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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危机早已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开来,在全球金融环境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挑战的时候,却在一些行业看到了希望和机遇,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当人均GDP在1000-5000美元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造业、加工和传统服务业;当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科技创新、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产业。中国的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这类要求。所以在这样混乱的时候文化创意产业反而显示出了自己的光辉,展现出了朝阳产业的魅力。
一、现阶段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
(一)国际经济发展现状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各国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相应的冲击,主要体变现在:
金融机构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和经营危机。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未幸免,金融市场呈一片混乱。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破产,特别是具有15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的破产,使得世界各国银行和投资人损失巨大。部分国家财政危机,国家经济濒临破产。金融危机发生后,冰岛、波兰、匈牙利、乌克兰、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经济濒临破产;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不得不为银行大量注资或收归国有,但仍然难以避免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和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将步入较长时间的衰退。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必然面临一轮较长时间的衰退。其主要体现在:订单与消费的急剧下降,使众多企业经营困难。通用等大企业的倒闭或减产。金融业、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世界失业人数的激增,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创记录的2.1亿。除此之外,世界各国股市连连暴跌,大多下跌幅度在40-70%之间,给世界各国投资者带来约30万亿美元的损失。
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危机时引起的人们的信心不足和精神上的空虚与不满往往增加了人们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量,有时更形成短时间的井喷。
(二)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
2.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的牵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2008年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是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1%逆转为下降2.2%;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5%逆转为下降17.9%。
4.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3%和19.2%,住房消费处于200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
5.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5%和2.8%。
6.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
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资金链条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断链现象,资金的缺乏使许多在进行的项目无法继续;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受阻,海外市场减少;消费者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能力明显减弱,导致该行业呈现短期的低迷。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经济的持续低迷使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反而引发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渴求,促使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一时期又突发出无限的潜力,市场需求量的大增,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使该行业有更加充足的资金进入,出现良好发展的态势。
二、金融危机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和问题
(一)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
2005年就有统计显示,全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经济每天创造着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占全球GDP总量超过7%。因此,文化创意产业被冠上“朝阳产业”或者“黄金产业”的称号,各国政府都鼎力支持着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该产业的发展乘风破浪。我国各地区都出台相应的政策以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杭州、长沙、成都等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尤为迅速。例如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于2005年初正式挂牌运作,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十一五期间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上海改造利用了100余处老厂房、仓库,形成了独特的创意产业园区,如昌平路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生产基地、共和新路上海工业设计园、杨浦区滨江创意产业园等。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为该市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契机。根据上海统计局的预测,文化创意产业将是十一五期间上海经济发展的重点,占GDP得比重也将增加到10%以上,争取用20年时间建成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创意产业中心之一。而北京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早已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每年拨出5亿的专项资金,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包括对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北京798艺术区、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北京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和中关村软件园区的支持。
与全球金融环境的一片看跌的形式相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带着逆流而上的力量形成了一股暖流。以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创意产业发展比较早也比较完善的大城市为例,2008年,北京经济增长12.3%,创意产业增长19.4%;上海经济增长13.3%,创意产业增长22.8%;深圳经济增长15%,创意产业增长25.9%。显而易见,这三大城市的创意产业增长幅度都远远高于其经济增长幅度.
金融危机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初期的影响,资金链断裂,通常投入到金融、地产、制造的大批资金由于投资风险加大,投资信心不足而转投到创意无限的文化创意产业当中,加快了创意产业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加快了其他行业的产业调整。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下,低迷的经济,大企业的倒闭导致大量的裁员,使不安的因素四溢,不稳定、动荡的社会使人们的内心更加的迷茫不安,这个时候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而创意产业在这时迎合了这个需求。以致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个时期逆市发展,同时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就提出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扶持和重点发展,多个省市都将创意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推进了其的快速发展,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不理想和局限性。其呈现的问题主要有:
1.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许多人对创意产业的内涵、外延、特点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认识比较模糊,我国尚未核定文化创意产业的门类。目前对创意产业政策的理论分析仍语焉不详,政策设计明显缺乏基础理论研究的强力支持,使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实践,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理论的支持,在理论层面无从应对,相关的专业书籍和资料都较为陈旧,跟不上快速发展的该行业的要求。
2.特色不足。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保留着独特的民族风情,各个地区有丰富的区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几年地区政府逐渐重视发掘特色产业,如休闲旅游业,但在产业结合地区特色上,我国仍然发展得不足,例如在黄山景区和在张家界景区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水晶工艺品、玉石、茶叶、中药材之类,并且相似度极高。这些纪念产品的开发完全没有将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民族特色、景色风光的特点结合进去,缺乏地方特色和新意,完全不具备纪念意义。这说明目前的创意产业在有效结合民族特色、区域特色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3.人才缺乏。我国创意产业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待创新,传统教育培养的学生基本上追求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直接导致创造性人才的不足,特别是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直觉感悟的人才奇缺,人才的素质无法满足产业需求,尤其是在将文化和科技紧密结合的创作环节,原创能力和核心创意能力亟需提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创意产业还没形成独立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大多来源于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许多方面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究竟要如何培养还没有一套成熟的培养方法。虽然全国已经有40多所高校开设了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专业,但是培养方式陈旧,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相应的实习基地,当然很难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无法适应该行业的变化。美国南加州出了很多的艺术和影视人才,因为它靠近好莱坞,很多的课程直接搬到了好莱坞,许多一线的经验也就直接传授给了学生。
