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耕文化；社会保障权；农民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是国家以再分配为手段而达到社会公平和正义目标的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发挥着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的作用。社会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被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人人享有。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并未得到广泛实现。为了全面地探讨不同因素对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影响。本文从农耕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农民社会保障权进行再考察，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而进一步分析论证农耕文化对农民社会保障权产生了何种影响。

1农耕文化的内涵分析

长期以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耕文化的内涵加以阐述，表述不一。尽管目前对农耕文化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以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内涵丰富，具有极强的包容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会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内涵，成为一个丰富的文化体系，农耕文化作为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行为习惯、生活生产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这种长期城乡分立的体制下，对传统农民的影响可谓深远。直到今日，在一些农村地区，在一些农民身上就能看到这种文化留下的烙印。因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对传统的农耕文化也赋予了新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从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增强发展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发掘、继承、创新和发展优秀乡土文化，保护传承好乡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农耕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对农耕文化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养分充分肯定，对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积累下来的优秀成果进行了大力弘扬，并在还提出新的要求，“以农为本”“以人为本”，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粗取精，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更加迎合新时代农民的心理需要。总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耕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立体和全面。这也说明，只有让农耕文化传承顺应时展，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才是繁荣、丰富农耕文化的应有之义。

2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理分析和现实论证

2．1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理分析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社会保障权也经过了数次的更迭和演变，由一开始的应然权利到法定权利，最后成为一种现实权利。其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人类为之奋斗的产物。如今，社会保障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而人权又是一个历史范畴。道德层面上讲，人权属于应有权利；法律层面，人权属于法定权利，从现实层面，人权属于实有权利。社会保障权的核心内容就是，当社会成员出现自身无法解决的生活困难时，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对其社会成员实施物质支援和帮助，使其成员本身可以由尊严体面的在社会中生存下去。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因此，凡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分城市和乡村，都有权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权。可是在现实当中，城乡二元体制分立，城市和乡村本身的物质基础就相差很多，再加上农民自身权利意识淡薄，并未主动地去申请追求这一权利，导致长期下去，我国在城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市民的社会保障权的覆盖面积日益扩大，而在闭塞的农村地区，农村整体的经济发展落后，导致相关配套设施不能尽快完全配套，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体制并未建立，绝大多数的农民也并未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权。

2．2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现实论证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权利的贫困会直接导致乡村的贫困。截至2020年，我国要全面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实现全面小康。在举国全国之力上下开展扶贫攻坚活动中，走入乡村发现，农民主体意识淡薄，权利主体意识尤为薄弱，不知道自身所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是怎么一回事，从哪来，怎么用。因此，党的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培育农民自身主体性地位，呼吁农民积极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样的现实反映更能论证之前结论的合理性，这样的问题不容小觑，在乡村走向振兴的路上，必须有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农民自身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保驾护航。就算脱贫成功，会不会又因为其他原因回到贫困，这就需要农民社会保障权来稳固人心，保障人民内部的稳定和谐。如果农民社会保障权抓不好，农村势必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口会被排除在乡村振兴之外。所以，权利的贫困得到妥善合理解决，势必会为乡村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3农耕文化对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影响

3．1农耕文化孕育出农民的奴性思维阻碍了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讲到：“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旧社会秩序的维持不靠他力靠自力，不靠强力靠理性维持，而士人就是代表理性来维持社会的人。”士人这个特殊群体对于农民奴性的开发功不可没。旧日中国的社会成分为“士、农、工、商”，士人也就是所谓的读书人，这一社会群体的人饱读诗书，就是为了步入仕途。进而充当古代传统社会的教化者。他们是天子和庶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自身扮演的角色很关键，一方面要时常提醒规谏君主要约束自己，轻徭薄赋，少兴作，而偃武兴文；一方面又要教化百姓要忠孝和睦、安分守己，听从天子，做顺民、良民，永不造反。长此以往，双方对立的矛盾渐渐被缓和下来，冲突也就少了些，社会就能安稳一些。士人就是做这两方面功夫的，但是中国人的消极、忍耐、相安性、奴性也就由此养成。只会顺应着、服从着、墨守成规的生活着，哪里想过去追求一些自己的权益，当顺民、良民成为他们不二的生存法则。随着产生的就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奴性的存在，人们对于事物外界的真善美丑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只知道一味地去承认领导者的意见，让个人的话语淹没在了主流话语之中，逐渐地放弃了自我，而相比较于西方，权利意识极为盛行，多数的战争、起义、暴动都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权利，更主要的是由于西方人的权利启蒙较早，权利主体意识强烈，深信不疑自身的人权是上天赋予的，在这样号召下的人们不惧权威，不惧束缚，勇敢地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现而斗争，黑人运动、女权运动都是最直接的体现。中国由于传统社会的特殊背景，农耕文化的特殊培育方式，导致人们自身权利意识缺位，从整体上看，农耕文化下孕育的奴性思想阻碍了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进而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3．2农耕文化滋养下农民的和平习性阻碍了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

对于农民这个特定的主体，尤其在农耕文化的特殊背景下，要辩证全面的分析看待。古语讲：“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统治力不言而喻。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是“道统”与“正统”的统一，传统社会那就是道德政治，才会衍生出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正统那就是天子权威的至高无上，凌驾于封建社会之上，不可撼动。儒家所宣讲的伦理本位的治理方式，对于农民的和平习性的培养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礼俗社会靠礼俗进行教化，上文提到的理性的养成，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礼俗的陶冶。农民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爱好和平，向来都厌倦与人世间的纷争和打打杀杀，只希望在正常的世俗社会中寻求内心的一处安宁与静谧。这本是一种优质的习性，那为何会阻碍农民对于社会保障权的追求呢？正所谓，短处从长处中来，在封建社会的高压统治下，能够多少君主真正地仁爱于民，在他们看来，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君主圣明，稍稍地体恤民情，已经等同于今日的“共产主义社会”了。那么对于自身的权益的追求和实现早就已经抛掷脑后，只会尽情地享受着难得的盛世。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这种对于自身权益的追求也尚未开始，知识在国家层面意识到，要践行自己当初的承诺“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想到要给予农民一些权益的时候，这时候农民想必也知之甚少，有时候也只是停留在形式上而已。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多元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大地，中国人民纷纷为之震惊，感叹西方的进步和先进，权利意识开始全面觉醒，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一股强劲的西方首先吹醒的仍旧是那些城市人。毫无疑问，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在权利追逐的路上的缝隙大大加大了，已经成了鸿沟。也就是在国家全面取消粮食税的时候，发放粮食补贴的时候，农民恍然大悟，原来，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不是虚的，而是真的。因为农民最关心的那就是粮食，由粮食引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农民来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从那时起，农民为自己权益斗争，为权利奔走，才慢慢起步。最后，本文认为，农耕文化对农民思维、意识的培育要全面看待，农民本身也要全面、辩证的看待，但是，归根结底，不可否认的是，农民自身的优点和缺点都毫不例外的阻碍了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而影响农民社会保障机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现在农民社会保障全取得迅猛发展的今天，追根溯源，找其根本，对于正确的规范和引导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在今天取得绝对的主体地位，推动农民自身社会保障权的完整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体制的不断完善，进而依托农民带动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1］李磊．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J］．江淮论坛，2009，（05）：114－118．

