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概述范文第1篇

一东亚法律文化概述

东亚,是指亚洲的东部地区,有人称这一地区为“太平洋亚洲”(Pacificasia),也有人称这一地区为“小亚太”或“大东亚”,总之,这一地区大体指亚洲东部或太平洋东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大陆东部及其半岛和邻近的岛屿,主要指中国大陆、日本、朝鲜、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文莱。这一地区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经济总产值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1/5,面积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10。这一地区也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所及的范围。学者们在论及东亚的发展模式、发展原因和现代化道路等问题时,一般就是指这一区域。由于历史传统和地缘政治关系,东亚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虽然,从宏观上看,东亚存在五大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有的国家或民族只信奉一种宗教,只有一种文化,而更多的国家和民族同时存在几十种宗教、几种文化。但东亚的主体文化是东方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家文化。十几个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一直处于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之内。东南亚的文化最早来源于印度,但“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战略方面与东亚其他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加。”因此,东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实际上除了儒家文化外,还有佛教、道教等其他传统文化因素,不过它们的共性很大,都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一部分。“这个大文化圈不论在人种、书面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同性与相关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东亚法律文化属于世界法律文化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丰富了世界法文化的内容。战后西方国家法学家兴起了研究法律文化的学术热潮,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学者们在东方法律制度的研究中发现,探讨东方法律文化乃是寻求东方法律制度与基本精神的基本途径。如果只停留于法律制度表面层次而忽视其文化价值的话难以得到有关东方法律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即“要真正理解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同时研究东方的传统法律文化,即光有法律的比较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进行法律文化的比较。”美国学者埃尔曼在其著作《比较法律文化》一书别强调法律制度运用过程中的文化背景的意义,并对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法律文化进行了宏观的论述。此后,在西方法学者的论述中,东方法律文化、东亚法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比较法律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构成了比较法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比较法学者常常用“中华法系”来描述东亚儒家传统法文化的独特性和共通性。由于东亚的古代社会以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和思想体系占据统治地位,所以,传统经济体制的共同历史经验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共同背景在客观上形成了法律体制结构上的相似性。无论是中国、日本、韩国还是新加坡、越南,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客观上形成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共同法律体系的基础。

二东亚法律文化的发展东亚法律文化的发展

变迁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近代以前,以传统中国儒家法律文化为核心的法文化体系,这是东亚各国的传统法文化;第二阶段主要是指近代以后,东亚各国普遍经历了殖民浪潮的冲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革,西方的法理念、法模式被大量移植,法观念也被不断更新,传统法文化与西方法文化互相冲突与渐次融合,虽然融合的程度与形态在东亚各国表现不一,但均可称之为变革型、混合型的法律文化。由于东亚各国法赖以生长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不完全相同,近现代东亚各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也因国而异。日本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由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四大岛屿及周围数百个小岛组成。迟至公元5世纪,大和奴隶制国家才统一了日本。日本奴隶制时期适用的法律主要是以受古代宗教规范强烈影响的不成文的命令和习惯为表现形式的氏族法。公元646年,日本“大化革新”,仿中国隋唐制度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从“大化革新”至1868年“明治维新”,是日本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日本封建法从体系到内容都深受中国隋唐法律的影响,被公认的三大主要渊源:《大宝律令》、《御成败式目》和《公事方御定书》,更是明显、集中体现了对中国封建法的模仿。因此,大部分日本法学家都认为日本封建法是中华法系的组成部分。1868年日本爆发了以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为主要推动力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明治维新,将西方国家作为其实现富国强兵的样板而全盘效仿。在所谓“泰西主义”指导下对西方法律体系全面引入。在明治初期,最为完善和先进的法国法成为日本模仿的蓝本,这对日本近代法制体系的建构直至法律教育和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19世纪末期,在对外来法律文化进行消化吸收时,日本人发现先进的法国法在相差甚远的日本社会条件下严重水土不服,而德国与日本的国情却更为接近,尤其在政治经济结构上有诸多近似之处。因此,德国最终成为日本法制近代化的新样板,从宪法制定,刑法、民法等主要法典的修订,直到立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观念等广泛地影响了日本近代法律改革。但是,由于封建性和军国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并没有向民主化、法治化方向迈进,却日益向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堕落,并最终导致1932年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得势,给日本和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在美国军事占领当局的强制和直接操纵下,日本进行了战后的各种改革。在法律制度方面,废除了《治安维持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法西斯立法;在盟军的直接授意和操纵下,起草并颁布了《日本国宪法》,为实施宪法,又制定了《国会法》、《内阁法》、《选举法》等;为适应新宪法所确立的原则,对包括民法、刑法在内的主要法典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是摒弃其中封建色彩较浓的内容,补充新的原则;制定《法院法》、《检察厅法》和《律师法》,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禁止垄断法》等经济法规,改革和重建日本经济。至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时,日本的各主要法律部门都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法制改革主要是由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压力所致,改革特点是一方面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另一方面表明对英美法律部分内容的吸收,同时日本固有的法律传统和特色也并没有被完全抛弃。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获得了独立,从此以后,日本进行了自主的法律制度改革。一方面对已有法典继续进行修改,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法规,建立并完善了高度发达的现代法律制度。日本的法治化和法制现代化得以实现。韩国在历史上是朝鲜的一部分,在古代曾是中国的附属国。有文献记录的韩国法起源于“犯禁八条”,它是朝鲜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公元3世纪,进入奴隶社会的朝鲜适用的法律主要是以不成文的命令和习惯为表现形式的氏族法。公元7世纪,朝鲜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封建时期朝鲜的法律从形式到内容都深受中国封建法制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起,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主要接受了日本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分裂为南北两部分。韩国建立后,开始重视借鉴西方的立法经验,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工作,创建了六法体系,并颁布了一系列单行法律。现在的韩国法律从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但也受到英美法系的一些影响。马来西亚的法律史错综复杂。近代以前,马来西亚的法律相继受到了中国法、印度法及伊斯兰法的影响。从18世纪末起,由于英国的入侵,马来西亚的法律又受到英国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引进了英国式的立法机构、政府组织机构、司法体系及政治统治理念。1957年,马来西亚获得独立,从此进行了法律制度的自主改革,其最显著的改革是伊斯兰法院管辖权的扩大和这些法院法官素质的提高,目的是创造出世俗法与伊斯兰法既平行又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菲律宾法也受到过多种外来法的影响。公元7至12世纪,菲律宾曾是印度的殖民地,其法律受到摩奴法典的影响。14世纪由于大量的伊斯兰教徒的迁入,菲律宾也曾适用过伊斯兰法。1565年至1898年,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法被强行推行,制定了《印地亚群岛法律》,这是历代西班牙国王在不同时期为统治殖民地而颁布的王室法令的总汇集。但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主要还是以菲律宾的习惯法为基础。此后,处于美国统治之下的菲律宾,其法律制度受到了美国法的渗透。独立以后,菲律宾法律的各个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法律的逐渐发达是从全面继受英国法开始的,《第二次司法》就是新加坡继受英国法的法律依据。同时还进行了殖民地立法,如《1878年民事统一法令》、《刑事法令》等,这些立法有些仍是新加坡现行的法律。从1965年获得独立之后,新加坡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法律发展之路。泰国在近代以前的法律发展道路也比较曲折,而在法律的近代化过程中又先后经历了蒙固王改革和朱拉隆功改革两个时期。1932年革命后,泰国开始了君主立宪制的时代,资产阶级法律制度也逐渐得到建立和发展,初期主要是起草和颁布一些宪法性法律,后在其他各部门法领域也相继以西方法为蓝本进行立法。在这一过程中,泰国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越南曾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公元10世纪独立建国进入封建时期,这一时期越南法深受中国法的影响。从19世纪末开始,越南相继受到法国、日本的统治,法律制度也相应发生变迁。1945年,越南获得独立,先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创建社会主义法律的过程中,越南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曲折徘徊到逐步成熟的法的发展过程。有学者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东亚传统文化是东亚文化发展大道上必不可少的层层阶梯和环节,它的一切积极成果是推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根据和动力。东亚传统文化是东亚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的体现,反映了东亚人特定的生活方式。在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中,东亚社会各民族理智、客观地比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既要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本国国情的因素,又要保留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因素,因而成功地协调了东西文化之间的价值。当然,东亚近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对东亚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文化正在发生现代性的转化。乃至有学者呼吁:“现在是东亚考虑建构一种既具有自己独特内涵又不失现代性本质的东亚文化的时候了。”总观东亚各国法律与社会的发展,尽管各个国家法律发展的道路不同,法律改革的力度相异,法律体系的成熟程度不一样,法律制度中保存的封建残余也不尽一致,但是,各国的法律文化大多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从人治到法治、从中华法系到混合法系的转变过程。东亚各国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路程,东西方混合交织的法律文化初步形成。在东亚文化现代化变迁的大背景下,东亚各国也普遍认识到重新建立适应东亚社会发展需求的新的法律文化形态的必要性。

