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设计范文第1篇

一、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矛盾的对立统一

1.城市化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有一定土地做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城市发展的最快时期。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约3.8亿，城市化程度大约为30.4%。但与世界相比，发展还是很慢，1996年世界城市化程度已经达到45.5%，而日本在1990年就达到77.4%。据专家预测，我国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70％，在未来50多年中，将有约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进城，变为城市人口。这样不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现有的许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扩大其规模。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建设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按照每个城镇人口占地100平方米计算，增加5亿城市人口，约需要土地5万平方公里，即7500万亩。

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并转变为城镇人口，推动大批新城市的建立。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城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旧城的更新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扩大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而占一部分土地，包括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免的。

2.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保护形势严峻

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联合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最新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0.106公顷（1.59亩），仍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地区分布很不平衡。人均耕地较多的一些省，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这里自然条件较差，粮食产量较低；人均耕地较少的省（区、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京津沪三市，这里自然条件较好，粮食产量高，但也是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地区。全国还有607万公顷（0.91亿亩）的耕地坡度大于25度，而在耕地面积中，无灌溉设施的耕地比重高于有灌溉设施的耕地，全国还有30万公顷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流失的危害。这些都说明，我国耕地的总体质量也是不高的。

新《土地管理法》着重强调了加强耕地保护问题，其目标是确保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新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但是我国耕地资源的主要特征却是耕地面积占土地资源比例小，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质量低，人均耕地少，且日益减少。在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所允许的条件下，绝大部分能开垦的土地已被开垦。此外，目前我国人口还在以每年一千多万人的速度增加，经济建设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吃饭”和“建设”给耕地带来的压力，有增无减，并没有缓解。近年来，耕地面积连年锐减，尤其是一些优质耕地的减少，很难靠开发来弥补。目前这种趋势还在发展。仅仅1997年、1998年两年，全国耕地就净减少近600万亩。地方开垦条件差或土地后备资源的匮乏，致使其既实现确保耕地不减少的目标而又同时不影响经济的发展相当困难。据有关方面预测，到2010年，我国还要增加一亿多人口，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陡坡退耕、灾害毁地三项，可能还要减少耕地近一亿亩。

3.缓解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的途径

在客观上，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城市的发展和扩大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又不能不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发展城市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较快地发展城市，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切实地保护耕地，使两方面得到协调和统一，在发展城市中尽可能地减少耕地的占用。

因此，必须找出一条既能减少耕地占用，又能及时为城乡各项建设提供必需的建设用地，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以缓解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走土地集约化利用的道路。土地集约化利用包括四个方面：（1）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2）农村非农用地的集约利用；（3）农村农用地的集约利用（主要是大城市周围的高投入高产出）；（4）全国整体的集约用地水平的提高。其中前三条是被大家所共识，而最后一条则未引起高度重视，而此条正是解决用地紧张的主要途径。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不但要从局部如某个城市或农村、某个地区或某块土地的角度来考虑，而且要从系统整体（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加快城市化进程能更好地集约用地和节约用地，能够提高全国整体的集约用地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确保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的目标，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下面就加快城市化进程对减少耕地占用的压力谈几点看法。

二、发展城市化建设与土地集约化利用关系

1.城市化建设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从而减小众多人口对耕地的压力

城市和乡村代表了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单元，由于城乡经济水平、妇女职业类别和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而使两者的妇女生育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城镇始终低于乡村的生育率。生育期一孩率城镇大大高于乡村，高达90％以上，乡村二孩率超过城镇的1倍多。1998年我国城镇人口出生率为13.67‰，自然增长率8.36‰，而县出生率为17.05‰，自然增长率为10.04‰。以上海市为例，1998年人口出生率仅为5.20‰，自然增长率为－1.80‰。我国历年市镇与县人口生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对比见表1。

表1 我国历年市镇与县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 单位：‰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市镇 出生率 16.14 15.49 15.47 15.37 15.13 14.76 14.47 14.52 13.67

自然增长率 10.43 9.99 9.70 9.38 9.60 9.23 8.82 8.94 8.36

县 出生率 22.80 21.17 19.09 19.06 18.84 18.08 18.02 17.43 17.05

自然增长率 15.79 14.04 12.18 12.17 12.04 11.09 11.08 10.53 10.04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经济水平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反之，则总和生育率越高；第二，文化教育水平。无论是生育率、多孩率，还是平均孩次，有文化者都低于文盲、半文盲，并且，文化程度愈高，生育率、多孩率和平均孩次愈低，两者呈相反关系。造成城乡生育水平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妇女文化程度的差异。乡村文盲、半文盲率多，女性文盲、半文盲多及农、林、牧、渔业妇女文盲、半文盲多，这“三多”已成为乡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第三，职业与劳动性质。劳动性质与文化程度有一定关联。脑力劳动者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生育率低；体力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者，文化程度较低，这一因素与经济和其它社会因素共同的影响，使他们的生育率较高。职业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生育率的高低，农、林、牧、渔业妇女的生育率高于其它职业妇女生育率的2－3倍。而城市化建设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质，减少农业人口，降低生育率。此外，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于引导和加速生育水平的下降，而由于城市社会经济较发展，文化教育程度高，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较容易，能够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人口的减少又可减少对耕地的占用。

2.城市化建设有利于集约化利用土地，从而扩大耕地面积

如何做到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两不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主要是转变用地方式，走集约利用土地、节地挖潜的路子。这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整理宅基地，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而大力发展城市化建设，有利于实现粗放用地变为集约用地，并推动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和集约利用，是既积极而又有效地保护耕地的思路。一方面，城市容纳人口多，城市人均用地比农村人均用地少，土地利用集约度高。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对比见表2。表2显示，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农村始终较城市高出2－3倍。1998年城市人口为37942万，人均居住面积达9.3平方米，而农村人口为86868万，占总人口69.6％，人均居住面积达23.7平方米。以山西省为例，1996年5个地级市人均占地119平方米，农村人均占地则达192.93平方米。此外，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中心功能越强，人均用地也越少。与小城市相比，要素的投入产出率和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也较高。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各项指标见表3。表3表明，1996年全国城市增至666个，人均用地99平方米，其中，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用地66.2平方米，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86.2平方米，50=100万人的大城市人均用地99平方米，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人均用地105.3平方米，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均用地131.6平方米。而且大城市与小城市相比，产业密度（人均GDP）高，第三产业比重大，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设能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利于耕地内部挖潜。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可以空闲出许多宅基地和非农用地，使这些宅基地和非农用地变为耕地，增加耕地数量。如前所述，5亿农村人口进城，若农村按人均160平方米计算，可减少占地8万平方公里，扣除城市建设用地5万平方公里，则全国可节约3万平方公里，即4500万亩；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可以使农民统一经营，连片耕作，减少不必要的路和田坎，增加耕地，使农业生产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产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表二 我国历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对比 单位：平方米/人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6.7 6.9 7.1 7.5 7.8 8.1 8.5 8.8 9.3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 17.8 18.5 18.9 20.7 20.2 21 21.7 22.4 23.7