［2］刘慧萍．农耕文化传承与农民权利保障的互动及协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J］．理论与改革，2018，（03）：81－91．

［3］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26日）［N］．人民日报，2018－09－26．

农耕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院校；农耕特色；校园文化；基本途径

在农业院校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就是要积极培育校园的农耕文化特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大学校园环境为空间，以全校师生员工为主体，以文化传承和创新为手段，通过开展农耕文化育人活动，将素质教育全面有效地融入到教育教学、科研服务、学习生活等全过程。充分发挥校园农耕文化在培养大学生价值引领、人格塑造、道德修养、情操陶冶、内在激励、行为规范、能力培养等方面的作用，教育、熏陶和感染师生，不断提升师生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实现农业类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中的知识育人、技术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的有机融合。

一、农耕文化及其特征

农耕文化特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劳动中，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需要为中心、融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地域特征的风俗文化。主体主要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汉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并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浓缩精华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其显现出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深入人心。农耕文化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当前所倡导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的重要精神源泉。

二、农耕文化在农业院校的传承

我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两千多年，古人创造了瑰丽的农耕文化历史。那么我国古代的优秀农耕文化如何在大学校园里进行传承呢？在此，我们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一所农业类院校作为研究样本，开展具体的研究。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苏州农院”）是一所成立于晚清时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农业院校，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百年农业院校之一。苏州农院初名为苏州府官立农业学堂，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园艺与园林职业教育的发祥地。该院是江苏省示范性高职院校，现设有国务院扶贫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农业部苏州培训中心等机构，是全国农业职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职教学会农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中国花卉协会理事单位，中国职教研究会农林牧专业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一个多世纪以来，该院秉承“励志耕耘，树木树人”的校训，弘扬“勤勉崇农，实干创新”的精神，培养了近六万名高素质农业技术与管理人才，为促进“三农”发展与苏州地方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苏州农院作为农业类的百年老校，高度重视优秀农耕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前，面对20世纪90年代出生乃至即将到来的“00后”学习农业各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们，有必要让其了解我国古代优秀农耕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除了通过书本途径，还要通过文化环境的熏陶和感染，让他们在充满农耕文化内涵的校园环境中，充分感受我国古代优秀农耕文化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科学知识和社会道德的教育，从中感悟到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引导他们深入思考，明辨是非、善恶、美丑。作为当代大学生，在自己今后的人生发展道路上，要将学好专业知识与爱国、爱家、为学、为人结合起来，做一个有功于国家、有利于家庭、有成就于自己并勇于担当、勇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从而获得人生真谛，创造人生的美好未来。

三、农耕特色校园文化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在农业类院校加强优秀农耕校园文化的普及尤为重要。这不单单是因为农业院校的大部分专业与“三农”有关，还是由农业类院校本身的文化特色和专业特点所决定的。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益补充，也是农业类院校自身的文化特色，所以有必要在校园中开展大学生的农耕文化教育，强化大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教育。当前，在一些农业院校中，无论本科还是专科院校，都非常重视专业理论课程的知识传授、专业课程的建设，这是各类农业高校深化教育改革的生命线，这是大家的共识，是硬件建设。但对涉及文化建设的软件建设却少有关注。究其原因，不外乎认为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和硬性要求，在效果上不能立竿见影，因而被大多数院校所忽视。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书记安蓉泉曾有过较为中肯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是职业院校发展的DNA，只重视技术而不重视文化，发展之路会越走越窄，甚至步入死胡同。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大学的）教学内容不能以“就业”为唯一目标，那样的教育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人不应仅仅是社会当中的一个部件而已。大学不能沦为职业培训所，读大学更应该是一个悟道的过程。通过对企业进行调研，企业管理者普遍认为，现在的大学生知识结构不错，动手能力较强，但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谈困难的多，谈享受的多，职业兴趣不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缺少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缺少助人为乐、奉献社会的热情，缺少责任担当和团队合作精神，缺少文化内涵和个人修养，未来发展的后劲不足。当前，中央正在大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综合素养。作为农业类高职院校的教师，都知道文化育人的重要意义，在工作中也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但收效甚微，甚至还会受到来自用人单位、家长、社会的责难。究其原因，不是农业职业院校不想重视文化育人，而是存在多重原因。

一是条件所限——很多农业类高职院校由于升格时间不久，历史文化积淀不深、专门人才缺乏、自身的生源和同行的竞争导致生存压力巨大；文化育人资源整合不够，缺乏必要的活动场所、物质设备和师资力量，不能满足正常的活动需要；校园物质环境建设、农耕文化育人功能设计不够完善，文化内涵发挥不充分，风格设计不统一，一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闲置浪费；校园文化活动平台还不够完善，一些校园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单一，“农”字特色不够鲜明，功利主义色彩较为浓厚，文化品牌效应较低，活动质量和效果不佳，师生的参与度和满意率不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强，文化育人功能的“内化”功能日益递减。

二是认识所限——现实条件导致领导忙发展、教师忙教学、辅导员忙活动、学生忙赶场子学技能，必然导致过分偏重技能、文化投入不足、顶层设计难落实的现象；部分教师对文化育人缺乏正确认识，将知识育人、技术育人和文化育人混同或割裂，教学中育人意识淡薄，重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轻视文化素质教育，淡化职业道德、责任、情感等培养。

三是方法所限——由于受条件限制和认识所限，加上理论研究滞后，容易出现文化建设缺乏清晰工作思路和有效方法，虽然出台了一些文化育人的制度和计划，但文化育人工作缺乏经验，缺乏整体和系统的规划，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尚不够健全，制度文化建设还不够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尚未纳入文化育人的内容与要求，存在“两张皮”现象：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不平衡和脱节，课堂教育、科研活动和课外活动彼此之间脱节等。以上原因导致农业类高职院校校园文化表现为：重视活动文化而轻视课堂文化，重视思想政治等公共课程的育人而轻视专业课程的育人，公共课程理论上的“宏大叙事”与实践中不接地气的“两张皮”现象突出；校园核心文化缺少职业（行业）教育特色，校训、校歌、校风等满足于“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等千篇一律的内容，缺少让人过目不忘的特色；校园文化不注意与地域文化、行业文化相结合，没有注意发挥校企合作文化的优势，缺少现代学徒制师傅传帮带、言传身教的素质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缺乏文化育人的相关规定和考核办法，等等。

