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第1篇

“全面二胎”政策，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浪潮。在人口政策转变的特殊时间节点，居民对二胎的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居民生育二胎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文献综述

张丽萍等（2015）研究发现，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较低且保持稳定，全部育龄人群的二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杨怡丽等（2015）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得出经济条件、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环境因素等对二胎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谭雪萍（2015）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孩子成本”和“孩子效用”的主要因子进行提炼，最终发现经济因素占主体，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仍然表现显著。

二、访谈设计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本文筛选出极具代表性的四位受访对象，全方位涵盖城乡居民、不同收入、年龄、文化程度群体。在对访谈问题的设计上，本文基于大量相关研究文献和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整合出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各个主客观因素，且根据受访对象的实际情况反复修改，最终定稿。

三、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

（一）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要二胎

1.城市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经济条件好，足以负担二胎费用。在城市中有较高且固定收入的家庭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前提下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第二胎小孩的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等费用。同时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会考虑到以后财产继承的问题，为避免一个孩子出现意外而不能继承遗产，所以会选择生第二胎，以防万一；第二，避免一胎子女出现以前独生子女诸如相对自私，唯我独尊等缺点。由于独生子女在家中备受关心的特殊地位，极易出现自理能力弱，缺乏合作意识和分享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等缺点。家庭选择二胎，可避免此类问题，对孩子成长、性格塑造大有裨益；第三，降低“失独”、“空巢”等可能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家庭四个老人只有一个小孩，也就意味着这个小孩是整个家庭的希望，不能生病不能出意外甚至不能远嫁，就连工作也不能离家太远，但是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孤单守在家无人陪伴家庭的问题很难解决。

2.农村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传统观念影响。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儿女双全等。农村中年家庭还是有一定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认为家中必须要有一到两个男孩，现在政策允许，所以他们选择继续生第二胎；第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够完善。农村的养老问题是其民生问题中的薄弱环节，为老有所养，他们选择生第二胎，同时也是为减轻一胎小孩养老压力；第三，满足老人的意愿，促进家庭和睦。很多家庭生二胎是迫于老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女性促进婆媳关系，增进夫妻感情的一种方法。

（二）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不要二胎

1.城市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生二胎经济成本太高。城市生活压力大，消费水平高，生育小孩投资成本高，很多生活在城市的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放弃再生二胎。其中显性成本包括：生育费、奶粉玩具零食等幼儿时期开支；教育经费；医疗费用；结婚买房买车等一系列支出。隐形成本包括：生二胎会影响到母亲的事业发展，必要时母亲为照顾两个小孩放弃工作，增加了父亲的工作生活压力；如果母亲产后继续上班则需要增加聘请保姆费用或者麻烦老人，增加老人生活压力。同时对于一对夫妻来说具有巨大的抚养赡养的经济压力以及心理压力；第二，一胎小孩的反对。由于第一胎小孩占有欲强且已经习惯当下的生活状态，拒绝与另一个小孩分享现在的一切，分享家人的爱，所以反对家庭再生。继“全面二胎”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很多一胎小孩为反对家庭再生而做出种种惊人举动导致一部分城市居民放弃生二胎；第三，城市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完善，居民老有所养。城市居民的养老问题得到保障，不再依赖孩子解决养老问题。

2.农村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难以承担高昂的抚养费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少，经济拮据，无力负担抚养第二个小孩的各种费用，迫于经济压力而放弃生二胎；第二，社会性别比失衡，农村出现大龄男青年结婚难问题，而且结婚费用高昂，多生孩子尤其男孩，导致其家庭在子女的婚姻方面的经济负担重。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第2篇

这次，大家有了普遍共识：二胎会逐步开放！

那么，在很多人还在为生第一胎而发愁犯难的今天，二胎开放之后在经济和商机上有什么机会呢？二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效益，二胎可能引起的行业、产业、企业等的变化会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看，谁才是二月台生育主力军？

过去，二胎生育主要在计划生育不太严格的农村普遍存在，公务员、国企职工等因为一刀切的政策存在，二胎生育为极少数。最近几年，因为全社会存在房价高企、生活成本高等方面的压力，再加上80后生育主力军追求生活品质和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原因，农村二胎的生育也在逐渐减少。

