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状调查

为了完成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湘西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笔者于2014年7月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和凤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进行了为期半月的实地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

一、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之现状

1.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代表性项目名录情况

截止到2013年，龙山县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项，分别是土家梯玛歌、土家打溜子、土家咚咚喹、土家摆手舞、土家毛古斯舞、土家织锦技艺，其中4项为第一批部级项目，2项为第二批部级项目。省级非遗12项，州级50项，县级116项。凤凰县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项，分别是土家织锦、苗族鼓舞、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凤凰纸扎、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苗医药，其中3项为第一批部级项目，2项为第二批，1项为第三批。凤凰县省级非遗项目4项，州级16项，县级49项，具体详见表1。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学术研究及展演情况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学术研究方面，两县每年都会举行1-2次研讨会。龙山县已出版《汉语土家语辞典》、《武陵四言八句》等书籍10本，凤凰县有三套集成出版。两县都发表了科研论文，龙山县5篇，凤凰县20篇。龙山县平均每年参加3-4次国内“非遗”展演，1-2次国际展演。凤凰县平均每年参加10次左右国内“非遗”展演，1-2次国际展演。表2是两县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及展演情况。

3.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名录情况

截止到2013年，龙山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名，省级8名，州级42名，县级148名。凤凰县截止到2013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名，省级4名，州级15名，县级79名。

4.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情况

两县政府对已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都会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除此之外，县里还会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出外演出或是在县里举办“非遗”传习活动，以此来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了培养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面向全体大众公开招收学徒，通过家庭、社区、学校、传习所这几种形式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5.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情况

两县都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与保护。在职业学校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相关专业、设置了“非遗”的相关课程。中小学校通过“非遗进校园”活动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教育传承。龙山县还成立专家委员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教育指导，而凤凰县偏向于鼓励社区创办社区剧团和家庭作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之问题

两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仍有不少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投入与需求不匹配

湘西自治州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多珍贵的“非遗”濒临消失，需要保护的“非遗”繁多，而投入保护的人力，财力还远远不够，只能选择那些比较重要、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优先保护。笔者调查发现，两县省级以上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资金补助较多，州级以下的代表性传承人资金补助较少，龙山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资金补助每年200元，凤凰县级代表性传承人无资金补助。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老年化

由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是以年长者且从业时间长的为先，导致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才队伍年龄偏大。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最年轻的也有47岁了，83.3%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已过60，70.8%州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已过60，“非遗”传承人显老年化趋势，详见表3。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传承不深入

龙山县与凤凰县教育局都要求中小学校积极实施“非遗进校园”活动，两县中小学有的把传承人请进课堂，有的在课间活动学生同跳摆手舞或进行苗族民歌擂台赛，有的将非遗编进教材……。笔者调查发现，两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限于搞几个“非遗进校园”活动，缺乏明确的非遗教育目标。另外，在非遗课程开发上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非遗课程缺乏层次化、体系化，没有建立非遗教育长效机制。

三、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之对策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资金投入多元化

为了更好地搞好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两县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经筹措资金，使“非遗”资金投入多元化。首先，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吸引企业或个人投资开发非遗产品。其次，成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项基金会，吸引广大民众投入资金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群众力量筹集资金。第三，加大公共财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播的代表性传承人。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首先，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办家庭作坊或传习所，招收学员，组织传习活动，让“非遗”薪火相传；其次，开展“非遗”知识进校园活动；第三，在村落、社区成立展演剧团、建立技艺传习基地，培养“非遗”传承人[1]。

3.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传承

“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参与保护的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命运。因此，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自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2]为此，县教育部门首先应组织人员制定各年龄非遗教育目标，以各年龄阶段目标为依据编制非遗教育教材，形成非遗教育课程体系，对各年龄阶段儿童实施循序渐进的一体化非遗知识教育。其次，教育部门应致力于培训非遗师资队伍。要对在职教师非遗知识培训或对具有非遗知识的传承人进行教育教学相关知识培训。最后，学校应配备非遗知识习得与技能获得的相关设备，完善各校非遗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持续保障机制，以真正把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工作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刘霞.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策略[J].岱宗学刊.2009.6，13（2）.

