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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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唐代，留学生教育，对外汉语教学，文化交流

一、 .唐代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况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其发展的主要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随着宗教传播而产生的汉语言的学习，另一种是政府组织的学校教育。在中国古代汉语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方式占据主导位置。在中国古代，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唐代都城长安成为东西方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心，各国先后派来大批留学生，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

唐朝时中国统一，实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新罗、日本等国家争相派遣使节、留学生、留学僧来长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当时有70多个国家与唐朝互通使节，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唐的文化教育通过留学生的学习交流而传播到周边国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除了多次安排使节到长安外，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首次向唐派遣了留学生，并遣世子入朝。新罗派遣的留学生不仅有皇室子弟，也有一般贵族出身的国学、太学监学生和文人。日本主要以遣唐使的形式与唐朝进行文化交流。日本遣唐使共十二次赴唐送来的留学生，至唐朝末年大约有一二百人，这些留学生大多数是从日本的大学寮中选的。

二、 唐代留学生管理和教育

唐朝政府非常重视留学生教育，从留学生到达唐土直至留学生学成回国，唐朝政府都有一套很完备的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机构设置中，鸿胪寺是唐代国家留学生管理机构，具备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而国子监则是留学生教育机构，承担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

（一）留学生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为有效地开展留学生教育， 唐朝建立了完整的留学生制度。唐代留学生管理机构为鸿胪寺。“鸿胪寺下设三署一院：典客署、司仪署、崇玄署、礼宾院。其中典客署负责各国来使及留学生的迎送、接待事务。司仪署负责外交礼仪。崇玄署负责寺观的管理，亦负责来唐留学僧的管理。礼宾院负责外国来使及留学生接待工作。”留学生来到中国后由鸿胪寺负责接待，安排食宿，在得到唐朝皇帝的批准后，一般进入国子监统领下的六学馆学习。“唐时外国留学，以新罗日本为最多。招待者为鸿胪寺。留学大抵在国学六馆，有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学馆、律馆、算学馆，国子监都领之。”

唐朝还建立了衣食供应制度，留学生在唐期间，由唐政府免费衣食供给，负责这一事务的部门是鸿胪寺的典客署。《唐会要》卷三六《附学读书》也载， 唐文宗开成元年（ 837 年） 六月敕： “新罗宿卫生王子金义宗等， 所请留住学生员， 仰准旧例留二人， 衣粮准例支给。”由此可知，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后的廪食资粮是由鸿胪寺供给的。

（二）留学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制教育行政体系逐渐完备的阶段，具有多重性的特点。据《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的记载，唐承隋制，以国子监作为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掌管全国的教育事务，它的具体学馆的设置分为以下几种，“国子监下设六学馆：国学馆、太学馆、四门馆、律学馆、书学馆、算学馆。”国子监内的祭酒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丞和主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学生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另外教职人员都有相应官衔等级，并且有一定的教学标准和要求。

唐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教学管理在隋朝教育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经过不断地发展，其管理措施从授课制度、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考试制度等各个环节逐渐健全。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后首先安排在国子监学习，根据他们的学习时间和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别，“留学生分为学问生、请益生和还学生。志在长期留学和深造的为学问生；入唐前在某一领域已有一定研究或造诣， 来华进一步研修和研讨的留学生为请益生；遣唐使来华请益， 并随遣唐使一同返国者， 称为还学生。各国留学生除在国子监学习经学、史学、文学、法律、书法、算术等学科外， 还有一些到唐朝的专门学校， 学习专门的学问。”刚来唐朝的外国学生由于汉语水平较低， 对中国儒学经籍不熟悉， 无法跟上国子监的正常教学速度， 因此， 国子监常派经学教师到鸿胪寺进行讲学或辅导。如日本遣唐使团中有画师、玉生、音声生、锻生、铸生、细工生等， 他们来唐后学习专门的技艺。

