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耕地;使用现状;合理利用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3-0048-02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丰富的生产原料,是工业等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和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我国耕地面积只占世界耕地面积的9.5%左右,却承担着养活世界22%以上人口的重任,这对我国农业事业发展是个严峻的挑战。笔者通过多方面的资料调查,结合实际分析了目前中国农业耕地利用现状及其问题,探索性提出了合理利用农村耕地的对策。

一、目前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现状

由于现代化建设逐步推进,一方面,促进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大量的耕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使耕地数量逐年递减。目前,我国的耕地存在着种植结构不合理、转为非农用地以及闲置耕地大量出现问题。

(一)农村耕地种植结构不合理

根据传统经验和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各地大都注意到因地制宜的改变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恢复和发展间作套种技术。在保证粮食稳增长的前提下,扩大经济作物的比重,显著增加了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农村耕地种植结构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情况:(1)种植类型不能因地制宜。单方面追求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盲目命令农民减少或停止种植粮食作物,形成一种恶性循环。(2)种植结构比例失调。我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从而导致农民只能根据自己片面的眼界,根据以往传统旧的种植经验来决定种植类型和种植比例,从而导致结构比例失调。

(二)部分耕地占用,转为非农业用地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国家建设的需求,采取合法的途径和手段征用部分农业用地是有必要的,不仅为农民提供了娱乐休息场所,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合理利用农村土地,建设工厂或企业,既利于农村交通的改进,又带动了农产品销售量,同时也解决了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促进农民增收的情况下,更加有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总而言之,合理合法地占用农村耕地,并合理科学地利用转为非农业用地是利大于弊。

反之,部分地区和一部分地方政府及开发商,不正当的占用农村耕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导致了盲目投资,低水平冲建设和圈占土地,滥占耕地,不合理不科学地利用农村耕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是弊大于利。

(三)闲置耕地大量出现

所谓闲置耕地出现,在如今中国农村实际上是一种抛荒现象。土地是农民的命根,那又为何有如此多的农民放弃耕地呢?

1.农业效益低和劳动力转移造成抛荒

农产品经常受结构性、暂时性和低水平过剩的影响,市场风险大,价格相对偏低,特别是水稻等粮食价格近几年持续下跌,并且农业生产成本逐年增加,导致种田效益进一步降低。农业效益低,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耕地抛荒最根本的原因。

2.土地流转困难和土地征而不用造成抛荒

造成土地流转难的原因,既有土地权证不清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土地流转机制不够健全、缺乏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等因素。当前,农村中“有田无人种和有人无田种”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农业税免除后,有些农户自己不想种也不愿别人种,从而造成部分土地抛荒。

二、不合理利用农村耕地出现的问题

耕地对于人类意味着生命的延续,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常把土地比喻为人类的母亲,母亲总是无私的奉献着,而人类却从不考虑大地母亲的承受力,无止境地掠夺、利用和开发。在这一系列的开发过程中,耕地的不合理利用,种植结构的不合理,土地的大量抛荒,引发了众多的农业问题出现,影响农民增收,阻碍农业发展。

(一)种植结构不合理,耕地质量逐年下降

在种植结构上由于种植比例不合理,要么片面种植经济作物,要么片面种植粮食作物,不因地制宜,错误搭配,种植过程中不合理地使用化肥,直接导致耕地质量下降,耕地质量下降,对于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影响,农民对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显得更加无力对抗。

(二)耕地挪作他用,影响农业发展

随着我国农村现代化,非农业用地的需求量不断扩大,非农业用地数量递增的趋势是必然的。然而,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和耕地征用后利用率由于某些领导人判断失误、农业法律的不健全以及农民耕地意识的减弱,造成不同程度的问题凸显,以至影响到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景。

1.土地资源流失,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私产化”

在许多地方,从农村征来的土地的使用权似乎已通过种种方式被“私产化”(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就变成了“私有资产”,占全部出让、转让土地的90%以上)。有些地方喊出,“只要你来,土地不要钱”的口号,甚至制定土地出让给投资者价格低于征用补偿的投资政策,政府向农民征用土地时,其自身要倒贴钱,行成恶性竞争。在某些地方,政府争相降低地价,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要对外商投资实行零地价,负地价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土地资产流失问题。

