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沟通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跨文化语境 冲突 质询话语

一、引言

日本丰田汽车美国召回事件导致丰田公司在美国的名誉严重下降，并引发前所未有的全球“信任危机”。丰田章男遭遇美国国会议员质询，美国国会议员言辞话语直接犀利，丰田章男的话语带有传统日本式的谦卑与尊敬。丰田章男出席听证会，成为一场“文化冲突”。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着巨大的认知隔阂，对于日本人，直接发问是一种责难，具有攻击性。根源于亚洲文化的日语，具有严谨的尊敬语，谦卑语和礼貌语的语言结构；此次质询会发生在东西方文化交锋的环境，跨文化语境决定了此次质询的话语特点。话语中出现冲突不仅仅是因为违反了会话合作原则，文化差异造成对某些礼貌言语行为误解也是交际失败的原因。Ting-Tommey（1988）针对面子理论提出了“面子协商理论”并认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面子”是根源于对话双方的文化习惯，其核心之一为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直接的冲突，之二为强语境文化与弱语境文化直接的冲突。

本文以丰田章男美国国会质询文为案例，运用语用学的相关部分理论及跨文化理论，相互补充分析丰田章男美国质询会中话语冲突点和非语言行为。首先，在Leech（1983）的礼貌准则上，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话语礼貌方式的差异，发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我们对礼貌行为以及“面子”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其次，运用Grice(1975)的合作原则，分析美日质询中话语涵义特点；此外，跨文化语境是导致质询会话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结合跨文化理论从跨文化角度，补充分析质询过程中话语冲突和非语言行为的作用，探究解决冲突的方案。

二、跨文化视角下质询话语冲突

1.礼貌原则与面子理论

在跨文化语境下，话语双方对合作原则和礼貌准则有着不同的理解。质询话语特点要求提问尽可能直接简单，回答精辟准确。Leech（1983）指出，礼貌准则完善了“会话含义”学说，解释了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问题。以跨文化视角分析质询话语可见，说话者希望从对方话语中得到符合合作原则的答案，但忽略对方文化中的礼貌准则。

例一，“I am deeply sorry for any accidents Toyota drivers have experienced”again，“I sincerely regret accidents”；“I extend condolences from the deepest part of my heart."丰田在这段道歉中，使用deeply sorry，sincerely regrets，extend condolences 这些词语以表达深情歉意。代表Marcy Kaptur斥责道 :“Where is the remorse？I do not think it reflects significant remorse for those who have died.”

这句话直接威胁到对方面子，一方面，美国议员不理解东方文化传达感情为主，循序渐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美国议员不会认为是丰田高层道歉就要维护对方的面子，而缓和语气间接表达不满。

Goffman(1967) 用“面子”（face）来描述表达者或接受者想在互动中保持自我形象（林大津，2004）。在沟通交际中，会话者之所以会遵守礼貌准则，是因为“面子”。东方人重“面子”，对“面子”的关注将影响到交际策略，他们会避免威胁到对方面子的话语，从而话语含蓄，间接；而西方人，更为直接的表述个人意见，针对问题希望得到及时有效的答案，对于间接、模糊的答案，会直接要求对方再次做出回答，直至到达自己想要的结果，于是，“面子威胁行为”在质询中屡见不鲜。

2.跨文化语境下合作原则

在实际交际中，说话人常常有意违反合作原则，从而表达一种隐含意义。这种隐含意义是出于多种话语目的。如，保持会话双方的和谐，尊重对方，会话符合场合等需要。若交际双方有共同的背景知识和构思图示，即便是隐晦的话语表达隐含的意义，破坏会话原则，这种会话方式也不会有冲突出现，而会使内容更为饱满丰富、达到说话者的目的。反之，若交际双方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破坏会话原则不仅得不到内容丰富的会话交流，反而会引发会话冲突，导致交际失败。

例二，U.S. Rep. Edolphus Towns问道：“whether Toyota will offer in all its cars a 'brake override' to make it less likely a vehicle would keep accelerating if the driver hits the brakes.”丰田章男与翻译商议后用日语回复，译者用英语不断地翻译丰田冗长的日语回复。此刻，Towns打断了丰田的回答，不耐烦的说，

“Yes or no， that's what I am trying to get to.”