表三 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各项指标表

全国666个城市平均 超大城市200万人以上 特大城市100-200万人 大城市50-100万人 中等城市50-100万人 小城市20万人以下

城市个数（个） 666 11 23 44 195 393

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 1.01 1.51 1.16 1.01 0.95 0.76

人均占地（平方米/人） 99 66.2 86.2 99 105.3 131.6

人均GDP 9138 15812 14455 13060 8400 6281

第三产业比重（%） 37.2 49.3 43.8 38.8 34.1 29.2

3.城市化建设有利于科技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而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程度

科技进步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提高了城市和农村的集约化用地程度，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从而减少对耕地的占用。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约用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越是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越高，农业人口越少。而城市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则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多，出生率高，人口增长速度快等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使科技与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推动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假如我国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去开垦后备的土地资源和复垦荒芜的土地，从而增加耕地数量；农业科技的发展使农业先进的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应用，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对农田精耕细作，从而可以提高耕地质量，达到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反过来农业的发展又保证和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三、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城市化建设中，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城市化建设与保护耕地这两方面的关系，存在着在加速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忽视保护耕地的倾向。在如何处理耕地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中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转贴于

1.城市土地闲置与撂荒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土地闲置，甚至撂荒。从广义上讲，城市土地闲置是指：（1）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及时对土地加以利用，或土地利用率未达到规定要求，致使土地处于未被利用或利用不充分的状态；（2）各种非法批地所造成的闲置状态；未经批准已圈占了土地，以及未征、未用或利用不充分所造成的闲置等。1995年，全国开展了非农建设闲置土地清理工作。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全国共清查出非农建设闲置土地600平方公里，为1994年全国各项建设用地总量的27.3％，其中耕地270平方公里，占45%。通过清理，已复耕240平方公里，占闲置耕地的88.9％；限期开发建设9000公顷；调整使用2000公顷；收回土地使用权4000公顷。另外，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目前我国因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地累计约为133300平方公里。其中，由于从事开采矿产资源、烧制砖瓦、燃煤发电等生产和建设活动废弃土地约为33300平方公里，其中70％左右为耕地；全国因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公路等建设活动废弃的土地及农村坑塘、建筑取土等零星废弃土地约为100000平方公里，这之中耕地也占到50-70％。

2.城市违法用地现象严重

1995年，全国有1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按照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要求，结合贯彻国家土管理局《关于全面清理非农建设闲置土地的通知》精神，对1992-1994年贯彻执行土地法律、法规的情况开展了土地执法检查。据《中国土地报》报道，陕、粤、赣、豫、皖、鲁、吉、川、湘、浙等10个省，1992－1994年共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32万宗，违法用地面积达500平方公里，浙、粤、桂3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达753300公顷。晋、辽、浙、津、鄂、闽等省，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41627宗，违法用地面积7687公顷。在土地资源短缺的江苏省，1993-1994年便查出违法用地8010宗，违法用地面积达3445公顷。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占用土地和违法滥用土地，不仅远远超出了经济建设的正常需求和实际可能的开发能力，而且是外延发展、粗放经营、以牺牲大量土地资源为代价的。

3.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根据1995年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全国640个城市建成区19264.2平方公里，空闲土地按10－15％计划，这些城市用地潜力达1926－2890平方公里，如按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用地指标城市人均用地100平方米计算，可安排城市人口1926-2890万，此潜力仅是充分利用城市空闲土地得到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有很大的内部挖潜改造能力。此外，我国城市建成区平均整体容积率太低，1990年全国455个设市城市建成区平均整体容积率只有0.31。城市用地结构亦不合理，在结构上存在工业用地比例过大，商业用地比例偏小，道路用地比例过小的问题。用地结构不合理造成地不能尽其用，土地产出效益差，土地价值不能体现。1991年全国城市土地平均工业产值7277元／平方米，地均利税715元／平方米，且因城市规模而差别大，20-50万人口城市地均工业产值6625元／平方米，地均利税525元／平方米，20-50万人口以下城市地均工业产值2459元／平方米，地均利税265元／平方米。

4.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用地规模过大

1996年全国共有乡镇企业单位数2336.33×104个，职工1.35×108人，全国乡镇企业集聚在县镇的仅占1％，在建制镇的占7％，其余98％的乡镇企业少数在集镇，绝大多数在村及村以下。由于过度分散，使用地规模至少增加1/3，出现了不注意节约用地，大量圈占农田，削弱农业生产的问题。

5.城市用地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增长需要相应的土地供应，从而占用部分耕地，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盲目扩大占地规模，把城市的合理发展不适当地变成乱占耕地，应予以纠正。1986-1995年，我国城市数量由321个增加到640个，增长近1倍，城市人口和城市非农业人口分别增长65.1％和51.6％，城市用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分别增长42.5％和90.2％，建成区平均每年扩大1015平方公里。城市越小，人均建设用地越多，小城市（20万以下）分别为特大城市（100万人以上）和大城市（50-100万人）的1.91倍和1.62倍。

四、发展城市化建设，保护耕地应采取的措施

针对目前我国已面临耕地不断减少的严重威胁，保护耕地是我国一个基本国策，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既加快城市化进程，又切实保护耕地。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土地集约化利用指标体系

通过供地机制的变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解决乱占滥用耕地的问题，进而推动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和集约利用。通过调查研究，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集约化利用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体现城市人均用地标准、城市容积率、城市土地产出效益等。使所建指标体系，既有利于城市化建设，又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既达到发展建设的目的，又起到最大限度地节约用地的作用，缓解建设用地和保护耕地的矛盾，变矛盾为协调和统一。

2.做好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国家调控土地的基本手段，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潜力，科学地预测未来土地需求，调整各类用地结构和数量，从而综合平衡土地供需形势，达到宏观调控土地的目的。城市规划是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研究城市密度的前提下，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形态的总体设计，并通过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落实。必须将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起来，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基本方针，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控制乡镇企业的发展，避免乡镇企业占用过多的耕地

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人、财、物等资源必然流向城市，通过城市基础设施、资金、技术以及服务等便利条件引导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可以避免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占用过多的耕地，达到节省建设用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4.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

城市的发展建设要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多地通过实施旧城改造，确定以内涵为主的城市发展方针，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潜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容积率、产出率，增加城区容量；搞好城市规划工作，坚持城市建设不求最大，只求最佳的原则，利用市场机制不断调整区域城市结构、城市用地结构和用地布局，考虑城市、集镇相互协作、取消重复设置，减少城市化过程中不必要的耕地浪费。把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集约化经营土地。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服务。

