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1篇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形成了空前绝后的思想和学术大发展的现象即“百家争鸣”，其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档案发展；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应用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力得到解放，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以及他们和传统奴隶主阶级的对抗使得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天下纷乱，各家为表达本家思想，纷纷提出自家的政治主张，在文化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必然会给上层建筑带来重大变化，作为国家机关不可缺少的档案和档案工作也必定受其深刻影响，并记录和反映了这些变化。笔者认为“百家争鸣”的学术现象一方面对我国档案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阻碍着档案事业的进程，我们要辩证的看待其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现象对我国档案发展的有利影响

1、档案文献编纂由官方垄断向官私兼及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百家争鸣，各家纷纷著书立说以表达其思想及政治主张。西周时期，档案文献编纂成为官学的一部分，主要有王朝官员负责，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官编的档案文献外，还产生了大量的诸子百家著作。“到春秋后期, 礼乐制度崩坏, 太史乐官流散, 典籍落入民间, 实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档案大解密。士子国人, 初则竞相传诵, 转而家自立说, 犹如决河溃堤, 一泻千里, 终至酿成自由著述的新局面。” [1]随着诸子学派的兴起，各家为宣扬自己的思想和学说，也在积极搜集和编纂古代档案文献作为本家理论的依据。这样就打破了由原来王官所垄断的档案文献编纂，各家也加入到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中来。诸子学派为宣扬各自学说而搜集、编纂《书》篇，就是其积极编纂古代档案文献的例证，而其中儒墨两家是搜集和编纂《书》篇最重要的两个学派，诸子学派对《书》的搜集与编纂形成了各自的读本，为其理论提供了凭证。[2]

随着官府垄断的学术文化局面被打破，诸子百家学术著作的产生，诸子学派也加入到原为官府所垄断的档案文献编纂上来，档案文献编纂由官方垄断向官私兼及转变，这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

2、新文书档案的产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代表和反映新势力的文书档案有了新的发展。刑书（律法档案）是新兴地主阶级确立统治后所特有的档案。其中为刑书产生做出巨大贡献的要数法家的代表子产和李悝。公元前536年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作刑书，最先公布了成文法。子产主张治国行猛政，即把严厉的刑法公布出来。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之后也铸刑鼎，以后，各国纷纷制定成文法，战国时期李悝所著的《法经》就是春秋各国立法发展的大成。[3]所有这些成文法不论书于何种介质，统治者都把其看作推行新政策的手段，也将其作为档案保管。不仅是刑书的产生，计书、盟书等新文书档案的产生都与各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推动我国档案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促进档案的广泛利用和交流。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促成了各国养士的风气盛行，士这一阶层对档案的需求促进了档案的交流和利用。士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具有一技之长。随着养士之风的盛行，士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他们有的被任用为重要官职，有的则出任卿大夫的武官。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王室衰弱、兼并战争、世卿制度的破坏等因素，使得统治阶级世守的档案大量流散到社会上，形成了“王官失守，散如百家”的局面，这为诸子百家搜集和学习档案创造了有利条件。诸子百家对档案的搜集、学习和传播促进了档案的利用与交流，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儒家代表孔子。孔子注意搜集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主要表现在其收集鲁、宋等故国流传下来的官府文书和史官记注等，这使得原来只作为官府之学的档案典籍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开创了一个“学下私人”的新局面，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利用档案传播和发展古代文化。

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现象对我国档案发展的不利影响

1、档案的散失与破坏。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乱，各国纷纷谋求富民强国之策，各家莫不以救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尤以兵家学说最为激进，他们以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活动为主，主张以战止战。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役不计其数，战争不仅要“杀其民人，取其牛马”，而且还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而在我国古代保存档案的地方正是宗庙，而“重器”本身也是一种档案。春秋无义战，在各诸侯国兼并战争中也产生了血腥的屠城事件，战胜国的烧杀抢掠对档案的留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长期的战乱对档案的破坏也是毁灭性的。“以《春秋》为例，它原是鲁国史记，应从伯禽封鲁开始，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春秋》却从一个距伯禽已七代的鲁国第十四位国君鲁隐公开始，显然是伯禽以后隐公以前的档案已经毁灭了，隐公以后的档案也不同程度的受到损毁。而《春秋》中的“夏，王”“冬、郭公”等文，都是简牍损毁残断的证据。” [6]

