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篇
关键词：英汉对比研究；理论研究；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0-0125-02
一、引言
对比是研究和学习语言的重要方法，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做共时、静态的观察和分析，属于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对比的方面可以包括语言中的各个层次：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等等，通过发现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篇章语言学、语言哲学、思维与文化等各学科理论去归纳和总结规律。英汉对比研究不仅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对语言教学更具有指导意义，能够有助于英语教学和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外汉语教学。本文选取了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通过对其研究把英汉对比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二、第一阶段
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起源于1898年，当年出版了《马氏文通》（马建忠）和《英文汉估》（严复）。之后又出版了一系列的主要研究语法的著作，包括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因此，1898―1949年可称为英汉对比研究的第一时期（刘重德，1990）。这一时期对英汉对比研究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吕叔湘先生指出英汉对比研究最需要注意的是“此有彼无或者此无彼有”的这种相同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情况。
三、第二阶段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汉对比研究不如俄汉对比研究活跃，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但还是“取得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许高渝，2003）。
1.语音。在英汉语音对比研究方面有初大告的论文《英语语音的特点及学习的方法》、方淑珍的论文《英语和广州话语音比较分析》和吴千之的论文《英语语调的研究和教学》。初大告（1956）着重分析了英汉双元音的不同，指出英语元音有长短之分，而汉语元音的长短区分没有作用。文章分析了中国学生容易犯的错误，并提出了学习英语语音的难易顺序表。方淑珍（1957）认为英汉语音对比研究的意义在于把本族语言发音习惯带来的消极因素变为学习外语的积极因素。她对发音方法和具体音素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在学习语音中会碰到的困难。吴千之（1963）提出了建立“比较语调学”的命题。他认为英汉语在语调上有本质的差别，因此如果在英汉语调对比研究上有重大的突破则对英语教学将大有裨益。
2.语法。这一时期的英汉语法对比研究主要体现在陆殿扬的两本著作《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和《汉英词序的比较研究》上。陆殿扬对英汉语单词和词组作定语、状语、宾语时的词序进行了对比研究，对英汉的异同进行了考察，总结出正常词序、局部颠倒词序和全部颠倒词序，是这一时期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
3.词汇。英汉词汇对比研究主要有唐逸的《英语构词法》、张培基的《习语汉译英研究》和《英语声色词与翻译》。唐逸（1959）在对转化法、合成法、前缀、后缀、词根等英语构词法的讨论中，引入了英汉对比的内容，指出了英汉之间的异同。例如，在一词兼用上，英汉颇为相似。张培基对英汉语中的习语、拟声词和颜色词做了详细的对比研究，并指出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是与不同的生活风俗、习惯和经验息息相关的，因此，英汉语中有关“心脏”、“狗”“黄色”等的习语与用词均反映了不同的民族传统。
四、第三阶段
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汉对比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持续至今，产出了丰富的成果。
1.语音。桂灿昆（1978）的《汉英两个语音系统的主要特点比较》对英语语音教学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从语音语调等多方面讨论了英汉语的区别和特点。潘永（1999）的《英汉元音变化的比较》通过历时研究，发现英汉语的共同规律，解释了一些共时研究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
2.语法。这一时期的英汉语法对比研究有赵世开（1981）的《英汉指示代词的对比研究》、沈家煊（1984）的《英汉介词对比》和王菊泉、宗福常（1988）的《英汉被动意义名词性短语的对比研究》等。这类研究对于英语教学和英汉互译均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到了21世纪，英汉语法对比研究较倾向于对句子结构的研究，同时研究角度也渐渐从英语教学转向了对外汉语教学，学者们通过英汉对比的方法也重新审视了汉语这一母语的语法特征。例如，潘文国（2003）在《从“了”的英译看汉语的时体问题》的论文中质疑了“了”字是汉语时体标记的这一观点。在英汉对比研究与其他学科想结合方面，也渐渐从结构主义理论和转换生成理论转向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例如，魏在江（2008）的《基于功能的英汉情态隐喻对比研究》从情态的实现手段、及物性系统的转换、情态与意态等几个方面就英汉语中的情态隐喻进行了对比研究，并指出从功能上讲，英汉语都有情态的隐喻用法，而从形式上讲，英语采用形合而汉语采用意合的手段。
3.词汇。在英汉词汇和语意对比研究方面，刘宓庆（1980）的《试论英汉词义的差异》和杨自俭（1986）的《试谈英汉多义词的比较》不仅研究了英汉词义的差异，而且讨论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和对英语教学的借鉴意义。自上世纪末，英汉词汇对比开始与社会学、认知心理学、思维与文化等学科相互结合。邵志洪、郑国锋（1999）的《近20年英汉词语互借对语言文化的影响》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英汉对比研究的范畴又被扩大了，研究成果也更加丰富了。
五、反思与展望