[2]王文章.增强非遗保护的文化自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14（1）.

非遗文化传承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文化生态；活态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46-0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一些国家兴起，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我国于2004年加入此公约。200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开始实施。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官员、学者纷纷为非遗保护献言献策，但在这种“非遗热”的背后，非遗传承人却成为讨论的缺席者。而他们却是活态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最该有话语权的传承人的失语注定我们的各种讨论在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对他们的社区母体或族群的民众具有现实意义，他们对非遗的生存前景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作用，没有他们参与并适时反馈信息，保护措施是否得力就无法及时得到检验。所以，调查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措施的认知，了解传承人的真实意愿和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具有基础意义。

河北省拥有不少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启动实施“河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6年出台《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和《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各地市县也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河北省同样缺少对非遗传承人的后续调查和跟踪研究。本文以河北省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的认知为视角，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再思考，希望能对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有所贡献。

一、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笔者对河北省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进行了调查，相关内容包括传承人对国家和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政策法规的认知、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入选名录后的传承情况、最佳保护方式和发展前景以及商业化等问题，综合分析有关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一）关于“非遗”法律保护效果

传承人对相关保护政策、法规有一定了解，“非遗”法律保护取得一定效果。他们普遍反映，被确定为“非遗”后，所传承的文化遗产知名度得到提升，媒体关注度增加，有媒体或机构、个人对其传承的“非遗”进行记录、拍照或录像，有的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想拜师学习的人有所增加，也得到政府一定的资金支持，生存情况较被确定为“非遗”前有所改善。

“非遗”中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美术、歌舞等属于民间文化表达的部分可以在《著作权法》中获得一定保护，还有一些传承人主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版权登记。也有一些传承人选择通过商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那些已经投入市场竞争的“非遗”。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非遗项目，其传承人商标意识越强，生存能力也较强，反之则较弱。还有少数传承人使用专利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总体来看，传承人的维权意识普遍较弱，能主动为“非遗”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传承人目前还是少数。

（二）“非遗”的演变、传承情况

许多传承人都认为，与传统相比，现在所传承的“非遗”已经有不少变化或内容减少较多；使用的场合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民间音乐舞蹈类，传统的使用场合多为民间节日、庙会、庆典、拜神祭祖等活动，不少与民间有联系，在形式的背后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而现在的使用场合很有限，有的已转为商业演出。即使这样，传承依然很难。相比而言，传统技艺类的生存、传承情况较好，有的还有发扬光大的趋势，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安新芦苇画、曲阳石雕等。可见传承情况与“非遗”自身性质有很大关系。

（三）“商业化”问题

同样，因“非遗”自身性质的不同，传承人对商业化的看法也不相同。一般而言，与民间、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了解商业化带来的好处，但也担心商业化会淡化、破坏所传承项目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影响传承者的学习动机，不利于真正传承。更有一些传承人明确表示所传承项目完全不适合商业化，保护非遗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传承、光大传统文化。而与民间、文化传统等关系不太密切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持欢迎态度，甚至主动寻找商业化机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尤其是传统技艺类。

（四）影响传承的因素

传承人对影响传承的因素认识较为一致：缺乏有效地传承机制，年轻人不愿意传承；人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非遗失去了生存环境；非遗缺乏创新，没有市场前景等，甚至传承区域群众对保护的认识问题也被提及。

（五）最好保护方式

鼓励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举办文化活动为非遗项目搭建平台，加大宣传；保留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希望政府加大投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保护等都在传承人的选择之中，而让文化产品商品化也是一些传承人的考虑方向。安新芦苇画传承人杨丙军说，传承非遗文化，一方面要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还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1]。杨丙军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就是对他这种做法的一种肯定。而井陉拉花传承人武新全曾经着力创新拉花艺术，但他越来越感觉到拉花必须回归原生态，因为很多创新后的拉花都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已经变成一般舞蹈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创新，古老的原生态的拉花艺术不能丢[2]。总之，让大家了解非遗，使用非遗，让非遗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非遗才会有活力，才能传承下去。

