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教学设计范文第1篇

特色职业院校建设情况汇报

成都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古蜀文明重要发祥地，孕育积淀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成都平原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是孕育天府文明的母体和基础。从传承历史文化，弘扬现代文明角度出发，农耕文化理应成为彰显天府文化魅力的一个重点。作为成都市第二批特色职业院校建设项目单位，在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充分指导下，我校汲取传统农耕文化精华，致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弘扬中华文明和发展天府农耕文化的高地，大力实施特色院校建设，从文化特色、职业特色、品牌特色三个方面通过三年建设，取得了预期成效，成功结项。

一、学院的文化特色

“建设一流的高校，就必须建设一流的校园文化。”这是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60多年办学历程中沉淀和总结的历史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引下，在一代代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凝聚了学院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校园文化体系，如“春风化雨润无声，于无声处孕芳华”般孕育了数以万计学生成长成才，为三农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学院文化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农业类高等职业院校，学院立足成都，面向四川，辐射全国，培养了10万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61年的办学实践中，学院师生始终坚持“为三农服务、为兴农育人”的办学传统不动摇，秉持“守望田园，不辱使命”的“三农”情怀，确立了“勤奋、俭朴、诚信、敬业”校训，形成了“亲农、事农、兴农，敬业、勤业、创业”的学院文化精神，铸就了“聚焦三农工作，服务乡村振兴”的办学方向，学院办学特色日益凸显。这些体现农院人内在品格的精神内涵，已经成为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孕育了富有特色的育人文化

从建校开始，学院历届领导带领全体师生，按照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传导学院核心文化，努力培养学生三农情怀，为国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在教学改革上，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大力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双校区大园区”的办学格局；在专业构架上，充分发挥学院农业全专业链优势，“立足一产、接二连三”，大力推进专业交叉融合；在天府文化传承上，建设了校史馆和成都平原农耕文化博物馆，成为缅怀历史、传承天府文化薪火的基地；在教师素质提升上，注重教师教学能力培养，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大幅提升，多次获得国家、省级教学大赛奖项；在学生发展能力培养上，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多次在部级大赛上获奖，学院双创工作成果显著；在学生自主能力培养上，充分发挥学生社团载体作用，社团活动有深度、有内涵、有品位、有价值；在学生社会责任塑造上，以志愿服务和暑期社会实践为依托，积极组织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和乡村农户，践行在“服务三农”中成长成才的育人理念。

二、学院天府文化建设主要做法

（一）做好顶层设计，保障建设有序开展

一直以来，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切实承担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在《学院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院13554发展规划》等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明确目标，科学构建和完善学院文化建设体系，在年度工作计划中作出具体安排、部署，明确要求全院各部门（单位）将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日常工作，在党政办公室成立了特色院校建设办公室，并对照建设目标和责任，细化分工、责任到人。在全院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班子齐抓共管、全体干部职工自觉参与的建设工作机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师生人人参与的建设氛围；确保文化建设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有督促、有检查，健康有序地开展。

（二）实施精神文化建设，构建农院精神共同体

一是发掘学院历史传统，以项目和课题为牵引, 申报和立项《成都市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乡村文化建设助推四川乡村振兴战略路径探索》《成都平原农耕文化资源建设》《基于VR技术的网上成都平原农耕文化馆开发与应用》等院级、市级和省部级教育科研课题数十项，做好校史、天府农耕文化研究工作，揭示天府农耕文化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二是凝练提升学院文化精神，在更高站位上深刻挖掘和凝练学院新的办学理念和校训，开展“校风、教风、学风”优化提升工作，总结出特色鲜明、体现学院文化指向和社会责任的文化精神。三是大力弘扬学院精神文化，打造 “农院大讲堂”，讲好“三农”故事；利用新入职教职工培训、开学典礼等平台，开展师生学院文化精神教育。

（三）实施形象文化建设，体现学院文化魅力

一是加强学院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建好“三微一端”、校园门户网站群等宣传载体，主动宣介学院重点工作、重大成就、典型经验等，营造良好宣传氛围；主动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二是以校训、校徽等为基础对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进行整体设计，树立学院品牌形象。三是精心宣传教师模范、优秀校友，打造“农院榜样”，提升学院形象。四是建立校友工作机制，搭建母校和校友之间稳定沟通平台，畅通信息渠道，推动校友工作深入开展和校友文化不断丰富。

（四）实施行为文化建设，尚学文明成为校园风尚

一是强化师德引领示范作用，把握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的内涵和要求，培养教师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二是促进学生素质养成，健全学生规章管理制度，建立竞争激励机制，严格学生日常行为管理，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三是锻造文化活动品牌，重点培育“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校园技能大赛活动月”等主题活动品牌，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校园文化活动中；着力培育“品牌社团”，搭建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平台，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四是成立了四川古典插花研究中心和中华传统文化重点系列课程工作组，建设了一系列天府文化课程，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美丽乡村宣讲语言艺术》《茶文化与茶艺》《天府农耕文化》《川派盆景文化》《中国传统插花（蜀韵）》等二十余门课程，编写相关教材数十门，出版专著《天府农歌》等专著。

（五）实施环境文化建设，营造师生治学理想家园

农耕文化教学设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耕文化；农村小学；大德育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德育，构建了整个教育的基础与框架，是教育之船的龙头。通过有效的途径，通过加强道德方面的教育从而提升学校的内涵，进而为学生打造一个健康成才的平台，便是我们学校需要立足的地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良田第三小学（以下简称“我校”）主要就自身的特色，并且着重于以创新为改革的动力，积极打造专属于学校自身的特色，打造开放团结并且活泼的校园文化环境，着力发展推进具有自身特色的农耕文化，并且根据农耕文化的特点重构学习教育的工作模式，构建有自身特点的教育品牌，打造具有我校的办学和教育的特色。

一、农耕文化渗透到农村小学德育的思考

1.教育接地气，收获田园心

我国古诗推崇田园的生活，田园般的心境能够使得我们忘记尘世的烦恼，忽略个人的得失。在当前的德育观念之中，农耕文化教育能使学生拥有恬淡的田园心。学生们观赏农耕活动，能够积极投入农耕文化氛围之中。

2.发奋图强，收获一颗勤奋心

当前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之中，学生容易受到一些功利心的影响。在当前丰盈的物质财富环境之中，在优越的条件之中，学生有了越来越多的惰性，失去了勤奋学习的动力。例如，在某一次课程实践之中，我讲述了古时候读书人往往还要进行农耕，在艰苦的条件下必须几经辗转才能够得到书本学习。学生们都能够经由感悟农耕文化从而收获一颗勤奋心。

3.返璞归真，收获一颗朴素心

返璞归真使得学生能够拥有一颗朴素心，回归于平静之中。心灵平静才能使得学生在优越的生活之中有着简单的人生哲理的体悟，给予学生一份嘈杂之中的宁静。农耕教育本身便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强化学生的品德教育，增强学生的活力，能够快速利用农耕文化巩固学生品质教育并且激起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兴趣，加强农耕文化的应用空间，拓宽农耕文化的学习特色。整个农耕文化的精髓便是教育的重点，为了使学生感受到祖辈劳动的艰辛，并且充分提升学生的智慧，教师应该利用农耕文化设计课程内容。在农耕文化的教育熏陶中，让学生学会感恩、发奋学习，回报父母、回报老、回报社会。

4.情感升华，收获一颗感恩心

社会发展过程之中，班级的学生大多来自独生子家庭。大部分独生子女享受着被许多长辈喜爱和照顾，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农耕教育创新了课堂教学形式，融合农耕文化于教学之中。在农耕教学之中，小学生能够亲自体验幼苗的成长，形成感恩体验，拥有感恩的心态，从而懂得关爱他人。

二、提升农村小学大德育发展的策略

1.重视德育工作，抓好德育管理

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为了能够提升广大农村的德育工作，必须改善广大农村小学德育工作，改革相关的教学模式和德育工作体制。根据小学德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制订符合自身学校的德育目标，并且广泛实践德育工作的内容，开辟一条有效、广泛并且能够实践自身的教学方法的德育工作模式。此种德育工作模式之重点在于完善其管理体系，进而培养适应时代的精英人才，为广泛的农村基础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2.维护好教师、父母以及学生子之间的关系

教师是沟通父母和学生的桥梁，教师是学生灵魂的工程师。教师除了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更需要加强自身的责任心，关注学生的家庭教育。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之中，需要做到以人为本，并且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阶段划分德育工作开展的工作模式。基于身为一个民族之人之中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应该加强努力进行德育工作的发展和建构。

3.加强德育工作队伍建设

小学大德育工作之中的重点部分便是德育工作的队伍建设。需要加强小学德育工作的队伍构建，并且加强队伍的领导的建构。应将整个队伍工作设计成为倒三角的形状，并且保证队伍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教师要充分加强德育工作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提升整个队伍的工作效率。提升领导队伍的工作能力，需要总体上使得教育队伍树立良好的教育观、基础教育的质量观念，不唯分数论高下，不以教学成绩定成败，并引导全校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把自己定位于做高尚的人、无私奉献的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人。

参考文献：

[1]夏自军.西方国家学校德育工作联动机制的发展及启示[J].继续教育研究，2015（1）：130-133.

