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柱骨科和关节骨科的区别范文第1篇

勇闯上颈椎“”

学医的同仁都知道，上颈椎是脊柱疾病治疗的最大难题，处理复杂，风险大，治疗效果稍不理想，就有可能波及到上颈椎局部的脊髓呼吸、循环中枢。呼吸、循环中枢受损的灾难性结果对病患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即使在脊柱外科迅猛发展的当代，上述认识仍然不过时。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前辈们就率先在全国向这一生命发起了挑战。李浩鹏看到神经外科教授对颅底凹陷、环枢椎脱位行单纯减压、特别是经口减压手术，感到震惊和神奇，之后更激发了他对上颈椎的研究兴趣。上颈椎结构特殊，生理功能复杂，其上与颅骨相连，体积小，但活动度及活动频率最高，极易引起劳损和外伤。上颈椎疾患常是累及枕骨大孔、颈1和颈2水平颈椎和脊髓的疾病，发病原因包括先天性发育异常、创伤、风湿、退变、肿瘤等，主要问题是上颈椎骨与关节及韧带发生病理变化，进而影响到颈脊髓，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该部位解剖结构复杂，一直是医疗的难点和高风险部位。患者往往奔波于神经外科、脊柱外科和耳鼻喉等多个科室求医。上世纪因受医疗技术及医疗器械的限制，上颈椎疾患的诊治水平有限，而且远期效果差，很多患者放弃了对上颈椎疾患的诊治；而且由于风险高，效果不佳，多数医生也退而避之。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因其并发症多，死亡率高，风险大，有国外专著曾明确指出禁止经前路一期松解、后路融合固定。

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的进展及围术期准备水平的提高，李浩鹏教授一直未放弃自己最初的追求，一次次去实验室，一次次去解剖室，多少次对着颈椎标本左量右算。他上网查阅文献资料、翻阅书籍，了解国内外治疗颈椎病的新动态。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件事情再次刺激了李浩鹏教授，最终让他开始行动。他从那时认定，要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努力在上颈椎领域进取。这件事情是：李浩鹏教授的一个患者、同时也是一个熟人的亲戚，不幸罹患了“颅底凹陷症”，四肢肌力感觉障碍不断加重，并开始出现了呼吸困难。在整个骨科主流学界对此类上颈椎疾病尚无成熟有效的治疗手段的20世纪90年代初，不得己的办法是佩戴头颈胸支具，至于剩下的事情，只能交给时间和命运。最后，在患者心目中医术高超、手到病除的李浩鹏教授也只能眼看着患者走向不治，尽管当时所有的脊柱外科医生都面临同样的尴尬和无助。李教授忘不了那个鲜活的生命，更忘不了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身上应担负的沉甸甸的责任。

从此，李浩鹏教授更加留意国内外关于上颈椎外科的进展和动态，同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多琢磨、多思考，仔细推想、小心实践。当时关于上颈椎疾病，主流学术界无论从诊断到治疗都莫衷一是，争论纷纷，甚至到了混乱的地步。可想而知，他在思想上的迷茫和困惑也不少。李浩鹏教授一点一点地思考，一点一点地实践，曾经为了方便时刻揣摩上颈椎的解剖生理特点，随身衣兜总揣着两个实体骨骼标本：寰椎和枢椎。他有着救治成功的喜悦，同时仍然不能避免无助和无奈，也正是他坚持不懈地得来的一点点经验和教训，让关于上颈椎疾病诊治的模式在脑子里逐渐清晰，并逐渐认识到哪些流行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而哪些要点才是上颈椎治疗中需要遵循和重视的。缘于学术上的严谨，他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认为并不完全成熟的想法抛出来；但回过头来看，李浩鹏教授在当时独立取得的一些认识，和现在主流学术界对于上颈椎疾病认识的精华部分不谋而合。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临床研究，一道道难关被攻破，经口一期松解、后路固定手术取得了成功，未出现一例死亡及瘫痪病例，解除了患者痛苦，大大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临床诊治中，李浩鹏教授善于收集临床资料，归纳、分析、总结，积累经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0年，他根据临床经验，对环枢椎进行了分型，分为可复型、难复型、不可复型三类。在临床上，他针对不同分型给予相应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上颈椎疾病的诊治提供了有力依据，2004年得到了我国著名上颈椎诊治专家、北医三院王超教授的指点，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全麻下大剂量牵引，对原来需前路松解的大部分患者均可牵引复位，经后路固定完全可以达到。经多年的努力，对颈椎疾病的诊治已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标志性手术，前路松解加后路固定一次完成，手术3小时，出血几十毫升，病人麻醉苏醒后即可下地活动，效果良好。

更为可贵的是，李教授并没有为自己的进步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清楚地知道，还有人比他走得更快更远；而承认差距，虚心学习也是一个优秀学者所必备的品质。在李浩鹏教授、贺西京教授的组织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近年来年年不遗余力地主办关于上颈椎疾病的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在该领域的大牌专家，共同解析上颈椎疾病诊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促进了陕西及周边地区对这一疾病诊治的规范化。

目前在李浩鹏教授的带领下，该院骨二科这个团队已经在上颈椎疾病的诊治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手术在近期、远期均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李浩鹏教授团队的上颈椎疾病治疗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这和李浩鹏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是无法分开的。

3D打印，开创脊柱治疗新局面

脊柱外科学界公认有两大领域特别要求医生有过硬的技术实力，也就是俗话说的有“金刚钻”才敢揽下来的“瓷器活儿”：一是上颈椎领域，另一个就是脊柱侧凸领域。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脊柱外科）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李浩鹏教授作为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多年来带领团队致力于脊柱疾病、尤其是颈椎疾病的诊治与研究，治疗了大量脊柱、脊髓损伤，颈、腰椎间盘脱出及椎管狭窄，脊柱脊髓畸形等临床疑难病、高危病，并在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们敢于开拓，勇于创新，不仅将3D打印的钢板应用在脊柱外科中，更是应用在了复杂的上颈椎疾病的治疗中。他们首创了3D打印寰枢椎前路钛板，应用于上颈椎的手术治疗。李浩鹏教授和贺西京教授共同主持，独创性地设计了3D打印寰枢椎前路钛板，应用这一钛板系统非常巧妙地解决了治疗中的关键问题：复位和内固定，使患者的脊髓功能在术后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恢复。