纵观英汉对比研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其对英语教学、翻译理论、词典编纂和现代汉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尚有不足。①实用性大于理论性，对教学的实用价值研究较多，而对英汉对比理论本身研究较少。②微观多于宏观，对英汉单词、语法等细节研究多于对英汉语言的发展、演化等的研究。③个性研究重于共性研究，对英汉个别差异的研究多于对英汉共性差异的研究。④定性研究超过定量研究，即建立语料库的研究较少。⑤描述有余，而解释不足，对英汉差异的对比较多只是停留在找出差异，描述差异的阶段，而没有十分系统的理论体系去解释和支撑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表象。可以说如何把运用的理论工具与实际的英汉语料更好地结合起来，是英汉对比研究碰到的共同问题。
随着英汉对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在各个方面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今后英汉对比研究将更多地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包括心理语言学和哲学等。英汉语义与句法层面、英汉句法构造的功能原则方面、英汉语言演化的认知机制，将很可能是英汉对比研究今后发展的主要领域。
参考文献：
[1]刘重德.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序；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2]许高渝.不可忘却的一段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汉对比研究成果回顾[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3]杨自俭，李瑞华.英汉对比研究综述和构想[J].外国语，1990，（3）.
[4]邵志洪.英汉微观对比研究30年（1977-2007）综述[J].外国语文，2010，（5）.
[5]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6[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汉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修辞 对外汉语修辞学 交际中心修辞观
近年来,修辞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一直被忽视和“冷落”的对外汉语修辞教学一时之间成了新的热点。随着学者研究和探索的深入,“对外汉语修辞学”正朝着新兴交叉学科的方向发展起来。
然而,纵观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不难发现,对外汉语修辞学领域的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学科框架仍然比较模糊,整个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最早在对外汉语修辞学领域做出大胆尝试的是陈汝东先生(2000),在《对外汉语修辞学》中,他第一次把对外汉语修辞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然而,遗憾的是,全书除了第一章的理论思考外,其它部分基本上沿袭了汉语本体修辞学的框架和内容,没有在更大程度上凸显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特点,因而还不具备使对外汉语修辞学完全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影响力。此外,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思考,组织召开过几届“对外汉语修辞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但是,从对外汉语修辞学学科发展的全局来看,基础性的对外汉语修辞学理论研究还很不够,绝大多数的研究也未能突破传统汉语本体修辞学研究的思路,因而很难真正体现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特点。
基于以上分析和认识,我们认为,对外汉语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乃至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学科的建设,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从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目的和汉语学习者的实际入手,认清和把握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特点和本质,这是摆脱汉语本体修辞学桎梏、凸显对外汉语修辞学特色的根本前提;其次,要把握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理论基础,即“对外汉语修辞是在汉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实现从“语言中心”的传统修辞观向“交际中心”修辞观的转向,这是对外汉语修辞学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核心与关键;再次,要结合跨文化交际和认知科学等学科,拓宽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以汉语学习者的整个第二语言交际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发挥对外汉语修辞学的跨学科性和前沿性特色,提升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指导作用。其中,“交际中心”的修辞观占据主导地位,它是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的本质所在,是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理论的灵魂,也是本文要深入分析和探讨的问题。
一、交际中心修辞观的转向
在具体探讨“以交际为中心的对外汉语修辞学”之前,我们必须实现对修辞观念的一次重大转向,本文称之为“交际中心修辞观的转向”。
“交际中心修辞观的转向”就意味着在对外汉语修辞学领域必须改变传统的修辞观,转向以交际为中心的修辞观。
(一)“语言中心”的传统修辞观