2.失地农民增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土地征用后,失地农民增多,农民成为了流动人口游走于城市边缘,会对社会治安进行破坏。根据司法部近年来对民事和刑事犯罪案件研究成果表明:流动人口犯罪比例高,主要是由于农村大量失业人口过剩,生活没有基本保障造成的。由于失地农民离城市近,群体性强,失地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很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农民正日益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三、合理利用农村耕地的对策

虽然土地对于一切物质财富的生产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耕地的减少对于农民意味着减少一份生活保障,对于社会则增加一份不稳定因素,且耕地是一种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耕地保护是保障群众生活的突出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耕地的合理利用更是耕地保护的核心所在。

(一)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众所周知,农业理论研究者认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最终还是要靠科学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要从根本上解决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农业问题,科技兴农尤为重要。在耕地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单位面积出产率才是农业发展的趋势,是立农之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加强农业科技投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农村科技队伍

要继续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和为人民、为事业的奉献精神,稳定和巩固现有农业科技队伍,动员更多的科技人员走向农业生产第一线。要保证农村科技人员有更多的时间搞本职工作,一般不要抽调他们搞与专业无关的行政工作。

2.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组织

积极支持以农民为主体,农民技术员、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各种专业科技协会和技术研究会,逐步形成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群众性的农村科普组织及农民专业技术服务组织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以疏通科技流向千家万户和各生产环节的渠道。

3.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不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提倡科技兴农,必须广辟资金来源,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在不断增加农业投入的同时要采取对农业科技倾斜的政策。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项目,要安排专项贷款或低息贷款。省、市、县政府要把按规定建立的农业发展基金重点用于农业科技投入。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办好农业新技术和优良品种基地,特别要办好南繁育种基地,以满足省内外对杂优水稻、玉米种子的需要。

(二)健全法律制度,加强土地执法力度

目前,我国土地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可操作性不强,如我国现行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件中对基本农田的利用,保护和调整措施、手段没有做具体规定,对政府,土地权益人的责任、义务和行为规范没有具体说明,致使土地违法现象、隐形土地市场比较普遍,当务之急应加快立法进程。

1.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

各级政府都要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强化规划对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把对耕地占用规模限制在规划数量,范围之内,严禁随意占用耕地行为的发生,因社会发展需要,占用规划外耕地的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国家重点建设也应尽量节省用地,减少对耕地的作用,同时减少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审批。实施批中批后的全程管理,真正把好“节约用地,合理用地”关。

2.完善征用补偿机制,保障农民既得利益

农民失去土地,并不仅仅失去那一点土地的表面价值,而且意味着失去所看不见的土地蕴藏的价值。失去土地后,失地农民的生存权、经济权、就业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在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同时,适当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及安置办法,保证失地农民依法获得合理补偿,为了真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也为了抑制不合理征用土地现象,必须进一步细化补偿项目,扩大补偿范围,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地价评估体系。

3.加大执法力度,加强耕地监管

加大对国土管理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管理干部的素质,以便及时发现研究和处理耕地利用与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耕地违法现象进行严格执法,促使国土管理干部成为合格的“国土卫士”,国家加强对耕地资源的统一管理,依法管理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要确实予以保障,防止出现建设用地审批不严,乱占滥用,破环耕地和不批就用、多批少用、少批多占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三)国家实行政策倾斜,调动农民耕地积极性

对于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如此重要的经济济出,要想实现高速发展,国家的扶持和投入是核心所在。农民放弃耕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耕种收入低,农产品价格低,所以国家要通过宏观调控,合理调整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甚至在进入WTO后,有必要加大农民的粮食补贴,这是农民减税政策实行后又一应该重新考虑的政策,其次对于农产品加工企业在政策上要有优先和优惠,因为农产加工业是农产品销售的一大渠道,是农民增收的一大途径,最后重点强调继续和完善已有的保护政策,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大力发展科技农业,不断提高科技成果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斌,张兆刚,霍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05-124.