从合作原则中看，会话双方都应采取合作态度，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使会话顺利进行。该例子，违反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即此问题目的是希望丰田章男针汽车质量问题给予相关措施来解决意外加速问题，不懂日语的美国议员根据丰田章男与翻译过长的交流推测，其给予不相关信息，于是，遭到Towns要求以yes和no的形式回答。

由此可见，美国议员提问符合质询话语简明直接的特点。而在日本文化中，详尽的答案正是对对方问题尊重的表现，所以他必须斟酌之后才可以给予答复，而Towns的追问方式使丰田章男不知所措。丰田章男以东方人惯有的礼貌方式迂回答复后，导致美国议员无法理解这种委婉，并误认为是托词避开问题。

在丰田章男回答美国国会议员的问题时，他常常不由自主地使用日本管理人员和政治家在这种场合下惯用的细致拖沓的词句，表示他会尽力确保类似质量问题不会再有，还为事故遇难者祈祷。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意为难丰田章男，是希望知道他下一步的解决措施。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多采用直线形( linear)的思维交际沟通方式，而日本文化交际沟通习惯于螺旋式思维方式(spiral)进行沟通交流。丰田章男与美国国会议员质询中，直接与迂回的问与答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会话双方用自己的行为标准来评定对方的言行，从而造成交际会话很难彼此理解。

三、文化维度与跨文化语境

语言的特点多数来源于文化环境的创造。“大熔炉”是美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其表现在语言中则是自由随意，直接简洁的话语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适应美国大环境，方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短时间内做到有效沟通。

日本的语言文化体系中有很强的集体主义观念，这种集体主义观念逐步形成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协作与服从的基本准则；日本人的集体主义观念提倡会话的和谐，观点的统一，注重说话双方的面子，不喜欢破坏整个集体的和睦，于是直截了当的语言很少在日本人的会话中出现。个人主义主要关注自我风格的呈现，强调个人目标、权利和需要，关注自我面子的维护，而集体主义主要关注自我形象的顺应性，更强调集体责任、义务与需要，既关注自我面子，也关注他人的面子。

在质询过程中，虽然丰田章男代表丰田公司集体，美国国会议员代表美国的丰田汽车消费群体，但美国国会议员的问题更具有个人特色，在权责范围内可以自行做出决策，注重实效，以事实为先，说话方式直接尖锐，遇到不同意见时不惜针锋相对。

东方文化重意境，表达含糊，有时需要考虑说话人的神情举止，才能对话语意思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西方人则倾向言传，达意清晰，话语中几乎涵盖所有的有效信息。丰田章男回答问题的特点在于谨慎思考后给予详细的回复，但往往回避矛盾，遇到尖锐的问题采取拖延的态度，并不会直面议员充满敌意的质问，偶尔的沉默作为一种回应方式；而美国国会议员追求直面矛盾，主动分析问题所在，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矛盾。这种会话方式，充满了东西方交际矛盾，使得国会议员的无法立刻得到想要的直接答案。

1.强语境与弱语境文化差异

Hall（1976）提出的弱语境文化与强语境文化。在强语境交际中，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讯息中；弱语境正好相反（林大津，2004）。在强语境文化里，话语意义可以通过隐含的方式加以传递，弱语境文化中，话语意义必须通过明示的方式才能传递。东方人话语风格遵循强语境，话语含蓄间接，更多依靠语境来诠释信息；西方文化以弱语境文化为主，话语措辞直抒胸臆，不依赖语境，信息直接在话语中表达。

Ting-Toomey（1988:266）借助个体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以及强语境文化与弱语境文化提出“面子冲突公理”（face-conflict axioms）指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都有面子概念，弱语境文化成员会在面子协商过程中投射出“自我”身份认同，而强语境文化成员投射出“我们”身份认同。在质询会议过程中，美国议员的问题具有个人感彩，直接正面追要问题答案，丰田章男以“我们”的身份代表丰田汽车公司面对议员的问题，过于谨慎和间接的回答话语，不时的遭到美国议员的逼问。

2.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非语言交际指体态、手势、脸部表情、会话距离、沉默等方面。由于文化差异，非语言行为的表达也不尽相同。同一个动作或行为会被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理解为不同的信号和不同的信息。“在人与人的交际中70%会有非语言行为的参与（庄恩平，2004）。”