“修辞”是古希腊罗马时代非常受重视的一门学问,在自由的风气之下,演讲和辩论术非常发达,这就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修辞是比较广义的,接近文学理论,但是,其中也包括了当代修辞学研究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集中体现在智者学派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发展以及亚里士多德对悲剧语言的分析上。不过,总的来说,“修辞”还是一门语言艺术。而
二、以交际为中心的对外汉语修辞学
从整体来看,以交际为中心的修辞观对把握对外汉语修辞的本质,界定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明确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下面就围绕这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对外汉语修辞的本质
什么是对外汉语修辞?这是研究对外汉语修辞学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陈汝东先生认为,“对外汉语修辞是在汉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对外汉语修辞学》,2000)。这种定义把握了对外汉语修辞“跨文化性”和“交际性”的根本特点,并将对外汉语修辞视为一个行为过程,而不是语言技巧,这是值得肯定的。在此基础上,“对外汉语修辞”还可以理解为“在汉文化语境下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调控过程”。“交际中心”的对外汉语修辞观是符合这两种对外汉语修辞定义的。陈汝东先生虽然提出了上述定义,但却未能强调“交际性”才是对外汉语修辞学的本质,这是十分遗憾的。
本文明确提出“交际中心”的对外汉语修辞观,也就明确了“交际性”作为对外汉语修辞学本质的重要地位。对外汉语修辞是“以言语为核心的跨文化交际的艺术”,是一个跨文化环境下的交际调控过程。这样,从认识论上讲,对外汉语修辞学也就能够摆脱传统的从汉语本体修辞学的套路,转而从整个第二语言交际过程入手,从而重新界定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确定整个学科的理论框架,总结、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修辞规律。可以说,“交际中心”的修辞观是整个对外汉语修辞学的理论基础。
汉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汉语新词语研究 语音 词汇 语义
自20世纪80年代起，汉语新词语研究成为词汇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的一个研究课题。30多年来，对于汉语新词语的研究从宏观概述到微观考察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由于新词语产生于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与人和社会密切相关，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是一种鲜活的语言现象，作为词汇体系丰富和发展的生长点，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持之以恒的共时观察和系统的历时考察，因此，新词语研究是词汇研究领域一个常新的课题。
近100年来，汉语新词语的出现形成了三次高峰，第一次是“五四”运动时期；第二次是新中国建国时期；目前正处于第三个高峰期，即改革开放至今。汉语新词语研究以1984年吕叔湘先生的《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和陈原先生的《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一个社会语言学者在北京街头所见所感》等文章的发表为开端。自此，汉语新词语逐渐引起语言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王铁琨先生如此评价：“吕叔湘、陈原的这些开创性研究，引导语言学者‘关心’‘重视’新词新语这一类语言变异现象，同时在调查方法和研究思路上为其后更多人的普遍调查研究作出了表率，因而具有方向性和方法论方面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也正因为此，很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汉语新词语进行了研究，汉语新词语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汉语新词语语音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音节长度和音节数量发展趋势等角度对新词语进行了专文探讨。田宇贺在《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构成方式及音节发展趋势》（2003）一文中通过统计分析进一步提出：“当代汉语新词语的音节发展趋势是由双音节向多音节方向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双音节词语占优势的说法在新词语中并不适用。汉语新词语的音节构成向多音节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理据性。”这些研究以音节长度作为观察新词语的切入点，视角较新，研究结果的取得大多建立在计量统计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根据刘晓梅在《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词长考察》（2004）一文中的计量分析，当代汉语新词语词长的分布状态，既有特殊的一面，又有继承的一面。它是以双音节为主导的复音化局面，它的词长极限是1―12个音节。文中也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周有光先生在十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假设：单音节词是一个“稳定量”，而复音节词则有无限增长的可能性，是一个“无定量”。（《光明日报》，1987-11-10）
我们认为，音节三音化趋势是语言发展丰富化规律和简化规律共同作用的体现。但是从总体来说，现代汉语仍然是以双音节为主，并以双音节为主要发展方向。汉语新词语内部由于出现了大量单音节词素加双音节词的构词现象，因此呈现了三音节增多的表象，这也正从一个方面体现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仍是以双音节为主的现状。
二、汉语新词语词汇方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丰富，较多的研究者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论文多对汉语新词语词汇的产生方式和途径，构词特点，以及与修辞学的联系等方面进行探讨，成果颇丰。在构词方面多与修辞学相联系，如沈孟璎《修辞方式的渗入与新词语的创造》（1988），姚汉铭《新词语修辞造词探微》（1989），周洪波《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1994），沈玉《比喻式新词语多产原因浅说》（2004）等都是从修辞的角度探讨新词语的创造，这也正是新词语产生的一种重要方式。