[2]代丽君.探析小学德育教育与教学的关系[J].中国校外教育（上旬刊），2015（9）：33.

[3]谭 键.试分析朱熹的小学德育主张对现代小学德育的影响[J].广西教育（义务教育版），2016（9）：20-21.

农耕文化教学设计范文第3篇

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陈阿江教授从2013年起组织“环境社会学是什么”的大型学术访谈录。本刊选发的是中国生态人类学两位开拓者――尹绍亭教授和杨庭硕教授的访谈录。两位学术前辈是国内首批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目前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这两篇访谈呈现了两位学者的最新思考。云南大学的尹绍亭教授回顾了“刀耕火种”研究的缘起、理论与方法，揭示了刀耕火种农业的生态智慧及其启示意义。吉首大学的杨庭硕教授对生态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进行了阐述，重点介绍了喀斯特山区苗族支系传统生态知识特点、流变，并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两位学者的研究经历与见解，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导 读]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重要分支。扎根于中国田野中的生态人类学家们用独特的视角解读生态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尹绍亭教授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对当代刀耕火种农业一边倒的批判声音中，尹教授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用文化适应的观点阐释了刀耕火种，并运用文化生态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指出当代的刀耕火种农业是土著民族对生态环境适应的生计方式，揭示了其盛行和延续的文化生态原因，总结了刀耕火种丰富的传统知识和生态智慧，为农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传承，为学界和社会正确认识刀耕火种，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紧扣时代脉搏，开拓创新，这是尹教授三十多年学术生涯的一贯追求。在刀耕火种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生态人类学，拓展跨学科研究，在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研究、文化生态村建设、生态环境史研究等方面，尹教授亦锐意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篇采访大致反映了尹教授的学术经历、治学思想、理论方法、研究特色以及孜孜以求、严谨踏实的学者风范。

[受访者简介]尹绍亭，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昆明 650091）。

[访谈人简介]耿言虎，社会学博士，安徽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安徽合肥 230601）。

一、刀耕火种研究的缘起、理论与研究方法

耿言虎：我的导师陈阿江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他重视跨学科的研究，近年来积极推动与相近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此次委派我专程来昆明拜见尹教授，承蒙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先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从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是从研究刀耕火种开始的，请问“刀耕火种”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尹绍亭：刀耕火种是我三十多年前开始研究的课题，现在你们年轻学者还感兴趣，我很高兴。刀耕火种在我国古代叫“火耕”“畲田”，明清之后西南史料广泛使用“刀耕火种”，延续至今。日本农民过去也从事刀耕火种，日语叫“x”。英语有两个名称：一是“Swidden”，意为火耕;一是“shifting agriculture”，意为轮歇农业。但是轮歇农业不是太确切，轮歇是指循环耕种，循环耕种有两种情况：一是森林地的砍烧轮歇，即刀耕火种;二是没有森林的旱地的轮歇，那就不是刀耕火种。即刀耕火种是轮歇农业，而轮歇农业不完全是刀耕火种。学术界还有不少人把刀耕火种叫作“游耕”，也不准确，因为在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里面，有的确实是居无定所、不断迁徙，土地耕种随人之迁徙而变动，那可以叫作“游耕”;而大多数的刀耕火种民族却是祖祖辈辈定居于一地，循环开垦林地进行耕种，那是“轮歇”，而不能叫作“游耕”，轮歇和游耕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刀耕火种是一个形象通俗的叫法，农史学界讲耕作有“刀耕”“锄耕”“犁耕”的分类。“刀耕”意为使用刀斧砍伐树木，“火种”是把砍伐晒干的树木焚烧成灰后播种。“刀耕火种”表达的意思比较明确，又是传统习惯叫法，所以我认为可以沿用。

耿言虎：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对刀耕火种一片的批评声音中，您为什么选择研究此课题？

尹绍亭：说来话长，选择这个课题，首先是现实需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非洲以及南美洲等地区的热带雨林遭受严重破坏，造成全球重大环境问题。而我国在经历了历次运动特别是之后，森林遭受严重破坏导致的生态恶化状况就凸显，环境问题也成为热点。在此背景下，西南山地民族千百年来从事的刀耕火种突然成为众矢之的，被认为是“破坏森林的罪魁祸首”“原始陋习、残余”，遭到史无前例的口诛笔伐。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先生十分关注，多次发表意见：“毁林开荒这种现象一定要很快地制止。对于这种情况大家都很着急。研究工作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我觉得我们社会科学界，特别是云南社会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责任，应该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当作一个紧急的工作来抓……看到西双版纳毁林开荒的严重情况，对这方面的研究一定要‘快’！”①社会对刀耕火种的存在感到忧心，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前往西双版纳考察时也对此表示了特别的关切。面对这样的形势，作为云南学子，深感问题重大，有责任参与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步入了这一领域。

其次，选择研究刀耕火种，与我当时求学的学习环境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以在职的身份考入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该研究生部的老师们都是长期从事科研的专家学者，大都参加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积累深厚，成果丰硕。授课除了本院的老师，还聘请院外著名的老师上课，如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东南亚研究等专业的老师，都是学界名流。老师们强调勤奋笃实、兼收并蓄、重视田野、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对于我选择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选择刀耕火种，还与我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我的家乡在云南西部腾冲县，小学读书在县城，假期经常去乡下姑妈家。认识刀耕火种，也是在那个时候。家里水田不够，有一次表哥带我和侄男侄女上山，找了一片森林，把树砍倒，过两三个月再来烧树，然后种谷子，他说这叫火烧地。第二次接触刀耕火种则吃了皮肉之苦。其时腾冲残留着在灌木草地里进行刀耕火种的农业形态：用锄头翻挖土垡，以土垡堆垒成直径两米左右的圆形土包，内烧树根杂草牛粪，经过一段时间的焚烧，土垡被烧成灰状，土壤肥沃了，草籽害虫也悉尽烧死，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一次学校组织郊游，举行抢夺红旗的竞赛，红旗插在山顶，自山脚到山顶要经过一片布满土堆的火烧地，为了抢时间，我没有绕行土堆，想跑直线，于是一脚踹入内部炽热燃烧的土堆，顿时疼痛难当，拔出脚时脚皮已被烧坏，而且马上鼓起不少水疱。那次烧伤治疗了很长时间，好了后却留下了一脚刀耕火种的斑斑花纹。少年时代与大自然和刀耕火种亲密接触的经历，让人刻骨铭心。二十几年后居然研究起刀耕火种来，算是与之有不解之缘吧。

耿言虎：您研究刀耕火种借鉴了哪些理论，有哪些理论方面的思考？

尹绍亭：那时侯可参考的理论有下面几种。

理论一，当时国内民族研究统一奉行的理论是进化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依次进化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古老的采集狩猎刀耕火种经济，就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这就是进化论对刀耕火种的定性。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落后，所以毫无疑义必须彻底改造、禁止、取代。进化论作为当时的理论经典，所有研究（包括我在内）都自觉以之为指导，然而面对刀耕火种的现实，却感到十分困惑和难以解释。其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生产关系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而“原始社会生产力”刀耕火种为何无法消灭，而且竟然长期延续？这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好像不符。其二，在滇西南地区，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低地民族从事的是集约的水田灌溉农业，而多数山地民族却选择进行刀耕火种，原因何在？其三，为禁止和消灭刀耕火种，政府和社会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收效甚微，何故？其四，多数自然科学者和民族学者的“调查研究”，几乎都是人云亦云，先有定论然后搜罗需要的资料去论述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原始落后”，这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然后才下结论的逻辑。