四、农耕特色校园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

苏州农院在深入分析当前农业类高职院校存在的共性问题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学院自身的校园特色、学科特点、个性特质以及现有的条件，深入挖掘校园优势，打造优秀传统农耕校园文化特色，在加强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力求让学农的大学生在毕业以后能够熟悉并掌握最基本的与农事相关的农耕文化知识，力求通过在校园内开展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培育，以特色文化氛围熏陶和感染学生，引导大学生完善人格修养，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信念与国家的强国梦结合起来，与国家的改革发展结合起来，使其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使命感和文化创新意识，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信心。在教学中，一是在理论学习上，坚决纠正“过分强调专业知识讲授，重理论灌输，轻精神内涵阐释”的做法；二是在教学实践中，坚决纠正“教育内容的整体性不足、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认识不足、教育内容碎片化”的做法；三是在硬件建设上，坚决纠正并改变“传统农耕文化教师与教材缺乏、教师整体素质与教材质量不高”的现象；四是在运行机制上，坚决纠正“缺乏社会共享机制”的做法，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农耕文化教育主体从校园走向社会，向农耕文化专业场馆、现代生态农业园区、校企合作单位延伸，打破各自为政的自我封闭的运行格局，广泛参与资源共享。

（一）从顶层设计上制定科学规范的领导机制

苏州农院是一所有近110年历史的百年老校，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较为深厚，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校园农耕特色文化建设，从顶层设计上布局，制定科学规范的领导机制。一是政治保障，学院在2014年成立文化育人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领导、组织和协调全院文化育人工作，编制、审定文化育人工作整体规划、工作计划、实施方案，主抓全院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养成，素质教育中心会同学生工作处、共青团实行联动机制，素质教育中心、学生工作处、共青团三个部门由同一位院领导分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统一联动，共同做好全院大学生的文化教育。二是机构保障，学院根据本院的行业特点和地域特点，于2015年初在院级层面优化成立素质教育中心，作为学院文化育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的一个组织和工作机构，具体负责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日常教学、管理和研究工作，协调开展全院大学生文化育人的相关活动，组织研究全院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统筹协调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其他相关工作，开展农耕文化传承的研究。2016年又在素质教育中心设立“江南农耕文化研究所”，素质教育中心和江南农耕文化研究所都是实体部门，有人员、有经费、有办公场所，对内、对外开展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研究。这就从组织构架和顶层设计上规范了校园文化建设的运行程序。三是制度保障，学院在制定“十三五”规划中，将“农耕文化传承教育”列为院级重点发展的“五张名片”中的第一张名片，作为学院未来五年发展的五项重点工作之一。学院出台了素质教育“十三五规划”、文化育人工程实施方案、校园文化建设规划、素质教育实施细则等指导性文件。

（二）在具体执行中分层实施措施得力

苏州农院在校园农耕特色文化实施过程中，始终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农耕文化传承的基础，把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作为重点，依托全院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依靠学院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方面，将农耕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教育、职业规划教育、通用能力教育、专业素质教育之中，大力培养学生文明守纪的良好行为习惯。在具体执行中，一是实行“三条线法则”，第一条线是全员育人法则，党委统领——全体教师参与——实现大学生的文化、能力、专业等素质教育；第二条线是思想育人法则，党委统领——素质教育专业教师参与（思政教师队伍、辅导员、班主任、学工团委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实现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文明等素质教育；第三条线是实践育人法则，党委统领——素质教育专项教师参与——实现大学生的素质拓展、社会实践、竞技竞赛、科研实验等素质教育。三条线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又各自独立，共同做好校园农耕文化的传承。二是加强“三个面对面”，第一是院领导与学生面对面，每周三下午2：00-4：00，是院领导接待日，直接倾听学生心声；第二是文化素质和学生管理教师与学生面对面，每天有专人值班处理答复学生的诉求；第三是社团指导教师与学生面对面，每周三晚6：30-8：10，指导老师现场指导学生各类社团活动。通过“三个面对面”搭起师生交流沟通的立交桥，有力地促进了校园文化建设。三是打造“三大品牌活动”，第一是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品牌，校园内的毓秀园林节、百花艺术节、中外艺术文化节、稻花香节、食品营养节、电子竞技节等文化品牌在苏州市高校中名列前茅；第二是志愿者服务品牌，义务献血、交通小卫士、花卉养植、园林绿化等志愿服务每每占据苏州日报和苏州电视台的新闻栏目；第三是服务社会品牌，苏州园林甲天下，我院的园林设计与园林建筑多次代表中国政府赴荷兰、土耳其、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园艺博览会，均获得最高荣誉奖，在国内的青岛、天津、常州、郑州等历次园艺博览会上，均力拨头筹荣获金奖，充分展示了苏州农院百年老校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增强了大学生的文化自豪感。

（三）研究方面具有较好的历史传承与条件

苏州农院校园里农耕文化设施较多，现有的或即将兴建的场所主要有三大类，即农耕文化馆、农耕展示馆、农耕体验馆。详细的可分为“江南农耕文化馆——校史馆（图文陈列馆）”“江南农耕文化展示馆——植物标本馆”“江南农耕文化展示馆——昆虫标本馆”“江南农耕文化展示馆——花艺馆”“江南农耕文化展示馆——园林技术馆”“江南农耕文化体验馆——相城科技园（3A级景区）”“江南农耕文化体验馆——东山现代农业园（茶艺馆）”等。在校本部建立农耕文化馆和农耕展示馆，在相城科技园及东山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农耕体验馆。农耕文化馆主要是校史介绍、农耕文化文字图片宣传；农耕展示馆主要是植物标本、昆虫标本、花艺、茶道等展示；农耕体验馆主要在相城、东山校区，现场体验现代农业耕作的具体过程、经历等（如花卉、庄稼、果树的栽培与收获过程，茶叶的栽培、采摘、加工过程等），增加实习（实训）大学生（或参观、参与者）的感性认识，体验农业生产劳动的艰辛，从而珍惜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主要思考的路径有三点：一是从学院历史和学科特点出发，将农耕特色文化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载体来研究，通过现场座谈、调查研究、理论分析、科学论证，力求使研究内容符合大学生的需求。二是从专业特点和大学生年龄特征进行考虑，农业院校的大学生接受新知识快、对实物展示的农耕特色文化比较感兴趣，通过学习能够展现本专业的文化底蕴，在将来的工作中与农民交流更接地气，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三是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进行思考，农业院校大学生有必要了解和掌握农耕特色文化，这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途径。