比较广泛地探讨新词语产生途径和方式的有：朱永锴和林伦伦在《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1999）一文中对新词语进行了分类，总结出其特点和产生渠道，这些渠道包括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旧词语的新义新用、方言词语的吸收。在《当代汉语新词语造词法的考察》（2003）一文中刘晓梅从词产生的动态过程角度对新词语的造词法进行了探讨。在运用李如龙的造词法系统并加以补充的基础上，她认为有语素合成、修辞转化、语法类推、音义相生、字母造词四种造词方法。其中语素合成法中又包括：以旧造新、以新造新和类推仿造。此外，类推仿造方面的研究还有孙大军、孙艳等。孙大军在《类推仿造――新词语仿造的一种新手段》（2001）一文中从类推仿造新词的可接受性与构成该词的结合能力、句法结构、语义结构等几方面初步探讨了汉语结构规律对仿造词的可接受度，对当前新词语的产生固化之成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孙艳在《试论类推机制在新词语构造中的作用》（1998）一文中指出，类推机制是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机制之一，讨论了类推机制从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各方面，对现代汉语新词语的构成产生影响。
我们认为，类推机制存在于语言的词汇体系之中，研究语言的类推机制对于我们揭示语言的内部构造及语言形成的普遍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词汇体系内部存在类推机制，以语言中某些词和形式为标准，使另一些词和形式向它们看齐，从而构成新的词或新的形式，这是汉语新词语内部出现大量词群的内在原因之一。
三、汉语新词语语义方面的研究
较早对之进行探讨的有赵金铭的《新词义与社会情貌》（1985），沈孟璎的《新词语词义之概貌》（1986），等等。这些论文不单纯探讨词义，而是把新词语的意义和社会情状相结合，从互动的角度来对新词语的语义进行探讨。此外，徐晔松的《新时期新词新义探微》（1998）论及词义扩展的两种方式，即比喻引申和借代引申；马琳的《词义的联想因素与新词语的构筑》（2003）等从心理联想的角度对新词语的语义进行探讨。也有学者从认知角度对新词语语义的内在生成机制进行研究，如张荆萍在《隐喻在汉语新词义产生中的生成机制》（2004）一文中探讨了隐喻在新词义生成中的特点与功能等。
我们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已由范围的广泛性向理论的深入性方向发展，这也是目前新词语语义研究的一个趋向和热点。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认知语言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新词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刘大为的《流行语的隐喻性语义泛化》（1997）分析了隐喻性语义泛化的三个动态过程，并考察了语义泛化对社会的反映功能和传播功能；江傲霜在《新词语隐喻化的特征及方式》（2004）一文中从隐喻理论出发分析新词语隐喻化的特征及方式，建构原义和新义之间的认知结构；鄢春艳和刘建立在《原型范畴理论与新词构筑》（2006）一文中结合实例探讨了如何运用原型理论对新词语构筑的深层机制做出解释，提出基本等级词是创造新词的“骨干力量”，新词构筑是新增或约定俗成的基本等级词原型意义（一个或多个）衍生的结果等观点。这些论文都是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汉语新词语所做的有益的尝试，为汉语新词语研究拓宽了思路。
我们的观点是：对于汉语新词语研究，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语义的变化。很多新词语是在原有词语转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原词语语义扩大的结果。对其转义的类别、过程、类型等进行分析是探索意义变化内在机制的必要研究内容。同时还应把语义变化深层化，由词义深入到词素义，由义位到义素。意义变化和构词法相结合，对词汇体系的发展起到理据的作用。我们认为，汉语新词语语义方面的探讨还可以更加细致和全面，不仅要以词义的变化作为一项考察内容，而且要把词素义的变化也纳入到研究范围。将传统的意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的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相结合，这种研究视角有利于我们对汉语新词语现象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
汉语新词语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比如社会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一直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赵世开的《当前汉语中变异现象》（1988）用“变异理论”对新词语进行分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王德春先生的《汉语新词语的社会文化背景》（1990），把社会形态与新词语现象结合起来，对于新词语产生的外部原因等方面的探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此外，陈建民的《汉语新词语与社会生活》（1998），曾祥喜的《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对汉语新词语的影响》（2003），等等，都是在“共变论”（布赖特，1964）视角下，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拓宽对新词语研究的广度。正如吕叔湘先生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1980）一文中所说：“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现在研究的范围更扩大了，研究工作者的事业更宽阔了，研究的方法也更细密更多样化了，可以预期有更丰富的收获。”
汉语新词语的研究正向着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新词语的预测和规范等相关问题也已经成为汉语新词语研究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吕叔湘.语文常谈［M］.北京：三联书店，2006.