对于有典型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日本，鞠躬，点头都是表达个人态度的途径。东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差异，造成美国人没有理会丰田章男非语言行为的内涵意，在美国议员看来，仅仅鞠躬所表达的歉意是无法弥补给美国的丰田消费者带来的伤害，感情上的道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与追求实效的美国人来说，丰田章男的鞠躬礼并没有实际意义。此外，非语言传递的信息更为深邃，是内在情绪的表达。各大媒体报道丰田章男含泪照片，以示他因丰田汽车质量问题引发的事故，表示悔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来自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即使使用同一种语言，也会出现话语冲突，造成交际失败；在有共同文化背景下，说话者违反话语的合作原则来到达会话的丰富和委婉，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说话双方，在这种跨文化语境下打破合作原则，违反各自的礼貌原则，只能出现会话冲突。

在跨文化语境中，话语冲突是必然，东西方文化对礼貌准则的不同认识，对“面子”问题的不同理解，从文化角度，礼貌准则中的“面子理论”是基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中两组核心概念，第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第二，强语境文化与弱语境文化。以上原因可以归结为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性差异培育出不同的思维方式，构建出各自的语言交际习惯。在丰田章男美国国会质询中，尖锐的质问与含糊繁琐的回答，让双方都感到沟通的艰难，即便美国议员问题尖锐，仍然不会得到日本方面的直接解决问题的答案。日本惯用的鞠躬礼的非语言交际在此时的跨文化语境中，既被美国议员认为是需要的，但又不会被接受，因为西方人追求问题实际的解决方案，礼节上的非语言无法达到协助补充话语含义的作用。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要求我们在今后对话语分析的研究中结合分析跨文化语境的作用，不断探索如何在多种文化交织的语境下避免跨文化交际冲突，完成有效的会话沟通。

参考文献：

［1］Goffman， E. “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New York： Pantheorn Books，1967.

［2］Grice，H.P.“The logix and conversation” in P.Cole & J.L.Morgan(eds.)，Syntax and semantics3：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5.

［3］Hall.T.E. “Beyond Culture”New York：Garden City，1976.

［4］Jack C， R. John Platt and Heidi Platt.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Applied Linguistuc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5］Leech，Geoffrey.“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ondon：Longman，1983.

［6］Ting-Toomey，S. “Intercultural Conflict Styles: A Face-negotiation Theory”in Y.Y Kim & W. B. Gudykunst (eds.)，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Newbury Park， CA:Sage.1988.

［7］Yule，G. Study of Language. 2nded.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8］林大津.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跨文化沟通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语境文化;跨文化交际;交际风格;差异 

 

一、 前言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当两种不同文化交际者交际时,由于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与背景各异、思维方式和交际方式有别,人们会对同一词、同一句话、非语言行为和事物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联想和不同的所指意义,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也就在所难免。因此,要有效进行跨文化沟通首先要理解不同文化的模式及沟通方式。 

二、不同语境文化的行为特征 

文化的有效沟通是依靠理解语言表达还是靠理解语境,这是一个与文化相关的问题。美国著名人类学家Edward Hall对跨文化的有效沟通作了精辟的论断,他将交际过程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 

强交际语境文化强调以间接方式表达思想、观点和交流内容,直接表达不仅会显得太唐突,草率,还会给人留下做事不认真,决策不慎重的印象,尤其在讨论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或向对方提出请求时,强交际语境文化交际者言语表达婉转、含糊,担心会冒犯对方或让对方丢脸。强交际语境文化要求听者根据交际语境和说话者的非语言表达理解交际内容和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因为强交际语境文化认为,理解说话者的言中之意及言外之意是听者的责任,而不是说话者的责任。强交际语境文化有如下几大特点:“我们”为主;螺旋式逻辑思维;间接交际方式;地位趋向方式;语境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听者。强交际语境文化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墨西哥等。 

