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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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评论范文第1篇

一、国际贸易依存度分析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把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外贸依存度是一国（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领域，其变动趋势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因此，仅仅考虑对外贸易难以正确度量经济开放度。为此，本文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指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分析。

严格地说，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三部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加速，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着重分析商品贸易的依存度。根据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贸依存度为55.6%（参见表1）。

其中，上海最高，达99.4%，江苏次之，为44.5%，浙江为38.1%。长江三角洲贸易依存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6个百分点，充分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放度处于领先地位。但令人惊异的是，该区外贸依存度却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63%)低7.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45.6%，且权重极大：2000年进出口额达1701亿美元，占沿海地区38.8%，比长江三角洲高419.2亿美元。广东一省拉动沿海地区外贸依存度16.7个百分点。除去广东省，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高9.3个百分点。

表12000年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对比分析

单位：亿元，亿美元，%

全国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GDP（支出法）89112.557616.9190749662.2

外贸进出口额47434388.51281.81701

外贸依存度446355.6145.6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进行整理。

注：沿海地区包括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海、桂等12省（市、区）。珠江三角洲指广东省。

二、国际投资开放度分析

国际投资开放度是指一国（地区）国际投资与GDP的比值，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国际投资按类型分包括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按资金流向分包括资金流入与资金流出。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根据《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进行整理分析。由于对外投资数额很小（1999年长江三角洲为0.9亿美元，珠江三角洲为0.5亿美元），故忽略不计。

表2为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与国内相关地区的对比分析。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为4.9%，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低0.4个百分点，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仍然是珠江三角洲的影响。除去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国际投资开放度只有4.2%，则低于长江三角洲0.7个百分点。

表2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对比分析

单位：亿美元，%

全国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实际利用外资493.5370.1112128.3

国际投资开放度4.65.34.911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进行整理。

三、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的评价

分析经济开放度目的是要说明其发展水平和合理程度，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1994～1998年，我国包括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贸易开放度为40.1%，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比日本高20.8个百分点。包括国际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投资开放度为5.9%，比日本高1.5个百分点，仅比美国低1个百分点（参见表3）。于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问题，对经济影响的正负效应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有人担心依存度过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我国已经加入WTO，如何判断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直接影响到对外开放战略的政策调整，需要对此有一个科学结论。

表31994～1998年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国际比较单位：%

外贸开放度国际投资开放度

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贸易开放直接投资间接投资投资开放度经济开放度

中国34.45.740.15.40.55.946.0

美国18.34.622.92.1

4.86.929.8

日本15.34.019.30.63.84.423.7

巴西13.82.816.61.43.85.221.8

印度18.44.723.10.60.91.524.6

资料来源：黄繁华《中国经济开放度及其国际比较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期。

国内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存在高估问题（注：参见隆国强：《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载《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1期。），理由包括：

(1)加工贸易比重大。1981～1999年，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与进口额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56.9%和37.8%，由于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运行的关联度不密切，因此加工贸易比重增大，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2)GDP构成差异。比较而言，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用传统方法计算，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美国（达75%）与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就会被低估。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3%，相对而言，外贸依存度就会被高估。

(3)汇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一般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汇率(PPP)低三倍左右，直接导致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在充分考虑GDP构成和汇率因素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而远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参见表4）。

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是低水平的，既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除以上原因外，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1.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看，国际贸易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快。世界平均出口依存度从1970年的14%提高到1997年的25%。由此推断：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开放度将以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

表4199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单位：%

国别商品贸易额商品贸易额

占购买力平价GDP的比重占商品GDP的比重

中国8.553.1

美国20.475.3

低收入国家8.452.0

中等收入国家18.680.0

高收入国家38.778.7

资料来源：隆国强《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载《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11期。

2.从国内比较看，我国目前对外开放度的前沿阵地仍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珠江三角洲相比差距甚大，甚至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90年代以来，尤其是浦东及长江沿岸港口城市的开发、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心正从东南沿海向长江流域转移。地处沿海与沿江开放带结合部的长江三角洲以其区位、历史与人才的独特优势，正成为我国的经济、信息、金融与科技中心，在长江流域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及增长产生巨大作用。显然，本区目前的经济开放程度与水平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快提升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水平与质量，不仅是长江三角洲本身发展的需要，也事关全国发展战略的成败，其紧迫性与重要性毋需赘言。

