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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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过度自信；商业信用；市场竞争；所有者性质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3-0088-05

一、引言

自从Meltzer（1960）开创性的研究了商业信用对货币政策的削弱效应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解释商业信用产生的动机[1]。已有理论对商业信用使用的动机做了大量有深度的研究，对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一些与商业信用理论不一致的异常现象。无论是从经营上总结还是从融资方面归纳商业信用使用的动机，关于商业信用的理论均隐含地假设管理者的决策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和符合贝叶斯法则的理性人，所做的决策是理性的。而实际上，人们在现实中所作的经济决策并不一定是理性的，会出现过度自信等心理特征，许多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规律[2]。过度自信是心理学中用来衡量心理偏差的，是指自身低估失败而高估成功的可能性，许多研究表明企业的高级管理者比普通大众的过度自信程度更高[3]。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会影响投资、融资、股利分配等财务决策。但是，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商业信用决策的研究还很少涉及。那么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商业信用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关于商业信用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样本，中国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制度、法制方面与发达国家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研究结论也可能产生差异。比如，信贷配给理论认为，获得信贷资金越多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商业信用[4]，但是，中国学者徐晓萍等（2009）的研究显示，难以获得金融机构信贷的中小规模企业，在竞争的生态环境下处于弱势地位，为了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支持了竞争动机理论[5]。余明桂等（2010）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以上观点，即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因为竞争动机而提供商业信用的现象[6]。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商业信用

Lewellen等（1980）提出的理论认为，在完美的金融市场条件下，由买卖双方所接受的任何信用形式的现值是相等的，商业信用不能增加企业的价值，从而认为商业信用没有存在的必要[7]。但商业信用的使用历史如此悠久，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之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商业信用存在的动机。但是，这些理论无法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即使商业信用成本很高，企业依然要提供。同时，按照理性经济人和完美市场假设，提供商业信用的买卖双方的信息更充分，那么商业信用的价格应该低于银行信用的价格，然而，大量的实证结果却发现，商业信用的价格要远远高于银行信用[8]。

以上现象，传统的理论都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行为金融的兴起，为我们从新的视角思考商业信用存在的动机提供了依据。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的行为偏差。

Larwood 等（1977）对样本进行的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对公司经营成功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对公司未来销售的增长和成本的降低普遍具有比较乐观的预期[9]。Russo 等（1992）的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的管理者都高估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存在对自己的经营能力的过分自信[10]。Hackbarth（2008）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公司的收益，并低估融资成本，从而低估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在权衡了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之后，会选择较为激进的财务政策[11]。

概而言之，虽然没有直接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多的提供了商业信用，但是，可以预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为了提高企业的销售业绩，会提供更多商业信用给客户。一方面，虽然商业信用的成本较高，而且面临着无法回收的损失风险，但是，管理者会高估自身的经营能力和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高估商业信用使用给企业带来的现实收益；另一方面，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低估商业信用所带来的风险成本，从而低估商业信用损失给企业造成财务困境的风险。因此，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进行权衡后，即便面临激烈的行业竞争和融资约束，也会提高商业信用的使用力度。为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比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企业更多。

（二）市场竞争、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商业信用

Stiglitz等（1981）认为，由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而商业信贷相对于金融机构具有信息优势，因此，容易获得信贷的企业会倾向于较多的提供商业信用给难以获得信贷的企业[12]。然而，Fabbri等（2001）的证据则表明，难以获得信贷的企业成了商业信用的净提供者，这显然对经典文献形成了挑战[13]。对此，Fisman等（2004）以及Van（2005）提出了商业信用的竞争动机理论[14-15]，该理论认为，当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比较激烈时，客户很容易找到替代的供应商，为了不失去客户，扩大销售，增加利润，商业信用作为一种竞争手段，企业即使难以获得信贷，也要提供。竞争动机理论，很好地分析了为什么受融资约束的企业，在市场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也会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

影响市场竞争的有：市场原因、策略原因和管制原因三种，但是在中国，政府管制是影响市场竞争的主要原因[16]。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在法律法规、政策制定上一直对一部分行业实行行业管制[16]，这也是造成处在管制和垄断行业的企业比开放竞争行业的企业所面临竞争压力小。第二，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享有更多的制度上和政策上的优惠和扶持[17]，许多国有企业处于政策性管制和垄断的行业，面临的市场压力普遍较小，而民营企业则处于多方面的歧视，面临的市场竞争比较激烈。Camerer 等（1999）认为，管理者存在对自身能力优于竞争对手的过度自信倾向，这种心理偏差会导致管理者陷入市场竞争的泥潭[18]。中国传统的君臣文化使得企业高管高高在上，极易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这些企业高管没有意识到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成功因素不光只是因为自身的经营能力，还有许多客观因素决定，因此，管理者容易高估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对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来说，他们的决策往往是在不考虑自身及市场实际情况下盲目决定的。即使是受到市场激烈竞争的约束，他们也会倾向于采用更加激进的商业信用策略，过度自信的心理会造成管理者过于重视商业信用所带来的好处（如市场份额的扩张和销售业绩的增长），而低估商业信用使用可能带来的风险（如坏账损失扩大和融资成本增加）。而在市场竞争不激烈的情景下，市场份额是较为稳定的，此时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对企业的业绩增长没有什么影响。

然而，中国存在垄断管制行业和竞争开放行业，以及国有、民营两种不同股权类型的企业，他们之间的市场竞争状态是不同的。因此，在区分不同条件的市场竞争样本后，在开放竞争行业的企业，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经营成功报有不切实际的预期，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会比管制行业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进行商业竞争。在民营企业，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低估风险，高估自身的经营能力和企业的盈利能力，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会比国有企业更多的利用商业信用作为市场竞争的手段。为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当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状况时，提供的商业信用比非竞争状况的更多。

