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新体制
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开放+；新体制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从党的“十”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系统决策部署，到国务院出台《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开放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全球经贸新变化和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抓手已经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认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涵、特征、路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再次达到一个新高潮。总体看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因为处于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发展阶段而与传统开放型经济体制相比表现出极大不同，进而决定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路径模式需要与时俱进。
一、抓住“一个行动，五个机制”，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总框架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毗邻港澳，设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被国家和广东省赋予打造沿海开放高地、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时代重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刻不容缓。新时期，广州应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牢牢把握新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新常态”特征，发挥自贸区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坚持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战略思想，以推进“开放+”为行动纲领，以构建和完善对外开放深化机制、合作交流提速机制、开放平台发展机制、开放产业促进机制和营商环境优化机制五大机制为抓手（简称“一个行动，五个机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拓展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域和空间，努力建设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运行新体制，把广州打造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二、启动“开放+制度”行动，建立对外开放深化机制
（一）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试点
发挥南沙自贸区、南沙新区和广州开发区相对灵便体制机制优势，在全市率先试点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逐步建立和形成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社会信用体系、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制度等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框架。对照“负面清单”，制定、公示各级政府“准许清单”，探索网上审批，有效减少审批、非审批事项，进一步打造高效公平廉洁的服务型政府。推行“监管清单”，有效转变政府监管方式，弥补“负面清单”、“准许清单”的监管空白，规范监管行为，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在试点经验相对成熟后逐步向全市推广。
（二）适时拓展并强化对外开放宽度和深度
推进外商投资商业保理试点工作，继续争取更多向外商投资开放试点政策，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和领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和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会展、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创新外资管理体制，大幅简化外资审批程序。争取试点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合同、章程审批的前置事项改为后置办理。积极开展市属权限内境外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制或网上自动登记制。向商务部争取在广州取消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制度，探索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报告制度；加快建设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办事大厅。
（三）推动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供应链管理
密切跟踪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修订进程及内容变化，做好预判并制定贯彻落实方案，寻求可创新和先行先试的制度空间。争取对不涉及敏感国家和敏感行业的非金融类境外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登记制、网上自动登记制和负面清单管理，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服务。完善境外投资促进服务机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在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货物进出口等方面创新服务机制，建立政银企和担保公司多方联动融资服务体系，形成完善的“走出去”服务体系，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和联合投资等，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合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和能源资源合作。设立“走出去”专项资金，鼓励本市企业到境外投资设厂，建立生产基地、原材料基地和营销网络。积极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逐步放开自然人（个人）对外投资。争取改革因公内派驻港澳企业人员和因公出国（境）审批体制机制，允许民营企业遵循因公渠道办理人员出国（境）手续。完善境外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和救助机制，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将监管服务延伸到境外。
三、启动“开放+合作”行动，建立合作交流提速机制
（一）促进国际联盟联动
以建立国际港口联盟、国际空港联盟、国际友城联盟等为突破口，全面强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产业文化合作交流。依托广州港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欧美主要港口城市的航线联系能力，率先发起成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港口联盟，逐步拓展建立具有全球特征的国际港口联盟。加快推进白云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主楼、候机指廊连接、新建100个机位的站坪及其他附属设施建设，完善航线网络，发起设立国际空港联盟，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枢纽。发起设立国际友城联盟，积极推动与国际友好城市成立大学联盟、创新联盟、产业联盟等，不断强化与国际先进城市双边合作能力。
（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客厅
推动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国家和城市工商团体、行业商业协会对接，鼓励联合成立合作同业公会，建立产业协同互动发展机制，共同促进双向投资、双向市场开放。发挥“人文先行”的优势，制定政府文化交流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落实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发挥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资源，发起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华侨社团联谊大会，渐进达成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合作协议。争取国家及各方支持，在广州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论坛。与沿线城市和地区达成旅游年计划，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海岛游、港口游、体验游等为主体的旅游线路，并给予中外游客旅游费用优惠、通关便利等专项服务。
（三）深入推进周边区域合作交流
完善珠三角区域多层次的合作协调机制，加快广佛同城化，推动广清一体化，积极推进珠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在基础设施、产业、城乡规划、生态保护、公共服务、执法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拓展广州经济发展腹地，加强与周边城市、泛珠三角区域、珠江―西江经济带及高铁经济带等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深入落实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加快建设落实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引入港澳服务提供者参与社会服务，创新穗台经贸合作和交流往来机制，完善世界广府人大会办会机制，健全全球重点侨团、重点人士、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联络机制，创新海外侨界乡贤回乡投资创业引资引智机制。
（四）创新城市公共外交