弱交际语境文化强调通过语言表达进行沟通与交流,所有信息或观点都反映在语言表达之中,而且表达方式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任何人想通过暗示方式、间接方式或非语言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不仅达不到沟通目的,还会被认为是在回避问题,甚至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在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里,沟通的目的是彼此交流信息,因此发话者有责任让听者正确理解其语言表达内容,所以他们说话直来直去,说话内容都在言语之中,毫不掩饰。弱交际语境文化的特点是:“我”为主;线形逻辑思维;直接交际方式;个人趋向方式;语言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发话者。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有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 

两种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交际方式,也正是这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误,不同语境文化沟通者在交流时会发生交际障碍,也容易产生误解。 

三、东西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交际方式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东方文化注重维护群体和谐,强调社会等级制度,而西方人更注重个人利益至上,淡化社会等级制度。这些差异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东方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很强,言谈举止非常注重礼貌,以此体现双方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别;东方人注重意境,语言表达含糊,常常给人欲言又止的感觉,这就要求听者依靠说话时的语境来理解说话人的意思,而且东方人常常把沉默当作一种回应的方式,所以有时在交谈中甚至还要考虑说话人的神情举止,以便做出正确的推断;东方人重视面子,说话往往迂回婉转,尤其是当与对方意见有分歧时,语言更为隐讳含糊,有时因为担心伤和气,伤感情,对有些话甚至避而不谈,以求一团和气;东方文化重集体负责,如果是在商务谈判桌上,东方人会想好了再说,因为一个人的发言代表的是一个团体的意见,说话人比较谨慎;东方文化在矛盾面前往往采取回避或者拖延态度,静观事态发展,有时会因此而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 

2、西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跨文化沟通的含义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菜谱翻译 跨文化意识 文化差异

1．文化和翻译

根据社会语言学家goodenough的观点，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活动方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作为人们不得不学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端产品——知识——就这一术语最宽泛的意义来说一组成”。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载体，承担着传递文化的重任。语言和文化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缺了其中任何一个，另一个都会失去意义。翻译和文化密切相连，奈达曾说过，“翻译就是交际”。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中介与桥梁，不但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而且要逾越文化的鸿沟。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码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符码的转换。

2．菜谱翻译的跨文化意识

中国是一个餐饮文化大国．而菜谱是餐厅的名片和广告，是沟通消费者和餐厅之间的桥梁，促成良好的双向沟通。翻译学家j．c．catford曾经对菜谱下过这样的定义：“menutranslation isthe process ofinter——lingualtransformation forse-manticequivalenceinthespecificareaofmenuandtermsinculi—naryculture．”从此定义中可以看出在菜谱翻译时要使用简洁的语言，用合理的方法最大程度地贴近中式菜谱的内涵和外延同时考虑到中西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在忠实、通顺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灵活处理．这样外宾才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久远的饮食文化。

由于文化差异、宗教差异、道德观念及忌讳等问题，译者应具有跨文化意识．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跨文化交际，指的是不同的文化所铸就的交际双方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信息源一编码一信息传递一解码一反馈等环节所构成的一个双向信息交换的动态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进行编码．而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进行解码，译者作为跨文化意识的载体在信息传递中起着桥梁作用。

菜谱翻译中要注意那些根据联想意义命名的菜肴，避免引起文化冲突。如“龙凤配”这道名菜有些就直译为“dragonandphoenix”这显然不妥。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有邪恶之意，而“phoenix”只存在于中国的神话里，西方人对此毫无感性认识。实际上这道菜的主料是lobster和chicken，可以译成“lobsterandchicken”。再如“三鲜汤”中的“三”这个数字在日本和北非地区代表“积极”意义，而在乍得、贝宁等地，“三”则有巫术的含义，奇数被视为“消极”意义，可译为“soupwithifsh，shrimpandvegetable”。而“红烧狮子头”译为“braisedlionhead”，狮子在西方文化中是令人崇拜、敬畏的对象，品尝百兽之王的头那怕得有不少的勇气呢。

随着中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成功的菜谱翻译成为了传播中国饮食文化艺术的有效途径。由于中西方饮食观念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翻译中要避免跨文化交际产生的隔阂和误会。

3．中式菜谱的翻译

中式菜谱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其命名方式既有写实又有写意；既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充满着民俗情趣和地方风情。外国客人可以通过菜谱领略到中国民俗文化的绚丽多姿，领略到中国饮食文化的浩瀚繁杂和博大精深。

