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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洲稳定机制;制度缺陷

一、欧洲稳定机制概况

为救助欧盟债务危机国家,欧盟及欧元区成员国召开了一系列峰会、出台了一系列举措。2010年5月,欧盟联合IMF推出了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金融救助资金作为防控欧债危机扩散第一道防线。然而,资金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并没能阻止欧债危机蔓延之势。一方面,欧盟领导人意识到它们只是暂时帮助困难成员国渡过难关的有效手段。为此,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金融支持机制以更好地协助成员国度过金融或财政危机、保障欧元区的金融稳定性变得极为迫切。2011年3月24至25日召开的欧盟峰会经博弈与协调,尽可能地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行政策改革的最大限度平衡点,力求稳定、改革和发展,最终通过了一套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全面解决方案。其中,永久性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应运而生。

二、ESM是救命稻草

ESM将结合现有的各种机制,促使危机国家增强经济治理、提高金融监管并推进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和经济改革,从而达到防范或化解成员国债务危机的目的。ESM的推行体现了各方积极出谋划策并把拯救欧债危机转化为实际行动,其重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结合欧债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看,不禁引出疑问,如果ESM从2013年6月起顺利运行,欧盟今后金融稳定就会有所保障了吗?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该制度仍存在不少不确定性。事实上,欧洲急需一个更为全面且能带动经济总体复苏的药方而不是止痛药。首先,ESM的资金提供方式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因为各国目前形势依然很严峻,成员国完全可能出现“不能缴纳、不愿缴纳”的情况,引起市场对欧盟有关救助机制能否正常运转的担忧。受助国是否能在规定期限内获得市场融资,目前仍是未知数。欧元区成员国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是此次危机爆发的一个基础性原因,但这一问题在一揽子的方案中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其次,ESM对某一成员国贷款的决定、利率的制定以及限制条件等方面的表决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每个成员国都有权力阻止启动ESM,这可能造成成员国相互之间共谋,同时也会使得某些成员国因国内政治原因而不愿分担救助成本时投下否决票。ESM未能解决欧盟结构性失衡和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不匹配问题;除非欧元区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否则所有的救助最终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将为市场累积更大的风险。鉴于此,除了EFSM、EFSF、ESM等金融救助方案外,有必要对欧洲整体的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另外,尽管各国财政削减政策和财政一体化改革举步维艰,但为避免欧债危机给全球带来更大的震荡,各国必须动手切除这一体制“毒瘤”,方能从根本上回归正常的经济秩序轨道。

三、欧债危机与中国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也曾将中国看作潜在投资人,很多人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出手救助欧洲。对中国是否应支持帮助欧元区度过危机存在着广泛讨论,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在欧元区没有提出明确的、重树市场信心的方案之前,中国直接投资于欧元区问题国家的国债风险很大,特别是在部分国家国债具有较高的重组风险的背景下,更是不宜贸然出手。但如果欧元区领导人决策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中国则应该考虑支持欧元区度过债务危机。这不仅对欧元区经济有益,对稳定世界经济形势、避免世界经济陷入大衰退有益,也对中国经济自身发展有益。2012年2月2日,国务院总理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中国在考虑更多参与解决欧洲的债务危机问题,但欧债问题首先要靠欧洲国家自己解决。事实上,欧洲人自己必须要先自救,欧洲人自己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不仅政治方面要有共识,而且也必须要有改革的方案。如果仅靠中国一己之力去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会引起国际社会的猜疑,更会引起中国百姓的不理解。中国在处理欧债危机问题方面,不应对别国形势的变化过度警惕,也不应为目前在世界经济中相对的上升态势而过度欣喜。繁荣、稳定的欧洲对中国的发展有利,一个和平稳定的欧洲也是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确保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当今也面临重大的转变和调整,审慎考察世界形势,善择出路,保持冷静头脑,是面对动荡世界的正确方法。

参 考 文 献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第2篇

被拯救还是破产,关键看年初上台的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希腊新改革方案,能否与国际债权人的立场靠近。当地时间7月11日,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经济改革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这份提案对债权人做出明显让步,承诺通过养老金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增税等行动,换取第三次金融救助以免于破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保留了一线解决的希望。一个GDP只有2400亿美元的经济体的债务困局,何以左右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前景和一体化进程?何以成了世界经济的风险源?对中国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A危机的缘起