深化与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吸引国际组织和外国商会在穗设立办事机构，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改革创新涉外人事制度，建立与境外城市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强化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等大型活动的传播平台功能，发挥广州地区院校、传媒、社会组织在开展国际交流、沟通与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拓展社会组织和民间国际友好往来渠道。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体育公司，争办更多世界级、部级体育赛事，以体育名城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制定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规划，建立广州城市形象全球推广机制。密切与国际友好城市、各国驻穗领事机构的交往，扩大城市国际影响力。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机制，增强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完善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四、启动“开放+平台”行动，建立开放平台发展机制
（一）以自贸区引领梯度开放
充分发挥南沙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穗港澳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着力推动以贸易―生产―投资―金融一体化为标志的多领域开放新试验，不断扩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实现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高集聚，在贸易投资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规则的高标准、法治轨道上推进对外开放的高水平，率先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及时总结南沙自贸区对外开放创新经验，率先向中新知识城、广州开发区、增城开发区、空港经济区、南站商务区、珠江新城等开放功能区复制推广，再逐渐向全市全面推行，形成对外开放梯度推进格局，达到兼顾开放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双重目的。
（二）整合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
发挥南沙自贸区开放的溢出效应，整合广州开发区保税物流园、机场综合保税区、南站商务区，以及其他海关特殊区，申请升级为综合保税区并创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运作规范、功能齐全、政策宽松、高效便捷的开放区，充分发挥其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保税加工、保税物流、转口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优势和功能优势，实现海关特殊监管区与港口、商贸和物流的有机有效结合，推动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提升。积极推动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贸易多元化功能区，培育和发展新兴业态。申请允许区内企业利用监管年限届满的机器设备承接境内区外的委托加工业务，支持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允许区内企业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无污染的境内外维修业务。支持企业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跨境电子商务。
（三）统筹推进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
全力推进南沙自贸区建设，发挥自贸区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作用，引领广州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南沙新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建设，探索对接港澳经济体制、吸引港澳资本合作开发的新模式。深化部级开发区创新发展模式综合改革试验，强化统筹协调，创新重大发展载体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推进涉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参与建设部级双边合作示范区，促成一批外资、外贸重大项目落户。依托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国际创新城和广州开发区，加快建设中新、中欧、中澳、中以等双边合作合作示范园区和创新创业示范项目，不断深化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交往。以“开放+”思维统筹谋划建设空港经济区、广州南站商务区、白鹅潭商务区、珠江新城CBD、琶洲会展区等珠江经济带沿线发展平台。支持空港经济区申报部级航空经济示范区。继续推动花都开发区升级、从化开发区扩区、广州保税区申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五、启动“开放+产业”行动，建立开放产业促进机制
（一）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把握我国大力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升级版中国“走出去”契机，与重点地区和城市建立产能合作机制，加强政府间交流协调以及与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搭建政府和企业对外合作平台。围绕汽车、化工、重大装备、电力、船舶与海洋工程、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发挥广州与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相对紧密人文与经贸往来的优势，以企业为主导，依照商业原则，灵活运用境外经贸园区、成套设备出口、收购并购、工程总承包、第三方合作等多种“出海”模式，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二）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合作
顺应“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发挥广州曾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产业对外开放程度。充分利用广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城市经济发展梯度差，发挥广州作为三角核心城市和交通物流网络枢纽优势，串联香港、澳门、广州、南宁、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吉隆坡、新加坡、雅加达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城市，以点带线，重点加强在机电设备、运输工具、资源性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化工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产业发展和物流、资金流等要素流通，合作发展“通道”经济，深度融入全球贸易网络。
（三）推进穗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以天河中央商务区、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区纳入首批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示范基地为契机，以金融保险、商业服务、航运物流、科技创新、研发设计、法律服务、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为重点合作领域，逐步实现与港澳服务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全面贯彻落实《广州市南沙新区条例》，探索与港澳共建航运物流集聚区、国际教育集聚区、离岸经济区和海洋经济集聚区新模式。通过创新引进港澳保险公司、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开展人民币计价业务试点，为港澳台机构和居民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服务，鼓励和支持粤港澳企业跨境直接融资等多种形式，推动穗港澳金融合作取得新突破。
（四）推动自身产业开放升级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鼓励外资对广州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进行投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发达国家产业高端元素。积极培育发展外贸新业态，规划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加快推进涉外企业信息化建设，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工作。支持电商企业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采购商数据库和“海外仓”，鼓励企业到境外布局营销和服务网络。积极发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跨境大宗商品交易，促进大宗商品跨境网络交易市场发展。加大对外贸企业开展研发、技改、认证等活动的支持力度，健全创建出口品牌的储备、辅导和推进工作机制。争取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试点。大力培育专业市场对外贸易功能，逐步形成内外联动的大市场、大流通、大开放的现代商务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国际市场、贸易主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四个优化”。深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建设力度。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推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
六、启动“开放+环境”行动，建立营商环境优化机制
（一）完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全面梳理外经贸现行管理体制和涉外法规，对不符合改革精神和国民待遇的制度、法规政策进行修改或废止，营造稳定、透明、公平的投资贸易环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体现投资者参与、符合国际规则的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援助解决机制，设立外贸投诉协调中心，完善外贸企业法律咨询、后援体系。
（二）推进口岸通关管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推广关检合作“三个一”通关模式，依托南沙口岸、黄埔口岸和白云口岸，试点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并尽快复制推广到全市口岸，实现对贸易和运输企业“一个平台、一次递交、一个标准”的“单一窗口”监管通关模式，全面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口岸管理相关部门建立“三互（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协作机制，实现各作业系统横向互联，形成关检“四互换、四互认、五互助”的“三互”清单。强化跨部门、跨地区通关协作，加快对接泛珠三角地区一体化通关管理，实现在货物进出口岸或申报人所在地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均可以办理全部报关报检手续，不断完善区域大通关模式。加强与港澳口岸部门合作对接，创新查验和管理模式，探索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机制。加强口岸检验检疫综合能力建设，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体系。