4.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执行力度也不够。突出的表现是我国产业化水平低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尽人意,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不够,各种盗版产品泛滥,很容易对创意产品的创造者造成伤害,从而损害产业的发展例如像2008年大热的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虽然有官方授权的衍生产品制造商,但是市场上喜洋洋的盗版衍生产品随处可见;早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半年,上海的市中心、地铁站通道等人口流动大的地方就已经出现贩卖假冒的世博吉祥物“海宝”的摊贩。这些情况不仅对相关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对国家形象的树立也是不利的。
5.文化创意产业的园区建设低端化倾向明显、区域合作层次较低,完整产业链尚未形成。近几年,全国各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方兴未艾,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和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的创意企业规模小、原创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弱、经营模式亟须创新,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背离了创意的核心而重回产业低端,完整的产业链尚未形成。在地域合作方面,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各自为战的分割状态,未能形成有效的合作联动机制与粤港澳的合作更是停留在较低层次。此外,创意产业虽与高科技行业(如动漫、软件等)互动较多,但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不足,自身的产业链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和延伸,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开发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塑造。
三、发达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验
“文化创意产业”通常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电影与录像、交互式互动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等等。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技术整合性,对于增强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全球每天自创意经济创造的产值是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得更快,美国为14%(1996年开始,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率已超过其他所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来源),英国为12%(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9%)。
许多国家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和活力,投入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而他们的发展经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一)英国经验
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的定义和内容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的国家,创意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更需要高端的政府服务。所以英国成功的要诀即是运用政策扶持文化创意产业。1997年5月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英国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把推广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创意产业的推动政策主要包括:创意出口推广、教育及技能培训、协助企业融资、税务和规章监管、保护智慧财产和地方推动自等6项,是目前国际上产业架构最完整的文化产业政策。同时强化财政、金融调控,为创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英国政府协同金融界和有潜力的民间投资者为它们提供资助,逐步建立强大的创意工业财务支持系统。以奖励投资、建立风险基金、提供贷款及区域财务论坛等方式作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财务支持。例如英国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个人从业者提供发展资金;政府的小型公司贷款保证计划为苏格兰企业连续5年提供2500万英镑作为创意种子基金。正因有这样良好的扶持政策,才使英国从1997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9%,大大超过传统工业2.8%的增长率,是其他产业的3倍。2002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占经济总量的9%,显示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型的转变,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
(二)美国经验
美国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GDP的5.24%;创造就业800万个,接近全国总就业人数的6%。在1977-1997年间,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1977-1997年间,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这20年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口翻了一番,达到380万人,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2.9%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8%,而同期美国经济就业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6%。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从国外销售和出口中创利668.5亿美元,超过了包括农业、汽车、汽车配件和飞机制造在内的所有主要产业。——2001年,美国的版权产业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351亿美元左右,占国内总产值的5.2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已遭遇了多次经济危机。尽管每一次经济危机所处的时代、产生的根源、波及的范围、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但美国文化产业却愈挫愈勇,以百老汇和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往往成为萧条时期的经济增长点。
从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结果来看,美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逆势而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快的发展速度,像美国迪士尼、兰登书屋和美国的电影工业等,均是在那个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
美国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美国高度重视对创意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科技含量高已成为美国创意产业的一大特征。以影视业为例,每一项可能对影视产业的创制与传播产生影响的科技成果,几乎都会同步运用于电影电视之中。在大众传媒领域,如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电子排版、网络传输、数字化、地球通讯卫星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美国创意产业具备了向全世界扩展的“桥梁”和“利器”。在图书和唱片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的网上售书等业务,极大地促进了其销量的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重视创意园区建设,创建企业孵化器。创意园区是一种介于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和企业发展平台,它通过提供一系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帮助处于初创阶段或相对弱小的新创企业,使其能够独立运作并健康成长。1956年,美国人乔曼首次提出了孵化器概念,并在纽约成立了第一家企业。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的船业园区数量从12个迅速发展到900个以上。美国创意产业园区主要有4种形式:政府主办的园区、私人主办的园区、学术机构主办的园区、公私合营的园区。这些园区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目前美国很多创业园区集团本身就是新创企业,它们不仅向其他新创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和设施,而且还提供更加全面的管理咨询,包括企业发展和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竞争研究分析、法律顾问、会计等。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创业者和风险投资的联合,将巨额资金与大量具有创意的新创企业结合,同时喜迎了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加盟。
(三)日本经验
日本在近20年来,几届日本政府都把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日本的创意产业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是有比较成功的市场动力机制日本创意产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市场动力机制的成功解决,如日本在照顾国情因素和吸收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并重,奖励与惩罚、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综合型的动力机制。同时日本社会所极力提倡的“命运共同体”与“团队精神”都很自然地使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其次是比较严密的宏观经济计划。日本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对企业起着“指导”、“引导”和“预测”的作用。1996年,日本确定了“文化立国21世纪方案”;1998年的“文化振兴基本设想”又提出,要把文化的振兴提高到国家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对文化进行重点投资,认为对文化的投资是对未来的先行性投资;2003年又制定子“观光立国战略”。对振兴地区和地方文化,日本政府明确规定:政府应支持地区文化活动,包括重新挖掘、振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民间艺术、传统工艺和祭祀活动等;制订长期规划,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提供全面支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手举办全国规模的文化节。