如果政策松动，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三类人群会成为二胎生育的主力大军：第一类二胎生育的主力军可能是由原来的农村人口变为二、三线城市收入固定且较为丰厚的政府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的中高收入者；第二类可能是已经富裕或显责的阶层；第三类是农村富裕家庭。总之，现在大家对养孩子的观念已经从过去的粗养，变成了现在的精养。这也就决定了很多生二胎的家庭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否则，生易养难。

其次，生个二胎得要多大的花费？

中国人有传统，对孩子的投入远远大于对父母的孝敬。这也是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老龄化消费除了医疗之外，其他方面增长缓慢的核心原因。而对于孩子的投入，大多数人则是不计成本。我们从以上三大主力二胎生育军团来看，购买力还是很大的。

非富即贵阶层的二胎生育，估计从生产到养育至5岁，预算平均每个宝宝在70万元左右；而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职员的平均预算则会在40万元左右；县乡农村的预算估计会在15万元左右。

因为是二胎，估计多数家庭会比一胎较大幅度地增大养育和教育投入。如果每年因为二胎而增加300万的生育人口，按照1：1：1计算，则很有可能造成婴幼儿市场5年内总量一万多亿元的市场空间，而这个数字，在我看来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最后，二胎消费行为会对行业、产业带来哪些影响？

和一胎父母不同的是，二胎的父母更了解婴幼儿产品的选择和购买，更有经验，所以他们的消费行为会较为理性。按照这个来判断，第一，有品牌美誉的品牌容易被首选；第二，产品品质口碑不错的品牌容易被首选；第三，价格定位中高档的产品容易被首选；第四，更加人性化的新产品容易被尝试。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第3篇

当“单独二孩”政策还被热议时，很多人开始翘首以盼：全面二胎何时放开？有人猜测，“单独二孩”是中国计生政策调整大门开启的第一步，全面二胎应是方向。

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全面放开二胎没有时间表。在她看来，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所以政策可以调整，但国策不能动摇。

在官方表态前，人口学界关于是否放开二胎早已争论很久。

逐步渐进寻找平衡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看来，中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既有人口数量问题，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人口结构问题，而这两方面要统筹解决，寻找一个平衡点。“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不能非此即彼，只能相互照应，相互妥协。因为，未来的中国不能忍受庞大人口总量的压力，也同样不能承担人口过度和快速老化的剧烈震荡。”

至于放开二胎是否可以进一步缓解老龄化问题，翟振武在与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李建新共同主编的《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一书中表示：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即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不变，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出生人数减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出现上升。这也就是一个金字塔上部基本不变，底部收缩的过程。而老年人口数量在未来60年内是否增加，与目前人口是否老龄化无关。因为，无论人口目前处于老龄化过程，还是处于年轻化过程，老年人口的增加与否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确定。

翟振武因此表示，中国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完全是由于25年至65年以前高出生率所造成的“迟到的”结果，它不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或者说，现在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从长远的角度看，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使出生人数大大降低，它将在65年后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缩小，从而减少老年人口数量。“任何生育水平的调整，虽然可以马上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对未来40年中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过程却没有任何影响。企图依靠调高目前生育水平去解决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65年后老年人口规模，使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雪上加霜。”

翟振武在多次面对采访时均表示，应对老龄化的根本之道在于全面完善社保制度，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而非急于在当前全面放开二胎。

在他看来，二胎全面放开要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否则在短期内累计的生育量会非常巨大。

和翟振武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在国家卫计委2013年11月17日召开的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她表示中国迄今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异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需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则表示，我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亿人以上。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他认为，目前生育政策的调整只会影响到2074年以后老年人口总量，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下降作用，但是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有显著下降作用。

原新同时表示，“单独二孩”新政在各地落实后，毫无疑问将增加人口总量，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竞争性。而在近期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他也有类似表达，即马上放开全面二胎会出现一个抢生堆积现象。“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这个问题时，都应该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我们已经有了13.6亿人，我们已经有了2亿老年人口，我们不能抛开这样一种现实。”

而在去年11月举行的那次座谈会上，与会人口学界专家在谈及是否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时，基本都认为，目前就普遍实施两孩政策存在着很大风险，不仅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总和生育率短期内反弹到更替水平以上，出现比较严重的“出生堆积”，而且人口总量有可能突破国家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给我国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刘爽还表示，她近期在北京做过一项调研显示，北京的幼儿园学位尚不能满足目前的孩子入园，如果在近两三年内再出现出生人口小高潮，将直接导致孩子入园更加困难。