三、样本与变量的界定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锐思数据库（RESSET）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数据期间为2007～2011年，选取在沪、深两市A股上市并在第三季报中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剔除了ST公司、金融保险类和数据残缺的公司后，经过手工收集整理，得到2360个样本观察值。业绩预告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并经过手工整理得出。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变量后，首先用模型分析行业竞争状况下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其次，在稳健性分析中，分析了不同所有者性质下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商业信用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表3给出了中国上市公司提供商业信用的描述性统计。过度自信样本中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值（TC）的均值为18.3%，高于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样本（18.0%）。这初步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四）相关性分析

表4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Spearman检验还是Pearson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商业信用在5%的水平上正相关。这一结论与假设1的预期相符。同时，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不高，这也意味着变量在回归分析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业竞争与商业信用

（二）稳健性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所有者性质与商业信用）

为了结果的稳健性，以所有者性质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作为不同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检验不同所有制下，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动机影响。

五、结论

以上选取2007～2011年进行过年度盈利预告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抛弃了管理者理性的假设下，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关系以及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提供商业信用对市场竞争的敏感性。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在竞争开放的行业，相比处于管制行业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更大，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自身的经营能力和企业的盈利情况，低估商业信用的违约可能性，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相比管制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指出，在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而在国有企业，因为享有不平等的竞争优势，即使是管理者过度自信，也不会把商业信用作为市场竞争的手段。

参考文献：

[1]Meltzer A H.Mercantile credit， monetary policy， and size of firm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 1960，42 （4）：429-473.

[2]Weinstein N D.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39（5）：806-820.

[3]Cooper A C， Woo William C， Carolyn Y. Entrepreneurs' perceived chances for succes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88，3（2）：97-108.

[4]Love I， Preve L A， Sarria A V. Trade Credit and bank credit： evidence from recent financial cris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3（2）：453-469.

[5]徐晓萍，李猛. 商业信用的提供：来自上海市中小企业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09， （6）：161-174.

[6]余明桂，潘红波. 金融发展、商业信用与产品市场竞争[J]. 管理世界，2010， （8）：117-129.

[7]Lewellen W G， McConnell J J，Scott J A.Capital market influences on trade credit policies[J].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1980，3（2）：105-113.

[8]Danielson M G， Scott J A.Additional evidence on the use of trade credit by small firms：the role of trade credit discounts [R]. SSRN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0.

[9]Larwood L，Whittaker W.Managerial myopia：selfserving biases in organizational planning[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77，62 （2）：194-198.

[10]Russo J， Schoemaker P. Managing overconfidence [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2， 33（2）：7-17.

[11]Hackbarth D. Managerial traits and 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8，43（4）： 843-882.

[12]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 393-410.

[13]Fabbri D.Trade credit and creit rationing：a theoretical model[R].Research Paper in Banking and Financial Economics，2001.

[14]Fisman R， Raturi M.Does competition encourage credit provision？ evidence from african trade credit relationship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4， 86（1）：345-352.

[15]Van H N.Do firms use trade credit as a competitive tool？ evidence from development countries [R].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2005.

[16]罗党论，刘晓龙. 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 2009， （5）：97-106.

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范文第2篇

一、过度自信的特征及其在企业管理者中的表现

过度自信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低估失败的概率的心理偏差(Wolosin，etal，1973；Langer，1975)。过度自信这一心理特征是心理学家们首先发现的。大量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例如，Weinstein(1980)的实验研究发现，受试者们普遍认为自己在将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活过80岁等积极的方面的可能性要超过别人，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在将来会经历离婚、得癌症等不好的事情。Sevenson(1981)在以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一份研究中发现，82％的受试者认为他们的汽车驾驶水平在前30％以内。这种“优于平均水平”(better-than-average)的心理特征被其他许多研究证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Alicke，1985；Taylor，etal，1988)。

在管理学领域，许多研究发现，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普遍要高于一般大众。Cooper等(1988)对美国企业家的调查显示，创业企业家们认为别人的企业成功的概率只有59％，而自己成功的概率则高达81％。其中，只有11％的人认为别人成功的概率为100％，而相信自己成功的概率为100％的高达33％。这说明创业企业家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心理。但后续研究却发现，这些被调查企业中有66％以失败告终。Landier等(2009)对法国企业家的调查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在成熟企业，这种过度自信特征也很普遍。Merrow等(1981)考察了美国能源行业设备投资情况，他们发现，企业管理者们往往非常乐观地低估设备投资成本，而实际成本往往是他们所预计成本的两倍以上。Statman等(1985)调查了其他一些行业，发现管理者们在成本和销售预测方面普遍存在过度乐观。

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的这些研究发现为本文所要回顾的研究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以此为基础，研究者们才有可能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特征对企业投资及其他财务问题的影响。

二、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理论研究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二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并购行为。这方面的研究首先是从理论研究开始的，早在1986年，Roll在他开创性的论文里就首次提出了管理者“自以为是”(Hubris)假说①，分析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但在随后的十几年内，该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最近几年，人们在逐步开始认识到该文的重要性。

Roll(1986)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高估并购收益，而且相信并购能带来协同效应，从而会使得本身不具有价值的并购活动得以发生。他进而根据该理论作出了一些预测：(1)当一个未预期的并购被宣布时，目标企业的股价将上涨；如果并购最终未能成功，股价又会跌回原来的水平。(2)如果并购是未预期的，而且未包含并购方的任何额外的信息，当并购被宣布时，并购方的股价会下跌；如果并购最终未能成功，并购方的股价又会上涨；如果并购最终实现，股价又会下跌。(3)并购完成时，被并购企业价值的增加额会被并购企业价值的减少额所抵消，即并购并不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并购所发生的费用构成最终的净损失。Roll没有直接去验证他的理论，而是通过回顾其他人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间接地证明这些预测是正确的。