理论二，农业史的进化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的进化经历了从原始刀耕农业到锄耕农业再到犁耕农业的进化过程，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作为“不知锄、犁”的原始“刀耕”，是佐证农史进化规律的绝佳的“活化石”。这一理论也有疑点：众所周知，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刀耕火种最突出的特征，是使用石刀、石斧等原始生产工具，而当代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不仅使用铁刀，还同时使用铁锄、牛犁，而且有的民族还同时耕种水田。稍微深入了解，会发现这种农业更多的技术含量，例如其栽培作物种类及品种之多、栽培技术之复杂，就远远超乎想象。所以，将当代的刀耕火种与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视为“活化石”显然不能成立。

理论三，经济文化类型论或称“社会文化类型”理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民族研究曾深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即为其时中苏合作研究的成果。“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主要着眼于生计和物质文化差异，将东亚各民族的生计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狩猎、采集和捕鱼起主导作用的类型（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二是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三是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农耕经济文化类型）。除上述分类之外，对于在解放时保留原始公社制末期及其残余的少数民族或其支系的鄂温克、鄂伦春、独龙、怒、傈僳、佤、德昂、布朗、景颇、基诺等，依照地理和经济特点，再划分为南方原始农业经济刀耕火种（游耕）类型和北方渔猎采集经济类型。经济文化类型、文化区域、生态文化区分类的研究，都讲文化的空间分布，显然有人文地理学的印迹，而其源头还可以追朔到威斯勒（C. Wissler）和克鲁伯（A. l. Kroeber）的文化区域（culture area）理论。该理论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进化的差别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以及自然地理条件解释文化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综合了进化论和文化区域理论的观点。此理论的不足在于，只注重文化的类型和空间分布，而不深究文化类型形成的内在原理与机制，它适宜于描述历史上的传统的文化空间，而不适宜进行当代复杂的文化变迁的研究。

上述三种理论，虽然盛行，然而都有缺陷，难以参照运用，那么国外的理论又如何呢？

先看日本。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捷足先登，来云南考察者较多，他们带来了一个与云南关系密切的日本文化源流理论――照叶树林文化论。该理论认为，在亚洲包括日本在内的中低纬度地带，也即地理上说的照叶树林地带，存在着较多相同的文化要素，统称为照叶树林文化，其文化的中心就在云南及其周边。刀耕火种是照叶树林文化的重要文化内涵之一，是该文化古老的基层文化。这一理论将刀耕火种作为古老的农耕文化进行研究，没有涉及当代刀耕火种是什么、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为何持续存在等现实问题，所以与我国现实研究的语境不同，研究取向存在差异。不过，其时日本学者对日本和世界刀耕火种的田野调查研究已经相当充分，资料收集的广度和深度居于世界前列。代表性的研究者如著名学者佐佐木高明先生，他不仅深入调查研究了日本的刀耕火种，还调查了东南亚、南亚、南美等地的刀耕火种，著述丰硕，堪称大家。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所以我没有沿袭日本学者们关于探寻日本文化源流的照叶树林文化论及其刀耕火种研究的观点，不过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深感他们田野调查的深入扎实，资料收集的细致入微，治学态度的一丝不苟，这些都使我深受启发和影响。

再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西方学者还比较少，但西方的书籍看不到，信息查询很困难。一些杂志如《民族译丛》等开始介绍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然而介绍性的短文看后很不过瘾，只知皮毛，不得要领。譬如通过介绍知道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概念，70年代又拓展为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这些概念和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否参照应用，能否解决问题？没有详细的信息，看不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两眼一抹黑，只有遗憾。哪里像现在你们这些年轻学者，查找古今中外的资料毫不费力，社会变化确实太大了。

从上可知，当时研究刀耕火种，欲选择可参照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很困难的。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门路。其实讨论刀耕火种的核心是生态环境问题，不管是什么学科背景的研究，都主要聚焦于生态环境问题之上，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具备科学性，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最基本的一点，是必须掌握生态学的知识。国外文化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的文献难以找到，而生态学的参考书却很容易寻觅，书店和图书馆里都有。通过学习生态学的知识，学会运用生态学的原理进行思考，再结合初步的田野调查进行分析，思路突然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研究刀耕火种的途径，并摸索出一种较为理想的理论框架。其实，西方的生态人类学理论，也是借鉴和运用了生态学的生态系统理论才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那时候学习生态学，结合田野思考，获得了四点认识，对整个研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认识一，生态学讲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适应的关系，那么适应也应该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最基本的关系。如果我们以适应的观点看待刀耕火种，还原其基本的功能，那么刀耕火种其实是山地民族解决吃饭问题的生计形态，是一种特殊的农业，而非形而上的“陋习”。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于山地森林之中，森林是最便于利用的资源，刀耕火种就是山地民族对森林生态环境的适应方式。这样认识刀耕火种，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了，而在当时却是颠覆性的新观点。

认识二，很多人断言刀耕火种是“砍倒烧光、毁林开荒”，如果运用生态学的原理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刀耕火种并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人类生态系统。刀耕火种作为一种食物生产方式，一种山地森林农业形态，也和其他农业一样，是一个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控制，使其根据人类的需要进行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人类生态系统。在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中，人类是“多级消费者”，人类一方面通过采集和渔猎手段获取各类动植物食物，一方面通过砍伐和焚烧植物，使其变为物质代谢材料无机盐类，即把固定于植物中的太阳能转化投入土壤，然后播种农作物，农作物吸收无机盐类进行光合作用而茁壮生长，实现了太阳能的多次转化，森林生态系统于是成为了人类可利用的农业生态系统。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体现了人类适应、认知、利用自然的智慧。

认识三，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在无外界干扰和影响的情况下，取决于人口和森林、土地、资源的关系。人口少，森林土地多，就能良性循环，可持续利用;人口多，森林土地少，就会失去平衡，不可持续，导致人类生存危机和生态环境破坏。根据我个人调查测算，在云南西南热带亚热带山地，人、地关系的比例至少须保持在1：24这一水平之上，即人均所有林地必须在24亩以上，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才能良性循环。当代人炸，不具备这个条件了，刀耕火种自然消亡;如果还具备这个条件，就有可能盛行刀耕火种。排开其他因素，单纯地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看，刀耕火种的兴衰与社会形态是没有关系的。

认识四，生态系统理论是生态学的重要分析工具，也是刀耕火种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系统由组成其结构的众多要素构成，各种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系统内在的调适机制是维持系统结构平衡和良性循环的保障;而如果一种或几种系统要素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且使得系统的调节机制失去调适功能的话，那么系统的循环和稳定就会受到破坏，系统将会分崩离析乃至消亡。生态系统的动态的、整体的认识论，既有益于我对刀耕火种文化生态内涵的把握和其“生命过程”的探索，又对开发刀耕火种的研究方法大有帮助，可以说是统领我的整个研究的“纲”。

耿言虎：您的刀耕火种研究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尹绍亭：我的研究采用了“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所谓“纵横交错”，“纵”是历史梳理，“横”是田野调查。历史梳理靠文献，田野之前，先做文献的搜集和研究。查阅资料，阅读迄今为止我国尤其是云南有关刀耕火种的文献，并参考东南亚、南亚和日本的研究，摘录要点并制作卡片。通过案头工作，掌握了刀耕火种的历史概况，当代各学科研究刀耕火种的视角和观点，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大调查的若干比较有参考价值的田野调查资料。文献研究不可缺少，但是问题不少。由于对少数民族心存偏见，所以几乎所有关于刀耕火种的古代历史记载均非常简单，少有较为翔实的调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资料，涉及社会组织、土地制度、轮歇方式、生产工具、作物产量等，有较高的参考利用价值，不过深度和广度不够，只能作为进一步调查的线索和依据。所以，若要真切了解刀耕火种的生态文化内涵，要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还得靠自己深入田野调查。