5.根据具体情况，改革现有有关不利城市化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制度和政策

制定出一系列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政策，改革现有有关制度和政策，以利于技术、资源和人才的流动。如改革城市户籍制度。凡是基本上放弃农业生产，脱离农村，在城市做工、经商、经营企业，并成为自已和家庭的生活来源；长期居住城市并有自己住房，或有能力长期租住房屋的农村居民，应该改变户籍关系，变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享有同其他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对于已经获城市户口的原农村居民，不再作为农村居民，也不再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收回分配的责任田或口粮田。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脱离同土地，特别同耕地的直接联系等。

6.依靠法律、法规制止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耕地保护不利的方面

对于城市化发展中对耕地保护不利的方面，必须依靠教育，法律、法规，严格审批手续，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证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对重复、潜力挖掘不够等乱占耕地的项目则严格禁止，防止借城市化发展理由使耕地资源大量流失。

总之，城市化建设对减小耕地的占用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十分有效，我们应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搞清城市化建设（规模、速度）、耕地、经济承载力、人口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节约利用耕地角度制定城市规划和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措施和政策，探索城市化的发展途径，不断挖掘城市土地的潜力；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城市化建设的土地管理体制。

城市化道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发展同社会生产力存在着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客观存在着。世界城市化道路的发展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人口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既指示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也衡量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当然城市化建设尽管占用一部分耕地，但远远低于限制城市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及农村人口非农业占用耕的数量。因此，为了实现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必须发展城市化建设。但在发展城市化进程中，要处理好保护耕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1999

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

3.国际统计年鉴，1997

4.刘岳等编：国人口分析与区域特征》，海洋出版社，1996

农耕文化设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 多因素综合评价法 比较分析 高陵县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5）-7-331-2

土地等级的评定是法律赋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第一轮农用地分等工作全面摸清了我国耕地等别及分布现状 [1][2]。第二轮耕地质量等别补充完善工作形成了最新耕地质量等别成果，保证了耕地分等成果的现势性及准确度 [3] [4][5]。为全面掌握年度内耕地现状变化及质量建设引起的耕地质量等别变化情况，2014年全国开展了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工作。当前有关农用地分等的理论研究也比较多，如藩润秋、刘B等对农用地分等方法的研究[6]，廖丽君、魏巍等农用地分等数据库与二调数据整合方法研究[7]，拜玉贤对县域农用地分等成果应用的研究[8]，袁天风对最大自然质量等指数的可比性研究[9]等。本文以高陵县为研究区域，对县域耕地分等过程及新旧农用地分等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1 研究区域概况

高陵县位于西安市辖域北部，泾河、渭河两岸。地势自西北微向东南倾斜，北部平川，偏南部为塬、滩，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全县土地面积28502.69公顷，其中耕地为17339.5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60.06%。

2 研究方法

2.1 方法概述

高陵县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采用因素法进行。首先基于2013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获取耕地图斑，作为总分等单元;然后，运用叠加法提取新增、耕地和质量建设耕地，形成年度更新评价图层;依据相关资料成果，获取该图层中各图斑等别信息，建立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数据包;补充完善各分等单元因素属性值，建立耕地质量分等基础数据库;采用因素法确定耕地指定作物的自然质量分，并依据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计算各分等单元的自然质量等指数，进一步确定耕地利用（经济）等指数。最后采用等间距法，划分耕地各等别。

2.2 评价参数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2.2.1确定分等基本参数

高陵县位于陕西省三级指标区关中渭河平原区，其标准耕作制度为一年两熟，基准作物为冬小麦、指定作物为冬小麦和夏玉米。关中渭河平原区指定作物的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最高产量、产量比系数及最大“产量-成本”指数等分等参数由专家学者在各地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论证确定的。

2.2.2 分等因素及权重的确定

本文依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的分等因素选取方法，参考耕地质量等别补充完善工作所确定的耕地分等因素指标体系，确定了高陵县的分等因素和权重。

2.3计算耕地自然质量分

各分等单元的自然属性因素分值，分指定作物，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各分等单元指定作物的耕地自然质量分。计算公式为：

其中：CL为分等单元自然质量分;wk为分等因素权重;fk为分等因素指标分值;m为分等因素指标数量。

2.4计算土地利用系数、经济系数

指定作物土地利用（经济）系数计算方法为在各行政村内按土地好、中、差选取3个样点，按标准公式计算各样点指定作物的土地利用（经济）系数。最后采用算术平均法，取其均值作为各行政村指定作物的土地利用（经济）系数。

样点土地利用系数计算公式：

公式中：K为土地利用系数;Y为指定作物单产;Ymax为指定作物最高单产。

样点土地经济系数计算公式：

公式中：K为土地经济系数; a为指定作物“产量-成本”指数; A为指定作物“产量为成本”指数的最大值。

2.5 等指数计算及等别划分

在此基础上，按照《农用地分等规程》计算方法，分别计算耕地自然质量等指数、土地利用（经济）等指数，最后采用等间距法划分耕地等别，得到等别信息。

3分等结果

3.1自然质量等

自然等为六到十一等。质量最好的六等地为2756.49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15.90%，主要分布于渭河一、二级阶地的榆楚乡、崇皇乡，该区域光热充足，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质量中等的七等地为14524.72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83.77%，主要分布于渭河一、二级阶地的鹿苑镇、耿镇、通远镇、张卜乡、湾子乡以及泾渭镇的北部，该地区光热条件优越，耕作条件较好;质量较差的八和十一等地为58.36公顷，仅占耕地总面积的0.34%，主要分布在泾渭镇、崇皇乡，该区土壤养分含量较低，水利是该区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

3.2利用等

利用等为五到十一等。质量最好的五等地为1059.63公顷，仅占耕地总面积的6.11%，主要分布在泾渭镇、崇皇乡及张卜乡的北部;质量较好的为六、七等地为14401.25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83.05 %，全县均有分布，自然条件较好，灌溉保证率高;质量较差的八到十一等地为1878.69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10.83 %，主要分布在耿镇、泾渭镇中南部及泾渭河两岸的沙地上，该地区自然条件较差，耕作相对困难。

3.3 经济等

经济等为七到十一等。质量最好的七等地为5227.09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30.15%，主要分布在张卜乡、泾渭镇以及崇皇乡的北部，全部为水浇地;质量较好的八等地为9687.20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55.87%，全县均有分布，农田基础设施完善，土地利用程度较高;质量较差的九至十一等地，面积为2425.28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13.99%，主要分布泾渭河两岸的旱滩地上，生产成本偏高，产量较低。