2015年，该科室收治了1例特殊的上颈椎疾病患者，李浩鹏教授带领专家团队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该患者病情特殊，无法按常规治疗方法手术。该患者颈椎畸形，已经过一次手术，局部解剖结构已改变，常规钢板无法固定，且前路手术也仅有一次机会，如果手术失败，患者将面临生命危险。这名患者的病情对术者是一个考验，要求术者必须有高超的医术、细致的操作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更要有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对此李浩鹏教授与学科带头人贺西京教授及专家团队讨论认为，患者已经饱受疾病折磨，必须拿出合适的方案来为患者解除病痛。他们经详细讨论后决定，大胆创新，采用目前国际上先进的3D打印技术，为患者量体制作个性化纯钛钢板。做好一切准备后手术如期进行。他们大胆细心，一丝不苟，经过6小时的紧张手术，经口将钢板顺利植入患者颅颈交界的病变处，成功实施复位、减压、固定手术，解除了困扰患者多年的痛苦。术后患者肢体活动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原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时期，就致力于脊柱侧凸手术领域的探索。王尚昆教授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名能够开展哈氏棒内固定脊柱侧凸矫形手术的医生之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李浩鹏教授接过了王尚昆教授的接力棒。在脊柱侧凸手术技术飞速革新的时代里，李浩鹏教授始终和国际前沿接轨，他的团队的脊柱侧凸手术水平日臻成熟。

2015年，该科室收治了一例罕见的极重度脊柱侧后凸畸形患儿。该患儿脊柱向外成角>160度（Cobb角超过160度），脊柱严重畸形，椎旁肌肉僵硬，胸廓畸形。为了确保患儿安全及保护神经功能，李浩鹏教授带领脊柱外科团队最终决定运用渐进的方式进行治疗。他们首先采用头颅及双下肢骨牵引术，即在头顶两侧使用颅骨牵引架向上牵引，在双下肢胫骨踝上打克氏针向下牵引，通过上下两个方向同时逐渐牵拉，将弯曲僵硬的脊体牵长、拉软，为手术做好准备。在持续牵引2周后，胸廓畸形、椎旁肌肉僵硬等情况得到较大改善，身长由130厘米增加到了145厘米。

为了降低手术风险，他们应用3D打印技术，制作出了脊柱畸形模型，详细制订了手术方案，为手术做好了精细的准备。此后，由李浩鹏教授主刀，在团队的共同协作下对患儿实施了全麻下全脊柱截骨矫形术。手术全程在诱发电位严密监测下进行，及时反复监测神经传导速度，判定神经功能。在手术、麻醉及护理人员的紧密配合下，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术后患儿即可平卧，大驼背畸形显著改善，双下肢感觉、运动良好，自解小便。术后患儿恢复良好，终于直起了腰杆儿。

微创骨科的开拓者

曾经有学者预测，未来的外科时代是微创的时代。当普通外科、妇产科、泌尿外科的微创腔镜技术如火如荼地开展时，骨科的微创手术进展却稍显滞后，这当然和骨科手术的天然特点有关。因为骨科手术缺乏天然的腔隙，或者天然的腔隙虽然存在，但狭小并且难以定位、难以操作。随着关节镜外科、微创脊柱外科技术在国外的日益成熟，微创骨科技术的潮流已变得势不可挡。

20世纪90年代，敏锐觉察到这一前沿变化的李浩鹏教授再也不满足于单单通过开放手术获得好的疗效，让患者的创伤更小、恢复得更快的理念，已被他深刻认同。当国内京沪等地的顶尖医院骨科刚刚开始微创骨科的实践不久，李浩鹏教授就赶往北京某著名骨科进修微创技术。鉴于当时骨科同行对于微创骨科都处于摸索阶段，并没有特别多的成熟经验可资分享，因此李浩鹏教授的学习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学”。

此后，李浩鹏教授带着学习的收获，筚路蓝缕地在西北地区率先开展了膝关节镜手术和脊柱内镜手术。微创骨科技术有别于常规腔镜技术之处在于，骨科医生需要发现潜在的腔隙甚至“创造”腔隙。除了腔镜技术，骨科医生可能还需要借助于X线、CT、工作通道等技术的辅助，在狭小的罅隙里完成一系列具有难度的手术操作。李浩鹏教授刚开始开展工作时，的确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但他凭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微创理念的执着，硬是坚持了下来。1997年，他首次在西部地区开展内镜下手术治疗脊柱畸形及骨折，使脊柱微创治疗成为现实。轻度特发性脊柱侧弯在镜下一次完成矫形；先天性脊柱侧弯在腔镜下去除半椎体、内固定矫形；椎间盘镜下微创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手术具有损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效果好等优点。

如今，在李浩鹏教授的领导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的微创骨科的学科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脊柱微创方面，椎间孔镜、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MIS-TLIF）、经皮椎体成形术（PVP）、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技术等先进技术均已成为科室的常规术式。李浩鹏教授在西北地区椎间孔镜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得了椎间孔镜先驱者德国Thomas Hoogland教授的肯定和赞赏。

李浩鹏教授不搞技术垄断，积极奖掖后进，着意培养人才梯队。在21世纪初，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脊柱外科方面后，放手让科室的年轻医生接过了关节镜外科方面的工作。在李浩鹏教授的精心指导和积极扶持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的关节镜治疗组迄今已成功完成各类关节镜手术上万例，技术水准一直领先西北地区，并为陕西省以及周边地区培训了大批关节镜外科医生。

李浩鹏教授从医以来，一直坚守着最初进入这个行业时的本心：一名医生一定要掌握过硬的技术，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把救治患者的宏愿落到实处。数十年来，李浩鹏教授一直不知疲倦地在骨科、特别是脊柱外科领域锐意精进，攀登着数不清的高峰，攻克了诸多技术难关。他所做的这一切，不为别的，都是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早日康复！

脊柱骨科和关节骨科的区别范文第2篇

协和八年,延安十年

1960年的夏天,18岁的邱贵兴考入了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八年制医学院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在这里,邱贵兴既感受到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美丽环境与优雅气质,也被她的学术氛围和科教传统所熏陶,更继承了母校“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精神。