3.从长江三角洲自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区域内部经济开放程度的地域差异极大。从省际对比看，2000年本区上海的外贸依存度最高，达99.4%，分别比江苏、浙江高1.2倍和1.6倍（参见表5）。即便如此，上海的外贸依存度也只及广东的68.3%。国际投资开放度江苏最高达6.3%，分别比上海、浙江高0.5个百分点和1.9倍，但只及广东的57%。由此可见，经济外向度的巨大区域差异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保持了有效益的增长，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为地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但与先进国家、先进地区相比，本区的开放性经济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一是商品贸易市场占有率仍较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不高，缺少有一定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二是相对于商品贸易规模，本区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亟待加快发展。三是出口市场集中度仍然偏高，致使区域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较大，贸易区域多元化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四是利用外资规模仍然偏小，且投资引进方式单一，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五是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且主要是制造业，第三产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对第一、第三产业投资有待加强。六是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与区域发展差异扩大。七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各类开发区布局过于分散、起点不高、结构雷同、与周边地区关联度不强，成为制约开放型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

表52000年苏浙沪粤四省市经济开放度对比单位：%

外贸依存度国际投资开放度

江苏44.56.3

浙江38.12.2

上海99.45.7

广东145.611

资料来源：同表1。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综合经济实力强，必须根据加入WTO的新形势与新特点，进一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加快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同国际惯例接轨，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实现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抢抓新机遇，增创新优势，促进大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作为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结构互补的较为完整的城市经济区域，必须在多层次内部合作的基础上，实施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才能避免内耗，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协同发展。为此，需要打破行政封锁，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探索上海与苏渐两省间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要强化上海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创新中心与营销中心的功能，强化腹地企业与上海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以南京、苏州、无锡、徐州、杭州、宁波等二级中心城市为节点，以运输干线为依托，开展跨地区的产业整合与资产重组，培育一批能有效参与国

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

（二）实施大口岸、大经贸战略

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对长江三角洲内的口岸资源进行整合，做到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形成合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要建立在国际惯例指导下的由各类企业广泛参加，各项经贸业务相互融合，抵御风险能力强的开放型外经贸体系。在开放战略上，要从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市场开放；要从各自为主的单方面对外开放转变为各经济区域间的双向开放；要从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的开放。在操作层面上，要从单纯注重出口转变为出口与进口相结合，从单纯注重实物贸易转变为实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尤其是技术贸易）相结合。大幅度提高区内口岸的通关速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实现外经贸的经营主体多元化、商品结构高度化、贸易方式多样化、市场布局合理化和管理方式现代化。

（三）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开放型创新体系

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科贸、技贸、工贸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为依托，技术引进与开发相结合，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体系。加快发展技术贸易，积极推进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争取在电子信息制造、电子商务、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重点出口产品开发和经营上取得突破，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生产基地。加大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高轻工、纺织、冶金、建材、食品等传统产品的力度，提高传统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把资源秉赋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形成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群。

（四）拓宽外商投资新领域，实现利用外资战略性转变

围绕长江三角洲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抓住我国入世后在服务贸易等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的机遇，实行公开、透明、平等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保护公平竞争，落实国民待遇，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的法制环境。根据我国承诺的开放时间表，逐步扩大在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运输、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领域的利用外资规模，把服务领域利用外资作为新的突破口，通过强化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和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进一步拓宽引资渠道，改进引资方式，继续探索购并、BOT、国际租赁、创业投资和证券投资等多种引资方式，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实现利用外资领域与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五）加快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长江三角洲地区可结合资源秉赋状况、产业发展特点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有选择地加大海外投资力度，重点支持和鼓励本区具有比较优势的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医药等长线产品项目向海外转移，以利用企业现有设备、成熟技术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实物投资为主，在境外设立有一定规模的带料加工装配企业以及一批分拨中心、维修服务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形成具有生产、贸易和融资功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

教育经济评论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本文关注经济增长与教育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于两性受教育年数的阶梯图的比较，作者发现，在空间或地域上，两性受教育年数差异拉开阶段同样也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应的“推移”现象。这种“推移”现象的意义在于，经济增长不一定能消灭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而只是推移不平等发生的阶段。更进一步的探讨表明，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关键的阶段。作者认为这根源于教育期望上的双重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教育发展已为所有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国家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以及教育投入的加大，女性受教育程度迅速上升。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有关数据表明，女性中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者的比例从十年前的28.1%上升到了50.7%；高中以上比例从12.4%上升到了17.5%；与此同时，文盲比例则下降了18.8个百分点（从29.8%下降为11.0%），青壮年文盲率目前已降至3.7%.伴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表现在受教育年数上的性别差异日渐缩小。十年前，女性上学年数的均值要比男性少1.9年。而现在，这一数字降低到了1.47年。继续教育也已成为改善妇女受教育状况的重要途径。有13.5%的女性近三年来参加了某种类型的培训或进修。在城市，女性参加的培训以专业培训或进修与职业培训为主（共占56.7%）；在农村，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61.5%）。更为可贵的是，有相当多的女性自费参加了培训或进修（31.7%）。