历史文化概述范文第2篇

对于历史长河中浩如烟海的史料、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来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已作了高度概括。它重点突 出，观点明确，以纲带目，脉络清晰。而历史高考中，为了有效考查学生的能力，增强主观性试题的效度，也 为了减少评分误差，无论是材料解析题还是问答题，其答案的组织都强调突出重点，简洁精练、清楚明了。因 此历史概括的外部表现是对语言文字的概括。高考主观试题考查概括能力必然包含对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考查 。但语言文字的概括总是体现着人类思维的特征。历史概括的内部实质当为对人类历史的概括性思维——这是 一种高层次的思维能力。

人们使用概括一词，习惯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与分散、分析相对而言的总括归纳。二是与详尽、具体相对 而言的简单扼要。由于概括的内涵不同，则概括的外延也有所不同。历史概括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四种类型。

从总括归纳方面说，历史概括可分为归纳式概括和点睛式概括两种类型。

（一）所谓归纳式概括，就是抽取历史事物（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共同属性、共同特点。 它运用的是归纳思维形式。属于此种概括的如1996年高考47题：“概括指出并结合史实简要说明唐朝文化灿烂 辉煌的原因，唐文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1997年高考48题：“概括指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 的相互关系并举例说明”。1998年高考47题第一问“战后日本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各有什么特点？”等 等。由上可知，近几年来高考试题中考查归纳式概括的概率很大。考查的内容范围主要涉及“特点”（特征） 、“历史地位”、“相互关系”等历史要素。此类试题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要求考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物中 提取共同的因素，从个性中归纳共性，从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物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结论。下面以1997年高考48 题为例具体阐述此类概括的主要特点。

首先考生必须对有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的具体的也是分散的史实能熟练 地联想起来。对这一步要求大多考生能达到。其次，需要考生对联想到的那些具体史实加以分类，并从中抽象 出共性的一般性的结论。而这一步要求许多考生无法达到甚至想都没想到。许多考生只罗列出：巴黎和会上英 国根据它的“势力均衡”政策反对法国过分削弱德国：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争吵，甚至互以退会相威胁 ，经过五个月谈判才签订《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后，英国拒绝法国的结盟提议；一战前后日本在东亚的扩 张，破坏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引起美国的不满，导致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并在 该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等等，洋洋百言。如此罗列，决不符合归纳式概括的主要特点。必须对上述赋有个性 的史实加以分析从中提炼出它们的共同属性：为分赃和称霸世界而互相争夺。同样，以“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共 同策划对苏进行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巴黎和会成为反苏战争的司令部；协约国为了共同宰割中国签订了《九 国公约》”等史实抽象出它们的共同属性：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勾结。而且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相互交织的即在勾结中有争夺，在争夺中也有勾结。

由上可知，概括出这两个方面关系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归纳和抽象是归纳式概 括的前提。上述过程从逻辑学上讲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以历史学上讲是符合论从史出的原则的。而此题参 考答案的成文模式从逻辑学上讲是一个演绎思维形式，从历史学上看是一个史论结合的格式。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归纳式概括的定义、特点决定被概括的史实或用以举例说明的史实不得少于两例。

（二）所谓点睛式概括是在正确观点指导下，依据大量事实，把一般性特征提炼升华为普遍意义的发人深 思的哲理、规律（杨子坤先生称此种概括为“综合式概括”、“高度概括”）。它运用的也是归纳思维形式。 属于此种概括的有：1993年新高考52题“试以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的重要史实，说明帝国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 态度。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基本原理？”1995年高考38题：指南针在近代西欧和中国的不同用途说明了什么？ ”1995年高考39题“陈启沅题”第二问“综合你所列出的情况，可以得出什么重要结论？”

由上可知，高考试题考查点睛式概括主要集中于1993、1994、1995年。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思想”、 “原理”、“认识”、“启示”、“说明了什么”、“原则”、“实质”等。此类概括的主要特点是由事及理 、由现象到本质；着墨不多，但画龙点睛、引人深思；理论要求高，哲理性、规律性强。

点睛式概括是在归纳式概括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考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引向顶点，这是最高要求的概括。所 答内容已不是对历史事物本身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本身作出的认定；抽象出的“哲理”、“规律”、“认识” 已超出历史事物本身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本身。但其“精神”、“灵魂”与历史事物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是吻 合的、一脉相承的。因此，准确、全面、深刻地找出并理解“从中”、“据此”的所有内涵，是准确提炼“哲 理”、“规律”、“认识”的前提；否则，所得“规律”、“哲理”、“认识”也只是牵强附会、张冠李戴。

从简单扼要的方式方面说，概括又可分为概述式概括和概要式概括两种类型。

（一）所谓概述式概括是在叙述中，根据表达的需要和题意的要求，不做过细的详写，只粗略地勾勒个轮 廓，反映出历史事物的广度，使历史事物显得完整、全面。属于此种概括的有1997年高考47题“结合有关社会 背景，概述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衰过程。简要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旧中国的历史地位。 ”1998年高考48题“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我国的文学艺术繁荣兴盛，而科学技术则由发展转为停滞。概 述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和特征，并分析形成这两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原因。”

由上可知，概述式概括主要适用于问答题的考查。从考查的内容看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对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现象基本线索和兴衰过程的概述式概括，是用概括的方法叙述“线”；另一种模式是用概括的方法叙述 “面”——某个历史阶段的方方面面或几个方面，某个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或几个方面，某种历史现象的方方 面面或几个方面（如上述1998年高考48题）。此类试题的主要特点是跨度大或面广，系统性强，答案全面完整 ，重点突出，语言文字精要，言简意赅。

（二）所谓概要式概括就是对繁杂的历史事物简约化，具体的历史事物抽象化，抽取重要内容的大概。这 也是一种难度较大、能力要求较高的概括类型。此种概括大体又分为三种情形：①从历史材料中抽取有关内容 的大概。如1997年高考44题，从四段材料中，抽取李biàn＠①治国方针、措施、后果的大概内容，并要求 表达成文，还限定字数。这一题的出现，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致肯定此乃成功之作，并列进了98年《考试 说明》之“基本题型及其考查的主要能力示例”部分。1998年高考45题“根据上述材料，评述中国代表团在巴 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主要目标、经过、结果、评价）”就属此种情形。另外98年高考46题第一问“以生产资 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两个方面概括出化运动的错误及危害”也属此种情形的概括。②从历史材料或教 科