耕地等别的空间分布来看，高等别耕地主要分布于一级阶地，中高等别耕地二级阶地均有分布，低等别耕地仅分布于河漫滩。

4 分等成果变化对比分析

4.1 耕地质量变化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将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的自然质量等、利用等、经济等与2010年耕地质量等别做比较，综合分析高陵县耕地质量变化趋势。

4.1.1自然质量等别对比

较上一轮分等成果，本轮自然质量等的范围有所变化，六至八等外，新增十一等地。质量较好的六、七等地面积有所减少，质量较差的八至十一等比重略有增加。首先本轮减少耕地中，六等地面积为1460.63公顷，占全部减少耕地面积的23.91%，虽通过质量建设，部分七等地提高为六等地，但增加面积少于减少面积，导致六等地在数量上有所减少;其次，质量建设耕地中，原有部分七等地通过土地整理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提高了灌溉保证率，改善了项目区内农业生产条件，自然质量等也从七等升至六等，导致七等地面积有所减少;第三，本轮八至十一等地中的新增耕地，均为旱地，自然条件差，无灌溉水源，导致等别较低，面积略有增加。

4.1.2利用等别对比

较上一轮分等成果，本轮利用等的范围有所变化，五至八等地外，新增十和十一等。等别最高的五等地面积有少量增加，质量中等的六、七等地面积有所下降，质量较差的八到十一等地面积亦有所上升。首先通过质量建设，少部分耕地提高了自然质量，相应的利用等别发生变化，本轮成果中，该部分耕地国家利用等从六等地上升至五等地，导致五等地面积出现变化，但增加面积不大;其次，本轮的减少耕地中，六、七等减少耕地，总面积为847.85 公顷，占总减少耕地面积的84.41%，导致该等面积有所下降;第三，出现的新增耕地，自然等较低，加上利用粗放，产量低下，导致利用等等别较低，且八到十一等地面积略有上升。

4.1.3经济等别对比

较上一轮分等成果，本轮经济等的范围有所变化，七至九等外，出现了十和十一等地。高等地所占比例小幅下降，中等和低等耕地比重有所增加。首先经济等较高的耕地主要分布在张卜乡、泾渭镇及崇皇乡北部，该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区位条件优越、建设占用耕地较多，导致高等别耕地面积有所下降;其次，较差的十、十一等地属于近三年新增的旱地，导致等别较低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

4.2新增耕地变化分析

新增耕地是指通过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新增加的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高陵县近三年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于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及农业结构调整。经分析，新增耕地为396.54公顷，全县均有分布，质量有所差异，见表1。

4.3减少耕地变化分析

减少耕地是指因建设占用、灾害损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活动减少的耕地。该县近三年减少耕地主要是由于建设占用和农业结构调整。经分析该县减少耕地为1004.40公顷，分布在全县八个乡镇，质量有所差异，见表2。

4.4 质量建设耕地分析

质量建设耕地是指通过土地整理复垦、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耕地质量建设项目引起耕地质量等别变化的耕地。高陵县质量建设耕地主要来源于近三年的农业综合开发和土地整理项目。经分析，该县质量建设耕地为 3015 .14公顷，仅分布在张卜乡和湾子乡，质量有所差异，见表3。

参考文献

[1] 钱凤魁.应对新一轮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成果检验研究.[J].土壤通报， 2014，45（1）：06-11.

[2] 李坤.顺昌县耕地质量评价研究钱凤魁.[D].华中农业大学，2011.

[3] 赵红强、张裕凤.Arcgis与Mapgis在耕地质量等别成果补充完善中的应用比较. [J].西部资源，2014，45（1）：170-172.

[4] 吴祥福、史学军等.浙江省县级耕地质量等级更新与完善.[J].浙江农业科学， 2013，（3）：17530-1756.

[5] 田芳.对汾阳市耕地质量等级现状及补充工作的研究.[J].国土资源论文学， 2014，（11）：116-121.

[6] 藩润秋、刘B等.基于模糊综合分析法的农用地分等方法.[J].农业工程学报， 2014，30（18）：257-265.

[7] 廖丽君、魏巍等.农用地分等数据库与二调数据整合方法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 2014，28（06）：84-90.

农耕文化设计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退耕还林;建设;生态;成效

中图分类号:S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10010902

1 引言

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在印江县得以初步显现,退耕还林成为印江县农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是继建国初之后,与联产承包、扶贫开发、农村税费改革一样最受农民欢迎的民心工程。退耕还林是印江县历史上涉及农户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中央投入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林业生态建设惠民工程。被广大干部群众称为“最合民意的德政工程,最牵动人心的社会工程,影响最深远的生态工程”。

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西部大开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迄今为止政策性最强,投资最大,涉及面最广,群众参与度最高的一项生态建设工程,也是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之一。本文以此出发来对印江退耕还林的工程进行一个大致的分析。

2 印江县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概况

印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地区西部,地处武陵山脉主峰、佛教名山――梵净山西麓,全县总面积1 969km2,辖17个乡镇,总人口42.8万人。印江县退耕还林工程建设自2000年启动以来,始终生态优先,兼顾产业发展,坚持先设计后施工原则。截至目前,全县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建设面积1.50万hm2,其中完成退耕地造林0.70万hm2、荒山荒地造林0.73万hm2、封山育林0.07万hm2。工程实施范围涵盖了全县的17个乡镇222个行政村(村覆盖率64%),惠及退耕户39 295户。目前,国家已累计投入印江县退耕还林补助资金21 572.298万元,其中种苗补助1 191.5万元、兑现钱粮补助18 212.998万元、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资金2 167.8万元。按现行退耕还林政策,国家将累计投入印江县退耕还林工程4.07亿元。

10年来,印江县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在印江县委、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怀、帮助下,经过工程区地方党委、政府、林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与群众的艰苦奋斗,工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效地遏制了印江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为改善生态环境,建设乌江生态屏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森林的培育与保护,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印江县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成果

3.1 局部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印江县累计新增造林地面积达1.5万hm2,经调查统计,面积保存率98.7%,成林率86.3%,大部分造林地都已成林郁闭,森林覆盖率提高6.6个百分点,原来的荒山秃岭都披上了绿装,全县局部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洋溪镇近666.7hm2退耕还林栽种的杨树,现平均胸径达到10~12cm。退耕还林后,特别是跑土、跑水、跑肥的坡耕地在退耕还林后,水土流失状况得到了有效遏制,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较1999年有了大幅度下降,土壤侵蚀量明显减少。工程的规模实施,使印江县局部区域基本实现了水不下山,泥不出沟。长期超负荷运转的生态系统得到休养生息,局部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3.2 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

