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1篇

欧元区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其中反映出一些战略性问题，其道理如下：

1、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有某种战略含义，欧元倒下对美元的霸权有利。应该说，欧元是为了对付美元才出现的，是为了打破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霸权。第一个提出欧洲统一货币主张的人是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而恰恰是他第一个揭示出了美元的两难选择。这不是偶然。特里芬提出，美国如果没有贸易赤字，则其他国家不会有美元储备；而如果美国贸易赤字太大，则其他国家又担心美国会利用美元贬值来转嫁债务负担，于是就可能产生挤兑，就会产生危机。他曾提建议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创造一种人造的货币：特别提款权，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管理，用以解决美元这一美国的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两难问题。然而，当尼克松政府决定让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大幅贬值后，美国人就认识了特里芬说的两难解决了，他建议创建的特别提款权也被束之高阁。特里芬很生气，提前从耶鲁大学退休回到了比利时，后来便积极推动欧共体国家建立共同货币机制，最终创立了统一货币――欧元。

2、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出现时段似乎也不那么偶然。法国的战略研究人员认为，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正巧是欧元债务总额要超过美元债务时，这似乎不那么偶然。他们问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前后有没有美国的战略安排?希腊如果没有美国高盛的“金融创新”安排，根本不够条件进欧元区。所以希腊进入欧元区就如同美国在欧元区内安置了一个“特洛伊木马”。引爆这个木马的恰恰又是美国评级公司给希腊债务的降级。

3、2008年爆发的债务危机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美元的信誉受损严重。在债务危机中，重要的是拉住新鲜资本，谁抓住新鲜资本，谁的债务就能滚起来，谁就能控制债务成本。如果欧元区陷入债务危机，新鲜资本只能流向美国，美国就可能靠新鲜资本让自己的债务重新滚起来。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很清楚。因此美国的金融公司不仅可以借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发一笔财，而且还可以把大笔亚洲及产油国的剩余资本拉到美国去，压低美国的债务收益率，帮助美国政府廉价筹资。

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货币危机  债务危机  主权信用等级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表现为某种单一形式，例如60年代的英镑危机为单纯的货币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为典型的银行危机，而80年代导致拉美国家进入“失去的十年”是纯粹的债务危机。然而，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本币大幅贬值至超过政府规定的波动幅度从而被迫放弃原有汇率制度的同时，当事国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银行业危机，银行坏账率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甚至出现了存款抽逃和银行挤提等现象。此外，墨西哥、泰国和韩国等国家在危机发生期间还出现了外汇储备无法保证外债按期偿付的债务危机。换言之，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同时或相继爆发作为现代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特征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尤为明显。这一共生性现象意味着上述三种类型的危机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而且从理论上分析这种联系的确存在。

涉及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研究文献总的来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集中分析分别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具有一定预警能力的金融指标。通过对此类研究文献的汇总我们发现，对货币危机具有一定预警能力的指标主要有：实际汇率的升值、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贸易条件的恶化、经常账户余额、外汇储备、短期债务／外汇储备、国内信贷、实际利率等(IMF，2001)；影响债务危机的金融指标主要有：人均收入、通货膨胀率、GDP增长、外汇储备、外债违约历史、债务／出口比、经济发展水平等(Edison，2003)。对照这两类危机的影响因素，我们可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对这两类危机均产生影响的共同因素非常少，仅有出口增长、贸易条件、经常账户／GDP以及外汇储备四个指标。这意味着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诱发因素或来源可能是不同的。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例如，GKR(Goldstein， Kaminsky and Reinhart，2000)与IMF(2001)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IMF进一步认为，某一国家的盯住汇率制变得不可维系，可能是由于某些宏观方面的原因而与该国是否有能力偿付其外债无关。此外，一国也可能发生债务拖欠或出现债务违约，而同时其汇率未发生任何变动，1999年的巴基斯坦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政府公开宣布停止偿付一切外债，但这并未导致其汇率发生大幅度贬值(IMF，2001)。

另一类研究文献则主要围绕主权信用等级展开。债务危机通常表现为一国对其主权债务发生违约，从理论上分析，反映一国主权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主权信用等级应当是研究者或市场参与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主权信用等级可视为一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宏观基本面因素影响着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为此，Cantor和Packer(1996)、Juttner和McCarthy(1998)以及Bhatia(2002)等许多学者就主权信用评级与一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均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主权信用等级。

既然主权债务评级中蕴含了众多基本面因素的信息，那么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是否可能通过主权债务等级这一渠道发生联系呢?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研究的结论大体一致，即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反而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GKR，2000；IMF，1999；Radelet and Sachs，1998；Reinhart，2002)。当然，这些研究也分析了主权评级未能预测出危机的可能原因所在。

然而，对上述所提及的GKR(2000)、IMF(2001)以及Reinhart(2002)等文献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文献所考虑的债务危机大多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债务危机大多都是对银行辛迪加贷款发生违约。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Amadou(2003)试图来回答在1994～2002年这一动荡时期内，主权债务等级是否有助于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所以选择这一样本时期，主要是考虑到这段时期的债务危机大多是对主权债券发生违约，这显然与80年代的银行信贷市场债务违约有所不同。他的研究发现与已有研究相同的是，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反之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而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当选择1994—2002年为样本期，同时当债务危机被定义为主权债务利差超过1000个基点时，那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通常在危机爆发两个季度之前就会经历资本市场规模的快速下滑以及外债利率的急剧上升，并且滞后的信用评级或评级变化(还包括不利的经济展望以及信用观测)有助于预测这样的债务危机。