（六）主要保护责任承担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传承人能用在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上的时间较为有限（当然以此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传承人除外），事实上，不少传承人只是出于责任才坚守至今。面对现实难题，传承人非常强调传承区域群体的传承责任，同时认为传承人、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也应该承担责任，有了政府的支持，传承人对传承前景还是乐观的。

二、关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的思考

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从传承人认知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保护内容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难保护，问题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性”，更在于其表现形式背后的与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精神内核。因而单纯技艺类的保护起来比较容易，越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越困难，但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所以对于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连同传承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一同考虑，这样才不会得其“形”而遗其“神”。

（二）文化意义与经济利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远大于其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人看重的实际是其经济效益，如果保护的出发点有问题却希冀得到好的结果无疑是自欺欺人。我们看到的“非遗异化”现象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以经济价值大小来衡量“非遗”是否值得保护的思维模式，更不能有把非遗当摇钱树的想法。

（三）原生态与创新问题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对象，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强调“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原生态并不是排斥创新，而是排斥脱离所处环境、脱离传承区域文化认同、破坏非遗精髓的创新。相反，越是与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创新，越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种创新反过来又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四）行政干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原本就是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行政干预从保护工作一开始就存在。实际上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抢救、保存了那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唤起人们保护非遗的意识。但是过度干预，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规律的干预不是保护而是破坏。有些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民俗”成了“官俗”。笔者认为，从国际、国内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完全去除行政干预是不可能的，对非遗保护也是不利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顺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给予良性干预，实现由濒临灭绝的民俗到政府扶持的民俗再到传承群体认同的活态民俗的转化，最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五）传承机制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当前的难题是非遗后继乏人。非遗的传承不仅需要传承者，还需要有接受者，现在的年轻人原本对非遗就不感兴趣，再加上非遗的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但学习之后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仅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许多项目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而有学者提出要在加强对传承人保护力度的同时，加强对被传承人的激励机制的研究，要关注被传承人的切身利益[3]。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升传承群体的文化自觉，依靠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教育机构、传承区域群体、传承人多方力量，形成合力来传承。比如梅花拳的保护，广宗县政协协助政府采用民间传统形式向一些资深拳师授予“武术世家”的称号并赠送木刻门匾，还每年组织以梅花拳为主题的民间艺术节，让日渐式微的梅花拳文化重新得到社会关注。广宗县政府在农村小学体育课中专门增设了以了解梅花拳为主的课程。在县政协的积极推动下，广宗县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城镇、农村对梅花拳及其团队建设的重视和保护，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焕发出新的活力[4]。这种群体认识的提高才是非遗传承的最好土壤。

三、建议

首先，政府必须彻底摒弃功利主义思想，提高认识，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注重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

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一直强调“要尊重文化持有者自身的意愿”，从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传统保护的倡议”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直贯穿了这一原则，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为了收集一些歌舞或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让它们在母体社区作为一种活体文化传承下去，留住我们多样的文化。“礼失求诸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乡野，其保护也应该回到乡野。我们必须尊重传统知识来源群体或个人的文化习俗与意愿，尊重他们对非遗的一切自然权利，尊重其自然的传承特点和传承方式，尊重他们发展所传承项目的自，政府可以鼓励、引导，但不能代替传承区域群体作决定，当然更不能命令必须如何发展。

现在所看到的“非遗”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至于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我们只能引导，无法决定。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应注重对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教育民众珍视当地文化传统，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和保护意识，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这样非遗才不会失去生命力。

