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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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大众传媒　文学批评　媒体批评　大众文化

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问题主要’围绕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媒体批评等展开。其实，一直以来，文学与传媒之间就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现代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在杂志和报纸等纸质媒体上进行，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一唱一和，相得益彰。可以说，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主要是通过传媒影响受众，与受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结果。因为报纸和杂志等是文学批评家传播其文学思想的通道，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化承载性，这种文化的承载性与媒体的复制性相结合，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传播，营造出一个新文化的传播场。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一直以商雅自居的严肃文学逐渐失去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要特点的大众文化正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向。与此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电子杂志等新兴媒体开始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并对文学批评空间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本身也朝大众化、泛文化、娱乐化趋势发展，媒体批评也随之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和批评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寻求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平衡支点和互赢局面是目前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

传媒控制下文学批评的走向

大众传媒一直被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暗礁的“望者”、人民群众的“代言者”“传声筒”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媒自身的优势和功能特征。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中，大众传媒凭借其自身优势，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本身也在传媒的影响下朝大众化趋势发展。许多文学作品被拍成电视剧、电影等，如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相继“触电”，文学作品开始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许多束之高阁、不受关注的文学作品，一经荧屏即会家喻户晓。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作家们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传媒控制下的文学写作。他们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是某电视剧、某电影的编剧等。而相应的文学批评也逐渐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大众化，文学批评原有的功能特征被弱化。从文学批评的本质上说，“文学批评具有自身特殊的运行机制：它一方面要以某种理论为框架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阐释，这使它具有了学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具有干预生活的直接性”，而新时期，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其内涵和外延在根本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文学批评逐渐降低了其学理性的追求，其批判精神的锋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尖锐和深刻。具体来说，它呈现出如下走向：

文学批评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和天众化。以往的文学批评方式太深奥，学理性太强，只在一定的圈子内被认可，与受众之问有很大的距离感，但大众传媒却改变了其批评方式和风格。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它要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打交道。所以，它要想得到受众的认可，就要采用便于人们理解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否则，它就会失去大部分读者。从受众接受程度上来说，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与受众之间关系密切。而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倾向的背后又蕴涵着文学批评的大众化，可以这么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笔、访谈录之类的批评文体成为传媒上最活跃的批评方式，它们在大众报刊、专门的文学批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大量出现。这种批评犀利泼辣、通俗易懂，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优势，但这种批评方式有时犹如蜻蜒点水，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度的理论研究。为了满足最大数量受众的需要，那种富于表现力和冲击力，吸引眼球的语言方式备受人们青睐，于是所谓的“酷评”和“艳评”开始走俏。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分析这种现象后，就会遗憾地发现，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在向大众靠拢的同时也稀释和淡化了自己的学术品位。

文学批评趋于泛文化和边缘化。进入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冲破了之前的“苑囿”，开始转向文化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它拓宽了文学批评对象的外延，不再仅限于文学自身。当今社会是一个影像的时代、读图的时代，电视、网络处处渗透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特有的直观影像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世界，人们也更愿意通过对影像符号的接触与解读来进行娱乐和思考活动。由此以来，人们的审美化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关注的审美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纯文本，“一些文学教授开始从莎士比亚转向了麦当娜，从《包法利夫人》转向了侦探小说；另一些批评家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兴致勃勃地进入了广告、MTV和流行歌曲的研究，甚至考察起了香烟与垃圾的历史脉络。电视肥皂剧、街头舞蹈、服装款式的含义，电影之中的种族冲突或者观众被赋予的性别主置――这一切都被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文学内容的泛化倾向使得文学批评的空间范围变大，文学批评正转型为文化批评或泛文化批评。由于泛文化倾向可能会遮蔽甚至取消文学的独立地位，于是有学者发出了“文学批评的缺席”、“文学批评的退场”等呼喊。

毋庸置疑，文学批评的泛文化使得文学批评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视野空间。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林舟对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的研究；陶东风关于电视广告的分析等。这些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等，进而揭示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泛文化化，使得一些外部理论对文学产生强制性的包围和入侵，可能会掩盖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因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文学。长此以往，文学空间就会萎缩。文学批评泛文化的同时也会造成其边缘化的形成，它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文学作品，而且其理论深度也有所下降。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只有不断满足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益，才会被受众所认可，在这种趋势下，文学批评很难再有自己的独特性，再加上商业化生存方式需求的驱动，使得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

媒体批评的出现与发展也是文学批

评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那些短小尖刻的批评文字，它是以普通受众为对象的批评，这类批评最初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后来影响到文学批评。像《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介的评论版都很不错，评论者都是针对社会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不言而喻，媒体批评更多的是注意事件性、趣味性和新闻性，即使涉及文学现象和创作等也只是作为一个引子，而不像纯文学批评那样深入到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

文学批评趋于娱乐化。著名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有三大功能：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又做了补充，认为大众传播还有娱乐社会的功能，而且得到认可。进入消费时代以来，大众传媒呈现出娱乐功能中心化的趋势，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文学批评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扮演批判、启蒙、审美等角色，也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