菜谱的翻译不仅是语言上的沟通．更是文化上的沟通。一方面，要讲清楚菜的原料和烹调方式，另一方面，又要反映出中华饮食文化的情趣和意蕴．注意文化差异。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翻译。

(1)直译(写实)

根据菜谱的表面含义用英语意义基本对等的词或词组来译，其顺序和结构基本不增不减。顾客一目了然就会知道菜的原料、烹调方法及刀工等。

a．烹调+原料

烤鸭：roastduck

脆皮豆腐：deep—friedtofu

炒芥兰：sautredchinesebroccoli

b．烹调+原料+with／in+配料

红烧鱼：braisedfishwithbrownsauce

蚝油扒时蔬：braisedvegetableinoystersauce

红烧毛芋头：braisedtaroinbrownsauce

c．烹调+an工方法+原料+with／in+调料

虾仁炒蘑菇：friedshelledshirmpwithmushroom

茄汁牛肉片：frjedslicedbeefwithtomatosauce

米粉扣肉：steamedslicedporkbellywithriceflour

(2)直译+注释

以地名命名的菜式反映出地方特色烹饪技巧和风味。此类菜名译法如下：

a．地名／人名+原料

麻婆豆腐：mapobeancard

广东香肠：guangdongsausage

b．地名／人名+(in)style

广东龙虾：lobstercantonesestyle

中式泡菜：chinese—stylepickles

c．烹饪方法+地名+原料／地名

南京板鸭：steamednanjingduck

德州扒鸡：dezhoustewedchicken

以典故命名的，直接译出该菜的原料及烹调方式，最好在英译名之外提供一个简短的背景补充说明其内在含义。如：

佛跳墙：assortedmeatandvegetablescooked inem—bers——f0tia0qiangluredbyitssmell，eventhebuddhajumpedthewall

(3)意译(写意)

中国饮食文化的菜谱追求“三美”即“形美，音美，意美”，有较深的内涵，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实对虚，显其“庐山真面目”。

a．原料+with+作料

鱼香肉丝：shreddedporkwithgarlicsauce

白灵菇扣鸭掌：mushroomswithduckfeet

陈皮兔肉：rabbitmeatwithtangeirneflavor

b．作料+原料

咖喱牛肉：currybeef

芝麻豆腐：sesametofu

五味豆腐：five—f1avoredtofu

c．以实对虚

舍去菜名里的寓意、夸张等说法而使用明白的英语译出。

白玉虾球：crystalwhiteshirmpballs

发财好市：blackmosscookedwithoysters

青龙过海：watercelerysoup

(4)转译

在中式菜谱里，以“龙”、“凤”、“鸳鸯”、“翡翠”等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动植物和象征着荣华富贵的物品来命名的菜名，不少人崇尚所谓某些原料的转译。

凤凰玉米羹：conr andeggporridge

芙蓉海参：seacucumberswitheggwhite

出水芙蓉鸭：slicedduckwitheggwhiteandham

(5)拼音+注释

中国独有特色食品的英译，本着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原则，先按中文用拼音译出，然后再加以解释性的英译。

包子：baozistufedbun

饺子：jiaozidumpling

锅贴：guotiepotstickers

跨文化沟通的含义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在跨文化选择与互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这严重制约跨文化的有效传播。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擅变及造成跨文化传播冲突的主要原因—高度语境文化和低度语境文化的差异，区分高低语境文化，进而做到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进入诉求对象的文化角色，考虑他们接受信息的感知方式和心理特点，才能有效地使本国文化融合到他国文化中去，对他国文化产生吸引力，使跨文化在传播中多几分理解，化解差异、误解和冲突。

随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狭隘的文化定位显得不适实用，文化已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统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信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也会发生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在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目前国际间或人群间的所有冲突，都与这种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相关，这严重制约跨文化的有效传播，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巫需与国际接轨，国际的跨文化传播学也还函待发展。

    一、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嫂变

    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承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精神活动。

    “跨文化传播”( 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它是一个既现代又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类取经、郑和下西洋;在西方，很早以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便注意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中西方历史上跨文化传播的典范。

    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第一人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爱德华·霍尔(e. t. hall ) 0 1959年霍尔发表《沉默的语言》，在书里霍尔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

