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第1篇

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文明的“轴心时代”。据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言：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笔者按：这正好是中国的“先秦时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事实上，中国先秦时代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中国人自己也早有认识和评介。先秦时的庄子就在其《天下篇》中有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都是对这种百家争鸣的形象描绘。近人吕思勉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书·艺文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当然了，我们说在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是所谓“百家争鸣”时代，不过在学说和流派上真正能称上“家”的，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了后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影响到寻常百姓的儒家而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名家、阴阳家、杂家、农家（所谓“三教九流”之“九流”），值得注意的是：这八家在当时都是与儒家学说旗鼓相当影响相近的学派，并且和儒家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不妨来仔细看看这些儒家外的其他学派都有那些重要思想。

就道家而言，其思想核心当然就是“道”。“道”是改学派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在宇宙观上，道家认为“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也因此在政治观上，他们主张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而在人生观上，因为认为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他们主张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墨家的学说中心是“尚贤尚同”。在宇宙观上，他们主张“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又主张“尊天”、“事鬼”。在政治观上，墨家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在用人上，他们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经济上，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法家则对法律情有独钟，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纵横家则指先秦时奉行不同外交策略的外交家。他们分别主张“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与“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在外交策略上其影响深远至今未绝，但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却不大。名家则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阴阳家乃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是所谓“五德终始”学说的创立者。至于“杂家”则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其特点是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农家则出于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因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书令》。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着多亡佚。

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第2篇

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讲话，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从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

提出双百方针最初和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引发波兰、匈牙利事件有关。他在一段时间里多次强调双百方针，其他领导人随之呼应，很快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热点。知识界受到感召，科学界出现了青岛遗传学讨论会等新气象，文学艺术界则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新作。费孝通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知识分子的心。”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派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鸣放从学术和艺术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一时间出现了众声喧哗局面。中共高层形成共识，鸣放就是对资产阶级引蛇出洞，然后大举反击，以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1957年6月上旬，反斗争开始，鸣放戛然而止。

对双百方针的集中论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此文原为他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整理稿在1957年5月上旬到6月中旬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于6月17日定稿，6月19日以在《人民日报》发表。讲话最初鼓励鸣放，发表时已经变为反右，新补充的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成为划分的依据。提出双百方针，本来就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部门可以有许多派别、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照此逻辑，学术、艺术作品就会区分为无产阶级香花或资产阶级毒草。即使远离意识形态的作品，也往往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来区分。作品一旦定为毒草，便失去招架之功，哪有申辩余地。生前关注过的学术争鸣，像《兰亭序》真伪之争不贴政治标签的情况，十分罕见。

从提出双百方针，到去世，其间正好20年。这20年中国没有出现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却发生了一幕幕斯文扫地的悲剧。1950年代中期只有500万知识分子，经过反右，沦为对象者竟超过十分之一。其中不乏最有才华和探索精神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他们遭遇阳谋，饱尝炼狱之苦。不学有术，只会整人者，却成为时代宠儿。也有少数人看破玄机，不为所动，被后人视为智者。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知识人视探索为畏途，民族文化自然失去生机。到爆发，又一代青少年响应领袖召唤，投身大鸣大放，悲剧再度轮回。

以文贾祸的风气一开，不但作家学者人人自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不安全，小说《刘志丹》竟导致下台，京剧《海瑞罢官》、电影《清宫秘史》也成为打击、刘少奇的突破口。双百方针20年的实践，留下太多的教训。

二

考察宪法与双百方针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影响，今天仍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分别于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制定过四部宪法，每部宪法都有与科学和文学艺术相关的条款。

时代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是五四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第九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它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但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对这样的规定写进宪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国人已经习惯方针政策治国的方式，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国家和社会的支配力量。

时代制定的第二部宪法是七五宪法，由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此前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还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改草案，由于发生913事件，没有拿到人大审议就流产了。七五宪法总纲第十二条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规定公民享有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基本权利的宪法。当时的基调就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这部宪法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却专门有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以适应世界革命的宗旨。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七八宪法，是唯一写进双百方针的宪法。总纲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当时正值揭发批判高潮。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中作了说明：“”公然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用的方法压制社会主义的香花，而使主义的毒草自由泛滥。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这方面的罪行。

七八宪法只存在了四年。五届全国人大期间，中国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发生了变化，1978年第一次会议时是，1982年第五次会议时已经是邓小平。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又产生了一部宪法――八二宪法。这部宪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它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相关表述基本上回到了五四宪法。

彭真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中说：文化建设的条文中没有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是考虑到：第一，作为公民的权利，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写了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就是说，已经用法律的语言，并且从更广的角度，表达了这个方针的内容；第二，科学和文化工作中，除了这项方针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基本方针，不必要也不可能一一写入宪法。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指导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