Heaton(2002)是继Roll之后的第二篇经典性论文，该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投资异化模型，该模型将管理者过度自信、自由现金流变量结合起来，推导出在不同的自由现金流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分别导致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具体结论如下：(1)一方面，乐观心理会使得管理者认为有效的市场低估了企业的风险证券，因而他们会偏爱企业内部资金。当企业依赖于外部资金时，管理者有时宁愿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也不愿意从外部融资，因为他们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过高，这样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现金流能充当“拯救者”的角色，纠正这种投资不足。(2)另一方面，乐观的管理者会高估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从而高估投资项目的价值，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可能会被他们误认为具有正的净现值。在自由现金流匮乏的情况下，乐观的管理者会放弃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

Gervais等(2003)发展了一个资本预算模型，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政策的影响以及股票期权计划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的结论如下：(1)理性的管理者是风险规避型的，在没有获得关于一个投资项目确切、完备的信息之前，他们不会实施该项目，即使这些项目会为股东带来最大化的价值，从而造成股东的价值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股票期权能缓解这一问题。(2)管理者适度自信对股东来说是好事，因为一方面他们是忠诚于股东的，不存在问题，从而不需要额外的激励；另一方面，他们是一定程度的风险偏好者，能投资那些具有正的NPV的项目，为股东创造价值。(3)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来说，股票期权计划不仅不能缓解因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

Xia等(2006)基于实物期权框架，提出了一个管理者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动态并购模型。他们通过该模型证明：(1)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不是特别严重，并购所带来的市场回报通常是正的；(2)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很严重，并购企业的市场回报是负的；(3)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或产品竞争程度较低，并购企业的市场回报状况依赖于该企业的规模；(4)竞争会降低并购企业的回报，但会增加目标企业的市场回报。

从这些理论模型来看，它们的结论简单明了，便于进行验证。事实上，这些结论基本上都被后来的实证研究所证明，这一点可以从下文的分析中看出。

三、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实证研究

自Roll(1986)正式开创管理者过度自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研究以后，一直没有直接的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其原因可能是该理论在当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难以找到合适的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变量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首先回顾相关研究中所提出的用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变量。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类研究中一般将管理者定义为CEO，但也有个别研究将其定义为CFO。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变量的构建

1CEO持股状况。这类变量首先由Malmendier等(2005，2008)提出，具体又分为三个变量：(1)当CEO持有一份5年期的期权时，如果在这5年内至少有两次机会通过转让可以获得67％以上的收益。但CEO未转让，则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2)如果CEO将期权持有到期而不转让，则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3)如果在样本期间内CEO所持有的本企业的股票数净增加，则也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郝颖等(2005)、王霞等(2007)的研究都采用了上述三种变量中的第三种。

2相关的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这种方法可能是目前在西方的相关研究中应用最广的方法之一。该方法首先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们搜集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对样本公司的CEO的各种评价，然后将这些评价分为六类，依次是：完全正面的、主要是正面的但有一点负面的、中性的、主要是负面的但有一点正面的、完全负面的、没有评价。他们分别赋予上述六类评价3、2、1、－1、－2、0的分值，然后将每个CEO的所有分值相加得到最后的分值，并以此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分值越高说明越过度自信。Malmendier等(2008)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修正，他们将主流媒体的评价分为五类：(a)自信；(b)乐观；(c)不自信；(d)不乐观；(e)可靠、稳健、务实。然后以此为基础设置了一个哑变量，如果a+b>c+d+e，则取值为l，说明管理者是过度自信的，否则为O。Brown等(2007)则采取比例的形式来衡量，他们将主流媒体的评价分为三类：(a)自信；(b)乐观；(c)可靠、稳健、务实、不自信。然后用(a+b)／c来衡量CEO的过度自信，比例越大，说明越自信。Hribar等(2006)、Jin等(2005)等研究中都采用了这种衡量方法。

3企业盈利预测偏差。该方法首先由Lin等(2005)提出，他们认为，过度自信的CEO在做盈利预测时一般会有偏高的倾向，因此可以用盈利预测是否偏高来衡量过度自信。具体做法是：如果“预测值一实际值”大于0，则说明预测值偏高，反之则说明偏低，如果在样本期内偏高次数多于偏低的次数，则说明CEO是过度自信的。余明桂等(2006)、王霞等(2007)的研究借鉴了这一方法。

4CEO实施并购的频率。该方法由Doukas等(2007)提出，他们认为，CEO越自信，他发起的并购次数就越多，有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Malmendier，etal，2008)。因此，他们将样本期内发起的并购次数多于5起的CEO确定为是过度自信的。

5CEO的相对报酬。该方法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们认为，CEO相对于公司内其他管理者的报酬越高，说明CEO的地位越重要，也越易过度自信。他们用CEO的现金报酬除以现金报酬居第二位的管理者的报酬来表示。

6并购企业的当前业绩。该方法也由Hayward等(1997)提出，用“(并购前12个月内股票价格的增加值+股利)／期初股票价格”表示。这一方法根源于一个研究结论：企业的历史业绩越好，管理者越容易过度自信(Cooper，etal，1988)。

7企业景气指数。该方法由余明桂等(2006)提出，他们以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为基础，如果景气指数大于100，则说明企业家是过度自信的，景气指数小于100，则说明企业家是悲观的。他们以4个季度的行业景气指数的平均数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从上述几种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方法可以看出，这些衡量方法的主观性较强，噪音较大，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在以中国证券市场为基础进行研究时，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难度更大。以第1种方法为例，国内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才刚刚起步，不具备研究所需要的条件，虽然其中第(3)个变量在国内勉强可以应用，但《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所持股票只能在离职或退休六个月后才能出售，这显然会影响该变量的有效性。相对而言，第3种方法可能比较可行，因为中国证券市场也有盈利预测制度，会存在相应的盈利误差。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前已述及，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二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并购行为。为了研究的方便，本部分将这两个方面分开进行分析。