2、政治斗争中档案的毁弃。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实质是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各家为实现政治抱负，迎合统治者的利益，无情的剥夺旧贵族的特权，西周时为确保世卿特权地位的典册被他们所损毁。随着新兴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作为旧势力权力凭证的档案在政治斗争中不断被毁弃。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他家思想，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排斥性。[7]各家为争取诸侯王的赏识，纷纷讲述、传播本家档案文献著作，对他家的档案文献著作存在着一定的排斥性，不利于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3、档案的流散不利于档案的长久保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的衰微以及兼并战争等因素使得大量的档案流传于外，形成了“王官失守，散如百家”的局面。这虽然为士的学习和利用档案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档案的流散使得原妥善保存于宗庙的档案得不到应有的保管条件，而这一时期的档案以书于竹帛为主，保管地点、温湿度的改变以及光化学反应使得许多重要的档案发霉、起虫，严重影响了档案的耐久性，不利于档案的长期保存。

“从春秋到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虽然主要是随着阶级斗争、思想解放、科学发展而来，但绝不能低估国家保存的档案大量流传并获得利用的成果。这表明自古以来我国的档案工作，就是和当时文化学术发展密切相联的。” [8]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档案的发展，但我们更需要重视其对我国档案发展的有利影响，它对我国档案的广泛传播和利用以及长久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速了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赵世超、卫崇文.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2] 梁继红.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8-20 .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2篇

【原因之一:

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

“双百”方针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亲笔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示祝贺。“百家争鸣”最初是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回答说要“百家争鸣”。

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基本的方针完整提出,则是1956年的事情。这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召开扩大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上,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前一阶段文艺界和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在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双百”方针提出后,广大知识分子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报以热烈欢迎。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我们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表示:“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该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哪里会发展。”

但是,对这一政策,在党的干部队伍中,不少人却心存怀疑和忧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人提倡了。二是过去的一年利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等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作品,甚至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刊转载,有的甚至还以编者按的形式赞成陈其通等人的观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2月28日的《旅大日报》在转载陈其通等人文章时,编辑部还在按语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当前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这些事实表明,对“双百”方针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者并非只是个别人。也一再说过,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赞成的是少数。(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人说,“百家争鸣”缺了共产党一家。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干部也持同样观点,认为1956年是唯心论抬头,唯物论的鸣声不高,向科学进军后,知识分子开始钻研业务了,但尾巴也翘起来了。

1956年底1957年初,有人向部长陆定一写信,认为“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攻,说什么1955年是无产阶级思想向资产阶级思想总攻击的一年,1956年是资产阶级思想反攻的一年。资产阶级思想获得了苏共二十大的援军,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其具体表现是唯心主义解放了。此人还说,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除了鼓励争鸣外,没能解决唯心主义长期存在对人类的祸害问题,因此思想界很混乱,什么人的主观意见都说是“百家争鸣”。

在那些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看来,“百家争鸣”中,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其他九十九家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样“鸣”的结果,很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他们还认为,多少年来一直提倡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可是“百家争鸣”一来,唯心主义也获得了“争鸣”的资格;而且他们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世界观本来就是唯心主义的。因此,“百家争鸣”将会使唯心主义呈日益泛滥之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将变为一句空话,随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鸣放出来,局面将不可收拾。尽管1957年春对为什么要实行“双百”方针作了多次讲话,并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作了公开的批评,但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未真正统一。随着反运动的开展,相当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将“言论”的出笼与“百家争鸣”联系起来,认为都是“百家争鸣”闯的祸。所以反运动后,“双百”方针作为一句口号还在使用,但实际上已不可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原因之二:

对“双百”方针理解的偏差导致“大鸣大放”】

1956年大力倡导“双百”方针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体制的许多弊端,其中包括文艺和科学工作的种种清规戒律挫伤了知识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领导人在试图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除了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外,在思想文化建设上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出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百家争鸣”。尽管这一政策所允许的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宽容,并没有超过1954年通过的宪法中关于“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但这一政策的提出,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文艺的粗涉和对科学研究随意贴上政治标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对此前片面强调学习苏联且一味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但是,应该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提法,虽然在建国初就已出现,可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是1956年4、5月间才正式提出的。而这个方针的提出,党内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酝酿,没有通过深入的学习讨论,因而也没有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1955年,在意识形态领域,曾大张旗鼓地进行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谴责,开展了对梁思成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批判,组织了大规模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些运动几乎涉及整个知识界。仅过了半年,“双百”方针便提出来了,尽管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长期的思维惯性使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对实行这一方针抱有某种抵触情绪。就是因思想改造和各种批判运动而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也对此心存疑虑而不敢大胆“争鸣”。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坦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鸣放的方针,大家都很兴奋。不过有这样一种疑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

“双百”方针提出后,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局面,正如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的:“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这种情况出现后,党内又产生了急于想改变这种局面的情绪。恰好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广泛的整风运动,以改进干部作风。于是,人们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变成了千方百计劝导知识分子参与“争鸣”,并且将这种“争鸣”转变为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方式,甚至还搞起所谓“大鸣大放”。所以从这时起, “放”与“鸣”的重点,已不是文艺与学术思想问题,而是鼓励党外人士“鸣放”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到此时,人们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当初这个方针提出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是“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限定的范围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之外的领域,事实上是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坚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必要进行“争鸣”。偏离“放”与“鸣”的结果,是“放”出了大量的“毒草”,“鸣”出了一大批的“牛鬼蛇神”。由于对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随后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反运动。这样一来,“双百”方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三:匈牙利事件的消极影响】

探讨“双百”方针在1957年的历史命运时,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就是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这年10月,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群众性示威游行,提出反政府的口号,随后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和,后来由于苏军进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甚为震惊,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种高度警惕,即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当时,一方面自信地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但另一面,他也不能不提防中国出现类似的问题,而且要设法避免。尤其在1956年下半年,我国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城市有少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农村也发生了一些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的事件,这更增加了的担心。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指此时国内少数闹事的人――作者按)引出了洞。”他还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又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由此不难看出,此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半年前他对“双百”方针的提倡,用意上是有所不同的。半年前,是为了繁荣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匈牙利事件后,虽然他仍有同样的用意,但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让那些“毒草”长出来,让“牛鬼蛇神”跳出来。毛甚至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有人曾提出:“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做‘引’的工作。”不过笔者认为,1956年10月开始的“放”的策略,与1957年5月正式作出的“引蛇出洞”决策,在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此前的“放”更多的是树立对立面,使“香花”与“毒草”进行比较,从而使人们能辨明什么是“毒草”并最终自觉地与之划清界限,使“香花”更好地生长。整风运动之前,在看来,有那么一些“毒草”并不可怕,到时把它们锄掉就是了。

可是,1957年5月整风开始后,鼓励“大鸣大放”的结果,放出来的“毒草”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的预料,这才使他们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需要来一场大规模的锄“毒草”运动。为了将“毒草”除尽,尤其是将那些隐藏较深的“毒草”除掉,一面在党内布置反击,一面指示继续“鸣放”,目的当然是为了届时聚而歼之。如果说,1956年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政策来提倡,那么,匈牙利事件后就有政策与策略并重的意味了,甚至后者更主要一些。至于在作出反运动的决策后,继续鼓励“鸣放”,毫无疑问,仅是一种策略了。到了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双百”方针中止也就不奇怪了。