这实际上点破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非规范的法律语言。

不提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与两年前从宪法中剔除“四大”有相关性。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都有关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而“大鸣”、“大放”的语词源头正是“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1980年，针对西单民主墙，邓小平提出，要取消七八年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向全国人大建议，取消1978年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了修改宪法的议案，1980年9月10日获得通过。

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作过几次局部修改，基础仍是八二宪法。八二宪法关于科学和文学艺术的规定，至今一直是稳定的。

在双百方针问题上，八二宪法与七五和七八宪法的区别，我想有两重意义。一是脱钩的意义。双百方针应该与阶级斗争理论脱钩。科学上的不同观点与学派，文学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与流派，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简单地挂钩，本来就不符合事实。二是归位的意义。双百方针作为执政党提出的科学与艺术的方针之一，必须服从于宪法。理顺这个关系，才能告别人治，进入法治。八二宪法规定了公民和政府双方在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已经法律上构筑了科学和艺术走向繁荣的底线。当然，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是更重要的。

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第3篇

1、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甚至墨法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金庸小说中被有机地熔于一炉。

2、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

3、他的法律思想融合了诸子百家的观点而自成一体。

4、古希腊学者把从事学术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他们通过办学收费和吸引权贵的捐款过日子，这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谋生方式是相同的。

5、企业管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

6、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的诸子百家争鸣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7、在思想史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在海内内外已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这本位不仅表现在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对儒家伦理的认同，还深入中国人衣食住行的消费生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无所不包的文化，主导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8、我们认为诸子百家普遍称引黄帝的事迹，甚至托言黄帝以自重，这正是黄帝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反映，说明黄帝传说确有真实的历史核心。

9、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是以儒家为主、兼有诸子百家各学派的文化。

10、一关于儒学何以会被汉代统治者接受而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原因，()学者们虽多有论及，亦多近理，但似乎尚未揭橥根本原由。

11、产生于混乱之世的儒学，以其致力于社会伦常秩序的整合和一统局面的追求，归宗于先王之道，认同于宗法礼乐文化，终于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12、名胜遗迹区中有插箭岭、铸箭炉、武灵殿、诸子百家殿、历代帝王宫、古代兵器陈列馆和成语典故园等。

13、痛恨宋儒疑经改经之悖谬，毛奇龄强调诠解经义必以实据为凭他严格地遵循以经证经的论学之方，而且还兼采诸子百家以及后儒之说以为旁证。

14、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子百家的学派分合之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15、从这个角度说，先秦法律思想是秦汉律学得以的一个理论基础，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法律的学说，是后代律学家所继受的一笔丰厚的遗产。

16、二两千年来的孔子诸种神话产生于混乱之世的儒学，以其致力于社会伦常秩序的整合和政治一统局面的追求，归宗于先王之道，认同于宗法礼乐文化，终于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17、认识诸子百家的产生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和演进在思想领域中的必然反映。

18、在诸子百家中，道家对男女之道的研究是最令人看好的，这不是因为道家的学说比其它的学说更有道理，而是道家的男女之道最讲实用性，所以也就被社会广泛的接受。

19、我们的策略是：横向链接诸子百家，纵向连锁网点！

20、诸子百家的思想言论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21、这些特征主要有钱币、文字、官制和爵秩制度以及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地域分布等，基本涉及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

22、在讨论物权和债权两者的关系时，诸子百家，众说纷纭，但恐怕最能让人折服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点，为物权的重要性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前提。

23、他们认为，要明确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内容，首先应该抛弃传统的道统观念，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诸子百家之学，只要是在学术史上确有创见的思想学术，都应在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24、荀子生于古代的封建制度要被推翻，以将建立强权专制为目标的秦国为乱世打上休止符的时期，可谓是乱世之末的大儒家，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

25、“四书”必修课教育如果成功，兴许以后能增开新的内容，将诸子百家都加上。

26、贾谊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悲剧的典型，他的思想颇得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沾溉，同时也润泽后人。

27、老子任周室守藏史的经历使得他得以全面了解远古时代的历史和古人的思想精华，也使他能够接触和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积累了知识，锤炼了思想。

28、马一浮不认同诸子百家出于王官之学的说法，他认为，由于学习六艺者各有所偏重，往熟悉的方面一路，于是都仅得六艺之一二，不及其余，因此形成各有得失的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陆定一 “双百方针” 贡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文艺学术领域先后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些批判运动直指旧中国延续下来的知识分子，使得大批知识分子小心翼翼，从而导致了文艺学术界暂时进入一种沉寂的局面。为了打破这种沉寂的局面，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这个方针颁布以后，陆定一对它的宣传、贯彻和执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深入阐述和宣传“双百”方针