三、 唐代留学生汉语教育的文化交流作用

唐代留学生的汉语教育对周边国家以及亚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派遣留学生人数和次数较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受唐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把唐朝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先进的文化和制度输送到本国，加速发展进程，尤以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最为突出。

跟随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大多具备较高的素质和出众的才华，他们大量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回国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日本国志》记载“遣唐学生，所得学术，归辄以教人，以故人才蔚起。”由于新罗大量吸收唐文化，文物昌盛，所以在当时被称为君子之国。新罗的文学在唐朝文学的影响下分为诗歌和散文两类。新罗留学生中汉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崔致远，他被人们视为朝鲜的“文学之祖”、“海东孔子”，流传下来的《桂苑笔耕集》是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桂苑笔耕集》不仅为崔致远成为朝鲜的文学鼻祖奠定了基础，还为今人研究唐代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史证，同时也是新罗留学生入唐求学、新罗与唐文化交流的见证。除以上几个方面外，新罗和日本的建筑、造纸术、印刷术、武器等也都承袭了唐朝的模式。总之， 日本、朝鲜半岛都以中国为文化母国， 积极主动地、大规模地接受唐文化，并对唐文化加以咀嚼、消化， 进而创新， 构建起符合本民族特征的文化体系。

结论

在我国古代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唐代留学生的汉语教育规模是最大的，体制也是最完备和成熟的。唐代留学生教育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中国文化通过留学生的来往而传播于周边各国的同时，唐朝也通过留学生学习借鉴外国学术文化。唐代的留学生教育，不仅推动了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唐朝自身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唐代留学生的汉语教育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历史链条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这一时期应当受到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

1. 程舜英.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料[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2. 董明.青史留名的古代对外汉语教师[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 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4. 高霞.唐朝的对外汉语传播简介[J].楚雄师专学报，2001 年 4 月，第16 卷第 2 期.

5. 刘敏.唐代留学生教育的兴盛及其影响[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4月第20卷第2期.

6. 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4期.

7. 王继红.隋唐对外汉语教育史考[J].绥化学院学报，2010年8月，第30卷第4期.

8. 张珊.唐代留学生汉语教育研究[D].吉林大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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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范文第2篇

在陕西半坡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表明，村落布局很整齐，中心有专门用于公共活动的大房子，它既是氏族成员集会之地，也是老人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场所，教育内容主要是劳动技术、传统习俗、祭祀祖先的礼仪等，教育手段是口耳相传、观察模仿。

我国古籍资料多处记载了远古教育的传说，如“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作。”“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等，是我国原始农业文明及生产技术传授情况的反映。

随着氏族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工种和职业，如石器制作、制陶、舟车制造、冶炼及巫术等。这些技术需要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因此催发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

夏（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商（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0年）是中国原始社会结束和奴隶社会形成及发展时期。夏代有了专门“造士”的教育机构——“序”。序者，射也。夏“以射造士”，是一种初级形式的技艺教育。

夏商周出现了以世学方式传承职事技术的畴官制度。这一制度具有“官私并守”的特点，即为官之父兼为师，传其所学；为官之子就父学，习其业。这一时期，伴随“百工”出现，“职业为氏，行业族居”的家族习传式职业教育业已形成。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天子失官，诸侯自政”，井田制瓦解，社会分工发生剧烈变革，工商业与城市兴起，“四民分业定居”逐步推行，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兼爱”，兴办“私学”，在科学和技术教育方面具有伟大的成就，同时他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是一位能工巧匠，精于制造车、械，被誉为“大巧”之人。其思想见于《墨经》。

秦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和确立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教育制度化和定型化时期。秦朝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严禁私学，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建立了一整套培养“吏”的职官教育制度。

汉朝建立起独尊儒术的政治和教育体制。汉武帝时创立太学。汉代私学亦盛，从者甚众。汉代还设立了专门学习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的鸿都门学，是为我国文学艺术专科学校的肇始。