目前，文学批评娱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批评带有很大的新闻性、趣味性、事件性，而文学批评本身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批评对象也日益时尚化、新闻化、漫画化，这不仅损害了批评对象的主体性，而且也直接危及到了批评本身。回看2006年的《百家讲坛》，于丹通过电视，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给大众炮制了一个她心中的孔夫子形象，她对《论语》的解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批评家对此各有不同的看法。在媒体制造的神话中，面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几乎看不到她对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批评”，而是拿孔子做道具的“娱乐”。但这种轻松的、带有娱乐性的“批评”方式却极受人们的喜爱，我们对此敢于去质疑吗?300万的巨大印数就足以让你哑口无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学批评虽然让大众更加接近了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文学的真正本质。文学批评的娱乐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的猎奇、娱乐消遣的心理，这也是传媒时代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利益所驱使的结果。

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空间的“和谐”建构

大众传媒时代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空间，这里既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也布满了沼泽与陷阱。文学批评该何去何从?文学批评如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谋求自身的道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能否有效地进人大众传媒，影响受众的视听和舆论，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与传媒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互利的关系。作为现代传媒的一部分，文学批评不可能离开媒体而单独存在，由于文学批评所固有的精英意识和批评立场，一定程度上又阻碍着它与大众传媒话语之间的交流，但大众传媒又是需要文学批评来确认自己“大众代言人”的合法身份的，传媒通过专家学者对各种话题的讨论，实现和巩同对公众社会的影响力和思想垄断权。这说明二者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是有契合点的。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平衡点和支点，也即建构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和谐空间。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理论探讨：

第一，文学批评应该以某种文学理论为支撑，不能完全脱离文学自身，文学批评可与电视、网络等媒体相结合，充分体现二者融合后的共同优势。比如目前出现的网评，报纸也开始推出电子版，改变了以往纸质媒介不易保存、不可复制等缺点。事实上，文学批评自身为了拥有尽可能多的受众，为了更好地生存，也在积极地向媒体靠拢，无论是在语言上、板块设置上还是批评风格上等都受媒体影响之深。

第二，在大众传媒的带动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场域开始形成，它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学批评的空间，批评的主体性也有所改变，以往评论的权利往往是学院派的评论家、报纸编辑，而传媒控制下的文学批评主体开始多样化，可以是作家、评论家，也可以是普通受众，主体问的互动性增强，打破了以往单一化的一线性模式。文学批评也可借助大众传媒的传播优势和雄厚的资本向大众普及自己的学术理念，让学术走出纯理论的桎梏。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第2篇

建构作品、作者和评论者之间健康的“对话关系”

吕益都提出，从文学批评状况中可以发现与提炼一个重要的批评尺度，即批评要与文本、文本作者，以及批评者自身心灵之间，建立起一种坦诚的、富有深度和良知的“对话关系”。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无疑是不够尽如人意的。她说，目前最为常见也往往令人觉得“声音”比较突出的批评言说方式，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大声地附和。这种夸大其词的批评很难表达出应有的真知灼见，既遮蔽了作品本身的缺点，也使真正具有光彩的作品难以赢得受众真正的尊重。一种是不负责任的棒喝。由大众传媒制造的“酷评”、娱乐化“时评”，往往先声夺人，虽具反应迅速的特征，但往往缺乏学理性、专业化评说的视角。还有一种是众声的喧哗。由于大众传媒过度地曝光，负面的或花边式“读解”，使文本或文本的作者无法得到正常的学术评价。一些健康正常的学术论争也会被媒体“放大”或“炒热”为某个“事件”。由事件化到娱乐化，由学术价值最终降格为娱乐价值，真正清醒的、理性的、知性的、健康的批评话语，往往被淹没了。

吕益都认为，要建立起健康的富于建设性的文学批评的“对话关系”，批评者面对文本要作出及时反应，对作者要有创作初衷与创作体验的探求，避免批评空间与批评话语旁落于反应迅速的网络、娱乐性报刊等大众媒介，使得具有知性和审美价值的文学批评不能及时为受众所接触了解；其次，批评者要改变浮躁匆忙的心态，通过敞开心扉的诚意和有一定技巧的沟通方式，使对话有充分展开的可能；与此同时，加强与改进大众传媒的文化导向作用，无疑也是亟需的。

冯希哲也提出，当下文学批评要建构起一种基于审美多元背景下以批评主流为主导、大众积极参与的对话与交流的平和秩序。“学术批评在保持本色本质的前提下面向大众，应当追求真理的同时使自身走向大众化通俗化。大众化并非平浅化，通俗化也并非庸俗化。学术批评虽然难以最终走向大众化，因为这要受制于国民的审美经验与水平的制约，但是走出高阁，追求更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当为批评的责任。虽然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使学术批评本身具有封闭的特征，但是远离或者无视整个社会观念的变迁和生动的文学创作实践，显然是不合适的，与批评真正的目的相违背。”