提出“双百”方针后不久，陆定一应郭沫若的邀请，于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对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场报告是在“双百”方针颁布后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做的第一场以“双百”方针为主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陆定一阐述了“双百”方针的内涵，“鸣”和“放”的度，以及“鸣”和“放”的方向。

第一，深入阐述了“双百”方针的内涵。陆定一指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讲到：“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①七个“自由”深刻的揭示了“双百”方针的内涵。

第二，阐释“鸣”和“放”的度就是遵守宪法、爱祖国和拥护社会主义。在这篇报告的第二部分，陆定一鲜明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为了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所以又是一个加强团结的政策。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干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且同内外敌人做斗争。”②

第三，阐释了“鸣”和“放”的工作方向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1956年5月28日，陆定一在与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时就提到了贯彻“双百”方针的工作方向问题。他指出，“文艺、科学方面今后主要是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里很重要一条是要反对清规戒律。文艺只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条基本原理就够了，其他的都可以不要。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好，但不一定要求每个作家都掌握它。”③

在这以后，陆定一在不同的场合阐述和宣传党在文艺、学术方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了这个政策更加深入到广大知识分子和文艺、科技工作者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如剧作家吴祖光在《六月的北京舞台》一文中所说：“就在这桑结紫椹，榴花照眼的时候，6月的北京却是百花盛开，蜂忙蝶乱；涌起了无限春光。”一大批批评作风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诗歌、电影、戏剧、杂文都出现了新的局面，文艺创作的取材范围比以前广阔多了，题材和风格也更多样化了，文艺方面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身体力行贯彻“双百”方针

在“双百”方针颁布以后，在实践方面，陆定一做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工作，他参与指导了遗传学领域的自由辩论，并提出贯彻“双百”方针的五条，希望在实践中切实使这个方针得到贯彻执行，以引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一，参与指导遗传学领域的自由辩论。1956年8月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遗传学分为两个学派：孟得尔――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李森科学派。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大陆在“学习苏联”的强有力的号召下，基本上把苏联用行政力量支持李森科的一套也照搬过来了。于是，中国在遗传学问题上也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这次会议在陆定一的参与指导下，认真贯彻了前述报告中的原则。参加会议的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以及与遗传学有密切关系的生物学家及农业科学的专家40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实验事实和成果进行了争论，结果彼此承认对方都有长处，都有短处，认为一方面应该展开争论，另一方面应该取长补短。座谈会上正式摘掉了过去强加给两派的政治标签，使得过去尖锐对立的两个学派能心平气和的进行学术讨论，对于遗传学和整个科学文化界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会后，报刊上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产生了相当好的社会影响。

第二，总结工作经验，制定出更为具体的贯彻“双百”方针的五条。为了进一步贯彻好“双百”方针，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工作者6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根据中央的意图，总结出了贯彻“双百”方针更为具体的五条：一，除了继续进行对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育外，有准备地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高年级逐步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能批判就批判，不能批判就介绍；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的学者来我国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要请，唯心主义的或者是反动也可以请。我国科学要在12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就要向人家学一学；三，关于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要尽可能出席，但因为会议甚多，也要分别轻重缓急；四，关于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问题，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五，讲历史，也要讲正面和反面。不仅要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孙中山全集，也要出版选集和全集。讲太平天国，就要讲曾国藩。讲国际问题也要讲希特勒。④

三、曲折中依然高举“双百”方针的大旗

就在“双百”方针得到广大的知识界、文艺界、学术界的积极拥护，并且取得了一片繁荣局面的时候，遇到了一股不小的挫折。

一是党内先出现不同的声音。先是《人民日报》于1957年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4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可以不强调了……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可以允许不同的艺术思想与创作方法存在，但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和宣传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⑤

二是党外引起连锁反应，开始对“双百”方针没底。《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在1957年3月接受会见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徐铸成问：“关于在报纸上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样掌握？”徐铸成后来又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⑥

就在党内外出现这种不同的声音后，陆定一始终坚信“双百”方针是正确的，是能带来文艺学术的繁荣局面的。所以，他依然坚持高举“双百”方针的大旗，做出了一系列举措，继续引导“双百”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

第一，继续高举“双百”方针的大旗。1957年3月5日，陆定一在运动15周年，就结合整风，整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继续高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面大旗。他在《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一文里说到，“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政策，是解决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政策，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实行这样的政策，需要全党艰苦的工作。”⑦