上述进步都是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与教育平等关系的研究就成为这一领域中最富于成果的部分，特别是有关教育上的性别平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促进教育上的性别平等，它是通过消灭贫困来达到这一效果的。如果经济增长并未能有效地消灭贫困，而且贫困程度足以影响一个人是否可以接受教育时，我们可以预计到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反而会加剧。因为女孩能否接受教育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更大，对于家庭经济状况更为敏感。在教育费用高涨的情况下，女孩更可能成为牺牲品。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市场化下教育的机会成本升高了，对于贫困家庭可能尤其如此，因为它们可能更需要人手与劳动力。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在局部地区，辍学的意愿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常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贫困与接受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密。

另有一些研究更为关注女性教育与女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国家经济日益被整合进全球经济中去，知识经济成了一种趋势。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将会更加有利于那些高教育程度者，因此也将加剧由于教育禀赋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对于低教育者来说，很少有机会可以进入到这些高技术岗位上，也就不能享受到知识经济增长的成果。新的工作岗位被不断创造出来时，失业现象却可能同时增加，因为这种增长提供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是需要高生产率、高教育的。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女性的教育程度更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教育程度与发展机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上述两类研究都相当重要，而且相互之间有着许多联系。前者注重于接受教育机会上的平等，后者注重于教育结果上的平等。换而言之，我们不仅要问，她们受到了教育没有，我们更需要追问，教育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们从教育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发展机会？本文则关注这些研究中的某些隐含前提，对于前一类研究，本文想要提问的是，贫困是接受教育的性别不平等的唯一原因吗？或者是否解决了贫困，就可以解决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对于后一类研究，本文想要提问的是，教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否可以脱离家庭领域、经济领域等方面而单独实现？教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否可以在教育体系内部得到解决？以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的数据分析和部分个案访谈资料为基础，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二、“推移”现象

首先需要对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做一些必要的介绍。数据的采集时间是2000年12月，采用的是分域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农村与城市样本分别抽取。基本抽样方案中，初级抽样单位为区县，城乡各抽取202个区县；每个区县内抽选3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内抽选2个居（村）委会；每个居（村）委会内抽选8个家庭户。实际抽样中略有调整，数据中最终有效个案数为19449人。根据抽样设计，数据还被进行了加权处理。调查涵盖了男女两性在经济、教育、政治参与、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健康、法律、性别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

数据中包括有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数。为了直观地进行比较两性的受教育年数，我采用了下面这种阶梯型的图。在这种图中，横轴表示受教育年数，纵轴则表示百分比，图中的线条表示每一个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上的在学比例。以总个案数为百分之百，在每一个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上，都可能会有一些个案主动或被动离开学校，所以图中的线条也就相应地下降，直至下降为零。熟悉生存分析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种图十分类似于“生存函数图”[1].

先来比较一下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两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即取出在八十年代（1980－1989年）不再继续上学的那些个案[2]，分别做出男女两性的阶梯图；再取出在九十年代（1980－1989年）不再继续上学的那些个案[3]，也做出其男女两性的阶梯图，并进行比较。结果如下所示：

到第12年是性别差异拉大的主要时期；在第12年，两性差异达到最大。这大约是发生在高中时期。

（三）在东中部农村地区，性别差异拉大的时间段进一步提前，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但主要是在第5到第8年。这大约是发生在初中时期。

（四）难于解释的是，在西部农村地区，性别差异反而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明显。我们看到的是，教育整体的不发达的前提下，男性与女性的教育程度都不太高，在较低年级就退学的概率都大大高于其它类别。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数据中此类别个案数较少（257人）的原因造成的。

在空间或地域上，两性受教育年数差异拉开阶段同样也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应的“推移”现象。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两性的教育差异并未能够完全消除，而只是其发生扩大的阶段发生了推移。在这里，贫困也许不能再成为两性间教育差异的主要原因了。另外，两性在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并不仅仅是发生了贫困地区或西部农村，而完全可能也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贫困与两性教育平等之间的关系应当重新加以审视。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上，这种“推移”现象的意义在于，经济增长不一定能消灭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而只是推移不平等发生的阶段。

三、教育期望的双重标准

以往的一些对于人力资本回报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初中教育带来的回报最高；而在城市，则是高中或大学带来的回报最高（peng，1992）。这表明，在上述的发现中，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关键的阶段。这意味着可能女性正是在对其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与男性在教育上拉开了距离，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

以往的研究都表明，一个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期望的影响。这种期望可能来自其自身，也可能是其家庭（特别是父母），还可能是社会。教育期望可以表述为“什么样的教育程度是足够的”。以往的一些调查数据并未显示出人们对于两性的教育期望有较大差距。如百县市国情调查第四次调查点的数据表明，在农村人们对男孩的期望仅是略高于女孩，而在城市则基本持平。这似乎表明在教育期望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十分突出的。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的所谓“足够”是相当模糊的一个表述。对于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说是足够的呢？不同的人对“是否足够”的参照标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在实际生活中，起码可以有两种参照标准：一种是基本的标准，一种是获取更进一步发展机会的标准。或者也可以说，人们的教育期望是有双重性的，是较低标准与较高标准同时并存的。下面两种陈述都可以理解为其期望是“大学”，但其实质意义可能却完全不同：“我当然希望我的女儿可以上大学，但是如果她初中毕业，那么对她的生活来说也就足够了”，“我希望女儿一定要念完大学，因为如果她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如此”。忽略这两种标准间的差异就难于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百县市国情调查第四次调查点的数据同时也表明人们的教育期望是具有相当弹性的，不论是农村还是在城镇，表示儿女“能上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的比例都比较高（农村男孩为31.58%，女孩为34.69%；城市男孩为26.50%，女孩为24.38%）。