秦汉时期科技成就辉煌，手工业上的一些重大发明创造如造纸术、水力鼓风冶炼、“百炼钢”工艺、织物印花技术、玉雕工艺等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著作成为传授职业知识和技术的专门教材。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是我国古代由统一转为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这一时期值得提及的是专门学校的产生，以及一批术业大师的影响。

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期间的隋（公元581—618年）和唐（公元618—907年）是我国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再建和高度发展时期。隋初倡学，从中央到地方均设官学。在中央设立国子寺，置祭酒，专门管理学校工作，是为我国历史上设立专门教育行政部门和设置专门教育长官之开始。唐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的封建学制体系，专业学校成为定型，除律学、算学、书学，医学尤受重视，有了很大发展，这种专业教育比欧洲的实科学校要早1000年左右。此外还在行政部门附设训练机构或采用带徒方式进行训练，艺徒制趋于完备。

宋朝（公元960—1279年）教育沿袭唐制。通过“三次兴学”，建立起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除太学、四门学、律学、医学和书学外，还增设了武学和画学。武学是最早设立的培养军事人才的专门学校。

宋代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在技术领域尤为突出，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达到很高水平，民间创造力呈现勃勃生机，职业教育也有很多创新之处。

元朝（公元1217—1368年）在各地创办了提倡农耕的“社学”。社学是我国古代建立的一种兼有文化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的学校，比欧洲国家1723年在英格兰建立的农业知识改进会要早400多年。

明朝（公元1368—1644年）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著作，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明朝建国之初广设学校，并继承了元朝的社学制度，大加提倡，成为对民间儿童进行初步教育的重要形式。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范文第3篇

教育惯性 教育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文化

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学士留下了万千文牍来探索教育的即时性和有效性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可以万古通用的规律性东西。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人性的不可教化抑或是由于社会演变的极端复杂性？事实上，贯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教育范式、教育思想、教育文化的惯性是支配上述现象出现的本源性规则。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讨教育的惯性问题，以期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边缘研究和后续进展。

一、教育范式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作用

“惯性”本来是一个力学概念。自1632年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首次提出“惯性”概念以来，笛卡尔、牛顿、马赫、爱因斯坦都曾对惯性原理做过独到的阐述和合理的补充。从今天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来说，惯性原理的核心内涵“只要不受外力的作用，任何物体都会保持其原来的静止状态或匀速运动状态”始终没有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力学上的“惯性”概念第一次被引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是由教育家冰心做到的。冰心在她的文学作品《小橘灯》的首发前言中指出：“只要看见这盏灯，我就惯性的想到以前发生的故事。”[1]虽然冰心在这里使用“惯性”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强调一种“行为的习惯”，但令冰心没有想到的是，自此以后“惯性”概念便频繁出现在各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领域。著名教育家杨贤江指出：“与知识的惯性作用相比，道德的惯性力更加强大，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所以要我们大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2]在这里，杨氏不仅熟练地把“惯性”概念运用到道德教育领域，而且在无意识中提出了令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无比关注的“教育惯性律”问题。

联系古典物理学惯性定律的基本内涵，结合当今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发现研究教育的惯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认为，所谓“教育惯性”是指在不受任何外在环境的作用下，教育范式、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所恒久持有的维持自身现状和特点的走向和趋势。其中教育范式惯性是教育思想惯性和教育文化惯性得以滋生的前提和基础。从宏观教育学的角度看，正是教育范式的惯性决定了任何理想教育效果的有限性。所谓“教育范式惯性”是指人类已有的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都具有一种维持自身存在的特点和趋势。教育范式惯性的原理不仅决定了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效用的局限性，而且验证了这些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的迭代继承性。下面就介绍一下教育制度、机制和规范影响教育效果的具体步骤和过程。