基于已有研究所得出结论的不一致，同时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债务危机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通常表现为主权债券的违约，二是通常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本文以18个新兴市场国家在1990—2004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首先，我们考虑到如果按照债务危机的传统定义，在所选择的样本期间，很少发生主权债务违约的事件。例如，根据穆迪公司(Moody)的一项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共有9个国家经历了10次违约事件(Moody Compang， 2003)。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主要借鉴了Amadou(2003)中的思路对债务危机进行了重新界定，并且按照这一新的定义，对所选择样本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从而大大增加了债务危机的发生次数、扩大了样本规模。其次，既然主权信用等级蕴含了多个定量或定性经济基本面因素的信息，而这些经济指标对危机应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这意味着从理论上分析主权信用评级应有助于预测危机。基于此，本文参照GKR (2000)的研究思路，针对所选择的样本数据，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在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时的表现。最后，我们转换一种思路，不直接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挂钩，而是将货币危机与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相联系，通过借鉴Duffle和Singleton(2003)一文中的转换模型，将收集到的主权评级数据转化为主权债务违约概率，同时通过计算获得样本数据相对应的货币危机发生概率，采用不同形式的估计模型来探讨货币危机与主权违约概率的相关关系。

二  经验研究的准备工作

(一)主权信用评级数据的获得

大多数有关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都将评级机构的字母等级转化为数值等级。然而，除了定期主权信用等级之外，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通常也会在正式宣布升级或降级之前，定期公布或正面或负面的等级展望报告，并且随后一些关于主权等级升级或降级的评论或重点观望名单。例如，标准普尔公司(S&P)曾公开表示，其的信用观望(credit watch)就是依据一些公开的事件与短期趋势来预测 90天内信用等级变化的可能方向。此外，S&P定期公布的等级展望报告就是对6个月到2年之内的信用等级可能变化的方向所做的预测。

参照Amadou(2003)的做法，我们将Moody或S&P做的字母等级转化为数值指数，取值范围为1-58，具体的对应关系可参见附表1。同时，根据信用观望为正面还是负面来决定如何进行上下调整。由此，我们可通过Moody与S&P公布的主权信用等级计算出月度平均综合评级指数(It)。考虑到评级指数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我们进一步对该综合评级指数进行对数变换：Rt=ln(It/(59-It))。

(二)对债务危机的重新界定及债务危机数据的获得

鉴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债务危机的频繁发生，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主权违约和主权风险的决定因素。相关研究首先需要对债务危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通常情况下，债务危机的发生意味着下列事件的发生：债务重组、未按期支付本金或利率而发生欠款、国际货币基金贷款协议的上限部分。一些研究综合考虑上述三个事件来定义债务危机；另外一些研究简单地采用某一个单个事件或对债务重组或欠款的度量来识别债务危机。例如Lee(1991)、Balkan(1992)、Lanoie和Lemarbre(1996)以及Marchesi(2003)采用债务重组的概念来定义债务危机；Hajivassiliou(1994)在定义债务违约时则考虑了所有上述三个事件。此外，考虑到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债务危机大多以对主权债券发生违约为特征，穆迪公司将一个主权债券的发行者满足下面的一个或多个条件时定义为违约状态，相关条件是：(1)延期支付利息或本金，尽管最终在宽限期之内付清；(2)发行者以息票率或面值更低的债券来代替原来的债券；(3)发生不公平的交换，以帮助发行者避免陷入更严重的违约中去(MoodyCompang，2003)。然而，当我们试图采用上述债务危机的定义时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主权信用评级的历史较短；第二，主权债券发生违约的事件非常有限，自1985年以来，仅有7个主权债券的发行国家对其外币债券发生了违约，而且大多集中发生在1998—2002年。鉴于样本期间主权违约事件过少这一事实，Amadou(2003)借鉴Altman(1998)对困境证券的定义建议：如果主权债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实际计算中，月度债券评级指数(EMBI)+国家利差来表示)超出美国国库券1000个基点或更多时，就将此主权债券认定为困境债券，主权债券被认定为困境债券时，就认为发生了债务危机。随后，Amadou又给出了一个备选定义：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券利差超出其历史分布的90%分位数时，就认定发生了债务危机。将主权债券处于困境定义为债务危机显然要比仅仅将主权违约界定为债务危机广义得多，这种改进的定义不仅包括了真正的主权违约事件，还包括了一些濒临违约但由于受到外界资助而成功规避的情况。显然，如果将债务危机的本质看做是信用风险的加剧，而这种加剧并不一定就导致违约，同时信用风险加剧事件的发生频率显然要比真正的违约事件发生频率更高，从这个意义来讲，这种改进的定义更加合理。因此我们采用这种改进的定义来识别债务危机的发生。