（四）资金上重点倾斜打造精品

苏州农院深入开展农耕特色文化教育，在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校园中，通过农耕文化实物载体的展示，活跃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开阔大学生的认知视野，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提升文化内涵，让学生在耳濡目染的校园环境中，感受农耕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心灵，培养健全的人格，从而提高人文知识素养，提升文化生活品味。这是对农业类大学生专业课程中缺少人文精神内容的重要、有益的补充。大学生们通过学习农耕特色文化的丰富艺术内涵及表现形式，感受不同时代、地域、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接触和体验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民俗风尚，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从而培养民族认同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自尊自爱、勤奋学习、勇于创新。苏州农院率先开展校园农耕特色文化教育，弥补了农口类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不足，这是对整个农业专业课程体系的有益补充，是对弘扬时代精神的有益补充，是对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有益补充，是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益补充。苏州农院积极加大资金投入，鼓励农耕文化创新研究，培养师资队伍，努力打造农耕特色校园文化精品工程。一是建立一支精干的师资队伍。成立了素质教育中心、江南农耕文化研究所教学科研机构，有经费、有编制、有办公场地。二是编辑出版一批学术专著和自编讲义。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农耕文化教材《文化印象》1本、公开出版《书香满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指导》教辅书2本、自编讲义《江南农耕文化》《学说苏州话》《吴文化》《苏州园林楹联赏析》《昆曲赏析》《评弹赏析》等6本。三是开展农耕文化学术研究。近五年来，学院教师申报并立项农耕文化类的苏州市、江苏省、国家教育部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课题15项，参加全国、省、市级学术研讨活动5次。四是举办系列高端学识讲座。学院每月一次举办的系列《耕读讲坛》，邀请到中国工程院唯一的一位茶叶研究院士陈宗懋教授来院做《茶叶与文化》学术讲座，邀请中国02专项首席科学家、我国获得者许从应博士，邀请苏州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著名刺绣大师姚建萍研究员，同时还邀请苏州大学知名教授、南京体育学院知名教授、部队首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州电视台知名主持人等来院给师生做文化素质教育讲座，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在苏州市已形成知名的校园文化品牌，受到广大师生的广泛关注。五是举办校园文化展演活动。开展“吴文化研究”“农耕文化研究”“国学经典诵读”“非遗传承”“农耕文化展演”“农耕文化操表演”“书画展览”“戏曲戏剧表演”等文化学术活动，通过演、唱、诵、看，将校园农耕文化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学们身在其中，深受教育。同时，对打造学院的对外文化品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彰显了学院的办学特色。六是广泛建立校外传统农耕文化实践基地。学院与苏州博物馆、苏州革命博物馆、苏州公民道德馆、苏州市民俗博物馆、苏州状元博物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常熟蒋巷村江南农耕民俗馆、张家港永联村江南农耕文化园、甪直农耕文化园、苏州草鞋山农耕文化遗址公园、三山岛古人类遗址公园等苏州周边的博物馆、纪念馆、故居旧址、文化场馆、公园等联系，建立校外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

（五）考核上三方评价科学有度

苏州农院在农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中十分重视结果的考核、评价与运用。一是由学院文化育人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对农耕特色校园文化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跟踪、指导、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定期上报、通报情况，确保重点工作顺利进行。二是由国家、省、市教育或社科科研部门，对我院申报立项的农耕特色校园文化系列科研课题成果进行学术评价或鉴定，其中有两项成果获“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二等奖。三是由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评价，如通过国内知名的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解决方案评价的专业公司——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进行科学认定。四是由社会组织或用人单位进行评价。五是由学生家长进行评价。六是由社会对学院整体的美誉度进行评价。通过第三方的评价，其结果比较科学、客观、可信。五、结论苏州农院开展的农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农业的行业特色、江南地域特色的优势，以校园文化为载体，将我国的农耕文明贯穿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传承下来。农耕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是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源泉和具体体现。学院在校园中通过学生说、学生演、学生做的形式，使其充分感悟古代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精神魅力，并提升自身的文明修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我国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理想的“耕读传家”家庭教育模式，既以“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以“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这种培养劳动者健全人格、崇尚自然、崇尚耕读、天人合一，提倡合作包容、不做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的做法，非常符合现代文明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这也是教育要达到的最高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徐立耘.职业院校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初探［J］.职业，2016（11）.

［2］王月芬.高校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和对策［J］.教育教学论坛，2011（12）.

农耕文化范文第3篇

简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等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

2.对“课标”要求的基本分析:

识记层次要求,识记对象为“特征”。所选两个遗址分别反映了长江(东南)和黄河流域(西北)原始农耕文化的状况——集中和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原始农耕(以农为主的原始社会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基本情况。——农业(粮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江、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

一个“等”字同样是留有余地,教材在原始农耕时代遗址图上还出现了红山文化(东北)和大汶口遗址(东),可说明两重点遗址是典型代表。大汶口还以楷体小字方式进行介绍,可与典型的原始社会形态作比较。

3.教材内容分析:

河姆渡的原始农耕:反映长江流域原始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生产内容和生活方式均与长江流域(浙江地区)的气候、自然状况有关。

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与河姆渡应是一种并列关系(相差千年左右、基本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是黄河流域原始农耕的典型代表。但教材介绍的范围更为宽泛(“……居民的生活”)。

大汶口原始居民:小字不做硬性要求,可与典型的原始社会特点做比较。

“河姆渡的原始农耕”和“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是学习重点,中心是了解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

4.教学中要注意的问题及建议:

在导入新课时,建议先以提问北京人、山顶洞人每天劳动的内容是什么?这种劳动每天会有那几种结果?(生活来源不稳定,人们的居住点不易固定等)那么原始时代的人们又是怎样改变这种状况的呢?此时再运用导入框内容就较好了。其后还要引导学生分析这些传说可信吗?——原始居民在“采集”实践中的“发现”产生了种植生产的“创造”(细心观察、思考,大胆尝试实践是创新的一重要来源)。——神农氏是无数原始农耕发明者的集中代表。最后要点出:开始农耕生活,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