（三）引进国际化创新创业人才
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缩短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申办周期。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居留证件、人才签证和外国专家证办理程序，研究制定在穗高端国际人才收入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国际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制度。探索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开展创业项目海外预孵化。建立海外人才联络专门机构，大力推进并实施面向全球的人才招聘制度。完善外资设立人才中介机构政策，支持国际猎头公司或国际人才中介机构在自贸区设立合资或分支机构。建立学历、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国际互认制度。按照商品房数量一定比例配套建设人才公寓，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医疗、教育服务体系，加强海外人才集中居住的国际化社区建设。引入公共人事外包模式，制订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发展和规范各类人才服务中介组织，不断提高人才服务水平。
（四）强化投资贸易双向推介
运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云计算开发，创新政策、技术、产业、环境、市场等涉外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整合与机制，打造对外投资大数据中心。加强与有关商会、华侨协会、使领馆等的联系，广泛收集企业和行业动向动态，制定和实施重点领域、区域和国别规划，完善投资导向政策，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编制合作区国别产业投资综合指引，创新合作区发展模式，支持市内开发商参与投资、建设和管理。筹备成立广州境外投资企业商会，拓展工作平台。编制招商引资产业指导目录，制定并规范招商引资管理办法，清理规范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统计监测和通报制度，完善境外投资跟踪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8-17.
[2]全毅.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与实现路径[J].国际贸易，2015（9）：17-25.
[3]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在哪里？[J].经济学动态，2014（1）：25-26.
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2篇
一、外部经济因素对制度创新的作用与影响比较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中，在制度的创新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巾，虽然考虑了巾国的实际，但是制度创新因素较少。而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我国在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择其优者而行之的同时，更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发挥了制度创新的优势和作用。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外部经济因素与制度创新
中华人民共中国成立后，我国参照苏联经验模式，走上了一条通过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无论是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渊源还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来看，此模式是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并实现国家独立自主最现实的选择。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斯大林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奉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经典，其反对和排斥商品经济的理念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从大原则、大框架上说是照搬了苏联模式。当然，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制度的创新方面也有过一些探索，但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鲜有实施。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外部经济因素与制度创新
回顾世界历史，几乎所有经济发展的奇迹，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制度创新，19世纪的美国、德国，20世纪的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是如此。中国传统经济制度及其模式的低效率已经无法完成现代化的重任，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制度创新活动。20世纪90年代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从制度创新人手，这条线非常明显。最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农村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了成功。1979年国家又开始在城市试点，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农村改革始于承包，城市的改革也从承包开始，从1984年开始，国有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度创新在公有制内部开始了，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制度创新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公有制以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体制外的制度创新最早是20世纪80代年在城市提出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后来进一步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补充。制度创新最重要的会议就是党的十五大，决议中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元化；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创新的过程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市场经济是基础。我们的制度创新到目前为止是要构筑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础，从原来的单一公有制变成一种多样化的所有制结构，而且所有制实现形式又是多元化的。
从整体战略上来说，中国的改革也表现出渐进式的特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依据自身国情在改革路径方面的创新，中国的改革选择了一条成本最小的道路。
二、外部经济因素对对外开放战略选择的作用与影响比较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建国后，他又多次强调要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正如邓小平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指出的：“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②由于外部环境没有给中国提供对西方国家开放的客观条件，导致当时的对外交往和经济技术合作基本上仅限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之所以实行这种只对有限国家开放的战略，既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自身的原因。
对此，邓小平曾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 这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首先，我国有悠久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保守的思想意识干扰着我国同外界的接触。其次，我们对开放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通过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和竞争加快发展自己的重要性。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我国开放战略的总体思路是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相比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有限的对外经济联系而言，我国对外开放工作在这时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国家首先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的优惠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目的是吸引外资。1990年，以更加优惠的政策开放上海浦东，随后沿江、沿边、沿主要交通干线对外开放展开。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开放，我们形成了“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放区一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国的对外开放从一开始的“点”扩展为全国范围的开放。这一阶段，进行了众多的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阶段。特别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我国在更大范围内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行面向全世界的全方位对外开放。银行、保险、电信、贸易等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大。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稳列世界第三，利用外资的质量提高，对外经济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实践表明，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为我国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对外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外部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方式选择的作用与影响比较