    霍尔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隐藏的维度》。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 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汀一图梅(s. ting-toomey)的“面子一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以及菲力普森( g. 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s 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二、“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差异

    语境可以理解为那些与话语本身密切相关的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和氛围。根据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学说，在“高度语境文化”( high contextculture)中，绝大部分信息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体现在清晰的被传递的编码信息中。信息的传递与沟通是通过肢体语言、上下文联系、场景等信息进行的。高语境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反映，就是信息与信息之间存在高度的前后联系或隐含在某种个体特性之中。例如，中国人沟通使用诸多含蓄而不直接的语言，这种过程导向型的沟通，往往取决于接受者对信息的诊释。与高语境正好相反，低度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将大量的信息体现在清晰的编码中。大多数信息是由清晰的符号如语言、文字、符号和各种象征图案等来表达的。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往往使用的是发送导向型沟通方式，信息发送者有义务帮助接受者正确地理解信息。这就是说，中国人的沟通是含蓄的，美国人的沟通是直截了当的。显然，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低语境文化。

    对于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汀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国家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

    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

    三、“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

    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人“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和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暖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汀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 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 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

    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 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 face-giving ) o“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

    四、把握语境文化的类型差异增强跨文化的传导能力

    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只有深切理解这种语境文化的类型差异，才能更有效得进行跨文化传播，使本国文化融合到他国家的文化中去，如果中国的文化通过有效地对外传播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具有那种安近来远的魅力，得到普遍认同，甚至被吸纳，中国与他国之间就会少几分敌意，多几分理解，化解差异、误解和冲突。就会使各国普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与我国合作的愿望也会日趋强烈，这就为我们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发展壮大自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目前席卷全球的文化冲突和对话，正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交流融合。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不曾中断过的华夏文化，将为未来全球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中华特色的精华和取之不竭的资料源泉。我们需要努力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天择”之中。并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动作用，以提掣世界文化到最融洽交流的高度为己任。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方式。据统计，北京有世界文化遗产6处、部级重点保护文物62处、市级重点保护文物112处、重点保护历史街区40处(胡同和四合院)、地下历史文物保护区35处、博物馆58所、传统工艺14种、百年老字号67个。北京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奥运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积淀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北京奥运会从申办到筹办的过程，不仅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过程，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和平崛起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北京奥运文化传播正逐渐从奥运理念宣传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发展战略。

跨文化沟通的含义范文第5篇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异地、异国开展经营活动，与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日益多样化。如何克服文化因素带来的风险，在本国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之间，在母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就虞为许多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可以说，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问题已经成为管理学界和企业界所关注的焦点。

一、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文化风险的含义与特征

托姆·麦克安(ThomMcAn)是孟加拉一家最近开业的鞋业公司。当公司的鞋刚刚走俏时，就发生了一场暴乱，由此导致50多人受伤。事件的原因是：印在每只鞋鞋底上的字迹是模糊的托姆·麦克安签名，但看起来很像阿拉伯语中草写的“Allah”(上帝)。在穆斯林世界，脚，特别是脚底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该公司要通过让孟加拉人将上帝的名字踩在脚下来亵渎上帝。类似的文化误解的例子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还有很多，它们轻则带来误会，重则导致冲突而使跨国经营目标难以实现。

文化风险就是指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由于文化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相背离，甚至导致企业经营活动失败的可能性。企业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之中，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有时会危及到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因此，对文化风险的正确认识与系统分析对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般地，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文化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文化风险具有客观性的特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其客观性从根本上源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人们的消费需求、价值观念、处事原则、思维方式等都是以其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跨国企业要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的需求，要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组织机构合作，要聘用与管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员，这些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国际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

第二，文化风险具有双效性的特点。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文化风险表现为带来损失的可能的同时，它也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并由此带来额外的收益。文化风险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文化冲突，致使企业经营目标实现受阻，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诱发优势，是一种积极因素，可以激发企业活力，激励企业创新，使国际企业具有当地企业所不具备的跨文化优势。