在学习“河姆渡的原始农耕”和“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时(重点),建议先让学生分别归纳各自的农耕成就和特征(可通过列表形式——教参P20。河姆渡突出水稻的种植——可利用自由阅读卡材料。半坡突出粟、蔬菜的种植,箭头(弓箭)的出现、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以及纺轮),然后再让学生寻找和提炼他们的共同特征(教参P18)。在分析的过程中,注意引用《白虎通》的引文,突出“因天之时,分天之利”——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要顺应自然,要注意科学合理、协调兼顾。(两地住房形式的差异对比。河姆渡的水井有环保的特色)。

三个世界之最(两个为大字)注意不要与河姆渡和半坡直接联系。在具体讲述中要注意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农耕文化范文第4篇

什么是农业遗产?这是近年来很多人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农业遗产可分为广义农业遗产与狭义农业遗产这样两个概念。广义农业遗产，是指祖先留给我们的、与传统农业息息相关的各种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如各种农业工程类遗产、农业工具类遗产、农业物种类遗产、农业景观类遗产，农业技术类遗产、农业民俗类遗产，以及农业文献类遗产、农业品牌类遗产等。④也有人认为上述遗址类、文物类农业遗产等已经“作古”，并已经受到文物部门的精心保护，农业文献类遗产已经成为文物，同样受到图书馆等有关部门的精心保护，所以，我们今天启动的“农业遗产保护工程”所要保护的“农业遗产”，既不应包括已经成为“文物”或“遗址地”的文物遗址类农业遗产，也不应包括图书文献类农业遗产。所以，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各种优秀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生产技能。从该定义不难看出，我们对农业遗产的界定，至少包括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从传承时限上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一定是历史上产生的。时间不足百年者，不能申报为农业遗产。二、从传承状态上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是指那些存活在当下的，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技能。包括农业遗址、农业典籍在内的已经作古了的“文物”，由于已经有专业部门保护，故不在农业遗产保护工程的保护范围之列。三、从传承的原生程度上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必须是原汁原昧传承至今的。那些已经受到现代农业严重冲击(如因过度使用农药、化肥，致使土地严重板结，有毒物质严重超标)，或是已经受到现代化大工业的严重冲击，从而导致土壤、水系、空气严重污染的地区是没有资格申报农业遗产的。四、从品质上看，作为农业遗产的准入门槛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要素：1．应保留有丰富、独特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2．应保留有使用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使用以风能、水能为基本能源之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人文传统；3．应保留有传统的农业生产制度，如传统的沟渠用水制度(为维护浇水秩序，避免水利纠纷，各地都会制定出严格的用水分配原则，如有抢浇、偷浇，都会受到严厉制裁)、卜种制度(西藏很多地区的播种时间都是由寺庙的喇嘛占卜决定的)、护苗制度(播种后如有人畜踏苗，将会受到严厉制裁)等，且这些传统农耕制度迄今仍发挥重要作用；4．应保留有传统农耕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表演艺术等，这些传统在协调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过程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5．应保留有一定数量的传统农作物品种，并被当地视为传统农作物品种的基因库；6．仍保留有一份山清水秀、没有或少有污染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考虑到日后保护工作的可操作性，申报时尽管我们也会强调该项目的独特性与不可取代性，但作为项目，它的所指已经不再是某种独特的农耕技术或农业品种，也不是某种独特的农耕制度或农耕信仰，而是指那些各种传统农耕技术、农耕经验、农耕制度、农耕信仰、农作物品种等均比较健全、比较完备，且这些传统又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祥地或是传统农耕文明集散地。如已经列入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的贵州从江县“侗乡稻鱼鸭系统”、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以地域为申报单位的农业遗产项目。可以说，理论探索中的农业遗产保护工程在保护理念与申报方式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小有区别，但与文化部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却有着惊人的相同。

二、为什么保护农业遗产

在农耕文明已经进入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为什么以保障各国人民温饱与生活水准、提高所有粮农品种生产效率与分配效率、改善农村人口生活状况、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最终消除饥饿与贫困为宗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会在成立66年之后提出农业遗产保护问题?保护农业遗产对于全人类来说，究竟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1．保护农业遗产是人类认识自身农耕文明的需要

从传承时段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尽管仍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的产物，富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认识本国农业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人类对于自身农耕文明的认识，都是从农业典籍开始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农业典籍相对丰富的农业大国来说，通过典籍研究本国农耕文明显然有它的优势。这些典籍记载了大量农耕文明的智慧，是我们了解远古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如《齐民要术》谈及晒秋粮时所谓“必须日曝令干，及热埋之”(太阳曝晒之后趁热收藏)之法，种瓜时“有蚁者，以牛羊骨带髓者，置瓜科左右，待蚁附，将弃之”的除蚁之法等，无不闪烁着民间智慧的光芒。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采用上述“趁热收藏法”以及“骨髓吸蚁法”等方法，基本上解决了小麦保管中的虫害问题和令瓜农烦恼不已的瓜地蚁害，同时也避免了化学除虫给粮菜蔬果带来的二次污染。但农业典籍在记载农耕经验的过程中也有它的问题。例如由于记载简单，有时对某些农业生产知识很难做到精准复原。如《齐民要术》在谈及种柘法时，只讲到柘可为扶老杖、马鞭、胡床、锥、刀把、犊车、鞍桥、快弓等，但为什么用它来做上述器物，制作这些器物又需要哪些独特工序，且效果如何，典籍均语焉不详。进入20世纪7O年代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北武安磁山、湖南醴县彭头山、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等农业文明遗址的成功发掘，文物考古又为中国农史学家研究中国远古农耕文明，开启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从而为我们认识本国农耕文明开启了第二条途径。与典籍相比，考古资料在帮助人们认识农耕文明的过程中，有着典籍无法比拟的优势，它更具体、也更直观。一个地方历史上出产什么农业品种，使用什么生产工具，且各时代都有过怎样的演变更替，我们几乎都可以通过现场的发掘而一目了然。当然，作为认识本国农耕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考古学同样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通过考古发掘的形式，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传统农耕技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以及祭神娱神表演艺术等，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来。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继承中华民族的远古农耕文明，显然是件非常遗憾的事。近年来，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又发现了人类认识自身农耕文明的第三条途径，这便是通过保存至今的活态农业遗产，来了解人类历史上创造出来的远古农耕文明。通过保存至今的农业遗产来认识本民族的农耕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通过农业遗产地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去了解那些历史上创造出来的以物质形态出现的人类农耕文明——如历史上使用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历史上开垦出来的梯田山地以及历史上打造出来的农田水利系统等，同时，通过传承至今的活态农业遗产，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包括远古农耕祭祀，传统节Et，传统仪式，传统表演艺术，以及与传统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各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出现的传统农耕文明。而这一切是农业典籍、农业考古很难提供给我们的。可以说，这第三条路径的开通，可以使我们对本国农业遗产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入。但这必须以该遗产地农业遗产以原汁原味的形式保存或传承至今为前提。如果已经发生大的改变——无论是在农耕技术上已经采用了现代化大机械生产，还是在农业品种上已经改种了基因稻，则该地区都会因“不再具有历史认识价值”而被排斥在农业遗产之外。