所谓“点面结合”，“点”为定点深入调查，“面”是不同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调查研究。我最早进行刀耕火种调查的田野点是西双版纳基诺族集聚的基诺山，那是从做硕士论文开始，导师是民族学家杜玉亭。杜先生起初让我去做勐海县的民族研究，初步调查后感觉该县民族多，文化复杂，难以驾驭，提出改做景洪县基诺山基诺族和橄榄坝傣族的比较研究。调查后还是感觉题目大，可能做不好，于是再次提出改做刀耕火种的想法，杜先生欣然应允，认为此课题做好了极有价值。当时一些前辈学者对我的选题并不看好，有的认为太敏感，有的认为做原始落后的东西意义不大，不合时代潮流，等等;然而杜先生独具慧眼，热情支持。原因何在？众所周知，杜先生曾在多个学术领域做过开拓性的研究，其中对基诺族的研究用力最深，其基诺族的田野调查从1958年至今从未间断，跟踪延续了五十余年，是公认的基诺族研究第一人，对基诺族文化的感情极为深厚，深知基诺族刀耕火种文化的价值，所以毫不犹疑地同意了我的选题和选点。从事田野调查，选点是关键。比较了原先去过的拉祜族、哈尼族、瑶族等村寨，结果定在了基诺山，今天看来是明智之举。一来基诺族的刀耕火种文化十分丰富，非常典型;二来基诺山是导师长期研究的田野点，经他介绍，调查顺利很多。当时基诺山有45个村寨，初步调查之后，我选择了3个海拔高度不同的村寨――雅诺寨、巴亚中寨、巴卡小寨――作为调查点。基诺族的调查间断性地进行了3年，参与体验了一年到头的生产生活周期，获取了较为丰富的基诺族的传统知识，研究的思路、观点、理论、方法更加明确。其间发表了数篇论文，硕士论文《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通过答辩后先后发表于《农业考古》《云南国土研究》杂志，并作为1987年在西双版纳召开的“亚洲热带农田与森林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对基诺族的刀耕火种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之后，从1987年底开始，步入了“面”的调查。此后又间断性地花了3年的时间，先后调查了怒江和独龙江峡谷的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墨勒人（白族支系），德宏地区的景颇族、傈僳族、德昂族，临沧和思茅地区的佤族、拉祜族、哈尼族，西双版纳地区的布朗族、哈尼族、瑶族、苗族、克木人，收集了可供比较研究的详细资料，达到了全面把握云南西南部刀耕火种的实态、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及类型划分的目的。

所谓“系统研究”，即上面所言生态系统动态的整体的分析方法。通观刀耕火种，其每一个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都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即皆为不同层次结构的网络的、系统的关系。运用系统研究的方法，第一步可以把刀耕火种分为不同层次的若干小系统和子系统。如环境子系统、技术子系统、产出子系统、辅助生计子系统、社会控制子系统、商品交换子系统等，每个子系统又包括若干小系统，例如技术子系统包括生产工具、土地分类、耕作技术、轮歇方式、栽培作物、作物收获、食物加工等。有了清晰的系统概念，田野调查即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首先逐一调查每一个小系统，然后调查子系统，最后进行整个系统的分析与整合。在第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在系统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系统各要素的变化及其引发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系统动态演变的过程，即文化的变迁。

耿言虎：生态人类学与环境社会学一样，都属于跨学科研究。您认为跨学科研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尹绍亭：跨学科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是学术研究不可忽视的新趋势。当今世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面对的研究对象都不会是单纯的事物。单一学科在复杂的事像面前，难免力不从心。例如人类学欲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必然涉及生态、环境、资源等领域，如果缺乏相关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知识，完全是人文的话语和想象，在自然科学者看来，就很不科学，所以必须学习生态学，若有可能还应该学习与之有关的地理学、地质学、农学和植物学等。社会科学学者学习自然科学，不仅是为了具体研究的需要，而且对理论创新亦十分有益。生态人类学的创立，就是人类学者学习应用生态学的结果。跨学科的研究，除了需要学习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之外，更为有效的途径，是组织多学科的队伍共同进行研究。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团队，切磋交流，取长补短，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对研究课题都大有好处。在国际学术界，跨学科的研究早已成为惯例。在我国，云南是较早实行跨学科研究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裴盛基研究员的研究团队最早在国内进行民族植物学的调查研究，他们从植物学跨入民族学，开创了跨学科研究的先河。稍晚肇始的云南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受到民族植物学的影响，两个学科密切合作，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良好局面。我们做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课题，也自始至终实行跨学科研究方法，课题组成员既有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等学科成员，还有建筑学、地理学、服饰设计、博物馆展示、植物学等科研人员参加。

至于说跨学科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感受较深的还是做学问的态度。常常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包括研究生的论文，其做法是搜罗一些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拼凑一些资料，云遮雾罩地论证一番，便谓之曰“跨学科研究”，看似新颖，其实苍白、庞杂而肤浅。其次，我觉得进行跨学科研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始终得立足于自身的专业，不能舍本求末。道理很简单，跨学科研究意在互补，你要说好自己的话，而不要越俎代庖过多地去说别人的话，只有每个学科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才能形成综合优势，达到理想的效果。再次，要谦虚谨慎，为了做好研究，需要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不过短期内要熟练掌握一门知识是很困难的，为了避免错误，一定要虚心向合作者求教。

二、刀耕火种农业的消失、替代与启示意义

耿言虎：刀耕火种农业现在消失了，您认为消失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尹绍亭：刀耕火种的消亡有一个过程，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人口增长，人地关系发生变化导致刀耕火种轮歇系统崩溃。在云南西南部山地，如果要维持刀耕火种系统正常运行，那么轮歇周期最短得有7年;而要保证7年的轮歇周期，则人均所有林地必须达到至少21亩以上。传统刀耕火种的轮歇周期一般都很长。轮歇周期越长，地力越好，杂草越少，农作物产量越高。如果人均林地面积太少，轮歇周期太短，休闲地森林不能恢复，杂草丛生，地力退化，不仅农作物栽种困难，采集狩猎也要大受影响。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口增长是不可阻止的趋势，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林地危机，刀耕火种民不得不寻求应对措施，例如利用多种农作物进行轮作，或者混作间作速生树进行粮林轮作等，就是缓解人地矛盾、延续地力的好方法。如果人口压力太大，林地严重短缺，那就不得不放弃刀耕火种，只能固定耕地，或者开发水田。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山地民族一方面进行刀耕火种，一方面耕种水田，这就是人、地关系演变导致生计方式变化的表现。在云南红河哀牢山区，有世界著名的梯田农业，其规模之大、景观之壮观，令人叹为观止。不过人们可曾知道，古代该区的哈尼族、彝族等也都从事刀耕火种，千百年来，从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业演变为集约的梯田农业，人们一定承受过太多的生存压力，经历了漫长生态变迁的沧桑。

第二是国土和林业政策的变化对刀耕火种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刀耕火种作为“原始落后生产力”一直被列为重点改造对象，国家陆续出台的土地和林业政策促使刀耕火种不断减少。80年代初，云南省颁布了名为“林业三定”的政策，可谓是刀耕火种的“杀手锏”。所谓林业三定，即每个地区、每个村寨均须丈量土地，严格按规定划分国有林、集体林、轮歇地的面积和界限。“三定”政策的实行，限定了轮歇地，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山地民族随意迁徙、任意占地耕种的可能性。一些林地少的村寨，不得不放弃轮歇耕种方式，代之以固定耕种的旱地农业。固定旱作，最大的问题是地力退化和杂草肆虐。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政府相关部门曾大力推行“两化上山”，即鼓励山地民族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结果短期效果很好，不过问题相继发生，土地板结，人畜中毒，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公害。事实证明，“两化上山”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和所造成的人畜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远远胜于刀耕火种的弊端。第三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前面说过，近半个世纪，刀耕火种一直是改造消灭的对象，过去消灭不了，是因为没有取而代之的粮食生产和现金收入的途径。基诺山过去曾经在雅诺寨尝试改革，以经营茶园取代刀耕火种，结果行不通，原因就是没有市场，茶叶卖不出去，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没办法，只好又恢复老行当。现在不同了，橡胶、茶叶、咖啡、香蕉等经济作物市场需求大而且比较稳定，收入丰厚。种橡胶最先发财的是傣族，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山地民族于是相继仿效，趋之若鹜。由于效益好，钱来得快，所以越种越多，想要限制都不行，结果刀耕火种没人干了，绵延了数千年的山火终于熄灭了。近20年来，山地民族生计转型的速度之快、之彻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威力。

耿言虎：很多原来从事刀耕火种农业的地方现在已经种植橡胶树了。橡胶树的寿命是50年，很多橡胶树寿命到了，一些人呼吁要恢复部分水源林，您认为可以做到吗？

尹绍亭：近二十多年来，关于西双版纳等地大量种植橡胶，国内外的生态、民族学等学者，几乎是一边倒的口诛笔伐，说它破坏生态。我曾经与多位外国学者前往西双版纳调查，他们对橡胶种植均表遗憾，有的甚至深恶痛绝。这种状况，颇像当年对待刀耕火种，“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对批评，山地民族难免感到委屈：原先我们搞刀耕火种，你们说原始落后，破坏生态，必须改变;现在我们不搞了，以橡胶种植替代刀耕火种，你们还是不满意，仍然说我们破坏生态，搞得我们前前后后不是人！批评者其实不必过于偏激，我们常说换位思考，如果转换一下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人家想一想，那么他们的诉求应该也是有道理的：生态环境重要，人是不是更重要;你们求生存发展，我们也要生存发展，什么都不能搞，我们吃什么！