1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Malmendier等(2005)对Heaton(2002)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首先开创性地用前述第1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越大，投资和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越高，说明在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会造成过度投资；而在现金流缺乏的情况下，又会造成投资不足。此外，他们还发现，对于权益依赖型企业来说，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现金流之间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

Lin等(2005)采用类似的方法用台湾的数据进行了检验。他们用前述第3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在内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投资更多；(2)当融资约束程度更大的时候，上述两者的投资差距更大。

在本文所回顾的文献中，几乎所有实证研究都将管理者定义为CEO，而Ben等(2007)则是例外，他们将管理者定义为CFO，考察他们的过度自信所带来的财务政策的变化。他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确定CFO是否过度自信，发现过度自信的CFO会进行大量的投资，并且大量通过负债融资的方式筹措投资所需的资金，同时，为了保留更多的内部现金流用于投资，他们也很少支付股利。

中国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郝颖等(2005)用第1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内部人控制因素对投资与经营现金流的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超过了过度自信因素。

王霞等(2007)则采用第1和第3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董事长)过度自信，他们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过度投资程度越大，但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不影响投资和自由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而是影响投资和融资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过度自信程度越大，敏感程度越大。姜付秀等(2009)采用第3和第5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越偏好内部投资，而且越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2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1997年，有两篇论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对Roll(1986)的“自以为是”假说进行检验，但因为方法上的问题影响了论文的质量，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影响。

其一是Boehmer等(1997)。他们没有直接用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而是采取了间接的办法，研究企业并购和内部交易(InsideTrading)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那些没有成为并购目标或最终成为善意并购目标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内部交易中能获得显著的非正常收益，而那些最终成为敌意并购目标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则基本上没有获得收益。据此，他们推断：管理人员之所以会拒绝并购要求是因为他们很自信，认为公司在自己手里要比在别人手里更有发展前景。显然，他们的这一推断有些武断。

其二是Hayward等(1997)。这一研究要强于前者，他们直接检验了并购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之间的关系。他们用第2、5、6类变量以及根据这三类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新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他们所实施的并购的溢价程度就越大。并购会为股东带来财富的损失，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并购溢价之间的关系越强，这种损失程度也越大。这一研究立意很好，但总的来说做得比较粗糙，这也许是它未产生什么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是Malmendier等(2008)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在该研究中，他们采用第1和第2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易发起并购，而且绝大多数是多元化并购；(2)对于权益依赖程度越低的企业，过度自信的程度与并购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越显著，也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偏好通过现金或债务融资的方式发起并购，而很少用股票的方式，除非他们企业的价值被市场高估；(3)相对于理性的管理者而言，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发起的并购会引起市场更强烈的负反应。这些结论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确实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造成大量损毁价值(value-destroying)的并购行为发生，为企业带来损失(Malmendier，etal，2008)。Ben等(2007)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发起的并购会带来负的市场回报。

Doukas等(2007)采用第4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会为股东带来正的市场回报，但程度要低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从长期业绩来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表现很糟糕，这一结论不同于其他类似的研究；(2)高频率的并购比低频率的并购业绩要差，说明管理者倾向于将以前的成功归功于自身的能力，从而造成过度自信，进而在过度自信心理的支配下发起更高频率的并购。

Brown等(2007)则提出，不仅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dominanceorpower)也能对企业的并购行为产生影响。所谓管理者的控制力，是指管理者将他们的计划或想法付诸实施的能力。在该项研究中，他们用第2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同时用管理者的报酬额除以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管理者的控制力。他们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管理者的上述两种特征程度越大，并购的可能性越大，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越强，越易实施多元化并购。

四、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将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问题的特点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1)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理论认为投资异化源于管理者或股东等参与者的自利心理，但许多研究发现人们在现实中往往会表现出“利他”等倾向。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是忠于股东并积极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换言之，他们和股东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传统的激励机制就不能解决这种投资异化问题，相反，按传统的激励机制可能会加重这种异化行为。例如，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收益而低估损失，他们所选择的投资项目很多是损毁价值的。如果我们根据传统的激励理论提高管理者的薪酬(货币性质或期权性质)，他们会更积极地为股东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造成企业投资于更多的损毁价值的项目，加重投资异化的程度。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为改进激励机制提供了依据。

(2)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这一主题才刚刚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几乎是一致的，这在财务学研究领域还是不多见的。几乎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显示，一般情况下，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特征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包括过度投资、投资不足、过度并购、通过并购造成股东财富的损失等。这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确实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换一种角度来看，结论大一致也不利于理论的发展，只有更多的争辩才能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我们不能排除这类研究中有些受到了“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云亦云，这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逐步加以改进。

(3)国内的相关研究还较少，而且大多是关于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与归纳，缺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的研究，特别是用中国的数据所做的经验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领域才刚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完善，与国外发达的证券市场存在较大差距，使得相关的数据难以获得。例如，在这一研究领域，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度量方法来看，在中国难以得到很好的应用。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度量指标。

最后，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我们认为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1)将这一研究拓展到更广的领域。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方面，实际上，企业不同的财务问题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例如，现有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这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方式和策略以及企业的分配政策等问题。Ben等(2007)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值得我们借鉴。近年来出现了几篇有价值的文献，如Hribar等(2006)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由此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Jin等(2005)研究了过度自信和税负对管理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影响；余明桂等(2006)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激进负债问题。这些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2)从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特有的行为或心理特征的角度进行研究。西方已经发现的企业管理者普遍存在的过度自信、过度悲观等心理特征可能也存在于中国企业管理者中，但目前尚没有研究证实，因此，研究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并研究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因为文化与制度各方面的差异，中国管理者的心理可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现了这些特征就等于找到了解决中国企业投资异化问题的钥匙。

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范文第3篇

卡通形象装置，综合起来说，是以卡通形象为题材的商业与艺术装置。这里的商业与艺术，是狭义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指商业空间中目的在于吸引客流的卡通装置，后者指的是公共空间中提升城市文化品味，或者美术馆展览中艺术家提出社会问题的卡通装置。