书中概括出有关问题、有关内容的若干个基本要点来。近几年高考对这种概括考查的力度很大。1997年高考 46题第一问“以上材料中，可归纳出关于美国西进运动的那些主要论点？”第二问“根据材料二，指出西进运 动使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了什么重要结果。”③概括历史材料的核心思想，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 核心内容。如1995年高考42题“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经历了哪几个步骤？每一步变革或 调整的主要原因，核心内容以及结果如何？……”

概要式概括主要适用于材料解析题。考查的内容非常广泛。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概要式概括需 要考生具备非常好的阅读理解能力，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还需考生对文字进行化繁为简，化具体为抽 象的改造和润色，需要非常深的文字表达功底。

上面介绍了四种概括类型。从上面所举高考试题看，概括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历史要素：原因、条件、 表现、措施、过程、性质、特点、方式、手段、作用、地位、意义、经验教训、启示、原理等等；从概括的信 度看，有在题问中明确提出概括要求的，也有未明确规定概括要求的——有一点是规律性的，那就是题问中要 求答性质、特点、方式、结论、启示、原理等内容的，不答题问中是否明确概括要求，一般都要求概括地作答 。

二、概括能力的培养

明确了概括的类型和特点，便于我们探寻培养概括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1.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考试说明》所规定的四项10条学科能力，由于其划分标准不一，致使各项学科能力之间呈现出并列、包 含、交叉等复杂关系。概括能力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它总是包含再认、再现、阅读理解、分析与综合、归 纳与抽象等学科能力，同时又离不开对材料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指 导、史论结合、文字表达等学科能力。其中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但历史知识本身 又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 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

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学习，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 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 线索和客观规律。这与概括的第一种涵义以及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概述式概括的要求，特点是相符合的 。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概括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概括总是在人们的抽象过程中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因为概 括的结果已不是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简单再现或全部罗列，而是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 是形成一系列稳定的科学的概念，是把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这一结果的实现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 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共性或本质属性的归结，历史哲理、历史规律、历史基本结论的提炼升华，基本要点、核 心内容的得出，无一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抽象的最初结果是形成一系列比较稳定的、科学的历史概念。历史 概念源于史实，又高于史实，是历史事物的本质、全体及内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概念的这些特点 与历史概括的涵义、特点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广泛地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为历史概括服 务；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

2.史论结合法是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和典型形式。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 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历史高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 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①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

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如1997年高考48题“凡尔赛——华盛顿 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的答案，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之间关系的史 实归纳抽象出的“论”。1993年新高考52题得出的“基本道理”是对“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有关帝国主义 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的史实提炼升华的“论”。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 。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结论是对整 个民主革命历史的点睛式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民主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的点睛式概括；生 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点睛式概括出的“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 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后高度概括出的“论”。到 底“论”是什么，从根本上讲是由史实的内容决定的；论以史出，史论必须一致。特别是遇到点睛式概括，千 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基本结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到处乱贴。平时要重视历史理论的 教学。一方面在讲述具体史实时要高度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尽量挖掘史实中包涵的理论因素，把 讲述内容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逐渐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把理论教学落实到实处。

②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不仅任何一道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就是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 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 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洞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 ；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啄，有抽象但不深奥。例如有些学生在解答“1941～1942年中国共产党 是怎样战胜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面”的概述）一题时不会概括作答。在回答“大生产运动”这个要 点时写道“在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五震的率领下雄纠纠、气昂昂 地开进杂草众生的南泥湾。他们挥锄如飞，汗流夹背；劳动号子传遍山野，欢声笑语不断。经过他们辛勤开垦 ，南泥湾到处是庄稼，到处是牛羊，南泥湾成为陕北的好江南……”。上述文字就描写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 情景来说语言已经较概括。但命题却是“大生产运动”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南泥湾垦荒仅仅是“大 生产运动”的一个“点”，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更不需要对南泥湾垦荒这个“点”作过细的描 写。“大生产运动”又是那么多巩固抗日根据地措施中的一个“点”，在此题中对“大生产运动”的情况也不 可能也没必要进行详细的叙述。此要点可概括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史”的概括，实际上 是历史概念的运用），使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具体的 “论”，与“生产运动”相统一的“论”）。其余要点的概括类同。

3.训练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基本途径。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靠平时的训练逐步培养和提高，非一朝一夕而成。高层次的概括能力的培养更不 例外。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主要有：

①借鉴 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加以训练。

文史不分家。一方面要准确地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历史概括性思维成果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 底，这离不开语文学科；另一方面，历史概括性思维和语文概括性思维的特点、要求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 我们完全可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为历史概括所用。如概要式概括可以把语文课中抓关键字词，划分逻 辑层次的知识、方法迁移到历史概括中来，按题目要求划分材料的意思层次，妥善地抽取出有关问题的答案要 点来。对于概述式概括可以借鉴语文课中撰写故事梗概的方法。

历史文化概述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世界历史；全球化；重构

一、引言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种世界历史，读者会意识到，每一种世界历史都是围绕着它自己的主题构造而成。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重构世界历史，希望读者按照他/她的叙述来重新理解世界。这样，当我们将世界历史编纂视为一种叙述实践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世界历史编纂者事实上就在争夺一种话语权力，每时每刻都在现实世界中为自己所代表的力量争取前进的有利位置。

二、一体化历史构成的必然趋势

如今，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要求解构现代历史叙述中那种追求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这并非是说它们不应存在，而是它们不应自认为是唯一性的存在。任何世界历史叙述都不应具有绝对权威。人们或许会这样理解，世界有多种面貌，任何世界历史叙述不过是表现了其中的一种，以此来反对某种试图一统天下的世界历史或普遍史。其实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来认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观念，它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概念性存在，既然我们按照某种形式、结构、体系来接受并唯有如此才可能接受的世界历史都是历史叙述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从来不存在客观的世界历史。这同样是在说，世界原本没有什么现成的、等待历史叙述者去发现的面貌，任何世界历史的叙述都是在建构某种世界的面貌之时来展现这种面貌。认识到客观的世界历史是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这将有助于我们摆脱世界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客观化幻象，也是承认世界历史多元化的首要原则。据此，我们将意识到，有多少个建构世界历史的心灵，就将出现多少种世界历史，并且，只要我们承认人们有进行历史叙述的自由，就应当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承认每一种世界历史具有的存在的权利。

三、个性历史的在世界历史的意义

个体性世界历史理应是世界历史存在的基本形态，只有以此为基础，人们才可能追求获得更大认同的世界历史，如主体间的或文化间的世界历史。鉴于每一部世界历史都会有自己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总是反映出叙述者的利益所在，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在当前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必定是以多元的方式存在，这不是因为人们刻意要排斥一元性的世界历史，而是因为人们尚未对某个主题及其体现的价值形成全面的认同。我们若是将表现世界大同视为世界历史的终极理想，显然，只有在世界大同实现之时，这样的世界历史才有可能真正出现。这样，我们可以构想世界历史的存在形态，即将它描述成一个连续统：连续统的一极是个体性世界历史，另一极是表现出世界大同的理想化世界历史。我们已经见识过多种世界历史，但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所体现的叙述实践描述成一种连续的、合目的的行为链中的一环。这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所接触到的叙述世界历史的实际经验，还无法在连续统的两极之间建构起一部进步的历史，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证据表明普遍人性或世界大同是每一次世界历史的叙述实践暗含的目的。我们可以将世界大同作为一种理想，我们可以预先将现实中的世界历史叙述构想成实现这种理想的艰难历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必须清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为此，在现实情境下重构世界历史必须采取某些适宜的策略。

