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范文第1篇

通货膨胀是经济学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因此，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管理是关键，本文列举国外的案例，对我国通货膨胀管理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我国提供了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方法和途径：估计一定时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研判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机制；确定货币政策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手段；建立反馈与再调节机制。

【关键词】

通货膨胀预期；方法；效应

一、基于通货膨胀预期的货币政策效应

无论理论上或者事实均已经证实，经济体系中是否存在通货膨胀预期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必然很不相同。当居民、企业部门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徒增物价而不能推高产出。货币政策效应与通胀预期的强弱此消彼长。按照预期理性学派的理论，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扩张货币供给以扩大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时首先出现物价总水平上升，生产部门将物价上涨看作产品需求增加的信号，以为商品销路畅通而扩大生产，居民部门将货币扩张形成的名义收入提高——例如工资增加看作实际收入增长，从而将增加的货币收入在储蓄与消费上进行“配置”，结果社会总储蓄与投资、消费均增加，通货膨胀的结果是产量和储蓄提高，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第二种情况是当货币扩张引起通货膨胀时企业家形成通货膨胀预期，认为市场中对商品的实际需求并未增加，预期物价总水平将继续上涨，通过不断提高商品价格冲销、补偿成本上升，着意避免扩大投资。居民在预期基础上认为名义货币收入增长将落后于通货膨胀，从而由存款转向购买实物资产，同时通过与企业谈判争取提高工资，企业如果增加工资就势必一再提高商品价格，形成价格上涨的循环。结果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能扩大生产，仅仅推高价格水平，货币政策效应被预期行为完全抵消。

二、国外通货膨胀目标法的实施效果

“通货膨胀目标法”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即：中央银行明确地设置并公布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如加拿大为年度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为2%±1%，英国为2.5%±1%）。其优点在于具有很高的货币政策透明性，有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

新西兰1990年率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法，此后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使货币政策转向通货膨胀目标。这些国家包括智利、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巴西、捷克共和国、芬兰、以色列、波兰、南非、西班牙、瑞典。捷克是第一个引入这种制度的转型经济国家，而巴西则是第一个完全采用通货膨胀钉住制度的发展中国家。1993年，英国货币当局正式放弃实行近三十年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明确将反通货膨胀确定为货币政策目标。2001年的韩国和泰国，最近的匈牙利和瑞士也已经采用类似的货币政策。

对通货膨胀目标法的实施效果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该政策法则无效或者暂时还没有显现出效果，但大多学者通过分析认为其具有明显效果。L.Ball&N.Sheridan（2003）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显示通货膨胀钉住政策框架对宏观经济运行起到改善作用。Jonas&Mishkin（2003）则认为个别通货膨胀钉住国家由于实施通货膨胀钉住制度的时间较短，无法得出实施通货膨胀钉住制度成功与否的结轮。

以Svens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钉住政策框架对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确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Svensson（1997）指出通货膨胀钉住政策框架解决了货币政策动态一致性问题，且降低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采用有弹性的通货膨胀钉住制度可以起到稳定产出的作用。Mishkin（1999）则认为通货膨胀钉住政策效果非常好，通货膨胀钉住国家显著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以及通货膨胀预期。K.Choi，C.Jung&W.Shambora（2003）使用马尔可夫转换模型（Markov-switchingModel）研究了新西兰通货膨胀钉住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结果表明通货膨胀钉住政策显著改变了新西兰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动态，同时也结构性地改变了新西兰真实GDP增长率，由此得出结论：通货膨胀钉住政策在稳定通货膨胀以及产出增长率方面是非常成功的。C.Bean（2003）研究了英国实施通货膨胀钉住政策的经验，结果表明通货膨胀钉住框架在保持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以及在确定通货膨胀预期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存在类似情况，G.Stevens（2003）指出钉住通货膨胀对于澳大利亚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模式。T.G.Pétursson（2004）使用面板模型（panelmodel）研究了21个国家的通货膨胀钉住制度对该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表明有2/3国家因采用通货膨胀钉住制度显著地降低了平均通货膨胀率。L.Ball&N.Sheridan（2003）通过测量通货膨胀、产出以及利率行为，对采用通货膨胀钉住政策框架的7个OECD国家与13个非通货膨胀钉住国家做了比较，揭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无论是通货膨胀钉住国家，还是非通货膨胀钉住国家，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在某些情况下，通货膨胀钉住国家改善得更明显一些，如平均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降等。[1]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目标法对抑制通货膨胀、维持经济主体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性和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国际经验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安排的借鉴，我国目前市场体制已经基本形成，经济国际化水平快速提高，在利率政策体系、汇率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条件下采取通货膨胀目标法是货币政策可以探讨的重要选项之一。

三、对实施通货膨胀目标的认识与判断

1、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

一般认为实施通货膨胀目标法的基本宏观经济条件包括：弹性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利率开放和较完善的证券市场。实际上将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条件可以归为以下几点：第一，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交易和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具有充分影响力和控制力；第二，货币市场价格与数量指标变动能够迅捷传导到资本市场；第三，货币与资本市场变化能够影响商品市场；第四，中央银行能适当干预外汇市场或者通过其他手段影响国外净需求；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能够合理有效配合。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被赋予中央银行职能后由于各种原因其独立性还非常有限，利率市场化进程仍远未终结，证券市场无论市场规制、市场结构和上市公司结构都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果由此判断，我国目前似乎不存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的条件。但情况也不尽然。