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简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等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

2.对“课标”要求的基本分析:

识记层次要求,识记对象为“特征”。所选两个遗址分别反映了长江(东南)和黄河流域(西北)原始农耕文化的状况——集中和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原始农耕(以农为主的原始社会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基本情况。——农业(粮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江、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

一个“等”字同样是留有余地,教材在原始农耕时代遗址图上还出现了红山文化(东北)和大汶口遗址(东),可说明两重点遗址是典型代表。大汶口还以楷体小字方式进行介绍,可与典型的原始社会形态作比较。

3.教材内容分析:

河姆渡的原始农耕:反映长江流域原始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生产内容和生活方式均与长江流域(浙江地区)的气候、自然状况有关。

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与河姆渡应是一种并列关系(相差千年左右、基本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是黄河流域原始农耕的典型代表。但教材介绍的范围更为宽泛(“……居民的生活”)。

大汶口原始居民:小字不做硬性要求,可与典型的原始社会特点做比较。

“河姆渡的原始农耕”和“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是学习重点,中心是了解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

4.教学中要注意的问题及建议:

在导入新课时,建议先以提问北京人、山顶洞人每天劳动的内容是什么?这种劳动每天会有那几种结果?(生活来源不稳定,人们的居住点不易固定等)那么原始时代的人们又是怎样改变这种状况的呢?此时再运用导入框内容就较好了。其后还要引导学生分析这些传说可信吗?——原始居民在“采集”实践中的“发现”产生了种植生产的“创造”(细心观察、思考,大胆尝试实践是创新的一重要来源)。——神农氏是无数原始农耕发明者的集中代表。最后要点出:开始农耕生活,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

在学习“河姆渡的原始农耕”和“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时(重点),建议先让学生分别归纳各自的农耕成就和特征(可通过列表形式——教参P20。河姆渡突出水稻的种植——可利用自由阅读卡材料。半坡突出粟、蔬菜的种植,箭头(弓箭)的出现、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以及纺轮),然后再让学生寻找和提炼他们的共同特征(教参P18)。在分析的过程中,注意引用《白虎通》的引文,突出“因天之时,分天之利”——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要顺应自然,要注意科学合理、协调兼顾。(两地住房形式的差异对比。河姆渡的水井有环保的特色)。

三个世界之最(两个为大字)注意不要与河姆渡和半坡直接联系。在具体讲述中要注意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生死场》体现的集约型农业生计模式特征

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祖父一代从阿城县福昌号屯（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迁到松花江北呼兰河畔（现哈尔滨市呼兰区城南二道街），距离哈尔滨市28公里，是北方典型的农耕乡村。1931年初，因生活困难，萧红离开北平返回呼兰，春节后她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这段在福昌号屯的生活成为萧红乡土创作的题材背景，原名为《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就是以浓厚的地域性、乡土性特征来呈现北方农耕生计模式的典型特征，所以茅盾评价其为“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1]。

工具性的农耕动物驯养。农耕者使用动物作为运输、耕作的生产工具，成为农耕生计模式的决定性生产力。麻面婆哭着说：“我的……羊，我一天一天喂喂……大的，我抚摸着长起来的！”“她仍说着那一年麦子好，她多买了条牛，牛又生了小牛，小牛后来又怎样？”“老马自己在磙压麦穗，勒带在嘴下拖着，它不偷食麦粒，它不走脱了轨，转过了一个圈，再转过一个。”“又听到驴子叫，不一会驴子闪过去，背上驮着一个重病的老人。”文化反映了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创造性成果，因而动物驯养就成为农耕生计模式适应与改造自然的工具性特点与生存性依赖。