评论者不能只做文学市场化过程中的“广告代言人”

王雪瑛说，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对评论家的独立意识是一种考验。评论家不能仅仅充当文学市场化过程中的“广告代言人”。他们尤其需要发现问题的眼光、分析问题的思想能力和理论素养。“拥有独立的精神向度的评论家在整个社会浓郁的务实气氛中，如何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分析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现象和问题，发出批评独立的声音，对评论家来说是一个重要而有挑战性的问题。批评家要应对我们时代的复杂经验，要理解正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经验，认识全球化环境中的中国问题。如果失去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批评家要如何来剖析作家对丰富的生活形态的捕捉与展现呢？”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学生；国情教育；爱国主义；途径选择

[作者简介]胜令霞，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讲师，河南新乡453007

[中周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1-0175-03

国情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向教育对象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是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国情观的过程。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对他们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具有深远的意义。

实践证明，要使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除了要求教育者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教育内容丰富多彩、教育方法新颖生动外，还必须选择适合教育对象特点的教育途径或其有机组合。从方法论上说，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的介体，是国情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渠道；从知识和信息传播角度看，许多社会组织形式都具有传递国情信息和知识的功能，可以作为实施国情教育的途径。但是，主体选择和利用这些途径时，必须研究它们各自的特点，以期达到最佳教育效果。

由于国情教育内容的多样性、原则和规律的特殊性以及大学生群体的复杂性，大学生国情教育途径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对此进行分类概括有多种方法和标准，如以其是否被客体感觉到，可以分为显性途径和隐性途径；以其产生的历史序列，可以分为传统途径和现代途径；等等。笔者按照其特点和功能的不同，把实践中运用的大学生国情教育途径概括为以下几类，并分别探讨其具有的不同国情教育的特点。

一、课堂教学活动的途径

课堂教学活动是指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组织的教育形式，它也是目前学校教育(德育和智育)的主要形式。就作为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途径而言，它可以通过以下三种具体形式完成国情教育的任务。

I一)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课进行国情教育的途径

国情教育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同时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工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中必然包含丰富的国情教育的知识和信息。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程就包含着大量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国情知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也包含我们党对现实国情的根本认识和分析判断；《形势与政策》课程介绍了当前的基本国情和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等。

利用思想政治课教学活动的现有渠道进行国情教育有多方面的优点：第一，能发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优势；第二，可以促进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三，能保证将受教育者对国情的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更好地贯彻国情教育的目的。

这种途径的缺点是：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政治性较强，自由探讨的空间较小；其次，活跃教学气氛的方法较少，内容较为枯燥。

(二)通过各种专业课程的教学活动的途径

各种专业课程有自己特定的内容体系，其教学活动也有特定的目的和任务，不可能围绕国情教育为中心进行组织，但由于许多专业课程的教学活动与国情教育密切相关，对开展国情教育还是有很大帮助。如历史学科、地理学科、经济学科等都有明显的教育效果。

通过专业课程这种途径对大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是比较深入系统的，同时其又属于隐性、渗透式教育，会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但是，由于专业课程本身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如果过分依赖这种途径，受教育者获得的国情知识会存在片面、孤立的现象。

(三)通过各种有关国情的报告会、讲演会和讨论会等学术活动的途径

这些学术活动一般包含针对某一领域或专题的系统知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报告人大多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通过这一途径，受教育者不仅能得到关于国情的某一方面的系统而深刻的知识，还可以得到如何认识和分析国情的方法。但是，这种途径一般较难组织，又往往偏重于学术探讨，在统一大学生对国情的认识和分析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利用课堂教学活动对大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途径有四大优点：一是课堂教学活动受外界干扰较小，能够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学习效率较高；二是教育者一般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在受教育者心中享有一定的权威和信任感等因素，使大学生易于接受，且信息传递的误差较小。三是教学内容丰富，有很强的科学性，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群体对国情认识的分析能力；四是课堂教学利用现有的学校教学条件，社会成本较小，组织起来方便。但是，这种途径也具有时效性较差、反映国情变化及其趋势比较缓慢等的缺点。并且，由于存在着所谓“剧场效应”，课堂教学活动限制了教育对象的数量。

二、学校各级党政工团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优势，是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特征。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它的最重要内容和任务是统一参加者的思想和政治意识，使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被大学生群体所理解、拥护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在充分调查中国的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制定的，所以，政治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进行国情教育的过程。如对十七大报告和六个“为什么”的学习，使学生及时了解国家的政策动态和发展形势。

政治理论学习虽然也可能采用类似于课堂教学的形式，但由于其学习对象的特殊性(一般是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内容的政治性和程序的严肃性，使其与课堂教学活动有本质的区别。通过这种途径，参加者可以得到和掌握对现实国情的最权威、最全面、最准确的知识信息和分析方法；同时，由于组织严密，要求严格，参加者都能认真对待，这是这种途径的主要优点。但是，这种途径也具有信息高度抽象化、理论化的特点，如果组织次数过多，容易引起大学生的逆反心理。