2、中国部分地区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

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已经部分具备试行通货膨胀目标的条件：

第一，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从国民经济体系中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看，我国自亚洲危机以后已经出现结构性过剩经济征兆，2003年经济走出通货紧缩，市场趋于活跃，但是总体上仍然存在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国内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一定程度可以消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会如人们希冀的那样快，20世纪80年代以前存在的严重供给不足、“短缺经济”情况很难重新出现。这是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物质基础，从供给方面观察具备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

第二，货币管理也是一种艺术，中央银行已经具备防止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两方面的经验。从1993、1994年出现高通货膨胀到目前已经过约15个年份，1998—2002年通货紧缩期间CPI下降年平均在2%以下（温和的通货紧缩），2003年到目前大多数年份通货膨胀年率被控制在5%以下（2007和2008年分别为4.8%、5.9%，其他年份均在4%以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已经具备相当“艺术”水准，重要体现即在于逐渐趋缓的价格水平波动。

第三，利率决定机制已经部分地具备市场化特征。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尽管还没有止步，但是对大部分银行利率已经赋予很大灵活性，目前完全没有放开的主要是存款利率。

第四，汇率体系已经或者正在发生重要变动。自从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经具备一定弹性，2005年汇改迄今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23.2%，[2]已经有效释放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进一步改革汇率体制创造了条件。央行也一再申明进一步推动汇率改革，方向是更多地发挥市场决定汇率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汇率变动在均衡水平基础上比较稳定。

此外，随着创业板市场设立和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推出以及市场开放水平的提升，证券市场也将发生实质性变化，货币与资本市场联动效应增强。

3、实施通货膨胀目标的制约因素

从我国实际出发，总需求与能源资源对国际需求、国际市场依赖很强，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国内具有很强的感染，国内房地产市场、农产品价格显著不稳定，这些均成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如果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如何“定标”就很成问题，再加在新的银行体制条件下货币量、利率、信贷与物价联系的内在规律、趋势尤其数量关系需要进一步了解观察和深入研究。对市场通货膨胀预期与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也需要研究探索，如何“管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预期则无论对于学术界和货币宏观调控部门都属于新的课题。从长期的货币政策实践看，中央银行在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时并非仅仅只关注稳定物价，而是同时注意保持一定（较快）经济增长率，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多目标”制是我国社会状况与经济特征所共同决定的。2008年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之后央行实际采行“多目标”政策操作，将金融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目标实际置于稳定物价之上。这些均成为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制约因素。

四、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目标权衡、方法和途径

1、“多目标”条件下中央银行的权衡选择

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区分三类：固定区间；弹性区间；不公开宣示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3]固定区间指加拿大与英国的做法。弹性区间指货币政策当局可以根据每年或者一定时期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目标中心或者波动范围。不公开宣示的目标区间即指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仅有货币当局自己知道，外界则只能猜测。最后一种对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最缺乏约束力，但对于存在货币政策“多目标”的中央银行而论显得更为可行。如前所述，我国货币政策实际上采行“多目标”制，十六大报告对此是一种明确宣示，提出宏观经济目标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稳定物价水平，维持国际收支平衡”。[4]近期央行主要负责人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中央银行所关注的重点以及使用的工具能够适时切换，金融危机发生后更关心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问题；其二，中央银行可能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权重考虑“多目标”，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或者改变不同目标的权重，或者进行切换。[5]亚洲危机爆发到十六大召开（2002年11月）期间货币政策的特点已经反映了上述思想。关注重点变化会导致不同目标权重变化或者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切换，这时固定区间将难以兑现，如果勉为其难将会使中央银行维持通货膨胀目标成为“沽名钓誉”和本末倒置，因为中央银行选择通货膨胀目标最终仍然是为了维护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和发展。由于存在各种制约因素，我国在一定时期将会选择弹性区间，中国人民银行的实际做法是不同时期宣示将通货膨胀控制在某个特定水平以内。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必然意味着选择有数量含义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

2、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方法与途径

（1）估计一定时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探索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思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估计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目的是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即对经济体系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定标”。根据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估计，选择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的组合关系，同时确定失业率上限和通货膨胀率的下限。[6]对通货膨胀率上限的确定需要考虑趋势因素，例如从经验来看，是否存在维持一定经济增长条件下通货膨胀的下降趋势，例如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次通货膨胀高点在9.3%—18.8%（1985，1988年），九十年代通货膨胀最高达到24.1%（1994年），2003年以后通货膨胀率最高为5.9%（2008年）。由此，在依据经济资源供给状况和就业需求压力确定适度经济增长率以后，再结合通货膨胀趋势确定通货膨胀率上限，这一上限最好落在温和通货膨胀区间以内或者接近温和通货膨胀水平。我国近些年实际上将通货膨胀目标确定为3%—4%，尽管大多时间并未向外界明确宣示。

（2）研判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机制。为此需要区分核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噪声项（瞬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能够影响的是核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噪声项由非货币事件引起。[7]为了清楚判断货币政策效果，需要从CPI分离出核通货膨胀和噪声项，动态地量化货币政策数量与利率调节经由期货市场对CPI的影响，从而决定一旦需要时货币政策的调节力度。此外需要分析确立前瞻性通货膨胀指数检验货币政策效果。Clive（2003）将CRB期货指数作为总体价格水平趋势检验货币政策效果。可以设想，根据事后判断如果发现货币调节效果未如预想情况，中央银行将进行再调节。这实际上为“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提供了一种思路。货币当局若欲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就需要确定对CPI具有前瞻意义的具有代表性的总体价格水平趋势指标，所选指标是既可以对货币政策做出反应，又可以影响主要通货膨胀指标CPI的某种通货膨胀指数。根据计量检验的相关结论（结论5），期货价格与CPI存在两方面关系：期货价格是对1个季度和大约1年以后通货膨胀的预期（尽管没有完全预期到）；期货价格变动可以传导到CPI，引起现货市场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检验也说明以期货价格作为通货膨胀预期值对投资具有引导作用。所以，可以考虑将我国期货市场价格指数（或者其中某一个子集）作为满足总价格水平趋势的通货膨胀指数。

