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文学知识
古代天文学知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 ]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 ]，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 ]；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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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学知识范文第2篇
很多高校、很多专业都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课,它是我校古建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的最低要求是学生背诵经典诗词作品,而比较高的要求则是学生透过古典文学能够把古典文学和古建专业相结合,明白古建筑是从哪来的、是怎么来的,加深对中国古建筑的认识和理解。其实,古典文学和古典建筑归根结底都是古典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类的课程不会立竿见影显现教学的直接效果,它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达到与古典艺术形式融合的目的和状态。我们在为古建筑专业学生讲授这门课的过程中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和同行交流。对于古典文学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拿捏和掌握非常重要,也是课程设置的基础。如果规定课时是40课时,那么假如任课教师只是粗浅地讲下来,则每一章节都难以展开,对具体的知识点难以深入,课程结束之后学生还是所学寥寥、一头雾水;如果教师精讲、细讲,则每一个章节几乎都可以讲40学时。所以任课教师在对课程进行设计的时候就要紧紧抓住授课对象的专业特点,有的放矢抓住重点,有目的有条理进行课程归纳和提炼。我们可以对比下面两种教法的异同和效果:
(1)现代化的“传统教学”将每一章节的诗词歌赋用PPT幻灯片制作演示投影,精美的古典绘画插图,知名播音员的诗词朗诵音频,诗词作者的生平简介,诗词作品的写作时代背景介绍,诗词的现代汉语翻译,诗词表达作者隐含思想的揭示。这可以说是一堂标准传统授课方式的课程计划,虽然内容丰富,虽然使用了现代教学的幻灯片演示,图文并茂的插图,电子设备音频输出,但是并没有考虑授课对象的专业方向和专业背景以及这门课程在整个古建筑艺术设计课程中的作用,没有明确的专业印记和特征。换句话说,如此的课程设计可以给任何一个专业任何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没有针对性,没有解决问题的目的性,仍然是传统授课。只是把传统的课程内容经由现代化的电子教学设备展现出来,其内容和本质还是传统授课。课堂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课程是否能够结合,结合是否紧密,结合得是否有机是检验课程设计效果的标准。
(2)迁移教学设计如何将古建筑知识体系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相结合,将古代文学知识揉进古建筑艺术设计,我们进行如下尝试,例如唐诗中的楼、宋词中的庭、元曲中的台、明清小说中的阁。也可以设成:唐诗中的“亭台楼阁”、宋词中的“栏杆庭院”元曲中的“雕梁画栋”、明清小说中的“水榭花木”,诸如此类,将古典文学进行总结提炼归纳,把其中和古建筑有关的知识点提取出来和古建筑知识共同讲授。下面以宋词章节的课程设计为例对迁移教法进行展示。①“知识点”导入部分:宋词中的“庭院”,先给学生看琼瑶的小说《庭院深深》的剧照,对小说简单介绍之后讲小说名字《庭院深深》的由来。②“知识线”形成部分:由琼瑶剧照《庭院深深》引出欧阳修的“庭院深深”———《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提问学生庭院为何“深深”?如果学生不能立刻回答出来,那么教师可以引导“:面阔”是指木构建筑正面两檐柱间的水平距离“,进深”则是指建筑物纵深各间的长度。所谓庭院深深,就是进深方向的尺寸比较长。然后向学生介绍古建筑平面布局的特点和形式。中国古建筑无论皇宫还是民居都是平面展开,用“进深”表达院落的距离大小规模,四合院有一进院、二进院、三进院之分。除此之外,院落的平面是四方形,而且轴线分明,左右对称,这种平面布局是和中国古人的宇宙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体现在建筑布局上也是方方正正的四边形。另外,院落的平面还有一个特征是左右对称,这和一进、二进、三进院落一样都是规矩方圆、等级制度在建筑中的反映,这是儒家思想的范畴。接下来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对整首词进行翻译、解释。然后教师对创作背景进行介绍,对作者的思想进行总结和分析。对其中的名句传承进行拓展,比如,李清照非常喜欢欧阳修的这首词,尤其是“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句,还因此作词《临江仙》效仿“: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即旧《临江仙》也。”借此,让学生对比欧阳修的词和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学生回答之后,教师根据学生的答案进行丰富和润色,引出豪放派和婉约派的概念。进而向学生介绍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以及其中的古建筑知识。这样,古建筑的景和词人的情有机结合在一起,宋词的精华和重点知识,寓情于景寓景于词,水到渠成完美结合,便于学生对所学古建艺术的知识进行横向的思考和对比,加深专业知识的记忆以及宋词文学修养的提升。③“知识面”扩展部分:向学生介绍今天我们能见到的词,比如歌词。歌词中古典文学的文脉清晰可见,比如取自古典意境的周杰伦的《菊花台》、比如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周杰伦的《青花瓷》,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等。这些现代词人一首三分钟的作品,往往要背后下上三十年的苦功研习古典的精华。同理,一个建筑师首先应当成为一个古典文化的承载者,然后才能成为传播者。
古代天文学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黄帝书”；黄帝传说；实用技术；技术文明；血法宗缘；道家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2000106
Abstract： Based on close relationship of “Six Strategies” showed by “Emperor Book” in Yiwenzhi of Hanshu knowledge system， the related content of “Emperor Book” in Yiwenzhi of Hanshu was carried ou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Besides，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mperor Book”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mperor Book” in Yiwenzhi of Hanshu totally has 34 kinds， 656 articles （volume） and 6 volume figures， which widely distributes in “philosophers strategy”， “military strategy” and “medical strategy”. It is a kind of book carrier to develop ideas and disseminate knowledge skills on the basis of emperor legend. It is a kind of writing form relied on by many schools and technical categories， and they use emperors stories or legends to elaborate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and inherit some skills.