再次，把握个性，区别对待。非遗保护应把握个性，区别对待。对于适合商业化的，给予其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对于不适于商业化的，尽力打造展示的平台，加大宣传，在不破坏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提供展示舞台，结合各地乡土教材建设，推动非遗进课堂，从娃娃抓起，解决后继乏人问题；增强传承人和传承区域群体传承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鼓励、帮助传承人著书立说，对濒危项目作好抢救式记录，多收集其作品，使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有文献上失传的遗憾。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文化上的根，它的流失是我们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立足现实，从文化多样性的大视野上、从中华文化传承角度来理解非遗保护工作，培育文化生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课题组成员：董保莉，温芽清，王岩云）

参考文献：

[1]非遗博览会白洋淀芦苇画抢风头[N/OL].http：//，2012-09-08.

[2]武新全.原生态的拉花不能丢[N/OL].http：//.cn，2008-03-07.

非遗文化传承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利益平衡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研究概述

自04年中国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之后，学界对非遗保护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公私权保护之争至今仍未定论。黄玉烨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提出：非遗的保护应当“以公法为主，兼顾私法”，并分析了私权保护的意义和必要性。孙昊亮则撰文从非遗的文化本位、公共物品属性和政府公权保护必要性三个方面论证了非遗的公权性本质，同时提出了“非遗的二维性”，即 “在具有公权性本质的同时，其表达形式在特定情形下属于私权的保护范围”。在此，孙昊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达形式进行了区分，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权属性，同时认为对非遗表达形式应当予以私权保护。除此之外，韩小兵、李顺德、齐爱民等学者均对非遗的私权保护展开了讨论，对非遗的私权保护模式概括有三：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以及结合前两种的综合权利保护模式。在私权保护下，权利主体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得以重视，但也会造成利益冲突。为使私权利与公共利益相平衡，许多学者提出对私权加以限制，但目前有关研究对利益平衡的讨论集中于非遗权利主体同公共利益的平衡，少有对权利主体间利益平衡的讨论，本文试在非遗私权保护的前提下探讨私权与公共利益以及权利主体间的平衡问题。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对象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并从民俗学的角度对非遗进行分类，分为传统口头文学、美术、戏剧、传统医药、民俗等。从定义可以看出，法律并没有直接对非遗本身进行界定，而是采取由表及里的方式，从非遗的物质或非物质外在表达形式界定非遗的内涵。然而，这样的规定容易造成非遗与非遗表达形式的混淆，且分类为民俗学的分类，不利于确定非遗私权保护的对象。

根据非遗传承使用的地域性为标准，分为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习的非遗，如春节、端午等习俗节庆；具有鲜明族群特色在一定范围内传习的非遗，如哈尼栽秧歌、彝族烟盒舞等具有民族特色在特定范围内传承的。在此，第一种非遗已完全流入公共领域，属于公共资源，不应当予以私权保护，而第二种具有鲜明的地域和主体特色，对一定范围内的族群集体可以确认其对非遗的私有产权。此外还需注意非遗与非遗表达形式的区别，非遗是基于世代传承而来的精神文化财富，而非遗的表达形式是一种非物质可感官技艺或者物质呈现，其中融入了表达形式持有者的智慧创新，对于创新部分应当予以私权保护。另外，对于特定群体或个人持有的尚未公开的非遗也可以予以私权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的利益内容