由于我国期货市场仍处于发展中，为了适应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目的需要考虑以下：第一，丰富期货市场交易品种，提高市场参与度；第二，增强期货市场与货币市场、商品现货市场的“连接度”，沟通和拓宽中央银行货币金融政策对期货市场的传导渠道。在此基础上从技术层面研究、提取能够拟合市场主要价格水平趋势（指CPI走势）的期货市场子集，编制相应的期货指数。

（3）确定货币政策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与调节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仍然是影响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手段。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体系货币创造功能已非常发达，再加各种金融工具创新导致中央银行仅通过控制基础货币影响货币量显得力不从心，如果放弃对商业银行信贷的直接控制，那么利率就是货币政策更为有效的工具。佩里·梅林（PerryMehrling，2009）将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实现经济稳定的首选工具从财政政策转向货币政策；二是对于我们有理由能实现经济稳定的程度从乐观转变为悲观”。[8]而货币政策的新共识也在于两点：第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恰当的长期目标；第二，联邦基金利率是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恰当工具。[9]这一共识得益于泰勒规则拟合总量数据的成功。我国央行利率调节的影响力已经逾益增强，此外也充分利用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包括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和发行央行票据等政策工具。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是否需要兼顾和重视其他可选的工具变量？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期货市场至少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平台、窗口之一，掌控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就应该很好地管理期货市场保证金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流动性，可以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期货市场融资做出合理安排。

对通货膨胀中的噪声项，货币政策不能独立撑持应对，需要借助于工资与价格管制等一揽子政策，有些情况下必须通过各种政策组合刺激、改善商品供给。

（4）建立反馈与再调节机制。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经过市场信息多次反馈、重复判断和再调节过程。因此，中央银行需要明确和建立更加顺畅、快捷与具有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反馈回路，例如从货币信贷市场、期货市场、证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理人指数变化等及时获取信息，前瞻性地判断一般商品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根据对市场的研判适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把握政策作用的节奏和力度，找准政策作用的主要着力点。

【注释】

[1]郭万山.通货膨胀钉住制度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5（2）.

[2]京报网财经专刊，2010年9月20日.http：//.cn.

[3]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系统研究参见本·S·伯南克等，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经验[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十六大将经济增长置于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原因在于政府对当时及以后经济形势的判断。见刘明.转型期金融运行与经济发展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4254—255.

[5]周小川.中央银行重点关切问题的演变——在牛津财经论坛上的午餐讲话，2010年9月9日。见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

[6]从弗里德曼以后对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争论，即怀疑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替换关系。但即使菲利普斯曲线也存在不稳定性，由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反映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替代比率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较为有利的一面是货币政策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菲利普斯曲线斜率，通过降低斜率（绝对值）增加通货膨胀带来的降低失业率的收益.

[7]paringforecastsofinflationusingtimedistance.InternationalJournalofForecasting19（2003）339—349.文中提出将总通货膨胀应区分为核通货膨胀与瞬时通货膨胀两个部分，前者由货币政策引起，后者是非货币事件引起的“噪声项”，检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效果，将CRB期货指数作为全部价格水平趋势的代表。CRB期货指数是桥讯系统公司在CRB指数基础上适当调整后包括黄金等17种商品期货合约的期货价格指数（CommodityResearchBureauFuturesPriceIndex）。CRB指数是由美国商品调查局（CommodityResearchBureau）依据世界市场上22种基本的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信贷渠道；信贷规模；有效性

    目前，我国经济通货膨胀的势头仍旧比较明显，而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型投资对需求的拉动、贷款和货币供应量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使得价格呈现持续走高的态势，房价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就是较为明显的通胀表现。近年来，随着我国物价水平的持续走高，防止经济滞胀、抑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开始探讨通货膨胀与信贷规模之间的关系，并建议从信贷和货币的角度对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趋势进行调控。本文选取信贷渠道这一视角去研究通货膨胀的问题，并提出抑制通货膨胀的相关对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通货膨胀与信贷渠道的关系

    我们知道，金融机构信贷、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动态关系，完善的金融市场是确保信贷渠道通畅的重要基础，而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贷渠道的有效性，因为其会影响到信贷供给者的相关决策行为，而通货膨胀也会对金融市场上信贷双方的选择与决策产生影响，引起金融市场上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的变化，最终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和信贷效率。反过来，信贷政策的制定，又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制定出更多能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有效对策和经济措施。

    通过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导致信贷量的变化，虽然在通货膨胀时期，金融机构的信贷渠道会遭受一定的阻碍，使得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传导效率呈现下降的态势，但是，信贷规模的扩大也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分析后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成本上升诱发繁荣成本推动型膨胀和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结构型膨胀，而金融机构的信贷和货币供应链也是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加上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张会对我国的通货膨胀产生长期而又相对剧烈的影响，因此信贷规模的扩大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形成一定的通货膨胀预期，而金融机构信贷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具实效性，影响效果会显得相对突出和明显。因此，政府应当采取应当从紧的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

    二、应对通货膨胀趋势的相关措施和建议

基于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信贷渠道等因素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采取更有利于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的相关措施和建议，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