三、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的途径

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根据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根本基础，也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手段，是一切关于客观世界知识的最终来源。组织和引导大学生群体积极参加多种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对国情的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社会实践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实践的内容更丰富了，范围更宽广了，形式更多样化了。因此，通过这种途径进行国情教育的具体形式也丰富多彩。

(一)实践锻炼(社会实习)的途径

安排大学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从事课堂学习以外的社会实践工作，使其拓宽对国情认识的知识面，增加对国情的感性认识，以了解现实国情的本质特征。采用这种途径，主要是为了克服单纯依靠学校学习的途径进行国情教育所带来的缺点和问题。这种途径的缺点是由于时间较短，认识国情活动不易深入，而且如果管理监督不严，就容易流于形式，不能达到组织者的国情教育目的。

(二)社会考察的途径

社会考察是通过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调查、访问和研究的方式，是一种认识社会现实的组织形式。社会考察的过程，是考察者动脑、动手和动口的过程。通过调查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经过整理、分析和头脑的加工制作，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得出既有事实根据，又有理论思考的准确结论。把社会考察形式应用于大学生国情教育的实践，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在国情教育中的具体运用。

组织社会考察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根据大学生国情教育的要求，确定考察任务、对象和范围，提出考察计划，考察对象一定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二是组织者要和大学生们一起参加活动和制定考察计划，充分了解考察的意图和要求；三是在考察过程中，要求大学生亲自动手、积极动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最后要求大学生做好调查记录，随时整理资料，并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写出考察报告。只有这样。社会考察活动才能真正成为大学生认识国情、提高分析国情能力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服务活动的途径

社会服务活动就是利用大学生们的智力、知识、技能和体力等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帮助、解决困难的活动。它的特点在于参加者的自愿性和服务的无报酬性。在活动中，参加者自觉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体力为社会为群众做实事、做好事，尽自己的责任作贡献，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能够使大学生与被服务者加深感情，增强沟通和交流，使大学生得到更多的国情知识和信息，同时也能够增长社会才干，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四、有组织的让大学生利用大众传媒的传播途径

大众传媒包括广播、电视、网络、报纸和杂志等。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和社会信息中，有许多是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的，有些媒体还开设有专门的国情知识和国情教育栏目。通过这种途径进行国情教育具有对国情变化反映迅速、国情信息形象生动的优点。但也存在如下缺点：第一，传播的信息比较庞杂，国情教育的信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教育对象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很可能会同时传播；第三，往往总是从新闻的角度来看待国情信息，以是否合乎公众的兴趣和口味来决定取舍，使急需传播的信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第四，由于公众的思想认识水平的差异，对传播的国情信息的理解差别很大，会出现所谓“种下的是龙钟，收获的却是跳蚤”的尴尬局面，使教育者的意图不能实现；第五，受新闻传播规律的严格限制，教育者不能过多的通过“灌输”等有效方法进行国情教育。从社会实践来看，社会公众的国情信息获得途径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而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五、公益宣传的途径

随着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和人们社会责任感的增强，社会各界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公益性的宣传活动，这也成为国情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公益宣传的活动由于其公益性的特点，可以拉近宣传者和受教育者相互的感情距离，宣传内容相对集中系统，而且主要针对社会现实的重大或紧迫的问题，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都是公益宣传活动这种途径的优点。但是，这种途径也有缺点，主要是次数较少，又只集中于少数的几个社会问题，而且宣传对象也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主要街道，影响范围比较有限等。

由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国情教育的实践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特点，所以，国情教育途径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宏观层次上，由于国情教育对象的复杂性，需要发展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特点的国情教育途径；在微观层次上，对同一教育对象也有不同的途径可供选择。国情教育途径的选择就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针对不同国情教育对象，选择最有效的教育途径。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受众接受 接受美学 娱乐化

接受美学围绕“作者―作品―读者”的总体动态过程，与过去只重视作者、作品的观点不同，接受美学认为受众能动的接受意识是作品产生效果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理论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逐步扩散到新闻传播领域。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媒体逐步将重心放在受众上，这可以说是一个飞跃，但是由于媒体过于重视受众的选择权而将受众的需求始终摆在比较特殊的位置，又因为受众知识面的良莠不齐而使得媒体逐渐走上泛娱乐化的误区。而新闻娱乐化是指包含专业娱乐媒体在内的媒体的泛新闻化，是指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以“娱乐心态”记录事件，并不发表评论，以旁观者的形象来做新闻。这类传媒现象的主要特征是避开舆论监督，加大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

一、接受美学渗入媒体娱乐化的表现

随着媒体的发展，我们仿佛一夜之间处于一个波涛汹涌的娱乐时代。“娱乐化”一时间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的关键词。放下身段插科打诨正渐成媒体的追求和百姓的喜好。娱乐化潮流的汹涌澎湃，固然有传播媒介的商业利益驱动，但广大受众的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媒体娱乐化的趋势，那么娱乐化究竟有没有受接受美学的影响呢？如果有，那么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受众逼近媒体