自给自足的生计农作物。地居为本、安土重迁的农耕生计以自给自足的农桑作物为衣食物质基础。“最后，二里半和地邻动打，你踏碎了俺的白菜！”“到冬天我和邻人比着麦粒，我的麦粒是那样大呀！”“什么瓷缸没有盖啦，驱赶着鸡雏啦！种麦田的人家嚷着麦子还没有打完啦！”“除了另一块柿地和金枝家的柿地接连着，左近全是菜田了！八月里人们忙着扒‘土豆’；也有的砍着白菜，装好车子进城去卖。”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形式，不仅包括意识形态的组织与结构观念，还包括文化形态上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因而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决定着地居为本、安土重迁的土地意识、根的意识和家园观念。

血地二缘形成的宗法社会组织。迫使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拼搏中以群体的方式存在是集约化农业生计模式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原则，凌纯声先生还认为中国传统乡村聚居群体是在祭祀神灵的宗教观念中，衍生出以土神与谷神为主神的农业生计模式之“社稷”基础，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村前火车经过河桥，看不见火车，听见隆隆的声响。”“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她家也最穷，和李二婶子隔壁住着。”“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对敌人一般……妈妈们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传统中国乡村的组织资源，是基于宗族网络与聚居地缘而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并且在其内部由于农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的不稳定性，以及农户经济和土地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必然在其聚居群体中产生出地主、贫农和佃农的阶级分化。“就是一张马皮的价值，地主也要从王婆的手里夺去。”“王婆得了三张票子，还可以充纳一亩地租。……家中地主的使人早等在门前，地主们就连一块铜板也从不舍弃在贫农们的身上，那个使人取了钱走去。”“不过今年地租得加。左近地邻不都是加了价吗？地东地户年头多了，不过得……少加一点。”“但活着的农民，常常被地主们驱逐，使他们提着包袱，提着孩子，从破房子再走进更破的房子去。”

集约型农业文明的文化特质

因为农耕采取集约化耕作方式且连绵不断地使用土地，从而大量的劳力经常运用在驯养动物、灌溉和耕作上，而劳力的众多与土地的连续使用必然使农耕趋于定居以至永久村落的产生。同时，食物生产的任务有助于形成各类社会组织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分工、合作及交换关系，这又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明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可能，使得农耕世界较快地产生了文明，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利，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正是基于以上农耕生计的基本特征，经典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把基于封闭性与保守性聚族而居的村社群体所形成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作为农耕文明的核心特征。

必须明确的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只是农耕文明经济机制方面的文化特质，而非族群生命存在形式与价值意义上的文化特质。就农耕生计模式下的人类生命生存来说，一方面，生产技术的落后与商品交换机制的缺乏使得村社单元必须依靠大量的劳力来维持与扩大生产；另一方面，资源的有限性与村社的凝固性又难以适应人口增长的需求供给，于是人口繁殖与资源有限之间的紧张与对立矛盾形成了农耕生计模式下的、严重的“拜物教生命形式”，即生计物与工具物的价值凌驾于人的存在价值之上，这是农耕生计模式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特质。萧红小说《生死场》以大量鲜血淋漓的生死观念，来揭示农耕生计模式下“拜物教生命形式”的文化原理与文化特质：“一个孩子三岁了，我把她摔死了，要小孩我会成了个废物。”“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超过人的价值。”“人死了听不见哭声，静悄地抬着草捆或是棺材向着乱坟岗子走去，接接连连的，不断……”“河水静静的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生死场》所隐喻的启蒙主题

乡土大家沈从文先生擅长于从淳朴的民情、神圣的人性和奇丽的风景中，去描绘湘西田园世界中优美、健康、自然而神圣的生命形式，充满了诗意画境，吟唱的是农耕文明下温情脉脉的人性赞歌，以对抗现代都市文明病态、畸形的生命异化。而萧红则以强烈热情与哲理睿智去呈现黑土地上农耕生计模式下生命存在的荒凉与虚无，以及这种文化形态下生命形式的无处不在与无可逃遁。他们两人就像一面镜子，共同折射出农耕文明的正反两面：一个执著于田园风光的人性回归，一个执著于族群文化模式下生命存在的草率与冷酷。诚然，萧红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她反思与批判的锋芒直指以愚昧与野蛮形式去呈现生命漠视的启蒙主题，即具体生命存在所依赖的文化形态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决定与支配农民全部生活现实的正是乡土社会的文化形态本身而非农民本身，也就是说，不是农民愚昧、麻木造成农村的落后，而是乡土文化生态造成了农民的愚昧、麻木。晏阳初先生对中国农民的基本判断为愚、弱、贫、私，美国传教士明恩傅的《中国乡村生活》将中国文化的载体归结为“不可救药”的乡民，他们都只看到中国农耕文化模式中的载体表象，而不能揭示农耕生计的文化机制本身，所以费孝通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2]