    （一）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合理控制

对市场上的货币供给量进行有效控制是当前经济形势下抑制通货膨胀、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部门要想更好地做好目前的经济工作，就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实行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市场的消费需求以及投资过热等现象进行合理控制，进而促进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工作目标的实现。

    （二）合理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工作

由于信贷对于通货膨胀具有更明显、更快的短期影响效果，因此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和渠道进行合理控制，政府部门要引导金融机构做好对信贷投放节奏和总投放量的把控，将金融结构的信贷工作水平控制在有效范围之内，提高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均衡性。其中，信贷指导工作主要涉及到金融结构信贷投放比例的合理划分、信贷规模的非理性增长、月度或季度之间的异常变动、信贷投放速度过猛或过快等。

    （三）制定健全的通货膨胀衡量指标，实现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动态监测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把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而CPI主要是由居住类价格和食品类价格构成，住房消费的权重偏低，很难准确反映房价上涨对居民购买力的影响以及居民住房支出的实际情况，因此需要对传统的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进行优化，如对食品类价格的权重适当降低，适当提高居住类价格权重等。同时，中央银行要实现对通货膨胀的实时动态的监控，就需要及时对最新的经济与金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未来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水平进行有效的预测，合理运用各项调控工具。

    （四）加强各调控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目前，央行应当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充分考虑到货币政策时滞性对通货膨胀调控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构建良好的信息采集和沟通机制，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必须加强货币政策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与配合，例如货币政策只有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产业政策实现积极的协调与配合，才能对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的趋势进行最有力的控制，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工作：①要实现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稳健货币政策的适时转变，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②对政府的财政赤字进行有效控制，将财政性支出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③继续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防止房价的反弹和过快上涨；④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结语

    总之，货币供应量、信贷等因素的变化都会对我国的物价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对通货膨胀产生正向效应和反向效应，我们应当准确把握住银行信贷对物价水平的积极影响和调控职能，制定更有利于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实现预期的宏观调控的目标，促进我国经济的秩序稳定和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学叶,伍俊良,周广. 我国银行信贷与物价指数的实证分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5) .

[2] 张学叶,林永强,周广. 银行信贷规模与物价关系的实证研究[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07) .

[3] 陈学彬,周光友,徐明东. 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和对策[J]. 金融论坛, 2011,(05) .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范文第3篇

【摘要】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一直是各国学者和货币管理当局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系统阐述了该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其所做的改进，进而提出了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在历经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进入低通货膨胀时代，学术界和各国货币管理当局重新将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一、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以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的开创性研究为发端，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央银行可信度以及对政策事先承诺的能力等问题。如果没有对采取特定政策措施事先做出保证，那么，中央银行可能会产生不按原来计划和宣示行事的动机，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所谓时间不一致性是指：在t期为t+i期计划的行动方案，在t+i期到来时，实施该行动方案不再是最优的。在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基础上，Barro&Gordon（1983a）把供给冲击和稳定政策引入模型中，增加了预期形成理论，从而详细阐述了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实现低平均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但低通胀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如果公众预期了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中央银行将面对某种现实的膨胀激励，通过制造意外高通货膨胀牟取产出的额外收益。然而，公众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既了解上述动机，同时又确信政策制定者必将屈服于这种激励，因而一开始就会准确地预测一个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结果中央银行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又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自Barro&Gordon以后，大量文献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或消除货币时间不一致引起的通胀倾向上。Backus&Drifill（1985）、Barro（1986）等提出的声誉模型，Rogoff（1985）任命保守中央银行家模型，Ball（1995）的通货膨胀持续模型，Walsh（1995）的最优合同模型，Minford（1995）及Lippi（1996）的选举模型和Svensson（1997）的通胀目标制都是针对通胀倾向而提出的解决办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运用于货币政策中，并提出即使政府没有扩大产出的动机，从而消除通胀倾向，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也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这无疑推进了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

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再认识

TackYun（1996）等人利用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思想，得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包括了前瞻性的预期。Clarida，Gali&Gertler（1999），Woodford（1999，2001），McCallum&Nelson（1999），Svensson&Woodford（1999，2000）以及其他学者推动了这一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广泛应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是在垄断竞争、名义工资刚性、每个厂商以错开方式定价这些限制条件下而得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前的经济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货币政策，而且取决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用两个方程来代表，一个是IS曲线，它表示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另一个为通胀调整方程，它表示通胀与产出缺口成正相关关系。

xt=Etxt+1-Ψ（it-Etπt+1）+gt（1）

πt=βEtπt+1+λxt+ut（2）

其中，xt为产出缺口，即产出相对于灵活价格条件下均衡产出水平的偏差；πt为通胀率；it为名义利率，所有变量都以围绕各自稳态水平的百分比偏差的形式表示；gt为需求冲击；ut为成本冲击。在Barro－Gordon框架中，是直接假定中央银行将一个取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二次型损失函数最小化，由此来进行政策分析。这一假设虽然合理，但终究属于特殊化处理。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人们对经济体的描述以对一个完整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近似表达为基础，同样的，在这里，政策目标函数也是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中推导出来的，所得到的社会损失函数为：]

其中，xt为产出缺口；α为社会加在产出缺口目标与通胀目标上的相对权重；k为目标产出缺口，它是指稳态有效产出水平和实际的稳态产出水平之间的缺口。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通常假定k=0，这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胀率都较低，一些学者认为不存在通胀倾向或通胀倾向很小。在Barro－Gordon框架下，如果目标产出水平等于潜在产出水平，则承诺与相机抉择政策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由于前瞻性的预期作用，即使目标产出等于潜在产出水平，相机抉择行事也会引起另一种无效率，即稳定倾向。由于大量文献已对通胀倾向进行了研究，新凯恩斯主义框架通过假定产出水平等于潜在水平，从而消除通胀倾向，而把重点放在分析这种稳定倾向上。