按照这种改进的定义，针对所选择的样本数据，我们总共识别出263次主权债券困境事件，而在这段时期货币危机的发生数为42次。进一步通过仔细对照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我们发现总共仅有12个月，货币危机与主权困境同时发生。这一发现可能意味着即使采用这种改进的定义，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小，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为了便于经验研究，我们引入债务危机的二元变量，如果在债务危机发生后的24个月内出现一次或多次主权利差高于 1000个基点，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该变量取值为0。此外，考虑到债券危机与货币危机尤其是后者通常都要持续多个月，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应设定适当的数据窗口(data window)。对于债券危机而言，我们参照穆迪进行评级展望的频率，设定6个月为数据窗口，即当主权债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在某月出现“大幅变化”(换言之，超出美国国库券1000个基点或更多时)，我们就将此后6个月内发生的所有大幅变化都视做一次危机，在统计债务危机发生时间与次数时不考虑在内。货币-[飞诺网FENO.CN]

(三)对货币危机的界定及货币危机数据的获得

 

Eichengreen等(1995，1996)是最早研究货币压力度量方法的学者，并希望以此来确定货币危机的发生时间。具体来说，他们将汇率处于压力状态定义为当所构造的指数值超过一定临界值。这里的指数是由名义汇率、国际储备以及利率三个变量相对变化的加权和构成，该指数既包括了成功的投机攻击也包括了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在该指数中的所有变量是相对于所选定的参照国家，同时其临界值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

Eichengreen等人关于货币危机的定义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并由此衍生出了许多其他有关货币危机的定义。Kaminsky等(1998)以及Kaminsky和Reinhart(1999)对货币危机的定义与Eichengreen等人的非常类似，但在他们所构造的指数中不包括利率变化，因为在他们所研究的样本国家中，利率受到了中央银行的严格控制。一些学者考虑到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很难被识别，因此在构造货币压力指数时并不考虑该因素。例如Frankel和Rose(1996)以及Esquivel和Larrain(1998)将国际储备与利率差这两个变量从汇率压力指数中略去，构造了一个简单的货币崩溃指数。此外，有的学者强调了在货币危机中变量的波动程度明显不同这一特征。例如Zhang(2001)采用随时间变动的临界值来解决这一问题。考虑到现代货币危机的本质，同时由于市场化的利率数据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无法获得，我们认为采用Kaminsky和 Reinhart的定义作为计算外汇市场压力的基准点是合理的。换言之，外汇市场压力(EMP)被定义为：

EMP=%汇率it／std1it+%外汇储备it／std2it

这里std1it和std2it分别代表国家i在时间t时汇率百分比和外汇储备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偏差。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这里的标准偏差分别指一年中的月度汇率波动率与月度外汇储备波动率的标准差。这里假定与汇率压力相关的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当影响本币的购买力，换言之，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当导致实际汇率的变化(至少在短期)。这一条件排除了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所发生的一些急剧贬值现象，但同时保留了在通货膨胀较为温和的时期所发生的大幅贬值。

在确定是否发生危机时，一些研究者采用外生性的贬值临界值，即这一临界值对于所分析的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Frankel and Rose，1996；Kumar et al.，1998)；另一些研究者则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来确定具体的贬值临界值(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Kaminsky et al.，1998；IMF，1998；Esquivel and Larrain， 1998；Glick and Moreno，1998；Moreno，1999)。本文将汇率压力的大幅变动明确为所定义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变化超过5%，同时超出均值2个标准差，这里的均值和标准差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设定的。

同样考虑到货币危机通常都要持续多个月，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参照大多数研究者的做法，设定24个月为数据窗口，即当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某月发生了大幅变化，我们就将此后24个月内发生的所有大幅变化都视做一次危机，在统计货币危机发生时间与次数时不考虑在内。

 

三  主权信用评级是否有助于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

我们首先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能力。其中，因变量是货币危机(危机发生时取值为1，否则为0)，而解释变量是前面所构建的平均综合评级指数。值得注意的是，在估计过程中，我们将采用不同间隔期的指数变化、不同的指数构成来进行压力测试，以保证估计结果的一致性与可靠性。具体的估计结果参见表1。

从估计结果可看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并不能显著地预测货币危机的发生。尽管对数综合评级指数的3月期变化与Moody评级的3月期变化在5%的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但相对应的边际效应却分别仅仅达到-0.2%和-0.6%，意味着影响可忽略不计。此外，综合评级指数的12月期变化与6月期变化的估计系数的方向与预期的相同，但在统计上却并不显著。同时当分别采用S&P的评级指数、简单的评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一结果基本上与Amadou(2003)以及 GKR(2000)的研究结论一致，前者选取了1990-2002年期间的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的30次货币危机为样本，后者则选取了2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21次货币危机为研究样本。

既然主权信用评级不能显著地预测出货币危机的发生，那么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在货币危机发生后进行了调整?IMF(1999)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评级机构的表现进行调研，发现评级的变化通常滞后于货币危机的发生，意味着降级通常发生在危机爆发之后而并非之前。这一事实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观点：由于评级机构大多都是对被评客户直接收费，同时为了避免受到其降级行为可能引发危机的指责，因此评级机构通常没有动力在金融危机真正爆发之前主动地降低主权信用等级。当然评级机构对此也做了反驳，认为它们不会冒着损害自身信誉的风险而只考虑当前的利益。然而，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研究货币危机发生后评级的变化情况无论对于市场参与者还是决策者而言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这一问题，GKR(2000)以及Amadou(2003)针对不同的样本集合分别采用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货币危机的发生是否有助于预测主权信用评级的下降。在他们的估计中，因变量为主权信用评级的3月期变化，具体地说，当主权信用等级出现升级时，因变量取值为1，当未出现变化时，因变量取值为0，而当出现降级时，因变量取值为-1；而解释变量则为滞后3个月的货币危机二元变量。

