出的思想在主要方面基本一致，并可形成互补，他指出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计算机”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计算工具的代名词，而是信息时代高新技术的象征。但是国内外比较公认的最早系统提出“计算思维”的还是周以真教授[1]，她认为计算思维不仅仅属于计算机科学家，它应当是每个人的基本技能。在培养孩子们的解析能力时，我们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基本的阅读、写作和算术（Reading，writing，and arithmetic，简称3R），并且还应该要求他们学会基本的计算思维。

随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董荣胜教授在2008年全国“计算思维与计算机导论”专题学术研讨会上[4]所作的主题报告分别介绍了以“计算思维”和“学科思想与方法”为基础的两类“计算机导论”课程，给出了两类“计算机导论”课程的讲授提纲，指出了它们的不同点以及课程讲授本质上的一致性。朱亚宗教授[5]站在人文历史的基础之上，把计算思维归类为三大科学思维（实验思维、理论思维、计算思维）之一。电子科技大学的陈文宇等[6]指出了计算思维能力是形式化描述和抽象思维能力以及逻辑思维方法，在计算科学和思维两方面说明了这样的一种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主体，核心是如何让思维具有计算特征。

可以说计算思维成为当前国际上被计算机科学界和教育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美国计算机协会（ACM）2008年在网上公布对CC2001（CS2001）进行的中期审查报告（CS2001 Interim Review）（草案）中，就明确将“计算思维”与“计算机导论”课程绑定在一起，并明确要求该课程讲授计算思维的本质。计算思维还直接促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重大基金资助计划CDI（Cyber-Enabled Discovery and Innovation，Cyber能够实现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的产生，CDI计划旨在使用计算思维（特别是在该领域产生的新思想、新方法）促进美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产生革命性的成果。

3 计算思维作为一般思维方式的特征

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 Newell和 Simon（1972）把思维看作是个体在问题空间中进行搜索的过程。这是信息加工心理学背景下的思维定义，有明显的“系列加工”印记。在Newell和Simon看来，问题解决者会在问题情境中对问题进行心理表征，而这一心理表征会构建起一幅问题状态及其转换的心理图景，这一图景既是符号性的，又具有一定的空间延展性，然后，问题解决者就会在心里对这一图景进行路径搜索，直到将问题起始状态与目标状态联结起来，问题即得以解决。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Gerald M.Weinberg在《系统化思维导论》中表述系统化思维：“这种思维先于专门的学科知识的存在而存在――有时绕过专门的学科知识，有时又把专门的学科知识综合起来。我们把这种思维和教育方法称为一般系统论的方法。”

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要素重要，要素之间的关联（系统结构）更重要；系统重要，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也重要。可以说，系统论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世界是成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其次是一种方法论，其具有结构性、综合性。

计算思维所涉及到的所有主体可以说都是一个复杂系统，所有从主体到客体的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运动过程。所以说，计算思维首先是一种系统思维，具有系统思维的系统化特征。例如，在计算机文本分类领域，一个典型的计算思维过程如下所示。

例句1：请将军用毛毯盖在受伤的士兵身上。

由于汉语没有分词标记，词与词之间的界限不清，几个词语不同，词长不等，意义不同的句法结构可以共用字面统一而词面不统一的文字形式，例句1根据不同的切词结构可以得到：

A.请/将军/用毛毯盖在受伤的士兵身上。

B.请/将/军用毛毯/盖在受伤的士兵身上。

我们容易发现语义上的混乱，实际上这是计算机进行词法分析的结果。起初，我们认为这种分类只涉及到了词法问题，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大脑中是如何在不同的解释中进行选择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某些含混的解释，却不知道还有更多种可能的歧义深藏其中。计算机在对上面的句子进行词法分析的时候揭示了隐藏的假设，要想选择文法通顺的句子，首先必须懂得怎样认识句子，要让计算机明白无误的理解这些选择。因此，我们会把对一个句子的理解堆积起来：语义规则堆在语法规则之上，语法规则又堆积在词法规则上，我们必须强迫自己采用系统化的方法去理解一个简单的句子。

因此，计算思维具有系统化特征。

4 结语

思无定法。计算思维教育问题已经引起广大计算机教育者的关注，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其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并且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的目的是培养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中计算思维的形成、升华以及实用化。笔者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结合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深入探讨当代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计算思维的培养为核心构建课程模型和体系。

参考文献

[1] Wing J putational Thinking[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06， 49（3）.

[2] Seymour Papert.An Exploration in the Spac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 for Mathematical Learning，1996，1（1）：95-123.