受众的喜好始终是媒体的风向标。应该厘清的是受众在节目的接受过程中也可以认为是一个驾奴者，一档节目的成功与否除了受本身节目质量的影响外，同时也受受众一定程度的制约。正如传播学者拉斯韦尔著名的“单向直线”传播模式所展示的一样，受众作为传播环节中重要的一环，不应只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大众媒介应从传统的传者研究转向受者研究，这一理论得到了大部分传播学者的认同。时下流行的游戏、益智、真人秀节目等都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点，亲身体验的参与性、节目难度的挑战性、游戏结果的不确定性对受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使他们的热情日益高涨。

2、媒体逼近受众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我国电视节目的传播形态，我们会发现，我国电视节目起初的时候，是按照节目本来的宗旨运作的，似乎没有刻意地去关注受众需求这一方面，然而后来当各式各样的节目形态充斥电视荧屏的时候，观众的眼光变得挑剔起来，电视媒体因此变成了观众手里的遥控器，观众喜欢什么，电视上便会大批量的生产什么，节目慢慢变成观众需要什么，电视台就生产与之相应的节目。按接受美学的观点，研究电视节目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充分肯定了受众在媒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避免了对受众问题的孤立研究，将受众与节目紧紧结合在一起；第三，考察研究电视节目的所有现象都不能离开受众问题。①

二、接受美学影响新闻娱乐化的原因

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质的飞跃。周围的环境会加快甚至影响事物的发展，新闻娱乐化一方面是媒体经济效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受受众的需求影响。

1、接受美学之“得”

新闻传播学受接受美学的影响，逐渐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这与接受美学本身具有可借鉴性是不可分割的。接受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视野融合”。只有受众的期待视野与电视节目相融合，才能谈得上接受和理解。电视节目在制作时要考虑到受众的期待视野，也就是说节目要为受众所制约，那么受众实际上已经成了没参与制作的制作人。纵观传媒的发展，受众确实已经慢慢参与到媒体的活动中，可以说是成了媒体背后隐形的老板。加之，接受美学其实是受众学，是研究受众积极能动作用的科学，这就为媒体研究其受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蓝本。按照接受美学理论，受众的地位超过了节目制作者的地位，受众不仅是没参与制作的作者，而且又是使节目得以成为节目必不可少的制作者，这些观点都为传媒应该重视受众的地位提供依据。另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有利于媒体为受众提供审美教育。原因在于，受众对节目的欣赏就是对节目的创造，这就要求受众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的修养，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水平，而这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节目的效果才能达到。

2、电视节目娱乐化滋生的土壤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这个理论以受众为出发点，改变了以前以传者为起点的传播范式，而是从两个新角度即受众如何使用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内容能够满足受众什么样的需要。在变革与转型的特殊时期，在诸多深刻的变革面前，很多人会备感紧张与压力，以至于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需要娱乐，需要某种宣泄情绪和缓释心理压力的通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娱乐化特别是传媒的娱乐化倾向，甚至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某种体现，是媒体真正成为“大众传媒”的必经阶段。

三、媒体应该掂量接受美学的效果

媒体在制作节目时，考虑到受众的诉求，甚至是将受众诉求放在第一位，这样做如果不能把握好度的话，是有违接受美学初衷的。而我们更应该相信，媒体有能力在娱乐化、真实性和思想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1、接受美学之“失”

在运用接受美学研究受众对媒体的重要性时，要认识到其有一些缺点，这是要媒体来掂量着运用的。一些接受美学的研究认为文本不是独立的，也不是自足的，而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启示性结构，它的完满实现需要读者在观念和意识中将之具体化，同时认为独立的作品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观念之中。另外，他们还主张绝对的相对主义，将受众的地位上升到超强的位置也是不对的。如此一来，媒体就可以不受社会责任和社会效果的制约而“自由”地运作，他们不用对错误的观点负责任，而要由对之加以理解和想象的读者负责任。所以说，接受美学赋予了受众最充分的自由，但也给受众套上了最沉重的枷锁。

2、电视节目娱乐化的弊端

电视节目娱乐化过分强调节目的娱乐功能，放大了节目中的人情味、趣味性因素，偏离了节目娱乐功能的初衷。娱乐化的节目在给受众传达愉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低俗的烙印。值得注意的是节目娱乐化使制作者摒弃了客观理性的制作原则，全力满足受众感官上的娱乐体验。施拉姆提出的媒体的四种功能，其中一项就是娱乐功能。娱乐是一种单纯的精神享受，其目的是让人们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之余，放松身心，获得愉悦。我们提倡适度的、健康的娱乐，然而，一些媒体却为了激发受众的原始欲望而提供娱乐，或为了娱乐，而削弱了媒体首要的传播信息、告知新闻的功能。③新闻“娱乐化”最大的害处就是：传媒“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化，是节目堕落的表现，舆论导向的严重缺位、错位。关键是影响了受众，愚弄了受众，更重要的是对知识传播、文明进步并无多大用处。