四、 组建世界历史的策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策略？我们要将世界历史重构成怎样的？带着这样的疑虑，我们很容易将目光集中到世界历史叙述者身上。然而，在我们明白了客观的世界历史不过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每一位叙述者都有权编纂他/她自己的世界历史之后，现阶段有关世界历史之重构的核心问题就不再只与世界史家相关，它更是有关世界历史接受者/读者的问题。一旦接受世界历史的读者意识到，他/她所面对的世界历史，是世界史家通过其主观构想对处于混沌状态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与综合的产物，世界历史曾经拥有的客观性以及由此具有的权威性便将还原成世界史家个人具有的权威性，而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个体权威性的质疑并非不可能之事，这样就为世界历史编纂的大众化开辟了道路。

历史文化概述范文第4篇

（广东）林雄辉

读完《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之后，给我留下了四点深刻印象。

1、《读本》是对广东党组织和人民90年奋斗历史的全景描绘。《读本》共12章42.5万字，它全面记述和反映了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全书气势恢宏，从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到科学发展、先行先试，全面展示了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90年来的伟大实践和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描绘了广东人民在南粤大地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奋斗开拓的生动画面。读后，能够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广东的今天”；能够感受到鲜明的广东特色，有血有肉、重点突出。这是一部讴歌广东共产党员，评说广东重大史实，展现广东巨变历史，揭示广东发展真谛的成功之作。

2、《读本》是对广东党史在全国党史中突出地位的真实再现。广东是党内最早成立党组织的六个地方之一，也是响应党中央号召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排头兵。书中用真实的史料以及恰当的评说，凸显了广东党的历史在全国党史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广东在国内的许多第一，《读本》都予以肯定。广东是中国的风水宝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试验地。广东党的历史值得大书特书，广东党的历史所发挥的作用必须予以展示，广东党史在全国党史中的突出地位必须予以肯定。

3、《读本》是对广东革命和建设历程中重大史实的准确评述。修书立说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对已经走过的历史，特别是对已经走过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史实，作出公正客观的准确评述。在这一点上，《读本》做得很到位。许多新的史实，新的力证，新的评说，不仅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澄清了不少历史的谜团与疑惑。有的读后感到欣慰，有的读后感到振奋，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广东人民的诚实与正直，也可以看到广东党组织的拼搏与坚强。

4、《读本》是对广东党史工作者长期辛勤劳作的充分肯定。《读本》写作手法独特，它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采用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手法，避免了以往类似书籍的单调枯燥毛病，增强了地方特色和可读性。《读本》编写体例新颖，采取“历史概说”与“要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重点突出、丰满圆润。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红色画卷 策励后人

（广东）黄振位

《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生动地反映了中共广东组织领导广东各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曲折历程，是一部富有感染力和具有教育意义的红色画卷，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新作。

  一、主题鲜明，突出亮点

本书紧紧扣住“中共广东组织领导广东人民革命和建设”这一主题，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阐述和评析，以铁的事实说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从一个地方党组织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党的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一历史结论。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内容，基本能做到主题鲜明、中心突出、忠于史实、凸显亮点，不仅给人增添了有益的养分和历史的回味，而且也展示相当的历史厚度和理论深度。

  二、构思命意，推陈出新

本书在“章”的结构上，虽然基本按照各个历史时期划分标目，但却打破了一般党史按章、节、目、小目的传统范式，而采用新的结构编排，即以“历史概说”、“要事本末”排序，展现广东党史概貌。这种构思命意，极富清新感。

各章中的“历史概说”，实际上是从纵的方面撰述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概要。这些“概要”，基本上按编年述史，论说客观，实事求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基本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如第六章的“历史概说”，就从到“三反”、“五反”，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到“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概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广东建立的过程，条理清晰，论说恰当。

如果说，本书一方面是以“历史概说”为经，那么，另一方面是以“要事本末”为纬。书中正是以“要事本末”为主体，通过历史的横切面入手，有选择地演绎广东的革命历史风云。以这种纵横交错的新的视角来阐述历史，寻觅历史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则可给读者提供审视历史新的空间和获取新的体验。

  三、写法新颖，颇具匠心

古人云：“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的确如此！任何传世佳作贵就贵在于能独创新例，自成一体，标新立异，如果一味沿袭前人的衣钵，毫无自己的风格，当定落俗套，是无法成为精品的。可以看得出，本书的作者无论是在总体结构还是在具体写法上都是想作一些新的尝试的。这些尝试是否取得成功，固然是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广大读者的评判，但以笔者的一己之见，其写法颇有新意。新就新在于：一是“简”，二是“明”，三是“精”，四是“美”。

总之，全书基本做到了政治性、学术性、通俗性、知识性的统一。当然，书中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诸如：某些重大事件未被列入，象全国第一个省级农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又如某些事件划分过细，象中共中央南迁广州和党的“三大”，分为两目，实可合二为一。再如，某些事件（如《“”，放“卫星”》）述而不论，似应作适当点评，等等。尽管如此，本书不失为一部信史，是一本活的历史教科书，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与大众化

（广东）陈金龙

通读《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全书，掩卷凝思，深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科学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

一、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编写体例的科学化。《读本》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既勾勒了中共广东历史的发展线索，呈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的整体轮廓，又对中共广东历史的大事、要事、重要人物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叙述，做到了点面结合、纵横结合。这种编写体例，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可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历史呈现的科学化。中共广东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读本》能将中共广东历史置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既凸显了中共广东历史的地位，又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理论创新史”、“自身建设史”。同时，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研究中共广东历史，应把探究历史的真实作为最高目标与追求，通过历史真实的呈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读本》依据确凿、可靠的史料，既呈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的辉煌，也展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的曲折，读起来感到可信、真实。

历史评价的科学化。《读本》尽管以述为主，但对不少重大事件仍作出了科学评价。如对杨匏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国共合作的地位、秘密大营救的历史意义、广东试点工作的成绩与缺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等，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反映了作者历史主义的眼光和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全书通过中共广东历史的叙述，揭示了“党的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发展中国”等深刻道理。

二、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的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在广东演绎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如何将中共广东历史的鲜活内容以适合大众阅读习惯、接受能力、语言习惯的形式呈现出来，实现中共广东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是广东党史研究者应当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读本》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中亦可窥见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的方法和路径。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应选择大众关切的问题进行研究。学术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术研究所指涉的问题能唤起大众的注意力，引起大众心理、情感上的共鸣。《读本》没有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大众关切的问题，特别是在全国具有独特性、领先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叙述和评价，以引起大众的关注和兴趣。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应将真实而又具体的历史告诉读者。学术既要大众化，又不能背离科学化原则或走上庸俗化道路。《读本》一书，根据可靠的文献与史料，对不少历史细节进行了描述，还原了部分历史场景，包含了不少故事情节，使对中共广东历史的叙述变得引人入胜、妙趣横生。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应适合大众的阅读习惯、接受能力、语言习惯。《读本》一书，其编写体例适合大众进行选择性阅读。同时，全书以文学的笔调，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历史，内容生动丰富，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书中结合文字叙述精心挑选了一些历史图片，图文并茂，可观可视，更有利于本书接近大众、走向大众。

应当说，《读本》一书，史实性与理论性俱备、学术性与可读性俱强，实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科学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共广东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广东）左双文

近日拜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读后深感该书与同类出版物中个别平庸、乏味的应景之作不同，是一本贴近读者、贴近时代的优秀读物，为广大党员、群众了解中共广东地方党史（实际上也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提供了一个真实、生动、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读性、分量适中的读本，是中共广东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个“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增加了新内容

该书系统、全面、简明扼要，加入了最新发展的内容，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的新内容，一直写到2010年11月的广州亚运会，是很多同类著作还未来得及整理的，是广东党史历程时间上最完整的新成果。

从广东党史在整个中共党史上的地位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两头最重要，中间也有不少亮点，但最最重要的，笔者以为应该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东率先杀开了一条血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也符合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求真务实的民风民性，党的正确路线为广东地方党组织、为广东人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读本》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作了及时而较为充分的反映。