2．保护农业遗产是确保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不断持续的过程。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与自然和谐共处——不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为前提。中国是个具有近万年农业史的文明古国。在这近万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我们使用了轮种套种技术、保墒防旱技术、稻田养鱼技术、生物灭虫技术、架田代田技术等传统农耕技术，使我们的农田即使使用了近万年，迄今仍能实现有效利用。但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闯入，特别是随着化肥、农药、除草剂等西方工业文明的闯入，我们的土地仅在这短短的50多年中，就已经出现了土地板结、硬化、地力下降、酸碱度失衡、有毒物质超标等一系列问题。在号称产菜大县的东部某地，甚至已经出现了到外地买土种田的尴尬局面。我们并非排斥工业文明的介入，但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有必要对现代工业文明给当代农业带来的上述后果给以必要的反思。否则，当下的中国农业很可能就会像一个吸食了的瘾君子，表面看上去精神抖擞，但实际上已经病人膏肓，已经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今天我们之所以要保护、发掘农业遗产，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工程来重新审视、发掘、弘扬、传承我们的传统农业文明，并为今后人类农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找到更多的借鉴。

3．保护农业遗产是保护物种多样性、粮食品种多样性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需要

以转基因、杂交稻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确实为解决人类的粮食危机带来巨大转机，同时我们也相信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这种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还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但是，这种现代农业所能解决的至多只能是让全国人民“吃饱饭”这样一个最低档次的需求。因为它所能解决的只能是产量的问题，但它永远解决不了品种单一、口味单一的问题，解决不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粮食品种、食品口味的多样性需求。如果我们仅仅为解决眼前的温饱而忘却了对传统农业品种的保护，忘却了对农业品种品质上的需求，我们很可能就会因小失大，葬送了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之本。其实，这种因目光短浅而丧失长远利益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许多非常美昧的农作物品种的失传，几乎都与产量有关。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尚未完全解决温饱而高产技术又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将那些品质非常不错但产量并不算高的农作物品种淘汰殆尽。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保护本土农作物品种资源。通常，一般国家对粮食品种的保护多半是从良种基因库的建设开始的。但这种保护模式有它的问题。首先，基因库的搜集量毕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将全国各地的农作物品种统统搜集上来。其次，它所能搜集的只是农作物品种，但与之相关的种植技术并没有系统而全面地搜集上来。所以，这种方法说到底只是对农作物品种的固态保存，而不是对农作物品种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活态传承。相关农业生产技术一旦失传，基因库中的农作物品种，就会变成只会“发芽”的文物，这与我们所要求的活态传承，显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想出更好的办法，以确保农作物品种与农耕文化的活态传承。而通过对农业遗产的保护，将各地非常有特色的农作物品种以“种植”这种最传统的方式，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保护手段。因为这种活态保护模式不但保护了农作物品种，同时也保护了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对农业遗产的有效保护。通过对农作物良种的保护，农业遗产保护工程不仅保护了物种的多样性、粮食品种的多样性，同时也保护人类农耕文化的多样性。因为许多独具特色的农作物品种一旦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耕作技艺，农耕节日、农耕仪式等，如稻田养鱼技术，桑基鱼塘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苦扎扎节、开秧门仪式、鞭春牛仪式、薅草锣鼓等，都会随之消失。

4．保护农业遗产是确保人类社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需要

在农业遗产中，农作物品种占有重要一席。作为优秀农作物品种的地方物种，多半都是通过数代、数十代甚至数百代人的不懈努力培养出来的，是人类千百年来农业生产的智慧的结晶，是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人类社会的农业文明能否代代相传，能否保留下丰富的农作物品种是问题的关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随着转基因技术以及杂交技术的普及，农作物品种已呈现出明显的单一化倾向。从好的方面来说，转基因技术以及杂交技术的普及，客观上确实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产，有效地解决了让全世界人民“吃得好”的问题。但从不好的方面看，这些现代农业技术也给人类的农业生产甚至农业产品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很容易为病虫害传播创造条件。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到来，出于管理与销售方便的需要，农业种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工厂化和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倾向，而耕地复种指数的增加，特别是种植业“保护地”的增加，也加速了直接导致病菌致病性的变异和农作物品种抗病能力的丧失。与当地自留种子的传统做法相比，由特定种子商提供农作物种源的供种模式，也很容易因种子基地的绝收，而导致更大范围的绝种绝收。这种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显然潜藏着很大的隐患，也严重引发了人们对于粮食安全的担忧。除粮食安全外，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搅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而影响食品安全的第一个祸首，就是因农药、化肥无度使用而造成的土壤有毒物质的严重超标。有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已经有3亿多人没法喝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严重污染。这些污染已经开始危及农民的生存权，并且引发一些疾病。许多地方因为污染问题已经极大降低了农民的收入，甚至让许多农民无法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但是，如果不重视农村的环境问题，这一目标的实现很难得到保证。出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尽早觉醒，通过对农业遗产的保护，从保护土壤、水源、空气的品质人手来确保我们的食品安全。

5．保护农业遗产是确保人类社会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在人类尚未彻底解决温饱问题的今天，先解决“吃得饱”的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并非不理解那些投身于基因米、杂交稻的专家学者。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温饱，更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安定。但是，作为一名学者，社会需要我们具有更加长远的眼光，在解决“吃得饱”的同时，也要为解决人类社会“吃得好”，做好资源与物种上的准备。否则，我们就很容易为解决“吃得饱”的这样一个短期利益，而失去“吃得好”的这样一个更加长远的利益。而正在酝酿中的中国农业遗产保护工程所要达成的目标，一是通过这样一个工程，将祖先在历史上历经千百年培育出来的各种各样、各具特色的农作物品种最大限度地保护起来，为人类未来的高品质生活，保留下更多的物种资源。二是通过对农业遗产的认证，将那些尚未受到化肥农药侵染过的、尚保留有诸多传统农作物品种的农业遗产地保护起来，通过各种饱含有非常优秀之传统农耕经验的恢复，来打造当代绿色可持续发展农业，为人类高品质生活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怎样保护农业遗产

农业遗产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问。保护农业遗产的方法，可以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这样两个层面。所谓“形而上”，就是指农业遗产的保护理念、保护原则，而所谓“形而下”，就是指保护农业遗产的具体手段与方法。因篇幅有限，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探讨一下农业遗产的保护理念与保护原则。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观念、如此看重原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保护原则出错，农业遗产就会因保护而破坏，保护工作就会重蹈“大保护大破坏”的覆辙。农业遗产保护理念与保护原则可以很多，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尤为重要。