与欧洲中世纪神启背景下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倡导的“人是世界的主宰”启蒙主题所不同的是，萧红以黑土地上具体农耕生计模式下的族群文化形态作为反思与批判对象，直指中国五千年农耕传统的文化本身，即立足于土地本身的启蒙而非土地的载体――人的启蒙！她的《生死场》，包括后来的《呼兰河传》，都不是针对个别的、孤立的地理意义上的族群个体，而是五千年农业文明的旧中国的一个缩影，是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隐喻，以至于作者最后不得不发出“我恨中国人，除外我什么也不恨”的象征性整体控诉。可见，萧红立足于“土地”文化批判的启蒙主题，丰富与深化了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启蒙内涵。

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的启蒙主题中，鲁迅借助于“人的批判”即阿Q类的愚昧麻木来揭示“引起疗救的良药”，萧红则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从具体族群文化形态下“拜物教生命形式”来反思与批判文化本身，从而使启蒙主题从对人的审视走向对土地的审视，不能不说萧红的视角是独特的、深刻的。

[本文为湖南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乡土文学研究》（批准号：2010YBB215）和湖南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科际融合建构的族群文化形态研究》（批准号：1011215B）]

注释：

①本文的材料引文均引自：萧红.萧红小说经典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17.

参考文献：

[1]茅盾.呼兰河传(序)[M]//.萧红.呼兰河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9.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7.

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耕地；利用现状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09013903

1 引言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耕地资源作为其组成部分，又因其递减性、稀缺性，位置的不可移动性和不可替代性等特征，使得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尤为重要。

分析耕地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国内外学者在耕地利用集约度，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现状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但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宏观尺度对大区域或者发达地区进行的研究，而在我国，农民是耕地资源利用的主体，农户的行为和决策都对耕地资源的利用产生直接而且深刻的影响。

基于农户调查分析农村耕地利用现状，对比收入弹性，进一步探讨农户由粮食和利润需求型向利润需求型转化的动因。从而为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小区域范围内耕地质量保护和管理。

2 调查区概况与数据方法

2.1 调查区概况

本文研究的村落――平栋村，位于我国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洞口镇。地处东经110°53′～111°13′，北纬26°55′～27°05′，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6.6 ℃，年平均降水量1491 mm，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本文选择的平栋村有605户人口，共计2307人，其中常住人口2072人。平栋村位于城乡结合部，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面积不断扩展，该村大量耕地资源被征收占用，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耕地利用压力增大，人多地少的矛盾较突出。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结合部农户耕地利用现状及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

2.2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在该村620户农户中随机抽取200户进行调查分析，去除无效问卷后，最后获得有效问卷176份。

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确定耕地资源利用现状分析指标（表1）和指标评价标准（表2）[10]。

3 农村耕地资源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

3.1 农村耕地资源利用现状

3.1.1 耕地资源数量分析

平栋村共有耕地面积1147亩，占村域总面积的23%，其中水田906亩，旱地241亩。耕地总面积相对平原地区较少。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要求，城镇建设用地不断扩展，大量耕地资源被征收。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现人均耕地面积为0.50亩，为湖南省平均水平的57%[11]。

近10年来平栋村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其中水田比旱土面积下降地更快，水田由2005年的1253亩下降到2014年的906亩，减少347亩；旱土面积减少81亩。所调查的平栋村176户农户，大多数农户所拥有的耕地面积不超过3亩，比例高达80.1%，而耕地面积达四亩以上的农户基本没有。