1.教育制度的惯性使得一切教育效果变得极难把握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不仅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制定了品类繁多的教育制度，而且普通百姓也在潜移默化中自下而上形成了诸多的教育规则和教育方法。与此同时，诸代学者则通过各种出版物衍生出品项繁多的教育程式和教育理念。从人类变异学的角度看，除却这些制度的潜在规则和运作原理不说，教育变迁的显性制度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么多的制度究竟是在约束谁呢？是普通的民众呢，还是官宦子弟？赵朴初说：“在中国古代，教育程式是以教俗化民为价值核心的。历史演化的残酷性和世代更迭的争斗性已经使得教育制度的连续性受到很大冲击。这种冲击几乎泯灭了人类原初教育目标的最低要求，并由之而使得教育效果的及时性大打折扣。”[3]赵氏在这里是要说明，由于不同朝代治者和被治者的教育诉求不同，教育制度的世代承继几乎都采取了革命的方式，新时代的开拓者往往采取了“前不见古人后不顾来者”的变迁逻辑，就使得新的教育制度几乎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旋律中逐渐吸收旧时代精华成分的。当一个新朝代对教育的真正灵魂摸索得差不多的时候，往往朝代更迭的时间又到了，于是新的一轮循环就开始了。试想在激流勇进的时代，对人的任何程式化要求都可能会在慢慢风尘中渐趋式微，而教育的真正效果将很难保证。

2.教育机制的惯性使得一切教育的当下效能微弱

教育机制是教育制度的具体化表现。教育机制的滋生一方面是由于宏观教育理论的抽象性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理论只有掌握民众才能化为现实力量。在教育发展史上，教育制度的惯性往往采取了革命的程式；而教育机制的惯性则往往采取藕断丝连的形式。就拿明清时期盛行的科举考试机制来说，它实际上是三代以来推行的大学机制的历史性继承形态。尽管各个朝代对这一选拔人才的机制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修改，但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到适合的岗位上这一基本内核诉求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我们的问题在于，由治者自上而下采取的各种变革抑或革新在政策层面上能否顺利推行下去，治者通过各种考试机制遴选上来的官员能否避开“机制导致腐败，绝对的机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样一种循环腐化逻辑。当上述问题不能通过各种传统的教育机制迎刃而解的话，那么我们只有把怀疑的重心转到正在发挥作用的现有教育机制上。换言之，在教育效能学上，一种教育机制（包括教育法律、法规等）无论其形式如何完美，无论其设计者的理念多么先进，也无论操作者的素质如何优良，它们的实际效果是很难测度的；在极为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它们会导致教育的效能渐趋式微。

3.教育规范的惯性使得各类教育的评价体系变得软弱无力

所谓教育规范是指规约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软性教育规定和教育范畴。这些教育规范是各种教育制度、教育机制等硬性程式的外化范式，具有软性特点且形态多变。尽管教育规范具有多变性，甚或有些教育规范具有昙花一现的特点，但由于这些规范的知识性特征，使得繁花似锦的教育规范的历史遗留变得一如既往。比如现代中国采取的初等教育教具规定，实际上早在私塾时代就已广泛使用。不仅如此，各朝各代的教育部门为了顺利达致治者的政治要求，都会对贯彻国家教育制度、实施国家教育机制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种类繁多的职业道德要求。看似这些职业道德规范都是当下时代的产物，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比如古书有云：“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这里所要求的“被教育者应该认真学习和教育者应该认真教育学生”的教育要求，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学生学习规范”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大学》中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学》）此文实际上提出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必须从“明德”的理念出发，通过本末关联、先后关系、动静哲学、修齐治平等变换逻辑以达致最终教育目标的规范性要求问题。如果各个时代的教育规范都能如期发挥应有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对教育规范效果的评价也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事实上，教育规范的惯性承继不仅没有使已有的程式发挥作用，相反却使得创新性的教育规定形同虚设；也就是说，一方面世代传承的教育规范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在规约着我们，另一方面人性的喜新厌旧特点又使得冲破牢笼变得极为艰难。特别是对于教育创新性评价机制来说，真正发挥作用的概率微乎其微。