三、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一）声誉模型

对货币政策中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进行分析，目的是降低或消除其不利影响。在Barro－Gordon框架下，主要是围绕如何降低通胀倾向。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强制中央银行为偏离它宣布的低通货膨胀付出代价，即丧失声誉。Barro&Gordon（1983b）考察了一个允许时期t的通货膨胀选择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产生影响的重复性博弈，以此来评估声誉的作用。他们根据无限期重复博弈的大众定理得出，只要中央银行的折现率不是太大，就存在通货膨胀低于随意性政策下均衡水平的均衡状态。但是在对中央银行的真正偏好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公众必须从中央银行的政策措施中推断出它的类型。而且在某些均衡状态下，中央银行为了树立声誉可能不会采用一次性最优政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政策透明度，通过设立目标使公众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中央银行的意图。

（二）中央银行最优偏好

解决随意性政策下通货膨胀偏差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中央银行的偏好。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平均通货膨胀率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当局的独立程度呈负相关关系（Eijffinger&deHaan，1996）。如果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那么中央银行的偏好就会不同于当选政府的偏好，而且对于中央银行来说，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更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挑选一个比普通人更加重视实现低通货膨胀的人作为决策者，然后授予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独立性。罗戈夫（Rogoff，1985b）是明确研究中央银行最优偏好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政府应该任命一个比社会（政府）整体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多相对权重的人当中央银行行长。此类中央银行行长的特征就是比社会整体更“保守”，这种现象可以更为确切地称为“权重保守主义”（Svensson，1997）。虽然任命这样的中央银行家能够降低通胀倾向，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供给冲击太大时会引起产出的较大波动，稳定化政策遭扭曲而造成的代价会超过低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其次，政府无法正确识别偏好参数并对其作出承诺，一旦预期已经形成，政府就有动机解雇保守的中央银行行长并换以和政府立场一致者；最后，对偏好而不是动机的关注模糊了该模型对制度结构和设计的含义。只需正确的人事安排并不一定产生好的政策，还应该对制度进行设计，以使决策者产生正确的动机。

（三）最优合同方法

Pearson，Tabellini（1993），Walsh（1995）等人先后提出了中央银行最优合同理论。他们认为，应该把货币政策委托给一个与政府具有同样偏好的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转移支付，该转移支付可以看作是中央银行行长的直接收入或中央银行的预算，因此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中央银行既关心由通胀及产出变化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关心其得到的转移支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胀倾向，同时使中央银行对供给冲击做出最优反应。Schellekens（2002）考虑了最优保守程度与模型不确定引起的谨慎政策之间的联系，和保守主义中央银行行长方法一样，合同解决方法将引起通货膨胀偏差的承诺问题“转移”了地方。Al－Nowaihi&Levine（1996）指出，如果转移承诺的程序是公开的，它就可以使政府对某一合同的承诺令人感到可信。这种政策透明度正是1989年新西兰中央银行改革所确立的政策程序的主要特征。该国政府与储备银行通过《政策目标协议》（PolicyTargetsAgreement，PTA）确定短期通货膨胀目标。对PTA可以重新谈判，而且一旦观察到当前的经济扰动，政府与储备银行都会有动机要求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但是，由于这种重新谈判必须是公开的，出于对声誉的考虑，双方可能维持一种不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的均衡状态。因此，政策的透明度可以起到支持低通货膨胀均衡的作用。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中央银行灵活性的限制即指定一个目标规则，要求中央银行达到某个预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或者为偏离该目标而支付代价。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可以看作是委托的方法，即政府或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损失函数，如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偏好以及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信用保证，约束其履行承诺，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其政策透明度，为了建立信誉，他们经常公开声明和公告，阐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提供与目标和业绩有关的详细信息。Mishkin&Schmidt－Hebbel（2001）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五个支柱特征，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政策确保透明度与责任制。Walsh（2002）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成分为：1.对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作出承诺；2.这种承诺通过宣布以数字表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来公开表达；3.为完成目标，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可见，这些都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特征，这有利于公众准确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对稳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

四、启示与借鉴：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降低时间不一致性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凯恩斯主义 最优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

一 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解释

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的主要特征是存在非自愿失业、短期内货币政策的非中性和价格与工资的刚性。其中，货币扰动是经济总量波动的关键因素，其核心观点由三部分构成：（1）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达不到平衡，货币供给增长率增加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增加。并且，自然均衡失业率不受货币政策影响，而由实际因素决定。（2）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短期波动。在短期内，工资和价格没有足够弹性以使市场出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平衡关系。此时，实际货币政策将致力于稳定总需求，以求最小化的真实产出与通货膨胀的波动。（3）“IS-LM”模型仍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该模型中，价格和工资（短期中）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确定的，并按菲利普斯曲线方程的逻辑而变化。在短期内，产出由总需求决定，而由IS曲线描述的总需求又直接对财政政策做出反应。因为IS曲线的利率敏感性，如果它决定利率水平，则货币政策将控制总需求。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单个价格的调整不是连续的，而是缓慢的、间断的。这从宏观上将导致总体水平上的产出波动和宏观经济的无效率。因为，在遇到名义冲击时，单个价格调整将导致滞后的总价格水平的调整。在过程中，实际的货币供给高于其初始值。在长期中，总价格水平将与货币供给的增加按一定比例进行调整，进而总需求、产出和相对价格都回到初始值。