1968年,邱贵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为了响应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他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的村医生涯。当时年仅26岁的他,在延安一呆就是十多年。

在延安的岁月里,面对极差的医疗卫生保障条件和众多的患者,邱贵兴除了要处理他所擅长的外科问题外,还得解决内科、骨科、儿科、妇产科等其他学科的临床问题。现实的情况迫使他不断学习,使他掌握了扎实的全科医学知识,并积累了丰富的基层临床工作经验。

在陕北农村,由于交通非常不便,患者如遇到难产、摔伤、急腹症等急症,根本无法送到医院抢救,因此,邱贵兴经常在半夜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行走在陡峭的崎岖山路上,也记不清有多少次面临紧急时刻,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凭借着手电筒的光线做手术……

当年,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延安,对邱贵兴而言,的确是十分漫长的考验和锻炼。但邱贵兴和他的夫人、同班同学林守清(现为我国著名妇产科学专家)同甘共苦,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手术时互当助手,解决了许多疑难病症,他们从艰苦的生活和工作中也感受到了无限的乐趣。特别是当地老百姓的淳朴善良和对他们的极度信任,让邱贵兴有着身为医生的极大成就感。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邱贵兴的从医之路,也历练了他的人生。

脊柱畸形矫正术:使中国人“挺直腰板”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为了向更高的医学高峰攀登,37岁的邱贵兴和夫人林守清以过人的毅力,刻苦复习,先后考回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邱贵兴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日子里,依然面对着各种艰苦的条件,他白天上课、做临床工作,晚上去实验室做实验、搞科研,经常忙碌到午夜。为了保证实验的精确性,他利用放射科淘汰下来的X光机,亲自抱着实验兔子照X像。就这样,他用自己的健康作为代价,在缺乏放射防护的条件下,照了整整两大箱宝贵的X线资料。1982年,邱贵兴获得硕士学位,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荣获北京市优秀论文奖。这是他刻苦求学、忘我求知的奖励和回报。

求学时期,邱贵兴经常查阅学科资料,当他看到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脊柱侧凸患儿的照片时,便坚定地选择了一个主攻方向――脊柱外科。

脊柱外科是骨科最艰难、最凶险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脊柱畸形矫正在我国脊柱外科领域还是空白。1986年,已入不惑之年的邱贵兴远赴加拿大,师从国际著名脊柱外科专家、世界脊柱侧凸学会前主席Armstrong教授,重点学习脊柱畸形的矫治和脊柱外科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1987年,回国后的邱贵兴开始独立承担大量的脊柱外科临床工作,特别是应用Harrington、Luque等新技术治疗了大量脊柱侧凸患者。邱贵兴与他的同事一起启动了我国脊柱侧凸的规范化治疗,掀开了中国脊柱侧凸治疗领域崭新的一页。

邱贵兴曾经参加了北京协和医院对北京地区两万多名中小学生的普查工作,发现脊柱侧弯发生率为1.06%,天津的普查结果是1.14%,山西的为1.44%。青少年脊柱侧弯不仅会引起严重的躯体畸形,影响心、肺发育,丧失劳动能力,而且还会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导致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疾。我国的脊柱侧弯患者不但发病绝对数量大,而且畸形严重程度高,大量的严重残疾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医疗负担和经济负担,也给脊柱外科医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Harrington及Luque等技术虽然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手术,但只能做一维或二维的平面矫正,而脊柱侧凸是一种立体的三维畸形,因此,有的患者术后虽然侧弯得到矫正,但是驼背反而加重,甚至不能走路了。为此,国际上不断发展一些新的三维矫形手术。邱贵兴在以往Harrington、Luque、Zilke、Galveston、Dick、Steffee、RF、CD等手术的基础上,较早地引入并积极推广CCD、TSRH、CDH、USS系统等脊柱固定器在临床上的应用,使脊柱手术从单纯的一维矫形转向三维矫形,提高了治疗效果。

邱贵兴不仅及时引进、熟练应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来治疗脊柱外科的疑难病症,还在国内大力推广应用,以更大范围地造福患者。对于一些严重僵硬的脊柱畸形,过去一般采用前、后路分期手术,疗程长、费用高,效果并不满意。为此,邱贵兴针对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了前、后路一期同时手术治疗严重脊柱侧凸,不仅使治疗时间由平均33天缩短至18天,而且显著提高了疗效,大量节省了患者的医疗费用。

邱贵兴还不断地创新研究,发展我国的脊柱畸形治疗技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从方法创新到器械改良,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邱贵兴创建了用于研究脊柱侧凸的模拟人体直立姿势的双足鼠动物模型,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病因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邱贵兴全面系统地从基因和蛋白水平研究特发性脊柱侧凸病因和发病机制,为深入研究该病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作为第一发明人,邱贵兴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型脊柱内固定系统,获得了5项国家专利。该系统在2002年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批准用于临床,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与进口产品相比,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2006年年初,邱贵兴的特发性脊柱侧凸系列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二十余年来,数以千计的脊柱畸形患者在邱贵兴教授的治疗下“挺直腰板”,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协和分型”引起中外骨科学者高度重视

邱贵兴的脊柱侧凸矫形手术包含了所有脊柱外科技术,强化了脊柱功能重建的理念,提高了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脊柱骨折等脊柱外科常见病的治疗水平,因此,脊柱矫形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整个脊柱外科的发展,并引领着中国脊柱外科向国际顶尖水平迈进。

邱贵兴在脊柱外科领域中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对脊柱侧凸、脊柱后凸、强直性脊柱炎的矫形,脊柱肿瘤的切除固定,脊柱结核的治疗,椎管狭窄、脊柱滑脱的减压、复位、内固定,颈椎病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等各种脊柱疾病的治疗,也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他还通过讲座和手术,向许多年青的脊柱外科医师传授自己宝贵的经验。

早在大约100年前,国际上就已对特发性脊柱侧凸进行了分型研究,但直到1983年,美国人King才首次对脊柱侧凸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型,这种分型是建立在平面矫形基础上的,且只有5种分型,不够全面,依据这种分型进行手术,术后失败病例多,不少失败病例术后畸形加重。2001年,美国人Lenke教授提出了新的分型,初步体现了三维矫形理念,较为全面,但未包括脊柱的旋转扭曲,且该分型共有42型,十分繁杂,可操作性较差。