3、正确的“路”

媒体在现有的两种判断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中进行协调，其目的无非是想从专业的视角进行专业的分析为受众提供经过整理或精心策划制作的节目。在整个传播过程中，需同时从受众方面来考察整个过程是否成功。受众是传播内容的接受者，怎样的传播形态是相对而言有效的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喜好和审美。现在很多媒体都开始重视受众的地位，会根据受众的需求来制作节目，从各个角度去迎合受众的口味，但我们不容忽视的是很多媒体一味地强调迎合受众，赢得收视率而将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抛之脑后，这是一个需要引起广大媒体和受众共同反思的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是应该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正确宗旨的，如果为了赢得高收视率，迎合受众而有意的讨好受众这是极不应该的。媒体改革要的是研究怎样把节目做得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以这样多姿多彩的方式去博得受众喜爱，而不是用一些恶劣的手段和媚俗的内容去影响受众。大众传媒的力量是强大的，相对于观众的心理“想要”而言，它完全有可能把观众的审美需求扭转过来。“虽然从发展的进程看，媒体和大众是互动的，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各为所用，各得其所。但是，作为一种体制或机构，大众媒体总是更加主动，更有进取心一些，大众媒体的个性就是建立在奉迎、靠拢或争取广大受的的基础之上，同时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诱导和操纵受众，甚至左右着舆论和时尚的方向。”④

我们所要认识到的是尽管媒体的传播方式离理想的传播形态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其整体态势是与受众发展一致的，传播不仅要完善其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所跨越和升华。美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在大众传播的美学探讨中，新问题的产生，正是预示着有一种新的理论会随着确立。因此，如何提高电视节目的美学含量，如何和受众进行完美有效的沟通，仍然需要所有媒体人共同探寻。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接受美学研究电视节目时，要尽量防止过分地强调受众在节目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忽视了作为审美对象的电视节目本身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①唐弦：《解读受众》，[M]. 海南：海南出版社，2002：57-58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0

③禹建强：《传媒市场化的陷阱》，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92-93

④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

大众传媒的缺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危机状态 政策传播 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206－03

近几年来，国内外危机事件频发，破坏性极大，这对于危机化解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在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重要工具对危机化解起到关键作用。而政策传播又是公共政策运行中不可忽视的环节。政策传播较大程度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政策制定科学的基础上，政策及时、有效、准确、大范围地传播，才能最大发挥政策功能，倘若政策没有得到良好的传播，政策便无从发挥作用，危机也无从化解。而科学有效的传播模式则是实现政策高效传播的重要保障，有利于提高危机状态下的政策传播效率，优化政策的社会效益。目前，有关政策传播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仍较为薄弱，对于危机状态下政策传播模式的研究更是缺乏足够关注。所以，开展危机状态下政策传播模式的研究有其必要性，有其价值所在。

一、政策传播与政策传播模式的概念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一定方案。”[1]政府制定相应政策，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发展等。政策功能最终能否实现，除了受政策自身科学性、政策环境和资源等因素影响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能否高效传播。因此，政策传播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公共政策传播指的是政策传播主体为实现政策目标，通过各种渠道、方式与政策受众进行沟通，使政策受众产生政策传播主体所期望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性传递政策信息的行为，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共享活动。政策传播对政策执行效果、政策目标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高效的政策传播利于更大范围受众了解、接受政策信息，并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的双向沟通，从而实现政府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协调公众行为、鼓舞群众情绪、修补政策不合理部分等积极作用。

“模式，指的是对某一事项或实体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简洁的描述。”[2]也就是说，政策传播模式指的是对于国家政策在流动、控制中各要素组合方式、相互作用原理理论以及所受外部影响等的直观的简洁化的描述。政策传播内在机制主要指传播主体、受众、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几个传播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方式。同时，政策传播与外部有着密切联系，政策传播还受外部环境（如其他受众等）的影响。

政策传播及政策传播模式，离不开传播主体、受众、渠道和内容几个要素。政策传播主体即政策内容的传播者，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权威机构、私营组织、第三部门、社会个体（甚至受众本身）等。传播受众是指政策内容的接收者。政策传播渠道则是政策传播过程中，主体和受众间相互进行信息交流的各种途径、方式，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政策传播内容事实上就是政策信息，以政策文件为主，还包括体现在政策组织和社会生活中的政策信息。

二、危机状态下的政策传播模式

危机状态下，政府制定政策目的在于使公众迅速知晓、理解政策，引导公众行为以化解危机。因此，相对普通状态而言，危机状态下的政策传播更强调传播效率。在中国，危机状态下的政策传播主要围绕政府、媒介、公众来进行。当前，中国危机状态下的政策传播模式主要有：党政系统内部的直线传播模式，借助媒介的政策宣传模式、公众信息模式，及公众发挥作用的压力模式。