在实际的教育决策中，对于女性，人们更多地采用较低标准，即基本标准；而对于男性，则更多地采用较高标准，即获得进一步发展机会的标准。上面分析中，两性教育差异拉开的阶段反映的实际上正是在这一经济发展时期，人们对于获得教育上的基本标准和发展标准之间的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标准也随之上升，但两个标准之间的差异大小并不随经济增长而变动，这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涨并不意味着船被淹没。这是“推移”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也因为如此，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为关键的阶段。这是一种必然而非巧合。

一些访谈资料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家长都希望其接受到大学教育，如果他们考取，家长都会尽力提供经济资助，“不能让孩子埋怨我们家长”。但是当问及如果未考取是否还会坚持让其复读的问题时，性别差异就显现出来。对于大多数女孩，家长认为不会坚持让其复读，因为“已经尽力了”，另外“在我们这里高中也就挺不错了”；但对于男孩，则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要坚持让其复读，因为“不读大学发展就不太好”。

四、讨论

如果进行更进一步的追问，即为什么家长有教育期望上会对女孩持有基本标准，对男性持有发展标准，我们就不得不将视角从家庭决策转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上来。家庭决策的过程往往要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家庭决策往往正是各种社会因素在家庭领域的映射。对此的详尽分析需要相当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不是本文所可以给出的。以下仅是一些尝试性的思考。

从另外一些角度进行的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人们曾一度认为，给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教育，可以使女性获得相当的发展机会，从而就可以实现教育领域内的性别平等。但是，研究者却发现，与接受同等教育相伴随却是另外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女性学生增加并没有影响男性在班级与学校中占据优势地位；相当的女性学校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仍然集中于特定的某些具有服务性质的“女性”职位；还有部分女性毕业生接受教育更主要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好妻子或好母亲。这与当初人们的设想不相符合。总而言之，事实并不如逻辑展现的一般，获得教育就意味着妇女得到发展机会，得到解放，似乎有着更广泛也更深层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在阻碍着这一看似合理的逻辑的实现。接受教育机会上的日益平等并不一定带来教育结果的平等。实际上，在两性享有了平等的入学机会、平等的学业奖惩之后，我们并不能保证两性可以带着相同的态度、目标、期望进入学校，毕竟，他们不会只待在学校，他们对于学校和教育的认识也决不仅仅来自于学校，家庭中和工作中的性别角色会影响他们的教育经历，会塑造出他们的态度、目标、期望，而受教育者所抱有的态度、目标、期望在某种意义上起着比教育本身还要关键的作用（Victoria，1990）。在这里，影响两性教育平等的因素远远地超越了教育领域。

同样的，影响两性教育期望的因素也超越了教育领域，家庭中和工作中的性别定位都参与了两性教育期望差异形成的过程。例如，访谈资料与数据都证实了女性的就业选择面与期望面相对狭窄。大多数女性的职业期望集中于教师、文秘等工作，而且实际从事家务劳动或服务工作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工作领域中的这种性别分隔会深深地影响到两性的教育期望。对于未来职业的不同考虑，使得两性对于教育所抱有的动机、期望也是不同的，从而使得两性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不同。职业领域的性别区分又映射到了教育领域，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又加强了职业领域的性别区分，这种相互作用使得性别定位更加根深蒂固。这些因素是独立于经济因素之外的，所以并不会简单地因经济增长而消亡；它也是超越教育体系本身的，所以也不会因入学率提高而不再起作用，它可能隐而不见，却真实地发挥着其影响。这是一种对于性别平等实现的“软性约束”。这种约束在于人们对于不同性别主体的教育意义的阐释，在于对于教育所抱有的动机与态度。它更持久，更难于消除。

综上所述，教育上的性别平等从属于性别平等的整体实现，它不可能脱离家庭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而单独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的性别平等问题不可能随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实现，也决不可能单独在教育体系内部得到解决，它是一个深远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妇女教育研究综述”，郑新蓉，《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1－19995年》，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

〔2〕《教育、社会性别与发展》，郑新蓉、杜芳琴主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3〕“女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臧健，《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第1期

〔4〕Xie ，Yu and Emily Hannum.1996."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in Reform-Era Urba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950-992.