据调查,退耕前平均亩坡耕地的收入只有120元左右,而退耕后,国家补助直接补助款项的就有239元,补助款发放时间为5年或8年。从2007年开始,出台了完善退耕还林的政策措施,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延长补助一个周期,即生态林再补助8年、经济林再补助5年。10年间,印江县有39 295户农户通过工程实施受益,截至2009年,累计补助退耕还林款项18 212.998万元,户均4 600多元。印江县退耕还林栽种茶叶、桃、梨、柑橘等特色经济林树种近0.13万hm2,大部分已有了经济收益,特别是沙子坡镇、杨柳乡、板溪镇栽种的利子,现亩产达4 000多kg,批发价格1.8~2.2元/kg,亩产值达到7 000多元;退耕还林栽种的茶叶也大部成园,这些经济林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

3.3 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通过实施退耕还林,一些生态区位重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得到治理,增加了土地利用价值,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开始转变,用特色农业置换传统农业的步伐大大加快。工程实施以来,印江县通过退耕还林工程发展特色经济林茶叶、水果等,涌现出了特色产业乡和专业村。茶叶按兼用树种纳入退耕还林生态林政策补助范围后,群众退耕还林的积极性高涨,解决了退得下、还的上、能致富、不反弹的问题,确保了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成效。通过退耕还林的实施,群众由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逐步向精耕细作,推广优良品种,发展多种经营,优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推动了农村加工、运输,销售、服务、生态旅游等二、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

3.4 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而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得到解脱,为外出打工创造了条件(据统计,退耕户外出打工家庭比例达95.6%),有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子。

3.5 为石漠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模式

工程建设初期,针对以往工程造林年年不见林,造林成活率和造林保存率低等诸多问题,在上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了多种营造林技术研究与技术推广工作,有效地提高了造林成活率,在退耕还林实施过程中,仅种苗一项,每年为国家节约种苗费都在50万元以上。也为印江县石漠化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印江县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6 增强全民生态意识

通过工程的实施和政策兑现,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了国家以钱粮换生态的重要性,从而极大地迸放了自觉参与生态建设和发展特色林业的积极性,纷纷从试点期间的“要我退”向“我要退”,争任务、要指标、比质量、比进度、比管理的事例不胜枚举。乡政府要求增加退耕还林任务指标的愿望和呼声非常强烈,退耕还林工程已成为印江县抓生态建设,促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具活力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国际竹藤网络中心.林业标准化工作实用手册[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

[2] 张吉国.我国林业标准化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战略[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4,6(2):38~41.

[3] 吴瀚飞.中国地方退耕还林的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

[4] 柴浩放,姜志德,张海鹏.退耕还林工程与二元结构问题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5(3):62~63.

[4] 姚 蓉.完善的后续政策是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重要前提[J].水土保持研究,2005(6):268~270.

农耕文化设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土地制度变迁；耕地生态环境；耕地可持续利用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109-05

耕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人口增长过快、建设用地需求增加、化学技术的过量使用、耕地基本建设投资不足、耕地利用结构失调有关，但是，在这一系列明显原因的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的变迁：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影响农户利用耕地资源的方式，不同的耕地资源利用方式又导致不同的耕地生态环境效应。土地产权制度不明晰或者农业的比较收益过低时，农民“用地”的积极性高，但是“养地”的积极性相对低落，势必影响农业增长的可持续性。从土地政策来看，只有设计合理的制度，使农民自觉养护耕地，才能持续维持耕地生产力。本文通过援引反映耕地数量和质量的有关数据，分析建国以来不同土地制度背景下的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增长和耕地利用状况，研究土地制度变迁框架下的耕地生态环境效应，目的是从耕地可持续利用角度比较土地制度的绩效。

1 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耕地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来看，农户的目标是从耕地中获取最大化效用，约束条件是耕地的生产力。农户在效用最大化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进行权衡，实际上就是在当前对耕地的消费和未来对耕地的消费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在当前消费中注重对耕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就容易实现代际间的资源共享；反之，在当前消费耕地时，为了提高产量而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从而造成土壤板结、地下水污染，就会出现资源利用上的代际不公平。根据周立华等人(2002)采用意愿调查法对甘肃省庆阳地区庆阳县、宁县208户农民进行的农户生态环境问卷调查，认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农民占55.77%，认为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只占2.88% [1]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农户将追求收入和产量最大化作为第一选择，要求对耕地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显然与此目标是相悖的，由此农户选择“代际冲突”。如果制度安排不恰当，农户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和维护耕地长期生态效益之间必然存在矛盾。

2 制度变迁与耕地生态环境变化实证

2.1 反映耕地数量、质量的指标以及实证数据来源

反映耕地数量的指标包括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我国耕地总资源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占有耕地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土地资源的开发方式不当，我国的耕地数量在不断减少。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3年7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已由1.3亿hm2减到1.23亿hm2，平均每年减少100万hm2。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095hm2，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耕地总量和人均数量的减少折射出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对耕地造成的压力，揭示了耕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性。

耕地质量指标包括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和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和耕地灌溉面积的大小既说明了对耕地投入的大小，同时也反映了生产活动对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以鲁西北地区为例，聊城地区20世纪50年代化肥施用量每亩不足5 kg，70年代每亩大于30 kg，1985年每亩平均达70.5 kg。该地区水浇地面积也一直不断扩大，1949年水浇地面积只占耕地的3%左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到15%左右，70年代中后期发展到60%以上，1990年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5.56%[2]。灌溉面积的增加反映了农田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但是由于灌溉方式不当，大规模引用地表水灌溉会增加土壤盐分的积累并引起土地沙化。化肥的过量使用则会造成土壤板结，使耕地生态条件恶化。

伍新木等：制度变迁框架下的耕地生态环境变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1期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1期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产值反映了农民的“用地”力度，和耕地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关联，能够说明制度安排的生态环境绩效。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主编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其中农业产值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为了使图形中的曲线具有可比性，本文对各指标的计量单位进行了适当换算。

2.2 1949年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以及时段划分

自1949年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过程如下：第一次土地制度变迁(1949-1952年)，其特征是均分土地，农民获得了耕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享有充分的收益权。第二次土地制度变迁(1953-1958年)，其特征是以耕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农民享有耕地所有权，耕地支配权属于合作社管理者。第三次土地制度变迁(1959-1978年)，其特征是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把耕地集中进行集体经营。农民失去对耕地的所有权、经营权，耕地成为彻底的“公地”。第四次土地制度变迁(1978年至今)，其特征是家庭经营，农户家庭拥有耕地的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1978年以来，政府又将耕地承包期限不断延长。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关于将耕地承包期顺延30年的政策只是在一部分地区得到执行。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观察点的调查，1978年以来，农户的承包地平均被调整过3.01次，至少有60%的村和农户经历过土地的调整。由于承包土地调整频繁，农户难以做出长期收益预期，因而在耕地使用上出现了投入减少、耕作粗放、弃耕、撂荒等现象。