【原因之四:

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估计】

1956年知识分子政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这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单单是一个称号问题,更主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一种认同。

但是,在随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并没有使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提法,而是说:“在党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年来各方面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强烈影响下,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这就说明,当时党内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并不一致,仍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并未改造好,还不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我国的政治用语中,“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劳动人民从整体上讲是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的。反运动前,一方面不断地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另一方面又一再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提法。1956年9月,他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这样说:“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7年3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又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之所以仍将知识分子冠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在他看来,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几,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说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韩非；功利主义；法家；文化

一、先秦韩非思想兴起源于百家争鸣的历史大背景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最早出现的学术流派，孔子亦是诸子中最早出现的思想家，孔子之前，教育是由贵族垄断，孔子兴办私学，提供了文化教育资源，文化教育由贵族普及至平民，壮大了士人阶层，为中国最早一批知识分子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民间兴办私学浪潮的兴起，文化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不同的文化与思想百花齐放，战国末期形成显学并立、诸子共存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战国时期，书写工具有了进步，使得民间学者立言著书有了可能性；而在春秋时期有能力制作书籍还仅限于官方政府，书写工具的进步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对此，傅斯年说道：“《周书》、《雅》、《颂》不必说，即如《国风》、《小雅》若干篇，性质全是民间者，其著于简篇当在春秋之世。《国语》乃由各国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无此力量。《论语》虽全是私家记录，但所记不过一事之细，一论之目，稍经展转，即不可明了。礼之宁俭，丧宁戚，或至以为非君子之言，必当时著书还甚受物质的限制，否则著书不应简括到专生误会的地步。然而一到战国中期，一切丰长的文辞都出来了……若不是当时学者的富力变大，即是当时的书具变廉，或者兼之。这一层是战国子家记言著书之必要的物质凭借。” i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朝逐渐丧失对各诸侯国的统治权，“内其国而外诸夏”，各诸侯国都以正统自居，地方性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形成了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二、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是当时经济形势的折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的原因。比如秦、齐两国皆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模式却截然不同，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更是大相径庭，秦国重农抑商，民风剽悍，连荀子都忍不住感慨秦国“其殆无儒”ii；齐国则重渔盐工商之利，开设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英才汇集于齐传播讲学。文化模式的迥异便由生产力模式不同所致，秦国地处西北，气候苦寒，物质匮乏，没有努力耕战，就没有财富；齐国靠近大海，与中原各国贸易往来密切，是当时风气最为开放的商业大国，经济繁荣自然能招揽众多学者云集于此，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曾在此讲学。文化的生长繁荣无可避免的会依托于整个时代，是时代大环境使然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时期，思想难免受到时代变革的激发，摩擦出火花。纵观人类历史，愈是激烈变更的时代，愈是文化“轴心时代”。儒、墨着眼于“道德”、“天命”对各家“发难”，法家作为诸子中较晚成型的后起之秀，便从功利主义思想的角度对儒、墨两家显学进行批判，顺势提出功利文化论的主张。韩非曰：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iii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韩非对儒、墨的思想的蔑视之情溢于言表，韩非认为儒、墨学派内部不仅思想混乱，还缺乏实践的检验，没有依据，是愚昧和虚妄的学术观点，倘若依照如此学说治理国家，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如果用功利标准衡量儒、墨两家的文化，显然是不符合功利目的，因此应该予以禁止。明显韩非也想争夺学术话语权，对多元文化并立的局面深恶痛绝，甚至认为多元文化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会影响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三、对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的反思