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of ancients with an emphasis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practical technology； Chinese ancients introduce tradition of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concepts of patriarchal lineage to seek roots for a variety of practical technology and trace back to a king as the origin of thoughts or skills. “Emperor Book” takes form of the emperors creation of theory， which reflects close relationship of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betw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pecial development path of ancient society. Chinese traditional technical knowledge lays emphasis on words and deeds， as well as comprehension to inherit， it relatively lacks of construction of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theory. Compared with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which needs us to systematically further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 multiple directions.
Key words： “Emperor Book”； legend of the yellow emperor； practical technology； technical civilization； consanguinity patriarchal clan； the Taoist
我们只有从整体上来看“汉志”六略之间联系，才能理解“黄帝书”的性质和特点。“汉志”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反映着先秦至西汉时期所积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成果。从结构上看，有学者认为：“应注意有专业知识的后三略，进一步则必须了解专业知识与六艺诸子之关系。”[7]这为我们全面认识“汉志”提供了重要启示。
就后三略而言，“兵书略”是古代军事知识、技术的汇总。先秦时期的对天道和人道的探索离不开对军事和战争的思考，因为社会冲突最极端的表现方式就是战争，严密的组织形式、高超的计谋策略都被用于战争，而且战争对实用技术也有迫切的需要和极高的要求。《管子・五行》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8]通过黄帝战胜蚩尤的传说说明只有掌握天道才能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冠子・近迭》记载：“庞子问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冠子曰：‘先兵。’”[9]这段对话认为战争是人道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可见，不管是说天道还是人道，战争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
“兵书略”中的“黄帝书”主要集中在“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专门著录战略即研究战争全局大计的“兵权谋”中没有“黄帝书”。“兵形势”中著录《蚩尤》2篇，“蚩尤是所谓兵主，即中国的战神，也是五兵的发明者。《世本・作篇》：‘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五兵都是青铜兵器。”[10]“兵阴阳”中著录的书主要讲古代军事技术，班固在“小序”里说：“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6]。“阴阳”主要是和天文、气象、地理、地形、地貌有关的军事技术，它是数术之学在军事上的应用。“顺时而发”，是选择时日的技术。“推刑德”也是一种选择术。“随斗击”属于求斗术。古人认为，北斗斗柄所指为凶，所背为吉。“因五胜”，讲五行相胜。“假鬼神而为助”是借上述方术，求鬼神助战[10]。“兵阴阳”中的“黄帝书”都是依托之作。《封胡》，封胡是黄帝身边的大臣，所长不详；《风后》，风后是黄帝七辅之一，擅长式法，在战争中推式法来布阵。“数术略”五行类还著录《风后孤虚》20卷；《力牧》，力牧也是黄帝七辅之一，擅长推步。“诸子略”道家类也有《力牧》22篇。《G冶子》，G冶子亦黄帝七辅之一，擅长决法；《鬼容区》，鬼容区亦黄帝臣，擅长占星；《地典》，地典亦黄帝七辅之一，长于地形。银雀山汉墓出土有《地典》篇残简[10]。上述文献依托黄帝及其辅臣而作，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
“数术略”是以天文、历算、数学等知识为基础来进行占卜、预测、选择，有巫术的成分，也包含古人对宇宙万物演化生成的认识。“数术略”天文类既包括对星象和云气的观察记录，也包含吉凶占验。历谱类包含历法和谱牒，后世也叫历数或历算，古代的算术属于这一类。五行类主要是选择术的总称，又分许多小类，大兴于战国秦汉，代替卜筮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占卜术，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以这类数术为知识背景。杂占类是无法归类的小术，其中以占梦最为重要，其次是各种镇压妖祥和解除妖祥的巫术。天文类、历谱类、五行类、杂占类中所著录的“黄帝书”与各类所涉及的专门知识相关，也是依托之作。
“方技略”属于古代医药卫生知识和养生理论，包含古人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植物、动物、矿物之药用功效。如果说数术是古人对“天道”的认识，那么方技就是古人对“人道”的认识，是医药养生之学的总称古人所谓“养生”，都是养其所生（即养性），首先是保存这种生命力，进而是祛病延年，最后是要达到毕天地而不朽，叫作“通于神明”。（李零《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方技略”中最重要的是医经类――理论性和综合性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最重要，为医经类之首。它是依托黄帝君臣，以黄帝问道岐伯、少师、雷公、伯高、少俞的形式阐述医学理论。经方类主要收录药方、疗方类文献，讲对症下药疗病之术。其中《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和《神农黄帝食禁》为“黄帝书”。房中类著录与有关的书，包括求子嗣、优生、房中禁忌等内容。其中的“黄帝书”有《容成阴道》《天老杂子阴道》中容成、天老都是黄帝的重要辅臣；《黄帝三王养阳方》是依托黄帝、禹、汤、文、武等古代圣王讲男性保养。神仙类是讲除房中以外养生之术，其中的“黄帝书”有：《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讲导引、按摩之术；《黄帝杂子芝菌》讲神仙服食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11]之法；《黄帝杂子十九家方》属于黄帝方。
综上所述，“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中的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偏重于实用技术方面。“黄帝书”广泛分布于这三略之中，讲的就是实用的专门技术。但同时这三略也是书籍流失最多的，在传世文献中只能见到三种：《兵书略・兵权谋》中著录的《孙子兵法》，《数术略・形法》中著录的《山海经》，《方技略・医经》著录的《黄帝内经》。在“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这些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有前三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它们更多是思想上的创造和阐发，理论性更强，其中《诸子略・道家》和《阴阳家》著录有“黄帝书”，这说明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中的成果并将其转化为哲学理论。