根据土地制度变迁的时间顺序，本文分1953-1978年、1979-1998年两个时间段研究制度变迁对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以上划分的原因是：①现有统计资料中缺乏1949-1952年的数据，所以分析的起点为1953年；②以1958年、1978年为界，1953-1978年、1979-1998年涵盖了具有明显差异的土地制度，农业经济增长(“用地”)和耕地生态环境(“养地”)的变化比较具有可比性。

2.3 分析过程

2.3.1 1953-1978年样本的分析

耕地总面积从增加到减少的转折点在1958年，该年的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利用Excel软件求出二者的关联系数为0.024，这说明导致1958年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原因并不在于追求农业经济增长对土地造成的破坏，而是来自于制度方面。1958年，我国出现了“”和化浪潮，农民以减少劳动数量、降低劳动质量等方式表明自己对失去土地所有权的态度，所以耕地因得不到保护而导致面积减少。1953-1957年(即“”之前)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和耕地面积的稳步增长(二者之间的关联系数为0.965)说明了稳定的土地所有权对耕地保护的重要性(见图1)。

随着耕地总面积的减少和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在1953-1978年间呈现直线下降状态，而且在1958年下降的幅度较大。和1957年比较起来，1958年的人口数增加的幅度并不大，可以排除人口增长这一干扰因素，应与1958年的土地制度变迁有关(见图1)。

从图1来看，化肥施用量在1957-1978年间呈现上升趋势，在1958年、1965年、1978年还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状态。化肥施用量和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472，说明农业产值的增长依赖于化肥施用量的支撑。理论上，影响化肥施用量的主要因素是追求农业产值增长的目标和耕地利用方式，而耕地利用方式背后的制度因素是导致化肥施用量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1958年、1965年、1978年化肥施用量大幅度上升的制度背景为：1958年的化使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导致他们对耕地生态环境漠不关心；中央1962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于1965年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收入增长因素使化肥施用量增长；1977年12月，中央强调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农地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呈现发展的势头[3]， “大呼隆”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了1978年化肥施用量的急剧增加。

影响耕地灌溉面积大小的因素包括区域水资源存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对耕地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则是灌溉方式。我国农业灌溉方式特征主要表现在：①灌溉水利用系数低，全国渠道输水损失占整个灌溉用水损失的80%以上；②灌溉定额普遍偏高，采用传统的灌溉模式，用水效率低。图1中，耕地灌溉面积在1958-1959年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但是在1961-1963年降至低谷(和三年自然灾害有关)，此后缓慢上升，然后在1974-1975年实现“飞跃”。口号是政策的反映，1958年的“大兴水利”、“建库修坝运动"和1974年的“水利大会战”说明，在1958-1978年间，耕地灌溉面积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和政策、口号有关。从“用地”角度来看，耕地灌溉面积增加意味着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但是从“养地”的角度来看，受农业技术的限制，采用传统灌溉方式对耕地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

2．3．2 1979-1998年样本的分析

利用1979-1998年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与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灌溉面积变化的数据，本出平滑线散点图，结果见图2。

1979-1998年的耕地总面积曲线存在如下变动特征：1979-1995年一直呈现下降状态，其中1985年的下降趋势比较明显。1996-1997年，耕地面积明显扩大，在1998年有所下降。认为，1985年耕地面积下降的制度背景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冲击。1984年我国取消建制，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在国家政策扶持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乡镇企业发展迅猛。乡镇企业虽然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但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布局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占用耕地较多。1985年耕地面积下降的另一个制度原因是：1985-1988年，土地承包政策发生“动摇”，个别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96年耕地面积明显扩大的制度原因则在于：1995年3月28日，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旨在使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真正得到稳定[4]。该通知明确了土地承包期的稳定性，使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提高。

这一时期人均耕地面积的变动轨迹基本与耕地总面积保持一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人口增长比较平稳，从而人均耕地面积变动幅度较小。但是由于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在1979-1995年呈现直线下降状态。

图2显示，1979-1998年化肥施用量变动的总趋势是上升，来自于制度方面的原因是：对土地承包权的调整一般都在农作物收获以后进行，而当期投入化肥在当期就能收回成本，所以农民并不担心土地调整对当期收益的影响[5]，因此在缺乏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不稳定的情况下，加大化肥施用量可以增加当期收益。1986-1996年的化肥施用量出现了加速增加的情形，这与当时的土地政策是相违背的，因为和这两个时期相对应的土地政策是禁止掠夺经营、合理施用肥料和使用农药，所以另一种解释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出现的差异使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农业劳动者流出后，将承包的土地转给留守者经营，短暂的土地使用权使留守者为了提高短期经济效益急功近利，忽视维持粮食增长的可持续性，大量使用具有短期高效性的化肥。

1979-1989年，农田灌溉面积一直稳中有降，不过在1990年出现了转折性的增加，此后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在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由于灌溉方式、排灌系统、灌溉管理方面的原因，水土流失和盐碱化问题日益严重。20世纪70年代，水土流失的面积相当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2.3%，到90年代这一比率增加到17%～19%。根据水利部的数据，在1973-1990年间，盐碱化面积的年均增长率为0.54%，盐碱化耕地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由1973年的6.7%增加为90年代初的8%[6]。首先，从经济原因来看，灌溉面积的增加源于灌溉投资的增加，1979-1989年国家加大了对灌溉的投入，灌溉面积从1990年的4 839万hm2增加到2001年的5 553万hm2，年增长率为69万hm2(高占义，2004)。其次，水土流失和农田盐碱化有其制度背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重要转移渠道的乡镇企业遭遇了发展困境，再加上农业比较收益的下降，众多农业劳动者流入城市寻找发展空间，“留守者”追求农业经营的短期利益，不注重耕地生态环境保护。

2.3.3 “用地”与“养地”的制度背景分析

为了更深刻地揭示制度安排与耕地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代表“用地”程度，以化肥施用量代表“养地”的水平，把“用地”与“养地”之间的关系放在整个时间段内(1958-1998年)进行考察。图3中，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在曲折中上升，1996年之所以大幅度下降，是由于耕地总面积增加所致。化肥施用量在逐年上升的过程中，亦出现了几次波折，波折的出现与土地制度变迁轨迹基本吻合。

化肥施用量的第一个“加速点”出现在1979年，当时我国从制度变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生产集体的棋子”变为“具有生产决策权的主人”。化肥施用量在1958-1978年稳中有升的原因包括化肥供给制约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由生产队领导做出“如何生产”的决策，农民只是“照章办事”。1979年，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农民取得了土地经营权和收益权。经营权赋予农民“如何生产”的决策权，能够决定在耕地中投入多少化肥；收益的诱惑和当时较短的土地承包期使农民减少了对“费时费力”的农家肥的使用，转而增加使用见效快的化学肥料，埋下了土壤生态隐患。