非遗私权保护的利益内容包括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包括表明来源及保护非遗不被不正当使用和贬损性使用两个方面。1982年，WIPO-UNESCO关于民间艺术保护的《示范条款》中明确规定了“来源的承认”和尊重“文化完整”。而2002年的《南太平洋示范法》中亦将署名权和不受贬损使用的权利纳入其内。非遗的产生和传承与特定地域族群密不可分，其中包含有特定族群的文化习俗、和精神权利，不得擅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不得歪曲、篡改原生作品，不得违背原生作品独特的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不得作不适当使用。对于非遗的经济利益，根据洛克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属于他的。也就是说，劳动使得劳动成果属于自己。非遗具有活态性特征，其发展和传承并非一成不变，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对其持有的非遗表达形式付出了劳动，理应享有其劳动成果带来的利益价值。另根据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利益创造者和相关的贡献者共享利益。当代许多艺术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杨丽萍的大型舞台剧《云南映像》，其通过采风记录下云南很多民族的原生舞蹈，从中抽象出她认为能够表现当地民族文化的元素或特质部分，然后经过编排，使之成为一个服务于基本主题的舞蹈作品。然而对于为杨丽萍提供原生舞蹈素材的非遗表达形式持有者，虽然艺术价值得到彰显，但经济价值却没有任何体现。故根据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以及获取和惠益分享原则，当他人对传承主体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使用产生经济利益时，传承主体有权分享经济利益。

三、权利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一）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我国于2008年确认了部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管理办法，对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并积极传承者，经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即可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经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获得国家的政策资金支持，同时也因代表性传承人这一“金字招牌”带来经济利益。

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主要表现为基于祖先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存在利益落差：在精神利益方面，代表性传承人因获得国家认可，享有盛名，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在经济利益方面，由于影响力的不同，代表性传承人的非遗产品或服务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远远高于其他传承人。如贵州水族马尾刺绣省级传承人韦桃花、宋水仙，苗族芦笙制作部级传承人莫厌学，苗族蜡染技艺部级传承人王等，他们均在成为传承人后大幅扩张了自己的事业。王雇佣了当地二十多名苗族妇女制作蜡染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往往做起了老板，与其他传承人形成了雇佣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代表性传承人因其超群技艺和影响力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公平合理的。但从法学角度来看，非遗是在传统族群社区中产生并传承发展的，属于族群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伴随着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更新变化。在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由于最明显的经济利益落差，可能会导致代表性传承人在族群内部被敌视、鼓励，产生矛盾冲突，而其他传承人则会因利益不平等而抛弃甚至破坏非遗。

在代表性传承人与其他传承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上，首先应当肯定代表性传承人在非遗传承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其之所以能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与其精湛的技艺和公认的影响力密不可分，其在传统技艺的研习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故代表性传承人比其他传承人获得更多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是合乎情理的，若单纯将代表性传承人获取的经济利益分享于其他传承人，反而减弱代表性传承人对传统技艺的传承热情。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代表性传承人在获得认可和利益的同时还肩负着传承非遗的义务，如前文所述，许多传承人在得到认定之后即开始扩展事业，很少从事非遗产品的制作，其文化代表身份被弱化，传承义务亦被经济利益掩盖。所以，二者的利益平衡应固守保护非遗立场，肯定代表性传承人在开发非遗中获取高于其他普通传承人的利益的同时，明确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义务亦大于其他普通传承人，换言之即付出与回报对等。

（二）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主要体现于非遗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伴随着非遗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当地传承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日益突显。保护区内的村民陷入恶性竞争，“游客争夺战”时常发生。在非遗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当地村民的民俗习惯、节庆礼仪以及歌舞表演常常被搬到舞台之上，让游客欣赏，而这些收益的分配办法也成为传承人之间利益平衡的难题。

有学者提出，保护区村民可基于对自然资源的习惯权利实现对周边资源的自治管理，以村民自治的方式自主进行利益分配，如中国第一个保护传统资源的民间组织――高黎贡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新庄村传统资源共管会，村民之间按照“集体统一利用，个人按劳取酬”的原则分配本村传统资源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另贵州朗德苗寨对于社区最主要的旅游项目――苗族歌舞表演，由所有村民参与接待，按贡献大小计工分进行分配，多劳多得。

四、外来投资者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在非遗的开发利用中，常以“公司+农户”的方式实现非遗的商业开发，其中即涉及外来投资者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开发中，傣家竹楼是傣族园区内的核心产品，由于其建筑成本高，使用功能不及现代建筑，农户从园区旅游收益中获益极少，农户渐渐以小洋楼取代传统建筑；还有一些村民则以帮助游客逃票获取经济利益。在非遗的开发利用中，外来投资者实现了非遗的有序开发，增加商业机会，而权利人则能够保证非遗的传统文化底蕴，二者本应实现双赢，但由于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了二者的利益冲突矛盾。