［3］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苏新春等.汉语词汇计量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5］王德春.词汇学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汉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范文第4篇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薜戎??д撸??橇斓剂擞镅运?缙诘暮河镉锓ㄑ芯俊⒑河锓窖匝芯俊⒑河镆粼涎芯俊⑸偈?褡逵镅匝芯俊⒑河镉镆粞芯康妊Э频墓ぷ鳌?/p>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钡摹堵硎衔耐ㄓ胫泄?锓ㄑА?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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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 1989 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 1989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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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江 1992 《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 1981，1982，1984，1985，1986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汉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国留学生 汉语语体 习得 回顾 前瞻
一、引言
外国留学生说话或写作时，常常出现语体偏误。例如：
（1）老师：你的手好了？
学生：痊愈了。
（2）我想询问他一件事。
（3）邀请信：我们在12月6日晚上举行结婚，请老师来玩玩。（常敬宇，1999）
上面所列语体偏误并非个别现象，这说明关注外国留学生汉语语体习得非常必要。
学界对语体的界定很多，可以参见林裕文（1960）、王德春（1987）、黎运汉（1989）、王希杰（1996）、李泉（2004）等等。本文“语体”是指语言运用的交际功能变体。人们在进行交际时，由于交际目的、对象、内容、方式、场合等的不同，在选择表达方式和运用语言材料等方面会形成一些各具特点的言语表达形式。不同的语体在词汇、句法、篇章等层面都各有特点。
二、外国留学生语体习得研究的价值
就汉语本体研究而言，国内对于语体的认识并不一致，汉语语体问题仍是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对外汉语教学是汉语本体研究的试金石”（陆俭明，2005）。因此，从学习者的视角对汉语语体现象进行研究，可以深化对汉语本体研究的认识。
就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而言，学界关注的焦点一直都是语音、词汇、语法的习得研究，对语体习得关注很少。评价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成效有“正确、流利、得体”三个标准，学界多侧重“正确、流利”，常常忽视了“得体”这一标准。“得体”则与语体密切相关。汉语国际传播的大背景下，学习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如何加强语体的教学，提高学生得体交际的能力，是汉语教学面临的难题。因此，外国留学生汉语语体习得研究，对于国际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该研究可以为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空间，将有助于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视角深刻认识汉语语体，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对外汉语的语体教学实践，从而推动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得体交际”的最终实现。
对于留学生语体习得的研究，不仅能拓宽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领域、增加研究视角，而且研究成果也将更直接地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能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研究留学生语体习得现状，进而探讨各种相关因素，以便有针对性地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切实可行、符合汉语特点和学习规律的建议，探讨教学新思路。
三、外国留学生语体习得研究简要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体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有学者开始重视从语料库出发、运用量化的方法研究语体特征标记，例如：曹炜（2003），黄伟、刘海涛（2009）。基于语料库的语体风格研究是语体学科的一个高难度的课题，可能是其奋斗的极终目标（丁金国，2009）。与国外英语学界相比，现代汉语关于语体特征标记的研究还有一些差距。Biber（1999）首次研究了基于语料库统计分析的口笔语语体特征。Leech（2001）初次揭示了口笔语语体中词汇频次的差异。
从语体教学或习得角度探讨对外汉语教学，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运用语体量化分析法对教材的语体分布情况进行考察，如张莹（2005）、吴越（2007）、韩莹（2008）。2.重点研究留学生汉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问题，分析其中的原因，如胡晓慧（2008）、张春玲（2008）、刘圣心（2008）、韩莹（2008）、张憬霞（2009）等。研究如何避免留学生书面语体中口语化倾向问题，从教材编写、词汇分级、练习设置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如曾毅平，2009；王福生，2002；王晓娜，2003；汲传波，2009。3.泰国学生语体习得及语体能力培养研究，如周芸（2010、2011）。