同样，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概率估计方法，针对 1990 - 2004年样本国家货币危机的发生情况与主权信用等级的相关数据，在Limdep 7.0分析软件的帮助下，对货币危机对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是否具有预测力进行了估计，结果参见表2。从估计结果我们不难看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其边际预测贡献达到了7.9%，意味着货币危机有助于预测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这一结论与GKR(2000)以及Amadou(2003)采用不同的样本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程度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可靠的结论：货币危机的发生增加了主权信用等级被降级的概率。

GKR(2000)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权信用等级的决定因素是否就是对金融危机具有预测力的那组基本面因素?上面的经验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可能并不尽然。换言之，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因素(不同于通常讨论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在货币危机与主权违约事件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未来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我们最后来研究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可以代表主权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为此，我们采用1990—2004年期间18个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隐含违约概率(IPD)数据与综合评级指数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库来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从估计结果可看出，无论我们采用综合评级指数的3月期变化、6月期变化、 12月期变化，还是采用单独的Moody评级指数或S&P评级指数，R2均表现显著，在54%-72%的范围内波动，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估计系数的方向也与预期的相同，表明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主权违约的可能性。

四  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发生的相关性

前面我们曾提到，GKR(2000)与IMF(2001)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然而，上述两项研究均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与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是密切相关的。GKR与IMF的结论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债务危机，而且这些危机通常都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债务危机通常以对银行贷款发生违约为特征。进入90年代，债务危机通常以主权债券发生违约为特征，同时我们对传统的债务危机定义进行了修正，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本文参照Amadou(2003)的研究方法，针对所选择的样本国(18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集样本期间(1990-2004年)JP—摩根银行的EMBI指数以及样本国相对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利差数据，在假定利率期限结构不变且回收率为30%的情况下，运用一个基于强度(intensity-based)的非参数模型计算风险中性的IPD。这些IPD值给出了样本国在样本期间发生违约的可能性。通过比较这些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的变化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平均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用t—检验统计量做进一步的验证，仍不能拒绝原假设“在货币危机期间的平均IPD值=整个样本期间的平均IPD值”，这与Amadou(2003)的研究结果是相同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将本文的样本数据运用于刘莉亚(2004)中货币危机预警模型中，在Limdep 7.0分析软件的帮助下获得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在获得代表着主权债务发生违约可能性的IPD数据与代表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危机概率数据后，我们分别采用简单的线性相关性检验、非线性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以及两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三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看出，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线性相关性是较低的，相关系数仅为5.2%。同时，当把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作为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这里我们选择了有序probit模型)时，我们发现R2仅仅达到0.0076，并且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估计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当把货币危机发生概率作为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时，结果也是相似的，R2仅为0.0036，IPD的估计系数同样在5%的水平上并不具有显著性。最后，我们采用了两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分别从一阶至五阶，从F值及相应的p值可看出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即两变量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均不成立。

上述结果表明，在所选的样本期间1990-2004年内，与已有的研究有所不同，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由于在样本期间内，债务危机不再表现为对银行辛迪加贷款发生违约，而大多表现为主权债券违约概率的加剧，同时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主权债券违约的形成机理与银行债务违约的形成机理有所不同。同时，这一估计结果与本文第三部分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即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这样的估计结果如何来解释?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均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尽管分别对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影响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有许多，但这两组因素的重合点却很少，即使少数因素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均发生作用，但它们的预警能力的大小也大相径庭。

五  结论

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3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金融传染；传染源；格兰杰检验

一、 引言

欧洲债务危机开始于2009年，它以希腊发生危机为开端，随后逐步蔓延到葡萄牙、爱尔兰等其他国家，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次危机中，危机最严重的五个国家（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被国外媒体合称“欧猪五国”（Piigs）。

欧债危机与以往的金融危机有个显著的区别，就是欧债危机的爆发不是一个国家爆发危机，从而传染给其他国家；也不是几个国家依次爆发危机，从而逐步传染给其他国家。欧元区以“欧猪五国”为主，在希腊爆发危机的时候基本都存在了债务的问题，而且危机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都交错出现了债务问题公开和评级降低的现象，因此在欧债危机过程中，金融传染的传染源是谁呢？它们又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这是个特殊的现象，也是本文试图去探讨的课题。

二、 文献综述

Clasessens、Dornbusch和Yung（2001）提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金融危机传染概念：金融危机传染是指具有恶化趋势的市场混乱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扩散。这一概念说明了金融危机传染的跨国扩散效应，表现为汇率、股票价格、债券风险贴水和资本流动等金融指标的同向变动，因此可以通过相关数据来观测分析金融危机传染。

金融危机传染非常普遍，在1990年代以来的危机中则更为显著，但各次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并不相同，Dornbusch等（1998）把金融传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实体经济和金融联系导致的金融传染，强调基本面关联；另一类是金融危机与观察到的宏观或其他基础因素变化无关，强调非基本面原因，主要包括羊群效应和唤醒效应等导致的金融传染。

