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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艺插花教程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再生产；城乡差异；二元差异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4-0005-03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法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反思当前教育现状时指出，教育不平等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诸多因素中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将目光集中在文化障碍问题上，认为当下文化障碍和经济障碍(文化障碍有时甚至比经济障碍更难逾越)已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阶层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1]。1973年，布尔迪厄正式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在该理论中，他强调了三个观点：首先，教育行动是一种符号暴力。无论从教育方式还是教育内容来看，教育都具有双重武断性，即教育内容的选择是一种武断性，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文化，而这种教育内容又通过独断的方式强加给学生[2]13。其次，学校通过符号暴力实现文化再生产。

阶级的文化武断地强加给学生，有利于统治阶级子女的学业成功。而同时，教师的权力是由统治阶级给予的，评价学生的标准也是由统治阶级的文化决定的[3]29。因而，在统治阶级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儿童显然在教育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被赋予文化资本[4]192-201。不同的学校教育，更是强化了不同阶级文化资本的差异！最后，文化再生产导致社会再生产。文化资本被制度认可后变成了一种资格如文凭和学历，然后通过把学术等级转化成社会等级，就完成了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优势阶级则通过把自己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让其获得教育证书，确保子女的优势地位，实现代际间的传递[4]42。

目前在我国，农村学生能够考入国内一流大学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接受基础教育后又不得不返回基层从事劳动。从表面上看，是他们个人能力或天赋的问题，前期的研究也偏向于经济原因上的探讨，很少触及到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层隐形原因分析，而布尔迪厄则以其敏锐的视角和洞察力将目光聚焦到深层的社会文化上。

一、文化再生产视角下我国城乡基础教育的差异呈现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形成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占据优势主导地位，而农村地区则处于弱势被动地位。这种差异具体体现在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

（一）教育起点的差异

布尔迪厄提到，在考虑经济资本的同时，不能遗漏最隐蔽、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即家庭所输送的文化资本（在将来的教育行为中，所产生的学术性收益直接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4]194。

1.文化资本的不同

文化资本以三种不同形式存在：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和修养可以被视为是具体状态的文化资本；被社会认可的学历和文凭是制度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书籍等文化商品则是客观状态的文化资本。前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虽然不可以直接传递，但可以通过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让子女在无形的熏陶中得到继承,并通过学校教育使其制度化为教育资格。与城市父母相比，农村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常少，因此，在前两种文化资本上，农村子女相对城市子女处于弱势地位。而客观状态的文化资本虽然可以直接传承，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图书拥有量远远高于农村家庭，因而，在第三种文化资本的占有上城市子女依然处于优势地位。

2.教育投入的差距

布尔迪厄认为，衡量文化资本最为精确的途径，就是将获取收益所需时间的长短作为其衡量的标准[4]198。从闲暇时间的拥有量来看，农村居民的时间也许并不少于城市居民，但其花费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却远不如城市居民。首先，在观念上，农村的父母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赚钱供孩子上学（当然有些家长还持教育无用论，不支持孩子接受教育），认为为子女付出了学费就已经够了，其次，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知识方面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较好地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同时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也使得他们无法常常带着孩子出去游玩，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培养孩子的各种兴趣特长；最后，近年来，大批农民离乡背井进城务工，造成的大批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父母和子女连见面的机会都屈指可数，毋庸说教育子女了。

3.教育期望的差异

教育期望影响着成功机会，心理学中的“罗森塔尔效应”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现实中，农村的父母出于一种相对保险和相对传统的考虑，往往不会对子女抱有过高的期望；而市民阶层基于其本身的地位及周围面临的压力，往往会希望子女通过良好的教育能够更上一个阶层。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影响到了城乡家庭教育的实际行动。

（二）教育过程的差异

1．课程内容的城市价值取向

根据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的观点，课程就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文化选择，它界定什么样的知识是优越和特殊的，什么样的知识是可以称为学校教育知识的。而这种知识的选择与界定其实又与权力相关，它必须符合特定时期优势团体的价值和信仰，与优势团体的文化相一致。因此看起来似乎是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教学过程，实际上却暗暗地偏袒那些已经获得语言和社会竞争能力以及掌握优势文化的人，因而再造了更大的社会等级制[3]116。