当然，种植橡胶，是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如果贪婪也追求经济效益，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放弃和禁忌，违反科学规律，盲目扩大种植面积，连水源林、神山神林和不宜橡胶生长的高地森林都统统开发种植橡胶，那么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工业社会，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人们崇尚金钱，追求效益，只重现实，不顾长远，待到问题严重了才恢复理智，结果为时已晚。发展经济是硬道理，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脱贫致富应该是大好事，关键是应该未雨绸缪，政府需提前充分研究论证，制定颁行具备法律效力的科学规划，并健全监督机制，合理配置雨林、国有林、集体林、水源林、神山神林、农地、橡胶园、茶园和其他热带作物的比例，以求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正如很多专家学者批评的那样，目前橡胶园过度开发所带来的消极生态后果已日益显现，危害日益严重。政府已经出台了限制过度开发、适当退胶还林的文件。如果措施得当，执行不打折扣，我认为生态环境是可以逐渐修复的。最令人担忧的，其实是传统文化。种植橡胶等热带作物，发展市场经济，不仅彻底改变了传统生计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一旦颠覆并淘汰丢弃，今后欲寻根、恢复、传承将十分困难。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传统文化，那就名存实亡，再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也只剩表象了。

耿言虎：刀耕火种农业中具有哪些生态智慧，对我们有何启发？

尹绍亭：刀耕火种的启发，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通过对刀耕火种的研究，深切感受到文化多样性认识的重要。人类学重视文化差异，强调不同文化的价值，强调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就说当代的刀耕火种，如果用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肯定原始落后;而如果用文化多样性的观点来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问题不难明白，例如汉族的精耕细作农业为高度集约的农业形态，如果强行将其运用到热带森林地区，那么很可能“水土不服”，别的不说，当地的森林资源肯定会遭受破坏。上升到大文化，也是这个道理。文化就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据说有人曾批评我研究刀耕火种是“极端的文化相对论”。20世纪80年代，对待刀耕火种民族及其文化，完全是文化中心主义偏激的观点，听不到起码的文化相对论的声音，我讲了一点理解尊重他者文化的话，讲了一点文化适应，反映了山地民族的一点心声，肯定了他们的一些传统知识，就成为“极端”了，可笑之至！批评者如果不是无知，就是一个“极端”的文化中心主义者，实在不值得理喻。

其二，通过对刀耕火种的研究，使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认识不统一，所以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中心主义等论争。时至今日，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观点，你首先得明确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生物物种，其基本的属性依然是生物属性而非其他。既然是生物，根据生物进化论和生态学原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适应的关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共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又是不同于所有其他生物的，是具有文化创造和传承能力的社会文化动物，所以人类对自然的适应除了遗传和生理的适应之外，主要还是文化适应。文化适应，可以说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概括。在刀耕火种社会里，人类的生物属性和文化适应表现得十分清晰：人们几乎完全依赖森林以及森林中的各种动植物而生存，然而不论是获取野生植物为食的采集，还是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狩猎，抑或是把森林转化为农作物的刀耕火种，均非本能的行为方式，而都是文化手段的运用;人们高度依赖森林和森林中的动植物资源生存，尽管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为了长久地利用，他们懂得节制和保护。刀耕火种民朴素的自然认知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

其三，研究刀耕火种，可以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讲生态文明，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话语。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社会形态，这样的观点显然有问题。首先，我们讲农耕社会、畜牧社会、工业社会，是以生计形态或称经济形态作为尺度来划分社会的，而生态文明并不是经济和生计，而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生态文明并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它跟农耕社会、畜牧社会、工业社会不是同一范畴，两者不存在进化对接的基础。其次，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并非今日才产生，而是早就存在于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不应割断历史。当代有生态文明，古代也有生态文明，两者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一脉相承，现代生态文明形成，多半是以往社会生态文明的积累、借鉴、继承和发展，而非凭空产生。大量的研究也已说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曾创造积累了光辉灿烂的生态文明。云南各民族，包括山地民族在内，均有独特的生态智慧和丰富的生态经验，都是中华生态文明的共同创造者。

其四，通过刀耕火种研究，我们认识到传统知识的宝贵。工业社会产生了种种生态环境问题，依靠科学技术去解决，这是治标;而建立全社会都自觉维护和遵守的生态伦理和道德，并辅以完善的法律，这才是治本。关于生态伦理道德，很多学者把眼光投向了传统，去发掘整理儒家、道家、佛家和中华悠久历史中的传统知识。传统知识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还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存在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当中，需要我们去调查、去抢救。例如基诺族，他们的知识、经验没有文字记录，但是相当丰富。我们曾经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调查基诺族的植物利用，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基诺族的栽培作物中仅陆稻品种就有74种，常用的食物、药物、宗教等植物种类多达400多种。其他如生态环境保护、土地分类利用、轮歇轮作技术、天象气候识别等，都是农学家书本上找不到的宝贵知识。再说独龙族，表面看他们的刀耕火种很原始，然而他们以水冬瓜树进行轮歇和轮作的经验技术却是当今最为推崇的“粮林轮作”农业模式。在休闲地中栽种水冬瓜树，或者和农作物混作水冬瓜树，以提高土壤肥力并缩短土地休闲期，避免使用化肥和农药，说它是安全的生态有机农业，一点也不为过。重视传统知识，将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开发，往往会有新的重要的发现与突破。云南的一位农学家注意到哈尼族的传统水稻品种的特性以及多个水稻品种间作种植方式具有很强的抵抗病虫害的功效，通过实验证实了其科学原理，获得了突破性的科研成果。这个案例，有力地说明了重视和利用传统知识的重要性。

其五，研究刀耕火种，可以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生活方式的弊病。当代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人类物欲膨胀，消费无度，所以不惜代价疯狂掠夺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有“原初丰裕社会”之说，所谓“原初丰裕”，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丰裕，而是说原始社会的人们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没有贫富之分，没有攀比，不追求财富积累，只满足于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不过度攫取消耗自然资源，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较小，人与自然能够保持平衡的关系。传统的刀耕火种社会，也大多是“丰裕的社会”。人们敬畏自然，信仰万物有灵，不敢随意伤害生物;土地公有，每个家庭每年砍烧森林，只要能生产当年的口粮就行，绝不多砍;他们懂得保留的森林地越多，动植物就越多，采集狩猎资源就越丰富，人们就不愁吃穿。生活的丰裕不仅在于物质，还表现在精神方面。山地民族频繁举行的节庆、民俗活动和宗教祭祀，可以尽情享受欢乐和神圣的刺激。我们视为原始的山地民族的生活就是那样的简朴、单纯、闲适、快乐、无忧无虑，山民们原始古朴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差距甚远。不过，山民们敬畏自然、清心寡欲、安贫乐道、遵循传统的生活态度，确实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其六，研究刀耕火种，可以深刻感受到文化变迁的利弊。半个世纪以来，经过社会变革、政治运动、经济转型、全球化浪潮等一系列强大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云南以及全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成就惊人，实现了跨越式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一些伴生的问题也值得注意，例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优秀传统文化大量消失、广大乡村日渐萧条等。我跟踪调查云南山地民族三十余年，感受颇多。特别想强调的问题是，当今社会发展是硬道理，然而发展不能只讲经济发展，而应该包括社会、文化、教育等全面协调科学可持续的发展。目前传统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消亡，抢救已刻不容缓，希望全社会予以关注，出谋划策，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最后，与第六点有关，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近年来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形势喜人，然而也有遗憾，那就是属于社群文化的文艺、工艺类文化遗产居多，而属于基本生活物质生产范畴的文化遗产很少。具体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上万年农业历史、农耕文化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度里，农业文化遗产却寥寥无几。唱歌跳舞是文化遗产，民以食为天的食物生产方式――农业、畜牧业等更应该是文化遗产。南京农业大学曾经有农业遗产研究室，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然而据说如此重要的研究领域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一些研究人员纷纷改行，着实令人遗憾！近几年中国科学院李文华院士和其助手闵庆文研究员大力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遗产申报事业，情况有所好转，国际粮农组织十分支持，国内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最近听说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终于跻身于国家非遗名目之中了。我曾呼吁将刀耕火种作为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申报，但我深知目前要让人们理解认同是很困难的。然而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当人们真正意识到它的价值并希望将其申报为遗产之时，恐怕为时已晚，刀耕火种连同懂它的人早已不见尸骨、无从整理抢救了。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生命环境科学学院的薛达元教授带领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个重大项目――建立中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知识数据库。此项目做得十分及时，意义不可估量。