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外部因素影响的不同，我国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主导产业，对我国这两个时期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后在外部压力下实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产量。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建设中长期实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做出的一种选择。
首先，战争环境迫切需要发展重工业，建立强大的国防。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等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工业的需求。
其次，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被照搬过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基本照搬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
式，因此，也借鉴了苏联以重工业作为主导产业。
另外，急于在世界舞台摆脱落后局面导致政府决策中的“赶超战略”，这对粗放型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要走一条快捷的工业化道路，只能是不断地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扩大对生产要素的利用，我国的要素禀赋特点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这就对已经存在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一种加速的惯性驱动。
20世纪8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产业外移，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产业升级换代后，把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工业产业转移到我国。投资低技术、高能耗、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东欧国家对我国的经济援助，帮助我国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地工业体系，实现了重工业从无到有，在经济总量和框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更替，这种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日益显现出一些弊端，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势，必须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探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新科技革命浪潮全面掀起，高技术产业、产品发展迅猛。世界经济中的产业、产品不断向高新、高效、高质、更加集约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低耗、优质和环保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向纵深拓展，主要包括各国经济结构与政策、不同程度的体制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这两大趋势推动世界各国经济由数量和速度的增长向质量和效益的增长转变。我国要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在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更需要更新技术，降低单位产值的资源耗能，走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
实践证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和优化只能建立在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并推进增长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上。因此，我国在1992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更促使我们选择与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相符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尽快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提高我国的科技素质、产业素质和企业素质，从而较快的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质量商品的出口比重，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
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3篇
一是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相结合，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学术界普遍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激进式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渐进式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同样存在非渐进式的一面。如果说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那么，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则是“快步走”的形式。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以家庭生产组织为特征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代替。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也有“革命性”的一面。中国的改革选择了计划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来突破，以实施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松农村生产管制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是以渐进改革为主的改革，最典型的特色是“摸着石头过河”，其特点是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在不断探索中确立改革目标。
二是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以体制外创新“倒逼”体制内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体现的是“两手抓”：一方面抓旧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抓许多新体制的创新，新增长极、新兴部门、新兴产业不断出现，新生部门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成功之处是在旧体制以外培育了一种新的体制，一大批新的增长点不断出现。最典型的体制外改革就是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植市场经济主体。三十年前，我国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不到1％，目前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非公有制经济在城镇就业中的份额占到近75％，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占到近70％，民营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体制外出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能人，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还有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原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使国有企业在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备受竞争压力，从而“倒逼”国有企业改革。体制内改革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改革，以及股份制经济的发展。
三是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带动了存量改革。中国改革的独到之处和成功所在就在于走了一条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道路。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以体制外的改革“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改革三十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增量改革能够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使改革即时受益，取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力图对存量进行再配置，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等等。尽管这些领域改革调整的摩擦成本较大，改革的阻力和难度也较大，但在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思路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很大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经济的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1998年全部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只有213．7亿元，2006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9万亿元，利润总额达1．2万亿元。一半以上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了多元股东的股份制改造，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四是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初期是以改革促开放，后期是以开放促改革，海外华人、华商在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开拓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了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商投资热潮不减。可以说，外向型经济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商，尤其是港澳台商，利用民间商贸网络率先投资中国市场，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商务部的统计，在中国累计批准设立的50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华商企业约占70％；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是华商投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国封闭状态、推动了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那么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则对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进改革的巨大外部力量。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国内各种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体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创新系统；总体观