[3] 张晓如，张再跃，陈凌.谈谈计算机思维[J].计算机科学，2000，27（增刊1）：107-109.

[4] 董荣胜.计算思维与计算机导论[J].计算机科学，2009，36（4）：50-52.

思维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课标 小学数学 模型思想 能力

【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149-01

教学必须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思维特点来进行，否则就会违背规律，这样不但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更会对他们将来的学习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目前小学数学教学中，就存在一些弊端。比如有些教师要求学生机械地背诵口诀和公式，然后进行大量的习题训练，带有严重的应试色彩。只能说，这部分教师还没有从学生的特点出发。

小学阶段是儿童数学思维形成的奠基时期，也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时期。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区别于中学阶段的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的教学，它以实用性和生活化为主要特点，强调数学知识的简单应用。

1.模型思想必须符合新课标的要求

根据教育形势的需要，新课标提出了十种数学基本素养，分别是数感、符号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能力、推理能力、模型思想、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毋庸置疑，这里提到的每一种数学素养都是数学学习中至关重要的能力或思想。但数学的应用性和工具性等学科特点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或能力，这种思想就是模型思想，这种能力就是建模能力，模型思想是最能体现数学学科价值的素质之一。

2.小学数学模型思想必须具备的能力

（一）表征能力

表征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表征是指信息或知识在心理活动中存储和表现的方式。表征能力是指个体在心理活动中以某种方式存储和表现信息以完成某项任务的心理特征。从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或表征发展阶段理论可知，儿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认知方式或表征方式。总体来说，在小学阶段，学生学习数学常用的表征方式有符号、列表和图解。如列表法通常作为分析数学关系的辅工具和策略。列表法一般适用于两种情况：第一，当某个数学问题既有变量又有常量时，该问题的解法就有若干种，这时可用列表尝试的方法逐个变化其中的变量，求出对应的结果，进而发现数据变化的关系和规律。如“鸡兔同笼”问题，在鸡兔总数较少的情况下，可用列表尝试的方法最终求出正确的答案。再如，半圆形跑道的直径就是一个变量，通过列表给出不同“圆形跑道”的直径，就能求出不同跑道长度的差。如“间隔植树”问题中，在100米长的小路上栽树（两端都栽），间隔5米，学生易误算出需要20棵树。但通过列表法逐个列出5米、10米、15米等长度的情况下所需树苗的棵数，学生就能很快得出“总长+间隔长=间隔数，间隔数+1=棵数（两端栽）”这一数学模型。列表法能够更直观地展示数据呈现的关系模型，因此列表法是发现数学规律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学生数学表征能力的具体体现。

（二）抽象概括能力

“数学知识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数学的抽象性导致了极大的概括性，抽象和概括构成了数学的实质，数学的思维是抽象概括的思维”。小学数学模型思想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抽象概括能力。所谓抽象概括能力，是指个体在心理活动中简缩认知对象，使认知对象形象化或符号化的能力。数学抽象概括能力具体表现在：发现在普遍现象中存在差异的能力，在各类现象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分离出问题的核心和实质的能力，特殊到一般的能力，把本质的与非本质的东西区分开来的能力，善于把具体问题抽象为数学模型的能力等方面，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处于具体运算水平和形式运算水平过渡的阶段。具体运算表明在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的情况下能够进行逻辑思维。形式运算表明学生的思维己经脱离了对具体情境的依赖，达到以符号逻辑为主的思维水平。数学逻辑思维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个体将数学对象抽象概括为图形、图像的能力和将数学对象抽象概括为符号、算式的能力。将数学对象抽象为符号及由符号组成的算式代表了学生数学认知的最高水平。学习用字母表示数标志着在小学阶段开始培养学生抽象符号的表征和再现能力。抽象概括为符号、算式的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小学高年级开始在生活现象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相关定律、定理、公式等算法系统，这些算法系统大多为数学基本概念的模型，具有基础性和可拓展性。如四则运算律，简单几何图形的周长、面积、体积计算公式，正反比例关系等数学知识。其次，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需在已学数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算式体系，作为问题解决的模型。

（三）合情推理能力

推理是根据已知信息推导出未知结论的思维过程。推理主要分为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指从一般规律出发，通过逻辑证明或数学运算的方式，得出某种特殊情况下的结论，即从一般到特殊。合情推理，顾名思义，是指“合乎情理”的推理。具体来说，合情推理是学生通过观察、尝试、归纳、类比、画图、列表、猜想等活动发现数学规律，得出数学结论的思维过程。小学阶段，由于儿童的思维处于以具体运算为主的水平，所以小学生的推理形式主要是合情推理。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模型思想需要发挥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

（四）直觉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