另一方面平栋村基本没有规模化种植基地，以散户的自给自足种植为主，因此农作物种植类型以水稻为主，在水稻收割之后种植油菜、玉米，而旱地则种植一些蔬菜、花生，插种一些柑橘树。

3.1.2 耕地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

平栋村耕地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总分S为0.74，说明耕地开发利用程度一般，而耕地面积较少，因此今后一方面应加强对现有耕地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整合零碎耕地资源，使耕地得到充分利用，提高耕地资源利用开发程度，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1.3 耕地资源集约度分析

平栋村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总分值S为0.95，集约度较高。但平栋村位于丘陵地区，多为梯田，不能全机械化播种与收割，规模化种植基地较少，基本为散户自给自足式种植，播种主要依靠人力，收割以动力打谷机或者收割机为主。因此今后应根据实际情况，加大技术投入，提高耕地的机械化集约程度。

3.1.4 耕地资源利用综合效益分析

调查区的综合效益分值S为0.95，说明平栋村现有耕地质量较好，产量较高，产值较大。但结合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集约度，区域内需要调整单一作物生产结构，增加农作物种类，而不是依靠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增加耕地产量。

3.2 农村耕地资源利用影响因素分析

3.2.1 家庭人口构成

平栋村农户人口数主要集中在4～5人，占调查总户数的55.7%，其次是4人以下的家庭，占34%。家庭人口年龄主要分布在16～60岁，占68.6%，可见劳动力较充足，但调查发现耕地使用方式与家庭人口数及年龄分布没有直接关系。农户中劳动力相对充足的家庭选择自己耕种耕地的比重略小于劳动力欠缺的家庭。

3.2.2 农户家庭收支状况

通过数据的对比发现，平栋村农户的年收入集中在1万元左右和3～5万元，而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打工和副业。种地收入较低，导致很多农户，尤其是劳动力充足的家庭，多半会选择将耕地闲置或者租给别人，自己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农户收入主要用于盖房，供孩子上学，扩大生产3个项目，而用于扩大耕地生产，提高耕地利用集约度和利用综合效益的支出较少。

3.2.3 农户近年来耕地利用变化

近年来平栋村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主要是由于建房占用耕地以及随着城镇化建设将耕地变为建设用地，在176户农户中，耕地荒芜现象较少（图2）。

4 结语

从调查问卷中可以发现，农户将耕地租给他人或者闲置荒芜的主要原因是种地的收入太少，通过收入弹性系数对比，远低于打工和副业收入，而盖房、看病、送小孩上学这些主要支出项目，仅依靠耕种所拥有的耕地是不够的，所以就加快了劳动力外出打工，而造成耕地荒芜的现象。平栋村可以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对耕地利用情况较好的农户，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引导农民自觉利用耕地，提高农户耕地种植的积极性，提高耕地利用效益，实现耕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化。

目前平栋村农户基本都是以小规模散户耕种，没有集约化种植基地，农作物种植的技术投入较低，耕作方式较为落后，因此应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的支持，尤其是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对农户耕种技术和技能进行培训，提高农作物种植技术与效率，让农户从耕地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产业的工作，在充分合理利用耕地的同时增加农户的收入，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1]王茂山，n桐魁.土地利用规划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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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聚落；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空间更新

Abstract：The social structure of vernacular settlement is based on production and life mode， reflects features of social type， and composes the settlement’s physical spac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will lead to the restructure of settlement space. The restructure includes internal space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Key words：vernacular settlement；social structure；transform；re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3-65（3）

社会结构与空间建造有着直接的对应关联，即人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产生何种人群社会的合作方式，且生产方式作为基础深刻地影响着生活方式中的重要部分——聚居类型，进而深刻地影响着聚落所呈现出来的空间形态。我国的传统聚落成就于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耕作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普遍地影响着传统聚落的建造方式和形态。