面对知识经济的巨大挑战和机遇，构建符合国情的区域创新系统已经成为各地区实现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区域创新系统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及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形成的隐患日渐凸显，需要以创新推动实现三大战略性转变：一是竞争力基础的转变，即从自然资源的密集消耗向知识资源的创造性应用转变；二是资源整合途径的转变，即从封闭环境下的区域性资源消耗向开放环境下的全球资源共享转变；三是创新模式的转变，从引进、模仿性创新向原始性创新、突破性创新、完善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构建等自主创新模式转变。而在战略实施层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创新系统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建设新型区域创新系统成为提升区际和国际竞争力，实现新一轮腾飞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经济一体化协同进步，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1 我国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建立和完善区域创新系统已经成为很多国家为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而选择的一种重要的政策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区域创新系统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后，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的网络关系成为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重点，包括围绕区域创新系统环境、结构、功能以及区域创新过程展开的各类研究。我国于1996年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之后对区域创新系统开始进行研究，2003年国家科技部召开关于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专题研究会议，提出建设区域创新系统的规划，其中包括：①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更加重视有较强内在经济和科技联系的区域；②在着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同时，应在实现国家目标、完成国家任务、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确立区域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支撑性地位；③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要发挥政府示范和引导作用，逐步完善创新系统的各项功能。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中心城市率先开展了区域创新的对策研究；一些省、市立足各地方区域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也开展了一系列实证分析研究；部分地缘接近、文化相通、经济联系紧密的地区围绕中心城市已经尝试构建更大范围的区域创新系统，如京津冀、长三角、辽东半岛城市群、东北区创新体系等。随着国家创新战略规划的实施和地区经济技术的进步，在区域创新研究和实践中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过去过于强调行政区划的区域创新系统建设，而忽视了宏观整体规划和创新资源的配置。在深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基于经济和科技联系的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构建，尤其是随着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基于经济一体化区域的创新系统规划与建设，如长三角、珠三角、东三省、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等创新系统构建正在实施或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些区域内各地方创新系统协调、协同与整合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2 开放型经济体系与区域创新系统
开放型经济是由外向型经济中演化而来，发展开放型经济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开放型经济是建立在与外部经济广泛联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典型形态和高度化形式，其生产流通是内外联通的大循环，通过与其他经济体的交流，在更广阔的空间配置资源。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循环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外部导向性强，内在发展动力强、资源流动性强、运作节奏快、配置效率高。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强调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与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提出为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确立了新的目标、内容和行动纲领。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目标是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创新发展指引了一条新的路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创新为核心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经济体制和制度的新一轮创新，把我国开放型经济以区域为基础进一步构筑成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一个整体。
其次，区域创新系统是各地方进行开放型经济规划和实施的重要工具。区域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是各种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与流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原有的经济格局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推进区域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此外区域制度的创新及其功能的重构也将提上日程，区域创新系统将从系统创新的角度为实现开放型经济提供必要的思路和工具支持。
第三，区域创新系统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之一。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架构与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有着紧密联系，这体现在一是要加大开放区域阶梯的深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实现了整体各个区域的对外开放，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根据各个区域开放的实际，提升区域开放的层次。为此，沿海开放要继续深化，进行转型升级，从国际加工装配基地向自主性先进制造基地转变，从制造中心向制造研发中心、服务贸易和物流中心转变；内地区域开放要提高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能力。二是要提高对外开放质量。要重点引进技术、管理、人才，以促进我国产业自主创新与升级，注重对技术引进的吸收、消化、融合和创新，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区域创新系统将为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呈现更多的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专业化程度更强。
3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创新系统
在我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走一条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强调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同时，采取积极的方法，对不均衡状态进行适度的调控，以期实现区域整体经济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路径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发展极”来推进，通过具有特殊优势的地区先行快速发展，借助其关联影响、扩散效应、示范效应来引领推动整个区域的发展。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环渤海经济区正在凸显出其“承南启北”，带动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发展极特征。但是，它们共同面对的区域内“多层次分割”问题，却限制了各自区域竞争优势的更大发挥。
有效的经济组织正是创新成长的关键，面对经