邱贵兴认为,King分型和Lenke分型依据的是分别只有400余例和300余例脊柱侧凸矫治病例,而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已经积累了3000多例脊柱侧凸矫治经验,为什么不能创立中国人自己的分型呢?于是,邱贵兴带领同事和学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脊柱侧凸数据库,收录了其中3000余例资料,并挑选其中1245例完整病例进行了研究。经过研究,他发现了脊柱畸形的三个重要规律:其一,脊柱弯曲的数量最重要。两个弯类型的侧弯最多,且最难决定手术范围,失败率也最高。其二,不同部位弯曲的三维畸形各有特点。其三,弯曲的柔韧性很重要。这项研究一直进行了十多年,经过反复实验,邱贵兴于2001年在国内提出了新的特发性脊柱侧凸分型――“协和分型”(PUMC分型)。

与国际惯用的以侧凸部位分型的思路迥异,“协和分型”首创先以脊柱弯曲的数目进行大的分类,然后根据脊柱不同部位的三维立体畸形特点再分出亚型。“协和分型”系统根据顶点多少将脊柱侧凸分为3个大型,即1个顶点为Ⅰ型,2个顶点为Ⅱ型,3个顶点为Ⅲ型。每型中再分不同的亚型,共计13个亚型。Ⅰa型为胸弯,顶点位于T2~T11-12椎间盘;Ⅰb型为胸腰段弯,顶点位于T12,L1椎间盘;Ⅰc 型为腰弯,顶点位于L1-2~L4-5椎间盘。Ⅱa型为双胸弯;Ⅱb型为胸弯+胸腰弯或腰弯,胸弯/胸腰弯或腰弯10°以上,其中,Ⅱb1型为满足以下条件者:①无胸腰段或腰段后凸,②胸腰段/腰段Cobb角≤45°,③胸腰段/腰段旋转度 45°,②胸腰弯/腰弯旋转度>Ⅱ度,③胸腰段/腰段柔韧性胸腰弯/腰弯柔韧性,胸弯凸侧Bending像Cobb角>25°,Ⅱc3型为胸弯柔韧性Ⅱ度,或Cobb角>65°,则应先前路矫形融合下弯,再后路融合双弯;Ⅱc3型可参考Ⅱb型的标准,选择性融合胸弯或融合双弯;Ⅱd1型可单纯前路融合下弯;Ⅱd2型,需融合双弯,以避免术后胸弯出现失代偿;Ⅲa型可选择融合近端两弯;Ⅲb型由于远端腰弯符合Ⅱb2型条件,因此必须融合三弯。按照该分型方法,不仅可以指导手术术式,而且可提供手术矫形融合的范围,方便普及推广和实际应用。经国际同行临床验证,“协和分型”与King分型相比,所导致的治疗失败率由13.2%降低至2.7%。

2005年,“协和分型”正式亮相国际舞台。该成果发表在国际骨科领域最权威的Spine杂志上,该杂志主编Weinstein教授高度评价了“协和分型”的重要性。邱贵兴也由此经常应邀赴世界各地“传经送宝”,他先后在日本骨科年会、韩国骨科年会、亚太骨科年会及美国脊柱外科年会等重要学术会议上登台演讲。为了更好地促进“协和分型”的临床应用,他还按照分型进行手术演示,制成光盘,发行到全国各地。

邱贵兴教授擅长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使我国的脊柱侧凸治疗达到了国际水平。同时,他在关节外科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成功地实施了大量全膝、全髋关节置换术。邱贵兴教授运用自己丰富的理论知识,充分吸收国际上人工关节置换的新技术、新理论,积极研究国内目前应用的各类假体(国产、进口)的特点及应用范畴,使许多髋关节、膝关节返修手术患者得到康复。

邱贵兴在繁忙的临床和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承担着众多科研项目:卫生部重点项目“脊柱侧凸治疗的程序化及其临床应用的研究”,国家“九五”攻关课题、“十五”攻关课题“国产二膦酸盐治疗老年髋部骨折的研究”,卫生部科研基金“GSS的设计及脊柱滑脱中的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胶原、核心蛋白基因在青少年脊柱侧凸椎间盘的表达研究”,保健专项资金科研课题“老年骨关节炎的临床分期及优化防治方案的研究”,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特发性脊柱侧凸PUMC分型的可行性及病因学研究”;他还与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组联合进行了卫生部科学基金资助课题“雌激素在绝经后妇女骨关节炎治疗中的实验和应用研究”,与香港大学合作进行了骨质疏松骨折治疗的研究,与上海瑞金医院、广州医学院一附院联合进行了“人工关节置换术后中国人的深静脉血栓的发病率及其预防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国家教委三等奖、卫生部二等奖等,并多次获得院内医疗成果奖及科技成果奖,获授权专利5项。

邱贵兴在脊柱外科、关节外科等多个骨科领域辛勤耕耘,兢兢业业,使中国的骨科水平不断攀升,硕果累累。

呕心沥血,使中国骨科走向世界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在邱贵兴教授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TSRH医院、特种外科医院和香港大学等协作进行了骨科临床与基础研究,同时运用网络及远程会诊与国内外同行一起讨论、研究、解决临床上的疑难问题。

2000年1月13日,WHO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启动全球“骨与关节十年”,目的在于提高全世界因骨、关节等疾病所累的人们在健康方面的生活质量。全世界63个国家和地区、763个组织宣布支持“骨与关节十年”。中国于2002年正式加入,并把2002~2012年确定为中国的“骨与关节十年”。2003年,世界“骨与关节十年”代表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邱贵兴代表中国骨科学界所做的工作总结,在参会的54个国家中名列第五,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2004年12月月底,印度洋发生了大海啸,印尼的一些医疗中心被完全破坏,重建非常困难。马来西亚骨科协会主席Saw Ali向邱贵兴发来求援信,希望给予物资援助,帮助印尼重建医疗中心。接到此信后,邱贵兴立即以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的名义,向国内医药企业发出“海啸医疗救助”呼吁,倡导各企业伸出援手帮助受灾地区重建医院。不到半个月,骨科学分会就筹集到价值人民币250万元的骨科手术器械及其他医疗用品,并派专人护送到马来西亚,受到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的赞誉和表彰。这次国际援助行动大大提升了我国骨科学界的国际形象。