1 传统聚落中社会结构成因特征

我国的传统聚落在基础分类上可分为两大类：即乡村聚落和城镇聚落。乡村聚落以人群的定居和集聚方式划分，可分为血缘型、族缘型和地缘型等几类；城镇聚落以功能作用来划分，可分为商品转运型、流通服务型、管理及军事型等几类。尽管传统乡村聚落与传统城镇聚落存在着类型上的差异，且各自又有着不同的类型划分，但从总体社会类型上考量，由于均成就于农耕社会的大背景，传统的乡村和城镇聚落深受农耕社会结构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大类同小差异的聚落中人群社会结构形态。

1.1 乡村聚落的社会结构成因特征

我国传统乡村聚落中的人群社会从本聚落层面上看多为差序结构，这种差序结构在血缘型和族缘型聚落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即乡村聚落中的身份等级差异和辈份等级差异。但在农耕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且耕作效率相似的生产方式，导致了人群的集聚以内向封闭且单一化的家庭形态为基础，这种匀质化人群集聚在以地缘型聚落中体现得最为直接。正是由于农耕社会人们在生产方式上的同类和相似，在区域层面上看人群的分布呈现出匀质化的状态，在血缘型和族缘型传统乡村聚落中人群的差序结构也是建立在总体匀质基础上的微差特征。

1.2 城镇聚落的社会结构成因特征

我国传统城镇聚落除军事型之外，其它几种类型城镇中人群集聚的成因多与商业农产品的转运和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手工业紧密关联，相较乡村聚落而言城镇中人群的社会生产合作关系要多样一些。农耕社会中农业生产的效率较低，作为商品流通的农产品在总体上数量不大，对作为手工业产品的农业器具需求量也不大，导致城镇人口相较农业从业人口在数量规模上要小很多，占10%左右。从区域层面上看，由于城镇人们赖以生活的资源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受制于交通运输和地理环境等条件，城镇作为农业的市场中心腹地较小，因此从事商品流通和手工业的人口较少，呈现出在人群空间分布和从业人口规模上的匀质化状态。从城镇聚落集聚层面上看，人群之间社会合作的关系并非非常紧密且规模不大，城镇人群社会结构上更多地是呈现出从业类型上的差异。

2 传统聚落社会结构在当代的变迁

中国尽管由于地域辽阔且资源基础的不同，导致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但当代社会形态发生的改变均已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得人群的社会结构更是较之于以往的农耕社会结构发生着根本的改变。无论各地的社会经济水平是处在工业社会的哪个阶段，开放协作的生产生活方式都逐渐替代了农耕社会内向封闭的生产生活方式，并进而改变了人群的社会结构形态，即由农耕社会匀质基础上的单一化序列差异结构让渡予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序列协作结构。

2.1 乡村聚落中社会结构的变化

随着农业机械的采用、种业的发展、化肥的使用以及大棚等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使用，除了少数受地理环境制约的地区外，当代的农业生产效率普遍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推向其他非农产业。当代的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之前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被彻底打破，人群之间在农业生产上的协作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乡村中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外地或本地的城镇从事二产、三产，传统乡村聚落中人们生产方式和从业结构的改变，不仅改变了原先封闭单一的生活方式，更为深刻地改变了原先身份或辈份等级的差序结构，建立起开放平等和协作的人群社会结构。

2.2 城镇聚落中社会结构的变化

自1978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到2012年已达52%，全国城镇人口在三十多年间以平均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率增长，人口规模的高速增长不仅改变了城镇的规模和面貌，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原有传统城镇中人群的社会结构。我国当代绝大多数的城镇是在原有传统城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传统的城镇聚落多数成为当代城镇中的一个区域，或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或是历史街区，并且在当代城镇功能、产业等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较之前有极大质变的环境中，原先传统城镇聚落中的农产品转运和手工业等经济功能已经消失，从而导致原先集聚人群社会结构的彻底改变。原有传统聚落中人群之间以从业类型为主线的小规模合作关系被更大规模跨从业类型的合作关系所取代，人群原先在经济地位和从业等级上的差异也为平等协作的社会关系所取代，社会结构趋向于平等与匀质。