(四)韩国经验
韩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体战略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实行立法保障。以此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规范经营秩序,凝聚国力、民力,确保文化产业高效有序发展。1999年2月,韩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界定了文化产业的范畴,对政府扶持文化产业的职责范围、实施手段、运营规则、组织机构、财源筹措及使用方法,均做出具体规定,做到政策落实,有法可依。依据该法,韩国政府1999年至2001年先后制定和实施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展望》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针对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适时采取有效的扶持对策。第二步即打开资金瓶颈。资金供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血脉”。韩国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贯彻“选择与集中”的原则,对选定的重点扶持对象,从创业到研发、创作、制作和营销、流通的每个阶段,都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在国家财政全面吃紧的情况下,文化事业预算反而逐年增加:1998年占国家财政预算0.62%,2000年首次突破1%,2001年大幅提高为9.1%。同时动员民间资本,建立官民共同投融资体制,是韩解决文化产业资金的有效办法。具体做法是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韩文化产业振兴院在2000年至2001年的两年里,先后组建17个“投资组合”,融资总额达2073亿韩元,其中政府350亿韩元,民资1723亿韩元。在此基础上,运作日臻成熟,成功率大幅提高,年融资达1000亿韩元以上,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最后一步为税收优惠激励。韩国政府根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提高扶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从事知识基础产业的小企业实施减税优惠。
四、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
无论是工业经济时代,还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力和影响力,都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互动,展示出这一朝阳产业的广阔前景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我们透过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审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发现经济危机的出现一般都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勃兴。我要善于从危机中抓住契机,推动文化产业逆势而上、加速前进。
宏观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文化产业的机遇期。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期或萧条期,往往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期。在这个阶段,经济会出现低增长与高失业,但出于提升竞争能力和获得精慰藉的需要,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消费与投入不降反增。同时越是经济萧条文艺创作就越有素材、越有灵感、越有创新源泉,正所谓“文章僧命达”、“诗穷而后工”。审视美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产业在经济危机时的发展,我们可以获得很多规律性的认识和有益的启示。美国的经验表明文化产业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支柱。
所以我国应该借鉴他国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的经验,加快发展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
(一)将发展创意产业列入国家创新计划
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引擎,它理应成为国家创新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建议学习英国的经验有计划的使用政策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尽快出台与“科技创新”并驾齐驱的“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和近期行动计划。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并合各种文化资源,通过应用技术的嫁接为各产业的创新服务。
(二)营造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鼓励各类创意产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文化创意的繁荣需要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对各种文化创意,只要无害就应允许其存在。同时创意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国本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多民族必定又孕育出了多样性的文化,同时东西南北地域的差异性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和风俗更加的丰富,可以成为文化创意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交流可以促进创新,可以为文化创意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要学习美国的经验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重点推进包括协会、研究机构、大学等非营利组织的建设,将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这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可以更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吸取国际经验。为此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性创意产业协会,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协助政府推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监管产业的运作有效的将创意产业这样的朝阳产业引入良好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国家创意产业品牌促进中心,定期举办节事活动,设立国家级的创意产业大奖,以吸引和培养文化创意方面的人才,并为创意企业和产品提供信息、展示、推介等公共服务。
(三)制定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建议政府学习英国政府的做法为创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协同金融界和有潜力的民间投资者为它们提供资助,逐步建立强大的创意工业财务支持系统,同时给予一定的财政倾斜,成立专项资金,以奖励资助、贷款贴息、项目补贴等方式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公益性文化创意产业相目应当给由于更多的扶持,逐步建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建立创意产业的投资基金,担保基金,鼓励创新的奖励计划和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财政支持政策等;制定支持中小创意企业的发展政策,包括促进投融资与风险分担的机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作、加强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人才培养等;对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文化创意企业,可以积极大胆的引进并合理利用外资,鼓励外商在该领域直接投资;出台“中国创意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各级政府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能够规范并有效地落实国家发展创意产业的各项鼓励政策。
(四)制定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用地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发展
对于像文化创意产业这样低耗能,低碳的产业,应该多方面得政策优惠,特别是在用地方面,为创意产业的发展预留空间。特别是如今土地资源不足的一级城市,尤其要注意发展空间的腾换,应鼓励城市建成区内的废旧厂房、仓库等存量房地资源以廉租等的经营方式吸引文化创意企业的入驻对废旧资源的再次利用。北京的798是这方面成功的典型,它不仅成功的对废旧资源再利用,也降低了文化创意类企业的运作成本,同时成为了著名的新型文化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发展了旅游业,达到了一举三得的资源高效利用开发。
(五)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创意产业的易复制性使其相对于传统产业来说风险更大、成本更高,只有实施比传统产业更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才能为创意产业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意之父霍金斯曾言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商标、设计)是创意经济的一种货币,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是“中央银行”,对此,我们应该借鉴韩国的做法,实行全面系统的立法保障,以此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规范经营秩序,凝聚国力、民力,确保文化产业高效有序发展。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会损害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再创新的积极性,就如当今的中国歌坛,优秀的原创歌手和歌曲匮乏,优秀的音乐人和歌手都无法以出音乐专辑盈利,全靠走穴挣钱,唱的永远是那么几首歌,盗版的泛滥和网络下载的兴起将中国音乐人逼到了绝境,中国音乐市场的衰落时必然的。为了不让创意产业也重蹈覆辙我们必须将该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尽早的完善。另一方面要形成一种尊重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的社会文化氛围,创造出一种保护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的软环境,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
(六)吸引并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