尝试了新体例

全书分“历史概说”与“要事本末”，以若干条清晰的线索，串起一系列重要史实、重大事件，点、面结合，纵、横兼顾，使主要史实更突出、更生动、更饱满。

作出了新判断

整本书观点鲜明、态度严谨，表述准确。同时也不回避广东党史上尤其是六、七、八章等涉及的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些较为复杂、敏感的问题以及经历的曲折与艰难，但分寸和尺度把握得较为恰如其分，较为客观、公允。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作者新的掂量和判断，能令人信服。

体现了新眼光

本书选材较为精当。近百年历史，无数大事要事，如何取舍，才能反映广东党史的本质、特质？在材料的取舍上，必须要有眼光、有高度、有独到的见解，能照顾到方方面面。现在看，选得比较准，突出了广东、广州在中共党史上的重点、亮点，体现了编著者对广东党史了然于胸，挥洒自如。

进行了新表述

作为不只是局限于专业范围的历史简明读本，要打动读者、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要赢得专业之外的读者喜爱，就必须在文字上、在写作技巧上下一番功夫，必须具有可读性。在这方面，本书也作了新的尝试，努力有新的表述。全书文笔清新、流畅，尤其像一、二、三、十、十一、十二等章节，文字作了很认真的锤炼，优美、舒展，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同时选配了一些广东党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图文并茂，加强了直观性。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要把这本优秀党史读物宣传好、发行好

（广东）金炳亮

《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一书的编写出版者对本书下了很多功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选材精当。本书突出写重大历史事件、而以极简的手法概述各阶段历史的写法十分新颖。在重大历史事件的选取上，编写者不拘泥于常规的宏大叙事，而是注意挖掘历史细节，注重广东地方特色。当中既有耳熟能详的著名事件，也有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既反映发生在广东的重要事件，又突出广东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经过细致的选择与编排，每章大概覆盖5到10年时间。

二、形式新颖，多有创新。一是在体例上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如果说以编年体写出的“历史概说”是线的话，那么以纪事本末体写出的“要事本末”就是点，点线结合，既是时空上的纵横结合，也是写法上的虚实结合。对读者而言，则既可以当教科书学习，又可以当故事书阅读。二是用简明读本的方式写史，避开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等所要求的虽然严谨却可能偏于学术的难题，有利于党史知识的普及，特别对于工作繁忙的现代人，对之更会觉得可亲可近。改变了过去许多党史读物说教味重、读起来比较枯燥的状况。三是史料鲜活，文风朴实，图文并茂，可以说开启了党史撰写的一个好的文风。四是本书的装帧设计颇具匠心，书眉、章扉等细节安排与文字、图片结合完美，相得益彰。以上的创新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创新，但对内容相对不变的党史读物却是重大的创新，可以说，体现了我省党史研究工作者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助于充分发挥党史读物存史资政育人。

我社与省委党史研究室长期合作，为配合推出建党九十周年系列图书，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多次会谈研讨。以本书为例，出版社从选题提出就开始介入，与党史研究室一起研究，仅是书稿提纲的大调整就达五次之多。经过半年双方反复磋商、研究、讨论，最终达成共识，结合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两种记叙手法完成本书。为了增加图书的可读性，党史研究室从各种曾经出版的图书中挑选出一百多幅插图，为各章的每一个条目配图，还把近三十部厚重的图册送到我社的编辑室，我社编辑深为感动。可以说，本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配合特别好，编写者与出版者的配合也特别好。

历史文化概述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方志；传统方志；泛地方志概念；新方志学；学科构建；理论工具

9年前，笔者提出“泛地方志概念”[1]，指出：“地方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新时期需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待它，研究它。从社会属性上对地方志重新进行认识，明确其研究记述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本质，以适应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今天，重新思考新时期现代化、信息化条件下方志的社会属性，思考构建以自然、社会客观存在为认知记述对象的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新方志学学科体系，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高度开拓方志的认知领域，重视方志对自然和社会认识过程及成果，提高方志活力及其社会文化知识品位，增强方志社会服务功能，对于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具有更加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传统方志概念

方志名称：在方志的发展过程中，有10多种文献、著述、著作与其有关，例如书、经、录、记、图经、传、略、乘、谱、考、集、编、薄、典、览、志等[2]。可以说，这些名称一度曾是方志的一类或是方志的别称。

“方志不是地方志的简称”，约在20世纪30年代后，有人开始将古代的“地志”、“方志”的称谓合并才有了“地方志”的名称，但在实际使用中，通用的仍是“方志”的原概念[3]。

方志的性质：历史上，人们曾将地方志书称作地理书、地情书、历史书、资料书、百科全书等等。

宋代以前，方志大都被列入舆地图经门类，视作地理专书。自宋代以后，就不断有人提出方志为史的见解，但并未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说明。章学诚继承前说，提出“志属信史”、“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说明。

《方志百科全书》称：“方志，又称地方志、志书、志，是记述某一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4]

《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二、泛地方志概念

笔者提出的泛地方志，是指研究记述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

按照泛地方志概念，地方志书的定义——是全面系统地研究记述一定区域内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客观性著述。

泛地方志概念的定义域：在这里，“方志”是一个大概念，其既包括“方志”、“地方志”，也包括“国家志”、“一统志”、“总志”，还包括类志书性质的其他著述著作等。用“方”来指代方志研究记述的主体及对象。所谓“方”，大指国家、民族、省市县区，小指企业、村组、家庭，也有一事、一人、一个组织的意义。方志姓“方”，还有因为它不“越界而书”具有特定记述范围的意义。方志名“志”，因为其质为“志”。之所谓“志”，志者性也，即一地之情、一地之性也。起码“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文化观念形态的志书著作作品；一是指研究记述形态的社会意识活动或社会修志工作（社会修志事业）。

就是说，“方志”的概念，一是指国家、社会组织、社会个人等主体对其所处的客观世界、现实社会乃至主观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记述活动（工作、事业）；一是指这种研究记述的精神生产实践创造出来的观念产品——客观认知的著述志书等文化产品及由其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完整的“方志”、“地方志”，笔者称其为泛地方志概念。

三、传统方志概念的局限

传统方志，是指以收集整理记载一地之历史认知成果为主的志书。其主要特征，一是收集编纂现有认知成果；二是收集辑录对历史认知的成果。

旧方志的志书，著述性不够，系统性不足，表象性往往大于实质性。其基本的编纂理念和原则是“忠于事实”、“言必有据”、“考证据典”、“述而不作”、“秉笔直书”、“生不立传”等等，往往拘泥于事实现象，就事记事，难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问题。

因为方志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成果，所以，方志便有了山经、水经、图经、地理书、物侯书、风俗记、人物传、国志、地志、专志等等种类。大约在萌芽期、早期乃至定型期甚至成熟期的方志，都是以记述人们对自然、社会乃至一切可以认知领域事物的意识成果为己任的。其基本特征是事以类分、直书记载、忠于史实。之所以说传统方志为“旧志”的原因，相对来看，主要是指这种方志记述活动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并不特指时间意义上的新与旧。

传统方志观念认为方志属于历史范畴，是历史性的地方志。实际上，方志记述的对象是自然、社会等等的一切客观存在，其社会属性、客观属性、意识属性等等大大超出了历史及历史学的范畴和意义。

传统方志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对方志属性的认识上。关于方志的属性，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理解。过去的方志大家们都是从地方志自身特性来定义的，今天的学者使用逻辑学种属分类定义的方法，依然没有跳出就方志定义方志的圈子。比如，研究人的属性，如果从人的自身特性出发，就“人”来定义“人”，以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为标准，可以定义说：“人是高级动物”、“人会劳动创造”、“人会使用工具”、“人类有自己的语言”等等；如果从种属分类，人可以分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好人”、“坏人”、“中国人”、“外国人”、“白人”、“黑人”等等；如果按照细胞、基因来分，人与人之间、与其他动物甚至物质之间的特性差异，就会无穷无尽。而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便一下子照亮了人类的整个历史。