事实上，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确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只有当文化差异未得到合理控制或管理，继而演化为文化冲突时才对企业的经营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所以，国际化企业完全没有必要投入大量气力去改变或消除这种文化差异。相反，合理地利用文化差异，常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消费习惯、市场状况、技术水平、人力、自然资源条件，都有可能给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创造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丰厚的利润回报。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力所在，就如自然界中的“杂交优势”一样，它会使企业更优秀，更具活力。

第三，文化风险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文化的内涵异常丰富，它通过语言、教育、宗教、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审美标准等多方面综合体现，同时一个国家的文化通常都是漫长的历史积淀，而且仍在不断变化与演进之中，因而，文化风险常常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动态变化的，它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是多方面、全过程的。

第四，文化风险具有可控性的特点。能够识别和控制，是风险的共同特征。但由于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文化风险因素成因复杂，在风险控制与管理方面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要求风险管理者对于文化风险的产生根源、作用过程和具体表现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采用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分散以及通过计划、组织、协调等方式对其加以控制和进行管理。

二、文化风险产生的根源

文化风险的产生源自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具体说来，可以用四个主要的指标来表征文化差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以及男性主义倾向。

1．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社会对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例如墨西哥，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在企业中表现为管理者与下属之间感情差距很大，上司具有较大的权威，且不易接近；而处于较小权力距离中，如在奥地利、以色列、丹麦，人们认为彼此是平等的，等级制度不过是所任职务不同而已，且职务是可以变换的。在企业中上下级感情差距小，下属很容易接近并敢于反驳上司。

2．不确定性回避

不确定性回避是指一个社会根据自身受到不确定性事件或情况威胁的程度，对回避该风险所作出的种种考虑。强不确定性回避，是社会在维护既定的信念和行为规范时，不能容忍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和观点：在企业中表现为组织内部职责明确，规章制度严格，重视专家意见，要求高度一致，但也因此决策缓慢缺乏灵活性。弱不确定性回避是针对一个能够坚持较宽容的氛围，允许人们根据实际提出不同的观点学说的社会而言。弱不确定性回避的社会通常表现为敢于冒风险，鼓励创新。希腊、比利时就是比较典型的强不确定性回避文化，而新加坡、加拿大则相反。

3．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指一种松懈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只关心他们自己和最亲近的亲属，与之相反的集体主义是指在一种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其中有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分，人们希望内部群体关心自己，同时他们也对内部群体热心帮助，绝对忠诚。例如美国文化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则是集体主义倾向较强的文化。

4．男性主义

在男性主义倾向较强的国家中如奥地利、日本，人们注重收入、挑战、进取和被认可，成就的标志是财富和受到承认，这类文化往往倾向于搞大型企业并高度注重经济增长。在男性主义倾向较弱的国家中如瑞典、挪威，则比较强调平等、团结，注重友好的工作环境和就业保障，其成就的标志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工作给人们带来的压力较低，工人有较高的自由。

总而言之，在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当企业由一种文化背景进入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的时候，通常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陌生行为和方式，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正是产生文化风险的根源。

三、文化风险的作用过程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也是两种或多种文化交汇的过程。国际化经营中的文化交汇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吸引阶段、冲突阶段、交汇阶段和融合阶段。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文化风险对国际化经营的作用过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潜伏期、爆发期、缓和期和创新期。

1．潜伏期

在文化交汇的吸引阶段，人们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甚至忽视差异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人们被完全不同的文化所吸引，对其可能带来的商机充满期望。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潜伏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文化风险会爆发以至对国际化经营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同时，它也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力所在。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在开发市场的过程中，发现非洲一个岛国的居民都不穿鞋，它的反应可能是很沮丧，也可能是欣喜若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和潜在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激励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同时，也蕴藏了一定的文化风险。

2．爆发期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随着不同文化交汇程度的加深，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明确、被放大。由于文化具有本民族化优越感的倾向，因此在跨国企业中，人们对它文化会自然地产生怀疑、排斥，这就势必产生文化间相互的激烈碰撞。在这一阶段，人们所持的态度多以自我为中心，由于不理解、不愿沟通、不能互相体谅而产生困惑、矛盾以至激烈的冲突与对抗。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爆发期，产生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会打击企业跨国经营的信心，动摇和阻碍决策的制定与执行，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会使企业经营目标难以实现。