卡通形象装置，是一个较新的命题，在波普文化发展的今天，大众需要一种通俗易懂的立体视觉语言来传达信息，传统的纪念碑式雕塑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快节奏的生活，信息传媒的流行化，要求一些流行文化题材的视觉形象，用装置的形式，具象的展示在公共空间。

卡通文化由于其流行特征，具有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多重审美特征。中国人受传统道家，佛家影响，对宁静致远的视觉形象有独到的深刻品味，受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也对凝练明快的形象有特殊感触，能接受时尚创意性的视觉冲击，也能理解现实主义的内涵韵味。所以，卡通形象装置，建构在这样的大众审美基础上，大体上有了如下几类审美意趣。

1.卡通形象装置的恬静怡然之美。这一类的卡通装置，有恬淡的色彩，模糊暧昧的信息传达基调，用元素，色彩，光影之间的微妙差异，营造淡雅清新的感受。如2014年香港德福广场与插画师几米的《地下铁》的合作装置，用水彩的淡雅色调，创造出简单宁静的卡通车厢与角色，展现了孤独，淡雅，唯美的意趣。

2.卡通形象装置的惊讶夸张之美。西方文化的“惊讶”视觉诉求，源于人本主义思想，历经百老汇舞台表演，持续至今，一直对视觉的“第一眼”观感有较高要求。所以，惊讶夸张之美的卡通装置，主要作品来自于西方国家。如迪斯尼乐园，移步换景的方式，一处装置一处惊喜，不断的吸引观众深入园内。再如大黄鸭之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他的作品一贯都是以奇想的构思，视觉的冲击力吸引观众，多是以卡通为题材，如他的成名作大黄兔，以一只由瑞典当地建材做成的仿佛天外来客的巨大兔子，头下脚上倒立放在广场中间，让人们禁不住惊讶喜悦之情。

3.卡通形象装置的可爱甜蜜之美。流行文化中常常夸大“可爱”的视觉感染力，现代流行词汇“萌”能充分说明可爱文化对于流行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特别是商业卡通装置，为了吸引年轻人群，创建潮流文化圈，常常会引入可爱风的卡通装置作为展示。如Kitty猫，奈良美智的梦游娃娃，都曾以卡通装置的方式出现在商业环境中，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于可爱美好景象的偏好。

4.卡通形象装置的时尚潮流之美。潮流文化，时尚文化，同为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时尚和潮流的审美，能体现一个时期的流行文化特征，反应一个阶段社会审美取向。时尚潮流审美的卡通装置艺术，多用艳丽明快的色彩造型特征，和可爱审美不同，多是酷炫个性的特点，展现了现代人的强烈自我认同，自信的自我主张。如村上隆和梅西百货合作的感恩节卡通装置巡游，巨大的KAIKAI，kiki气球卡通娃娃浮游在城市街道上方，简洁利落的外形，明快亮丽的色彩，具有亲和力的日式卡通面容，充满信心的东方漫画风格，结合西方城市的现代主义街景，为整个城市增添了一道潮流文化的风光。

5.卡通形象装置的现实主义之美。这一类作品，更多的不是表现卡通形象本身的美感，而是利用一些知名卡通形象，隐喻现代生活之美。如著名波普艺术大师杰夫昆斯的作品，将快速简陋的大众商品，用极其精致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引发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与众不同的审美感受。他的作品气球狗系列，通过一个简洁的外形，表现现代快餐文化的特点；他的装置作品粉红豹，其中一位金发美女拥抱着卡通形象粉红豹，触发了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奇特感想。

6.卡通形象装置的想象力之美。虽然说艺术作品都能引发人的想象力，可是卡通形象装置在其多材料，三维空间的特性上，可以说是在空间上更直观的引发人们对于所处环境的审美联想，这种联想是多角度的，可以是具象生存坏境的思考，也可以是抽象本质的生存态度思索，可以是奇怪的材料在卡通装置上碰撞的反差造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流行文化的思考，也可以是平淡无奇的卡通形象换一种呈现方式的作品，带来的严肃思考。如日本艺术家青岛千穗的装置作品，以童话世界一般的唯美装置，让人们联想到现代城市的灯火辉煌的美丽；草间弥生的花朵和南瓜装置作品，都是以圆点为基本元素，密布作品之上，让人联想感悟到细胞，生命，宇宙的本源。

当然，卡通形象的装置作品纷繁涌现，也无法一一尽数，更多的是一件作品之上综合多种审美态度，引发观众多维思考。流行文化作为艺术作品，在安迪沃霍尔以来，观点评注非常之多，对每一件作品的品评也是依据空间性质，作品材料，创作角度，艺术家经历，见仁见智，在此仅以审美角度粗分几类，以资参考。流行文化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会存在，而卡通文化也会向前发展，去向何方，依据当时社会心理，时势特征，会有更繁多的风格样式，审美类别。

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范文第4篇

一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的电视剧艺术创作成果卓著、社会反响良好，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发展态势，不同题材类型电视剧作品也呈现出各有特色的审美追求。从人物形象塑造、题材选择、形式创新等方面来看，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主创者也在进行着执著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然而，汹涌袭来的大众文化思潮和无孔不入的商业意识，具体到以收视率作为艺术成败准绳的尴尬现状，使得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生态和批评生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繁荣、光鲜的一面背后隐含着诸多值得深思和警惕的问题。