方志在研究记述自然和社会存在中求实创新，使自己更加切近现实和客观事实，不断创造出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不拘一格的社会文化产品，方能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据此要求来看，今天如果要说传统的方志理论、实践有局限的话，其表现在志书方面，片面强调“资料性”和“文献”式的“规范化”，强化“一本书主义”，人为设置了体裁樊篱；在学科方面，单纯“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性质和类别、特征和功能、编纂理论，以及整理和利用”，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方志内部循环研究系统，是一个走不出去的迷魂阵；在编纂方面，把“现实”变成数字的堆砌和实例的总和，离开对“客观性现实”和“思想性历史”规律的把握；在工作方面，注重“过去”、看重历史、依赖资料，清规戒律、凝固范式、即此非彼，行政修志、摊派修志、关门修志，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产生不被重视、几十年修不出一部志书等被现实边缘化的问题和倾向。

对新时期地方志的社会属性没有深刻正确的认知，抱守传统的方志理念，便会丢弃《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方志“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本质使命，在方志是“资料”、是“文献”、还是“著述”等外在形式问题上打转转，迷失方志研究记述的真正对象和标的，将方志目标囿于“一本书”上；将方志工作局限在志书编纂上；将方志领域开拓维系在“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上；将修志体制机制桎梏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官职”、“官责”上；将编纂力量单纯依靠在方志专家身上。如此等等，这是新时期限制地方志事业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

四、方志的社会属性及提出泛地方志概念的依据

方志有历史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历史上，人们对方志的历史性认识得比较到位。方志的实践性更多地体现在其社会性之中。方志的社会属性，就是方志在整个社会及社会学中表现出来的质的规定性。方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更要从它的社会属性来定性。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从社会属性来认识地方志，给它一个宽泛的新概念，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适应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及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需要，对于认识历史，研究现实，开拓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志是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镜子。其哲学依据——社会意识是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

从方志的本源来看，方志作为研究记述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观念形态，所记述的人、事、物必须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方志的起源同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起源是一样的、同源的。方志的源头是人们认识事物、认识社会的一切知行活动。人们对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生活经历的理性认知或意识思维成果，都是人文社会学的源头，当然也是方志的源头。而人们认知活动的对象是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存在，所以，方志是用意识的形式对一地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照相”写真。

方志的社会本质是人们对自然演变、社会发展认识和实践过程及规律的归纳反映。

客观性，是方志的第一属性、根本属性。新方志崇尚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等等，都是由客观性衍生出来的。方志的所有其他属性皆由此派生而来。

从方志的类型来看，方志是一个综合的自然社会文化知识体系，是对特定地域内古今自然状貌、社会实践及认识的概括记述。

方志通过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记述一定地方的历史及现状，有研究性、学术性、综合性的意义。

首先，方志的记述，涉及到人们可以认识的所有领域。它既研究反映现状、研究反映历史，又研究反映理论和社会形态；既研究反映经济基础，又研究反映上层建筑，其特点是可以分门别类地纵向反映历史演变的连续性，又可以横向反映各个类目之间的有机关联，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沿着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通过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记述著述，形成综合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用客观真实的事实，把现实事物的运动规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反映出来。

其次，方志的记述，涉及到人们研究的各个知识学科。一方面它把各学科的研究知识提炼汇总起来；另一方面它把各有关学科的知识综合起来，再用于在其他具体学科、具体领域的研究及实践。

总之，方志既是资料书、地情书，又是教科书、工具书；既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著述，更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

从方志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方志是一座宝藏。方志是从人类社会一切知行活动中精炼萃取的精神成果。方志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及社会的历史过程的实际状况作为研究记述对象，不仅给社会、给后人提供经过提炼的金子一般的文献资料，而且，它自身更具强烈的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的功能及作用。大家公认，方志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通过方志的功能更能看清其社会属性的本质。

方志的本质功能和作用在于其认知功能、意识功能和传媒功能，归纳起来就是服务现实的构建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功能。有“认知”才可“存史”，有“意识”才可“资治”，有“传媒”才可以“教化”，这便是方志作为社会存在而延绵不绝的内在依据，也是方志的神圣使命。

新方志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映客观的主观意识形态属性非常鲜明，加之新方志记述的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状况，其必将更加自觉地突出文化认知和文化传播功能。就是说，新方志是意识形态高层次的文化认知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软实力高层次上的文化事业建设，新方志内在具有文化知识意义上的质量价值标准要求及其高度自觉的倾向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修志也就是在修史。从史与志的区别和联系来看，志是史的一种类型，史和志都是文化现象，同根同源，它们的社会属性是一样的，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史要揭示社会、自然发展的历史规律，志一样也要反映社会现象和自然的演变规律。但志相对而言有更突出的广泛性，史取材于志，志包容着史，志是对史的表现形式的继承和拓展，史是对志的提炼、总结和升华。

今天的历史学，只能是一门整合的社会科学。方志同样也只能是一门整合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瞿林东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5]蒋大椿定义“历史学乃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通过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手段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历史研究这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即历史知识。”[6]吴泽说：“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7]可见，人们对历史、史学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因为，历史、史学的内涵在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同样，方志、方志学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延伸，人们的认识也在相应地提升。

有人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历史运动事实和过程。方志研究的对象比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更为宽泛，涵盖了人们可以认知的一切客观、主观的现实存在领域及事物的历史与现状，所以，方志的整合性同样非常地突出。

方志与历史学一样，其存在的根本依据是其客观真实性。卢基阿努斯在《论撰史》[8]中讲过：“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所以，在泛地方志概念中突出强调了体现方志社会本质属性的“客观性”著述的特征。这样的话，既然历史学可以确立，那么方志及方志学同样也就能够确立。

五、方志的基本规律

通过以上诸条对方志本源、方志类型、方志功能与作用、方志与百科知识和与历史学关系的研究探讨，可以得出了“两个概念”（即泛地方志概念、新地方志书概念）、两个规律（即方志演变基本规律、志书生产原理及生产规律），从而发掘泛地方志概念的巨大理论价值和意义。

方志演变基本规律：方志由多样性起源，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模式，这是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实现了由点到面的汇流、集纳过程；继而应该进入第二个阶段——打破第一阶段成熟固定的陈规，由程式化发展到更高层次的多样化。由此发展，方志逐步成为系统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成为帮助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知识工具，成为社会化修志的先导指南，使方志发展实现由面到点的新扩展，形成立体、多维的发展空间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经过上述汇流、扩展两个阶段，方志在发展上实现一次质的飞跃，在实践上由必然王国奔向自由王国。

方志演变基本规律，是由方志反映自然、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属性决定的；是方志作为研究认知工具的本能体现。

志书的生产原理及生产规律：志书可以是历史著作，也可以是人文著作，还可以是经济著作、科学著作等等。甚至可以将一切类型的记载、反映地方特色的社会知识、自然知识的文化产品及其信息材料等等，都纳入地方志的内涵之中，然后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体裁体例，通过多种载体进行记载和传播，增强其为历史及现实服务的功用。这就是志书的基本生产原理。

志书的生产历来都不是自发的，而是社会的、历史的和实用的。方志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修志、为社会修志、为后世修志。依据社会存在、按照社会需要修志，是志书生产的基本规律。

志书生产原理及生产规律，是由方志研究记述的客观存在对象的丰富性、多样性、生动性等决定的。“生活之树常青。”如何反映鲜活的生活，不可拘泥于固定的体例、规范和模式。否则，就会陷入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唯心主义的泥潭，就会僵化方志、窒息方志的生命。