Bikhchandani和Sharma（2000）认为投资者无论是否消息灵通，都会参考其它投资者的投资情况。当投资者得知其它投资者撤出投资时，他也会撤出投资，这种行为被称为羊群行为，它主要来源于社会公共盲从心理。Goldstein（1998）将新闻对投资者的突然启发作用称为唤醒效应，即新闻对投资者来说就意味着新的信息输入，投资者突然意识到需要重新评估类似资产的价值，就可能改变投资行为。

Khalid和Kawai（2003）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汇率、股票价格和利率三类主要市场变量数据建立了一个VAR模型，对不同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联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并通过冲击响应分析了泰国危机对其它国家的扩散作用。张志波和齐中英（2005）也利用类似方法分析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

欧债危机的传染的研究极其少，吴新生（2012）基于空间面板数据，对欧债危机的传染机制实证检验表明季风效应、溢出效应与净传染效应同时存在。周舟等（2012）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和时变多元GARCH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各国金融市场间相关性显著上升，市场间影响程度更大、影响时间更长，存在金融传染效应；希腊是此次危机的传染源，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传染效应不明显。

三、 欧债危机传染源的基本状况分析

1. 欧元区国家的GDP状况。我们以2009年和2010年GDP占世界总值的比例作为对各国的综合实力的考量指标，按以经济实力来分，德国、法国最强，意大利、西班牙其次，荷兰、瑞典、瑞士、希腊再次，葡萄牙、爱尔兰、芬兰较弱，卢森堡最弱。

特别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本身经济实力较强，具备一定的传染抵抗能力，但是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他们也成为了传染源，对欧债危机的传染起到作用。

2. 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状况。欧债危机中主要是“欧猪五国”爆发了危机，他们是传染源。其中希腊是传染源头，其他几个国家既被传染，后来也成为传染源。财政状况的恶化是传染力强弱的主要考量指标。

2010年欧洲各国债务与GDP比值，“欧猪五国”排名依次为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第一的希腊债务为GDP的1.24倍。

2009年欧洲各国公开赤字与GDP比例，“欧猪五国”排名依次为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排名第一的爱尔兰占比高达14.3%。

四、 欧债危机进程的划分

1. 欧债危机的大致进程时间段。我们以希腊危机为主时间轴，按照欧债危机演进过程，我们可以分成如下时间表。

2. 数据选择。研究数据以欧元区为主，兼考量英国和美国作为参考。这十五个国家指数分别为希腊股票指数ASE、爱尔兰都柏林股票指数ISEQ、西班牙指数IBEX35、葡萄牙指数PSI20、意大利指数FTIB、法国指数CAC40、芬兰指数OMX、比利时指数BFX、荷兰指数AEX、奥地利指数ATX、丹麦指数OMXC20、德国指数DAX、挪威指数OBX、英国指数FTSE、美国指数DJI的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于路透资讯。

考虑到各国的节假日会造成该国当日数据缺失，为了保证各国股票市场数据互相匹配，本文删除了各国股票市场交易日不重叠的数据。由于欧洲地区的交易时间基本一致，而美国晚于欧洲，所以可以采用同一天数据作比较。

我们采用指数对数收益率作为股票指数收益率的参考数据，股票指数收益率定义为Rt=LnPt-LnPt-1（公式1），其中，Pt为第t日的股票价格，Pt-1为第t-1日的股票价格。

3. 时间段修正。我们同时考虑股市大跌的日期作为事件发展的响应时间，也作为新的事件拐点时间。如果在某一段时间内下跌幅度大的次数多，我们可以认为这段时间欧债危机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因素，可能推动了欧债危机的整个进程。如果以某一个国家的下跌次数为准，则不能全面说明欧元区发生的状况。为了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考虑GDP高的德国股市下跌3%以上，GDP中的西班牙下跌3%以上，GDP低的希腊下跌4.5%以上三个国家的股市指数来作为参考。

2009年到2010年三个国家深幅下跌的总共次数为96次，而相对集中在2009年1月～3月、2010年4月～6月、2011年8月～11月、2012年4月～7月，以上月份合计出现了71次，占比74%。因此可以认为这几个月的阶段是欧债危机具有重要拐点意义的阶段。

4. 欧债危机过程的各研究阶段及数据。为了避免危机发生前可能的预期带来的影响，或者是危机发生中过渡期的影响，我们去除一些各阶段初或各阶段末在可能对检验结果带来干扰的过渡期交易日。

综上，我们所选的阶段数据如下表。

数据说明：数据统计中，非危机阶段数据较多达到344个，这有利于保障非危机阶段的相关系数的稳定性，从而保证其他阶段做比较时候的可靠性。欧债危机前和危机扩散、升级以及欧债危机后数据均在100以上，有力的保证了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而其中数据最少为危机蔓延期的39个交易日，也有相当高的有效性。因此，以上数据应该能够可靠的做出相关性检验。

五、 Granger检验方法

为了研究欧债危机的传导方向，本文对各国波动率序列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检验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X，Y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即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

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必须同时满足：

（1）X有助于预测Y。

（2）Y无助于预测X。

对X，Y的因果检验的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原因，即H0：β1=β2=…=βm=0 （公式2）