首先，应警惕“伪现实主义”和“皮相现实主义”。在当下的一些电视剧作品中，对人性的展现与价值评判，尤其是对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人性挖掘与深度刻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偏差，使其“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在歌颂理想、赞美崇高时遮遮掩掩，对一些真实的重要历史人物，在塑造其艺术形象时总要搞一点“人性深度”，在主人公的高贵圣洁的人格上泼点脏水。与此相反，对卑劣人性的描写存在着过度宽容，甚至是有意纵容的倾向，艺术化地展现反面人物所谓的“人性善良”，抹平了正义与邪恶之间原本鲜明的价值鸿沟，让观众通过对反面人物的“同情”、“理解”颠覆了以往固有的价值体系。一些评论者不仅忘记了“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文艺担当意识，甚至给一些创作者“出招”，嘲笑思想性和价值判断为“行政性”，将一些背离人之常情的怪异行为称为“还原人间烟火”。

一些电视剧作品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醉心于恩格斯当年批评的那种“恶劣的个性化”、畸形的细节描摹，把个人的偶然际遇当作历史的必然归宿。从艺术流派和美学渊源来看，这种“伪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与历史上出现过的自然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思潮一脉相承，既非真正的“现实主义”，更不能被看成是“现实主义的重生”。还有一些电视剧作品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同时停留在社会现实的表层，虽然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奈现状，但对剧中人物扭曲地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人生选择，注入了同情理解的色彩，没有起到用先进文化和审美理想引领观众的作用。因此，这些作品只有“皮”——社会现象，而没有“骨”——价值导向。这种“皮相现实主义”创作仅仅揭示了表层社会现象，但这些“局部”的皮相，让观众尤其是缺乏生活经验和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观众，误认为“皮相”就是真实的生活，甚至津津乐道，反之对倡导洁身自好、清贫乐道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产生了质疑。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推波助澜，这两种创作态势日益变为创作“时尚”。相反，对于近代史上很多大学者、大科学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成就了一番伟大事业这些更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界却缺乏足够的热情和关注。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值得深刻反思。缺乏价值立场和伦理底线的“伪现实主义”，缺乏独立批判意识和反思力度的“皮相现实主义”，本质上都反映了一部分创作者和评论者在物欲横流和西方思潮的双重冲击下，本应坚守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匮缺。这些“伪现实主义”和“皮相现实主义”作品，甚至沦落为讴歌利益关系、媚俗迎合、花眼乱心进而误人子弟的荧幕乱相。

其次，应警惕以个人小悲欢代替宏观历史把握的不良倾向。珍视创作者的个体情感体验是必须的，但是，要真正深刻、准确地再现历史，就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引。话剧艺术大家于是之就反对单纯的“从自我出发”的表演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也主张从“小我”进入“大我”乃至“无我”。艺术创作既然承担了表现历史的责任，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切认识，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就会在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审美创造过程中失去方向。在表现历史的深刻度和准确度上，现在的一些电视剧作品很有可商榷之处。例如，剧中主要人物在特定时期和历史背景下的所言所行，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很有个性、很过瘾，但却失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能说出来、做出来的。再如，一些电视剧作品为了表现特定历史时期中、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人性的变异过程，将主要人物性格的异化表现得过于突兀，缺乏对复杂的转变过程的符合人物性格逻辑、情感逻辑和行为逻辑的合理到位的描绘，缺乏对人物性格转变复杂性的充分呈现，因而在人格的统一性上发生了分裂，使得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了审美接受心理的“阻隔感”，从而感到对人物性格的变异难以接受。写好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不仅仅限于主创者个人的“自我体验”，或者说，将这种“个人化的情感生活体验”诉诸于更为宏大厚重的历史时代背景，将个人的艺术体悟根植于准确到位的历史把握，才能完整呈现特定时代的风貌。

再次，应警惕利用以徒有其表的形式遮盖空虚乏力的思想、以娱乐化思维代替审美思维的不良倾向。我们反对将历史过度道德化，反对将艺术创作附庸于政治或道德范畴，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艺创作与批评又被迫屈从于经济利益，由以往从属于政治道德附庸的极端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追求收视率，坠入过度娱乐化的泥潭。具体就表现为，以炫目迷乱的视听奇观、虚幻的历史背景等徒有其表的艺术形式刺激观众的视听，进而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当成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将空洞贫乏的内容、乖张乖戾的人物个性、偏失的价值观，掩盖在“娱乐至上”的假象、乱相之中。

从人类艺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究竟何为艺术之本？何为艺术之末？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倒置了本末，艺术作品就不亚于精神鸦片，会使得观众沉沦于视听奇观的幻觉，而逐步丧失了审美思辨能力。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最根本之点，在于人类具有独特的精神世界，以审美的方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如果艺术创作者将艺术作品沦为了艺术产品流水线上的纯工业化、纯经济诉求的产品，将观众仅仅视为艺术产品的消费者，将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视为工业化流水线的机械操作，将自己的社会责任定位为经济利益链条中的一环，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人类灵魂构建者的神圣职责，而沦为了“消费”链条的奴隶。

最后，应警惕借改编经典之名解构经典的不良倾向。我们不反对以当代人的视角，对经典作品进行新的诠释解读；但如果借改编经典之名，行经典“化钱”之实，就走向了一条改编的歧途。一些改编作品以挖掘经典的“边角料”、“奇闻轶事”和人物的三角关系，来刻意营造“卖点”迎合媚俗的欣赏趣味，或生吞活剥西方思潮的一些只言片语来任意曲解经典，或以没有伦理底线的所谓“人性解放”的谬论瓦解经典作品的道德底线。这些改编其实都不是真正以严肃严谨、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改编，而是将“经典”作为化钱求名的工具。经典是经过历史与人民检验的承载着民族优秀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的精品力作。敬畏经典，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表现。改编经典，应坚持顺势方向地丰富、深化、发展，反对逆势方向地解构与颠覆。对经典名著的改编应该立足于当代生活实际，挖掘整理文学资源，淡化、剔除其腐朽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因素。简单的颠覆和一味的戏说都会误导观众，使观众接受那些不真实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贻害无穷。每个民族都应坚守自己正确的历史观、文学观，颠覆和篡改名著只会让我们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统统走向混乱。