希腊债务危机并非骤然爆发。过去的6年,希腊债务危机都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伴生物,其间经历了发作―平息―再发作的反复过程。2009年10月,当时的希腊新政府宣布,前任政府的统计数据有误,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国际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

希腊债务危机揭开了欧洲债务问题的盖子,正处在金融危机恐慌中的市场突然发现,除希腊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都有严重的债务问题,这五国被称为“PIIGS”五国。经过7个月观察,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结论,希腊债务危机无法靠希腊自己解决。2010年5月,欧元区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和IMF共同为希腊提供3年1100亿欧元贷款,这是对希腊进行的第一轮经济援助。欧盟同时决定,联手IMF设立资金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

为得到援助,希腊宣布实施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然而,第一轮援助和希腊的财政紧缩,未能改善希腊的经济情况。而且,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下降导致希腊出现政府更迭和社会动荡,债务危机就此成为政治性危机,危机进一步升级。到2012年3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一体化支持者的推动下,欧元区财长会议正式批准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方案。此后,希腊危机似乎一度缓解。2013年,希腊财政略有盈余,2014年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股市也一度飙升。

然而,进入今年以来,希腊债务危机再次显现。希腊激进党1月在大选中胜出,主张结束紧缩措施、对严苛的救助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在赢得国内民众多数支持的同时,也导致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希腊违约和全民公投,将各种矛盾同时推到前台。

表面看,希腊债务危机是2009年统计数据造假点燃的,实际上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希腊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束,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负债率不能高于GDP的60%。而希腊与这两个标准相差甚远。为此,希腊求助著名投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法,帮希腊政府隐藏了一笔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欠债。由于这笔债务需要10到15年归还,因此只具有长期风险。事实上,不止希腊,这种“金融创新”被广泛用于欧洲国家。就此来看,以希腊为爆发源的欧洲债务危机,和以美国为爆发源的金融危机,具有同源性,都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弊端。

B 辐射到他国

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在一个中等经济体,按道理没有美国金融危机那样的辐射性,但欧洲一体化体系提供了希腊债务危机扩大的条件。更严重的是,希腊债务危机不仅会引发财政危机、货币危机,还可能引发跨区域的政治危机。

首先,希腊是欧元区成员,一旦债务危机走向退欧,将意味着欧元信用贬值。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对美元及非美十几种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据国际投行评估,如果希腊危机走向最不好的结果,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有可能降至0.95比1。欧元失去信用不仅意味着退出与美元争夺国际货币“铸币税”特权的较量,还可能导致欧元资产被大量转移和抛售,从而让整个欧元区陷入困境。已经援助给希腊的2400亿欧元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偿还。

其次,欧债危机并非只发生在希腊,意大利等欧洲中心国家,同样面临债务问题。假如希腊退欧,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既可以暂时“赖账”,又可以保住国内的支持率。一旦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群起效仿,欧元区就可能走向坍塌。而欧元区的坍塌,意味着二战后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终止。

第三,历史证明,每一次深度经济危机都会导致社会思潮反转。二战后的多数时期,欧洲基本延续的是一条中性道路,而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使激进政治力量抬头。这种由中间偏向激进的潮流,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蔓延到其他深受经济低迷困扰的国家。一旦形成这样的趋势,欧洲政治风向就可能发生转变。

第四,动摇国际金融市场和欧盟的原则底线。按照欧盟的规定,成员国负债率不得超过年GDP的60%,这一底线希腊早已突破。按照IMF的规定,成员违约则立即停止发放贷款,并于两年内评估是否将其逐出IMF,希腊也突破了这一底线。尽管希腊是对IMF违约的第一个发达经济体,但在欧盟内部,违反欧盟规定已是大面积现象,多数发达成员的债务水平已突破GDP60%。这既挑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规则,也挑战了欧盟法律体系。如果希腊退欧,只能表明,IMF和欧盟没有纠错能力。

正因为对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有充分评估,所以国际债权人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与希腊的谈判。其目的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挽救希腊经济,而是为了控制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效应。