韩非推导出单一文化思想优于多元文化思想的文化功利论，对儒家的仁政思想进行批判，比如韩非认为，不应救济穷人，穷人贫穷除了饥荒、疾病、刑罚等原因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身的奢侈和懒惰。既然如此，救济穷人无疑等同于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勤劳致富之人的劳动果实供养奢侈、懒惰之人。长此以往，无疑助长了奢侈懒惰之风，给社会利益造成严重损失。韩非认为建立在公平的资本原始积累之上的贫富分化也是是公平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政府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来劫贫济富便是对富人的掠夺。因此，韩非反对儒家的仁政主张，反对儒家提出的对穷人救济的福利政策和德行政治政策。

韩非在《五蠹》篇中总结了五种对国家有害的蠹虫，这实际是种借喻讽刺，五种蠹虫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学者是指儒家，言谈者是指纵横、名辩学派，带剑者是墨家侠文化的代表，商工之民是齐法家商业文化的代表，患御者是道家贵己重生文化的代表。韩非提出的五蠹害国，实质是为了推行文化“大一统”，具体到功利文化论的实施内容，便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曰：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iv

韩非的功利文化论主张是为其功利政治论思想服务的，韩非提出禁止私学，学在官学，由政府统一兴办教育，不过是为了掌握学术话语权。兴办官学的理念本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韩非对百家争鸣文化状态的禁止却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简言之，功利文化论可以看成“大一统”的政策在思想文化上的延伸，虽然一定时期之内确实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功利文化论无异于饮鸩止渴。

注释：

i 参见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ii孔子西行不至秦。秦国的儒学之风是列国中最淡薄的，因此荀子发出“其殆无儒”的感慨。

iii 见《韩非子・显学》，参见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iv见《韩非子・五蠹》，参见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参考文献】

[1]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4篇

惟我中华泱泱文明古国，五千多年来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赖兆亿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精勤创新，奋发图强。其间涌现了众多英雄豪杰，他们作出了特殊突出贡献，值得后人作为学习楷模。总结出中华英杰的独特作用与成功经验，这是当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再铸中华辉煌的需要。在张大可教授主持和指导下，由王慧编的《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民族出版社1999年7月初版)，正是旨在师承先贤，激励来者。中华英杰成千上万，为何只精选百人呢?这是由于“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是为数之极，又是为数之精。在古汉语中不是有“百灵百验”、“百发百中”等众多成语吗?如果选入千人万人，又不免数量过多。

要精选历代中华英杰，又只限于百位名人，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什么标准来细挑。我拜读之后感到本书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本书精选得当的灵魂。提起唯物史观，也许有人认为它是见物不见人，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或者进而认为它只讲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抹煞了个人的重大作用。诸如此类的误解不一而足。其实唯物史观是非常全面、严整的科学世界观。它既见物又见人，指明了任何社会生产力都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它既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又重视个人在历史上正面的进步作用或负面的反动作用；既突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又注重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9页)。又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同上书第4卷第695—696页)。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道德艺术与宗教、人民群众与个人之间，虽然有主次、起承、正反、源流等不同的关系与作用，但是它们都汇成为历史发展的合力。

按照唯物史观的上述原理，《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不同领域精选出百名有特大贡献的人物。其中科技文化人物达57人，政治军事人物43人。把春秋时期鲁国的木工祖师公输般即鲁班、北魏时期的农业专家贾思勰、宋元时期的棉织工能手黄道婆等人选入百名中华英杰，就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首要性。把最早的经济改革家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首创法制的改革家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创立两税法的唐朝财政改革家杨炎、通西域的汉朝外交家张骞、七下西洋的明朝航海家郑和选入本书，体现了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把造字的仓颉、造纸的蔡伦、书法家王羲之、诗圣杜甫、诗仙李白、东晋三绝(才绝、画绝、痴绝)画家顾恺之等文化名人选入是别具慧眼的。选入尊礼士人开自由学风的齐宣王，更是别具深意。把玄奘、慧能、宗喀巴选入是考虑到宗教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