三、刀耕火种之后的延伸与拓展研究

耿言虎：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可以不断延伸开发。在刀耕火种研究结束后，您的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也比较有影响力，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尹绍亭：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是我在1997年提出一个应用性课题。多年在田野中行走，深切感受传统文化变化太大，我们担忧，老百姓更担忧，希望我们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支持他们保护自己的文化。作为学者，尽管能力有限，但觉得义不容辞，应该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做点实事。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逐渐有了行动的计划，那就是做民族文化生态村，先做几个试点，看能否实现预期的理想，发挥示范作用。什么是民族文化生态村呢？我们给了它这样的定义：民族文化村，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场景中，力求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努力实现文化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乡村建设的新模式。具体做法是：选择具有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村寨，依靠村民的力量和当地政府及专家学者的支持，制定发展目标，通过能力和机制的建设进行文化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等途径，使之成为乡村文化保护传承与和谐发展的楷模，发挥示范作用，同时促进研究和学术的发展。基于以上思路，我们拟定了民族文化生态村应该努力实现的六个基本目标：一是具有突出的、典型的、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二是具有朴素、淳美的民俗民风;三是具有优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四是摆脱贫困，步入小康;五是形成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相互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六是能够发挥示范作用。这六个目标是否实现，需从下面九个方面进行检验：一是村民热爱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化自觉性;二是建立由村民管理、利用的文化活动中心;三是依靠村民发掘、整理其传统知识，并建立传统知识保存、展示和传承的资料馆或展示室;四是建立行之有效、可持续的文化保护传承制度;五是依靠村民的力量，改善村寨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六是改善传统生计，优化经济结构;七是有一批适应现代化建设、有较高文化自觉性和有开拓奉献精神、能力强的带头人;八是有比较健全的、权威的、和谐的世俗和行政的组织保障;九是有良好的、可持续的管理运行机制。

该课题提出之后，由于切合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所以被定为云南文化大省建设的重点项目，被写入《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1998年，课题调研、培训和能力建设等计划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正式开始运作，我们选择了腾冲县和顺乡（汉族）、景洪市巴卡小寨（基诺族）、石林县月湖村和丘北县仙人洞村（彝族撒尼人）、新平县南碱村（傣族）五个村寨作为试点实施计划，2008年课题结束，历时10年。

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国内外关注者较多。建设过程中，媒体经常报导，前往参观的各方人士络绎不绝，参观考察者包括了东南亚、韩国、日本、印度、美国、英国等多国学者，国内外大学生和研究生感兴趣的也不少，有的把文化生态村作为实习基地，有的为写学位论而进行较长期的调查研究。试点村还接待和举办过多次规格很高的培训和会议，重要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举办的“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的考察，联合国大学组织实施的“中老泰东南亚山地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国际研讨会等。试点村的带头人和文化传承人也经常外出参加文化活动。我去欧洲、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参会作此报告时，听众很感兴趣，反响热烈。课题进行期间，不断有成果产出，结题成果《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6册），荣获国家民委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民族报》连续多期大篇幅地进行了介绍。此课题付出很多，收获不少，争议也多。现在人们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文化生态村建设结果如何？”坦率地说结果不是太理想，主要有三个问题：其一，项目进行期间成效很好，而在项目结束后有的试点便止步不前甚至退步;其二，几个试点村情况不一样，有的做得较好，有的做的较差;其三，从达标的情况看，有的指标达到了，有的指标达不到。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的实际以及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冲突，情况之复杂、问题之多，在书斋里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应该承认，由于对现实的复杂与多变缺乏真切的认识，对困难估计不足，所以在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之初确实带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把目标设定得过高过全。建设的成效虽远未达标，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收获不少。实践和探索，就在于发现问题，获取真知。最近几年，文化生态的保护被提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传统文化保护村”“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赫然在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政策不断出台，被赋予浓郁的怀旧、珍惜、期盼、重建等特殊含义的“乡愁”一词已然十分流行。事实证明，学者们作为先觉先驱，他们的探索、呼吁、宣传、提案、建言等并非纸上谈兵、毫无作用，而能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贡献于社会，那就更有价值了。

耿言虎：除了民族文化村建设以外，您还有哪些拓展性的工作？

尹绍亭：第一是云南民族生活技术的研究。前期研究刀耕火种，感到山地民族的采集、狩猎、纺织、服饰、建筑等文化十分精彩、丰富，而且正处于变迁和消失的过程中，亟需记录下来，所以花了很多功夫去做调查研究。早在做刀耕火种研究之时，我就注意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为了做好这一课题，后来又花了几年的时间详细收集云南各民族的生活技术资料，调查范围扩大到云南所有民族。这方面的成果可见于1996年后陆续出版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丛书由“农耕卷”（上下册）、“渔猎采集卷”“生活技术卷”“纺织卷”“服饰卷”组成。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个人无法完成全部的写作，所以除了《农耕卷》由我著作之外，其他几卷邀请了国内外几位专家分头写作，我尽量为他们提供资料，成果颇受好评，出版后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我研究生活技术，依然强调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观点，这在拙著《农耕卷》里有明确的说明。研究农耕文化，我主要有三点理论思考：一是参照进化论，但不是单线进化论，而是一般进化论，而且不唯进化论;二是文化传播的观点;三是生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理论，此为本研究考察分析的重要理论根据。关于第三点，想多说几句。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本主义的支配，即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人类的生存史便是与大自然斗争并征服自然的历史。所以，长期以来，生产工具一直被人们当作是与大自然斗争的武器和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尺度和标志。然而，面对人类日益严重地陷入自掘的生态泥沼而不能自拔的状况，人本主义的自然观开始受到怀疑和反省。人类不得不正视其主宰意识的谬误和危害，从而觉悟到大自然并非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奴隶”。既然如此，生产工具“武器论”也就使人感到不那么妥当了。农具是农民的用具，了解农民的看法，对我们认识农具和技术是会有所帮助的。对于农民来说，人们怎么去定义生产工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适用，即每一个地区的农具，都必须适宜当地的自然条件、劳动条件和技术选择。这就是生态人类学所主张的生境塑造文化、文化形态（尤其是物质文化和生计文化）是生境适应结果的观点。事实正是如此，为了很好地从事食物生产，人们总是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选择生计方式并制作与之配套的生产工具。令人遗憾的是，如此简单朴素的道理往往被搞得很复杂，不同的器物常常被贴上“发展阶段”的标签。仅以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小手锄为例，那本来是一种适宜在山坡旱地和园地播种、种菜和除草的小巧方便的农具，然而不幸的是，它们总是被视作“原始手锄”和“原始工具残余”而蒙受“不白之冤”。究其症结，那是因为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早已存储了先入为主的“观点”，即认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乃是不容置疑的规律，所以一旦见到少数民族使用这种小锄头，便情不自禁地把它当作“考古新发现”了。

第二是博物馆建设。研究山地民族的生活，看到他们的传统文化变化很快，许多东西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非常希望建立博物馆，以抢救收藏展示他们的文化。1989年我从云南社会科学院调到云南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工作，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曾经萌生过创立一座刀耕火种博物馆的想法，如果有条件做，一定很有意义，一定很精彩。当然，我很清楚，以我―己之力很难实现这个梦想。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工作期间，我负责业务方面的工作，开馆之初，我曾设计了一个云南民族生计展厅，全面展示云南各民族的采集、狩猎、农耕等生产生活。后来搞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虽然没有专门的经费，但是我们还是想尽办法先后建立了三个乡村博物馆，即景洪市基诺乡“巴卡小寨基诺族博物馆”、新平县腰街镇“南碱村花腰傣文化博物馆”和“腾冲县和顺乡弯楼子民居博物馆”。在乡村建设博物馆，必须充分发动村民参与，课题组成员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村民一道收集展品，设计布展，并培训村民管理宣传和接待讲解的能力。我们倡导各民族建设自己的博物馆，自觉收藏、保存、展示、传承、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后来在云南大学又有机会负责主持建立了“云南大学五马瑶人类学博物馆”。过去三十余年，除了研究教学，我有幸参与领导建设了一个省级博物馆，主持创建了一个大学博物馆和三个乡村博物馆，并尽可能把自己的学术理念融汇于其中。虽然由于资金、管理等等问题的影响，几个博物馆的建设皆不完全尽如人意，然而毕竟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定程度实现了追求的梦想，想来也觉欣慰。