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从地方利益出发，以行政区划为界的经济规划和创新发展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行政区经济”的发展态势，它表现为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行政区经济加剧了不同行政地区经济的结构同化、自成体系、重复建设、资源不能优化组合，而以“行政区经济”为基础的“行政区”创新系统也凸显出其弊端，如过于强调本部门、本地区，过分强调行政边界，造成创新资源利用不充分和创新的轨道锁定效应，忽视其他地区的创新等，影响了规模经济效益和一体化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在一体化区域内系统规划制度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创新措施与政策，需要一个跨行政区域并能够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不断拓展其空间边界和创新内涵的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同时，这样的跨行政区域的创新系统的建立也将有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4 新型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目标与规划实施
4.1新型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目标
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新型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提出了目标和要求，新型区域创新系统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新型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区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它是指特定时空范围内社会资源、技术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集合，其“区界”与行政区域的“区界”可能不一致，是立足于国家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面向国家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格局，以经济一体化区域为基础形成的介于国家创新体系和地方创新系统之间，开放有容的网络体系。新型区域创新系统基于区域间经济联系和国家经济战略布局，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域范围内引入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这些要素的新组合，并有效协调、协同、整合各地方创新系统及其发展，从而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新型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创新”是将新的要素或要素的新组合方式引入区域经济系统，使系统具有新的功能，其目的是创造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经济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创新的高效率，强调的是一种制度设计、创新与制度安排。因此，以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题的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的需要。
4.2新型区域创新系统规划与建设的关键
新型区域创新系统是在我国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强调通过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促进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通过创新推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根据前文的分析，新型区域创新系统的规划与建设的关键点和实施路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创新系统边界的空间延展
新型区域创新系统面向的是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区域，如泛珠三角区域已经从广东境内沿珠江三角洲的10个城市及其所辖市县发展为连接内陆与港澳的“9+2”格局。大长江三角已经从长江下游的“一市两省”，即上海、江苏和浙江发展到从长江流域经济体系的角度构建的大经济区，范围向西可延伸至黄山、天柱山、大别山山脉，包括整个江淮地区、皖江城市带和苏北地区。新型区域创新系统将立足于经济体系的延伸和发展，跨越行政区域的界限，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不断拓展其空间边界和创新内涵，并形成跨行政区域的创新网络。这种具有计划性、系统性特征的创新网络是不同行政区域的创新主体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包括创新链、产业链上的联系，文化的同质性以及市场的统一性等。特别是企业在创新链与产业链上的创新联系与相互作用。而区域内创新网络的形态由于区内各地区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存在着多样性。
4.2.2创新系统的二维开放
新型区域创新系统集中体现了系统规划和建设中的“开放有容”和系统演化的“开放发展”的二维特征。首先，新型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有容的系统，从国家经济统筹规划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出发，将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嵌入到一体化区域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其次，新型区域创新系统的“开放”，揭示了区域创新的两种开放与发展路径。一是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以全球视野考虑区域创新的模式与结构，以推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及体制创新为契机，大力推进由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向原创性技术创新的升级，从资源要素驱动型经济向自主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从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向大力培育区域的竞争优势转变。通过发现、挖掘、筛选、整合区域外乃至全球优势资源，通过政策、制度、组织、文化等机制创新和运作，将人才、技术、信息、金融等各类要素尤其是知识性要素在区域内聚集并进行高效配置，在蓄势增能的同时辐射释放，使内外优势资源间在合作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创新极和创新场，实现资源的聚合聚变效应，在某些领域的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和领导权。二是着眼于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实现区域内和区域间创新体制对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通过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培育、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提高区域创新的自组织能力、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通过产业链等方式与其他区域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统筹各个区域的协同创新和发展，实现共同进步。
4.2.3以总体观为指导，注重双层面创新
由于我国在前一段主要进行的是以行政区域为边界的创新系统建设，这些地方性创新系统可以看作是新型区域创新系统的子系统。各地方性创新系统之间既存在着合作又涉及竞争，而且由于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各地方在经济发展和创新上存在着水平和模式的差异。新型区域创新系统需要在经济区域内形成有序化的系统结构，合理组织或调控各地方创新系统的运作和发展，需要以总体观为指导，充分考虑到经济一体化区域创新系统与各地方创新系统之间非完全整合的必然性和整合形式的多样性，通过协调、协同与整合的方式，在区域层次上发挥总体创新效应并形成有序的结构。
同时，新型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在有效整合各地方区域创新系统的基础上，在一个较大的经济区域范围内建立起创新平台的整体架构，通过科技创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两个层面的创新交互作用。其中市场起到了配置创新资源、激励创新主体、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等方面的主导性作用。而政府主导区域创新系统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不同的创新行为和结果。在很多情况下，一种可以有效的促进创新的制度安排，比在研究开发上投放更多的资本产生的系统效率更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更为有力。
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趋势；理论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control world development once more new tendency. regardless of thi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ment depth and breadth, has surmounted in the advancement speed formerly. one of the epicycl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earl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ost important differences, is builds up a set to the global market op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gular system: including the wto multilater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gular system, imf and the world bank leadership's financial opening and the aid development's global regular system, the interstate system regular system which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economies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establishes. its significance lies in: this is in the human history first time through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regional economies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establishes the whole world initially (area) the general international market rule and the behavior standards.