综上分析，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实际影响仅仅是因为价格在短期内缺乏弹性。在次背景下，借助于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可用作设计最优货币政策的基础。

二 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理论

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主要包括三方面：目标的确立、传导机制的选择和应遵从的规则。最优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制定和执行一种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它将给社会福利带来什么影响。实际上依赖于一个假定，即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最大化代表性家庭的效用。该动态最优化问题的约束条件是给定的资源、制度和信息。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通常假定最优目标函数变量，包括特定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的产出水平。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降低会伴随着临时的产出损失，因此当货币政策行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该政策最优。

1．最优货币政策的目标确立

在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长期平衡。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允许测量误差的情况下，0～2%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总体说来，通货膨胀目标概念是建立在三个规则之上，即中央银行集中于解决产出缺口；遵从泰勒规则；用“向前看”的方式行动（由于政策措施存在效果滞后）。

依据规则，中央银行必须把通货膨胀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时缩小产出缺口。为此，它要使用所有可获得的与未来通货膨胀有关的知识与信息。由于通货膨胀措施具有滞后效应，中央银行又必须对通货膨胀的预测作出反应。如果当预测通货膨胀将上升时，在实际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之前，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率。货币政策反应的程度依赖于通货膨胀预测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Walsh，2001a；Mishkin and Schmidt-Hebbel，2000）。

Walsh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通货膨胀目标模型。该模型描述了最优货币政策理论的方法和特征：第一，一个预期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经济活动的供给方；第二，货币政策反映了中央银行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平衡的偏好，它描述经济活动的需求方。菲利普斯曲线可用下式来表示：

（1）

（1）式描述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线性关系。其中， 为通货膨胀率， 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x＝（y－yo）/yo为产出缺口的百分比，v为通货膨胀冲击变量。从需求方面看，为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假定货币政策试图最小化产出对自然产出的偏离和通货膨胀率对目标通货膨胀率 的偏离。这种偏离程度越大，说明货币政策的效果越不理想，从而由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所带来的成本越大。同时假定，对中央银行来说，由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所导致的边际成本与通货膨胀对目标通货膨胀率 的偏离程度成正比，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有：

（π－πT） （2）

（2）式描述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偏离其目标值之

间的关系，这与货币政策最小化产出变动和通货膨胀变动的成本相一致。如果考虑到下一期的货币政策，扰动项也会影响产出和总需求。于是上式就变为：

（π－πT）＋δ或 （3）

其中， 。（3）式描述了中央银行所采取的货币政策。 描述了通货膨胀变动与产出缺口波动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中央银行损失函数的产出目标权重增加，产出缺口变动就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会增加。若中央银行对产出目标赋予一个更高的权重，它将要承受通货膨胀的较大变动和产出的较小变动。

2．货币传导机制的选择

在日常货币政策中，中央银行的控制变量是短期利率。其利率设定在能使损失函数最小化的水平上。为达到此目标，中央银行必须有一整套关于货币传导机制的构想。

名义利率、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确立是基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IS曲线把实际总需求定义为实际利率的减函数。于是，一个简单的IS曲线可写成：

（4）

其中，i为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的系数为负，反映了消费的跨期效应和投资效应，而总需求冲击 是无法预期的，因此不存在序列相关（其均值为零）。这样，所有可预期的或持续的需求变化都可用y表示。则长期均衡的实际利率可由下式给出：

（5）

（4）式两边同减去1，于是有： 。代入（5）式，可得：

（6）

显然，在缺乏需求冲击时，若当期的实际利率高于长期均衡的实际利率 ，则实际产出低于自然产出水平（x为负）。

3．货币政策规则的遵循

泰勒规则把政策工具即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函数，即根据它们缺口的变化来调节短期利率。由于二者是外生变量，反应函数可用不同方法进行表示。例如：

（7）

其中， 为长期均衡的名义利率水平。

在（7）式中，预期通货膨胀率的系数大于1。若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超过目标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规定名义利率将对应（超过部分）比例地提高。结果实际利率也提高了，而实际利率的提高将导致产出的降低。根据以上规则，若估计的均衡利率变化，则名义利率必须相应地改变。同时针对明确的通货膨胀冲击，名义利率必须提高，以使产出缺口缩小。

三 思考与总结

新凯恩斯主义的最优货币政策观点揭示了中央银行的权力与职责以及实际货币政策的构成（1994），其具体含义如下：

1．必须追求通货膨胀目标预测，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

中央银行必须被赋予具有改变利率和其他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变量的权力，以使其能够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中央银行必须有一个明确界定的包括维持价格稳定的权力；央银行应当公开宣布在以后一定期限（如3年）的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而且还必须准确地描述由于贸易条件、利率水平和间接税的变化而导致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的规则必须考虑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平衡关系：价格稳定总比产出稳定更重要。

2．保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实施

中央银行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保证货币政策能应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冲击，避免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政府虽然有权否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但不必经常给货币当局施加过多的压力，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货币政策变得更加不稳定。

3．中央银行必须明确行为责任，增加货币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中央银行应该就以下两种情况做出必要的解释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它应当根据其完成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况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行长应该在立法机关和公众面前说明在完成货币政策目标方面的所作所为。

参考文献

［1］钱小安.货币政策规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谢平、罗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J］.经济研究，2002（3）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标准的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最优合同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2-0025-04

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Kydland和Prescott(1977)以及Barro和Gordon(1983)的研究。自从新西兰于1990年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理论和实践经验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