首先，从课程的设置来看，音乐、美术、语文、英语、思想品德等科目相对来说更加体现强烈的城市价值取向；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科目知识本身相对来说价值中立；仅有劳动课与农村学生的经验及文化更为接近。其次，从各科课程内容上看，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等学科内容更倾向于城市文化价值的取向。

2.教育过程中城乡教师文化水平的差距

如果说父母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于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那么教师的文化资本对于学生的影响则是直接而深远的。因此，城乡教师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学生的受教育水平。而当前，我国的农村师资面临着以下两个突出的问题与挑战：

（1）农村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尤其在偏远地区复式教学、包班教学现象依然严重。另外，农村音、体、美教育师资短缺，使得这些学科大多形同虚设。

（2）总体说来，城市中小学教师无论是学历、专业知识、教学技能、教研能力等方面都要明显高于农村中小学教师。以山东及北京城乡小学教师学历情况为例（见表1）。

（三）教育结果的差异

1.基础教育评价标准的不公平

在我国，最具权威的学业成绩评价标准就是高考，但其公平性同样值得推敲。我们知道，当前高考日益重视学生各种综合能力及创新能力的考察，如山东高考采取“3+X+1”的模式，其中“3”是指语文、数学、英语；“X”指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1”指基本能力，主要涉及技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活动四个学习领域的必修内容。而实际上，农村考生信息相对闭塞，资料相对匮乏，优秀的教师资源更是紧缺。采用这种考察学生综合能力及创新精神的评价方式，无疑会使我们的农村学生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

2.基础教育评价结果的不公平

基础教育评价结果的不公平鲜明地体现在高等院校的新生城乡比上。余秀兰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对南京大学2002级9个学院19个系的学生的家庭居住地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如图1[4]213。由此可见，高等院校新生来自城市和县镇的要占大多数，仅有部分新生来自农村。

二、文化再生产视角下审视城乡基础教育差异的启示

以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更高、更深刻的剖析当前城乡基础教育差异，我们洞察到城乡基础教育之所以出现二元差异，不仅存在经济上的原因，还有更隐蔽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布尔迪厄所言，教育确实具有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即在创造公平机会的同时，又在制造着机会内的不公平。既然教育有存在的必要性又有内在的矛盾性，那么教育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呢？毋庸置疑，这需要政府、学校、家长整个社会的合力：首先，在教育起点上，广大农村父母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抱以更高期望。其次，在教育过程中，应该摒弃一味倡导的“城市至上”的课程价值取向，适当地添加一些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村文化的课程内容；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吸引更多优秀的师范生投身到农村基础教育中去，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最后，在教育结果上，应该修正城市取向的评价标准，选择一些适合农村学生的考试内容；变革考试制度形式，增加对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法规，从而达到实质的公平。

正如罗尔斯所说，“对于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5]。希望我们的教育可以在这样一种不断反思自我的基础上不断成长。

参考文献：

[1]朱伟珏.一种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2006，（5）：109.

[2[法]布尔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

[3]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4][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花艺插花教程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交易效率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

（一） 交易效率的内涵及意义

“交易效率”最先由经济学家杨小凯于1988年模仿了“冰山运输成本”提出：假若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k单位(元)商品,那么这1-k单位(元)便可称之为交易成本,而k单位(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

（二）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近年来，经济学家日益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城市形成中的局限，纷纷改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效率理解城市形成中的本质问题。这类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多样化消费偏好和交易效率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城市形成(fujtia and krugmna,1995)；另一类借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交易效率、多样化消费偏好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城市形成(yang,1991,yang and rice,1994,yang and ng.1993等)。

二、2008年我国58个主要城市交易效率分析比较

从样本的选择来看，本文选取中国代表性的58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它们主要由中国的直辖市、省会城市、重要工业基地或对外开放城市组成。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只有58个城市，只是基于数据收集的难度而折衷的结果。

（一）交易效率指标的初步选取与数据说明

杨小凯认为，交易效率改进既可由运输条件(新的运输技术或运输基础设施)引起,也可由制度性变化(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或更具竞争性的银行制度等)引起。赵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交易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类。本文结合杨小凯、eigen-zucch、钟富国、赵等知名学者的观点，交易效率指标将从以下层面选取。

（二） 数据处理与因子分析

1.数据处理

由于衡量交易效率的23个指标的偏度均大于0，呈多右偏状态，所以应利用自然对数进行转换，使其变为对称分布，从而有利于下一步的信度分析。

2.信度分析

从表2交易效率各指标信度分析结果表可知，各指标的cronbach的α信度系数为0.951，符合大于0.8的高信度检验标准，说明各指标均通过了信度分析，指标之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因子分析。