C 能否过难关

希腊债务危机中的相关各方不时有惊人言行出现,让希腊危机在6月30日之后显示出失控的趋势。但实际上,许多言行都是用来博弈的筹码。齐普拉斯政府应该清楚,除有条件满足国际债权人的要求、获取新的援助资金外,希腊别无选择。这一点,国际债权人同样清楚。各方博弈的标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希腊该不该退欧,而是希腊最新的改革方案。

对于齐普拉斯政府来说,无论激烈言词还是发起公投,目的都是尽可能让债权人降低援助条件,同意希腊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推动养老改革,选择合适的领域增税以增加还款能力。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使债权人同意减免30%的债务,按照希腊已获得的援助,这涉及大约700亿欧元。对国际债权人来说,迫使希腊通过改革延长劳动时间,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保证欧元汇率稳定,避免危机扩散,是核心目的,这一点默克尔表达得十分清楚。在希腊的具体改革细节上,并非没有弹性,这也为双方在12日达成妥协提供了基础。

在齐普拉斯政府基本按照债权人的意愿提出新改革方案后,焦点已有所转移。鉴于此前齐普拉斯政府对改革一直“述而不作”,因此欧盟的领导人们可能更在意希腊能否实施改革,而未必会将重点放在改革方案细节的调整上。事实上,法国总统奥朗德7月10日已表示,希腊政府提交的旨在解决债务问题的新协议草案是“严肃可信的”,这显示出欧洲主要国家将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决心。

当然,即使7月12日的欧盟领导人会议皆大欢喜,希腊债务危机的反复发作和解决的高成本,也一次次凸显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存在制度性问题。从欧盟到欧元区的制度设计,都过于偏重一体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和安全红利,而对出现危机时如何应对缺乏考量。因此,虽然希腊这次有可能渡过难关,并获得第三轮援助,但根据前两轮经济援助的情况看,最乐观的情况是保证两年内不发生大的危机。双方达成的妥协未能触及危机发生的根源,因此,希腊债务危机今后仍有再次发作的可能。

D对中国影响

到目前为止,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蝴蝶效应”基本是在欧洲内部显现,但并不是说与中国毫无关联。

一方面,虽然规模不大,但中国在希腊有一定投资,其中最大的投资是比雷埃夫斯港两个码头的运营权。如果希腊危机深度爆发,中国企业可能面临投资损失和被违约的双重风险。此外,通过IMF渠道,中国也参与对希腊的经济援助,希腊违约将导致中国援助资金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

另一方面,如果希腊危机蔓延,导致欧元信用流失,中国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环境恶化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至关重要。在中国投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消费增长缓慢的现实情境中,保持出口稳定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希腊危机如果扩大导致欧元不稳定,欧盟的市场需求势必出现下降,从而让中国面临出口市场萎缩和汇率风险的双重挑战。

除了经济影响,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还不无警示意义。其一,对于债务问题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危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也局部存在较为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不同的是,希腊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对外欠债,中国则是对内欠债,而且国家信用足以保证债务问题不致失控。尽管如此,希腊危机也提醒我们,金融体系建立健全严密的风控体系、对地方债务及时跟踪监管是涉及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其二,希腊债务危机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把风险控制放到突出位置。“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亚投行等战略的推进,除了强调互利共赢的前景,也需要在风险控制方面作出缜密设计。

同时也要看到,希腊债务危机固然给中国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改善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环境。出于对中国资本的需要,近来英国等国放宽中国资本的准入条件,积极与中国开展货币互换,加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等等,表明中国与欧洲的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升级。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洲经济一体化;福利制度模式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4-0066-05

一、欧债危机的起因

(一)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有效抵御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欧元区各国相继出台一系列财政刺激方案。这些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欧元区经济复苏,但却只是经济增长的权宜之计。从本质上说,只是通过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和杠杆化将私人部门债务转化为政府部门债务,而一些本身经济增长缓慢的欧元区国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却又因此严重恶化。特别是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导致了大规模举债,使欧洲一些本来就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国家很快发生了债务危机。比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猪五国”,其国债、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迅速攀升,成为欧债危机的导火索。2009年11月希腊政府换届,新政府将财政赤字由6%上调至12.7%,这与《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上限3%相去甚远,消息一经披露,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普、标准普尔与穆迪相继下调希腊债务评级,欧债危机从此正式拉开序幕。