目前我国的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是创意人才的匮乏。全方位、多渠道培养和集聚创意人才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大批量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是我国未来文化创意产业获得大发展的前提,从近10年来的经验来看,各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无不得力于各国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仅以游戏产业为例,到2003年美国设有游戏专业的大学(学院)有540所,日本有200所大学设有游戏(开发、设计、管理、运营)专业。美国和日本的游戏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相互竞争的状态,与其丰富的人才资源的强大支持分不开。国内创意人才的培养,受到原有教育培训机制的制约,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应该相应的创造新的培育机制培养大批量创意人才,推动我国创意产业的健康高速的发展。着力培养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重点吸引一批海外从事创意产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那些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宽阔国际视野的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对于已经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岗位上的年轻专才,应营造宽松活跃的工作环境,鼓励其大胆创新,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奖励先进,不断激发其创新热情。
(七)以举办如上海世博会这样的世界级的会展为契机,推进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
世界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从产业层面的第一阶段发展到创意经济的第二阶段,一些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已进一步向“创意社会”第三阶段发展。我国可以汲取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经验,推进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创意示范城区”的试点建设,跳出单纯的“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的局限,将创意结合在城市规划、旅游休闲中去,例如成都的合江亭由于其百年好合的美好寓意而成为成都人结婚必到的地方,由此在合江亭前的斑马线被画成了粉红的型心的“爱情斑马线”,这就灵活的运用创意将人们美好的祝福运用到了交通设施中去。又如深圳的大芬村,由于加工出口油画而成为世界油画的生产基地,而大芬人更是借此机会将村内的建筑外墙都画上了各种彩绘使原本平凡的小村庄成为一个充满浓郁艺术气息的艺术村,这就是将创意充分的运用到了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去的典型。借鉴这些成功的创意方式实现创意硬软件的互动,在街区、社区的地理范围内实现将创意与平凡的生活巧妙的结合,真正的实现创意随处可见,创意无处不在,展示出中国文化创意的活力,推进我国创意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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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意义深远的革命中,作为生产信息产品的统计部门,具有着实现统计跨越式发展的极大优势。缘何此说,其一、具有社会经济内涵的数据是统计工作成果的特征,而数字科学也是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数字”把二者联系的如此之近,更何况统计信息也是信息产品的一部分;其二、计算机、应用软件、网络等是具有代表性的信息产业产品,而统计用户是这些产品最稳定的用户之一,统计工作为这些技术领域的发展不断提供着新的市场需求;其三、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础是具有完善的标准体系,而统计工作的全过程、构成统计报表制度的诸因素无一不是建立在统一的标准体系之上;其四、统计自身也是生产信息产品的部门,信息产业发展的总趋势必将带动统计事业的不断前进,而统计信息产品的逐步升级也将促进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由此看来,统计部门没有理由不抓住国家“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的有利契机,迎接21世纪的挑战,力争“十五”实现统计全方位的电子化战略目标。该目标的实现将预示着统计信息产品的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统计工作全部在网络环境下运行,实现统计政务电子化、统计工作流程电子化、统计办公电子化,统计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跨越式”预示着统计信息产品的时效性将以数倍数提高、统计传统劳动力将相应减少、统计数据技术性差错将大幅度降低、统计整体工作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九五”期间,统计办公电子化在国家和省市政府统计部门已取得较大进展,本文不再过多议述,仅就统计政务电子化和统计工作流程电子化谈点意见。
统计政务电子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WTO的临近,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迫在眉睫,要求政府职能尽快地转移到搞好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小平同志讲过:管理就是服务。“服务式”的管理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通用的政府管理模式。电子政务将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正是“服务式”管理模式的具体体现。
统计政务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个组成内容,它包括统计工作人员的资格认定、统计调查单位登记备案、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和涉外统计调查项目的审批备案等,统计政务电子化是电子政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些统计政务项目的性质,“十五”期间,应把统计调查单位登记备案、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和涉外统计调查项目的审批备案等政府统计机构审批备案事项纳入电子政务的范围。在实现形式上,统计调查单位登记备案可以纳入一个地区电子政务总流程,而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和涉外统计调查项目的审批备案可以通过网络报批。统计调查单位登记纳入一个地区电子政务总流程将是统计政务迈出的重要一步。
电子政务就是在现代网络环境下,运用计算机通信技术,构建一个政府办公平台,使用户只要持有一台电脑,即可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和方便的地点获得政府的信息和服务。这种减少环节、提高实效、方便用户的政府对社会办公系统是对传统办公模式的根本变革。本文将以电子政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棗政府各部门对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办理各类行政审批事项实现网络化为切入点,对电子政务谈谈己见。
企业办理一项政府审批事项曾经历了多点多次式(即企业要多次光顾多个衙门,才可获取多种批准证书)到多次一点式(即企业要多次光顾一个大厅可以获取多种批准证书)。而未来网络登记和审批模式则达到一次一点式(即政府各部门的登记审批以及备案手续均在网上进行,只需一次光顾一个大厅即可获取所有审批证件)。网络登记和审批模式至少可以实现四个方面的目标:一是规范政府行为,促使政府各部门依法行政。网上审批和登记内容必须是具有法律依据或政府批准的行政审批事项,除此之外企业将不予办理报批;二是有利于增加政府行政透明度,做到政务公开,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促进政府部门的勤政廉政建设;三是减少企业申报程序中的重复工作量,避免技术性差错;四是可以实现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总之,这种政务办公模式将促进政府由单一管理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变,促进政府真正成为廉洁高效的政府;同时也促使企业和生产经营者通过依法办理登记报批,对政府依法履行义务,依法经营纳税。
实现登记审批网络化要具备五个前提条件:一是政府要确定一个部门,赋予其网络办公总策划、总协调的职能,促使政府各职能部门消除部门利益,形成政府办公“一盘棋”的格局;二是要有电子政务的统一标准,例如:统一的企业(单位)编码(即企业(单位)身份号)、统一的登记注册类型、统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等等,避免用户在使用公共信息中由于标准不统一而造成的混乱;三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可以实现政府各部门服务管理职能程序的、方便企业操作的电子政务办公流程,例如北京西城区政府“一站式”服务大厅的新办企业审批项目流程是这样的:企业名称预先登记领取工商注册登记表办理前置审批开据房产证、入资、验资企业审批、发法人执照或营业执照刻章审批开设银行帐户办理机构代码登记办理国税登记办理地税登记办理统计登记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办理户外广告审批办理旅店业审定价办理商委粮食审批办理科技企业认证当地工商所备案。(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以上部分政府审批登记项目可以逐步移交给行业协会,发挥中介组织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作用。)科学的运行流程一环扣一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同信息只取一次,避免重复和差错。四是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系统。网络安全一直是困扰电子政务的难点问题之一,包括建立网络防毒、安全认证、信息资源分级分层使用的安全体系,这些在技术上都应得到解决。五是要统一电子操作系统,要编制一个科学统一的流程软件。而以上五个方面都是建立在政府是一个有机的工作整体的基础上,其工作出发点统一在服务基层,依法行政上。统计登记是政府统计部门依法行政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政府统计掌握调查对象,建立统计渠道的重要途径,随着政府登记审批电子系统的建立,统计登记网络化将得以实现。目前,中关村海淀园区管委会正在作“一网式”办公的尝试,但受其职能限制,服务对象仅限于入区企业。政府网络登记和审批模式应尽快在地、市级政府推开。目前的难点不是业务、技术问题,而是统一认识,组织协调问题,因此政府决策者应在此点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二、统计工作流程电子化
统计工作流程电子化是统计系统内部实现的,它是指统计信息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的电子化,即统计基础数据的采集统计数据的加工处理统计数据质量控制统计初级产品的开发统计信息产品的统计信息资源管理等统计工作的全过程。实现从“九五”时期的人工作业或部分电子化向“十五”的全过程电子化跨越。
统计数据采集实现由以统计报表、软磁盘为主转变为以网络传输为主。加强各级政府统计部门和基层企业的计算机网络化水平,加强统计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在“十五”时期,国家、省(直辖市)和地(市)级政府统计局之间、限额以上统计调查企业(单位)与各级政府统计局之间应具备网络快速传递的硬件和设施水平;实现政府统计局对企业、上级政府统计部门与下一级政府统计部门之间统计制度、统计培训、电子程序的网络传递;实现基层企业(单位)统计数据信息的网上直报。最大限度地减少统计报送环节,解决基层统计人员力量不足的矛盾。
统计数据处理应用程序由专业各自开发转变为集中统一研制。统一数据处理操作平台、应用软件、文件格式;统一实行统计“一套表”制度,统一单位属性标识代码、统计指标代码;统一数据处理和审核程序;实现准确、高效、方便的数据处理模式。
统计信息资料的开发利用由传统单一模式转变为现代多元模式。笔者认为,统计信息可以形成8个系统15个数据库:一是统计法律法规系统(统计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二是统计调查单位管理系统(统计法人单位数据库、统计产业活动单位数据库)三是地理信息系统(统计调查单位地理分布数据库、人口地理分布数据库);四是统计调查项目管理系统(政府统计调查项目库、部门统计调查项目数据库、基础统计指标及指标解释数据库、派生指标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数据库、统计标准数据库、统计调查方法数据库)、五是专项统计调查信息系统(国民经济各行业统计调查数据库);六是统计质量评估系统(统计指标数据逻辑关系库、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库);七是统计分析系统(统计分析模型应用软件);八是统计新闻系统。
关键词:和谐社会 公民文化 宪法爱国主义