三、“黄帝书”的思想文化史意义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研究《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书”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黄帝书”采取依托黄帝而立言的形式，从根本上反映了血缘宗法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路径紧密相关。
中国古代社会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和古希腊不同，保留了氏族组织的残余，在氏族血缘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并由此演变为血缘的宗法制。这一特点反映在知识系统中，表现为对古代先王发明创造事迹的特别尊崇。例如在专门讲血统宗法的典籍《世本》中，有记述帝王、王侯、卿大夫、姓氏之世系的《帝系》《王侯》《卿大夫》《氏姓》等篇，同时也有记述各种发明创造的《作》篇。将宗法世系一脉相承的观念引入技术文明的传统，用以解释发明创造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这是古人对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独特认识。赵纪彬对此评论：“所谓‘先王’一词，不仅是政治上的盛世，伦理上的楷模，而且是立论的出发点、推理的大前提，更M一步，对于衡量一个时代，批判一个人物，分析一种制度，莫不以‘先王’为最高尺度。”[12]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古人为各种实用的技术寻根，往往都会追溯到某位古代先王，以之为思想或技艺的最初发源地，因此才会出现依托“黄帝”的现象。“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庄子・盗跖》）；“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入说”（《淮南子・修务训》）。要在知识上不断积淀、获得传承、形成传统，需要黄帝这样的先王，这是中国古代实用专业知识发展的特点。
第二，“黄帝书”与道家的密切关系为我们理解古代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范例。
《诸子略・道家》著录“黄帝书”共5种100篇，这表明道家与“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中涉及的知识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道家玄之又玄的哲学理论的基础。王明说：“自西汉初迄三国，老学盛行凡三变，其宗旨各自不同。一、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治国经世。二、东汉中叶以下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道术，主治身养性。三、三国之时，习老者既不在治国经世，亦不为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13]这种历时的描述也可理解为道家思想固有的三方面内涵，也就是道家有治国用兵的一面、有修身养性的一面、也有哲理玄思的一面，这三个方面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各有突出的表现。而以“黄帝书”为代表的实用知识和技术就涉及这三方面的内容，如果我们从广义上理解人类技术，从身体技术、社会技术、自然技术[14]三个方面来看“黄帝书”与道家的关系，那么修身养性的身体技术、治国用兵的社会技术是道家最为借重的，而脱离身体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孤立改造使用自然物的自然技术是道家所反对的智巧或“机心”。也就是说，道家对技术的理解与对人类心灵和人性的理解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研究道家思想不能仅重视其哲理上的阐述，也要看到这些哲理是以兵书、数术和方技中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的，只把关于哲理的部分抽出来讨论是不够的。
第三，对《汉书・艺文志》中“黄帝书”所代表的相关技术知识的考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技术的认识。
文化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体现，中华传统技术知识是中华民族在与自然及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对传统技术的研究是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技术知识是一个复杂系统，不断尝试描述、预测、解释身体、社会和自然现象。中国古代的技术知识有自身的特点，“中国古代研究‘天道’的学问是叫‘数术之学’，而研究‘生命’的学问是叫‘方技之学’。它们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知识体系和概念术语。”[15]这些传统技术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相比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技术知识注重通过言传身教和体悟来进行传承，比较缺乏命题性知识理论的建构，“技术认知的具身性和默会性很早就被一些先哲所认识并加以阐述和强调。”[16]不重视系统化、逻辑化的技术知识体系建构，而注重实用性、经验性和体验的特殊性经验科学范式是：因为前人通过A过程得到B结果，所以后人也可以通过操作A过程得到B结果。且A过程和B结果均为定性和半定量描述，带有主观痕迹。（叶高翔《科学思辨二十四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页），这也是“黄帝书”大量散佚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从探寻中国文化特点的角度，近年来有学者主张从博物学（或自然志）的意义上来考察诸如数术、方技（也就是“黄帝书”的知识基础）等中国古代学问，“博物学文化尊重大自然的变化过程和巨大力量，不过分夸耀人类的征服能力，不会高喊‘人定胜天’，也不会盲目崇拜强力与速度。天地之大德曰生，和谐共生、生生不息是博物学文化的终极旨趣。”[17]人们已经开始从博物学的角度来检视以天、地、农、医为主干的中国传统自然知识领域，认为“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而言，一种博物学的编史纲领是大有前途的。”[18]恼飧鼋嵌瘸龇，我们可能对中国传统技术的特点有进一步的认识。
四、结语从思想文化史的意义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书”给我们提供了审视古代中国文化知识系统的新视角，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古人对知识的分类、传承及其应用，从而避免不加反思地用当代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剪裁古人的思想世界。如果历史研究的使命是为了未来，在现在对过去进行思考，那么应该以宽容和开放的心态探讨历史上存在过的知识体系的完整背景，努力建起当代人与古人对话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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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学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人文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对当代中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崭新模式。而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模式。由于这种主流文化模式与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深层次契合，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成为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宝贵资源与当代中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纽带。