根据韩莹的调查（2008），在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语教学文献数据库中，词汇研究有2113篇相关文献；语法研究有3500篇相关文献，但语体研究仅有206篇相关文献。由此可见，语体研究还没有得到对外汉语教学界的重视。对外汉语教学语体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经验总结阶段，量化分析、实证的研究非常少。相对而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语体研究更为深入，如Petch-Tyson（1998）、Cobb（2003）文秋芳（2003）都通过选取语体特征标记对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料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语体习得的规律。
综上所述，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体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体教学”，而针对学习者的“语体习得”研究仍非常薄弱。主要表现为：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已有的针对外国留学生汉语语体习得研究，仅有国别的成果（周芸2010、2011），缺少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留学生的整体情况的考察。另外，已有研究大多是质的研究，很少有基于大型中介语语料库的量化研究。即使有个别量化研究的成果，所采用的语料样本很少（张憬霞，2009），只是针对中介语书面语语料库的部分研究，没有针对中介语口语语料库的研究。因此，今后的语体习得研究，需要在以上两个方面取得突破。研究对象的国别应该多样化。为了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应该借助大型中介语语料库，并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近年来，大型语料库的相继建立并且免费开放，为该研究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四、外国留学生语体习得研究前瞻与设想
（一）研究目标
外国留学生语体习得研究可设定两大目标：其一，通过语料库分析，发现学习者汉语语体习得规律；其二，根据发现的规律，制定针对学习者语体习得现状的教学对策。
1.发现学习者汉语语体习得规律
研究可利用现有的大型中介语书面语语料库、中介语口语语料库，通过量化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将中介语与现代汉语语料（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汉语口语语料库（美国语料共建会LDC所收集的汉语电话语料、自建的现场访谈节目语料和中国传媒大学音视频语料）进行比较，将留学生抽象的语体能力用数值体现出来，首次全面地描写外国留学生汉语语体习得的总体状况。该研究将从留学生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口语中的书面语倾向、语体特征发展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发现留学生汉语语体习得规律。另外，还将比较不同水平、不同国籍外国留学生语体习得的异同。
2.制定针对学习者语体习得现状的教学对策
从教材、教师、教学方法的视角分析造成留学生语体偏误的原因，提出有效的教学对策。
（二）研究内容
该研究将从学习者和教学对策两个方面对外国留学生汉语语体习得进行研究。
1.学习者研究
（1）留学生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研究
我们假设留学生书面语中有口语化倾向，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留学生书面语中的口语词、口语句式逐渐减少；不同国籍的留学生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存在差异。本研究将利用中介语书面语语料库，利用语体特征标记，对随机抽取的大样本库语料进行量化分析，并与现代汉语语料进行对比，发现留学生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为保证中介语语料有较强的书面语特征，需要选取议论文体裁的语料。相应地，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也应选取议论文体的语料作为书面语的代表。研究采用语体特征计算方法分为两种：计算标准化频次和计算百分比。另外，还将就自建的高级汉语水平留学生学术论文语料库进行研究，发现其中的语体偏误。
（2）留学生口语中的书面语化倾向研究
我们假设留学生口语中有书面语化倾向，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留学生口语中的书面语词、书面句式逐渐增多；不同国籍的留学生口语中的书面语化倾向存在差异。将借助中介语口语语料库，利用语体特征标记，对语料进行量化分析，并与现代汉语口语语料进行对比，发现留学生口语中的书面语化倾向。
（3）留学生语体特征变化研究
以上研究是从共时的角度对外国留学生的语体习得现状进行描写，本研究则是从历时的视角观察留学生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语体特征的变化情况。研究方法也是通过对中介语语料的量化分析，对比中介语语料和现代汉语语料，发现其中的规律。
（4）留学生语体转换实验研究
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和测试的方法，针对留学生的语体习得情况进行研究。测试试卷的编制主要采用前文研究得出的结果，把留学生典型的语体偏误情况制成问卷，对留学生进行测试。该研究的目的是对量化研究的验证和进一步支持。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语体习得状况研究、韩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语体习得状况研究、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语体习得状况研究。以上三个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留学生语体习得进行分国别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量化分析和对比分析。
2.教学对策研究
（1）汉语教材编写对留学生语体习得的影响及其改进建议
针对目前有影响的几套教材的语体情况进行分析，试图解释留学生语体情况的原因，并对于今后教材编写提出建议。本研究不对教材进行穷尽分析，而是随机抽取大样本进行考察。
（2）汉语教学模式对留学生语体习得的影响及其改进建议