3.因子分析

表3是根据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得到的分析结果。

由表3可知，kmo值为0.819远高于0.5的检验标准，bartlett球形检验也达到1%的显著水平，可进行因子分析。但我们提取出来的主成分-因素1对交易效率各指标的解释力存在明显差异，对应的主成分-因素1解释力小的指标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指标与我们需要的交易效率指标并不一致，可以予以剔除。剔除后的其余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4。

通过观察表3、表4可知，剔除某些指标后的kmo参数比未剔除前明显上升，bartlett球星检验的卡方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提取的主成分-因素1对各变量的解释程度均进一步增大，这表明，我们剔除解释力低的指标的作用是积极的。

表5说明了主因素对变异程度的解释率，可以看出我们提取出的主成分-因素1解释了15个变量总变异程度的78%左右，其特征值为11.784，相当符合按照特征值大于1以及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大75%以上的因子分析法提取原则。

综上所述，影响一个地区、城市的交易效率他的因素来自多个层面，不仅有来自于制度层面的、资源禀赋层面的、教育层面的、更有来自于基础建设、信息通信科技层面上的。最后，我们将因子分数系数矩阵作为新的变量保存下来，即为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交易效率指标。

下面为运用spss16.0计算得出的我国58个城市2008年交易效率得分及排序情况：

1.从直辖市角度看，北京排名第二，交易效率得分为9.907，天津排名第五得分为8.463，上海排名为58个城市之首，得分为10分，重庆得分为9.114排名第三。

2.从省会城市角度看，共选取了我国27个省会城市得分情况及排名分别为：石家庄得分6.407排名22，太原得分5.595排名30，呼和浩特得分4.569排名39，沈阳得分7.576排名10，长春得分6.843排名19，哈尔滨得分6.688排名21，南京得分7.557排名11，杭州得分7.67排名9，合肥得分6.342排名

24，福州得分5.978排名27，南昌得分5.121排名34，济南得分6.715排名20，郑州得分7.147排名15，武汉得分7.814排名7，长沙6.851排名18，广州得分8.966排名4，南宁得分5.352排名31，海口得分3.771排名44，成都得分8.338排名6，贵阳得分4.979排名36，昆明得分6.072排名26，拉萨得分5.511排名31，西安得分7.206排名13，兰州得分4.606排名38，西宁得分2.905排名52，银川得分2.978排名50，乌鲁木齐得分5.062排名35；

3.从选去的其他城市角度看，包头得分4.898排名37，乌海得分0.000000159排名58，赤峰得分3.111排名48，通辽得分2.616排名54，鄂尔多斯得分3.038排名49，呼伦贝尔得分2.793排名53，巴彦淖尔得分1.41排名56，乌兰察布得分1.071排名57，唐山得分5.756排名29，秦皇岛得分3.686排名46，大连得分7.112排名16，大庆得分3.927排名42，无锡得分6.369排名23，苏州得分7.338排名12，南通得分5.153排名33，连云港得分3.928排名33，宁波得分6.949排名17，温州得分6.138排名25，厦门排名5.18得分32，青岛得分7.195排名14，烟台得分5.928排名28，威海得分4.195排名40，珠海得分3.662排名47，深圳得分7.737排名8，汕头得分2.976排名51，湛江得分3.802排名43，北海得分1.56排名55。

（三）交易效率指标与主要城市级别的关系

可以看出，城市级别的不同对交易效率及其各指标的大小都有影响。城市级别越高对应的各指标值越大，相反，城市级别越低对应的各指标值越小。即直辖市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

三、交易效率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交易效率与城市化关系看，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为正。由模型1为只包含变量人均gdp的模型，该模型的可决系数仅为0.007，说明仅利用对数人均gdp这一个变量来解释城市化的解释力是不够的。在当我们将变量交易效率引入模型后，既得模型2，可知，此时模型的解释能力显著上升到0.564，且变量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为正，系数为374.754，说明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作用积极且效果明显。另外，引入交易效率后，人均gdp的系数由-0.002变为-0.008，说明，交易效率在影响经济发展（人均gdp）的同时对城市化进程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

四、总结

通过以上统计学分析和回归模型不难看出，交易效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城市级别越高，对应的交易效率数值越大。交易效率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是显著的，它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又可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交易效率共同作用。且表现为，人力资本在提高交易效率作用效果的同时降低了物质资本的投入力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 经济研究, 2003 (3) .