1．就地保护原则

就地保护原则最初出现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保护受到公共或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财产的建议案》就指出：“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各成员国应对受到公共及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遗产实行‘就地保护’原则，并给予优先考虑”。199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通过的《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也强调了就地保护原则的重要性，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就地保护对文物可能更有好处。《宪章》认为：“考古遗产管理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古迹与遗址的就地保护，包括对一切相关记录与藏品的长期保管。将遗产的任何组成部分转移至新的地点的行为，都有悖就地保护原则”。“在某些情况下，把保护和管理古迹与遗址的责任委托给当地人民也许更为合适”。近年来，广为传播的生态博物馆理论所秉持的也是就地保护原则。它告诉我们，将文物搬进博物馆进行标本式展示固然可以沿用，但对传统民俗采取就地保护的方法更值得借鉴。目前中国政府所进行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所体现的也正是这样一条全新思路。在农业遗产保护方面，闵庆文首次提到对农业遗产实施就地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农业遗产地不能在空问上发生大的迁移，农业遗产系统不能脱离其形成的原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某种角度来说，农业遗产是具有农业属性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性遗存。作为物质文化遗产，与农业遗产相关的稻田、粮仓、打谷场以及各种农具等等应该实施就地保护，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农耕信仰与仪式、民间文学与表演艺术、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如开秧门仪式、祭山神仪式、薅草锣鼓、稻田养鱼技术、葑田建造技术、桑基鱼塘技术等，也由于已经与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周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发生了无法割舍的联系，也无法脱离开其原有的生态环境而被人为地迁往他处，或是被人为地“吊起来”。而要想对这些农业遗产实施有效保护，最简单的办法显然是对上述农业遗产实施就地保护。因为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已经不再是某一单一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是某个各种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保持得都非常之好的特定“区域”。如已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了的秘鲁安第斯山脉高原农业系统、智利智鲁群岛岛屿农业系统、中国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传统稻作农业生产技术系统、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稻作梯田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国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的贡稻生产技术、菲律宾伊富高稻作梯田农业生产技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马格里布绿洲农业生产技术、肯尼亚、坦桑尼亚草原游牧及高地农业生产技术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它们的所指都已经不再是某一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为说明其独特贡献，可能会重点强调其独特性)，而是指上述农业遗产保护区内所有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的总和。其实，作为一项优秀的农业生产技术，它们的流传也许已经非常广远，甚至并非只有该遗产地所独有(如青田县龙现村的稻田养鱼技术，实际上在江南地区已普遍存在)。但要想对类似项目实施国家保护，最简单的办法只能是选取其中的一个或数个典型地区，对其实施封闭性保护。正因如此，我们在主持申报工作时，通常都会要求申报单位必须将作为农业遗产申报项目的某项农业生产技术与该项目的具体传承地挂钩，以强调我们所选择的农业遗产项目的唯一性。如将稻田养鱼技术与青田县龙现村挂钩的意思就是，尽管稻田养鱼技术在长江以南地区普遍存在，但我们认为青田县龙现村的稻田养鱼技术更加典型，保持得也是最好的。传承地的选定通常包含以下几方面条件：(1)农业遗产地应具有独特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且该技术必须蕴含有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2)农业遗产地应保留有诸多传统农作物品种；(3)农业遗产地应该具有严密而高效的传统农业管理制度，并在当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有效运行；(4)农业遗产地艺应保留有传统农耕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仪式、节日、民间文学与表演艺术，且上述传统仍能有效地支配当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我们强调农业遗产的就地保护，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农耕技术与农业生产经验不能推广至其他地区。相反，我们保护农业遗产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从这里的农业遗产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与经验、技能与技巧。但仅就农业遗产而言，坚持就地保护，显然更适合于农业遗产的传承规律与保护规律。事实将会证明，任何一种将农业遗产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或是将遗产的某些部分转移至新的地点的想法和做法，都有悖就地保存原则。就地保护的另一层含义，是将保护与传承农业遗产的责任交给当地农民，农民才是农业遗产的真正主人。要想对农业遗产实施活态保护，明确各介入方的职责非常重要。这其中，作为农业遗产传承主体的庄稼把式，他们的任务是尽自己所能，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技术与技能，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或传承下来。而当地的各级政府，则是从政策、制度以及资金等层面，为农业遗产的活态传承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与金融环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活态传承着的农业遗产比作池中之鱼，那么，各级政府的工作就是为“鱼JL4J''''l”营造出一个更加适合于它们生长的客观环境，而不是指手划脚、随心所欲地改造它们，或是改造那些他们本已十分熟悉的原生环境。作为农业遗产保护的先知先觉者，学术界的工作就是将农业遗产传承人所传承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如实地记录下来，同时从理论的高度将其中的精华梳理出来。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应与学术界一道，对当地的农业遗产进行一次比较深入而全面的普查，使每个地方官员对自身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

2．活态保护原则

所谓“活态保护原则”，就是指让农民继续采用当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与技能，知识与经验原汁原味传承下来，而不是将农民迁走，对农业遗产地实施博物馆式的空地保护。没有农民，没有了传统的农业生产，这些农业遗产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传承下来的。农业遗产传承的最基本模式，就是通过农业生产代代相传。将这些遗产如实地记录下来，像徐光启、贾思勰、王祯那样，将他们所知道的农业生产经验记录下来，或是将其中的某些部分做成标本放进博物馆进行长期展示固然重要，它们在认识以及传承农业文明的过程中也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将这种固态保护作为保护农业遗产的法宝，并用于全部农业遗产的保护实践，显然会带来很大问题。如我们仅将农产品种子的形态记录下来，或是将它们放进博物馆，尽管这些做法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传统品种，但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将历史上培育出来的优秀品种保留下来，更不能造福当代。其实，不仅仅是农业品种，传统农耕技术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此外，过分强调文本记录，过分强调固态保护，或是用文本记录、固态保护等方式取代活态保护，这种做法不仅会影响农业遗产的有效传承、农业遗产的可持续共享，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在继承这份遗产后的技术创新。可见，将“活遗产”变成“死遗产”不应成为农业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模式。作为农业遗产项目的农业遗产保护区，虽然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但它本身并不是一座僵死不变的“博物馆”，而是以活态的形式，通过传统农耕技术、农耕制度的传承，传统农具的使用，传统良种的沿用，为人类延续古老的农耕文明。从而为后人了解、借鉴本民族的农耕文明，保留下更多的物种资源与文化资源。