针对目前的教学模式（重视正确性、流利性，不重视得体性）进行分析，解释留学生语体偏误的原因，提出今后教学模式改进的建议。重点考察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影响的对外汉语教案、教学设计、教学模式、示范课视频等成果中有关汉语语体的内容。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汉语要素教学与语体习得、汉语技能教学与语体习得。
以上两种研究是从汉语要素、汉语技能教学的视角，研究如何将词汇、句法、听说读写的教学与语体能力的培养结合。我们将重点考察对外汉语教学示范课案例、对外汉语要素、技能教学的研究成果中的汉语语体内容。
（三）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法
用于对比分析的学习者语料来自四个语料库，分别是中介语书面语语料库，中介语口语语料库，现代汉语书面语语料库，现代汉语口语语料库。研究可选取词汇、句法、篇章三个层面的若干参数进行对比分析。
2.语篇语体量化分析法
本方法是确定语篇语体属性的研究方法，将学生抽象的书面语能力转换成具体的数值表现出来，分析对比各个分数阶段、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同时从语言的词汇、短语、句法及篇章层面对学生的语言使用特征进行考察分析。
3.问卷及测试设计
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体能力进行测试，对外国留学生的语体意识以及语体学习策略进行调查。针对对外汉语教师的问卷设计，主要调查教师对于教学实践中语体教学现状的认识以及持有的态度，并考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具备语体意识。
4.个案跟踪
采用跟踪录音的方式对高级班的留学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跟踪调查，记录下来所有谈话录音，转化成文字，再运用汉语语体特征标记进行考察。
5.描写、分析和解释相结合的方法
这一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描写、分析和解释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语体的中介语系统，主要包括：根据不同的语体偏误类型来分析各类偏误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并对偏误（或回避）的原因做出一定的解释。
（四）研究步骤
在针对学习者的研究方面，本研究从共时、历时的角度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体习得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
共时的研究重点是对中介语系统进行量化分析。具体研究步骤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问卷、测试、中介语的取样分析，确定典型的汉语语体特征标记。这些汉语语体特征标记包括词汇、句法、篇章三个层面。确定了汉语语体特征标记之后，重点是对中介语的书面语、口语语料库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各语料的语体值即正相关总值和负相关总值，并分别和与之相应语料的语言结构总数相比，求出它们在语料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得出该语料中语言的正相关成分的比例和负相关成分的比例，而两项相抵则得出该语料的语体量值。通过对语体量值的分析，可以对不同国家、不同水平的留学生语体习得情况进行全面的描写和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对汉语教学来说，外国留学生的语体习得不能没有时限，不能没有标准，否则，教学就无据可依，乱无章法。语体的习得应该有一个低、中、高的标准，不能拿对中国人的标准要求外国留学生。对外汉语语体教学，除了应该有高低语体的标准之外，还应该有理解与表达之分。即，应该理解的语体层面要高于表达的层面；表达的层面应该是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对汉语教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寻找语体的核心成分。
历时的研究重点是针对外国留学生语体特征变化的研究。其一，采用中介语语料库，考察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留学生汉语语体特征的变化情况。其二，采用个案追踪调查的办法，观察分析留学生的书面语、口语发展情况，重点考察其语体习得发展情况。
在教学研究方面，可以针对教材编写、教学模式、汉语各要素教学、技能教学的现状，分析形成留学生语体习得现状的原因，提出教材编写、教学改进的建议。
（五）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研究的重点是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中介语进行分析。这包括对中介语语料的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在量化与质化研究的关系中，二者不是平行的，而质化研究是基础，量化研究则必须在质化研究的指导下进行，舍此将一无所获（丁金国，2009）。本研究将在前人使用的汉语语体特征标记（彭宣维，2000；张莹，2005）的基础上，借鉴英语学习者语体习得研究的成果，确定本研究分析中介语所使用的语体特征标记。这些语体特征标记分为词汇、句法、语篇等几个层面。
另外，还需要对“语体特征标记”分别在中介语语料库和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的出现频次进行对比分析，以此确定留学生语体习得状况。研究难点是对数据的统计、分析，需要借助SPSS，计算某些词、句法格式的标准化频次和分布比例、单因素方差分析等等。
五、结语
为了有效地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水平，我们认为必须将“语体意识”（stylistic consciousness）的培育（acquisition）置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地位（丁金国，1997）。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视角分析了语体习得研究的现有成果，提出了未来研究的目标与设想。我们深知，虽然外国留学生语体习得研究非常有价值，但由于其研究难度非常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更多的学者共同参与。
（本文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2012年科研项目“外国留学生汉语语体习得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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