第二，分析、批评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他在《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就批评了那些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动不动拿棍子打人的教条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只要能背诵一套万古不变的教条，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哪怕是对于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就可以算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教条主义者也在口头上提倡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但是，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⑧。

此外，陆定一还在1957年3月13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批评教条主义者害怕“放”，害怕会放出“毒草”来的思想，呼吁大家贯彻“双百”方针。他讲到：“教条主义是肯定一切，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他们的表现是‘怕’，‘怕’要讲清一下。马克思主义什么都不怕，帝国主义、原子弹、‘蒋委员长’都不怕，没有什么可怕的！虽然这些人在形式上是‘左’的，实际上是多多少少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信心……”⑨

第三，分析、批评现实中各种错误的提法和口号。比如其中有人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抬头”；“美国要从内部来颠覆我们”；“违反宪法”，因而要在人民内部用压的办法；“把政策和学术混淆起来了；等等。陆定一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分析了他们的错误之处。比如，对于有人说“违反宪法”，因而要在人民内部采用“压”的办法，他说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违反宪法，因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人民内部的权利。谈到有人说“把政策和学术混淆起来了”，他则指出其实政策问题也不应该粗暴，党的所有政策都是同党外协商的。

第四，纠正后来遗传学中出现的反复。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出现“拔白旗”运动，党内出现“左”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后来一些地方又出现了在遗传学领域中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给其贴标签、戴政治帽子的现象。陆定一始终关注着遗传学领域“双百”方针的贯彻，在出现这些现象后进行了反复的批评和纠正。如在1960年10月在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1961年1月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他都明确批评某些大学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再次展开对摩尔根遗传学的错误批判，批评这些学校领导没有再继续贯彻“双百”方针，没有实现党的领导。

陆定一至始至终都深信“双百”方针是正确的，是繁荣我国文艺和科学事业的好方针。他坚信，“双百”方针是符合文艺和科学的发展规律的，尊重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从他对“双百”方针的宣传、贯彻，对教条主义者的分析、批评，到对遗传学领域的关注、指导等都是坚定的拥护“双百”方针的体现。并且到80高龄还在为“双百”方针辩护，在1986年纪念“双百”方针30周年时他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一文，文中依然强调了“双百”方针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收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陆定一关于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和执行的贡献至今仍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 释：

①②③⑦⑧⑨陆定一：《陆定一文集》第501页、508页、526页、551页、538页、556页，人民出版社1992版。

④陈清泉、宋广渭著《陆定一传》第430―43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第5篇

有一种观点认为，百家争鸣可以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相媲美，并对百家争鸣的历史贡献大加赞赏。看到这个问题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看到我国的教育体制中更多的是西方流传下来的教育模式而不是我们自己沿袭下来的教育模式？西方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留下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我们今天一直在学习西方的教育体制，很显然是他们先进而我们落后了。我想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确实存在问题，另一种就是我们并没用真正继承我们优良的文化传统。

一种观点认为，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发展史有重大意义，它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但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在思想文化领域却不曾再现过那时的辉煌。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经过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在文艺复兴中又浴火重生，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又把它发扬光大，并把启蒙思想向全世界传播，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而我们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不会产生这样的功效呢？

也有人并不看好百家争鸣的历史价值，认为百家争鸣实为百家争君主个人的“宠”，他们的贡献大多是帝王之术、治国之道，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并没有容忍不同学术见解的宽阔胸怀。为此，他们举出了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孔子担任鲁国司寇大夫七天，就杀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少正卯；孟子大骂道家杨朱和墨子“无君无父，禽兽也”；法家更是焚书坑儒，与其说是百家争鸣，毋宁归为“百家叫骂”、“自相残杀”。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百家争鸣到底是学术争论还是政治上的互相残杀？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关于这一点，我想会有很多争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这种文化繁荣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四分五裂。其言外之意是，只有国家四分五裂才会出现文化繁荣。在生活中，持这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在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为什么不会出现百家争鸣这种文化繁荣的局面呢？

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对比可以看出，我们今天面对战国时代的这场大辩论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对这些观点的比较，发现了一个共同点：从某种角度出发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看到了百家争鸣的重大影响。争论的焦点还是在于产生的原因和价值。

现在我就针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机构急剧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士”。士阶层的出现和当时的养士之风盛行有密切关系，各诸侯国除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很多优秀的人物受到重用，官至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各诸侯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有密切联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往往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战国中期，齐国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齐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称雄诸侯，但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同时，稷下学宫的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的著作在稷下学宫得以丰富和补充，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对士宽容的态度，允许士“合着留不合则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这种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条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以上春秋战国的学术环境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这种学术自由的环境，使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也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