3 传统聚落的空间更新

聚落空间作为人们生产生活和集聚等社会活动的载体，在其空间格局形态和空间肌理上体现出聚落人群之间的社会结构关系，即社会结构关系在物质空间上的投影。农耕社会中人群的社会结构关系投射在集聚的空间建造上，形成了传统聚落外部的区域空间分布特征和内部的功能空间建造特征，随着当代社会形态的改变和人群社会结构的改变，传统聚落内外部的空间也必然发生改变。对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聚落类型和不同的产业功能等，立足当代社会发展目标基础，传统聚落空间更新呈现出不同的方式。

3.1 乡村聚落的空间更新

基于农耕社会低效率的生产方式、有限的耕作面积和劳作半径，传统的乡村聚落在区域地表上的分布密集且较为匀质，特别是在平原地区显现得尤为典型。这种源于农耕社会的传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状况，使得耕地资源破碎并阻碍了现代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规模化，导致农业生产的效率无法提升。我国总体的农业人口耕地规模不到3亩/人，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业生产，则耕地资源远远达不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传统乡村聚落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单就传统的农业大省安徽省而言，其村庄中外出务工人口平均达40%，村庄中日常聚居人口多为老弱，乡村聚落的空心化和空巢化现象严重，更加剧了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以最为量大面广的农业生产型村庄来看，从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角度开展区域村庄空间布局的调整，推动耕地资源的规模化集中是顺应当代社会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即传统乡村聚落外部空间更新的主要措施是对其进行迁并整合，以利于高效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农业生产的开展。

农耕社会传统乡村聚落的营建源于从事农业生产人群集聚定居的需求，其建造的目标主要是满足自给自足的家庭居住生活空间所需，涉及部分生产性空间营造和日常生活服务设施的空间营造。随着乡村中社会结构形态的改变、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致使传统乡村聚落中家族结构和社区结构瓦解，在聚落空间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不再是祠堂，而是公共生产生活的服务设施。仍就最为量大面广的农业生产型村庄来看，村庄内的公共服务设施也较传统乡村聚落中只满足本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基本需求，向满足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多样化需求方向拓展建设，向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值提升方向拓展建设。即传统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更新的主要措施是拓展生活功能的公共空间营造、增加生产服务功能的空间营造。

3.2 城镇聚落的空间更新

传统城镇聚落在农耕社会中是一个可以自足的建成空间，即可以满足于从事商品汇集或服务业辐射的经济需求，也可以满足从业人群的集聚居住需求。而在当代社会，城镇产业经济发展的多样、人口规模的增长、空间建设的扩张和交通条件的改变等，使得原先由从业环境所集聚起来的城镇人群社会结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导致在当代城镇发展建设中传统城镇聚落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建成空间。传统城镇聚落空间更新的动力多来自于外部发展环境的推动，即当代城镇发展战略对传统聚落空间的建设定位与建设投入，诸如城镇的文化发展战略或旅游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建设需求。在当代城镇发展建设中，传统城镇聚落往往是作为城镇建设的发端标志而具备了特定的文化价值，传统聚落的空间格局往往是作为资源而具备了旅游的价值，其对城镇建设的价值所在则成为空间更新的方向。

就传统城镇聚落层面空间营造而言，由于农耕社会中手工业生活和生产用品的服务范围有限，使得商业和手工业作坊通常规模不大，多是在传统民居规模和型制基础上作调整，其建筑物内部多是职住混合功能的空间，而呈现出自足封闭的状态。传统城镇聚落作为农耕社会的区域服务中心，由于所提供商品种类不多导致人流和货流的规模有限，据此而建设起来的街巷空间也相对狭小，加之农耕社会内向封闭的意识，使得城镇聚落中公共交往空间缺乏。这样的空间与当代城镇的发展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相适应，因此根据城镇总体发展的定位对其进行更新改造以适应当代人群的使用需求则成为必然。如改造传统城镇聚落的内部空间以实现空间功能的置换，将原先集聚人群的职住混合转换成职住分离以适应当代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将传统城镇聚落的街巷空间由封闭调整成开敞以适应当代人群多样化交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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