“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以后,从长远来看,其政治意义远远超出迄今为止人们所讨论的范围。它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或者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执政党执政模式的变化。从更深人一步说,和谐社会及相关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向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而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和巩固都有赖于一个社会的公民概念以及体现公民特征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加强,有赖于一个公民文化所体现的共识。可以说没有公民文化,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便无从谈起,蕴涵在契约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等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就会被暴力、零和搏弈等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所取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也会失去其制度保障。因此,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公民文化的契约型国家治理制度。缺乏公民意识,也是中国在政治文化上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因此,重塑公民文化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最紧迫的任务。
一、公民文化的身份认同观
1.公民的涵义
公民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古希腊、古罗马,公民指的是在法律上可以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而非公民的奴隶和外国人在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都是受到歧视的对象。公民是一种身份,一种作为国家认可的构成成员的身份的符号。17世纪洛克、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论使公民一词走向普遍化。
《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公民定义为:“公民资格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部分赋予在该国居住的外国人的。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
公民是法律上的概念,强调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平等性。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没有奴役,没有特权,也没有歧视。
与“公民”相对应的是“国民”,与“公民”相对立的是的“子民”。“国民”表明一个人的国籍,而“公民”除了表明国籍外还有更深的内涵,说某人是某国公民,内涵此人与该国其他公民的地位相互平等,拥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了,为什么要加一个“子”字呢?《礼记》中说:“子,谓所获民臣”。按照这个说法,“子民”就是不管内心愿意与否都必须臣服的老百姓,它所衬托的是依附型人格、身份差别,所以,在封建社会,“子民”也可以用“臣民”来代替,“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子民”的真实写照。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习惯性词语中,老百姓远比公民有位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公民文化的缺失。
2.公民身份与公民文化
公民身份摈弃了个人身上一切人为的差别,只要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具备了公民身份就会享有基本相同的权利和承担基本相同的责任义务,因此,一个社会公民身份的普遍实现取决于政治的公共性,取决于身份平等的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受到文化传统支撑的身份不平等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公民身份的普遍认同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文化,这种以认同为基础的公民文化是一种摒弃了等级特权的的政治文化,它要求彻底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建立一种无论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法律制度以及对公共权力持有的高度警惕。同时,它还是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公民们视追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天经地义,它鼓励个性和自我,认为个人的意志、利益、爱好和享受,从最终价值上看高于家族、集体、民族和国家。
在当代,公民文化渐渐取代传统的血统认同和传统认同成为了当代许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基础而成为世界认同文化的主流,认为公民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化解种族仇杀、阶级矛盾、意识形态冲突这些人类社会在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最终难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在所有的公民文化解决方案中,德国政治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显得十分突出。
二、公民文化观的现代特征—宪法爱国主义
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必定不会是追求以暴力或以暴力威胁的原则来平衡利益的社会,一个以“和而不同”为特征的和谐社会必定要用以理性协商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的冲突,所以和谐社会必须要寻求社会认同。传统的认同价值,如血统认同、种族认同、传统认同等由于其包含的排斥性因素而显得不宽容,这种不宽容如果发挥到极至,暴力原则的解决方案就会接踵而至,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在当代都是层出不穷的。对此,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观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宪法可以作为公民文化的象征发挥其整合社会的巨大作用,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以宪法追求其认同价值。
哈贝马斯认为,存在多元文化差异的人类共同体是不能以民族认同来维系的。作为统一和融合的基础,民族主义缺乏价值规范的基础。提出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是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精髓。尽管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贝马斯倡导宪法爱国主义的三大主要背景。
论文摘要: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是互动关系。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权利文化的内核决定了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并给司法权威成长提供了观念性动力,因之,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权威的文化基石。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的形成。
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现代法治理念和纠纷处理制度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给养,司法的权威性理念难以形成,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的支持,权威性的司法制度也难以确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这种西方社会结构对西方诉讼文化以及司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并构成了西方司法权威文化的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市民社会独特的权利观念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理念。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制的确立和发展形成了权力制约的政治体制,从而政府乃产生于人民的授权,其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平等和权利的价值理念得以制度化。因此政治权力应当分立和受到制约的民主文化也就随之产生。这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构成违宪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石,使得违宪审查的司法权威获得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认同。
一、权利意识确立了司法调整的权威性地位
毋容置疑,权利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术界对法律文化的界定有诸多差异,都有其合理性。但在我们看来,法律文化主要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复合体。而所谓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的表征、是权利意识和观念的总合;同时,权利本位在法律制度中得到确认,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主流并构成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丰富的内涵表现为:权利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它内涵不同的价值取向,以确证、弘扬权利来表现其理性的诉求;权利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其深厚的伦理基础,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它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因而又是一种与义务本位的文化相分野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当权利和权力发生冲突时,它强调权利的优先性,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并提供权利救济制度的保障。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人的平等性、主体性和自律性。契约不仅在私法领域成为人们缔结各种社会关系的合法形式,而且在公法领域也成为平衡配置权利与权力的合法性原则。因此,权利文化在政治制度上固化为对抗制的政体模式,因而在司法程序机制的构造上奉行当事人主义原则;权利文化在经济制度上物化为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法律规则体系,弘扬契约自由的精神。