六、新方志及其内涵

方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存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作为社会客观存在，其具有特殊生命力和重要历史地位。所谓“新方志”，是在新时期对传统方志的开拓创新和继承发扬。新方志主要特征是，切近现实、与时俱进地认知方志所要记述反映的对象，用有意识的高度自觉来给现实存在“照相”、“画像”，形成积极主动地反映现实与历史的文化形态的知识产品，服务社会，服务当代和后世。

提出“泛地方志概念”和“新地方志”概念，是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及必然结果，是方志服务社会的客观要求及必然选择。

新方志，首先是指新编地方志，即新编的社会主义地方志，特别是指第二轮修志的尾声及以后将要形成的地方志。也就是所谓的“新时期”的地方志。

相对于传统方志概念，将泛地方志概念下的方志，称之为“新方志”。同样，将据此构建的方志学，称作“新方志学”。

新方志，狭义上是指研究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程、规律及成果的文化形态的著述著作；广义上是指这种文化形态的著述形成体裁体例格式规范等等不拘一格体的新方志志书，构成系统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社会文化活动、工作及事业。

新方志的时代背景，是指当前我国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信息化、知识化、市场化、经济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大趋势；加快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的社会文明进程；文化融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核心软实力的崭新时期。

新方志的时代特征是，与当前的现代化同步地研究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程、规律及成果，形成不拘一格的新志书。相对而言，传统方志的基本载体是志书；新方志的基本载体是志书及其派生的各种相关著作著述。

新方志与传统方志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反映。但新方志有别于传统方志的根本点，就在于新方志内涵的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增长和强化。新方志不断超越历史学的范畴逐步成为涉猎百科的新的知识体系。

狭义新方志概念与《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地方志书的概念在研究记述对象上是一致的，但也有其他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狭义新方志概念定义的是“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的定义；《条例》定义的是“地方志书”，不能包括“地方志”的概念。二是狭义新方志概念认为“地方志书”是著述著作；《条例》认定“地方志书”是一种资料性“文献”。三是狭义新方志概念认为地方志及地方志书本质是“客观性”的著述；《条例》认定地方志书是一种“资料性”文献。比较而言，可见新方志定义更具哲学社会科学意义的规定性。

广义新方志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说明“方志”是研究认知性的记述活动；二是“方志”研究记述的对象是“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三是“方志”属于“社会文化”范畴，是对客观存在的认知活动及结果的归纳总结；四是“方志”自成“社会文化知识体系”，具有认知追求客观真实与记述汇聚百科知识的主动品质。

按照泛地方志概念的要求，新方志鲜明的研究和认知属性，使方志具有了认识事物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工具性的作用和意义，大大增强了方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提升了方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乃至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七、方志学研究状况

我国以方志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如果从清代的章学诚算起，也有近300年的历史。新编地方志30年间全国修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方志学理论。广大方志学者在认真总结多年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修志的规律，努力将修志经验提炼到理论的高度，用来指导修志实践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修志工作的一项内容。

建立方志学的必要性。理论上的成熟是事业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当前，发展新时期的方志事业，迫切需要加强方志学研究。方志实践需要扩大到新的领域，没有学科理论的支持就显得十分窘迫。

方志学的定义。2010年4月，中指组召开的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会议认为：“方志学是研究方志领域矛盾运动的科学，主要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方面，具体有方志的性质、功能、编纂、应用、管理，以及与编纂、应用对象相关的自然社会现象的对应研究等。”

方志学的领属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将方志学（代码770.7050）作为三级学科列入了一级学科历史学（770）的二级学科专门史（770.70）之下。2012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制订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提出在目标上可以设想将方志学列入历史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可见，将方志归入历史学大类仍然是一个主流见解及声音。

方志学研究的困境。当前，方志学研究相对于方志编纂的实践，总体上仍显得比较薄弱、比较滞后[9]，面临许多需要突破和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尽管方志理论的文章和专著几乎涉及到了修志的各个方面，但是，存在总体着眼点不高，多数文章是修志者的心得和体会，或者是经验和做法，可以直接提供给别人借鉴，却没有升华到理论的高度等不足。这是由于没有一致的理论研究方向和标准要求，没有明确的方志学总体规划目标要求的结果。

尽管《地方志工作条例》将推动方志理论研究列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但重实践、轻理论研究的问题普遍存在。许多地方志机构没有具体的落实措施，甚至没当成一回事儿。目前，做文章、搞理论研究似乎只是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

最大的问题在于至今没有理清构建方志学的思路和建立方志学科的目标途径。以致于在研究方志学问题中，出现将所有的理论问题甚至实践问题都想归入方志学之中的思维误区。

方志的涵盖面极广，实践性较强，方志学科应该处于高层次的指导地位，给修志实践提供哲学社会科学高度的指导思想和研究认识工具，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上发挥作用。指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方志学科，可以包容所有的修志体例、结构、范式、方法、标准以及所谓方志编纂学、审定学、管理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避讳学、出版学、应用学等等，那是天方夜谭。

方志的根本任务是出修志成果，这是中心，而绝不是出全各种各样的专用修志理论工具。务虚是为了务实。脱离务实的务虚方志学活动热闹非凡，却只会在历史的天空搞出玄而又玄的漫天迷雾。凭着现有的方志队伍，完成所谓方志学科如此庞大的、永无止境的务虚研究工程，可以说连起步的力量和可能都没有。

八、方志学科构建原则及前景

基本原则。一门学科的科学性的一般判断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因为只要客观实在的东西，才可能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二是它“必须是旨在探讨对象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10]。据此意思，构建方志学必须把握两个层面的基本原则：一是始终明确当代新方志学，主要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地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及其规律的科学；二是始终将探讨方志认知活动的着力点放在认知方志记述对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参考原则。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11]。人类的活动产生经验，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认识，认识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抽象而上升为成知识，知识在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成知识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体系根据某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而成学科[1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主要依据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本质属性或特征，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研究的目的与目标等五方面进行划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的有关规定对于构建方志学科具有原则性的参考价值。

科学性原则。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科学”是在不同程度上正确反映事物的规律和特性。如果方志、方志学、方志学科，仍然只是将自身作为研究对象，自己研究自己，而不去研究自己记述的自然、社会客观现实，那就失去了科学性，那就是钻进故纸堆“自珍自艾”的烦琐哲学，由此建立的方志学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无必要。

遵循客观原则。理论是实践的总结。意识反映客观，客观决定意识。正确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认识符合客观事实及其规律，就成了经验，继而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就成了定律、定理、真理。确立方志学科的科学性，其实就是不断地探索方志记述对象的发展规律，并且用以指导修志及方志理论学科的建设。这是其越来越符合方志反映记述对象规律的过程；是一边探索、一边符合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也是方志理论、学科内部各种要素及其配置不断合理化的过程。真正的理论并不深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谓真理，其实就是事实、就是生活，精灵古怪的“真理”就隐藏在事实、生活的细节之中。

科学理论指导原则。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正确的方志理论，本质上说来源于实践。但是，理论也可以来自理论，包括对旧方志学说的扬弃和借鉴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方志学尤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成果，因为方志学本身与各种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或交叉、借鉴关系，更应该重视它的兼有其他理论土壤的营养和作用。

如何对方志的认识对象进行“观察”、“研究”和“把握”呢？主要有经验、认识、知识、理论、学科五种基本方式，五种方式都可以面对现实。所以，没必要将所有问题都一股脑地归入“学科”之中。

新编社会主义地方志，始终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可以说，我们的新编地方志是一个由此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的新方志，也是一个由此科学理论指导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方志。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是我们新方志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编修新方志的一条基本经验。当然，待到我们的科学的方志学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会将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好地坚持下去。那时，方志事业有了更强大的、更自觉的精神生命，一定会更加生机勃勃。