全面放开刻不容缓

与以上观点不同，北京大学社会系李建新教授等人则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刻不容缓。

2013年10月31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主题沙龙”上，李建新曾指出，“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和失独家庭，就是因为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微观家庭、宏观的人口架构发生了变化。”

而在2014年3月12日举行的以“家庭、生育自由与计生政策”为主题的北大博雅公法论坛上，李建新再次强调，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由数量众多带来的，而是由结构失衡带来的。他表示，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主张改变政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错失良机，我们人口依然在人口数量的泥坑里没有。”

李建新的看法，其实在他与梁建章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也可看出，两位作者在书中表示，“中国人口政策到了彻底开放、鼓励生育的时候了，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著有《大国空巢》一书的民间学者易富贤显然也属于这一阵营。

在参加3月12日的北大博雅公法论坛时，他表示，依其研究即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也难阻止我国人口锐减。

易富贤以上世纪80年代实行“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山西翼城、甘肃酒泉等地为例，得出30多年的计划生育，多数地方已形成生育的“爬蚤心态”。“就像用罩子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长期适应之后，取下罩子跳蚤也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即使放开二胎生育率也很难跳起来。”

和易富贤一样，原哈佛大学助理教授黄文政也对中国的少子化表示担忧。

在他看来，中国生育率已居世界最低之列，而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长期极低生育率导致的深度老龄化会加重育龄家庭的赡养负担，进而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

黄文政不认为，在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的当下，减少人口可缓解资源压力。“耕地不足，淡水危机在中国早已耳熟能详，但权威的报告却显示，中国的耕地和水即使在人口峰值也足够。靠减人来提高人均资源是在削己足适他履。”

坚持一胎不放

黄文政所驳斥的资源论，某种程度，直指坚持一胎政策不放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两人在此前参与腾讯网《深水区》访谈时，观点始终针锋相对。

在谈及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问题上，侯东民表示，曾有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大宗矿产基本上全要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危机意识反而拼命增长人口，这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态度。”

侯东民甚至认为，到2080年中国的老龄化也不会有太大的实际影响。“目前放开二胎，到2080年我们国家相对要增加4亿人口。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计划生育减少的4亿人口基本被抵消了。在老龄化初期，匆忙放宽乃至取消计划生育结果只有一个，只能是加重中国的人口发展矛盾。”

和侯东民同属一个阵营的，还有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参加《一虎一席谈》时，李小平表示，人口政策的核心是使人口尽可能向着适度人口规模靠近。“中国现在的人口已经比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GDP只等于美国的一半，建设美丽中国会因为我们放宽生育政策而打了折扣。”

分步放开二孩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集合蔡昉等人口学界专家于2012年末调研出版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中，也对放开二胎发表了见解。

该报告指出，放开二胎并不一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根据甘肃酒泉、湖北恩施、山西翼城、河北承德，这四个曾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试点情况看，它们在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人口都保持了低增长，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反弹。而且，宽松的生育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几个地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和人口年轻结构的合理化。

因此针对生育政策调整，该报告曾提出“分放二孩”的方案：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该方案的提出，是在分别对“政策不变”、“同放二孩”、“同放单独”、“分放单独”和“分放二孩”这五种方案下我国人口到2050年时的变化进行预测和模拟的基础上做出的。“不同政策调整预测结果表明，仍保持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而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前两种方案的弊端，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且‘分放单独’还存在操作上的困难。”

卢迈因此认为，与其他调整方案的预测结果相比，“分放二孩”方案下的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比“政策不变”、“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方案要高，但要比“同放二孩”方案低。此外，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对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产生冲击，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分放二孩”方案和“同放二孩”方案相比，可以拉大生育高峰的出现时段，降低政策调整后出现的生育峰值，有利于对放开二孩的结果进行观察，积累经验，稳步推进。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渐进决策模型 计划生育 二孩政策