权利文化是理性的产物,以对自然、社会的科学认识为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认识活动包括对自然的认识、对人本身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安排的认识。人类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都是与这些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密不可分的,权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制度产品自然也不例外。历史越往前推,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就越大。在人类的初生时代,我们的祖先屈从于自然权威的摆布,对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没有科学的认识。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成了自然之神的奴隶。另一方面,古人也难以认识人的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真谛,比如对梦的恐惧以及把对死者的梦见解释成逝去的祖先在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复活,由此造成了人与自身的分离,人成了祖先之神的附属物,将逝去的祖先人格化、神化,成为古代人类认识的特点和原始宗教的本质。为了对付严酷的自然,人们自发结成群体,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显示了巨大权威的强者取得了群体的保护人的地位,加之原始宗教情结的作祟,这些强者成了自然之神和祖先之神在尘世的化身,依附于强者的客观需要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促成了古代依附性人际关系的安排。这些强者起先是家长、族长、酋长,后来则表现为摆脱了血缘联系而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首领——国王、君主、皇帝等等。这样,一个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比较稳定的古代社会结构产生了。政治上表现为专制的集权控制,经济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因而作为人类认识局限性的自发产物而后又被自觉地以法律维护着的社会结构,又进一步加深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于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神灵、依附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的观念植根于古人的认识之中,并受到古代社会制度力量的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难以萌发权利意识,更不消说以权利为中心来对人际关系作制度安排。换言之,古代的法律追求不可能是“权利本位”的,而只能是“义务本位”,于是伦理规范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手段,司法的主要作用是对严重违伦理的行为处以刑法,在这样的目的指向下,司法不可能通过对权利的保护、通过对权力滥用的制止来显示其权威。显然,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司法的相对至上性,阻却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对人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的,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特个体和具有特定文化属性的社会存在物,因此人的本质属性不是对他人的依附性,而是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独立性要求不依赖于他人,必须由平等作为前提。主动性要求行动自由,而无论平等和自由都必须通过权利加以表现,也必须通过权利才能实现。主体性要求就变成了对权利的需求。因此,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本质以及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来实现人的本质,无疑权利诉求正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形式。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上定位人,就必然要求重新安排人与人的关系,即变原来不平等的人身隶属关系为平等自由的关系,要求以权利为中心来调整社会关系。权利文化的核心是权利意识。西方权利文化的发生和演化是与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的法治意识密切关联的,并通过自然法的历史演进表现出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成了论证法律和权力合法性的理论资源。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社会契约的理论形态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
权利观念在古希腊的正义学说中就已经有了萌芽,在古罗马私法体系中也有了初步体现。位于在半岛之上的古希腊,是一个从事海运的商业社会。商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文化运动,推动了古希腊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契约意识成为古希腊公民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希腊神话中正义之神和专司法律与正义的女神是古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最初的权利意识的象征。后人于1863年至1864年在克里特岛发现公元前5世纪的歌地那法典,载有关于人、家庭、奴隶、担保、财产、赠与、抵押、诉讼程序条文70条。权利由习惯而来的观念到歌地那法典的形成标志着希腊城邦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有权利文化的萌芽。古希腊的权利文化是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的有机整合。希腊很早就认识到
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的相互依存性。他们都通过积极参加城邦管理、决策和法制建设活动来保障自己的私法权利。与这种古代法治社会相适应,古希腊生发了以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智者学派的约定论。他们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的人类学命题,突出了人的理性地位。在智者看来,法律的权威与人们之间的约定有密切的联系;法律是人们为了防止相互残杀,避免趋于灭亡的一种维系力量,而建立在法律之上的城邦政治则体现了公正与谨教,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最好的方式。柏拉图认为法律是正义与理念的产物,是个人行为正义性和城邦国家正义秩序的保障。亚里士多德则从“人是城邦动物”的论题出发,强调城邦和法律的绝对至上性权威。希腊化时期,注重个人主义的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智者学派的传统,把约定论思想发展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契约论”,认为法律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协议,人们缔结契约的目的是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而斯多葛学派的法律观,超越了城邦国家的范围,具有世界主义的倾向,宣称自然法具有至高无上的、超越人定法的普遍效力。
古希腊法律及其权利观念对罗马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罗德岛的海商法、雅典的债权法和诉讼法都曾被罗马法所借鉴,希腊有关法的概念以及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学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权利文化在罗马私法中获得更为典型的表达,罗马人形成了法律人格平等、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等观念构成了西方近现代私法的精神支柱。雅典宪法以及某些民主制度对以后欧洲国家的公法及其私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致古希腊被人们看作是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的故乡。由于希腊各城邦囿于长期的对抗战争,使得希腊发达的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没有向当时的世界进行有效的传播,因而,第一次法律全球化运动的使命落在亚历山大的肩上。“希腊化时代”,城邦法律文化演化为希腊化法律文明,适用于希腊人及其定居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古代近东其他一些国家的希腊化居民。从载有契约、申请书、诉讼案件的记录等的羊皮纸和碑文的解读中发现,这些国家在私法方面适用当地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在国家政制及其组织等公法方面适用征服者所带来的殖民地法。可以看出希腊城邦时代的权利文化在希腊化世界里施加极其深刻的影响。
罗马法深刻影响了日尔曼人的权利观念。在日尔曼人那里,习惯权利高于一切制定法是其粗陋的权利文化形态。这同时也是英国人的权利意识的历史观念基础。伴随着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权利观念在十四五世纪兴起的古典自然法学说中有了更完整的阐述。但观念要变成现实,需要制度性结构的确认和维护,然而现存的社会结构是客观化了的旧观念,所以首先要打破旧社会的结构,资产阶级革命和商品经济的推动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权利变成现实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性追求,又由于法律是现代社会制度性安排的主要手段,因此,对权利的制度性追求变成了法律的追求,对法律权利的维护和享有成了司法的价值取向,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司法权威才得以确立。
总之,从理性的角度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应有关系,社会关系应该是一种权利关系的凝结。社会关系结构的行政化以及建立在血缘、身份基础上的特权观念与司法权威是大相径庭的。传统社会的家族本位、个人在家族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社会结构基础也就必然要制约和阻碍公民形成独立的人格精神和现代社会的个体自由、平等的品格,否定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驱动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传统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式微,但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观念和诉讼观念也会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沉淀长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阻碍社会主体健康诉讼意识形成和发展的绊脚石,从而也限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司法的权威性。诚然,必须看到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民事习惯,其中有一些反映简单商品经济法权关系的商事习惯甚至具有较大的现代性,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条件的限制,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应有的调整方式受到专制集权和农业自然经济的压抑不可能获得生长的机会和空间。
二、权利意识的制度化推动了司法程序理性化