[2]赵. 交易效率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j].城市发展研究, 2005 (3) .

[3]樊纲,王小鲁,张立文.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2000年报告[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 (3) .

[4]赵,尹伯成.论交易效率与中国的城乡差距[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 .

花艺插花教程范文第3篇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理论指出:每个人都是具有多元智力的个体,智力之间的不同组合造成个体间的智力差异。面对差异,我们与其消极观望,抱怨其是造成学生学习成就差异的罪魁祸首;还不如积极应对,把它当作一种教学资源来开发。教育家说,当一个教者能把差异看作一笔财富、一种资源时,他便认识到了其可贵。

《圆的认识》一课,老师要求学生利用身边的一些工具在纸上画圆,一些自学能力强的学生居然用圆规画得有模有样,稍逊一筹的则圆规不动捏着纸转动,而一些后劲生却还只能找来圆形物体沿着轮廓边缘画。教师见此不动声色地问:这两种方法画出的圆有什么不同?一部分学生说“一种有圆心、一种没有圆心”话音刚落,马上有异议者倏地站起来说:“怎么会没有圆心?”并大显身手了一番:把没有圆心的圆形纸片对折、打开、再对折、打开……嘿!不由分说,全班学生都动起来了,继而又找出了半径、直径,还自发地不要老师讲解、自个到书上找到它们的定义以及联系呢,进而小组交流、全班讨论!

无庸置疑,小学生数学学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同一年级的差异甚至可能达到7岁”。这种差异,不但体现在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风格等心理品质和他们未来发展趋势上,还体现在每个学生因所处的生活背景、家庭环境与文化感受有着很大不同,他们所获得的数学感受和经验积累也就存在着天然的差异,会形成他们“自己的活动经验”,这种经验正是他们数学学习的基础和重要资源。而它在课堂中的现身,由于是来自于朝夕相处的学习伙伴,比较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也有利于学生间进行合作交流。在合作交流中,初具“经验”的学生,通过对自己的“先前经验”进行解释、说明和共同论证,可以使得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清晰、丰富、完善和科学;“先前经验”稍缺的学生,能够在交流中感受别人的思维方式、参与研究的思维过程,共享学习的集体成果,实现了“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水本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对击始发灵光。不同的智力强项在合作中发挥,不同的思维在交流中碰撞,这样的课堂才是不加修饰的“原汁原味”!

在《移动火柴棒》一课导入时师问:这是火柴,它是用来干什么的?生甲:点火。生乙:我在课外书上看到还可以拼数字和图形。生丙:我也见到过。面对同样的情景,不同的学生反应肯定不一样,关键是教师在学生出现了不同的反应后要能及时捕捉有利于下一环节教学的信息。比如学生提出“火柴棒还可以拼、移数字和图形”后,教师及时提出“你能拼拼看吗?”充分利用个别学生已经具备的经验引出所要揭示的内容,同时也让别的同学在或拭目以待、或焦灼不安、或不甘心中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也会摆”,这种发自内心的需求正是学习的最佳动力。

学生素质的形成,不是在整齐划一的批量加工中完成,由于生理条件、智力水平、基础知识、性格特点、家庭环境及成长过程的不同,学生个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形成了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局面,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如果我们用统一规划的教育来培养他们,则会使“尺有所短”的学生抑其长而补其短,也使“寸有所长”的学生失去仅有的发展个性特长的机会。我国著名教育家吕型伟说得好:“朽木也可雕,孺子也可教,扬其长,避其短,人人成才。”

不同的“数学现实”导致个体学习个性化,在“计算”上由于学生生活背景和思考角度不同,所使用的方法必然也会是多样的,那我们就应该允许学生算法多样化,给学生展示的平台、交流的空间,而不画地为牢、把学生的思维囿于一地。“算法多样化”的各样算法当然由于学生个体的认知水平和经验储备不同而存在着水平的差异,如何让学生来扬弃、异中再求佳呢?应坚持一个原则不变:适合学生的方法便是最好的、最棒的方法。也许对于他来说,30-8=22,22+2=24就是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又何必强求他非得理解10-8=2,22+2=24呢?所以每一算法出示后千万不能急于评价其优劣,更不能代替孩子自作主张的选定一种方法就大肆渲染,而是应让学生真正做主人,在异中求得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佳品”,用“你最喜欢哪一种方法?”来启发孩子选择,而不是用“你觉得哪种方法最好?”来暗示学生要认同教材和教师的解法。只有在注重个体体验地基础上坚持不懈地倡导“算法多样化”,才能真正做到让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数学,树立学生学习计算的自信心,带来学习的快乐感。