1.党政系统内部的直线传播模式。该模式指存在于党政系统内部，依靠国家行政机构层级将政策逐级往下传播的模式。“模式中，各层级的传播者自上而下逐级传递政策，并进行相应控制，下一级根据具体情况接收信息。”[3]政策决议常在最高层会议中制定，而后通过会议、文件传达到下层各级。

近年来中国煤矿事故频发，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在这样的危机状态下，中国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文件规定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要求企业负责人和领导班子成员要轮流现场带班，煤矿、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政策出台后，以文件、会议形式自上而下传递到各级党政机关，相关部门对政策有了全面了解，为贯彻政策奠定了基础。

模式中政策通过各级党政机关进行传播，确保了相关部门对政策有较全面的认识。另外，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等机密性政策需采用该模式进行传播。但该模式仍存在缺陷：一，政策传播渠道单一，并要经过层层传递，导致政策传播不及时；二，在政策传递过程中，各级部门可能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性地传播政策，过滤、屏蔽不利自身的政策信息，或有目的性地增加利于自身的政策信息，易造成政策传播内容失真；三，党政机关内部的传播主要是单向传播，公众意见无从反馈。

2.政策宣传模式。指政府通过传媒作用推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将公共安全知识、政府应对危机政策等信息传递给公众的传播模式。模式中传媒持续报道政策制定、进展及存在问题，突出政策重点，引起公众关注进而将政策信息大范围传递给公众。在中国，对于国家准备出台或已出台的政策，政府常会借助传媒力量进行大规模宣传和政策动员。

2011年3月中旬，在日本发生核泄漏后，中国部分地区爆发抢盐风波。在此情况下，政府部门及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普及碘盐、防辐射知识，大力宣传有关政策。相关省市政府第一时间做出紧急部署，维护食盐市场稳定。同时，发改委通知，打击哄抬盐价行为。大众传媒对于抢盐风波中国家政策的及时跟进和大范围宣传，使人们能够了解政策信息，从而抑制了抢盐风波。

的确，该模式通过传媒将公众的注意力聚集到公共事务，利于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和把握；再者，大众传媒传播覆盖面广，较多公众能够接收政策信息；另外，通过传媒宣传减少了传播层级从而控制了政策信息的失真、流失。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该模式的缺点，一，该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单向传播模式，公众被动接受信息，可能产生抵触情绪；二，公众缺乏正规反馈渠道，传受双方缺乏充分互动；第三，媒体进行大量评论，使得部分公众不敢表达不同意见。

3.公众信息模式。“指政府通过召开新闻会、情况通报会等，与媒体进行双向传播并使公众获得必要信息的传播模式。”[4]政府常针对特定事件召开新闻会，政策信息或者解释相关事件，同时记者可对自身聚焦问题进行发问，实现双方的互动交流。再者，大众传媒积极对新闻事件进行追踪报道，使公众获得相关政策信息。

在经历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公众对中国乳品行业信心不足。2010年7月13日，卫生部召开新闻会，对于乳品安全问题予以澄清、回应。会中，媒体针对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提出质疑，政府、行业专家则从专业角度向媒体解释了生乳安全标准中蛋白质含量下降的原因，给予媒体回应，政府与媒体实现了充分互动。同时，媒体对于会追踪报道，利于公众及时获得权威、准确的信息。

我们发现，公众信息模式有以下优点：（1）会中政府与记者都参与其中，有问有答，有利于政府与媒体的双向互动；（2）媒体对于会的追踪报道，使政策信息能够迅速扩散到群众中；（3）公众信息模式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这种模式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也存在不足，参加新闻会的人员主要是记者、媒体负责人、政府官员、各协作单位代表等，公众很少能直接参与，反馈渠道狭隘，政府与公众间的互动仍然有限。

4.压力模式。压力模式是指公众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对政策提出意见或诉求，给予政府压力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实施的双向传播模式。随社会民主的发展，公众愈发重视话语权。在特定事件之后，就开始社会舆论的整合过程，各群体、个人通过各方式表达意见，意见引起共鸣时形成一定社会舆论，对政府部门产生压力。中国公众意见表达渠道主要包括：（1）通过政府窗口部门，如部门等；（2）通过人大、政协；（3）通过大众传媒如网络等。

番禺垃圾焚烧场选址事件是压力模式的典型例子。2006年8月，广州市规划局批准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为番禺大石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在获知消息后，公众以各方式对政府决策提出质疑和诉求。首先番禺民众通过网络等渠道在极短时间内广泛传播意见，并形成网络舆论。而后居民自发组织在番禺多地签名抗议。媒体的相继报道使该事件成为舆论热点，迫使政府做出回应。政府相继进行了民意调查、召开会，最终迫于压力调整政策，停止番禺垃圾焚烧项目。

可见压力模式是单向传播模式的一种进步，它实现了公众的反馈，调动了公众积极性，利于传受双方充分互动，利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贴近民意。其不足在于，政府往往在公众舆论对自身产生强大压力时才进行政策调整，显得过于被动；另外，该模式只能在有足够多人关注特定事件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三、危机状态下现有政策传播模式低效的表现