(一)标准的Barro-Gordon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

Barro和Gordon在1983年提出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他们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分析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行为,解释了相机抉择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原因,从而验证了Kydland和Prescott(1977) 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观点。鉴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为了研究的方便,他们用失业率来代表实际经济总体状况,目标函数为:

其中,失业率代表实际经济状况;参数为Phillps曲线的斜率,为研究方便,假定其为常数;

为通货膨胀预期,()为实际通货膨胀与其预期值之差。

公众根据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行为形成预期,政策制定者在预期给定后,目标函数最优化要求均衡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但是,均衡的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大于通货膨胀目标,这就形成了通货膨胀倾向。他们通过长期均衡分析对央行的名誉(可信性)均衡进行了研究,发现博弈范围的有限性和信息的不完全等造成了央行名誉的破坏。

虽然以物价稳定(即低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唯一最终目标在最近一二十年才开始流行,但是物价稳定一直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通货膨胀倾向的提出为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倾向问题的存在为规则政策的使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Barro和Gordon的最大贡献在于为通货膨胀目标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开创了通货膨胀目标化理论的先河,相机抉择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观点使通货膨胀目标化发展成一种货币政策规则,并最终成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另外他们提出的政府名誉(可信性)问题有利于通货膨胀目标化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极大地提高了该理论的政策可操作性,这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以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Carl E.Walsh的最优合同模型

在Kydland、 Prescott、Barro和Gordon之后,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如何消除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倾向。虽然Kydland和Prescott已经提出可以通过规则政策的建立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大部分经济学家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央行激励问题。在大部分国家,公众选择政府,政府选择央行行长,这就形成一个复合的委托问题。这是个包括众多委托人(即经济中的个体)和一个人(即央行行长)的激励问题。由于委托人众多,很难统一意见并指出人的目标函数。至于激励的手段,可以通过立法制订一个目标规则,在央行没有实现目标时就对其进行惩罚,这样的央行制度结构以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看成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合同。政府通过这个合同对央行进行激励。最优合同的确定正是委托关系分析的问题。央行的制度设计可以影响其面临的激励。比如,央行政策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委任和连任、定期向公众公告的要求的存在与否、决定央行运作资金的预算程序和法定政策目标的存在等制度规定都可以影响央行面临的激励。另外,Rogoff(1985)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央行预算和将央行行长的收入与经济状况相联系激励央行的通货膨胀选择。

Walsh(1995)通过采用委托模型,构建了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合同,解决了最优合同的确立问题。政府可以构建一个合同,促使央行能够对自己面临的激励进行反映,在货币政策框架中,央行的制度设计可以影响它在货币政策中面临的激励,比如,央行的激励可能是央行行长的聘任和解雇、央行行长的收入或央行的预算。Walsh(1995)还证明央行和政府之间的最优合同可以消除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倾向,这样一个合同可以被解释为通货膨胀目标法的政策规则。

假定社会福利损失是由通货膨胀率 和实际产出对其目标水平的偏离形成的,即:

其中, 是社会福利损失,为通货膨胀,为实际产出, 则是目标产出。政府的目标就是最小化社会福利损失。因为关心的是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而不是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所以上式是政府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共同反映。

Walsh(1995)还分析了不完全信息对最优合同的影响。当央行拥有预测总供给冲击的私人信息,而政府只能观察到反映央行行为和控制误差的广义货币总量,并且央行可通过影响经济的备选方案选择,以控制相应的信号输出时,最优合同就可能实现。在各种情形下,合同均可以在消除通货膨胀倾向的同时对冲击作出最优反映。

(三)Lars E.O. Svensson 的目标规则模型

Svensson(1999)从货币政策规则的角度讨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给出了货币政策规则的总体概念框架,并界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Svensson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区别了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的差别。他认为存在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工具规则是一个指导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的特定反应函数。Taylor规则是工具规则的典型例子。他认为之前的货币政策规则大都属于工具规则,而且,工具规则在实施时不存在央行必须遵循的承诺机制。相反,目标规则提供了潜在的承诺机制,需要一定意义上的对于特定损失函数的承诺,而工具决策仍然是相机抉择的。

Svensson将目标规则定义为包含目标变量的方程或方程组。它包含一个目标变量、一个目标水平和相关的最小化的损失函数。例如连续的损失函数:

其中,是t期的实际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目标,是产出缺口, 是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相对权重。如果 ,只包含通货膨胀,损失函数被称为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当时,产出缺口介入,损失函数被称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总体上,大部分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Svensson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之所以可以消除通货膨胀倾向是因为它有一个要求央行实现其通货膨胀目标的较强的约束系统,即高度的透明度和明确的责任。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通过指定央行的产出目标等同于实际产出水平来解决通货膨胀倾向问题。

(四)Ben S.Bernanke,Fredric S.Mishkin与Mer-

-vyn King等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贡献

与Svensson将通货膨胀目标制视为货币政策规则不同的是,Bernanke和Mishkin(1997)与King(2003)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化实际上不是一种规则,而是一个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具有高度透明度和责任的、非常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即使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也可以实现。这个框架至少有两个作用:提高了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的规律和责任。他们还指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两个功能:增强央行和政府的沟通及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保障。

他们认为将通货膨胀目标制视为一种工具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就技术水平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不能够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没有为央行提供一种简单的可操作的转换工具,而是要求央行使用经济模型决定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行为,与简单政策规则不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不需要央行忽略关于其目标实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包含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政策,在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的总体约束中,事实上央行可以对失业率、汇率等其他短期指标进行反映。