课标把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世界观提到了首要地位,让学生学得有趣、学得愉快、学得轻松、学得主动、学得深刻成为了课堂教学的孜孜以求。而课堂上评价角度的多元化、评价标准的多样化使孩子们有了异彩纷呈的表现,从中折射出诱人的灵性,也透射出数学课人文色彩的迷人魅力,令简单形式的数学课不得不叹为观止。

当然,如果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能给每一个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帮助,那么每一个学生都能学会并达到正常的学习水平。教师在教学中要努力创造适合每个儿童的数学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努力创造条件,弥补缺陷,转变学生的状况,让每一个学生都掌握数学,增加每个学生参与学习的机会,发展学生的潜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每个学生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

花艺插花教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俄差异 社交称谓语 文化透析

2013年对中俄两国来说，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年度。中俄两国签署了数十份协议、备忘录和意向书，这些签署文件表明两国之间的互信水平不断提高，未来各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巩固。同时，2013年是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在此框架下两国举办了约200场活动，特别是“百名俄媒体记者访华”及“百名俄旅行商访华”活动，都对中国旅游资源起到了极为有效的推广宣传作用。

随着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两国人民面对面的交往机会日益增多，见面交往如何打招呼成了一大难题，这之间的差异着实让人困惑。本文就中俄社交称谓语进行对比，分析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称谓语差异形成的原因，有助于人们克服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一、俄汉社交称谓语的对比

1.姓名称谓语对比

汉语有关姓名的称谓灵活多变，可称呼“姓+名”、“名”、“姓/名/姓名+称谓词”，还可称呼“老+姓”或“姓+老”。如人们可称“王晓红”为“王晓红”、“晓红”、“王女士”、“晓红女士”、“王晓红女士”、“小/老王”。称谓不同，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

俄罗斯人的名字由三部分组成：名+父称+姓。俄语姓名的称谓由于年龄、身份、场合不同而各异。孩子之间用小名，学校的学生之间用“大名”或用“姓”，学生对老师用“名加姓”，同事之间一般用“名+父称”，关系密切可直呼其名，但不用小名+姓。

2.职衔称谓语对比

汉语中一般能够表示职业、职务、职称等社会地位的象征词都可用于称谓。职业称谓如老师、律师、医生等；职务称谓如厂长、部长等；职称称谓如工程师、教授等；头衔称谓如将军、博士等，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包。除单用外，还常与姓名连用（姓/名/姓名 +职衔），以示认可或尊敬。绝大多数社会中人都有自己相对的定位和特定的职衔称谓。

俄语中职务称谓一般是职务、头衔加姓或职务、头衔加名加父名。如总工伊万诺夫，会计师蒲诺娃。俄语中的正副分得很清楚，如经理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副厂长瓦西里耶夫。同事之间直接称呼姓，一般社会交往中“名+父称”是比较常用的表示礼貌和尊重的一种称呼[1]。

3.泛称称谓语对比

汉语中的通称有：先生、女士、小姐、朋友、兄弟、姐妹等。根据性别和年龄，以及两者关系加以区分。俄语在前苏联时期称同志居多，男女通用，也可称男公民、女公民。前苏联解体后，人们越来越多倾向于称先生和女士，如伊万诺夫先生、谢尔盖耶娃女士。在俄罗斯，对女性最常用的称呼为姑娘，有趣的是，对象不只限于未婚女性，还可以指已婚妇女，甚至年长的女人也很受用，即对年龄没有特别的限制。

汉语和俄语都有零称呼语。如汉语的“喂，嗨”等，俄语的“阿寥”等。在中国，零称呼语须谨慎使用，这是因为，在大多情况下，零称呼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特别是晚辈对长辈。然而在俄罗斯，交谈中无论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零称呼语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某种程度上，零称呼反倒体现出两人的几分亲密和亲近。