二

上述值得警惕的“表象”性问题，其背后所蕴含的缘由固然复杂，但从创作思维层面深究，根子是在哲学上出了毛病。因此，从哲学思维出发根除这些乱相，方为治本。究其哲学根源，“乱”的最根本的病根在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过去，我们曾一度习惯于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面对市场经济，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地以收视率的经济指标作为评价电视剧作品的重要乃至唯一指标，堕入了文艺商品化、过度娱乐化的泥潭。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就会导致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的诸多谬误。笔者曾反复着力批判片面认识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即是最为典型的一例。注重观赏性，本是唯物史观和接受美学的题中之义。但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乃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一对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是作品本身；而观赏性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却是观众的接受效应。语言学与逻辑学规定：只有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同一范畴里推理，从而保障推理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却是观众的一种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主要是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从辩证法和范畴学看，什么范畴的矛盾应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范畴里的相关矛盾。那么，观赏性就应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一是下功夫净化观赏环境，营造科学健康、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文艺评论氛围；二是着力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以艺术性、思想性兼备的优秀作品来陶冶、提升观众的鉴赏能力。歌德有一句名言：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现在却把观赏性推给创作美学范畴里的创作者去解决。于是，创作者面对不健康的创作环境与素养不高的观众群体，其选择的唯一出路，便是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迎合观众。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除了导致批判标准的偏差，亦表现为如下种种笔走偏锋的极端现象：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形式唯美主义的极端，等等。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致“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艺术宗旨。

这让笔者不禁想起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那句名言：“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时下娱乐成风，娱乐过度，要么止于营造“视听奇观”，以感官冲淡乃至取消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要么颠倒了术与道的关系，醉心于术而忘了道，失却了思想和灵魂。须知，一个民族过度的视听感觉生理上的刺激感被强化之时，常常是这个民族精神灵魂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被弱化之日，我们决不能乐此不疲、麻木不仁。

三

哲学根源找到了，就容易对症下药了。笔者认为，从根本上修正上述哲学思维层面的谬误，必须从哲学的深度进行审视，而不要拘泥于细枝末节和零打碎敲。

首先，应自觉坚守全面辩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毫无疑问，发展文化已成共识。从上个世纪末至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反观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已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演进为“经济支撑，文化引领”；从单纯由政府资金投入，演进为允许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到艺术创作中来，进一步激活艺术创作的生产力；政府的职能从对艺术创作的单一管理，演进为给艺术创作提供全方位服务，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艺术创作环境更为宽松和谐。只有坚守全面辩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才能有效提升电视剧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在人物形象塑造、题材开拓、形式创新乃至作品历史意蕴和人文品格提升等诸多方面，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其次，应自觉坚守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美学的”标准考量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而“历史的标准”则考量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内涵。两者相辅相成、交融统一，既可以防止在历史层面和价值层面失去宏观的总体驾驭，而津津乐道于技术和形式层面的细枝末节，又可以防止离开对艺术本体实实在在的审美体悟，做出空泛的、历史的、道德的评价。笔者多年来不断重申贯彻这一辩证统一的文艺评价标准，在此不再冗述这条标准的基本内容，只是再次强调：美学的、历史的评价标准是当代面对乱相丛生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现象时，最为有力的、科学的、辩证的评价标准，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统领着文艺评论的总体方向。

相较于西方繁杂纷乱的文艺批评理论派系，历经时间和实践的洗礼，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更显示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芒。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将经典理论作为束缚文艺创作的框架或是拿来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庸，而是要强化评论者坚守文艺创作应宣扬社会正面力量、社会核心价值及优秀民族精神传统的历史责任；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要一竿子把其他各类批评标准都统统批驳倒，而是要提倡评论者在复杂纷繁的文艺批评环境中，仍然坚守文化自觉意识，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操守和自由的精神理想，不要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迷失掉自己的精神家园。

再次，应自觉坚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立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关涉到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的重要课题。要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要自觉认清文化的独特功能，自觉把握文化建设的独特规律，并自觉践行文化的时代担当。这就要有对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要有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要善于辨别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要有对外来先进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博采众长的兼容吸收。缺乏文化自觉的坚定信念，就会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西方思潮的侵袭面前，轻易放下自己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就会在人云亦云的思想潮流面前，亦步亦趋，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丧失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

我们要坚持引导，反对迎合；坚持教育，反对媚俗。这样才能坚持文化自觉，才能建立文化自信，也才能健康、可持续地通向文化自强，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些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者，已经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自觉认清电视剧艺术在提高全民族精神素质中的独特功能和地位，锲而不舍，辛勤创作，如痴如醉地从历史文化的富矿中采掘，自觉践行人民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他们自觉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的指导作用，自觉把握并遵从电视剧艺术独特的审美规律，善于吸收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并融汇到自己审美创作思维的全过程中去，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

四

在电视剧创作与批评的实践中，还要努力处理好以下两对辩证关系。

首先，处理好创作与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创作为批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批评为创作建构起外部环境和发展平台。“阴阳各有时中处，不可相无似两轮”，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亦是如此。而现实情况是，面对创作界出现的数量庞大、题材重复、创作趋于模式化的现状，批评界处于一种“失语”的临界状态。长此以往，创作与批评都将会严重偏离和谐发展的正常轨道。批评界“失语”的根源，就在于上述所说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的匮乏，因而在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驱动下，“唯收视率”、“观赏性第一”等偏颇的评价标准大行其道。电视剧批评薄弱，就会导致创作上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追求旨趣的偏差，出现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值得警惕的问题。广大观众有了自主的收视选择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评论者就可以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随所谓“时尚”的脚步，而放弃自己理应承担的引领风尚的时代责任。相较于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而言，电视剧作品的大众娱乐性更为明显，但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其理应具有的美学品格和社会价值。一部优秀电视剧作品的含金量，不能依据暂时的收视率，而是有赖于那些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批评家以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标准，对作品做出全面辩证、统一兼容的科学评价，以兼具感性、理性的丰富饱满的艺术意象思维来引领和升华人们的审美体悟。这样的评价才具有时空穿透力，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阻碍中国电视剧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之一，是缺乏既精通艺术人文、又通晓哲学历史的批评通家。因为这不仅仅是坐井观天式的所谓“专业化的批评”所能承担的责任，它需要激活全民族的艺术思维。