高黎贡山新庄村在传统资源的开发中，由共管会作为社区唯一代表与非社区成员签订《传统资源利益分享合同》，以合同方式约定外来投资者与集体的利益分享办法，同时对内鼓励对传统资源的继承和发扬，并制止本村村民破坏传统资源、损害集体的行为。采取村民自治加合同协商的方式，由村民自治组织同外来投资者进行协商谈判，约定符合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失为解决二者利益平衡问题最直接的办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村民自治组织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为保证签订合同的公平合理，公权力应当适当介入，为村民组织提供法律帮助和意见支持。

五、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非遗的私权保护在于赋予传承主体对非遗的支配权，通过这种排他性的权利保护其精神及经济利益，从而刺激和鼓励传承主体对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但私权保护会造成权利的垄断，使他人在利用非遗时需支付一定的费用或承担其他法定义务，由此增加了非遗的使用成本。有学者对非遗的私权保护提出质疑，认为保护非遗的目的在于“保持文化多样性，从而进一步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而 “非遗的传承问题肇始于这些遗产缺乏市场经济价值，以致罕有人愿意传承”，在面对非遗传承的客观窘境时，若还对使用非遗者多加刁难，则非遗的传承发展将更加举步维艰。

在非遗的私权保护中，一方面要发挥私权保护对权利人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要防止因权利垄断造成负面影响，即做到私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目前各国立法及国际条约中存在三种保护模式，分别为事先许可的积极控制权模式、事后禁止的消极控制权模式以及平衡模式。在积极模式中，权利人对非遗信息获取、使用和利益分享享有事先许可的绝对控制权；消极模式则不限制他人非遗的使用，只对不当使用和非法使用持有反对权；而平衡模式是在积极模式与消极模式的基础上对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利益进行平衡，在精神利益上采取积极保护，强调表明来源和不得不当使用，而在经济利益上则采用消极保护，仅在事后对营利使用获取利益分享。积极模式侧重于对权利人的保护，消极模式偏向于促进非遗的开发利用，平衡模式则平衡了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利益，注意到了精神利益对权利人的重要性应当予以高强度保护，且对权利人精神保护的同时不会过分增大使用人的利用成本，易于满足权利人的精神利益要求，而对经济利益的消极保护则可满足保护文化多样性发展，减少非遗的开发利用成本，仅对营利行为进行利益分享，满足了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需求，是平衡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效方式。

所以，在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中，应当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为根本目的，平衡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双方需求，在精神利益方面采取积极保护，对非遗的使用应当表明来源，不得不当使用和贬损使用，在经济利益方面则采取消极保护，仅在事后对营利性开发利用进行利益分享。

参考文献

[1] 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J].北京：中国法学，2008（10）.

[2] 洛克著，叶启芳，翟菊农译.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非遗文化传承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机制

目前，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题已经进入社会各界的视阈。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体系中，“传承人”是整个“活态”文化体系的代表和践行者。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传承人的认定机制问题不仅关系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更影响着传承工作的可持续性的开展。基于此，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是保护传统文化的首要前提。本文的重点是对我国当下的传承人认定机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调查情况列表如下。

通过上述列表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机制面临如下问题：其一，官方和民间共存的二元化体系现状。虽然官方和民间的两套认定机制对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不可否认作用，但它们之间存在的一些缺陷尚需解决和改进。其二，在认定范围上也存在着一定缺憾，如在认定主体上只注重单个的人而忽略了群体的认定，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河中，群体传承是其得以延续的重要主体。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机制的再思考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机制要以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为指南，建立一套以人为本能够持续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认定机制。