第三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环境史是近20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将国外有影响的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引发了国内史学界的兴趣，短短时间内便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由于我的刀耕火种研究既有历史的追溯，又有当代变迁过程的呈现，所以亦被史学界环境史的同仁们所看重，多次受邀参加他们的学术研讨会，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几个研究机构的学者相继与我合作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课题。先是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古川久雄教授，我们多次共同进行田野考察，部分成果结集为古川久雄、尹绍亭主编的《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一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此后又参与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赤木功教授的“湄公河文化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课题，成果结集为尹绍亭、深尾叶子主编的《雨林啊胶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一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再后较大团队的研究是参与日本地球环境科学研究所秋道智弥教授主持的日本文部省重大项目“亚洲季风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1945―2005）”，负责子课题“云南季风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为期6年，组织30余人的研究团队对云南进行调查，其间在中日两国举行了6次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3册，译著1册。上述成果，大多是初步的探索与总结，假以时日，应该能够做出更为规范深入的生态环境史作品。

第四是培养学生，扶持年轻学者。我于1999年从云南民族博物馆调到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从教，开设了“生态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博物馆学”等课程，并指导本科生进行田野调查和撰写毕业论文。2000年主持申报“民族生态”博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至2006年出国停止招生，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为鼓励年轻学者早出、多出成果，同时为了学科建设，近三年来与何明教授共同主编《生态人类学丛书》，迄今为止已出版李永祥、郑寒、赵文娟、邹辉、崔明昆、乌尼尔、董学荣、孟和乌、徐晓光、崔海洋、陈祥军、尹仑等作者的作品多部，丛书尚未完成，还将继续做下去。

农耕文化教学设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空心化；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徐州市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411998023Z）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8月4日

一、引言

据调查，目前我国传统农区约超过1/4的农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空心化问题。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1%，进城务工农民达2.53亿人，1995年我国有农村人口8.6亿人，2010年已降至6.7亿人。农村空心化是指农村中的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作，造成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极不合理分布；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村庄建设规划的不合理，导致村庄外延的异常膨胀和村庄内部的急剧荒芜，形成了村庄空间形态上空心分布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并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形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不断“外流”，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很多村庄出现了“人走房空”现象，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整体空心化。

村庄“空心化”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12年底3月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认为，中国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应积极推进“空心化”综合整治，以破解土地供需矛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份由中国科学院地理学科与资源研究所撰写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造成了农村“人走房空”的现象，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渐转变为涉及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产生了大量“空心村”，已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分流农村人口，加速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都有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是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农业自身的承受能力来决定的，转移超出或不足，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形成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隐患。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转移户留守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劳动力土地经营面积的增大，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量和强度。

二、徐州市农村空心化概况

本文选取徐州邳州市赵敦镇郭口村、徐州丰县范楼镇王庄村的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当前的村庄外延的异常膨胀和村庄内部的急剧荒芜，农村空间形态上的空心分布状况。郭口村辖区面积为3.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3，573亩，共有10个自然村，879户，常住人口为3，081人，党员51人。王庄村辖区面积为4.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1，500亩，共有3个村民小组，261户，常住人口为800人，党员10人。

调查结果显示，徐州农村目前转移户人均劳动力要耕种的土地是无转移家庭的2倍多。这使留守劳动力每年疲于田间劳作，加上照顾家里老小，他们的劳动负重和家庭负担的加深，根本无暇也无心顾及知识提高、观念更新和技能的训练。因而，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劳动力和技术质量不高，更多的是注重化学肥料投入来提高产量，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的生产技术，最终的农业产量效益不是多明显，反而是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带来了环境污染，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空心化。据调查，当一个农业从业人员由农业转入非农业工作后，其家庭收入大约能提高13%，可以看出，非农收入大于务农收入，因而，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此外，单一的农业生产与人们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矛盾的加深，也加重了人口空心化。王庄村共有1，334人，在外人数466人，郭口村共有3，386人，在外人数为305人。其中，82%的在外人员去上海、广东等南方发达城市打工，6%的去了西北、东北等地区打工，12%的是在外求学。由于城市在就业、教育、生活等方面具有优越条件，多元化的就业发展机会，使得外出学习的人很少愿意再次回到农村，这也是加速人口空心化进程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外出人口中，90%以上都是青壮年人口，从而使得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弱质化、老龄化和妇女化态势。

（二）耕地空心化。王庄村耕地面积总计1，089亩，人均耕地面积0.82亩，郭口村耕地面积总计3，573亩，人均耕地面积1.05亩。其中，大部分土地属于一家一户分散耕种，部分家庭由于缺少劳动力，将土地承包给别人耕种。2013年秋，王庄村耕地的10%被他人承包，郭口村耕地的13%被他人承包，因而农田基本无闲置现象，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外出打工，从而劳动力尤其是男劳动力相对缺乏，使得农村耕地利用效率不是太高。另外，在这两个村的打谷场、村边林地、取土坑塘等村庄附属用地粗放，技术条件也相对较低，资金等物化劳动较少，广种薄收，利用效率就更低了。

（三）房屋空心化。调查统计得到，王庄村有261户人家，总计住房316套，每户平均有1.21套住房。其中，闲置房屋有13套，有26套房子为半空心化（平时人们外出务工了，房子没有人住，只有在农忙季节、中秋节和春节时外出务工人员才会回家住一段时间；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院子里春节时有6个人住，平时外出了，只有两个老人住）。郭口村有879户人家，总计住房1，011套，每户平均有1.15套房屋，其中闲置房屋35套，半空心化有92套。可见，徐州农村地区的房屋空心化及半空心化在一定程度由人口空心化产生，造成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土地，又加重了耕地的空心化。

（四）基础设施空心化。以王庄村为例，设一个村卫生室，建筑面积约为80平方米，分别设有诊室、药房、治疗室，配备2名具有职业注册乡村医生资格的医师，4名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村中不具备教学条件，无学校；道路建设并不完善，进入村庄的主干道是水泥路，村内住户之间、农田之间、村庄――农田，用乡间土路相互连接；无工厂，也无健身会所、体育馆，图书馆等，但村委会设有健身器材，而使用率低，设施空置；有线宽带部分覆盖。可见，农村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空心化问题比较普遍。而郭口村，设有一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村卫生室，分别设诊疗室、药房，配有1名具有职业注册乡村医生资格的医师，3名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村内设立1所小学，在校31名教师，2所幼儿园；205省道穿过本村，村内基本修建水泥路，但通往农田的道路只有泥土路；村内设有小型超市、浴室、饭店、理发店等个体经营，靠近城区，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两村相互比较，郭口村被205省道横穿，处于城镇结合部，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程度高，而王庄村不具备区位优势，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这说明基础设施空心化与村庄区位有密切关系。但是，总体上看，目前徐州农村基础设施空心化依然明显，现有的基础设施利用效率非常低，80%以上的病人都到镇以上的医疗机构看病；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小孩送镇上甚至于县城或徐州市的学校学习；村上一些简单的体育健身器材，平时几乎没有人使用。

整体上看，徐州市农村半空心化问题比较突出，同时调查发现，农村空心化带来了农村年轻人比例下降，村庄建设用地浪费严重，乡土文化被边缘化，以及现代生产要素的过度使用不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而且伴随着老龄化趋势，徐州农村空心化问题将不断加重。

三、徐州农村空心化形成原因

调查得知，徐州市农村空心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农业吸引就业的竞争力极低，农民参与整治土地的权益很少，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缺乏有效载体；而且年轻人外出读书也是造成空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经济方面

1、农业活动收入较低的驱动。在徐州农村，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多年来并未有实质性提高，或者是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结果是农村土地生产力较低，农业经营效益较差，而且收入不稳定、没有保障。据调查，主要粮食作物种植，一年亩收入只有600～1，000元，家庭按照6亩田算，每年农业收入也就是3，600～6，000元。随着农村人口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单纯依赖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农民纷纷走出乡村去城市务工。

2、城市发展机会较多的拉动。城市在就业、教育、生活质量等方面条件较为优越，城市多元化的就业机会成为外出务工人员的重要拉力。因此，常年在外务工，赚钱回家使用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外出求学，通过获得知识“改变命运”，也是年轻人走出农村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政治方面

1、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水平较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徐州城乡发展呈现较大的不平衡性。城市优越的生活驱动着大量务工人员涌向城市，外出务工目前已成为农村家庭提高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而且目前徐州地区城镇化水平还较低，城乡差距仍较大，这成为农村空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推力。

2、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房屋却归农民所有，产权具有不明晰性，因此在管理上存在着混乱的状况，这直接导致了宅基地的浪费和废弃。徐州农村宅基地是通过申请方式无偿取得，可以长期使用的，因此大多数农民都尽可能多地占用宅基地来置办大量房屋，而家庭人口却相对减少或者不变，进而导致这些房屋使用率较低，从而出现了农村宅基地和房屋的空心化，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土地空心化。