基于多元经济结构和多元社会利益之上的权利文化内涵的自由、平等观念必然要求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和终局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结构在文化上的产品是“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使法律也成为一般社会生活有序化的主导模式。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个人自由的一部分,伦理评价也日趋多元化,古代社会那种作为权威规范的宗教和伦理已不复存在,一般社会生活的规则治理也只得让位于法律。诚如庞德所言:“所有其它社会控制的手段被认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的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家庭、教会和各种团体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在现代社会中组织道德的作用,它们都是在法律规定限度内活动并服从法院的审查。”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其基本的法律文化精神以特权和依附关系为特征,义务是该社会调整体系的立足点。其工具性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社会调整中首先考虑他人的利益,典型地体现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依靠人身依附关系来调解纠纷乃是必然的选择;二是依靠内心的道德强制力、神秘的道德压力来左右人们的行为,这正好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个人消极容耐的道德要求以及中国古代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伦理的工具特质相耦合。这种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的价值指向显然对社会主体心目中司法权威的确立具有巨大的阻却作用。此外,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质和权力运作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司法观念和诉讼观念,权力至上、官本位的文化精神也制约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司法权威的价值蕴涵与权利本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司法的中立性、程序平等性是权利文化的价值需求。基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权利本位的社会文化是司法权威成长的精神养分和文化基石,而权力本位的法律文化产生不了司法的权威性,基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权力本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权力居于司法之上,形成拜权教,司法体现的是行政权威。义务本位以及权力本位文化是身份等级社会关系的反映,而权利本位文化是契约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写照。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要求建立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要求通过司法审查的权威形式来保护私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害。而司法审查作为阐明或界定权力范围以及限制权力的尝试,在20世纪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作为一种比过去更富有惊奇力的工具出现了。正如弗雷德曼所言:“法院不再那么墨守成规,十分热衷于实现公民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权利。至少,法院在整体上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发展。”因此,美国法院的权威在20世纪的急剧提升,与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害,保障公民的权利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的,并且也与司法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密切关联。“过去40年左右是司法革命的年代。当然,无风不起浪。革命的
根源由来于美国司法制度在历史中的地位,或者说司法制度长期以来在美国政治中所处的德高望重的地位。但仅仅使用历史的或传统的术语是难以解释这场革命的。对此,只要翻开美国宪法就可以找出答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宪法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对美国宪法的戏剧性革新,从形式上讲,主要是来自对一条法条的‘诠释’。该条就是1868年植入宪法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上述变化都涉及对该项修正案中两句短语的解释,即关于正当程序原则和平等保障原则的解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司法审查通过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对司法的权威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司法权威的两个推进器。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较好地契合了权利文化的诉求。
法律要得到执行必须得到社会心理势力的足够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要与原有的文化观念相契合。违宪审查制度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普遍的实施,与权利文化的支撑密切相关。违宪审查的文化基础是一种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权利意识。所谓表现型个人主义就是强调自我发展,个人的独特性以及实现个人欲求和目标的必要性,要求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充分考虑每个人的个性,充分考虑社会群体的共性是建立在每个人的丰富的人性基础上的。“人生的重要意义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观念。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如指纹一样特殊,如脸部表情一般独特。群体在很多方面只是增加者权利的载体。”这种个人主义在法律层面上的表现就是权利意识日益高涨。表现个人主义与利用法院作为宣布扩张或恢复权利的机构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关系。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的显著之处,表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迅速推广。法院权限的突然扩张超过了单纯的构造改革,并助长了“权利意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发展,其中包括一些缺乏司法审查传统的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德国设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这个法院是新创建的,但现在已变得极其积极和强大,或许在影响力上仅次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使大不列颠这一个公认的保守派,近来也因为同欧共体的结盟而悄悄地发展了一种司法审查制度。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革命,在这些国家中传统权威被日益削弱,个人主义却不断成长和壮大。在大多数这类国家中个人主义在司法层面上的表现就是运用诉讼程序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权利。“立宪主义的爆炸式增长,即新权利的急剧增加(创造)和旧权利的不断扩张,不断向人们阐示着自由的实质及其程度。毫无疑问,这属于个人主义的又一大产物。人们总想最大限度地控制或把握自己的生活权利,并且是多多益善;想得到自我表达的自由、基本性的经济保障、尊严以及尊重;还想要自己的选择权和被选择权倍受保障,以及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正当性。为此,人们就将法院视为实现这些权利的保护神”。于是通过司法追求权利是无数美国人的神圣愿望。美国人十分热衷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论是基本权利,还是对人身伤害提讼的权利。权利意识在美国或许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又似乎不是哪一个国家独特的要素。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现代产业化的福利国家,而且也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权利意识是发挥主体积极性、创造性、竞争性的前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自我权利意识。因之,可以说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是司法权威增强的不竭能源。
三、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在相互促进中发展
司法权威的形成与权利文化发展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给司法权威提供了精神动力,是司法权威的文化基石。另一方面司法权威的功能又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形成。
(一)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演化
1.从次贷危机到信贷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并迅速向各种信贷活动领域蔓延,很快发展为全面的信贷危机。这些信贷危机不仅包括各种金融机构与个人间的信贷危机,还包括与企业间的信贷危机。
2.从信贷危机到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随后引起的信贷危机,开始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为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破产为标志,美国信贷危机开始已经发展成为银行危机,接着,银行危机又迅速发展成全面的金融危机。银行和客户违约率大幅上升,银行营运失灵,正常业务中断或停止,直至若干重要银行破产和倒闭,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极大地震撼了整个美国。
3.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美国这场危机先在由股票、证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在交易和流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虚拟经济中爆发和蔓延,从次贷领域扩张到信贷领域、投资银行领域和商业银行领域,直至整个金融领域,然后,危机从虚拟经济延伸到由商品和服务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体经济,美国的建筑业、汽车制造业和钢铁工业都是美国实体经济的重要产业,使失业队伍不断扩大,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越来越下降,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金融危机对GDP的影响。
最先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是金融业,银行业由于不良贷款数目过大以及购买大量的次级债衍生品而遭受到巨大的损失。银行业的亏损直接导致了资金链条的中断,市场流动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实体经济因此遭受了空前未有的重创,并很快向全球蔓延,使本来欣欣向荣的世界经济急转而下,表1反映出全球和世界各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变化。
2.金融危机对股市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也直接引起了全球股市的剧烈震荡。道指是目前世界上影响力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股票价格指数,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道指在10月见顶后掉转直下,时常出现暴跌,从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的14198点一路下滑至6763.29点,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内,跌幅累计超过52%。中国的上证综指2006年初在中国股市迈入牛市通道,2007年10月上证指数达到历史高点6124点后,便一直下跌,基本上没有比较大的反弹,在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前,上证指数下跌至最低的1664点,跌幅已高达72.8%。
3.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市场的需求明显萎缩和金融危机重创国际贸易,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明显重新抬头。在过去的30年内,贸易不仅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随着金融危机的日趋严重,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都相继陷入了严峻的经济衰落,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也明显的放慢,国际市场的需求量大幅减少,国际生产网络也相应的受到影响,贸易、融资形势日益严重。