1.宏观立法体制下的认定机制。通过立法，制定一套严谨、科学、合理、有效的并与行政法和民事法相结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准则。如：前者进行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等工作；后者提供的则是一个民事保护及产权的实现等问题,充分调动其传承的积极性，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进而化解二元化认定体系的混乱现象。2.微观认定范畴的机制建设。其一，进一步完善个体认定机制，对传承者在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的，应持续地给予认定和表彰奖励，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其二，在个体认定的基础之上加强综合认定机制，因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并非单个的人来完成的，而是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群体来完成的。基于此，为保证此类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与完整性，势必进一步加强团体认定机制，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呈现的多元化格局的当下，传承人认定机制运行态势与存在与否直接制约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开展。因此，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应站在战略的高度，明晰传承人认定机制的价值，切实把握非物质文化这一动态系统，从而使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遗产真正成为我们的财富，是我们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洪浩，胡继云.文化安全：传统武术传承人保护的新视阈[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

[2]周超.中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比较研究[J].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9.

非遗文化传承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矛盾；传承链条；传承机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287-01

历史变迁、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特别是突如其来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土壤发生急剧变化，我国面临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传承中断等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流失严重；鉴于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紧急启动了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起到一定挽救濒临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但是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效果；笔者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若干“矛盾”，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有必要就其产生原因及对策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保护遇“生存环境恶化”矛盾，遗产消失进一步加速

伴随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生存土壤逐渐发生变化，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完全失去了原有生存土壤。如随着人们生活理念、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的变化，再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去欣赏旧有的民风、民俗；特别是城市化、城镇化的影响，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理念快速传播、渗透，对我国传统社会文明、文化资源发展产生了严重冲击，导致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发生扭曲、变异甚至消失。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文化渗透、破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影响也不容小视，特别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其经济与技术优势，几近疯狂的掠夺、破坏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作为我国重要历史文化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流失严重；如大英博物馆保存着我国楼兰古城最完整的资料，日本有我国最完整的敦煌文书资料等，作为相关文化发源地的我国却成了短缺之国，无不令人痛心。

二、保护遇“政府认识错位”矛盾，工作难以有效的开展

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程度不够、认识错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特别是呈现出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制定上高调“表演”，但在实际资金、税收等行动方面却“装聋作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严重不足，甚至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抢救工作都难以顺利开展。另一个极端是，地方政府过于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结果搞成了“政绩工程”，轻内涵的建设，如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显示重视程度，显示保护的政绩，几乎把劲头都使到“申遗”上来，一旦申请成功得到了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认定后，则实质性的保护工作又“冷却”下来，或者大搞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建设，而不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接续等内涵建设，保护过程中的过于功利化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了博物馆里的“摆设”。

三、保护遇“传承链条中断”矛盾，失去保护与抢可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与着眼点在于保证传承链条的完整性，有了完整的传承链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有了继续存在、发展的可能。可是实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有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承人年事已高去世或者后继乏人等原因，导致传承链接中断，对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灭绝。其中，近六十年间我国戏曲中的传统剧种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舞蹈类遗产在近二十年来消失了近三成，既使保存、流传下的剧种、舞蹈绝大多数也由于人员稀少等原因再也不能活跃于舞台上；少数民族语言、地方语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城市化大潮下传承中断、消失的更多，准确数量难以统计。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很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链条中断正在大范围的扩散；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冯骥才说的“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

四、保护遇“传承机制不完善”矛盾，存遗产系统消失风险

世间万物生存、生长都有其内在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如此，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规模较小导致的传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自我“繁衍”下去，存在这种问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在少数，恐有系统消失的风险。因此，迫切需要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尝试有针对性的进一步建立与完善相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旨在保护相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消失；如针对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培养一批传承人、传习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会在短期内逝去而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为了有效建立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有必要尝试依托已有资源高质量的建设其传承载体，如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借助于一定民间力量来建设一批集展示、演出、培训、研究和交流于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这样既可以有效丰富地方文化旅游资源，又能达到弘扬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