一、问题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的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我国创造了较大时期的“人口红利期”，也在教育、卫生领域营造了较好的社会公共环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如生育率太低、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下降等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论。诸多统计、研究机构证实当前中国的生育水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人口的零增长和小范围区域内的负增长。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当前各方面在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在飞速发展，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将长期认真地坚持下去。启动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数量变化，及时、审慎、灵活、稳健地调整和不断修正生育政策，促进人口的平稳发展。所以说，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了一定的改变。此后各地具体政策陆续落地，但“单独二孩”的政策效果却未达到预期。据多项全国摸底调查预测结果显示，单独二孩政策能够覆盖的目标人群数量在1100万对左右。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了再生育。与公众低迷的生育意愿相对的是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引发的老龄化的加剧与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此背景下，现行生育政策加速调整已迫在眉睫，不少专家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已十分必要。

二、理论模型

渐进决策模型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提出的。所谓渐进决策，就是指决策者在既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础上，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小小的改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决策目标。渐进决策模型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按部就班原则。决策过程是决策者基于现行政策的稍加修改。他把决策过程视为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也就是强调决策过程的连续性。

第二，积小变为大原则。渐进决策对现实的变革是通过一点点的积累，逐步实现根本变革。所实施的决策方案也不是全新的方案，而是对现行政策所做的小修改或稍大规模的调整。

第三，稳中求变原则。政策上的大起大落无助于决策过程的稳定性，且势必会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为了保证决策过程的稳定性，就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小变达到大变的目的。

三、分析论证

（一）用按部就班原则分析“二孩政策”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在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形成的。事实上，尽管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除了人口大省的河南以外，其他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有关政策方针。只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双独夫妇”远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因而在上世纪末人们似乎将“双独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遗忘。整体上看，我国的生育政策前后是保持连续性的，是按照“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双独”，再到“单独二孩”再到考虑放开“全面二孩”的路径发展的，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结合现有的政策环境，对其稍加以修改形成的最终政策。

（二）用积小变为大原则分析“二孩政策”

为确保一项政策的有效性与针对性，就必须对原有的政策进行不断修正，从而实现一项政策能够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地经历着决策、执行、评估、调整的过程。2011年我国出台了计划生育新政策，就“可申请生育二胎”给出了新的标准，增加了农村居民、少数民族、烈士、再婚家庭等特殊条件的夫妻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情况。地方政策上，2003年前后，吉林、江苏、海南、上海成为第一批取消二胎生育间隔的省（市），目前全国已有近20个省（区、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2014年，我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也采用各省份相继启动的方式，浙江省、江西省、安徽省在2014年1月成为第一批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省份。2014年3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单独二孩”新政启动的小高潮。从中可以发现，我国在推广“二孩政策”坚持了积小变为大的原则，在执行中不断评估、调整，逐步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政策执行。

（三）用稳中求变原则分析“二孩政策”

人口政策是百年大计，着手改革生育政策的同时，忌“大起大落”，“稳”是最关键的。政府在2011年酝酿“单独二孩”政策时遭到很多学者反对，有些学者担心一旦放开会导致人口井喷式增长，反而不利于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等问题的解决，影响社会稳定。2015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国新办新闻会上针对关于2016年全部放开二胎问题，其表示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致，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单独两孩”的政策，逐步完善调整生育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针对记者提问的关于全面放开二胎问题表示目前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会根据评估的结果，依法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在制定推广“普遍二孩”的政策上，政策制定者遵守了稳中求变原则，在调整过“单独两孩”的政策后需要再评估社会公众反应，再逐步完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四、结论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在人口持续发展上有着重要意义。但从政策效果上看，公众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和社会趋势看，“单独二孩”这一项政策还不足以满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口的需求，逐步地、有针对性地全面放开二孩是计划生育政策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但是应考虑到，要避免全面放开二胎造成人口堆积现象，仍需要适当控制放开“普遍二孩”政策的节奏。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始终贯穿于整个21世纪，“人口红利”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失。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举措并不应该是依赖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而应该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同样，应对劳动力资源优势消失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其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增长方式转变。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简介：王玮（1988―），女，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MPA研究生2班。]

参考文献

[1] 郑丙浩.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D].福建：华侨大学，2012.