〔5〕Claudia Buchmann and Emily Hannum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inDeveloping Countries：A 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ume 27，August 2001

〔6〕“The Fear of Feminization：Los Angeles High Schools in the ProgressiveEra ”，Victoria Bissell Brown ，Feminist studies ，16，no3[Fall，1990]，

〔7〕Peng，Yusheng，1992，“Wage determin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A comparis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dustrial sectors，”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57：198-213

注释:

[1]事实上，我对这种图的最初构想正是产生于某一次生存分析时。

[2]不再继续上学的年数是根据被调查者的年龄、入学时的年龄以及上学年数等几个变量推算出来的。在八十年代不再继续上学的个案共有5384个，其中男性2508名，女性2876名。

[3]在九十年代不再上学的个案共有2735个，其中男性1322名，女性1413名。

[4]原始数据中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由于在初步分析中，我们发现东部与中部的情形比较相似，而西部较为特殊，所以将东中合并。之后再与城市、农村交叉分类，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四类。

教育经济评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教育 制度 文化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A New Opinion on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LI Xiaojie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By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education'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point，and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n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We know that system and culture is the key factor determining economic growth. Education ca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o a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ducation； institution； 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1 旧约

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教育经济学的胚胎和生长点，教育经济学最初就是从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的。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丹尼森，先后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从定量角度证实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后，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又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教育为什么能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教育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什么具体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风靡，使得教育可以形成和丰富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进路获得了普遍的支持，各国政府也纷纷扩大教育投资，以期实现经济腾飞。然而好景不长，6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以及高失业率的冲击，很多地方出现了“文凭疾病”、“过度教育”等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悖的现象，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化理论等“异端”纷纷乘势而起，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发出了质疑，这些“合理的偏见”在消除了人们对发展教育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更多研究者对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合理性反思，推动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可以形成社会资本以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进一步匡正了人们在此问题上的理解。当然，在洞视教育对经济推动作用方面，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都占据着主流地位。

中国教育经济学发端伊始，就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厉以宁、杨葆等学者都对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释研究。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对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生成了一些有不同的见解。其中，不乏一些极具代表性的洞见：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控制人口增长及提高人口素质来推动经济增长，而现代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劳动力，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终都是通过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和各种专业人才发生作用的；①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与经济相互密切联系的媒介是劳动力，一国劳动者的勤奋及其素质将决定该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而教育能通过规范劳动力行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改善劳动力配置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②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智力基础、生产熟练的劳动力、实现生产管理现代化和促进生产资料的规模的扩大和效能的提高，对社会经济与生产发展产生了长足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作用，归根到底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实现的。③

时至今日，中国教育经济学界关于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洞识基本尘埃落定。大致观点如下：教育不仅可以通过促进投资、生产劳动力和提高管理水平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传承和创新科学知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促进社会发展来间接影响经济发展。

2 反思

第一，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源、资本、劳动力质量、制度和技术。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对这些主要因素在决定经济绩效的作用方面进行了质疑，即在当前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较强，大部分技术都是人皆可得的情况下，为什么富国与穷国之间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在考察了经济史上不同经济体的历史变迁之后，诺斯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清晰的排他性产权的建立、内在于市场机制中完善的法律框架的构建以及民主的代议制体制的实施。换言之，是制度差异制约了当今时代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均等发展趋向，是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

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这一观点已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史事所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是毋庸置疑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韦森通过比较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整体绩效方面的差异，发现这一见解并不是拥有普世的理论意义。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国与印度在综合国力以及人均GDP等指标上相若。经过20余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在整体经济实力和人均GDP上均大大超过了印度。而源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数百年间大英帝国长期殖民统治的遗产，在印度当代社会中，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产权结构、以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市场法律框架，以及代议制的体制这三个基本制度架构应该说均具备了。相比较而言，自1978年以来，处于从行政控制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中的中国，这三个基本条件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均还不具备，然而，与具备现代市场运行三个重要制度条件的印度相比，中国却在自己的社会转型和平静而迅速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蕴生了高速而巨大的经济增长。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印两国社会中内涵在文化里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伦理存在着差异，显然印度的文化并没有形成扩大交易所必需的信任与企业家精神，也就没有给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制度激励。④

由此可见，制度在决定经济绩效方面明显力不能逮，在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内生机制之间存在着必然而复杂的关联。制度和文化是当前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正如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并建立在一定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制度规则，才会具有现实的约束力，才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激励”。