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中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提升中学生人文素养应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注重人文知识，关注情感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是人文知识的宝库之一，有着丰厚的人文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尤其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形象鲜明，感情强烈，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重视向学生传授传统的人文基础知识，把人类已积累的人文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还要注意把本学科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最新思想引入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开拓新的知识领域，让学生在学科研究领域中以现代观点去进一步理解把握传统的人文知识。另一方面，利用古代文学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其优势非常明显，因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要注重通过情感教育，不断地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中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的“但伤民病痛”，“唯歌生民病”，等等，古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对苦难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赞美，以及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性，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民族精神之源。
尤其是爱国情感教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尤为突出。爱国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主题，历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深厚的民族情感，对培育现代中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显得极为重要。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是令后人最为敬仰的爱国诗人，他忠君爱国、为国殉难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为后世有识之士所效法。像曹植、陈子昂、陆游、文天祥等等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同样也能够陶冶中学生的性情。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以上这些均能够感染中学生的心灵，拨动中学生的心弦，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故而，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系统、深入地讲解与传授，有针对性地培养中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二、培育人文特性，提升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文素养的核心，是人文素养的内在支撑，它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是完全契合的。利用古代文学教学可以培养中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健康的审美心理、积极的进取精神等人文素养，逐步完善中学生的人文特性，提升中学生的人文精神。
首先，培养中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其次，培养中学生健康的审美心理
审美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感受艺术的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使学生在审美的愉悦中受到教育。可在现实中，当代中学生的审美标准却往往注重外在美，而忽视了内在美，在审美情趣上更多倾向于接受通俗艺术而偏离高雅艺术和民族文化，忽略了高雅艺术、民族文化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独特作用。文学作品是作家审美意识物化的产物，是美的集中展现。古代文学作品大多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现实生活，传达了作家内在普遍性的深沉情感，展示了对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怀。鉴赏作品时，能够直接感受到作品艺术的形式美，感受到文字所传达的情感美。如屈原的《离骚》强烈的执著美，展示了诗人峻洁的情怀、执着的追求以及追求失败所带来的痛楚，《庄子》散文中浪漫不羁的想象，对哲理人生的诗意表达，呈现出作家艺术化的人格美；唐诗中开阔的胸襟，昂扬的意气，高蹈的胸怀，呈现出豪迈奔放的阳刚美，等等。这些作品往往能够荡起人的生命激情，使人产生心灵上的震憾、情感上的共鸣，获得审美的愉悦。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当充分利用古代诗、词、曲赋、散文、戏剧、小说所具有的音乐性、情感性、形象性、故事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中，理解事物的真、善、美，理解文学作品的形象美、意境美、语言美，在获得精神享受和情感愉悦的同时，得以陶冶性情、美化心灵、升华境界，同时使他们的审美感受、审美判断、审美鉴赏和审美创造的能力得以提高。
最后，培养中学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为”精神，主张人生要有所“立”，即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现代经济社会里，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局面的形成，各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在这个世界立足，就必须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充溢着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论语》中的“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荀子的“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等等，古人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精神对于培养中学生自重、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独立人格是极有启迪作用的。因此，教师要注重利用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优势，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
总之，古代文学只有不断变革、创新，给予学生更开阔的探索空间、认知空间、思维空间、创造空间，才能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才能真正担负起培养中学生的重任，让中学生真正成为文化和文学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成为知识型社会跨世纪的挑战者和优秀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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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学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生;人文素质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道德素质