(二)欧债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1.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设计的缺陷。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生效,标志着欧盟正式成立。欧洲经济一体化在给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欧元区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丧失。在欧元区域内,各国施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货币属于欧洲央行,而财政却由欧盟各成员国自己掌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因目标不一致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极大,两个主体的执行效率均受到影响,形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大软肋。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时往往要权衡各方利益,因此在应对危机时经常出现时滞现象,调整力度也不到位。在货币政策滞后的情况下,欧元区各国只能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缓解危机和防止经济衰退。然而,大量举债造成政府赤字越来越严重。虽然《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上限为60%,但由于欧盟存在监管缺陷,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措施,所以各国并不在意违反此公约,长此以往危机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

2.欧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欧洲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间近百年来所形成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欧洲各国大量举债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据统计数据显示,除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净储蓄盈余外,“欧猪五国”在1980年~2009年间均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必然导致巨额的政府财政赤字[1]。消费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国内储蓄长期不足,只能依靠举债来维持平衡。寅吃卯粮的现象在经济发展中短期内尚可维持,但在长期却是不可持续的,危机的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

3.欧洲各国经济增长动力长期不足。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欧洲经济开始衰落。各国的传统竞争力受到削弱,市场份额逐渐萎缩,国际资本纷纷涌向新兴经济体,而国际投资者对欧洲的投资兴趣也日益下降。一方面,欧洲国家传统的技术优势未能完全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创新能力不足,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欧洲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生率低的问题也一直困扰欧盟国家,劳动力萎缩现象严重。在此种情况下,欧洲经济长期低迷,而经济增长率低于债务利息又使国家税收来源减少,加剧了财政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欧债危机。表1为世界银行经济增长展望数据,从中可以看出欧元区一直处于偏低水平。

4.高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目前,已发生债务问题比较严重的这些欧洲国家都普遍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养老保险替代率为例,英国仅为30%,而希腊竟高达95%。这些国家执政者因选举需要,都不敢对社会福利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致使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长期维持。例如,德国每年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已经超过了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为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过重负担。然而,实行高福利政策的同时,债务问题国家的生产力却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落后于福利增长,造成了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举债度日。

二、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

(一)危机的短期救急政策

自欧盟经济一体化后,欧元区国家内部相互持有债券的规模非常巨大,尤其是居于欧元区核心的德法两国更是其他国家债券的主要持有者。因此,一旦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债务违约,都将会对欧盟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并在欧洲金融市场造成连锁反应[2],如表2所示。所以,近期内欧盟依然会竭尽所能对债务问题国家进行救助,避免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第4篇

宣布这一方案的欧洲中央银行,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欧洲中央银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在欧债危机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欧洲央行的角色

欧洲中央银行是隶属于欧盟的一个官方机构,成立于1998年6月1日,它取代原来的欧洲货币委员会,负责管理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其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现任行长是意大利人德拉吉。

欧洲中央银行的股东是欧盟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它还有自己的股本50亿欧元—按照欧元区17国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占欧元区总数的比例在各国之间分摊,而且还定期调整。

作为欧元区17 国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最主要的目标是稳定欧元区的物价,也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其目标是将欧元区的年平均通胀率控制在2%左右。而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制定和执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

欧洲中央银行是欧盟内最有实权的机构之一,保证其政策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显得尤为重要,而前提就是维护欧洲央行的中立性。历届的欧洲央行行长在进行决策时都把这个放在首位。

在欧债危机中,欧洲央行在欧元区稳定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按照市场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10年期政府债券的年利率超过7%,那么这个政府的债券就等同于垃圾债券。希腊等不少国家早已突破这一警戒线。为防止像希腊这样的国家破产,欧盟27国领导人决定成立临时性的紧急援助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各国政府按比例给该基金注资,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这些国家提供紧急贷款。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都先后向欧盟求助,希腊更是两度接受了欧盟的紧急援助贷款。

欧洲央行受欧盟委托,负责掌管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并在欧盟批准和授权的情况下,以中介人的身份从基金中向这些国家提供远低于市场利率的低息贷款,从而缓解这些政府的融资压力。同时,欧洲央行还有权对这些接受紧急援助贷款的国家予以监督,看它们是否严格履行贷款的各项条款,必要的话,欧洲央行可以暂时冻结给这些国家的贷款。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可用资金总额为4400亿欧元,其中2000亿欧元先后发放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三国,1000亿欧元已经决定用来拯救西班牙濒临崩溃的银行系统,所以其剩余可用的资金大约为1200亿欧元。2011年底,欧盟决定成立永久性的维护欧元区金融稳定的战略资金储备—欧洲稳定机制(ESM),以取代现在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稳定机制的资金总额为5000亿欧元,加上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转过来的1200亿欧元,欧洲稳定机制的可用资金总额约为6200亿欧元。