二、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及效果
(一)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部分政策、措施及效果
2007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局(简称美联储)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实施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根据市场需要,创设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的调控下,市场信心才得以恢复,金融机构倒闭现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并阻止了经济进一步的衰退。
1.美联储应对危机的常规货币政策。
第一,大幅下调基准利率。美国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9月到12月三次下调了联邦基金利率,由5.25%降至4.25%,此后从2008年1月到12月美联储又七次调整了联邦基金利率,最低降至0.25%,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累计达到5%,这在美联储历史上是稀罕的。第二,进一步下调再贴现率。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日益严重,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变得越来越迟滞,为了恢复市场的流动性,到2007年8月,美联储不得不宣布把再贴现率从6.25%下调至5.75%,直到2008年末,再贴现率已降到0.5%的水平,而且再贴现的期限由原来的30天延长到目前的90天。第三,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通过购买部分短期债券、开展回购操作等形式来增加金融体系的可用资金。同时,美联储对公开市场操作中的一些规则制度作了一些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如增补长期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手段、扩充可供交易的有价证券的种类等。2008年,美联储为了增加银行体系的可用资金,缓解一部分信贷紧缩状况,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向市场注入了8600多亿美元的流动性。
2.美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效果。
第一,货币政策操作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美联储采取的融资融券操作不但扩充了市场交易的可用资金,还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安全抵押物,扩大了市场上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数量,这不仅促进了金融交易活动,还对恢复市场信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积极的货币政策成功的避免了金融机构的大量倒闭。2007年下半年,美联储与另外相应的部门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救援,通过多种多样方式向问题机构提供了资金的支持,使得大量金融机构避免了倒闭,从2008至2010年,美国倒闭的商业银行只有322家,而且大多为中小型的。而且自2010年来,美国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也基本缓解了流动性紧张问题,人们逐渐恢复了对金融体系的信心,金融危机的影响日趋减小。第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使得经济深度衰退得到遏制。
(二)日本和欧盟应对金融危机的部分政策
针对这次金融危机,日本银行采取传统的救市措施:第一,下调利率。第二,积极提供资金,以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第三,保障企业融资需求。其救助对象主体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确保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自危机爆发后,日本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大力遏制了资产价格急剧下跌引起的恶性循环。欧洲中央银行也不仅推出了下调主导利率、扩大再贴现规模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等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的措施,还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实施证劵市场购买计划、向金融机构注资或直接提供信贷资金或信用担保和开展货币互换等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措施。同时,欧盟批准一系列新的经济激励计划。
三、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及效果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外需大幅减弱和国际市场重要商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为了增强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减轻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第一,及时对宏观调控目标作出调整。截止2008年初,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并在2006年突破到11%,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为消除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健康和不稳定因素的风险,在2007年底确定了下一年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随即年初确定了“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的双防政策。随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又在第四季度确定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第二,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在2008年11月5日中国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由于来自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严重挑战,抵抗来自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慎重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关于扩大国内需求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快建设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等,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用于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生态环境建设等多项工程建设。第三,出台关于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的规划政策。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钢铁、石化、汽车、装备制造等一些重要支柱性产业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为了防止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加速下滑的影响,确保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能保持在8%以上的增速,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关于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业、石化、有色金属和物流的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的规划政策。第四,布局新的经济发展版图。从2008年开始,先后出台的发展规划政策,意味着这些重要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振兴正逐步形成保增长的一种新手段。相继出台的区域振兴规划和区域发展政策布局了新的经济发展版图,成为经济增长又一大引擎。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7月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9%,增速比第一季度多1.8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经济自2007年三季度以来连续七个季度增速回落后的首次上升,我国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速达到了7.1%。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一年同期多7.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711亿元,扣除价格等因素,实际增长16.6%。从2009年上半年市场运营情况来看,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在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这些都充分证实了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四、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建议
由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球,国际市场的需求收缩,世界经济增速同比变缓,给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困境。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建议,提前预防和遏制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具体政策和措施。
首先,金融危机不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学会化危为机。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市场外需锐减,我国不得已改变当前严重依赖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把目标放眼国内市场,去积极寻求和发展国内消费市场,不但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还能提升我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金融危机带给我们不仅是严峻的挑战,其中还蕴含着种种机遇,只要及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大胆改革,我国经济一定能化危为机,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第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拉动内需。近年来,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必须进一步扩大消费,实施更加积极的消费策略,拉动自身的内需,才能抵制外部国际环境的干扰,减小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第三,进一步加大投资,保持经济增长。加大基础设施和产业的投资,是有效缓解金融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尤其在困难时期。第四,优化外贸出口,调整出口结构。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升值等因素,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急速减少,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改变出口导向的战略模式,建立内生型出口的战略模式,优化出口结构。
2.国际应对金融危机整体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