本书在写作上也有特点。对每个入选人物的行文都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各个人物的姓名、生卒年之上加有一句简明的提示定语，以表明各个人物的特殊贡献和身份，如建立多民族一统政权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第二部分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夹叙夹议评说人物的最突出贡献。第四部分余论，或补充内容，或对其历史功过作了提示。这样对人物层层递进的评价就较为全面、深刻。

全书在附录中又列出10个反面人物，即从荒淫暴虐的殷纣王受辛到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作为10大昏佞，列举出他们的历史罪行。这样给读者以善恶对照，忠奸对比。正面英杰精选百人，反面败类只列出10人。这也显示正气压倒邪气，好人远超坏人，所以中华民族能够经久不衰，持续兴盛。

对于精选的百名英杰如何分类排列呢?这是需要悉心考究的。本书采取一种独特的纵横比较方法，即把百名英杰分为10编，每编10人。第一编是作为“民族之魂”的贡献最大的10个历史人物，他们起于黄帝、仓颉，终于、邓小平。第二编至第九编是按政治家、思想家、文史学家、科学家、改革家、军事家等分类排列。第十编为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人物，如陈胜、诸葛亮、关羽、岳飞等。这样每一编10人都是从古至今纵向排列，而从横向来看又可以大体上看出各个时期都有哪些杰出人物。这种分类排列只是编选者的一家之言，它固然给人们以重要启迪，但是也存在局限性。由于每编只限10人，这样不免有的选编不当。例如把胡适列入思想家，而鲁迅只算是文学家；把文学家列为第四编，而科学家却属第五编，我认为这也是错位。此外，思想家有两编：第三编和第七编；文史家也有两编：第四编和第八编，似乎选得过多了些。像刘知几、章学诚、王国维在史学上贡献很大，然而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百名英杰未必合适。从全面的唯物史观出发，就要从总体上来考察究竟哪些人在哪些方面五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两个文明建设，即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上起过最重大的作用，有过最深远影响。希望编选者在再版时能够对精选的英杰再作一些调整。例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为了体现民族融合与团结，似应把中华民族的第一位人文始祖、奠定了农业文明基础的炎帝即神农氏也选入本书。既然科技是重要的生产力，理应增加一些科技专家，如战国时秦国的水利专家李冰，为《九章算术》作注的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宋朝发明家毕shēng@①等。二

以上是我应约为《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的再版所写的序言。该书最近再版时原编者在我写的序言之后，另加上如下一段重要按语：“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高放教授为本书再版所作的序，精辟而全面地对本书作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实际上已开展了争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的风范，对读者具有启发意义。本书主持人张大可教授及全体作者非常欢迎大家来展开争鸣，这样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希望高放教授的序能引发争鸣。同时本次再版也吸纳了高放教授及学术界反馈的意见，增选了李冰、刘徽、张学良三个历史人物，相应删去了葛洪、章学诚、王国维三个人物，保持一百人物总数不变，炎帝已附见于黄帝传中，故未单独立传。汉武帝刘彻排入了第一编与秦始皇并列更符合传统的认识。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重文化礼义，轻科技畴人，论实际影响，科技人物不及文史大家，因此各编列顺序未作调整。由于毕shēng@①的活字印刷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未入选。当然，这都是一家之言。《导论》第4节提出：‘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一试身手，在这一百个人物的名单中进行增减排序，总数以100人为限，按每个读者的增减从100人的总数中平衡，那么保留下来的，就是读者心目中的百分比。’当你做这样的尝试，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将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历史的薰陶，受到历史伟人思想品格的启迪，将不由自主地审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行为轨迹，不仅知识日增，而且修养提高，自觉地向历史名人学习。这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惩恶劝善。所以说本书是一部使人开窍的书。高放教授的序，启迪思考，为本书增彩，再次致以衷心的谢意。”