[2] 丁煌.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决策理论[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1993（03）.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第5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9203

1问题的提出

197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成为一项时效长、影响范围广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历史转折，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迈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同时也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具体表现在充足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对经济促进效用。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短缺、失独家庭的数量增加等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单独二胎”过渡引起了各方热议与论辩，关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运用倡导政策联盟框架分析其中政策参与主体在政策变迁弈与学习的过程，并提出单独二胎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2理论基础：倡导联盟框架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实质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对于公共政策变迁而言，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决策子系统之间博弈的影响下也在持续不断的变革，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存在的一种常态。传统政策变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Charles Lindblom 的“渐进主义”模型，该阶段以Robert Nakumura的“阶段分析法”最为典型，它把问题界定、议题设置、政策规划、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与结果评估视为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这种视角最大的弊端是把政策看成是一种线性过程的变迁，忽略了公共政策变迁的动态性，无法对政策变迁作出全面性、动态性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Sabatier&Jenkins-Smith在“阶段分层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非线性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理论典范―倡导联盟框架。该理论努力探究代表不同价值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通过竞争和学习从意识形态、政策利益的对立转化为共享一套信仰体系的过程，从而实现政策变迁。为了更加清晰的解释政策变迁过程具体情况，倡导联盟框架需要通过观察一个十年或更长久的时段来解释政策的变迁，具体理论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主体

传统的政策变迁理论认为政策的变迁是不同利益集团件相互讨价还价的结果。与此相反，倡导联盟框架则认为是由持有不同政策立场的行动派相互博弈、相互学习的过程。这种思想源自于对“行政管理机构、立法机关、利益集团”的传统铁三角的批判，希望从原有的模式中拓展出来，主张把共享一个特定的信仰系统（信仰、价值取向、立场、问题的态度）的政策行动者归属于同一个行动联盟。然而，在一个政策系统当中会存在多个政策联盟，由于各自的政策偏好和政策目标的不同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引起政策僵持。因此，各种倡导联盟需要设法把他们的内核信念转变为公共政策，如果发生政策僵持，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等也将充当政策经纪人协调各方的矛盾，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矛盾降至最低。

2.2倡导联盟框架的影响因素

引起政策变迁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相对稳定因素和外部事件的互动的结果。相对稳定的因素一般指在较长的时期内基本没有较大变动的因素，如政策问题背景、基本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等一切可能对引起政策过程变化的影响因素。外部事件相对来说活跃程度较大，如社会经济条件、民意、其他子系统的决策影响等。倡导联盟框架重点关注这些变量的属性如何影响政策的变迁的发展，真正摆脱了传统的从单一因素决定论。真正回应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和环境复杂化的实践背景。

2.3倡导联盟信仰系统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每一个政策变迁都有具体体系化的信仰系统，信仰系统主要包括倡导联盟的价值取向、问题认知、政策目标认同及目标优先序等。这些信仰系统对于人们对问题的判断、选用政策工具和路径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信仰系统由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深层核心信仰、政策核心信仰、表层信仰。深层核心信仰属于抽象信仰层面，如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宗教信仰等这类难于改变价值观，它直接影响政策核心信仰和表层信仰，直接改变倡导联盟的判断力、认知力及其行为规范。政策信仰是较为具体的信仰，是由政策子系统当中的行动者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深层核心信仰作用与某个具体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联盟政策的核心信仰并非僵化不变，只是调整起来非常困难；表层信仰指政策变迁当中具体的规范，如对问题界定、影响问题的成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等。

2.4倡导联盟信仰系统间博弈

不同的倡导联盟为扩大自己信念体系的影响力，需要借助各种手段保证目标的实现。其一，通过设置议题讨论发动联盟内部的成员从事发表言论、抗议、选举等活动，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二，策略性的利用媒体宣传联盟倡导的宗旨，吸取有相同信仰的成员，扩大联盟内部的力量。其三，借助权威人士、公众舆论、可靠性的信息等各种政策资源与竞争对手进行对话和辩论，通过政策学习吸取各方的信仰体系中合理因素，淘汰不合理的信息，逐渐地调整和改变内部信仰，最终促使政策的产出与实施。若当政策子系统中的各方倡导联盟处于势均力敌时，就会产生政策僵局或内部震荡。政策制定者则会积极寻找各个联盟能接受的折中性方案，缓解各方的矛盾。