二、教育思想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影响

古往今来，有多少教育家创造了复杂多样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学说，并试图由之而将他们的教育思想渗透到受教者的意识和行为当中，但当他们静心反思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恢弘的教育思想只不过如昙花现世，稍纵即逝。那么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这些理论或学说的历史制约性抑或知识逻辑的先天不足性？或者是由于受教者的生理幼稚性抑或心理变异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从教育思想的惯性谈起。实际上，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思想的传递已经远远超出人的意识可控范围，并以自身特有的惯性定律绵延潜行。下面就具体探讨一下作为人类教育思想主要表现样态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学说的惯性问题。

1.教育理论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干扰

思想是具有惯性的，所谓“思想的惯性”是指人类自诞生以来的所有思想都具有一种试图保持自身现状的特点和趋势。在思想惯性承继原理的支配下，作为思想之主要表现形态的理论更是具有极强的惯性作用。“理论”不是普通的思想，而是系统化和综合性的思想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变而形成的稳态意识。正是理论的系统化造就了理论本身强烈的惯性作用，这种惯性作用不仅不能通过自然灾害、战争和革命等社会变迁形式得以消失，而且还会在新的环境中发扬光大。本文所指的“教育理论的惯性”是指人类在教育领域所研究出的所有体系化的思想所具有的一种维持自身现状和特点的发展趋势和能力。一般来讲，科学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会催生出正确的教育思维，并引导受教者采取正确的实践行动；相反愚昧的或落后的教育理论则会把整个社会引向灾难甚或毁灭。正如所一贯坚持的：“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应该说，人类今天所能经验到的正向教育理论，大多都是经历了漫长岁月洗练的精华遗留，不仅不能忽视，相反应该加以吸收和利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着正向教育思想不断传承的还有反向甚或消极颓废的教育思想。对于各种堕落意识和颓废思维，我们不仅不能漠视，相反要高度重视。因为一些封建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反向教育理论会变化各种外观迷惑众生，从而延续着教育思想惯性传递的一般逻辑。

2.教育学说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约束

与教育理论惯性作用密切关联的是教育学说的惯性。“学说”不同于“理论”，学说一般是指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理论样态。一般的理论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只有那些经过教育家系统研究和论证的理论才能上升到教育学说的高度。所谓“教育学说的惯性”是指那些体系性理论和规范化理论所具有的一种试图维持自身发展趋势和特点的过程和能力。纵观人类思想传承的历史，我们发现，那些以“学说”为递进范式的思想往往比以“理论”为探索范式的思想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动说”和西方一直探求的“天体物理说”，都在以无与伦比的惯性作用冲破着人类知识演进的枷锁，这种惯性的冲击力是无比强大的。我们的追问是：各种各样教育学说的惯性能否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水平？

事实上，就今天各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表现来看，传统文化中的正向教育学说对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对于各种反向的教育学说，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凡物莫不有对”，各种学说不仅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行将就木，相反还会变幻各种样式来危害群众。当正能量稍微松懈的时候，也就是反能量猖獗反扑的时机。如果一个社会弥漫着消极颓废的反向教育学说，那么政治的稳定就只能是“墙头芦苇”了。在这样的境遇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积极的心态迎接和宣传积极的教育学说，摈除各种错误的和消极的教育学说。

三、教育文化的惯性对教育效果的制约

所谓“教育文化的惯性”是指任何教育文化所具有的一种维持自身现状和特点的趋势和过程。在所有的教育文化中，“教育理性”和“教育精神”突出代表了教育文化的精髓和本质，所以本文继续探讨教育理性和教育精神在教育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