邱贵兴决定趁此时机,推进中国骨科的规范化进程,并扩大中国骨科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希望搭建一个以中国内地为核心、覆盖港澳台、辐射全世界的骨科学术交流平台,借以展示国内骨科水平,充分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于是,以邱贵兴为首的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果断决定,将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骨科学术会议”改为每年一次的“国际中国骨科年会(COA)学术大会”。

2006年11月,“第一届国际COA学术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规模空前,共有4000多名骨科医务人员参加,其中国际同行超过200人,共收到学术稿件4665篇。2007年11月,“第二届国际COA学术大会”在郑州召开,会议规模超过了2006年,收到学术稿件5346篇,注册参会人数5849人,外宾180余人。2008年11月,“第三届国际COA学术大会”在苏州召开,会议规模超过前两届,收到学术稿件7295篇,注册参会人数6583人,外宾246人。COA大会不同于国内以往的骨科年会,它显示了与国际接轨的鲜明特征,并采用英文报告形式进行交流。

在邱贵兴的领导下,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除已加入国际“骨与关节十年”行动外,还加入了亚太骨科学会(APOA)等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并积极参加美国骨科年会、日本骨科年会、澳大利亚骨科年会等国际学术交流。

为促进中国骨科学界与国际的互通有无,邱贵兴教授还与美国权威杂志JBJS(《骨与关节外科杂志》)合作,联合创办了该杂志的中文版,以此扩大中国骨科在国际上的影响。

邱贵兴教授是中国骨科“脊梁”上的一块重要的“椎骨”,他成功地将中国骨科推向了世界。200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饱经风雨、历经磨难的他知道,只有自己一丝不苟地工作,才可以使患者“挺直腰板”地健康生活;只有使中国人“挺直腰板”地生活,才可以使中国人“挺直腰板”地走向世界!

脊柱骨科和关节骨科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压缩性骨折;影像学;胸腰椎

脊柱在全身骨骼中占主要地位,是很多内脏的附着点和保护器,脊柱骨折和脱位可以造成脊髓损伤,严重者可引起终身瘫痪或者死亡。其结构较具有承重、运动和保护脊髓的功能。胸腰椎是从活动度较小的胸椎到活动度较大的腰椎,极易发生损伤,胸椎有骨性胸廓的支撑,除直接暴力打击外,损伤的机会较小。胸腰椎是胸椎和腰椎的移行区,这一区域恰好位于活动度小、稳定性较强的胸椎与活动度较大、稳定性相对较差的腰椎之间,所产生的应力集中使得胸腰椎更易发生损伤,因此胸腰椎是脊柱骨折的最常见部位,影像已广泛应用于胸腰椎骨折的诊断,这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各椎体、附件骨折形态、骨块大小,还可以确定椎管的形态、椎管狭窄的程度和神经根狭窄的程度等,结合椎管矢状径占有率大小及骨块移位部位,可提示我们对骨块压迫神经程度的估计,在描述的同时,提出其临床价值,有利于骨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120例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均来源于我院脊柱骨科中医正骨科门诊。

1.2纳入标准符合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纳入标准的患者,即有明显的外伤史、腰部疼痛、活动受限,X线显示为椎体压缩性骨折者。

1.3排除标准排除肿瘤、转移瘤、结核等病理性因素所致的椎体压缩性骨折 。

1.4临床资料本组共120例患者,其中男62例、女58例,年龄26岁-85岁,平均年龄56.7±14.9岁。

2结果

2.1椎体损伤120例患者共损伤椎体161个,其中单椎体压缩性骨折84例,双椎体压缩性骨折33例,3个椎体压缩性骨折3例。平均每例损伤椎体1.3个。

2.2 致伤原因其中交通事故62例,高处坠落伤26例,腰部打击伤15例,跌倒致伤11例,其他6例;合并伤:颅脑损伤9例,多发肋骨骨折并挫裂伤6例,骨盆骨折3例,四肢骨折12例,合并脊髓损伤13例。其中交通事故伤中,50岁以上者43例,占69.1%;急刹车造成椎体压缩性骨折27例,汽车颠簸造成椎体骨折35例。

2.3影像学表现

2.3.1X线平片所有患者均摄正、侧位片,表现为脊柱椎体压缩程度I度114例,Ⅱ度44例,Ⅲ度3例。椎体前缘有碎片者42例,椎体前高度减低103例,椎体后高度减低26例,椎体后缘连续性异常者51例,上下终板骨折者12例,椎板骨折者5例,棘突间距增宽者32例。

2.3.2CT扫描 83例表现为椎体粉碎性骨折54例,椎板骨折32例,椎体后缘骨块突入椎管36例,关节突骨折、交锁24例。

2.3.3 MRI扫描 46例表现为前纵韧带断裂10例,后纵韧带断裂12例,棘间韧带、棘上韧带断裂14例,椎间盘损伤12例,脊髓、圆椎、马尾神经损伤信号改变18例,硬膜外血肿5例。

2.3.4影像学诊断结果全部患者X线平片诊断为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病例中,行CT检查者83例,诊断为压缩性骨折29例,爆裂性骨折54例;行MRI检查者46例,诊断为压缩性骨折12例,爆裂性骨折34例。

3讨论

根据脊柱胸腰段的应用解剖,此段结构有三个特点:(1)其上为较固定的胸椎,胸腰段成为活动的腰椎与固定的胸椎之间的转换点,躯干活动应力易集中于此:(2)胸椎生理后突,腰椎生理前突,胸腰段为两曲度的衔接点,肩背负重应力易集中于此;(3)关节突关节面的朝向在胸腰段移行。因此,脊柱的压缩性、爆裂性骨折常发生在胸腰段。导致椎体压缩性骨折的原因存在两个因素:(1)外部作用力(外因);(2)椎体结构强度(内因)。脊柱压缩性骨折不论其在分类上是病理性为主、外伤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都有外力(重力)的参与。除了重力作用外,其他外力作用多是通过臀、足和头部等部位对椎体形成间接压缩力所致。综上所述,脊柱损伤病人,应常规拍X线片,作出初步诊断。若有条件,为防漏诊,也应做CT扫描,这样尽早作出确切诊断,为及时准确的治疗提供依据。若病人经济条件有限,CT可不作为常规检查,但必须对以下情况进行重视:(1)有轻微神经症状而平片未显示有价值改变者;(2)椎体压缩程度超过1/3及椎体不稳定骨折而无神经症状者。这两种中具有任一种情况均需做CT检查。MRI价格昂贵,不作为常规检查。但对于旋转暴力所致损伤的患者,其伤椎周围韧带破坏可能性大,可行MRI检查,以确定伤椎稳定程度,为手术提供帮助。另外,MRI对脊髓损伤晚期(2周后)的影像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脊髓横断、空洞等等,从而判定预后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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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勇,曹秉寿.老年人胸椎压缩性骨折328例分析[J].宁夏医学院院报2001.23(4)