6200亿欧元是否足以应付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当许多人觉得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务危机又愈演愈烈。意大利的10年期国债利率一度接近7%的警戒线,西班牙的10年期国债利率更是一度高达7.6%。问题是,不同于爱尔兰、葡萄牙或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欧元区的主要经济体,一旦它们真的倒下,欧洲稳定机制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到那时谁还有这个能力来拯救它们呢?

在市场又陷入恐慌的时候,大家把眼睛瞄准了最后的希望—欧洲央行。

摇摆的中间人

在整个欧债危机中,应该说欧洲央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市场普遍认为它做得还远远不够!不错,欧洲央行确实一直积极采用货币政策,想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来打压欧元区国家的融资成本,但货币政策的影响是间接性的,且发挥作用的速度太慢。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英、日的中央银行。这些国家先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陷入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相互交织的泥潭。为了减少各国政府的压力,刺激经济的增长,美、英、日的中央银行越过传统的货币政策,迅速果断地直接从市场上购买自己政府的债券和其他商业机构的金融资产。美联储从2008年开始,累计向市场上投放了2.3万亿美元,这对于稳定市场,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英格兰银行从2008年开始,也累计向市场投放了4250亿英镑,英国经济能够在欧债危机的包围下一枝独秀,英格兰银行功不可没!

所以,大家期待欧洲央行能够像美、英、日的中央银行一样,绕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随后的欧洲稳定机制,直接购买陷入危机的各国政府的债券,稳定欧元区和世界市场的信心。

在多方的压力和期待下,欧洲央行从2011年底开始,以每周大约200亿欧元的速度从市场上购买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债券。但相对于欧债危机一日千里的发展形势,这种速度的购买太缓慢,规模太小,无异于杯水车薪。而据业界估计,要真起作用的话,欧洲央行约需购买相当于欧元区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0%的政府债券,这大约是1.6万亿欧元!欧洲央行这一轮购买的政府债券还不到这个数额的一个零头,其对市场的影响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银行系统陷入崩溃,地方财政不断恶化,频频向中央政府告急;意大利的经济形势也每况愈下,政府发债成本大增;希腊的新政府又嫌欧盟紧急援助贷款的条款过于苛刻,国内政局风起云涌,眼看就要被踢出欧元区……所有这些,使得本就十分脆弱的欧洲市场更加动荡不安,金融业表现十分低迷,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不断攀升。不少国家热切期盼欧洲央行能够有大动作,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终于在9月6日宣布了第二轮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的计划。与第一轮相比,这次的购买计划没有额度的限制。德拉吉说:只要需要,欧洲央行将无限额购买。这对稳定市场和刺激投资者信心起到了根本的作用。以前,无论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还是后来的欧洲稳定机制,虽说可用资金都有好几千亿欧元,但都不足以应付像西班牙或意大利这样的欧元区大国的倒下。鉴于此,欧洲央行的无限额购买,倒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终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仅如此,欧洲央行还第一次明确了自己对待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立场和帮助拯救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决心。市场立竿见影的表现,证明这一举动受到了社会上较普遍的欢迎和支持。

争议与分歧

可是,在对欧洲央行的一片欢呼和赞誉声中,也夹杂着一些批评的声音。

首当其冲的就是欧洲央行的中立性。作为欧元区的政策性银行,如果欧洲央行持有其辖下的欧元区国家的大量国债,就会摇身一变成为这些国家的债权人。这样,欧洲央行就不再只是一个裁判,而是身兼裁判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在做出各项决策时,为确保自己作为债权人的利益,难免会向自己这一方倾斜,欧洲央行的中立性也就受到了挑战。

批评的另一个焦点是,欧洲央行购买欧元区国家的债券,其实就是将欧元区的财富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可问题是,那些贡献资金的国家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而那些受益的国家也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权责不对等,势必会带来很多问题。

以德国为例,作为欧元区的老大,它是欧洲央行最大的股东,向欧洲央行支付的准备金接近整个总额的1/4。凭什么让欧洲央行拿德国纳税人的钱去拯救像希腊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很自然,这次欧洲央行购买政府债券的计划在德国政界和老百姓中引发了不小的不满情绪。尽管在眼下,解决欧元区国家的融资难问题迫在眉睫,大家对此避而不谈,可危机一旦过去,这个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口水战又将重现!