以科学理论指导就是要求我们加强理论的修养，坚持理论自觉，善于理论创新、升华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就是对规律的正确反映和阐明。因此，它能增强我们工作的预见性、驾驭性、主动性、原则性、精准性，从而提高科学化水平。这里有两个必须始终坚持的核心思想：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精髓；二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这是十确立的指导思想，要贯彻到方志建设的各个方面。

科学制度保障原则。邓小平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科学制度的保障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所以，在修志及理论学科建设实践中，要善于总结、提炼、规范，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形式，并随着形势发展进一步调整、改进、完善做出修改，不断形成新的制度性规范，不断促进制度建设体系化、科学化。

科学方法推进原则。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是方法。方法问题非常重要。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方法是完成任务的途径。曾把方法比作“桥”和“船”。好的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只有反映和遵循了客观规律的方法才会是科学的。对于方志工作及其学科建设来讲，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抓手、平台和载体，通过合适的方式和路径，使国家意志、制度政策、学科要求、工作部署真正落地，就应讲究方法的科学性。科学方法，形式上是主观的，内容上是客观的。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以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方志学及方志学科建设，应该在遵循一般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学术原则的基础上，将学科理论分为基础理论、制度理论、方法理论等不同层次，高度重视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以这种“三位一体”的创新，保障和实现理论的创新及理论的应用。

依据方志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本质属性，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研究的目的与目标等标准，新方志学科应该定位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综合学科。

主要原因是，新方志学具有研究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实状况的职能，其研究记述的领域范畴不仅可以涵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而且涉及人们可以认知的一切领域。新方志学主要与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档案学等同级学科相近或交叉；在应用学科意义上，新方志学的范畴更加广阔。

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方志学科属于人文与社会学科；二是方志学科属于历史学科，但是新方志超越历史，研究认知现实，具有宏观定性调查统计的社会职能、职责或意义；三是新方志使用的理性认知思维工具，具有哲学认识论的作用；四是方志涉猎百科知识，既汇总记述各种、各类知识成果，又使用这些知识去认知相应的自然、社会、行业、事物，兼具横跨专业领域的意义；五是方志学科研究的目的是给方志以客观真实的内容及一个切合实际的记述体例形式，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现实必要性。

九、认知方志学的基本构架

笔者将前文论述的新方志学定名为“认知方志学”。如果将传统方志学命名为“记述方志学”以突出其记述性的话，则在新方志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认知方志学”，重点突出新方志的认识现实、服务现实、开拓未来的特质属性，以保证志书更强的记述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传统方志的编纂，常常以收集资料作为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和手段，然后再依据资料确定篇目结构及内容取舍，被动性较强。资料全不全、对不对，是一个困扰、伴随修志始终的大问题。

新方志编纂，提倡用哲学社会科学及历史学等等学科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指导认识志书的记述对象，首先是洞明历史，把握历史规律及事物规律，主动性地保证资料的真实和完整，保证志书的质量和文化品质。

认知方志学的学科构架。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由新方志和新方志史两个二级学科组成。

学科具有“学问”、“理论”、“知识”、“知识体系”等多种层次。方志本来就是一个学问。新方志构成知识体系，兼备学科的科学属性，它自然就是一个完整学科。

新方志在学科理论方面，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基础理论具体有方志的性质、功能、编纂等；应用理论具体有应用、管理、制度、规范、标准、方法、经验、典型等。

所谓新方志史，就是以方志研究记述客观存在的认识活动及其成果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问。之所以称其“新”，是因为新方志史不仅研究方志活动的历史规律，更是注重通过对方志及其成果的记述，真实反映方志记述对象的历史与现状、变化与规律，支持方志学贴近实际、结合实际，保持旺盛的繁荣发展活力。

至于当前方志学研究中学者们提出的所谓方志编纂学、审定学、管理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避讳学、出版学、应用学等以及方志批评、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等，都可作为新方志的内涵理论、制度、方法等层面的内容加以处理和完善，便可使它们化虚为实，发挥作用。其实，此类理论问题更多的是借鉴使用别的学科知识的问题。理论是个工具，通用工具是最佳选择，实在不行时方去配置专用工具。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技术和成本问题。

认知方志学构架的哲学和历史学依据。方志就是方志史。因为方志本来就是历史性的认知活动及其社会文化知识体系；同时，方志史本来就是认识活动的历史。由古往今来的方志所构成的方志史，就是认知性的历史。新方志史完全可以包含传统方志学的任务和内容。所以，认知方志学将其学科构架仅分为“方志”和“方志史”两个部分（二级学科）。

既然说“方志就是方志史”，那学科构架还要“方志史”干什么？方志和方志史之间的关系是，方志是方志史的根脉，方志史为方志提供“阶梯”和“支撑点”。方志就像一支征战四方的雄师，方志史就是它的粮草和大本营；方志就像一个耕耘农田的农夫，方志史就是他的粮仓和家园。有了这样的格局，方志才有依据，才能经得起历史性的追问和时代性的诘难。

认知方志学的实践依据。新编地方志没有建立完整的方志学科，照样完成了巨大的修志文化工程。新编地方志的科学性直接来源于社会实践。首轮、第二轮志书都是由熟悉情况的亲历者、亲为者参与编纂完成的，是社会化修志、众手成书的结果。当然，方志专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编纂《汶川特大地震陕西抗震救灾志》，一边抗震，一边修志，同步进行。结构志书没有什么深奥理论，只是按照灾害灾情—抢险救灾—社会赈济—灾后恢复重建的实际进程，收集编辑了500万字的资料长编，编写了260万字的初稿，几经修改最终完成106万字的志书，做到了精品要求。实践证明，生活才是教科书，实践才是真老师。以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认知方志学，将认知活动、认知实践、认知要求等作为修志的“开山巨斧”，可以在客观存在中找到无比鲜活、恰当有用的方志学理论，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这就是修志的实事求是。

十、确立新地方志概念及新地方志学的意义

建立新方志、新方志学概念及体系，看似务虚，实在务实。这是一个“实学”问题。

新方志、新方志学概念及体系是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一个系统理论，是一个为用、有用的知识体系。泛地方志概念将方志的外延扩大到了人们可以认知的所有客观事物范围，给地方志事业以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生命力；新方志定义界定志书文化产品生产及管理事业的任务及功能，符合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的特质要求，保证了修志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将方志落到了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及社会科学的实处；认知方志学从理论工具方向入手，在泛地方志概念下，将方志及理论研究的内涵收缩到了可控、可用的程度，将学科构建成方志和方志史两个部分，增强了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对今后的修志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

新方志学适用于新编地方志进入第二轮结尾和持续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化、科技化、现代化、经济化、政治化、民主化等等。新方志学适用于古老的方志向现代方志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一本书主义”被打破，方志的发展从成熟走向再生；从体例、形式上发生多样化的变革；从方法手段上主要依靠信息化；成果载体形式上提倡不拘一格丰富多彩。

新方志及新方志学可以加深对地方社会存在的认知水平；提升方志的学术水平，将其从记述行为扩展到研究领域，提高方志的价值和作为能力；丰富志书的成果形式，壮大修志队伍和阵营；促进方志成果的开发利用，传承文明发挥更大的作用；开放方志的组织管理领域和组织机构形式，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修志工作。

结论。理论创新是对已有丰富理论资源的活化和相应理论困难的突破。所谓泛地方志概念、新方志、新方志学的提出，都是在传统方志、方志学的基础上和“襁褓”中诞生的。好比说，传统方志、方志学是一个老人经营着自己的家园；新方志、新方志学是他长大的孩子要去征战、去认识和收获关于自然和社会存在的一切知识财富。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方志时代的区分，同样道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相信方志就这样简单一跃，便会迎来它全新、广阔、壮美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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