二、透析俄汉社交称谓语差异形成的文化因素

社交称谓语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言语礼节范畴，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言现象。社交称谓语实际上是本民族的语言现象和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外在表现，留下了很深的文化烙印。所以，了解两国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显得尤为重要[2]。

1.宗法观念与法制思想的不同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时代，整个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由血缘、婚姻纽带关系维系成的宗法性结构，不可避免地，中国已成为一个宗法观念极强的民族。汉语中亲属称谓语使用的泛化现象，把家庭本位向外推衍，以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人员，反映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利用亲属称谓拉近彼此关系 、表现亲密的心理。以积极的态度把家庭本位向外推衍，以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人员。这种称渭可使交际双方有亲近感，从而缩短双方的距离，增强交际效果。

俄罗斯也经历过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存在过农奴制和封建宗法关系，但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俄罗斯法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深入人心。受这种法制思想的影响，俄语中的社交称谓语相对简单，人们对家族的标志“姓”没有很深的概念，但对名字和父名很重视。但俄语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远没有汉语普遍，在各种社交场合，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非亲属成员很少用亲属称谓互相称呼对方。

2.等级制度与宗教影响的不同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不仅在家族内部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个社会亦是如此。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官职体系，这必然就有了不同的职衔称谓。因此，中国的这种严格而又复杂的等级制度，使得社交称谓的名目众多，林林总总，形形。

西方社会由于在封建历史时期实施的是宗教政治，而非官僚政治。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超过了各级宗教组织的势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国王所统治的官僚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官衔自然就不像汉族人那样看重，社交称谓中多用首名、教名，姓氏名字多源于《圣经》[3]。

3 .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的不同

社交称谓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礼仪之邦，古代礼仪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社会制度。中国封建制度下的礼仪规范强调尊人卑己的礼貌准则[4]。这种社会制度压抑人的天性，导致人们在自我价值评判上对自身才能、天赋做出的有意贬低和压抑的自谦心理 ；喜欢贬己扬人，抬高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这种社会行为准则反映到语言上，就是严格区分敬称和谦称，由此产生的诸如“卑、鄙、敝”等自谦词和“尊、令、贵”等敬他词不胜枚举。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受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讲究谦虚恭敬敬语和谦语仍被称为中华传统美德[4]。

俄罗斯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追求人人平等、自由。人们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注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形象、自我意识、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他们个性张扬，强调自我独立精神下的平等意识，亲族观念相对淡薄，表现在言语交际的社交称谓语上，敬语、谦称少之又少，称呼相对简单，少规矩。

三、结语

总之，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交称谓语，必然受到社会诸要素的制约。现代社会处于文化多元的新时代，国际交流频繁，任何一个种族、民族或文化群体，不管其自身的文明程度怎样，其都拥有一个固定的文化判定模式，即以自己的文化判定模式为标准，判定不同文化群的行为规范是否正确或恰当。来自不同文化本经的人们走到一起，交际必然会出现故障，人们只有在了解对方文化的前提下，才能精准地使用语言、运用语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促进国际间的文化、政治、经济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朱苏妍.中俄跨文化局交际语言初探[J].咸宁学院学报，2010.9

[2]毕继万.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花艺插花教程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成语作为英汉语言的精华,带有浓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积淀,它的产生和使用在各自的文化中表现出各自的特色,成语翻译历来是翻译的难点。文章从英汉文化差异的视角,阐述文化差异对英汉成语翻译的影响,探讨如何灵活运用英汉成语翻译策略,以尽可能在译文可读性和保留原语文化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一、引言

    成语是习语(the idiomatic phrases)的一种,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和使用过程中提炼出的语言结晶。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着名着作、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进行英汉成语互译,要处理语言和文化的矛盾,不仅要译出原语成语的形象、喻义、修辞,也要译出其文化含义。如成语“守株待兔”,是中国的一个古代故事,若译为stand by a stump waiting for the appearance of a hare,会令人大惑不解。若译为stick to old practice and refuse to have a change 或是trust to chance and windfall,虽然其意表达出来了,但成语的文化特征已是荡然无存,因而也不可取。可见, 处理英汉成语互译的关键是运用文化差异的视角。

    二、英汉成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如果说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那么作为语言的核心和精华的成语更是文化的结晶,集中的体现了各自文化的差异。英语和汉语作为两门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现的是两种完全迥异的文化。

    文化的最早定义是来自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泰勒,他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通过比较,英汉成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四方面。