第二，教育如何影响制度和文化？教育是传承文化和文化知识再生产的工具，教育对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关于教育对制度的影响机制的考究，则要从制度的构成和变迁说起。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组成的矩阵，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共同型塑了经济绩效。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正式制度的设立可以一蹴而就，但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则是是缓慢而渐进的。如果正式制度改变了，但非正式制度却没有，二者就会产生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⑤如果非正式约束保持强劲的生存韧性，这种张力很可能会成为经济增加的“摩擦力”，形成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影响经济增长绩效。非正式制度通常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非正式规则是普遍存在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更多地依赖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因此，归根到底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决定着制度绩效。而非正式制度是人们长期学习的结果，教育不仅能形成人们基本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习俗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还能转变人们的意识形态，降低制度安排的费用。所以，教育是实现制度变迁的基础性条件。

3 新解

综上所述，教育和文化是当前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教育不仅具有传承文化与文化创新的功能，而且还能转变大众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通过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来消融正式制度变革和非正式制度延续之间的张力，提高制度变迁绩效，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当然，太阳底下几乎没有什么新鲜事，所谓新解不过是对旧约的再次发反思与探索，但这并不是说新解目的是哗众取宠。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教育对经济推动作用上的每一次探索都会扩展教育的经济价值，为不同主体尤其是国家投资教育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并同时丰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注释

① 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5-67.

② 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1-67.

③ 靳希斌.从滞后到超前：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351-353.

教育经济评论范文第4篇

Abstract: The domestic scholar will mainly involve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property right question,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s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about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independent question's research to move toward and so on aspects in the future. The overall looks like, these research conclusion also lacks the feasibility, but also need deeper level related research.

关键词：民办高校 独立学院 独立

key words: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Independent instituteIndependent

作者简介：陈燕和（1971-），男，湖北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国际市场理论；余爱芹（1975-），女，湖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独立学院独立问题研究――以湖北省独立学院为例”（项目编号2009q111）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独立学院的产权问题

来茂德(2004)认为，目前独立学院财产所有权的模糊性导致经营权和管理权含糊不清，从而导致相应的责、权、利的不明晰，不利于独立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建立产权明晰、责权清楚的高校产权机制。

杨继瑞（2007）主要从现代学校产权制度安排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对独立学院的产权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来构建新型的产权模式。同时本文还从契约与相关制度建设完善方面对产权明晰进行了探讨，也包括高校独立学院产权设计与创新等主要内容。

陈强胜（2007）从独立学院行为主体利益的角度，提出要达到独立学院效用的最大化，要对独立学院的准入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和收益权进行合理界定与配置。要进一步明晰和保护独立学院的产权，并建立规范合理的独立学院交易市场。申请方与合作方应将无形资产、有形资产折成股份，对合作办学期间及期满后独立学院的产权进行明确，使其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有力。

二、独立学院的发展对策

杨继瑞（2007）纵向论述了高校独立学院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准确定位，科学地确定发展目标，正确地选择发展路径，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结构与效益的关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然后集中阐述了高校独立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对策，即如何清除高校独立学院发展中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建设和完善有利于高校独立学院发展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徐辉、季诚君（2007）认为，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对待独立学院的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要建立分类指导的政策。需允许各独立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办学模式，而不能以一刀切，用一个模子来规范。由于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多种多样，因此政策上也因该有所区别。同时也提出，在独立学院教育评估过程中，要灵活，不可用一个标准评估不同类型的独立学院。

方晖（2006）认为独立学院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结合内外部因素综合阐述了独立学院的科学定位、内部管理、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问题。将学校自身的因素和外部环境结合起来，通过外部环境、内部结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等对独立学院整体运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挖掘影响和困扰独立学院继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三、独立学院未来走向

潘懋元、吴玫（2005）认为，当独立学院在政策鼓励和母体庇护与哺育下成长壮大的时候，就应该允许它在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条件下，从母体彻底分离出去，成为完全的独立学院。翅膀硬了，羽翼丰了，独立飞翔时进化的规律。

杨东平（2006）认为不论何种类型的独立学院，“独立”将是其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独立要求它在校园、财政、管理、师资、教学等方面都要实现独立。但这种“独立”也并非要完全脱离。

辜胜阻、易善策（2007）认为，独立学院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还其民办、独立、优质的本色。在目标模式上，现有独立学院最终要演变成独立的、具有自主品牌的优质民办大学。独立学院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同母体大学完全脱钩，用独立的大学名称，使独立学院真正与其他民办大学平等。

杨继瑞（2007）认为独立学院的生存与发展最终将由社会和市场决定。如果高等教育已经比较发达，收费相对较低的普通公办高校已经能够基本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那么独立学院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它必须担负起新的使命，完成从“借用品牌”到“创立品牌”的转变，做到真正的独立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高校。

卢德生、三江（2007）认为让独立学院真正独立起来，将其以独立的姿态融入到民办高等教育体系中去，让其在高等教育市场中按照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自主运行，是独立学院发展的大方向。提出要尽快尽早完善外部环境和相关的主体积极作为，从而实现投资者、社会和公办大学的三赢。