批评的第三点,则是通货膨胀的威胁。欧洲央行用来购买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券的钱从哪里来?当然不可能从欧元区各国的政府来:它们本来都债务缠身,急需用钱,哪还有多余的钱给你?所以,欧洲央行只能靠印刷欧元来购买欧元区国家的国债!而一旦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发现只要欧洲央行印钱,自己就不愁没钱花,这些政府就会上瘾,希望中央银行不断印刷欧元。纸币越印越多,通货膨胀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

据说,在欧洲央行内部就所宣布的购买政府债券计划进行表决时,德国投了反对票,理由是欧盟明文规定欧洲央行不能直接向任何的欧元区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可是,到这关头谁还在乎这个?救命要紧!所以这项计划终因欧元区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而得以通过。但这却说明,欧洲央行在这一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有着明显的分歧和斗争。处在欧债危机中心的欧洲央行,到底会走向何方呢?

未来的改革

必须看到,欧盟和欧元区的并行存在,给欧洲央行的未来制造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欧洲央行是由欧盟27个成员国一起设立,并且其股东是这27国的中央银行,但是欧洲央行的服务对象却是欧元区的17国。欧盟那些不在欧元区的成员国怎么办?它们担心欧洲央行的各项政策会让它们在欧洲的政治、经济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它们在欧洲央行的决策机构中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所以,现在要求改革欧洲央行决策机构的呼声很高。

一个代表就是英国。英国不是欧元区国家,但在金融监管和改革上,英国伦敦是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其金融交易额占整个欧洲金融交易额的近八成。如果欧洲央行要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得到来自英国金融业的支持和配合。所以,德、法、意肯定会在这上面让步,英国加入欧洲央行的最高决策层是迟早的事!

欧洲央行这次宣布的购买欧元区政府债券的计划,虽然赢得了一致的好评,得分不少,但必须看到欧洲央行的这项计划“治标不治本”。它虽然暂时解决了深陷欧债危机的各国政府的融资问题,但欧元区的危机仍在!对此,欧洲央行却乏善可陈。

现在困扰欧元区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债务的危机,而是一个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并存的世纪危机!为了应付政府债务危机,欧元区各国政府紧缩财政,再加上欧洲央行宣布的购买政府债券计划,债务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可是,欧元区的领导人却忽视了欧元区同时处在经济危机中的事实。他们做出的各项紧缩财政的政策,虽然缓解了债务危机,却进一步打压了经济复苏的希望。而只要经济危机得不到解决,解决政府债务危机只是一句空话!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第5篇

无论与2010年5月危机初次爆发相比,还是与2011年六七月危机卷土重来相比,目前的欧债危机都更加深重,且前景更为黯淡。

危机恶化

作为欧债危机的源头,希腊尽管在今年7月获得第二轮1090亿欧元的贷款承诺,但希腊问题并没有好转,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希腊政府私下与芬兰政府达成双边协议,承诺以现金做抵押以换取芬兰在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中的贷款保证,这引发了欧元区其他国家的不满,可能延迟第二轮贷款方案的尽快落实。

第二,希腊政府威胁称,如果到今年9月私人投资者参与无条件展期债务方案的比例仍低于90%,希腊将取消原本承诺的债务交换方案。这加剧了希腊债务有序重组的不确定性。

第三,近期有两家希腊商业银行使用了希腊央行提供的紧急流动性支持机制,这表明希腊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压力正在加剧。

除希腊外,其他“欧猪五国”的国债市场也动荡不安。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意大利与西班牙不断上升的国债收益率,已达到其加入欧元区以来的峰值,这意味着债务危机风险已开始从欧元区国家向核心国家传导。

为什么近期欧债危机显著恶化?首先,今年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低迷强化了投资者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欧元区GDP季度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8%降至二季度的0.2%,欧元区经济火车头德国的GDP季度环比增速同期由1.3%降至0.1%。由于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是经济增长率高于市场利率,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导致投资者信心下跌,风险偏好增强,市场动荡加剧。