德育是育人的根本。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曾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情强烈,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利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情感的教育,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达给大学生,以提升其内在的人文素质。
1、爱国情感教育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文人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曹植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从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陆游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能够感染大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人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扞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因此,在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深入的讲解,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2、道德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孟子“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孔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礼记》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的诚信精神,《牡丹亭》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爱情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的正直品格,《张中丞传后序》中张中丞和南霁云视死如归的精神,陶渊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中体现的亲情,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体现的友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无数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宽容等美德,都是我们今天培养大学生良好伦理道德素质的深厚文化基础,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情感资源。
(二)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一个优秀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树立民族信念,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民族精神的优秀部分精准地传达给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这就需要教师要全身心地投入,彻底地理解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吸收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气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只有当他自己致力于对他自己的教育和教养时,他才能实在地培养和教育别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学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教师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己教育和教养的提升。要扎实地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各朝各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与此同时,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
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也会对学生良好文化素养的形成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古典气质,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洒脱之气,从而能够在课堂上、课外活动中恰当地引导学生,逐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具有很强的情感性,这也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胸中有情,先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学生。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并把这种爱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枯燥乏味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欣喜之感、激愤之感、无奈之感等情绪传达出来,以此来感染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学习一些诗词、散文等的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
(三)充分改良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
善于引导,提倡“发现学习”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倡导的。他强调: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应当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并认为“发现不仅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即使是人类已经知晓的。但只要这些知识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提出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指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协助学生收集和组织可用的有关资料——组织学生分析资料,作抽象概括并从中引出结论——引导学生从逻辑上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高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辅助手段,让教师有发挥研究专长的机会,突出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科研兴趣和科研方法。 减少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多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讨论的机会,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待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悖于固有结论的独到看法,并且给予帮助和指导,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四)调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