四、简评

国内关于独立学院的研究视角主要是独立学院产权、独立学院发展对策、独立学院的未来走向，并未具体、深入分析独立学院微观运行过程，还缺乏对独立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相关利益主体、独立后独立学院的运行机制等的深入研究，即使对独立学院未来发展对策的研究，也是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假设之上。正是因为如此，针对独立学院独立问题的研究，才显得更有理论与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来茂德.独立学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探索――以浙江大学的两个独立学院为案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1

[2]杨继瑞等.高校独立学院市场化运作的经济学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6

教育经济评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家庭背景 高等教育 公平 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Schools and Professional Weaving Society

――Family Background and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Unfair

HAO Panp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rough critical pedagogy perspectiv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background and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hoice， reveal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unfair underlying causes behind in order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re-education thinking， offer new perspectives and paths for us to think and solve inequities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family background； higher education； fair； review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适龄人口的比例也逐年增长。由于高等教育培养的是和劳动力市场紧密相关的专业性人才，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社会劳动力也必然越来越多地由受过高等教育培训的人员来提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正逐渐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为社会带去新的思想观念和技术技能，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发展，一个由高等教育型塑的社会正在形成。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有权利和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同样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社会中的职业和地位却千差万别，导致差异的表层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两个重要影响要素：专业选择的好坏和学校水平的高低，专业的不同导致了职业的差异，学校水平的高低则影响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起点，因而，看似专业和学校共同塑造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职位和地位，但是，批判教育学者却透过表象看到了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布迪厄为代表的西方批判教育学者基于对高等学校学生所做调查的实证研究，颠覆了人们基于日常经验判断所认为的高等教育是推进社会公平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强有力手段和途径的观念，引起人们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反思，让人们认识到高等教育并不像感觉直观那样合理，相反，它是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合法有效的维护者，是造成社会阶层渐趋固化的根源。根据批判教育学流派的观点，高等教育是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是在社会中占优势的群体把他们的文化通过高等教育进行复制和传递，以使他们的子女通过高等教育的合法途径，继续维持他们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下层人家的子弟和文化处境不利者的子女很少能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取得成功。看似由学校水平高低和专业选择好坏导致的高等教育成就差异，实质是由家庭背景差异导致的高等教育不公平。

我国的学者参考批判教育学者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反思认知，对我国高等教育中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等教育专业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家庭背景是导致高等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对学者所做研究的述评，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高等教育中的不公平现象，反思高等教育在现实社会中的功能作用，为解决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和策略选择。

1 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高考公平的一个重要准则，也就是说，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因性别、年龄、地域、家庭背景的不同等而有所差异。但众多学者的研究以及笔者对众多学者所做研究进行的分析都发现家庭背景是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公平性。

文东茅（2005）使用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分析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子女的高考成绩和入学机会有显著影响，父亲的学历越高子女的高考成绩越高，父亲的学历越高、职业越好的子女进入高等教育和好大学的机会也就越多。①

丁小浩（2006）研究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均等化的问题，研究表明，获取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与父亲职业状况、家庭经济背景都有显著的相关性，如果父亲职业是农民或普通工人，其进入重点高等院校的机会就非常小；而父亲职业是单位负责人或高级技术人员的，其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明显大于其他家庭出身的人员；家庭经济收入对子女进入重点高校有显著性的影响。②

杨东平（2006）对部分高校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农村学生在重点高校中的人数比例明显下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优势高校，而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③

侯龙龙等（2008） 利用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毕业生就业意向与就业行为”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考察父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父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子女高等教育的数量获得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跨越专科层次而获得接受本科教育的机会；母亲的受教育年限越高，子女越有可能在重点大学接受本科教育。④

杜桂英（2009）采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6月进行的第四次问卷调查结果对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上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父母学历较低、父母职业为非管理技术类的学生入读“211”学校的比例低于高收入家庭、父母学历较高、父母职业为管理技术类的学生。⑤

黄四林等（2014）基于北京某重点大学2007-2012年的调查，研究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调查结果发现，相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低的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高的家庭的子女在高校学生构成中占主要成分，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上具有明显的优势。⑥

此外，孟东方（1996）；钟宇平，陆根书（1999）；郭丛斌，闵维方（2006）；刀福东（2007）；杨倩（2012）；杨丹宇（2012）等学者的研究也都证实了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的不公平，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获得了更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李春玲（2003）指出，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量的增加，有助于平抑精英化的发展趋势，但由于社会分层与家庭背景差异导致的机会分配的不公平已经严重影响了弱势家庭背景学生的发展和上升流动机会。同时，教育机会不平等也会促使社会朝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增强人们的不公平感，影响社会的整合度。⑦

2 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专业选择

高等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在大学中就读的专业与将来在社会上的职业有很大的关联性，特别是与专业化很高的职业之间。社会上由于工作环境与工资待遇等所形成的职业好坏之分，相应地投射到大学中来就形成了专业的好坏之分。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家庭，不仅帮助其子女进入更好的大学，也帮助他们选择更好的专业。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家庭背景与专业选择之间的关系：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容易选择好的专业，这体现了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专业选择影响的不公平性。