3我国单独二胎政策变迁

我国二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鼓励生育时期到计划生育酝酿阶段、计划生育发展阶段、计划生育调整阶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具体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鼓励生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期间，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这个时期实际上受前苏联人口政策思想影响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

二是计划生育酝酿阶段。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总人口已突破6亿。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表明了丰富的劳动力带来的效应固然是好的，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与调整金，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党和政府意识到限制人口增殖的重要性，开始提倡群众避孕节孕。

三是计划生育发展阶段。197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行“晚、稀、少”宽松型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真正开始转变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该文件明确指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项政策起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妇女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20年代初的5.8下降到了1979年的2.7。

四是计划生育调整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7号文件，对“一孩”政策进行修正。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徇私舞弊要处分，经过批准的困难农村家庭允许生二胎，即“开小口”、“堵大口”、“禁歪口”。

4我国二单独胎政策变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4.1我国二胎政策变迁中的政策子系统的构成及其其核心信念体系

如若对公共政策变迁的整个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倡导联盟框架需要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秉持不同政策价值观的子系统在多大的程度上、采用何种政策资源支持自身的政策立场，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对方的价值观、观点和意见加以引导和约束。在围绕信仰差异进行政策论辩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结盟，才能保证提出的政策行动方案的建议被决策者所采纳。

（1）“支持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首先，“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数量和人口结构。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意味着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使我国人口红利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因此，需要重新激活劳动的活力才能重新分享人口的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证实来这个观点，开放单独二胎政策能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我国人口迅速老化的现状使得劳动力数量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比例失衡，未富先老、失独家庭数量激增、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这将导致社会养老成本增加，年轻人的压力增大。因此，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2）“反对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与此相反，“反对二胎联盟”认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味基本国策的动摇。担忧一旦放开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会在短期内大幅度反弹，一方面这将造成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问题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供需紧张的局面。其次，截止到2005年末，《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13人，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是812.85亿元。在防止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有关专家指出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龄化，它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弱化老龄化的水平。从社会的抚养负担来说，迫于社会经济的压力下，许多公众表示不是生不起，而是养不起。

4.2政策取向的学习和政策变迁

政策变迁是政策子系统相互学习、调适和妥协的产物。倡导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制定的环节上，持有不同信仰的联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充分论辩基础上及时调整提出的政策方案及正常立场。最有利的方式是通过政策学习进行调整，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包括一个倡导联盟信仰体系内的学习和跨越不同联盟信仰体系的学习。从单独二胎政策变迁过程中来看，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倡导联盟内部、倡导联盟之间以及政策斡旋人。各个倡导联盟之间都围绕所面临的争议点着广泛而深入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其目的是：一抨击对方的观点缺点，二吸取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1）支持单独二胎政策联盟的学习。

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完全意味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动摇，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当前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要继续坚持落实和稳抓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要依法依纪予以处理。其次，计划生育并非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科技技术、社会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会延长人的预期寿命。另外，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少没有必然联系。

（2）反对单独二胎政策取向的学习。

对于公众所关心的“放开单独二胎后短期内是否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观点，“单独二胎反对政策联盟”认为实行放开二胎政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从社会的角度上看必然会增加人口与公共资源的矛盾、劳动力的矛盾。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发生了转变，“少生优生”的思维定式已在新生代育龄夫妻中悄然形成。面对高昂的育儿成本，即使放开“单独两孩”并不会引起生育的反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人口数量增长是可以通过各省政策实施的时间差来进行适当调整。中国正处于出生率降低、升老龄化造成死亡率上阶段，二者相抵，新增人口对出生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3）政策斡旋人的调和。

当各方联盟严守各自阵地，各执一词，都无法作出让步时，政策将陷入政策僵局的局面。在政策变迁过程中需要政策斡旋人帮助政策子系统摆脱僵局状态。如权威机构、专家都能起到斡旋的作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着计划生育工作及相关人口工作的规划、协调、指导、监督、宣传等工作职责。其部门本身的公共性一方面不能允许政策的改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想法设法使陷入政策僵局的联盟决策达成一致，共享一套政策系统。二胎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已到“被松绑”，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坚持计划生育是长期坚持的“主旋律”，新形势下的许多问题也要纳入思考中，比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地区人口分布不均等都是人口政策设计的重要方面。实行二胎政策与坚持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两者之间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