读罢以上这段按语，使我联想到另外一本在读者中不断引起争鸣的同类书，这就是美国麦克·哈特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顾名思义，此书是以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作为标准，从各国历史上挑选出100个人物，按其贡献与作用大小，排定了顺序座次。结果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争议和争鸣。例如，作者把伊斯兰教创始人排在基督教创始人耶稣之前，占据排名首位；把牛顿等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排在亚历山大大帝等政治家、军事家之前；又如，在1978年初版中名列第20位，可是在1992年第2版中却跌到80开外。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也许是因为每个读者读后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对历史人物及其排名座次进行调整。原书的这两个版本都曾经被译为中文，于1991年和199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先后出版。

可能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我们中国学者也编写出《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但是在排名座次方面采取了新方法，即把所有人物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10类，每类都只限10个人，各类之中再按人物出现先后排列。本书所选人物及其排列方法，有其特点和优点，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也存在缺点和疑点，所以我在以上序言中不揣冒昧，谨提出己见供编者参考。其中有些建议已被编者采纳，在本书再版时作了修正和补充。然而还有两个历史人物的处理或评价，我仍有不同看法，现再提出同编者商榷。其一是关于炎帝。编者说：“炎帝已附见于黄帝传中，故未单独立传。”《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的体例是一人一传，如果炎帝可以附于黄帝传中，岂不违背体例?照此写法，杜甫是否也可附于李白传中，梁启超是否也可附于康有为传中?其二是关于毕shēng@①。

编者说：“由于毕shēng@①的活字印刷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未入选。”实际上毕shēng@①的印刷术产生过很大影响。原来人们以为毕shēng@①发明活字印刷术仅见于宋朝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未见过宋朝用活字印刷过何种书籍。直到1985年台湾学者黄宽重在南宋周必大文集中，发现有周氏以泥活字印刷过所著《玉堂杂记》等书，始见确证(详见《中华文明史》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326页)。无独有偶，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专家孙寿岭对该市亥毋洞寺遗址出土的宋朝中期(约为12世纪初期)出版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重新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这本经书确是泥塑活字印刷的珍奇真品。他不仅按照北宋发明家毕shēng@①的泥塑造字方法烧制出数千个西夏活字，而且用这些活字重新刊印出新本《维摩诘所说经》，还从中总结出泥塑活字的各种特点。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毕shēng@①的泥塑活字印刷术早在宋代就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详见《光明时报》2002年10月4日A2版记者庄电一写的报道)。我认为这个新发现有重大价值，我们应该据此改变旧观念。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后经俄国商人传到德国。德国谷腾堡于1450年才发明活字印刷术，比起毕shēng@①晚了约4个世纪。马克思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化，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连同造纸一起，可以说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了现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

但愿《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能够在读者中引起更广泛的争议和争鸣。这种读书活动一定会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憧憬和学习中华优良文化传统的兴趣，会锻炼我们比较分析和归纳的思维能力。

百家争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中 中国古代思想史 思想史的背景

要促进高中学生对古代思想的“理解”和“共鸣”，高中中国古代思想史课堂设计，就得从设计“思想背景”的细节做起。笔者以人教版历史必修三第一单元的内容为例，从课堂设计的角度，把高中阶段的中古代思想史背景分为“大时代型”“个人经历型”“学术源流型”三类，探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背景设计内容和方法。

一、背景设计细节一：思想与大时代

关注思想家所处的大时代，就是关注思想产生的肥沃土壤，也是重建“思想”细节的开始。教师要从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设计角度去看，引导学生关注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对教材上的有关内容做适当扩充和梳理。

比如“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在教材中的叙述非常简单。为了让“百家争鸣”的背景丰满起来，教师可以重新补充和梳理如下，其一，政治转型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坠地，诸侯林立，争霸战争频繁，政治秩序崩溃，刺激思想家思考重建秩序的方法。其二，经济飞跃期：铁犁牛耕的使用和推广提高了生产力，使当时经济（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也使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可能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其三，科技发展期：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打开了思想家的眼界和思路。其四，文化变革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致使“私学勃兴”，知识群体扩大。其五，群英荟萃期：私学兴起，士阶层因掌握知识、政治需要迅速崛起。“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他们周游天下，游说王公，兜售学术，客观上为百家争鸣提供了人才因素。其六，学术自由期：各学派“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这种学术自由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氛围。