为了检验这两个条件是否成立，需要检验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预测没有帮助的假设。例如，欲检验“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这个原假设，我们把Y对Y的滞后值以及X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也称为无约束条件回归），再将Y只对Y的滞后值进行回归（称为有约束条件回归）。借助F-统计量：

F=■（公式3）

就可以确定X的滞后值是否对无约束条件回归的解释能力有显著的贡献。若贡献显著，则拒绝原假设。即检验变量满足：

F=■～F（m，n-k）（公式4）

其中，n为观测个数，k为无限制条件回归待估计参数的个数。

比较F统计量与临界值的大小即可得检验结果。如果F>F（m，n-k），则拒绝零假设H0：x是y的Granger原因，若F小于临界值，则不能拒绝零假设：这就意味着x不是y的“Granger原因”。

六、 欧债危机传染源特征的实证结果总结

根据分析，我们可以将欧债危机发展阶段的起源国家和重要传染推动国家总结成表5。

我们的结论：

1. 持续传染源的条件综合性。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整个欧债危机金融传染的重要推手，西班牙基本贯穿了欧债危机的每个阶段，葡萄牙也基本在每个阶段都起到了或大或小的作用。在我们研究的欧元区国家中，2009年和2010年西班牙的GDP位列第4位，葡萄牙位列第9位，而位列第3位的意大利，强于位列第8位的希腊，第10位的爱尔兰都在整个欧债危机的传染中起到作用较小。另外，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与GDP比值排名中，西班牙排第3，葡萄牙排第4，也是排中间靠后；而欧猪五国的公共债务与GDP比值中，西班牙排第5，葡萄牙排第3，属于较靠后，说明这两个国家债务状况还是良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危机传染过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综合危机发生原因和经济实力两个因素的国家，而不单纯是经济实力强或发生危机严重的国家。对于这个现象的一种可能是，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免疫抵抗力，而经济实力弱的国家传染攻击力不强，因此在传染过程中最具有传染力的是经济实力中等而带有一定程度的相同病症的国家。

2. 传染源爆发危机的提前性。欧债危机中重要传染源的国家并不是当时发生重要影响事件的国家，而是有一定的提前性的即将发生危机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爆发危机前夕就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传染源，成为欧债危机传染效应的重要推手。而意大利和爱尔兰则更早于其危机发生就已经成为传染源了，说明市场对金融危机具有一定的预期能力。一般情况危机发生国家都不是当期的重要传染源，甚至一点传染影响力都没有。因此在危机发生后，更应该关注的是接下来可能发生同类危机的国家，他们具有更强的金融传染破坏力。

3. 传染源的转移性。欧债危机中重要传染源会出现转移和更替。从欧猪五国到德国到比利时丹麦，说明了金融危机传染源在危机中由将发生危机的国家过渡到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再到经济实力弱的国家。在蔓延阶段，欧元区经济实力第一的德国成为推手，也推动了金融传染的加剧，而在危机升级时，连经济实力弱的国家都能很强的推动金融传染。

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经济实力强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如果能让强国降低危机金融传染的影响，那么能让转染源转移中截断转移的链条，从而使得危机的传染减弱，减少危机传染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1. 吴新生.季风效应、制度空间依赖与欧债危机传染——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3）.

2. Dornbusch， R.After Asia： New Direc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mimeo， MIT，1998.

3. Bikhchandani， S.and S.Sharma.Herd Beha- vior in Financial Market： A Review， IMF Working Paper，2000.

4. 张志波，齐中英.基于VAR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检验方法与实证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5，（3）：115-120.

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4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 ； 高福利制度 ； 欧元区缺陷

自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拉开序幕后，欧元区正经历着自成立以来的最为严重的债务信用危机，且愈演愈烈。欧债危机不仅使得欧元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还深深影响到全球金融体系，对全球经济造成显著影响，分析其原因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高福利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普遍开始实行高福利制度。正是过于优越的福利制度造成了这些国家财政赤字和过高的债务负担。

在高社会福利制度下，保障公民的义务更多地由政府承担，那么政府财政就会常常处于一种超支的状态。同时，整个欧洲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人口趋于老龄化，与过高的福利制度一起，造成了长期结构性高失业、低增长的局面。这种情况下，遇到金融危机，下降的财政收入却伴随着刚性的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造成巨额财政赤字。

我们来看首当其冲的希腊，希腊有着臃肿的公务员队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于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涨幅，庞大的公务员体系的结果便是每况愈下的财政状况。在渐弱的国家产业竞争力和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下，希腊却无法自动调整由长期优越生活环境养成的高消费习惯。政治是和福利息息相关的，为了选票，任何政治家都不敢削减福利，为维持高社会福利水平就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于是导致高居不下的政府债务和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

因此，发达国家高政府福利支出的背后，是政府债务规模的积重难返。

（二）欧元区制度的缺陷

1、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

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自分散的财政政策。统一货币政策导致各国不能使用汇率和利率这两大工具。也就是说，对外不能用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刺激经济，对内不能用扩张货币来减轻政府债务。那么，在08金融危机下，为了对应经济疲软，欧元区成员国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同时，统一的货币政策，极大的降低了欧元区成员国政府的融资成本。为了维护欧元的稳定，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如德国相当于为其他有债务问题的国家提供了隐形担保，使得资本市场对这些国家国债的信心大大增加，国债利率下降到应有水平之下，这这些问题国家融资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又不会担心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造成通货膨胀。这样的机制下，经济状况不大好的国家在资本市场上以超过自己能力的水平大举借债，导致债务率长期偏高，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最终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还款能力，爆发债务危机。