key wor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ized tendency; theory
前言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经贸联系的共同基础。从全球范围内看，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亚、中东欧等国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反思，开始了由国家动员和配置资源以启动发展的体制转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改革；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也开始对各自长期实施的市场管制、干预和保护体制进行体制结构调整。正由于世界各国对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得以顺利发展。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现有的以国际组织、多边协定、非政府组织和地区组织构成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但冷战后形成的一霸多强的国际格局，使和平的国际环境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9·11”事件之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项主要议题，使全球多极化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明显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要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建立全球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约束机制（制约以实力替代规则和不遵守规则等问题），就必须确定危机发生时的全球调整责任和解决机制（全球预防危机的政策协调等问题），就必须管理和协调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稳定增长问题（全球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建立促进发展和保护弱者利益的再调节机制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早解决，一旦各种矛盾交织激化到一定程度，全球化进程仍可能会出现逆转和倒退。
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谁来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过去全球利益矛盾的激化往往导致武力和战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的全球利益矛盾和冲突应更多采取谈判与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如此，当今的全球市场机制和规则，并不能有效解决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国际合作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发展机制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如果全球贫富不均的“马太效应”日益扩大，被边缘化的国家、组织及弱势群体势必将成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逐渐形成一套国际通行的市场开放规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在新规则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制约用实力誊代规则的不良倾向。中国入世后，将在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和新规则制定做出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现有体制的新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开放，这就必然加剧全球竞争，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形成对世界各国现有体制的激烈冲击。这种冲击和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它不仅要求世界各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开放市场，而且市场开放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市场扩大到服务市场、农产品市场、知识产权市场、金融市场、电信市场以及各类要素市场，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市场开放；不仅要求有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利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各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财产结构对外开放，以适应企业跨国并购，建立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的需要；不仅要求开放贸易、投资和生产等经营性活动，而且要求开放各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通讯和金融基础设施，以适应it革命、物流革命、组织管理革命以及推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需要。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要求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开放透明的，实行非歧视原则，并接受国际监督。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正面临着重大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贸易体制、科技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形成改善供给效率，挖掘增长潜力，建立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平台；就要求各国调整本国的企业制度、企业组织管理、企业创新机制，形成适应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就要求开放本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电信、物流等领域，发展全球竞争力。
在现阶段的全球竞争中，金融创新和跨境金融联系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已成为全球化中“超国家”的重要力量；提升全球综合物流的运作能力，重视人才、知识管理和创新活动，已成为现代企业取得竞争能力的关键。这一系列变化，对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在逐步让渡给“超国家”的组织和机构。这包括：(1)国际多边协议和规则要求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wto规定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实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多边贸易协定；imf规定的实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健全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等规定。(2)各种国际机构规定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和妇女权利保护等，都会制约本国政策的实施和有效范围。(3)地区一体化组织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协定以及各种跨境宏观政策约束等项规定。在欧洲，已明显出现了各民族国家融合为大邦联经济体的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正面对着微观组织变化的蚕食。如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微观组织形成的对民族国家政府作用的影响和制约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的跨境扩散及影响，对民族国家的传统管理方式也带来诸多的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资本主义转化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欧洲大陆的福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国家实施的各种混合体制的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化也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制度竞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必然是各种不同的市场体制相互混合、相互竞争，各种体制同时并存、不断变革的时代。只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各国经济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未来的变化，能否通过体制创新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新体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制上。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客观上迫切要求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就必然涉及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如何保持和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既处于全球化的上升阶段，同时其固有的内在矛盾也不会消失，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激化和爆发。因此，从长期看，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获得复兴而不是终结。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一是加剧了制度竞争，必然形成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压力。在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情况下，就迫切需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制度创新。
二是加剧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大社会经济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微观基础和产权结构的改革，培育和发展一批有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扶持和提升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实力及能力。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及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和完善覆盖城镇与农村地区的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制度、扶助贫困地区及弱势人群的社会自愿援助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等。
三是加剧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竞争，必然形成综合国力较量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加快调整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和政策，建立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能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加快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科技创新的重点：一方面是把国外和本国自主开发的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并应用创新科技改善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另一方面，则迫切要求提高中国的全民族文明素质，包括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
在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从实际出发，把富民强国放在首位，充分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生产力来发展自己。同时，要在全球体制竞争中保持、发展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对完善中国市场体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新变化，势必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扩大丁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使大企业有条件在本国、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选择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微观规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巳成为各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大政策调整；股东资本主义正替代法人资本主义，促使各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势必对僵硬的经济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冲击。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不仅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开放，而且要求中国未来的体制对全球变化趋势有更灵活的反应能力和调整弹性。
