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形成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 》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产品经济形态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证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的表现形式。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

商品经济的形成范文第2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内在矛盾;演化;经济危机的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28-03

0 前言

目前,有关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一问题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解释:其一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从经济行为主体心理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市场供求失衡。其代表人物是J.M.凯恩斯。其二是运用矛盾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其代表人物是马克思。

笔者认为,以唯心史观为其哲学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只是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并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在短期来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其理论不仅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由此而来的危机治理政策也会收到很强的效果。例如,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美国经济从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迅速摆脱,并在二战中得到强劲复苏。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并未触及到经济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故而只能针对经济危机的表象实施一些反危机政策与措施,给经济机体的长期健康发展留下隐患。追根溯源地讲,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与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凯恩斯主义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危机学说为二十世纪末以前发生的经济危机提供了最为完整、最为系统、最为全面、最为科学的解释。然而,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推广,现代信用的高度发展,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以高度证券化和资本化为显著标志的、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已高度发达,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称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演变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却表明,仅用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引起的(实体经济领域)生产相对过剩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还是远未达到事情的根底。但是,马克思经济危机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矛盾分析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法。本文正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视角对商品经济发展过程进行考察,从而深入探讨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演化与经济危机的形式的演化的内在联系,进而得出经济危机根源于“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的结论。

商品经济是人类劳动生产力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产物,正是这一水平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商品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这一推动作用是通过推动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形式的演化来实现的,而这种演化又决定了经济危机形式的演化。1 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与局部性的经济危机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以个体分散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与这一时期人类劳动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在于实现不同个人劳动产品的互换。最初这种交换是以以物易物即商品――商品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一形式下,买的过程就是卖的过程,买和卖在交换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因此,在直接的物物交换的商品经济时期根本不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商品交换的日渐频繁与商品生产的日益扩大,商品经济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阶段,商品交换的形式转化为:商品――货币――商品。货币的产生使买与卖分裂为两个独立的过程,一个人卖了自己的产品并不一定要马上买回自己需要的别人的产品。这就可能造成另外的卖者卖不出自己的产品。这种卖者与买者之间的对立需要在危机中实现二者的统一。这便产生了一种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

货币的使用带来了经济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大,逐渐产生了以赊销商品和延期付款为形式的商业信用。这时,社会上的一部分商品是以赊销的形式出卖的。尽管商品已经转手,商品所有者之间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观念上的价值尺度,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人们要的是实在的货币,一旦有一个或几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造成经济危机。这是普遍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二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一时期,这些构成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性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一系列的商业、货币和信用危机。例如,“17世纪初,由于投机倒把和伪造货币引起的卢卑克的危机;1673年郁金香的疯狂投机造成的尼德兰的商业、货币危机;1763年的汉堡商业危机等。这些危机的重要特点是由商品生产以外的因素引起,并反过来影响商品生产,只是这种影响微乎其微。由于这些危机都是发生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局部,对社会经济整体影响较小;故而我们统称它们为局部性的经济危机”。

2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与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

随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出现了许多人集中在一起生产商品的现象,这标志着商品经济已由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过渡到社会化的商品经济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熟时期是由发生在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工业时期。在社会化的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演化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由此,经济危机也开始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简单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运动包含着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笔者认为,这里的关系就是指在产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机器大工业和逐步走向发达的信用关系以及基础上逐步深化的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表现为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传导机制(如图2-1)是:首先商品生产与消费之间即供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暴露于商品生产流通领域(表现为由于产品的大量过剩而导致的产量下降、物价指数的下滑和工商企业的大量倒闭),进而波及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表现为失业的大量产生和资本市场的极速滑落)。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危机反过来影响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国民经济陷入全面的衰退。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典型事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1929年中期,美国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到同年秋季,局势已非常明显,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设业,都在大幅度减少,工商企业大量倒闭。”“1929年10月23日,股市急转直下,10月24日即“黑色星期四”股市再次惨跌。”“1930年爆发的银行危机使美国从1929-1930年经济衰退中实现复苏的努力付诸东流。大萧条带来大量失业。1929-1933年,美国GNP下降近于30%,失业率从3%升至25%。”

3 实体经济过程与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与虚拟经济危机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实体经济是指“从事生产的实际活动,包括产品的研制、开发、销售服务,以及交通、旅游等为直接消费提供服务的活动。”虚拟经济是指“经济活动中,以虚拟资产为对象,通过对虚拟资产的经营,以谋取利润或报酬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活动包括对虚拟资产的买卖、中介、咨询等,此外,业、业等根本脱离实际经济活动的行业也属于虚拟经济。”