其实这也体现了欧元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搭便车行为。如希腊无节制的信贷，为了维护欧元区的稳定和控制风险，最后德国等大国和欧盟必然会跳出来进行救助，相当于由德国人的辛苦努力为希腊人的高福利懒惰生活埋单。

2、缺乏监管

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发现欧元区成员国没有恪守稳定与增长公约，特别是公约中对欧元区成员国准入条件的规定。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大多数国家的赤字和债务都超标了，即便是以稳健著称的德国。多数国家长期没有恪守稳定与增长公约，政府赤字占比GDP大于3%，政府债务占比GDP远远大于60%。然而在这样大规模超标的情况下，欧盟却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退出机制，这必然埋下了隐患，推动了欧债危机的爆发。

这两点或许就是克鲁格曼所说的“这场危机的核心原因是欧元缺乏灵活性”。这样的缺陷下，高赤字高债务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三）其他外部原因

1、 金融危机下的刺激政策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外部原因必然有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欧元区债务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发展影响的结果。

本轮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拯救金融机构和抑

制经济衰退，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政府负债水平激增。欧元区也不例外。2008年至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在欧盟实施，相关经济体的财政赤字急剧上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比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2、 信用评级机构等的推波助澜

债务评级的下调既是引爆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同时又将令形势恶化加剧。公共债务状况恶化令债务评级被调低，从而导致融资难度上升、成本提高，这将反过来令公共债务状况更加恶化。这种恶性循环令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更难走出困境。

而据欧洲央行对三大评级机构至1995 年至2010 年的评级调整情况统计显示，1）欧元区债券利差走势与评级机构调整“高度相关”。2）大多情况下，债务评级的调整在之前1-2 个月并不为市场所预期。3）相对于正面的展望，“负面”展望对于市场的冲击更大。4）近6 月内评级被下调的国债收益率利差，要小于相同评级但近6 月未被下调的国家。这表明，评级机构评级调整已具备主导欧债危机走势的核心力量，而频频的“负面展望”、“评级下调”，客观上已对此轮欧债危机的加重而非缓解起到了“助推”作用。总之，评级机构的影响不容小窥。

(四)结论

综上所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有三：根本原因是自二战以来各国推行的高福利制度；欧元区的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发达国家，尤其是国家在调控经济时受到制约，政策选择空间有限，同时又没有相应的监管和退出机制约束各国主动控制负债；为了应对次贷危机而反复实施的刺激性财政政策则是直接促发原因，而三大评级机构和国际投机资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

参考文献：

［1］ 保罗?克鲁格曼.欧元区的致命缺陷［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0(5)

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5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 行政管理 启示

1.欧债危机的起源与演化

1.1欧债危机的起源。欧债危机即欧元区债务危机，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1]债务是指，以本国的做为担保向国外借来的债务，包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世界银行以及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

欧债危机始于希腊债务危机。因希腊本身的经济实力并不强，为保持与欧元区一致的薪金和福利水平，希腊采取了国家借贷的做法。[2]如果欧元区经济持续增长，希腊可以用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方式维持，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动荡，欧元区经济增量没有达到预期，希腊的经济也是危机四伏。因此，2009年12月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评级，而债务评级的下降，导致希腊无法借到新的贷款，由此希腊的债务危机浮出水面。但是欧洲各国在如何援助希腊问题上又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标准普尔将希腊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希腊政府为了削减开支，只能宣布降低福利水平，但这显然影响了希腊民众的既得利益，激起了希腊民众的强烈反对，国内罢工游行不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受到了影响。但欧债危机不是孤立发生的，希腊债务危机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到了整个欧元区。债务危机不断深化和蔓延，并扩展到了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甚至波及到了法、德两国，使得整个欧盟都笼罩着债务危机的阴云。另外，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普遍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期提振经济。虽然，经济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但是由于许多债务国的财政收支状况持续恶化，依靠举债运作和刺激经济，使其债务负担积重难返并屡破新高。在全球金融危机逐渐扩散、债务风险逐渐升高的情况下，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实体经济衰落、社会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债务负担极其沉重，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爆发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的。

1.2欧债危机的演化。自2009年12月惠誉公司下调希腊信用评级以来，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发展演化。2010年4 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同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虽然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和爱尔兰进行了救助，但市场仍然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持悲观态度，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纷纷表示，如果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他们极有可能因融资困难而步希腊和爱尔兰的后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申请援助。德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相继卷入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开始向法国等中心国家蔓延，欧洲银行业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开始着手系统解决欧债危机。2011年10月，第二轮欧盟峰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就私人投资者承担希腊债券损失、杠杆化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等方面达成了原则性共识。以期稳定市场信心。与此同时，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将向希腊提供一笔一千亿欧元的援助。