脊柱骨科和关节骨科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脊柱结核;多层螺旋CT;多平面重组;骨质破坏;影像诊断

Value of multilayer helic CT and multi-panar reconstruction in diagnosis of spinal tuberculosis

LI Bo,ZHAO Ze-gang,LUO Jun-hua,et al.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nd epidemiology,Public Secaity Hospital of Beijing Municipal;Department of Radiology,Beijing Chest Hospital,Beijing 10002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ultilayer helic CT and multi-panar reconstruction in diagnosis of spinal tuberculo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findings of multilayer helic CT and multi-panar reconstruction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cases of spinal tuberculosis confirmed by operation, pathology and clinic symptom. Results In 125 cases, the lesion located in cervical vertebrae had 5 cases(4%), 2 cases in cervicothoracic spinal tuberculosis(1.6%), 29 cases in thoracic spinal tuberculosis(23.2%), 10 cases in thoracolumbar spinal tuberculosis(8%), 72 cases in lumbar spinal tuberculosis(57.6%), 7 cases in lumbarsacrum spinal tuberculosis(5.6%).All of 125 cases had bone destruction, 27 cases had sequsetrum,75 cases had softtissue masses,78 cases had vertebral disc destruction,35 cases had spinal canal stenosis.Conclusion The X-ray of spinal tuberculosis have localization,multilayer helic CT and multi-panar reconstruction have clear findings of bone destruction,sequsetrum,tissue masses and calcification and vertebral disc destruction,they also have the obvious superiority in the area of lesion,spinal canal stenosis andthe oppression of spinal cord. The connection of multilayer helic CT and multi-panar reconstruction have been the effective technique in diagnosis of spinal tuberculosis.

【Key words】 Spinal tuberculosis; Multilayer helic CT; Multi-panar reconstruction; Bone destruction; Imaging diagnosis

作者单位:100023北京市公安医院(监区医疗管理处)放射科(李波 张国华),传染科(罗君华 谢小雁 王丽萍);北京市胸科医院放射科(赵泽刚)

近年来,结核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这与人口老龄化、结核耐药菌株的增加有关。其发生部位除呼吸系统外,脊柱也是常见的受累部位。脊柱结核属于肺外结核,是一相对缓慢的炎性反应感染过程。其致残率较高,晚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若能通过多层螺旋CT及多平面重组等影像学技术为临床提供全面而准确的影像信息,将对脊柱结核的治疗和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很大帮助。笔者对所进修医院(北京胸科医院)2009年3月至2009年12月间经多层螺旋CT及多平面重组检查诊断,并经临床、手术及病理检查证实的125例脊柱结核分析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125例,其中男69例,女56例;20岁以下6例,21～30岁28例, 31～40岁20例,41～50岁20例,51～60岁26例,60岁以上21例。年龄10～77岁,平均40.2岁,出现症状到就诊时间为1个月～10年。

1.2 症状和体征 均不同程度出现腰背疼痛、低热、盗汗、红细胞沉降率(血沉)加快等症,严重者出现进行性下肢疼痛,合并不全瘫痪等症状。

1.3 扫描方法 使用GE light speed 16层螺旋CT,扫描部位参照X线正侧位或临床检查提示病变部位,扫描层厚及间隔为5 mm行连续扫描,兴趣区加做1.25 mm薄扫,图像采集完毕后传至工作站,进行多平面重组(MPR)。

2 结果

2.1 病变部位及范围 125例中累及颈椎者5例,占4%;累及颈胸段者2例,占1.6%,累及胸椎者29例,占23.2%,累及胸腰段者10例,占8%,累及腰椎者72例,占57.6%,累及腰骶段者7例,占5.6%。其中单椎体受累者9例,占7.2%,双椎体受累者60例,占48%,多个椎体受累者56例,占44.8%,累及附件者13例,占10.4%,其中6例累及小关节,4例累及椎弓根,2例累及棘突,1例累及横突。

2.2 CT表现 脊柱结核的MSCT主要表现为骨质破坏、死骨形成、椎旁脓肿、椎间盘破坏及骨性椎管狭窄等(见图1、2、3、4、5)。①骨质破坏(125例):125例均可见到骨质破坏。MSCT主要表现为斑片状、洞穴状或虫蚀样低密度区,边缘模糊或清晰,有时可见硬化边缘围绕。骨质破坏主要位于椎体前部,本组约占37.6%;位于整个椎体占26.4%;位于椎体前中部占15.2%。严重致椎体压缩变扁6例,成角畸形13例;②死骨形成(27例):MSCT主要表现为骨质破坏的低密度区可见小沙粒或斑片样高密度影,常常多发;③椎旁脓肿(75例):其中胸椎旁软组织脓肿单侧13例,双侧9例;腰大肌脓肿单侧20例,双侧14例;腰骶椎旁软组织脓肿15例;咽后壁脓肿4例,脓肿钙化11例;④椎间盘破坏(78例):多平面重组可见椎间隙变窄,椎间盘局限性低密度改变,边缘模糊,相邻椎体可见骨质破坏;⑤骨性椎管狭窄(35例):MSCT及多平面重组可见椎体后壁(椎管前缘)骨质破坏,皮质中断,病变组织突入椎管,压迫脊髓产生脊髓压迫症状。