化肥施用量的第二个“加速点”出现在1986年左右，在被视为土地承包期“分水岭”的1983年，化肥施用量却相对平稳，这说明地权的稳定性并不总是与化肥施用量相关。如果单单从土地经营权的稳定性的角度考察农民的“用地”力度和短期行为，显然1985年的土地制度背景无法解释化肥施用量猛增的原因。所以，应从农户收入、耕地承受的压力、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等多个角度解释1986年化肥施用量快速增长的原因：Ⅰ，农户收入越高，越有能力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从1979年到1985年，由于制度安排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数量每年以双位数的速度增加，收入增长形成化肥施用量增长的“经济基础”[7]。Ⅱ，随着人地关系日趋紧张，耕地所承受的压力增强，造成土壤养分系统入不敷出，为了实现粮食增产的目标，通过化肥投入的增加来替代耕地的减少，就会导致单位面积耕地的肥料投入量增多。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变动曲线不难看出人地关系和化肥施用量的内在关联，即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化肥施用量却逐年增加。而人地关系紧张与人口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又是密切相关的。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不当，无法促使农户做出最优经营决策，会打乱农户对土地的中长期投资计划，影响土壤肥力的恢复和培养。例如，1985年，国家虽然在政策上允许有偿转包土地，但是当时的农地流转制度具有保守性、封闭性，土地流转范围狭窄封闭，所以耕地受让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便会在有限的耕地使用期内追求产量最大化目标，增加化肥的使用。

3 结 论

(1)保护耕地应双管齐下，一要控制非农用地的数量，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基本农田存量的保护。

(2)多渠道、多途径加强耕地地力建设，除了在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方面把耕地质量提高作为重点，更要从“软渠道”入手，制定能够促进耕地生态环境建设的制度。

(3)在控制非农用地方面的制度建设上，加大征地制度改革的力度，依法完善征地程序，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避免利用土地审批权进行“寻租”的行为。针对“农地入市”过程中存在的因补偿款被截留或者补偿过低造成的耕地闲置问题，应适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农地入市”做出政策上的约束。

(4)促进耕地生态环境建设的制度包括：完善土地产权制度，避免农民在耕地利用上存在短期行为；制定向“三农”倾斜的政策，以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由此减少耕地撂荒和转包过程中出现的漏洞。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周立华等.农户经营行为与生态环境的研究［J］.生态经济,2002，(6):25～27.［Zhou Lihua, etc.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easant Household's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J］. Ecological Economy, 2002，(6):25～27.］

［2］张洪业.鲁西北地区土地资源条件与土地利用变化趋势的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1998(1)：24.［Zhang Hongye. Study on the Land Resource Condition and Land Use Tendency on the Westnorth of Shangdong Province ［J］. Geography Science Progress, 1998(1)：24.］

［3］董志凯.党的农地政策的变迁及其启示［DB］ .中国经济史论坛,省略, 2003-10-31.［Dong Zhikai. The Transition of Communist Party's Agricaltral Land Poli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DB］. Forum on Chinese Economy History, 省略, 2003-10-31.］

［4］姜爱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J］.绥化师专学报,2004，(1)：12～19.［Jiang Aili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d Policy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J］. Suihua Pedagogical Training school Journal,2004(1)：12～19.］

［5］肖洁.我国土壤肥力区域变化明显［N］.科学时报,2003-08-28.［Xiaojie. The Obvious Regional Change of Soil Fertility in China ［N］. Science Times, 2003-08-28.］

［6］黄季.中国农业的过去和未来［DB］.农民维权网,省略.cn.［Huang Jiku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ese Agriculture［DB］. 省略.cn.］

［7］王金洪.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政策变动与农民利益的相关分析［J］.开放时代,2001，(7)：42～48.［Wang Jinhong. Analysis on the Relevance of Agriculture Policy Transition and Farmer's Benefit in China since Reform［J］. Opening Era,2001，(7)：42～48.］

Study on the Cultivated Lands' Environment in the frame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WU Xin-mu1 YU Zhen-ying1，2

(1.Economy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China;

2.Shijiazhuang college of Economics,Shijiazhuang Hebei 050031,China)

Abstract

农耕文化设计范文第5篇

关键词：退耕还林

中图分类号：S72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310（2015）11-002-117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benefit and Significance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in Fu County

GAO Ce1，WANG Ji*，ZHANG Ling-yun1，GAO Ji-guo2

（1.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2. Office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of Fu County，Fu County，Shaanxi，727500，China）

Abstract：The study in Fu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for example， the contrast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by the end of 2005 and 2014， through the basic research， it analyze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project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proje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 round wa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analysis of the after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Key words：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ecological civilization；Fu County

退耕还林还草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在我国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群众参与度高的生态建设工程[1]。退耕还林是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将水土流失严重的耕地，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的耕地以及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停止耕种，因地制宜地造林种草，恢复植被。退耕还林不仅能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减轻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还能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2]。退耕还林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的生态恢复工程 ，对于缓解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 减少和遏制水土流失以及土地荒漠化等生态问题具有重大意义[3]。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加强林草植被建设，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是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

*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2BAD14B02-6）；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重点项目（黔科合JZ字[2014]2012号）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高 策（1991 -）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E-mail：

通信作者简介：王 济（1975 -）男，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土壤侵蚀、土壤重金属污染及生态修复。E-mail：

境的有效途径[4]。延安市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属于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5]，是全国退耕还林示范市。自1999年退耕还林工程在延安率先实施以来，从国家到地方，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本着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原则，号召大面积退耕还林，以经济利益促使农民改变广种薄收、开荒种地、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没有完全实现陡坡全绿化，林草全覆盖。于是延安市在国家没有出台新政策之前，自筹资金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工作。就富县的总体情况来看，可以说受益非浅，改善了生态环境，解放了大量的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自行调节，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1 研究区概况

富县地处E108°29′30″-E109°42′54″，N35°44′6″-N36°23′23″，位于陕西北部，延安市南部，黄河中游地区的陕北黄土高原，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市的一个县。县域总面积4182km2，境内最高海拔1687 m，最低846.6 m，一般海拔在1000-1200 m之间。极端最高温度38.7℃，最低-25.2℃，年均气温9℃左右；年均日照2468.8 h；降水500―600 mm，无霜期140天左右[6]。全县辖9镇1乡1个街道办事处，239个行政村。2014年底全县常住人口15.7万， 城镇化率为52.0%。