生产要素市场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生产要素市场的高度证券化和资本化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在实体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又形成了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但与此同时,虚拟经济的运行又可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运行,形成相对独立的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由此,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演变为实体经济过程与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爆发便表现为虚拟经济危机。这一危机形式的发生机制(如图3-1)是当虚拟价值增殖过程极度活跃(主要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极度泛滥),从而超过了实体经济过程的承受能力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就要通过虚拟价值的贬值(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值的下降和金融衍生品价格的大幅下降)来恢复,这一贬值过程会导致作为虚拟经济运行载体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或运行困难以及资本市场的严重波动(主要表现为股市的狂跌和债券市场的混乱),重挫人们的心理预期,由此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影响实体经济顺利运行甚至造成全面停顿,实体经济的困难又反过来加重虚拟经济的危机。

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危机的典型事例是由肇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称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演变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从2004年6月到2006年的两年中,美联储共17次提息,利率从1%升至5.25%”,后来,“长期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升为6.8%”。“利率的高调,直接打击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降,房地产投资放缓,新房销售量急剧下降,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也连续下降,相应地以此为基础发行的各种金融金融衍生工具也开始急速贬值和股票债券市场的暴跌,以及雷曼兄弟为代表一系列投资银行的生存危机,至2008年10月终于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伴随着危机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的逐步蔓延,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的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国民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打击。伴随着企业的大量倒闭,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经济面临着陷入全面萧条的危险”。

4 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内在矛盾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化,而这种演化又决定了经济危机形式的演化。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人们就时刻面临着经济危机的威胁,尤其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实体经济过程与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形式出现时更是如此。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这一矛盾形式的基础是在人类常态社会中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剥削劳动)的矛盾运动,只有实现了人类劳动的完善化,消灭了变态劳动,商品经济的这一基本矛盾才失去了运行的基础,人类社会才可由此进入产品经济形态,只有到那时人类才可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梦靥。然而,现时代的人们必须努力用社会理性来抑制人类变态劳动的疯狂,加强对这一变态的表现形式――虚拟经济尤其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有效监管,实施强有力虚实经济一体化调控,将虚拟经济的发展控制到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使社会经济尽早过渡到产品经济形态。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以上的分析是以商品经济一般为对象,并未涉及对经济制度问题的考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一般性来讲,它是商品经济的一种,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特征,故而,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运动,在实行这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起到作用;另一方面,就其特殊性来讲,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更强的社会理性。这种优越性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表现的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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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3.

商品经济的形成范文第3篇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昇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核心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並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暢通；第二，还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第三，中国自秦以来虽然实行了统一的货币，但币制仍然混乱并常常发生钱荒。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培育健全的统一市场。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犂耕—大农”这样两个层次和相应的两种生产规模；后者因需要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大多数使用奴隶。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往往是被动的、很少的，本质是一种自给自足为主的封闭型经济。奴隶制生产单位与市场的联系是主动的，是其生产运行的内在要求，且劳动生产率较高，可以为市场提供大量商品。奴隶制生产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没有相应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奴隶制生产便不能运行。这是西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原因所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畜牧业和冶铁业的发展，牛马及铁犂价格下降，牛耕也趋向小型化，这就使得小农有可能使用它们。当农民也使用牛耕的时候，奴隶制生产的优势和竞争力就下降了。与之相适应的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租佃制逐步取代奴隶制，接踵而来的是生产单位小型化与大型商品生产单位减少，生产单位自給色彩的加重。

姜守鵬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貎虽相似而实不相同。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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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昌五：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总论·四、中国封建时代的工商业问题，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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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小京：自然经济与自给性农业，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

[5]许檀：a、关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再思考，光明日报·史学新论2000年3月3日；b、明清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6]吴承明：a、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b、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7]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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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郑学檬：16至17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3期。

[12]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3]赵德馨：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与生产结构的关系——以公元前一世纪为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4]郭正忠：a、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b、商税·斗秤·宋代市场——宋代市场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中1996年第2期。

[15]唐文基：试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特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6]徐晓望：小商品经济，中国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17]郭庠林；试论中国古代封建市场经济，财经研究1998年第7期。

[18]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

商品经济的形成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商品美学 创意要素 创意经济

一、商品美学的要点分析

商品美学是研究商品美的形成规律和要素构成，以及在商品设计、生产、交换和消费中的表现和作用的学科，它涉及美学、商品学、营销学、技术美学、人体工程学、经济学、人文科学、工业设计、等领域的综合学科。商品美的本质是内质量和外质量的整合，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商品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商品美的创意、设计、生产、交换、营销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人与商品的审美关系，商品美与技术创新、材料创新、工艺创新、创意产业、文化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生活的关系和作用。随着科学技术、消费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美学的内涵和作用也在不断发展和丰富，其作用和表现已渗透到更多的行业和专业中，其作用和表现特征主要体现在：1.现代科学技术（科学美学、技术美学）与商品美学（创意与设计）的双向构建与作用；2.人文科学、文化艺术（审美价值）与商品美学的双向构建与映射；3.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与商品美学的双向构建与互动。所研究的内容和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不难预测，商品美学将在未来的经济、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商品美的要素构成分析