Vegh(2001)认为在有粘性通货膨胀的封闭经济模型中,货币增长率规则、利率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传递了同样的结果。而Bernanke和Mishkin(1997)与King(2003)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与货币增长规则和利率规则不同。Vegh(2001)研究表明:在工具规则、货币政策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许多政策工具均可以用于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其中主要的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事实上,明确的与潜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通过为影响目标而设计的利率规则实现的。例如,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是通过调整联邦基金率而执行货币政策的。当利率超过明确的或暗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时,联邦通过提高联邦基金率来紧缩货币政策。如果央行同时公布降低通货膨胀目标和调高名义利率,货币增长率就会响应较高的名义利率而外生地降低。或者说,通货膨胀目标可以通过改变货币增长率以调整利率而实现。因此,这三种货币规则作为货币政策是基本相当的。

二、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

(一)影响一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

Yifan Hu(2003)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采用对数回归的方法对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做了实证检验,分析了影响一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数据范围包含了1980-2000年20年间,遍布OECD、东欧、拉美、亚洲和非洲的66个国家,其中22个国家是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广泛的数据范围有利于更好地评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绩效。

Yifan Hu收集了21个变量的数据,其中9个是关于经济条件或绩效(C)的,8个是关于经济结构 (E)的,3个是关于经济制度(I)的,还包括一个关于非燃料商品价格的变量,用于衡量非燃料商品价格的年度变化。9个代表一国经济绩效的经济条件变量是:实际GDP增长及其易变性、实际GDP缺口、名义和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及其易变性、外汇压力和M2增长。8个经济结构变量是: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易变性、财政状况、经常账户状况、贸易开放度、贸易项目(TOT) 易变性、外债和金融深度。3个经济制度变量是:是否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央行是否自治以及一国是否拥有浮动汇率制度。

回归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经验是有价值和令人鼓舞的。回归中的大部分变量与预期的符号一致,此外,许多经济条件、结构和制度变量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正相关。

GDP增长和实际利率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的相关性非常强。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确实可以提高总体的经济表现,提高GDP增长和实际利率。

通货膨胀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负相关。当局在低通货膨胀率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由于对可信性的担心。因为担心失去公众可信性,央行有可能在低通货膨胀率时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使得通货膨胀目标更容易完成。

健全的财政状况在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时对当局有利。实际GDP增长和GDP缺口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负相关。

(二)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都迅速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表现稍差。Mishkin(2000)强调通货膨胀目标制已经逐渐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货币政策框架,而且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包括智利、巴西、捷克共和国、波兰和南非。

Clarida,Gali和Gertler(1998)分析了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他们证明G3①自1979年就在追求潜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且受到德国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Mishkin和Posen(1997)对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发达国家――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货币政策框架和实践经验作了详尽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地帮助这三个国家维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Mishkin和Hebbel(2001)回顾总结了通货膨胀目标制10年的历程,将二十世纪90年代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18个国家与9个其他工业化国家进行了比较,肯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效果,并通过回归估计得出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关的变量,分析了各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程度。

Roger和Stone(2005)对15年来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未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表现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多数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成功地使实际通货膨胀趋近于目标通货膨胀率。

IMF(2005)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13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22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同时还能逆转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惯性和降低物价的波动性。

Corbo和Hebbel(2001)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分析了拉美5国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和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在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均大幅降低,其中运用时间最长的智利的实践经验是非常成功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的低水平2―4%,巴西基本维持在6―8%,Bernanke(2005)甚至认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标志着拉丁美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三)反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研究

Cecchetti和Ehrmann(1999)对23个国家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通货膨胀厌恶提高了,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作用不大。

Ball和Sheridan(2003)调整了OECD国家内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表现,他们比较了二十世纪90年代初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7个国家和没有采用的13个国家。模型开始于一个包括从1960-2002年OECD大部分国家的各种经济指示器的数据组。之后,他们考虑下面的两个计量特征。

其中,是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的 变量,

是采用前的 变量,如果一国采取名义通货膨胀目标,其效用值用虚拟变量表示, 和是误差项。

Ball和Sheridan认为没有明显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提高经济绩效。两组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都下降了。为了检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影响产出增长,Ball和Sheridan检验了实际产出增长的均值和标准差。在一些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平均产出增加了,并且在没有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也稍微上升了。随着向均值回归的控制,对产出增长的效应不太显著,显然,这个结果并不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

Fraga,Goldfajn和Minella(2003)给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些事实,包括两类国家的货币政策管理和绩效的统计比较;用小的开放经济的理论模型模拟了冲击和通货膨胀目标改变的影响;给出了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易变性的解释,分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的影响、建立可信性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的挑战以及财政控制和金融控制问题,最后解释了如何处理实际经济冲击。

MSH(2006)通过估计泰勒曲线构造有效性边界,对各种货币政策战略对宏观经济绩效的贡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冲击的不同(64.4%),其次才是政策效率(35.6%)。

三、总结性评论

自Kydland和Prescott(1977)与Barro和Gordon(1983)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开创性研究开始,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发展,主要包括积极的、逆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理论趋于衰落;通货膨胀与产出(或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预先承诺的价值的理论讨论;低通货膨胀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张被广泛接受。

随着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增多,实证研究资料日渐丰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大部分研究结果都是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当然这还远不能排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疑虑,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和具体实施。

注:

①G3代表德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

参考文献:

[1]Ball,L. and Sheridan,N.,“Does Inflation Targe-

ting Matt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577,March 2003.

[2]Barro,R.J. and Gorden,D. B.,Rules,“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2(1) 101-122,July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