2 富县退耕还林工程基本情况

截至2005年底，全县共完成退耕还林19.86万亩，其中退耕地造林9.58万亩，荒山造林10.28万亩。这19.86万亩面积的补助政策全部兑现后，全县可得到1.19亿元的国家补助资金，有1.6万多农户5.8万农民直接受益，分别占全县农村总户数和总人口的58和53%，向群众兑现的钱粮折合现金5565万元，全县农民人均501元。截止2014年底，全县共完成退耕还林工程造林32.64万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4.06万亩，荒山造林12.88万亩，封山育林2.7万亩，巩固退耕还林后续产业3万亩；巩固退耕还林补植补造8.13万亩；涉及9镇1乡1个街道办239个行政村2.3万户19353个小班，分别占全县农村总户数和总人口的72%和82%。

对2005年底和2014年底退耕还林情况进行对比（图1），在这10年间，总的退耕还林面积增长了12.78万亩，年均增长1.278万亩，退耕地造林增长了4.48万亩，年均增长0.448万亩，荒山造林增长2.6万亩，年均增长0.26万亩，封山育林和巩固退耕还林后续产业是新的退耕还林工程，分别增长了2.7万亩和3万亩。

工程兑现全部结束后可兑现资金2.3亿元，目前已向群众兑现钱粮折合现金1.35亿元，农民人均受益1450元。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后，该县造林面积大幅增加，治理水土流失217平方公里，可使森林覆盖率提高5.2%。2013-2014年富县累计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任务4.28万亩，其中25度以上坡耕地2.78万亩，超前实施1.5万亩，共需兑现资金3824.4万元。其中市级财政投资70%，县级财政投资30%，并积极争取国家计划指标。兑现标准为生态林8年，经济林5年；从表1可以看出，粮食补助资金140元/亩，生活补助20元/亩，种苗费每亩一次性补助50元，超前实施每亩一次性补助300元。

3 项目实施意义

3.1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从农耕文明迈向生态文明，黄土地绿了，百姓也富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和谐。子午岭林区为黄土高原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它是在经历了明、清朝人为破坏形成的丘陵景观后，自 1862 年开始弃耕还林，才形成了目前这样山青水秀的景象[7]。同时，政府通过退耕还林工程的实践证明，该工程不仅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社会福利，而且在该地区，特别是生态脆弱的地区，退耕还林已经成为土地利用的一种模式[8]。该工程使环境的承载力不断增强，每亩森林每年可吸收固定7.8tCO2，森林蓄积增长1m3可吸收1.66tCO2，150hm2造林每年可吸收固定一架737飞机全年的碳排放量，1hm2造林每年能固定一辆桥车全年的碳排放量。由此可见退耕还林碳汇作用十分明显，进而使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断减轻，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愿景逐渐变成现实，生态文明之花就这样在富县这块沃土上绽放。

3.2 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

通过退耕还林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把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后续产业发展规模程度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好经济效益增长就快[9]。同时农民从退耕还林中也得到了较多的实惠，由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众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得到了粮食和现金补助，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动参与者和受益者。与退耕前相比，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10]。在兴林中富民、在富民中兴林，使兴林与富民达到双赢，从而加快脱贫致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3.3 对于推动旅游产业助力经济发展的意义

富县素有“塞上小江南”和“陕北小关中”之美称，退耕还林工程更是将这块沃土变成一颗陕北的“绿色明珠”，这将推动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周边的生态旅游景点，再加上富县有秦直道，著名的直罗战役，子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旅游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将指日可待。

4 存在问题与不足

4.1 作业设计

近年来，退耕还林工程的上访事件，主要有面积不实、权属纠纷这两类问题。原来设计时的面积确认以图纸勾绘为主，很可能存在面积误差较大的问题；而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各项规定中明确规定权属不清的不予以设计，但搞设计的人员并不一定了解情况，而村干部如果再加入一些个人感情，这个设计很可能就有了问题。

4.2 补植补栽

每年的补植补栽任务量大面宽，尤其是荒山补植，从县到农户，都认为十分头疼，由于立地条件较差，成活率和保存率普遍十分低下，大部分农户已经对荒山补植失去了信心，认为补植也是劳民伤财。

4.3 业务培训

退耕还林工程的具体工作下放乡镇多年，此项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人员不固定、专业不对口，甚至对阶段性工作的程序都不清楚。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同志不负责，因为他们历年来这些具体工作都由县退耕办一包到底，乡镇的主管领导和相关人员对此项工作的业务也不是很熟悉，没有系统地学习和操作过相关业务知识及政策、法规，同时乡镇工作杂而多，使得这些同志不能专一地单搞这一项工作，从时间到精力都得不到保证。

5 建议及措施

5.1 关于作业设计问题

在设计前应首先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再查看土地承包合同，给有承包合同并积极参与退耕还林的农户予以设计，并大力推行农民参与式设计，参与式设计的优点是可以当面给农民讲清政策及要求，要求面积确认以现地实测为主，面积认定后农民签字，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公示。既规范了设计操作规程，又杜绝了，有利于工程的顺利实施。

5.2 关于补植补栽问题

实践证明，荒山造林应以营养袋苗木为主，除鼠兔危害外，成活、保存率都在85%以上。从富县的自然条件来看，补植应提倡以常青树种油松、侧柏等营养袋苗木及早补植，成活率、保存率会大大提高。在全县的荒山中，除了集体的一部分外，拥有荒山的农户95%以上都有退耕地造林，应该不会剩余多少面积，而集体的一部分，可动员乡、村集体补植营养袋常青苗木。这样既提高了造成林成活率、保存率，又优化了林木的林分质量，解决了富县大面积的刺槐纯林现状。

5.3 关于业务培训问题

对相关人员及主管领导做一至两次系统的业务培训，为搞好此项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再结合具体的工作，组织人员下乡巡回现场（地）指导，使乡镇相关人员对业务尽快的熟而精。建议各乡镇配备2名以上专职人员，全面负责本乡镇的退耕还林工作。

参考文献

[1] 杨正礼.我国退耕还林研究进展与基本途径探讨[J].林业科学研究，2004，17（4）：512～518.

[2] 尚武龙.延安市宝塔区赵庄流域退耕还林效益评价[J].陕西林业科技，2009，（2）：105～108.

[3] 徐建英，陈利顶，吕一河，傅伯杰.基于参与性调查的退耕还林政策可持续性评价――卧龙自然保护区研究[J].生态学报，2006，26（11）：3789～3795.

[4] 刘建军，崔宏安，王得祥，夏文辉，杨正礼.延安市张梁试区退耕地植被自然恢复与多样性变化[J].西北林学院学报，2002，17（3）：8～11.

[5] 王 斌.浅谈延安市退耕还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9，（2）：90～91.

[6] 王彰影，罗实莹.富县志[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5～23.

[7] 张俊飚.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草的基本思路再分析[J].青海环境，2001，11（3）：103～107.

[8] Xuehong Wang，Jeff Bennett.Policy analysis of the Conversion of Crop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Program in China[J].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2008，9：119～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