商品美的本质是内质量和外质量的整合，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商品美的要素构成主要有：

1.功能要素――主要是指商品的实用价值和功能，以及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统一的美学功能。而功能的评价指标主要有：内质量、外质量特性、工艺特性、适用特性、效用特性、经济特性、耐用特性、清洁特性、环保特性、低耗能特性、生理健康特性、技术特性、人性化特性等。对商品功能的评估，除通过科学的技术检测或鉴定之外，还需考察消费者对它的使用要求与审美要求，以及使用意见才能得出正确的或是定量的结论。

2.造型要素――指商品的功能属性和外观结构状构成特定的形态和视觉情态，能让人很觉到商品的属性和观念价值。造型的难点是，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必须从产品的使用功能、经济效益、效用特性、内在结构、外观形象等方面的整合上把握产品形象；使产品的点、线、面、形、色、量、质、互相配合协调，组合成完整统一的造型形象，符合美的规律的要求。

3.色彩要素――作为商品认识和审美意识的标志，它影响人们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情商和判断。较先唤醒人们的文化意识和情态意识，以及消费心理因素。日本色彩大师智村说：“人们在掏钱购物，有时是在有意无意地购买颜色，运用得当的色彩是产品制胜的秘决”。色彩能让人意识到产品功能与环境的协调因素，产品造型的材质、肌理或质地文理给人以文化、品位的观念认识。又例如：化妆品以极色（如黑色）来表示庄重大方，以柔和色（如各种淡雅的粉红色、浅玫瑰色）来表示化妆品的轻快和娇媚。因此，色彩的应用，成为商品美的重要要素。

三、商品美的创意要素与创意经济分析

商品美的创意要素及来源主要是：生活美、自然美、艺术美、文化美、科学美等。

1.生活美――主要指整个生活方式、生活品质和社会生活与实践美的感受，它包括社会制度、社会品质、经济品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化品质、以及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所形成的物质观和审美价值观。也包括人们在衣、食、住、行、生产、劳动、职场、整个生活环境中，尽可能按美的要求形成的思想、观念、文化、习惯、消费心理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以及美的生活经验。生活中美的经验、感受、和碎片是极其丰富和多样的，它需要分析、提炼，并找到表达、再现、提高的设计方法、技术形式和物化的载体，才能作为商品美的创意元素。

2.自然美――自然美是指自然界天生形成的千姿百态的物质体美，它通过自然物的外在和内在（构造）的形象、形态和形式显现出来，这些形象以光、色、线、形、音、质、量、水、石、山、云、雨、植物、生物、日、月、星辰等各种组合形式，以及明暗、浓淡、异彩、雄浑、轻柔、清新、优雅、沉静、秩序、均衡、对称、节奏、韵律、和谐、异构、同构等形式表现出来，体现一种天然的完美和多样性的形态，在丰富多变中，引起人们的美感和创意的联想，成为商品美创意设计内容的重要审美元素。

3.艺术美――是指以技术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设计的表现法则和形式美。技术美学是从美学和技术相结合的角度，把美学应用到工业设计和相关的技术领域；技术美学最先被称为“生产美学”或“劳动美学”，这里由于当时的工业技术水平所决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它已经成为创意产业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技术美学的产业目的，需要艺术设计，但它不能完全与艺术创作活动等同。艺术设计所追求的产品美或商品美，并不是纯碎的造型美和外观美，而是与功能完美结合的形态和内容的美。例如：艺术设计考虑的产品形态的对称和各个部份之间的比例和协调，还需将产品的机能构造、实用功能特性、加工技术以及其他因素都与艺术化和审美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内质量和外质量审美的统一。

4.文化美――文化美是生活美的重要内容，文化是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以思想、精神、人文、观念、信仰、民俗、文学艺术、语言、历史、风情、审美等源远流长、丰富、深厚的内容，成为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财富和资源，它是商品美创意的元素和源头。著名创意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说：“文化已融入整个生活方式”。在中国，“绿色”商品房，“生态”商品房，“原生态”商品房，“湖畔”商品房，以及个性化创意的居室和装修等，正是一种新的文化概念融入商品美和生活方式的体现。

商品经济的形成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着《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着作《读资本论》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