高效的政策传播有利于政策更有效地执行，从而利于危机的化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次危机都能在现有政策传播模式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得到有效化解，更有甚者因政策传播效率较低而引发其他不利状况。政策传播低效现象影响了危机的及时化解。

通过对危机状态下政策传播模式的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危机状态下政策传播模式仍存在以下4种主要低效表现。

1.政策传播不及时。“政策传播不及时，即政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传播到政策受众中的情形。”[5]政策传播层级过多，政策文件、会议精神没有得到及时传递，往往会造成政策传播不及时这一后果。“信息的价值与其传递的时间成反比，即传递的时间越少，价值越大”；反之，“时间延误，会使信息的价值衰减或消失。”[6]可见，政策的价值与政策传播时间成反比。政策要在规定时间内得到传播才能充分发挥功能，特别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政策需在极短时间内传播到受众中，才能迅速化解危机。此时，政策传播速率显得尤为重要。政策传播滞后，则不利于受众对政策信息的掌握，使其无法配合执行政策，不利于相关状况的解决，甚至导致情况恶化。充分发挥政策价值、使危机更有效地化解，需要保证政策传播的时效性。

2.政策传播不准确。政策传播不准确，指政策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删减、流失，只有部分政策信息被传播，或者政策的性质、目标等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歪曲、走样的情形。

“在政策传播过程中，政策下达需要经过层层传播、重重环节，传播过程较为复杂，各级政府部门有自身具体情况，存在着根据自身利益而选择性地对政策进行传播的情况，他们对于自身不利的政策就过滤、屏蔽，不让公众得知，同时他们可能会有目的性地增加利于自身的政策内容。”[7]如此一来，在政策经历层层传播后，便会造成政策内容的失真、流失，最终受众接收的政策信息真实性较低，受众不能正确理解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宗旨，导致行为也将偏离政策要求，难以实现政策传播对政策执行的意义。

3.政策传播覆盖不全面。政策传播覆盖不全面指实际的政策传播范围小于要求的政策传播范围，或者实际接收到政策的受众少于要求的政策受众的情形。“某些政策在传播过程中，在某一层级突然停止，使得政策传播范围大大缩小，部分公众尤其是农民工等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无法接收政策信息，此类现象并不少见。”[8]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传播便无法达到预期要求的传播范围，导致一部分人难以掌握和理解国家政策信息，因此无法有力地动员、聚集受众力量，正向动员聚集效应的实现受阻。另外，政策传播覆盖不全易导致流言、恐慌出现，不利于传播效率的提高。政策传播覆盖不全面使得仅有部分受众接受了准确的政策信息，另一部分人只是道听途说甚至全然不知，处于迷茫怀疑的状态，此时社会上极易出现谣言、流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说政策覆盖不全面是实现政策传播高效的重大阻碍。

4.政策传播反馈机制不健全。政策传播是政策传播主体为实现政策目标，通过各种渠道、方式与受众进行双向政策沟通的过程。在政策传播中，受众既是政策信息的接受者，又是政策信息的反馈者。受众的反馈关系到政策传播效率，对于政策传播的重要性不可小视。政府传播主体可以通过来自受众的反馈来掌握受众的需求和兴趣，从而尽可能使政策符合民意。若是缺乏健全的反馈机制，受众反馈信息向政府系统输入流程不顺畅、主体信息屏蔽等，将对政策传播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政府无法获得受众的意见和建议等，不利于政府完善政策中的不合理和不科学之处；另一方面，没有一个正规的反馈渠道，传受双方缺乏互动，不利于消除受众对政策的误解、曲解，受众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如此一来，阻碍了政策传播效率的提高。

危机状态下政府的政策传播，目的在于使受众迅速了解、接受政策，并予以配合做出相应的行为促进政策执行，帮助对抗危机、化解危机。为提高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的传播效率，本文认为应建立以传播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政策传播围绕传播受众为中心进行，充分考虑传播受众的实际情况。首先，以传播受众为中心组建强有力的传播主体，发挥基层传播组织作用；其次，以传播受众为中心整合传播内容，一方面具体分析传播受众的特性、需求，丰富政策传播形式，重整传播内容，使受众更愿意接受，另一方面，注重受众的反馈，并及时回馈相关信息，不断完善政策内容；最后，以传播受众为中心灵活选择传播渠道，了解受众群体，选择合理的大众传播媒介，建立完整的信息传播网络，减少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度。如此一来，政策信息能够更为全面、准确，能够更及时地传递给受众，并能覆盖更大范围的受众，从而最大限度地动员受众，达到提高政策传播效率、帮助化解危机的目的。

收稿日期：2011-06-29

基金项目：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实验立项项目“危机状态下的公共政策传播模式的建构”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君琳（1990-），女，福建泉州人，学生，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1] 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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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林毅，王官仁.政策传播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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