3．整体保护原则

所谓“整体保护原则”，就是指在农业遗产保护过程中，要对农业遗产实施整体保护。它大致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农业遗产本身实施整体保护，二是对与农业遗产相关的整个周边环境实施整体保护。对农业遗产的保护，包括多方面内容。其中既包括对传统农耕技术与经验的系统保护，也包括对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系统保护；既包括对传统农业生产制度的系统保护，也包括对传统农耕仪式与节日的系统保护；既包括对相关民间文学、表演艺术的系统保护，也包括对当地特有农作物品种的系统保护。也就是说，对于农业遗产的保护是个系统工程，我们要保护与传承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而不只是某个片段。

(1)对传统农耕技术、农耕经验实施有效保护

农业生产经验是广大农民，特别是那些老庄稼把式们在其漫长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经验。这些知识与经验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包括春耕、播种、灌溉、抗旱、排涝、病虫害防治、收割、储藏等各种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狭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则特指那些非常具有地域特色，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非常具有普世价值的，非常优秀的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如桑基鱼塘、稻田养鱼、坎儿井旱地灌溉技术以及历史上广泛流行于两广、江东、淮东的葑田技术等，都可作为一地农业遗产的精华予以保护。此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农谚、气象谚、节气歌等凝聚了人们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经验，我们也要注意普查和收集，使之代代相传。应该说，这些农业生产经验既是我们发展21世纪新农业的重要参考，也是我们根治现代农业痼疾的良方。

(2)对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实施有效保护

传统农具是一个时代或是一个地域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保护好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对于保护农业遗产而言，常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我们的祖先在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进行过很多成功的尝试。其中，成绩最为显著者，便是对风能与水利资源这两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天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以风能、水能为基本能源而研发出来的风车、水排、水车、水碾、水碓、水磨、水砻、水打罗、槽碓、筒车技术，便在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传统农耕技术所使用的基本动力多来自自然，几乎可以做到“无本经营”。在满足农村加工业、灌溉业能量需求的同时，也有效避免了现代工业文明给传统农业带来的各种工业污染和巨大的能源消耗。这些巧借自然伟力的传统农耕技术，应该成为我们发展现代新农业的重要参考。

(3)对传统农业生产制度实施有效保护

传统农业生产制度是为限制农业行为主体利益及效用最大化而设置的各种民间制度。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制定公平的社会分配方式，以保障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合理分配；其二，制定各种有效的保护体制，以避免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出现无序竞争；其三，建立各种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框架，以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在农业生产中，农业生产制度的建立为人类维护农业生产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譬如，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人工水渠在旱作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人们不但学会了如何修渠、造渠、而且还制定出了一套十分完善的保渠、用水制度。这些传统的用水制度不但使水利分配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决，而且还使那些在黄土高原很容易淤积的渠道可以使用上千年而不废弃，使既定的渠水流量发挥出最大效益。谁用水，什么时候用水，用多少水，都会根据各家田亩面积的大小，种植作物品种的不同，修渠时投入劳力、物力的差异而制定出严格的限定。一旦有人破坏规矩而偷水盗水，就会受到民间的严厉制裁。再加之这里历史上即已形成的良好的种树护渠传统，完善的保渠护水民间组织以及相关的乡规民约，从而在制度层面上确保了水利资源的合理运用。人类上千年的农业经营文明史已经表明，只有农业技术，而缺乏一套完善而有效的农业生产制度，农业生产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4)对传统农耕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表演艺术等实施综合保护

农业信仰是农耕民族的心理支柱，与之相关的口头文学、表演艺术亦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了这一点，也就忽视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农业文明的差异，忽视了传统农业的特点。这不但不利于我们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了解，同时也不利于我们对传统农业遗产的继承与保护。传统农耕信仰是传统农耕文化的必然产物。因为在人类无法协调人与人之关系，或是无法协调人与自然之关系时，总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灵。譬如人类要保护山林而又无力保护山林时，便会塑造出山神；为保护水源而又无力保护水源时，便塑造出水神。这些看似迷信的信仰，在维系传统农耕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秩序，在保护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过程中，都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神山、神林、庙田、水源地等各种农业资源的保护，几乎都与农业信仰息息相关。在新的文明秩序尚未建立之前就急于消灭这些传统信仰，对农耕社会之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继承、保护农业遗产的过程中，我们要将“俗信”与“迷信”严格区分开来，只要利大于弊，我们都应予以尊重与宽容。中国自古便有娱神传统，因此，无论是传统仪式，如“鞭打春牛”、“开秧门节”，还是传统节日，如“尝新节”、“苦扎扎节”等等，只要与神有关，都免不了娱神节目的表演。翻开一部中国演剧史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祈雨用的雨戏，还是酬神用的神戏，几乎都与传统节日、传统仪式有关。作为农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表演艺术理应受到遗产级的保护。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这些表演艺术“根不红、苗不正”而拒绝继承，我们的农业遗产不但会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无法解读，无法传承，充满人文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统农业遗产也会因此而变得索然无味。

(5)对当地特有农作物品种实施有效保护

优秀的农作物品种是人类历经千万年农业生产实践而培育出来的农业核心技术，是人类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一个民族的农业文明能否代代相传，优良品种的传承是问题的关键。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随着新培育作物品种的普及，众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农作物品种正面临迅速灭绝的危机。正如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文化的趋同一样，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的普及也造成了作物品种上的趋同和单一化。高科技研发的作物品种客观上确实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但从另一方面看，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也在无时无刻地破坏着物种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潜藏着巨大的物种危机和文化危机。事实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很容易被眼前利益所诱惑，为了眼前的甚至是短期的增产增收，而造成许多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家畜品种的灭绝和农畜产品品质的下降，实际上降低了人们生活的品质。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忽略人类长远利益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一方面可考虑通过建立国家物种基因库的方式保留各种珍惜物种，一方面也可让民间社会有意识地保留下更多的地方农作物品种，以便为日后农作物品种的更新，保留下更多的种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对本土农作物品种的保护，并不是盲目拒绝外来文明，也不是盲目拒绝杂交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一部中国农业文明史已经证明，外来农业文明，特别是外来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已经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不但应该充分肯定，同时还应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但作为确保农业安全、食品安全的一国政府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包括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农药化肥的所谓现代化农业所能解决的只能是让全国人民“吃得饱”的问题，但它们却无法解决让全国人民“吃得好”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对于本国传统优良品种的保护，就必须向传统农业学习，从传统农业中汲取营养，而我们所推动的农业遗产保护工程所要达成的正是这样一个目标。

农耕文化范文第5篇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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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1):117～140.

[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