3、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进。当前，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养老保险的大力推进和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另外农民还有土地作为最后“保障”，使得农民感觉农村户口的优越性越来越高，甚至高于城镇户口，因此一些常年外出的农民，基本上不回农村居住，但是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农村户口，这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重要阻力，也是农村人口空心化的重要成因。

（三）社会方面

1、脱离农村观念的影响。城乡差异使得农村人口迫切走出农村以改善自己的生活，青壮年劳动力转化成了城市流动人口。同时，外出求学的年轻人在城市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后，也几乎不会再回到农村，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房屋闲置和土地废弃或土地利用率极低。

2、房屋为本观念的束缚。农村居民重视房屋的观念极为强烈，认为房子是立家之根本，无房就是无家，因此盖新房行为不断发生，导致了老房的废弃，甚至于新房也不一定有人住；另一方面，深受“房本”观念的影响，一些走出农村的人也不愿放弃自己在农村的房屋，直接造成了房屋的空心化。

四、解决徐州农村空心化对策建议

农村的重要性对于我国不言而喻，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足以证明这一问题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通过在农业生产、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的政策革新，最终实现填充农村空心化的治理目标。解决农村空心化应以解决人口空心化为核心，以解决农村科技空心化、农村工作社会服务空心化和资源空心化为突破口，逐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农村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时一定要以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原则，重点建设道路、桥梁等交通系统、生活供水供电系统、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系统、生活娱乐系统（如乡村文化体育广场）、医疗卫生保障系统，不断提升农村社区服务功能。同时，应加大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按照地域分布和人口积聚状况，扩充敬老院、卫生所、图书室、村民学校等农村社区服务机构。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向农村扩展，逐步向农民开展以社区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治安、医疗卫生、人口计生、文教体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

（二）因地制宜、加大政府职能，进行村庄建设改造。目前，在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农民居住环境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性的特征，所以在村庄建设中应根据农村的具体特征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注重村庄的区位和发展差异采用不同的建设模式，而且要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需求和条件，确定村庄建设的具体目标和内容。以农村宅基地为例，要因地制宜，根据村情不同，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把宅基地整理与小城镇建设，中心村的扩展与自然村合并结合起来，使村庄建设既不浪费土地，又能满足广大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三）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整合优质资源，创造产业条件。农村空心化之所以产生，农民之所以进城务工，是因为城市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舒适的就业环境、满意的工资报酬，从而造成农村的空心化，因此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根本是使农民在农村就地发家致富。首要一个难题是资金不足，必须整合现有资源，多渠道筹集资金，除了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外，可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如实施城市政府相关机构扶持对口村镇，动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以捐赠或投资等方式，吸引投资、共同筹集资金。其次，积极调整农业、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的结构和农产品结构以及市场供需结构等。再次，扶持农民建立一系列民办企业，转变农业传统的生产方式，打造一些村品牌和品牌村，努力使其成为该村的支柱性产业，真正使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最后，以高新技术成果的应用为基础，构建新型的农业结构系统，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四）建立面向城乡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首先，必须打破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改变“城市教育”优先的制度性安排，实施农村教育劣势补偿政策，倡导城乡教育平等、均衡和协调发展。促进城乡教育平等，就是要落实政府全力举办农村教育的责任，努力缩小城乡教育条件、水平上的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入学机会平等、教育财政平等、教育条件平等和成功机会平等；其次，要专向培养人才。大力开展农民技能培训，包括农民科技带头人、农产品营销人才、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发展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等，同时，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最后，鼓励大学生毕业到农村就业，农村采用一些鼓励和引进大学生的措施，让有文化、懂技术的大学生到农村做骨干力量，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富裕的步伐，减弱农村空心化。

主要参考文献：

[1]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人口研究，2008.2.

[2]刘彦随，龙华楼.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M].科学出版社，2011.

[3]陈家喜，刘王裔.我国农村空心化的生成途径及治理途径[J].中州学刊，2012.5.

[4]张丽凤，占鹏飞.基于农村“空心化”的社区建设对策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3.4.

农耕文化教学设计范文第5篇

一、农民转移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影响

从总体看，随着农民流出乡村，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效率不断降低、利用强度不断减弱。但这种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

首先，城郊附近村庄的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会得到提高。由于农民纷纷到大城市打工，而他们的工资又难以满足其在城市核心区购房或租房的需要，打工农民只能到城郊租房，因而城郊村庄吸纳了大量流动人口，使城郊居民点的建筑容积率不断增大、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的人口不断增加。

其次，偏远落后村庄的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下降迅速。在偏远落后的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带，耕种条件较差、务农的比较收入过低，非农产业又不发达，农民难以就近实现非农就业，许多农民，尤其是年轻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村庄存在严重的“人口空心化”现象，使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降低。更有甚者，由于无法在城市扎根，外出农民只能把家安在村里，于是他们把打工积攒下来的钱用于在村里建房扩屋，导致宅基地面积扩张、利用效率下降。

最后，较发达地区村庄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变化不大。在较发达地区，农地耕作条件一般较好，且乡镇企业发达，农民就近从事二三产业的机会很多，外流人口相对少一些。同时，这些乡村还能吸纳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民到这里生活，因而村庄内的人口数量变化不大，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比较稳定。

二、农民转移对耕地利用的影响

（一）农民转移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总体来看，随着农民转移步伐的加快，耕地利用效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一些地方出现了农地短期或季节性撂荒现象，一些边缘土地甚至退出耕种。由于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男性劳动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农劳力变成了“3899”部队，随着这些人员年龄的逐渐增大，其体力将逐渐下降，对农地的劳动投入会逐渐减少，从而使耕地利用强度降低。此外，由于外出打工的收入比在家务农的收入高很多，使得种地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种地在农民生计中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由主要提供收入的功能转变为主要提供生计保障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种地追求的是省事、够自家用，因而在种地中投入的精力减少了。比如过去农民之间经常互相比较谁家的地种得好，地里干净没有杂草、庄稼长得好产量高，现在农民对此已不屑一顾，这自然会引起耕地利用效率的降低。此外，由于大量农民转移出农业和村庄，农民的家庭养殖业日益萎缩，零散的养猪户、养羊户、养鸡户大量减少，农家肥数量减少，农民种地越来越依靠化肥，从而导致耕地地力减退、耕地持续生产能力受到影响。

（二）农民转移对耕地配置的影响

现在在家务农农民的年龄大多已超过45岁，再过20年，这些人就将陆续退出农业舞台。而年轻劳动力大多没有务农经验，甚至少数新生代农民根本就没有在农村呆过，他们难以承继起务农的责任。农村虽然存在少数愿意种地的年轻农民，但却因耕地不足而难以扩大再生产。随着农民转移步伐的加快，通过农地流转对耕地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就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的三权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也为其实现提供了可能。

近十年来，农村土地流转现象逐渐增加，但这种变化带有很强的区域色彩。通过对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租出、包出耕地的农户所占比重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租入、包入和转入耕地的农户所占比重则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发达，农民的就业趋向、收入来源都非农化了，农民流出耕地的动力更强。而西部地区非农产业不发达，农业仍然是农民就业和获得收入的主渠道，所以流入耕地的农户较多。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流转规模超过中西部。

（三）农民转移对耕地利用方向和利用结构的影响

农民转移给耕地利用方向和利用结构带来了一定影响。一是造成耕地的非法转用。一些农民转移后，将耕地出租给非农产业经营者变相用于非农产业开发，以牟取“农转非”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根据卫星遥感技术监测执法检查的实际数据估算，目前被监测城市每年新增建设用地的95%以上属于集体农用地，而在新增建设用地中，违法占用集体农用地的宗数、面积，几乎都在50%以上。二是改变了耕地种植结构。农业，尤其是粮食产业，不是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应的产业，所以，当转移出去的农民将耕地租赁给工商企业或地方精英后，承租者出于利益的考虑往往会经营高效益的作物，而不再种植粮食。据农业部经管司统计，成规模转入企业、农场主的土地中用于种粮食的比重仅为6.4%。此外，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留守乡村的“3899”部队已经难以承担起费时费力的农作物种植，比如东北农村主要种植玉米、华北平原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等，乡村的种植结构越来越简单化，上世纪70、80年代常见的多种作物小块拼图状种植的局面越来越少见，间作套作的耕地面积也越来越少。

三、农民转移对基础设施用地利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