    (一)地理环境文化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同的自然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中国属于典型的大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气氛比较浓厚的国家,土地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至关重要,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和土地和农业生产相关的成语。如“挥金如土” “面如土色”“瓜田李下”等等。西方受海岛狭小范围的限制,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为了生存发展,航海业和渔业十分发达,英语中有很多关于船和水的成语,如plains ailing(一帆风顺)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等等。

    (二)风俗习惯文化

    风俗习惯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在成语当中有较多的反映,特别是在动物形象上。龙在中西文化中代表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象征着吉利,汉语中与龙有关的成语一般都含褒义。如“望子成龙”“龙凤呈祥”等。但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是一种长着翅膀,能够从口中喷火的怪物,令人感到恐怖。因此,在西方文化中,dragon通常是邪恶的代表,a dragon就常被用来形容飞扬跋扈、令人讨厌的人。

    (三)宗教信仰文化

    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成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成语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佛教关的成语有很多,如“借花献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影响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在人们心中,God具有无上的法力。英语成语中有许多与God相关的成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人们诅咒一个人常说God damn you ,危险过后常说God bless you。

    (四)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指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典故。历史典故是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汉语的典故成语多出自《四书》、《五经》或神话传说,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等。英语的典故成语多来自《圣经》,希腊罗马神话或《伊索寓言》等,如:Achilles’ hell,a Pandora’s box等。

    三、英汉成语的翻译策略

    一些翻译理论家,如兰博(Lam Bert)和雷恩(Robins)认为:与其把翻译视为一种双语之间的转换活动,不如把翻译看成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由此可见文化必须纳入到英汉成语翻译的研究范围,王佐良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人们全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语翻译更应遵循这个原则。奈达说:“The best translation does not sound like a translation”,鲁迅先生讲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为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就成语翻译而言,就是能直译的就直译,不能直译的就意译,尽可能在译文可读性和保留原语文化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确保在最大程度上将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呈现给译文读者,达到“文化传真”的目标。实践当中,英汉成语翻译通常采用以下方法:

    (一)直译法

    直译法,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成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如:A gentleman’s agreement(君子协定);Wall have ears(隔墙有耳);竭泽而渔(to drain a pond to catch all the fish);前人栽树,后人乘凉(One generation plants the trees under whose trade another generation rests)。直译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原成语的比喻形象、民族色彩,可以丰富译语的词汇,使读者体验到一种新鲜感。

    (二)直译加注法

    有些成语,其历史典故文化比较浓厚,直译之外,还需加必要的注释。如a Don Juan 唐磺。 意为风流浪子。Don Juan是英国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勇敢、风流的骑士。现在,他经常被用来指代具有这些品质的年轻人。这类成语如果不加解释地直译出来,译文读者一般很难理解其寓意。再如,汉语成语“班门弄斧”: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如在译文中不加后半部分解释语,只译Lu Ban,恐怕大部分英国读者不知道Lu Ban 为何许人,自然对这一成语的理解会产生疑惑。

    (三)意译法

    意译法指翻译时仅保留原文的意思而不保留原文表达形式的方法。当由于文化差异而无法直译,直译加注释过长,会破坏成语的简洁性和可读性时,就用意译法,灵活传达原意。如英语成语Two friends are hand in glove with each other(亲同手足), to snap and snarl at a kind-hearted man(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汉语成语具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很多情况下在英语中难以用直译法体现,也常采用意译法,虽难以保全成语的文化特色和形象,却能简洁地反映出成语的喻意。如事实胜于雄辩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背黑锅hold the bag,汉语口语中“背黑锅”的说法意指某人干了坏事而责任却落在未干坏事的人身上。英语中把这种情况说成“捧着布袋子”(hold the bag),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人讲hold the bag既可能是同犯错误的人,也可能是没有牵连的人。

    (四)直译加意译法

    应注意到,直译和意译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为保留原文形象,并使译文畅达,英汉成语可部分直译,部分意译。如成语“东施效颦”,如意译成Dong shi, an ugly woman, knitting her eyebrows in imitation of the famous beauty Xishi only to make herself uglier,英文读者会由于不知道西施是何许人而无法理解其含义。若采用直译加意译的方法,在上文之后加上意译“blind imitation with ludicrous effect”,其意便一目了然了。在英语中有这样一句成语“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在这句成语后面,译者会加上一句“Even the wise are not always free from error”,正好对应了汉语成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五)回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