1.教育理性的惯性能够引发教育终极目标的争论

理性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就西方思想史的演进来说，理性主义思潮早在荷马的史诗中就已肇始。《荷马史诗》的记载表明，“天下大事以和为贵”的理性主义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古希腊人民的心灵深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但仅凭感性行事的社会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社会的理性主义思想主要产生于秩序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当治者感觉需要维持现行治理秩序的时候，就会在整个社会大力提倡政治理性、法治理性和生活理性；当统治者感觉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行政成本过高，而自己又无机会享受政治稳定福祉的时候，政客们便会通过各种传媒路径宣讲战争合理主义。事实上，战争合理主义就是借助于军事力量为少数人谋取感官享受的末世主义，换句话说，战争合理主义就是借助于感性主义而使社会倒退的军事狂热主义。除去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辨识不说，毕竟普通民众才是战争成本的最终负担者。

本文认为，所谓“教育理性的惯性”是指任何时代的教育理性都具有一种保持自身存在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倾向和能力。理性的教育是文明社会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在推行理性教育的时候，千万要警惕以下两个方面的极端：一是借理性主义教育推行感官享乐主义的倾向；二是借理性主义意识传播反向文化的倾向。在上述两个方面，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霍布斯所讲的“狼对狼的状态”思想的外溢，也就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投机取巧、享乐腐化的社会样态的表现形式。事实上，一种所谓的理性教育，如果不能最终落脚到知识的汲取和传承上，那么它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2.教育精神的惯性能够引发教育效用的争论

人都是有精神的。从本质上看，有关对人的教育都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和交流过程。精神性的东西不同于意识、认知、想法、思考等外在表层性的元素，精神是各种外象的内在主体基础。所谓“教育精神”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教育理念在漫长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稳定性沉淀。教育精神反映了人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教育创造活动中的体现，是教育本质力量的展示，是教育价值的体现，是人类对教育软力量的呼唤。所谓“教育精神的惯性”是指任何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精神性因素所具有的一种维持自身存在并拓展自身视域的趋势和过程。虽然教育精神是极为抽象性的东西，而且教育精神的惯性也是极为普遍的，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却很少有人研究过它。本文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所世代传承的“和为贵”的精神、“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气精神、“助人者天助也”的团结协作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勤奋拼搏精神、“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的忍让精神、“会用则存，节用则生”的节约精神都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稳态的教育精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随时经验到它，正是由于教育精神的惯性使然。相信随着时代的更替和岁月的变化，这种民族教育精神不仅不会衰落，而且还会逐渐发扬光大。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的教育也在受着多种教育精神的制约。比如个人主义利益分配精神、英雄主义价值精神、功利主义市场精神、自由主义生活精神、大国主义霸权精神、公平竞技的博弈精神等等。从微观教育学的角度看，这些教育精神至今仍然深深扎根于西方人的心灵和魂魄中。大批西方教育家之所以能够经验到这些教育精神的巨大力量，也是教育精神惯性作用使然。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教育精神也会继续支配西方人的意识和认知，并逐步使西方的实践历史得以纠错和发展。我们的问题是：中西方教育精神的差异性能否在交流和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突破？也就是说如果价值导向的教育精神和功利导向的教育精神能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话，人类教育发展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也就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教育效用的争论。所谓“教育效用”是指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所具有的实际教育效果。在这一领域，有人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里实施各种教育的主要路径应该是以价值为导向的，如果只是强调市场导向，就会把我们的未来引向功利主义的泥潭，进而会导致社会的“达尔文式”混乱和“利维坦式”战争，也会使各种奇形怪状的信仰形式抛露街头；而有些中国学者和部分国外学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指出，中国至少在100年内会采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既然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那么追求合理的利润、强调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就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可逾越的重要诉求。所以，提倡合理的功利主义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未来的。事实上，无论是价值导向的教育精神抑或是功利主义导向的教育精神，只要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只要不危害社会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所做的就是密切关注、合理引导、尽量疏通、因势而为，相信在上述教育精神的融合和变化中，中国社会的人才教育战略将会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中华民族教育振兴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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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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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朴初.片石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 教学方法 探析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编号GH12059）研究成果。