教师通过对“百家争鸣”时代背景的补充和重新梳理，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对“百家争鸣”的“现场感”体验，而且让学生看到了时代大事件在思想家心中的投影，有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思想产生的原因。

时代背景铺垫得越好，学生就越容易获得思想的“现场感”，也越能进入和古代思想家“对话”的状态。不仅“百家争鸣”的背景可以这样梳理，汉代儒学、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的背景都可以做如上梳理。

二、背景设计细节二：思想与思想家个人经历

如果说时代大环境是思想家赖以思考的土壤，那么思想家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个小环境则往往决定了其思想的特色，而思想特色更为明确地显示了古代思想家的个人智慧和魅力。如果能把思想家的个人经历设计进课堂，让学生从他们的个人经历中触摸到他们思想的脉动，产生思想共鸣，从而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题。

以《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为例，要深入理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的思想特点，就有必要设计三人的生活经历，以期尽可能理解他们思想特色形成的个人因素。（以下材料根据有关资料改编而成）

1.黄宗羲（1610-1695年），余姚人。早年有怀锥入京替父伸冤之壮举，清兵入关后组织“世忠营”抗清；晚年看到复明无望，隐居著述。他两次拒绝康熙帝征召，至死不仕清朝。

2.顾炎武（1613-1682年），昆山人。年轻时屡试不中，后弃绝科举之学，遍览历代实用学问。清兵入关后，参加抗清义军。中年变卖家产，北游“考察形势，吊祭明陵”，累拒仕清，表现出了崇高的气节。

3.王夫之（1619-1692年），衡阳人。早年学习于岳麓书院，明亡后在衡阳举兵抗清。晚年回衡阳，于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潜心治学，勤恳著述凡四十年，得“完发以终”。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三人类似的经历：他们在反清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发愤研究学术。亲历明亡过程，则对明亡原因有深刻的探究和思考，故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高度。

三、背景设计细节三：思想的学术源流

每一个时代思想学术的产生，除与时代大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关外，与当时的学术融合与交流所达到的水平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后者构成了思想家的学术资源。关于这一点，高中历史教材中涉及的不多，只有在学习宋明理学的产生时，教材给出了其学术源流方面的背景。以此为例，探讨一下思想的学术背景的课堂设计。

1.三教融合。儒、佛、道三教的互相吸收与扬弃的问题比较复杂，教师可以提供材料的方式，以达管中窥豹之效。

材料一：佛学吸收儒学：“释氏之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

材料二：佛学吸收道教理论：“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

材料三：道教吸收儒学和佛学：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就要求教徒尊奉“父慈、母爱、子孝、兄良、弟恭”的宗法家族道德和伦理准则。

正因为三派的观点互相影响，这体现出学术融合创新的规律，为理学内容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2.复兴儒学。唐中叶的韩愈开始倡导以“原道”为旗帜的复兴儒学运动。与他相唱和的是柳宗元和韩愈的弟子李翱，他们喜欢谈论儒家学派的心性之论，热衷于儒学的道统建构，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内容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当然，关于学术源流方面的背景对于中学生来讲可能比较难于理解，教师在课堂设计时不要太复杂，点到即止。

综合上面的论述，高中中国古代思想史背景的课堂设计既要“知人论世，以同情的理解，进入古人的时代，追随古人的生活，体会古人的心境，进一步准确理解古人的思想观点”，又要考虑到高中课堂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中学生理解的内容和形式。

参考文献：

[1]左传・昭公十七年.

[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荀子・儒效.

[4]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5]僧顺.释三破论.

[6]牟子.理论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