孟东方等（1996）于1996年时重庆市八所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的本科学生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旨在揭示不同专业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差异、学生父母职业对专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学生考入热门专业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学生，能就读热门专业的学生其父亲大多是事业单位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党政机关干部。⑧

钟宇平，陆根书（1999）对中国3个城市14所高校135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学生选择高校与专业时，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父亲教育程度低、父亲的职业是工人或农民；家庭收入水平低以及家庭居住于农村的学生，更多地选择教育、农林和地矿工程等专业。而父亲教育程度高、父亲的职业是党政机关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或大中小学教师；家庭收入水平高和家庭居住于大中城市的学生，则更多地选择了新闻传播、艺术、经济管理与法律等专业。⑨

余小波（2002）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考生入读排在前5位的专业分别是：物理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供用电技术、汉语言文学、热能动力工程，这些专业，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般专业。而城镇考生入读排在前5位的专业分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财务管理、经济学、电子信息与通信技术，这些专业恰好是当前社会上较热门，毕业后待遇较优厚的专业，大都是该院学生入读的首选专业。⑩

刀福东，丁小浩（2008） 利用《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5（CHUHEES-2005）》调查数据，发现大学生专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家庭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偏爱文科和管理学科，而对工科、理科和经济学科的偏好相对稳定，父亲职业较好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工科、理科和文科，而不喜欢选择管理学科和经济学科，父亲是党员身份的学生更多地选择了经济学科。

此外，殷红霞（2006）；樊明成（2012）；曹雯瑜（2013）的研究也都表明，家庭背景好的学生更多地就读于大学中的热门好专业。

根据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当某个特定的学校教育层次还没有普及时，优势社会阶层将利用其固有的优势帮助自己的子女获得该层次的学校教育，一旦该层次学校教育接近普及时，优势社会阶层会继续利用其优势确保自己的子女获得数量相同但质量更高的教育。毫无疑问，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背景好的家庭将继续帮助其子女维持甚至扩大在专业上的优势，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3 学校与专业编织社会

尽管高等学校都在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而努力，但不同大学由于教育理念、师资水平、资源存量、名气大小、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差异，社会对其毕业生的认可度也存在差异，导致它的毕业生在社会层级中就业的起点不同。进入好的大学不仅意味着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同时也预示了将来工作的高起点。例如，清华、北大等国家重点大学的学生更多地进入到国家部委、省市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知名跨国公司、知名高等院校等工作，但地方普通高校的学生更多地进入到乡镇机关、中小企业、中小学校等工作，学校的类型（重点/普通）、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在社会层级中的起点，学校越好，起点越高。

但即使相同的社会层级中，由于职业声望、职业待遇、工作环境等的差异，也有职业类型和职业地位的差异。比如同样是在国家部委工作，财经部门与政法部门中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农林部门和教育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即使在普通中小学里，语数外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也要高于政史地老师。而在社会中从事的职业类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所学的专业，因为在职业专业化的时代，专业与职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所以，大学中所学专业的冷热和好坏决定了人们将来在社会上的职业类型和职业地位，专业越好，职业地位越高。

根据高等教育中学校和专业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因素，笔者建构了学校与专业编织社会的九方格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在学校与专业两个维度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中，如果学校和专业都好，那么他们将处于社会优势地位，如果学校和专业都不好，那么他们将处于社会劣势地位。学校和专业共同影响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起点和地位，也即学校和专业编织了人们所处的社会。

图1 学校与专业编织社会的九方格理论模型

通过对学者所做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等教育专业选择都存在很大关系，家庭背景好的学生获得了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和更优的高等教育专业。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意味着家庭背景好的学生通过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获得进入社会高层级的资格，更优的高等教育专业意味着家庭背景好的学生通过高水平的专业学习进入职业地位高的领地。家庭背景作用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高等教育专业选择，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通过高等教育合理合法筛选后继续维持其家庭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阻抑了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反思，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和解决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注释

① 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3）：58-63.

② 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4（2）：24-33.

③ 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1：19-25.

④ 侯龙龙，李锋亮，郑勤华.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的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8.10：39-45.

⑤ 杜桂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报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0：78-84+5.

⑥ 黄四林，辛自强，侯佳伟.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及其趋势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及其趋势[J].中国青年研究，2014.3：46-52.

⑦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中国社会科学，2003.3：86-98+207.

⑧ 孟东方，李志，周顺文，朱勋春，苏玲.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高等学校类 型及专业选择的相关性研究（下）[J].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65-79.

⑨ 钟宇平，陆根书.收费条件下学生选择高校影响因素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1999.2：34-40+44-45.

⑩ 余小波.当前我国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探析――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2.2：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