I206.2-4

一、 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的认知能力尚未成熟

高等教育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与高中教学的不同，即高等教学更加侧重于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重在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文士方面的知识，这对他们的思想的深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传统的高中教学中存在了很大的问题，在应试性的教育中，同学们只重视课本常识的学习，忽视了古代文学本身的内涵，即只重视外表，忽视了内涵，这让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中，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思想上达到一个高度，无法将所学的知识与大学的教学要求结合起来，学生们的认识能力尚未成熟，无法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也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给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一点需要高度地重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探讨。

2.教学的侧重点存在很大的偏颇

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侧重点出现了很大的偏颇和反差，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制度的现状造成的，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做到较为全面地考察，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两种不同的力量的充斥让考试在对内容的考察上的比重严重减少，反而使得很多的细枝末节变得“很重要”。尤其是现在的考研热，很多的高校在对于研究生古文学的掌握上，不是集中考察文章中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思想，而是考察其中的很多细节，这是很错误的。现在所谓“常规路子”的文学史学习，主要就是背诵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内容，这显然不能满足对于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就是要能够让学生们掌握更多的文史知识，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所以从这方面讲，中国的古代文学的教育出现了较大的偏颇现象。

二、古代文学教学方法建议

1. 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设定一个有人物、事件的场景，可以选择再现古代文学中所描述的场景，也可以根据古代文学所描述的场景，然后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创造新的场景，让学生自由选择场景的人物和事件，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课程所讲的内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情景教学法可以让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情景再现，提高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效。

2. 演讲辩论法

演讲和辩论都可以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理解度。演讲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种观点或方法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演讲的技巧并锻炼学生人前演讲的勇气。所谓辩论法，即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个问题分为正反两种观点，然后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一场辩论赛。这样学生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认真准备，并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例如就可以对《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进行辩论，分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无性”两个观点进行辩论。演讲辩论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3.研究性教学法

所谓研究性教学法，即教师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有关内容集合起来形成专题，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专题可以引导学生独立查阅相关知识，研究现阶段其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现阶段该问题的进展，同时也可以集合所有学生的见解，进行专题讨论。这种研究性教学法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4.分类教学法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文学作品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需要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教师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教学。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教学方式，即按照高校学生的年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因为每个年级学生的文学功底、知识面都不同，按分类教学法来进行教学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5.引导式教学法

引导式教学法发挥了教师的关键作用，教师要在教学中根据教育部的教学任务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还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自主独立地进行学习，可以多给学生提问的机会，或者是给学生留下针对所讲内容或下次课内容的课后作业。可以采用课前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每次课开始的时候，学生都要对教师即将讲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教师就学生所提的问题进行讲解，这样可以让学生先行自学课本。引导式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可以提高课程教学效率。

三、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从此源远流长，学习古代文学首先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将文化发扬光大的过程。因此必须要充分地重视古文的学习，改变不合理的教学方法，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让学生们学到真正的知识。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要善于将文史结合，提高内容的丰富性，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诵读法的运用，为学生的古代文学的学习提供良好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温忧华：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探究[J]；成功（教育版）；2009，（7）

[2]王立：文学主题学贯彻于古代文学教学的尝试[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9）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明清书法； 书法教育； 组织形态； 书法教学内容

书法以其所书写的文字内容传承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思想文化，又以视觉艺术的呈现形式传承了民族独特的艺术传统，还以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进行了物质文明的历史传承，有学者认为书法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书法教育就是传承文化核心的方式与手段。古代书法教育研究是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基础，在目前书法教育史研究尚显薄弱之时，进行明清时期的断代研究尤具意义：这一时期集历代书法教育之大成，上承古代书法教育的传统组织形式与教学内容，下启现代书法教育的新兴思想和教学方法，既是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总结时期，又是现代书法教育的滥觞时期。对此一时期书法教育进行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复原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发展的全过程，亦有益于揭示中国书法传承的基本规律，从而为当代书法的教育、传承提供历史借鉴。