其次，处理好“引领”与“普及”之间的辩证关系。纵观历史，“花雅之争”自古有之，“普及与提高”更是时代命题。当下在文艺批评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文艺不迎合观众迎合谁？”但这种观点的本质却是以“为人民服务”之名，行“为人民币服务”之实。一字之差，体现了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因商业利益的驱使所产生的媚俗迎合趋势。这种迎合论，直接导致了文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一些作品消极适应大众文化中的低级趣味和浅层次的生理，而这种消极适应又反过来刺激创作者生产文化品位和审美情绪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进而败坏了观众的审美情趣，恶化了文艺生态环境。客观地看，观众的审美品味存在着差异性，众口难调，但文艺创作应当防止“尾巴主义”和“迁就”倾向，不能以降低审美品位和牺牲美学价值来迎合、纵容，乃至误导广大观众有待提升的鉴赏品位。

鲁迅先生说得好：“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批评家应该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双慧眼，辨析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这才是文艺批评“为人民立言”的正确选择。古今中外的经验反复证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既反映人民精神生活、又引领人民精神世界的。当前的电视剧创作应立足于“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以这样的辩证思维来引领创作和批评。坚持引领还是放弃引领，是评价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内无处不在的软实力，需要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不能急功近利地违背规律让文化直接去化钱。文化“化”钱，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将来低素质、低境界的人不仅会把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吃光、花光、消费光，还会从根本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败家子”。这是完全背离科学发展观的。

面对良莠不齐、喜忧参半的电视剧创作现实，以及纷繁杂芜、亟待整合的电视剧批评现状，唯有倡导走一条辩证整合、兼容和谐的文艺创作、研究之路，才是有利于中国电视剧长远和谐发展的“人间正道”。兼容和谐、辩证整合，理应成为当今文艺审美思维所遵循的原则。21世纪刚度过了十几个年头，电视剧艺术创作者和评论者们肩负着时代和历史的双重责任和考验，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应既坚持民族的审美个性，又反对食古不化；既坚持学习外来文化，又反对生吞活剥；既坚持“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又反对固步自封。让每个个体呈现出自己最美的东西，创造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族审美个性，即“各美其美”；也充分认识到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以开放的眼光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及其表达，即“美人之美”。在此基础上善于把这两种美交融、整合、创新，“美美与共”，创造出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富有时代特色的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的“天下大同”。

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范文第5篇

练口才的方法：演讲口才训练方法第一，要马上确定你针对讲题想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并依据你对听众背景和需求的了解，想要为着何种发言目的而表达什么主旨。你可以从信息性、说服性、鼓舞性、娱乐性和社交性等选项中择定你的发言目的。同时据此急速敲定你打算呈现的基本立场和核心题旨。通常这种演讲都仅有几分钟长，所以你必须在这很短的时间内把焦点集中在一两点，或顶多两三点与讲题有关的论点上。即使你一时有很多话可说，你也不宜贪多，必须加以取舍剪裁，只挑具有实质意义的重点来说。

第二，要看现场需要，在时间许可范围内处理演讲内容的布局事宜，亦即依照开场白、主体和结语三段组织来把所欲表达的内容有系统地架构起来。

第三，要善于利用现场各种可用的资源，包括描述现场某些布置所带给你的某些联想，或评述其他刚讲完话的演讲者的某些与你讲题发生巧合关联性的话语。这样做，很容易激发听众的高度兴趣和认同，而且你的机智表现也能有效增强你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第四，要养成站着思考的习惯，增进边说边想的才能。倘若来得及的话，可以将上台前紧急脑力激荡所获得的主要论点，用几个关键词写在小纸条上，如果时间不允许这么做也没关系，只要心中记牢重点并依序妥为申述就行了。在边想边说的过程中，可以尽量运用联想法、发问法、归纳法、演绎法、对照法、引述法、比喻法和举例法等思维方法，以便扩展站着思考的空间，并灵活打通有助于连结讲题的思路。只要讲题不致太过于生涩艰难，大概就能侃侃而谈，乃至出口成章了。

第五，要在平时依照经常强调的多读书、多思考、多练习、多观摩、多演练的演讲方法，尽力多下功夫，假以时日，应该就能培养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来迎接即席演讲的挑战了。这方面的信心与能力确实要靠长期积累的学养、胆识、眼光和经验才能逐步培育成功。因此，我们可以说，即席演讲是可以而且需要事先准备有赖一辈子持续不断准备的一门才艺。

练口才的方法：心理素养成功演讲的首要条件乃至于内容既新鲜又丰富同时表达既生动又自然，所以通过上述临场构思的步骤之后，尚须实践热诚发言、大方表演法则，将一流的内容透过一流的技巧发挥出来。

作为一个演讲者，丰富的知识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需要，而且也是任何一场演讲获得成功的需要。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演讲者无一例外都学识渊博。演讲者除了需要具备社会历史知识、科学文化知识、文艺美学知识、和社交礼仪知识外还应该具备这样的知识能力：

①要有敏锐的认知和辩证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够深入浅出的分析问题。

②综合归纳材料的能力，在很短的时间里把符合主题的材料组合、汇聚在一起，然后有理有条的表达出来。

③观察力，想象力、联想力、应变力。即兴演讲，临场发挥特别重要。应注意观察现场和观众。摄取那些与演讲主题有关的人或景物，因地设喻，即景生情，然后借题发挥，驰骋想象。

心理准备，心理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