但上述一揽子协议，对稳定金融市场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2011年11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并给予负面的评级展望。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上升；西班牙同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这使得两国政府已几乎不可能通过市场融资。与此同时，法德两国在欧洲央行救市和欧元区发行债券等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洲经济复苏的脚步受到严重阻碍，并出现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法国现有评级存在下调可能， 2011年11月23日德国发行的总值约为6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被投资者认购的只有39亿欧元，为此，德国央行不得不买下未被认购的部分。一直以来，德国的政府债券在资本市场中都是被视为优质资产受到热捧，这次冷遇恰恰反映了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的悲观预期。

由于目前债务危机有向更大规模经济体蔓延的趋势，欧元已经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德国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并称，如果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德国经济将有可能进入“明显疲软期”。这表明欧元区核心国家，有可能面临着被希腊等债务危机国家拖垮的危险。

2.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

2.1“极端化”民主政治体制存在缺陷。西方政治体制表面上看核心是“三权分立”，实际上是竞选。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实行超高福利政策，形成超高福利文化，而且胃口越来越高。为了选举的需要，各参选党派就不得不竞相承诺提高福利的价码。“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与民主政治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而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就得提高财力，接着就得增加税收。但是西方人口逐渐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产业空心化这就造成经济衰退与增税的矛盾。经济衰退增不了税，又要维持党派权利和争取连任，就得实行赤字财政，大肆举债，为了保位而欠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欠债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就形成了债务危机，就得减少赤字。“减赤”引发民众抗议、消费低迷，带来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反过来又导致税收下降、赤字增加，这就出现第五个矛盾，即克服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加剧和社会动乱的矛盾。现在示威游行和骚乱已经此伏彼起。

2.2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高额的财政负担。这些国家一直奉行高福利的社会经济政策，而执政者出于选举的需要，不敢对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致使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长期维持，造成了财政的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举债度日。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日趋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

2.3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随着欧洲高福利制度的普遍实施，劳工工资水平不断提升，债务问题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全球产业竞争日益激烈。这使得欧洲债务问题国家在传统优势行业上的竞争力逐渐丧失。在核心竞争力下降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普遍推行“高消费+贸易逆差”的模式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国内储蓄不足政府无法有效利用国内储蓄为财政赤字融资只能转而依靠发行外债融资。[3]如，希腊本身是一个高负债低增长低储蓄率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旅游业和轻工业为主，重工业比较薄弱，所以经济内生性基础相对较差，对外依存度高。

2.4欧元区非对称的经济发展结构与统一货币政策形成矛盾。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经济实力的大小决定着经济政策制定中发言权的强弱，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对欧元区经济政策具有核心影响力，在欧元区经济结构中出于中心地位，反之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则出于边缘或地位。这就形成了欧元区“中心——”式的经济结构。而在遭受外部经济冲击时核心国家和国家所受影响也不同。核心国家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国家的经济利益可能被忽视。如在危机中，德法等国遭受冲击较小且迅速复苏，不愿采取过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使得经济遭受重创的国家只能依靠本国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最终导致其财政赤字上升和债务危机爆发。

2.5欧元区联盟体制存在局限性。虽然近些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欧元区并不是一个完善的政治联盟，而只是一个经济或货币联盟。欧元区各国作为独立的民选政府，必须对本国选民负责，对本国利益负责。在欧债危机爆发初期，各国由于顾忌本国利益，在对希腊救援的具体方式上争论不休，难以出台切实可行的救助计划和解决方案。以致错失有效经济救援的最佳时机，造成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危机损失扩大，经济危害加深，政治危机加剧。

3.欧债危机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3.1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欧债危机的爆发又一次告诉我们，对西方民主一定要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看。既不能把民主作用绝对化，更不能把西方民主形式绝对化。如果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直选制度作为唯一的民主形式，这实际上是对西方民主的迷信。我们要发展“中国式民主”，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走自己的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3.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保障模式。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合理选择社保模式，界定社保中政府责。完全由社会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会导致较大的风险，而过于强化政府责任则会导致制度成本过大。我们应坚持，既强调政府的主导责任，又考虑充分发挥社会机制。

3.3继续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经济结构失衡是引发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而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健康发展，并成功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快速增长的背后我国经济结构也暴露出一些不合理的问题。例如:我国投资占比偏高消费占比偏低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产业结构中.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有待加快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等。因此为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继续坚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针使我国经济朝着结构更加协调和优化的方向发展。

3.4加强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和管理。高度关注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流动性问题。欧债危机的起因是流动性危机，而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不容忽视，项目回收期与偿债期的资金错配，将带来较大的流动性风险。提高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透明度。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缺乏有效信息披露，长期隐形运作容易形成风险积累。因此可以试点推动地方政府市政债券发行扩大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同时通过债券市场监管提高对发债主体的信息披露要求.将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加大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力度，降低其风险。

3.5在保持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同时，制定并实施金融业长期发展战略。由于美元和欧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并且欧美发达国家具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体系因此不断有全球其他地方咨金十其果发展中国家储蓄资金流向欧美金融市场，为欧美发达国家债务融资和保持其固有经济发展模式提供资金来源。尽管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金融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如间接融资比重较高、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不高、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等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1]冯永华.欧债危机的演化及应对策略[J].未来与发展，2012,01.

[2]张丽萍.欧债危机给我们的启示[J].研究与探索,2010,12.

[3]漆鑫,庞业军.欧债危机的根源、前景与影响[J].外汇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