一、明代的书法教育

在明朝立国之前，即元至正二十五年就将应天府学改为国学，创建了中央最高学府，又于明洪武十四年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次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永乐元年另设北京国子监，永乐十八年明正式迁都北京，将原京师国子监改为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则为京师国子监。明朝便有南北二个国子监，由此，逐渐形成了明代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制度。除学校以外，明代具有书法教育功能的官方机构还有内阁中书科和翰林院。至明中叶，书法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一批杰出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

由此可见丰坊对两种书风提出直接批评，一是以当朝沈度、姜立纲为代表的毫无生气的台阁楷书，一是以张弼、李东阳为代表的毫无古法类于野狐禅的草书。类似上述客观而精辟的论述，正是明中叶以后对书坛时弊拨乱反正思想的具体反映，这种思想表现在书法教育著述当中则更具有深远影响，难能可贵。

刊书与刻帖的昌隆嘉靖、万历年间，图书刊刻尤为昌隆。据分析明人刻书总数应逾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当时江南市井文学繁荣，万历以后刊印了大量小说、戏曲等书籍，福建建阳、江苏金陵、安徽徽州、浙江武林等地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书坊。明代修书事业兴盛，字版书刻工作繁重，对书法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在客观上也成为刺激书法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刻帖对明代书法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初期，刻帖渐旺，中期之后更盛。明代刻帖以私帖为主，官方刻帖，远不及宋代。时人得见了许多秘藏的历代书法珍品，为当时书法教育提供了广泛的学习范本，在法帖教育发展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了有明一代许多著名书法家。

二、清代的书法教育

（一） 教学组织形态的多元化

清代的官方书法教育机构主要有国子监太学、县学校及书院虽然对书法教育仅停留在实用所需的层面上，民间书法教育主要包括家学庭训、私塾课徒及书院教学三种模式展开。海宁陈氏家族收藏甚富，董其昌曾在陈家教书多年，并留下了许多墨宝。此外，钱大昕在苏州紫阳学院、何绍基在济南泺源书院及长沙城南书院、张裕钊在保定莲池书院讲授书法名极一时。

（二）馆阁体、碑派书法和篆隶复兴

科举考试及馆阁体的流行、碑学兴盛及崇碑书风的兴起，正是由于科举重书，所以清代学书之风极盛，促进了书法普及教育的广泛展开，同时，由于清代以科举应试为目的的书法基础教育广泛施教，到康熙时期西学的传播达到了鼎盛，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缘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加强了思想的统治，大兴文字狱，同时又禁止了西方传教活动。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现了转向，学者们把研究的范围集中到了文字学。

（三）教学的演进和誊录的刺激

由于当时出版业的相对落后，抄书、写经成为民间获取、保存图书的主要手段，加之中央政府及各省督巡抚、学政、布政司等需要大量擅楷书者。所以文人即使科举落第，倘若擅书，就可以抄书谋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清代书法教育的发展。

综上可知，对明清时期书法教育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时期教育政策、制度，乃至于组织形式、教学内容等的规定都对书法教育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水平有制约作用。

第二，包括科举、铨选等在内的任官考核制度对书法教育的社会认同有导向作用。

第三，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审美风尚对书法教育的取法范畴、风格特点、评判标准等具有规范作用。

第四，书法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教学研究成果对书法教育教学思想、方法、手段，乃至于教学效果等都有推动作用。

第五，碑帖拓本、名家墨迹的传拓、收藏以及图书刊刻的隆兴等都对书法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第六，域外别传以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书法教育的推广亦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中国书法艺术本身的属性和特点决定了书法教育具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基本特点，诸如学校教育等师徒授受方式的授课教育即为具有显性特征的书法教育； 由书法教育著述及碑帖拓本、名家墨迹等的流通、收藏、传习而产生的法帖教育即为具有隐性特征的书法教育。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K]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王世贞.艺苑卮言[K]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3]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K]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

[4]施蛰存.北山谈艺录[K]北京：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