二是将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将导致国际经济环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经济，从而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稳定。国际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周期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减速甚至陷入衰退，将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股市、汇市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渠道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产生严重影响。(2)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的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宏观经济形势而采取的货币、财政收支、利率、汇率政策以及对外经贸政策，都会通过国际传递机制对中国宏观政策产生影响。(3)外部冲击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外部冲击主要影响中国宏观增长态势。而在中国结构转型和大的体制调整过程中，外部冲击很可能加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4)产业的影响。当国际上出现大的结构转换时，国际产业新分工体系及产业转移，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调整及创新浪潮，都将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及早建立适应全球化变化的新调控体系，从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需求变化与增长潜力等方面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抵御和消除国际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是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中，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占据主体地位。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就要创造更便利的企业创业环境，更宽松的企业创新体制条件，更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以及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为中心的微观规制制度。现阶段，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重点已转向了服务经济、知识管理以及发展全球运营和管理网络体系的阶段；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其竞争力重点也开始转向高增值制造业、应用和创新科技产业以及为大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制造、营销与研发等领域。发展中等技术、中等增值含量的制造业，发展精细、高效，特色的多元化现代农业，发展金融、电信、物流和专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下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将转变为全球化的综合战略。这将对中国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提出更大的挑战。
四是将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前，金融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贸易全球化规则体系，正在向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方向转变，由此将引发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变化。在金融、技术和服务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手段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风险管理市场体系，发展与国际连接的信用、结算和信息网络体系，有效打击网络诈骗和犯罪，加快金融和信息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的进口替代体制或出口导向体制开始转向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无疑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基准。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建立一个对内外资、内外贸、内外企业都适用的非歧视性的、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体制，既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的一般发展规律看，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国内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运作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共同适用的竞争政策，比较完善的市场秩序管理规则体系。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才能更有效。而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则是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环境中发展开放型经济，比在国内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加入wt0后所面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和难度，甚至超过了1979年的改革开放。
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规则的基础上，要及早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长远目标的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战略。这包括：一是始终把握住市场开放不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原则；在短期内不能形成对中国主要产业、企业、就业和国际收支的过度冲击；不能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底线，做好应对预案。二是在全面履行市场开放承诺的基础上，下大气力从体制上解决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制定以供给效率为中心的税收、外汇、信贷、研发支持等激励机制，完善定位明确、廉洁高效的政府职能。三是研究和制定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充分利用wto的例外条款、特别保障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对待的相应条款，在履行承诺和重守诚信的条件下，通过立法、行政和社会力量，扶持和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基础产业和敏感产业。同时通过立法制定相应的扶持和保护措施的执行、终止、奖惩、修订及监督程序，以及这些措施有效性的评估机制。四是要建立宏观预警、监控和保障机制，把可能发生的外部冲击、内部不确定性扰动以及中长期结构转型时期的风险，控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同时，进一步完善微观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建立抵御外汇风险、资产风险、价格风险等风险的管理工具。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全球化竞争中，体制竞争是第一位的。要建立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体制软环境，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把企业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尽快地归还企业；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和完善。目前，中国现行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手段，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这个要求。包括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一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清晰，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行政管理体制、方式在许多方面不符合应对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法律规范和保障，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调整、清理和解决，将严重制约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能力。因此，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在未来5-8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要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制结构是开放的，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坚持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到国内来投资办厂，并且会同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因此，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保持所有制结构的开放性，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企业到国内投资的需要。实际上，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也要有利于支持、鼓励和引导民营、个体以及外资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外，鼓励非国有制企业、个人和境外投资者以适当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再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无序恶性竞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更大、范围更广、任务更加艰巨，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确定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进一步完善和增强宏观调控手段，防范和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国内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促进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参与经济全球化还要求建立和完善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的差别，主要在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除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其他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而且要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建立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便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五、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在外贸体制、利用外商投资和扩大对外投资，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以及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等方面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改革和完善。
首先，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减少数量限制和规范配额管理，按照非歧视原则对外国产品和服务实行国民待遇。同时要借鉴和采用国际标准，推进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健康、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方面的检查检疫和疫情监控，防止有害物质和生物通过贸易渠道入境。针对当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手段，加强对外国反倾销、反补贴的磋商和应诉，维护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实行外贸经营资格登记制度，逐步实现放开各类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对外经济贸易体系，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当前迫切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增大对外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建立健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应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制定统一、规范、透明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企业外，取消对其他企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企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探索利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来促进利用外资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采取鼓励政策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优势产业发展等。继续合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用好银团贷款、融资租赁、出口信贷等国际商业贷款。强化外债的全口径管理，加强外债的监测和短期资本监管，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健全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机制，防范债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