其次,欧洲商业银行普遍陷入融资困难,造成危机有从债务领域重新向私人银行领域回归的可能性。尽管欧洲商业银行目前的核心资本和杠杆比率与去年相比都有所加强,但近期欧洲银行股普遍暴跌、部分银行CDS息差显著扩大,凸显了市场对于商业银行能以较低成本筹集到足够运营资金的担忧。

8月以来,欧元LIBOR-OIS息差显著扩大、欧洲商业银行债券发行规模显著萎缩、全球货币市场基金显著调低对欧洲商业银行的风险敞口,这均表明欧洲商业银行陷入新的流动性短缺困境。

症结何在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凸显了债务危机的解决难度极大,以及欧元区政府应对本次债务危机的策略可能有问题。

其一,在经济增长、市场信心与财政紧缩三者之间,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致命循环。为了重新获得市场信心,从而以较低成本发行国债融资,危机国必须承诺进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

然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无疑会损害短期内的经济增长。而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投资者又会担心危机国政府能否如期偿还债务。三者之间的权衡好像陷入了一个死锁。

其二,在经济增长、债务与商业银行三者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那么政府的债务负担会变得更加沉重。

由于商业银行普遍持有大量债务,国债信用等级下调会导致商业银行资本金出现问题。商业银行应对资本充足率下降而做出的“去杠杆化”反应又会导致银行惜贷,加剧市场上的信贷紧缩,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从这一角度看,政府通过举债来援救商业银行的行为仅仅意味着金融风险的转移,而不能真正消除金融风险。

其三,欧元区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仅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与跨区域的转移支付机制,这导致欧元区不能像美国政府那样动用全部资源来应对危机。

欧元区内部目前存在两大政治难题,这两大难题都强化了各国政府与本国选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对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而言,政府要动用本国财政资源去救援“欧猪五国”,已经遭致本国选民的强烈反对。

另一方面,对希腊等危机国而言,政府为了获得外部融资而不得不承诺进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而财政紧缩主要采取增加税收或削减福利支出的形式,招致本国选民的强烈反对。当前欧元区各国政府与选民的强烈对立,折射出欧洲各国民众依然是在从国别思维而非区域思维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前景难料

欧元区政府目前还有没有能力应对甚至摆脱危机。从目前看,常规的手段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非常规的手段又囿于政治压力而难以实施。欧债危机的演进前景可谓扑朔迷离。

目前欧元区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常规手段还有如下空间:第一,降息。与美国、日本的零利率相比,经过今年4月与7月的两次加息之后,目前欧元区基准利率在1%左右。鉴于欧元区核心CPI同比增速在7月已降至1.2%,意味着欧洲央行有1个百分点的降息空间。

第二,扩大EFSF的可动用资金规模及拓展EFSF的功能。最近德国内阁通过的EFSF调整草案已同意将EFSF的实际贷款额度由2500亿欧元调至4400亿欧元,并赋予EFSF在一级与二级市场直接购买债券,及向金融机构需进行重组的国家提供相应贷款的职能。

第三,欧洲央行继续实施证券购买计划与流动性管理来压低成员国国债收益率以及缓解商业银行的融资难问题。然而如前所述,这些手段只能缓解危机国的债务危机,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危机国的偿债能力以及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效果有限。

而目前市场上热议的欧元区可能出台的最重要非常规手段则是,发行欧元债券。由于欧元债券背后有欧元区所有高信用等级国家提供的联合担保,它能以极低的利率发行。用欧元债券来置换“欧猪五国”即将到期的国债,同样要求危机国进行可持续的财政紧缩计划,这能够极大地提振市场信心,或许是欧元区走出本次危机的可行途径。

然而,这一倡议遭到德国总理与德国财政部长的坚决反对。首先,这会造成极大的道德风险,包括希腊在内的债务国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结构调整;其次,发行欧元债券的前提是欧元区形成统一的财政政策框架与转移支付机制,这在立法上存在困难;再次,发行欧元债券将是欧洲经济金融一体化的高级阶段,而从现实出发,欧洲一体化应稳妥推进而非。其实,德国政府反对欧元债券的最重要原因是本国选民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