图1 椎体骨破坏成为多发小碎骨块,并突向椎管,椎旁软组织可见肿块及肿块内多发小碎骨块

图2 椎体骨质破坏并硬化,椎体内多发低密度区,边缘较清晰,碎骨片突向椎管压迫脊髓。椎旁软组织可见肿块

图3 椎体骨质破坏并硬化,可见小死骨块。椎间隙狭窄,椎间盘破坏,椎体后缘骨性融合并突向椎管压迫脊髓

图4 相邻椎体大片溶骨性骨质破坏,椎间隙狭窄,椎间盘破坏

图5 椎体骨质破坏,椎间隙狭窄,单侧腰大肌脓肿

图6 椎体溶骨性骨质破坏伴多发小碎骨块,椎间隙狭窄,双侧腰大肌脓肿

3 讨论

3.1 本组发病特点 根据相关文献,脊柱结核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以青壮年多见[1]。本组125例患者中,20～50岁患者68例,占54.4%,50岁以上47例,占37.6%。由此可见老年脊柱结核的发病率有所提高,应予以重视。男女性别无明显差异。脊柱结核好发于腰椎、胸椎和胸腰段,颈椎和骶尾椎少见[2],本组发生于以上三者约占57.6%、23.2%、8%。相连椎体和多个椎体受累多见,本组约占92.8%,单个椎体受累少见。脊柱结核多侵及椎体前部和前中部,这与椎体微循环有关[3]。当干酪样或液化坏死的组织穿破骨皮质向外扩展至椎旁软组织及腰大肌时可产生软组织肿胀,进而形成椎旁脓肿。椎前、旁脓肿或腰大肌脓肿是脊柱结核重要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依据之一,难以吸收的脓肿是脊柱结核重要的手术指征之一[4]。本组病例胸椎旁软组织脓肿占29.3%,腰大肌脓肿占45.3%,且均以单侧多见。

3.2 脊柱结核的影像学检查 传统的检查是X线检查,根据骨质破坏部位主要可分为椎体中央型,椎体边缘型,韧带下型,附件型[5]。但X线检查有其局限性,有文献称[6]除椎体压缩改变与CT表现完全符合外,X线检查在骨质破坏,椎间盘破坏,椎管狭窄变形,死骨形成,椎旁脓肿等方面阳性表现明显缺少,尤其对椎间盘破坏的改变基本无法显示。而且X线检查对于早期脊柱结核的阳性诊断明显不足。

所以MSCT检查已成为继常规X线检查之后的进一步有效补充,其优于普通CT之处在于:①易于准确显示骨质破坏范围,其中包括椎间盘破坏及邻近椎体骨质及附件的破坏;有学者将椎体破坏分为四型:碎片型、溶骨型、骨膜下型、局限性骨破坏型[7],但本组多以多型混合出现为主;②可以发现隐蔽的脓肿及其细小钙化,尤其是脓肿窦道的发现尤为重要,这是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以胸腰椎,腰椎和腰骶椎为主,窦道最常见于髂窝及腰上三角[8],也是临床手术治疗的适应证之一。本组共发现瘘道5例;③可以准确反映椎管狭窄情况及脊髓受压程度,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提供有效的信息。

MSCT的局限性在于所得均为横断图像,不能直观地提供脊柱矢状面、冠状面等多方位及整体情况,所以需借助多平面重组来解决这一问题。

多平面重组目前多利用3 d/MPR技术,其优势在于:①能多方向地旋转,立体全方位地显示骨质破坏的全貌及椎体压缩的情况,以及椎间盘受累,椎前、椎旁脓肿的部位等,可充分展示脊髓及脊柱的复杂病变范围及内部情况、椎管狭窄程度等;②较X线平片在时间上能早期发现结核病变,有利于诊断及鉴别诊断;③对于已确诊的脊柱结核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术后疗效的判断有极大帮助。

3.3 鉴别诊断 脊柱结核应与以下几类疾病鉴别:①脊柱骨髓瘤:好发于40～60岁中老年人,典型CT表现为多发性、溶骨性骨质破坏及广泛的骨质疏松,溶骨性骨质破坏呈囊状或虫蚀样改变,范围较脊柱结核广泛,椎弓根、棘突、横突、小关节出现破坏的几率高于脊柱结核,椎旁软组织块影出现率较低;②溶骨性转移瘤:多见于中老年人,大多伴有原发病灶,骨质破坏多位于椎体后部及附件,常破坏椎弓根,很少有死骨存在,椎间隙基本正常。可出现局限性肿块,但很少见到纵向椎旁及腰大肌脓肿;③脊柱化脓性骨髓炎:起病急骤,有持续高热等中毒症状,患部剧痛,CT表现急性期椎体骨质破坏,椎间隙狭窄,椎旁软组织肿胀;慢性期骨质增生硬化,形成骨桥及椎体融合,少见楔形变及后突畸形。

综上所述,如能在传统X线检查的基础上进行MSCT及多平面重组检查,将会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影像资料,对我们诊断的准确率将有很大帮助,这二者的结合已成为目前脊柱结核的有效影像诊断方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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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骨科和关节骨科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胸腰段骨折； 短节段； 椎间融合

胸腰段为脊柱损伤多发部位，脊柱骨折中64%～81%发生在胸腰段。严重胸腰段骨折损伤多为三柱损伤的不稳定型骨折，治疗即纠正畸形，恢复伤椎高度及椎管比邻关系，在恢复脊柱稳定性同时预防伤椎高度的丢失和迟发性神经功能损伤。随着脊柱内固定力学的研究深入，后路经伤椎短节段固定以其较少的固定节段、其生物力学强度较长节段固定相近等优势为多数学者认可。在固定的同时，在椎间隙处理上是否需要融合以及何种融合方式方面一直存在争议。笔者对2008年6月-2010年12月本院住院治疗34例胸腰段骨折患者均采用后路经伤椎椎弓根短节段固定，同时行椎间融合技术，其疗效满意，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6月-2010年12月收治34例胸腰段骨折，采取后路经伤椎短节段固定结合椎间融合器植入植骨融合技术，其中男26例，女8例；年龄25～59岁，平均36.8岁。34例患者均表现为伤部疼痛，活动受限，伤椎棘突压痛，间接叩痛阳性。日本整形外科学会（JOA）标准评分（12.5±3.7）分。测量脊柱后凸的Cobb角（20.4±7.1）°。伤椎前缘压缩率（41.6±12.1）%。