3．缓和期

在文化交汇阶段，人们从拒绝、排斥、不接受到理解、尊重、认同它文化。对于出现的矛盾与冲突能够更多地以理解、体谅、迁就的态度去分析。对于文化差异有正确的认识和预期。处理事情更加理性，能在相互比较中，互相学习。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缓和期，文化风险虽然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更加理性，有了更多的自我审视，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应付和处理文化风险事件的经验，掌握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4．创新期

文化融合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结合、相互吸收的过程。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彼此改塑对方，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创新期，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发挥各自的优势与精华，甚至融和创新，在组织中形成具有特色的新文化。它使企业跨国经营更加得心应手，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跨文化优势，使企业的经营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甚至会带来额外的收益。

文化交汇的各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彼此共存，相伴而行，这种相互交叉使得不同文化交汇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加减组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冲突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排斥的复杂的综合。由此，文化风险作用过程的四个阶段划分也是相对的，伴随着文化交汇的过程，文化风险的作用过程也存在着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特点。

四、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识别

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风险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企业外部跨文化市场经营活动中的文化风险；一是在企业内部跨文化管理活动中的文化风险。就外部来看，文化风险又可以分为针对来自不同文化消费者的市场营销风险和针对来自不同文化合作者的市场合作风险。就内部来看，文化风险主要是针对来自不同文化雇员的管理风险。

文化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沟通风险、种族优越风险、管理风险和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等四种形式。

1．沟通风险

沟通风险，即由于文化沟通障碍和沟通误会而导致沟通失败的风险。不同国家的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会产生差异，甚至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曾在中国国内有名的“白象”牌电池出口到国际市场，其品牌就直译为“whiteelephant”，这种质优价廉的电池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状况却很不理想。后经调查发现“whiteelephant”在英语中还有累赘物、废物的意思，可以设想这种品牌的电池又如何能吸引消费者购买呢。

此外，不同文化模式有不同的沟通方式，来自不同文化的沟通双方很容易发生沟通障碍。一般认为信息的传递与沟通是通过体语、上下文联系、场景等进行的。在高情景(highcontext)文化中，人们沟通常常使用含蓄而不直接的语言，只有弄清说话时的情景才能准确理解对方语言的真正含义。而在低情景(lowcontext)文化中，大多数信息由清晰的符号如语言、文字等表达，人们直接明确地陈述事物，语言本身给出了绝大部分的含义，你不必了解使用语言的情景。例如，日本人讲话中有许多用于鼓励说话者继续讲下去和重复某些信息的词语，其中一个词是“ha-i”，在英语中字面意思为“是”。但是作为高情景语言的日语，只有当说话情景的其他要素也意味着“是”时，该词的英语意思才是“是”。“ha-i”的含义也可以是“是的，我听到了”，“是的，请继续往下说”，“是的，再说一遍”或“是的，我真的不想说‘不’，但你应该明显知道答案是不”。因此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有时美国人以为与日本合作伙伴意见达成一致时，而日本人正在表示婉转地拒绝。

2．种族优越风险

种族优越风险(ethnocentrism)，即由于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心理的种族文化取向不同，来自一种文化的人具有较强的种族优越感，相信自己的行为方式优于他人，有偏见地对待异族文化而产生的风险。个人与组织都可以有自我优越感。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优越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一些国际化企业由于相信自己在国内的经营方式优于海外竞争者，因而在海外采取与在国内相同的方式进行经营。其他一些自我优越主义的国际经营行为包括：不能改造产品以使其适应特定市场的特殊需求；将利润全部转回国内而不再对所在国投资，让那些在国内干得很好但却没有国际经验的管理者充任海外企业要职。

3．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即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管理风格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之间和员工之间不能建立起协调关系而带来的管理失败的风险。在权利距离大的墨西哥企业中，对上司的尊重表现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上司也不情愿授权给下属。美国行政人员通常认为墨西哥人屈从权威是一种缺乏主见和不幸服从的表现，墨西哥人把美国行政人员的坚持公平竞争和委派的愿望看成是没有能力接受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这种不同的观念与管理风格在跨国企业中是非常普遍的。在国际化企业中，一国的管理模式和行为有时不能为另一种文化所接受，使得企业在内部管理上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在跨国购并的例子中，完成购并之后的融合以及正常运作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最终宣告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4．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