1.2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标准手术操作。取俯卧位，髂前和胸部垫高，腹部悬空。以骨折椎体为中心，取后正中切口，充分显露伤椎切口，包括上下椎体及其椎板、关节突，依次植入椎弓根钉。对于存在神经根或脊髓压迫患者，以影像学检查为依据决定是否行全椎板或半椎板切除术行椎管减压，椎间隙适度撑开，彻底松解神经根，有骨折块进入椎管者应用L型打击器复位，患者充分减压后切除椎间盘组织，处理相邻椎体终板软骨，将自体骨修成骨粒植入椎间隙，必要时植入适量同种异体骨，夯实后植入椎间融合器，植入连接棒锁紧顶丝。术后患者均预防性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3～5 d，术区切口引流24～48 h拔除，术后7～10 d行腰背肌功能锻炼，3周后腰围保护下行走。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Cobb角、椎体前缘压缩率及JOA评分变化。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椎体独立样本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P

2 结果

本组随访时间12～15个月。所有患者未发生深部组织和伤口感染并发症。其中2例发生脑脊液漏于术中及时修补。术后腰背疼痛4例，轻度、中度各2例，经过保守治疗腰背部疼痛症状完全缓解。本组患者的手术前后及术前与术后12个月随访相比，术前椎体前缘高度由（41.6±12.1）%恢复到术后（92.1±10.4）%，比较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Cobb角由术前（20.4±7.1）°恢复到术后（5.1±7.9）°，12个月随访（5.9±8.5）°，无明显丢失（P=0.35）。JOA评分术前（12.5±3.7）分，术后（19.8±3.7）分，12个月随访（25.0±4.0）分；术后优良率61.8%，12个月随访优良率91.2%，比较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1 经伤椎短节段固定优点 有学者研究表明，后路经椎弓根短节段固定与后路经椎弓根长节段固定相比，生物力学强度相近，但脊柱的运动功能得到更大限度的保留，其更符合人体生物力学，且固定脊柱运动节段数目与相邻节段应力集中以及椎间盘内的压力增大呈正相关[1-2]。传统跨伤椎短节段椎弓根内固定治疗单个椎体骨折时，采用伤椎上下椎体4枚螺钉固定。当伤椎节段前纵韧带、后纵韧带断裂时这种手术方式难以使伤椎复位满意，甚至出现过度撑开，钉与钉间的距离较长，连接棒纵向应力集中，在恢复过程中高度再丢失，出现腰椎后凸畸形，内固定断裂率增高。胸腰段骨折中，主要损伤部位是椎体的前1/3或l/2，椎弓根及其后部的椎板、棘突及韧带损伤很少见，这样就提供了伤椎置钉的可能。经伤椎内固定较跨伤椎内固定对脊柱固定，较传统4钉短节段具有更好生物力学稳定性和临床疗效。6钉系统较4钉系统轴向承重能力增加160%，抗屈曲能力增加48%，抗扭转能力增加38%[3]。以伤椎为中心的上下两间隙分别撑开可避免因前后纵韧带损伤导致跨节段纵向撑开力不能有效传导到伤椎，防止过度撑开或伤椎后突加重后进一步加重脊髓损伤；同时，减少1个节段固定切口较短，创伤更小，更容易恢复脊柱生理曲线，可避免长节段固定造成的平背症状，从而减少相邻节段退变，可缩短患者卧床时间，更早功能锻炼。

3.2 椎间融合为远期稳定的基础 脊柱骨折椎弓根螺钉系统复位固定，只能达到暂时的稳定，并未达到伤椎骨性结构的良好重建以及脊柱内在稳定性的恢复。脊柱的长期稳定取决于于脊柱本身的生物学稳定的建立，脊柱的稳定性最根本依然为其自身的生物力学稳定，任何人为干预的辅助固定均为脊柱稳定的临时固定，其目的是为脊柱骨性愈合提供条件[4]。Mclain等[5]报道应用短节段椎弓根螺钉器械固定胸腰椎骨折19例，均未行任何融合，其中10例患者术后功能锻炼早期即出现固定失败。Denis三柱概念指出，脊柱的前柱和中柱承受人体80%的纵向负荷，保持脊柱的稳定结构的关键部分为前柱和中柱。骨折椎体的机械力学强度丢失，不能承受正常轴向压缩负荷，必然脊柱轴向传导力将全部加载到椎弓根螺钉上，增加内固定系统的负荷。任何脊柱内固定系统均不能单独承担伤椎以上的肢体负荷，注定因应力点集中发生断钉、断棒等并发症。腰椎融合手术主要包括后外侧融合术和椎体间融合术，后者又可分为后路椎间融合术、前路椎间融合术、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术等。有学者指出，按照Wolf定律，后外侧植骨融合的假关节形成率高，易发生融合失败。因为后外侧为脊柱的张力区域，不利于骨性愈合，即使实现了后外侧植骨融合，脊柱长期屈伸运动也有可能引起融合部位微动形成细微骨折，致伤椎进一步塌陷和Cobb角增大，并在随访中得到验证[6-7]。而椎间融合符合Denis三柱概念，加强脊柱主要轴向负荷承载部分，有利于恢复脊柱的稳定性。王云兵等[8]采用后路减压、椎间植骨融合椎弓根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椎爆裂骨折22例，术后随访1年，复查X线，见伤椎高度及椎间高度无明显丢失，植骨节段全部融合。An H S等[9]的研究证明，在脊柱手术中，椎间植骨对脊柱各个方位的稳定作用为内固定器材不可替代，尤其轴向旋转的稳定性。任先军等[10]在研究中指出，椎间植骨区为终板的中央，血液循环较丰富，丰富的血液循环及前柱中柱的压力刺激有利于椎间植骨融合。

经伤椎短节段内固定术在胸腰段骨折的治疗上比传统的短节段固定有明显的优势，结合椎间融合可提供更好的稳定性，不仅能为重建椎体高度提供了条件，而且可撑开，扩大椎间孔。随着骨折的愈合和植骨融合，还可增加了脊柱前柱抗压稳定性，减少了内固定物因应力过大造成的断钉、松动、椎体再压缩等并发症。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在减少矫正丢失和内固定失效的同时，可以有效地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及降低术后腰背疼痛并发症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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