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学校托管范文第1篇

【关键词】托管；公益性；盈利性

下午4：30对很多家长而言是一个相当尴尬的时间。放学了，老师下班了，家长还未下班，家中没有老人帮忙接送，孩子们何去何从？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民办小学生托管机构就产生了。这种机构一般是指民居办学的，容纳20-30人左右，以作业辅导和兴趣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临时教学场所。经统计，武汉市绝大部分小学2KM范围内都存在此类托管机构。新世纪以来，教育培训行业市场需求巨大，利润也相当可观，颇具投资吸引力。有趣的是，此类托管机构的数量经历峰值后却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即现有民办小学生托管机构往往在周边区域内有延续性，稳定性，长期开办并且有着高认同度。它的认同度来源于稳定性，稳定性又进一步提升了认同度。此中既有就近办学甚至是教师家属办学使得托管市场本身带有一定的排他性的原因，也有4：30―5：30是家长下班和孩子放学时间衔接上的一个缺口，大部分家长的直接要求是“补位”，也即托而管之，新兴各色培训班吸引乏力的原因，还有家长的心理价位是40元/小时以内，较低的价格对新办托管班而言稍显压力的助力。然而，此类有着高认同度的“托管班”却存在着极大的隐患。调查发现，这类托管机构往往缺乏市场准入标准，监管方式、伤害预防机制都相当不明确，绝大部分托管机构的责任承担力度严重不足。事实上，尽管近年来民办小学生托管机构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但是相关理论研究却少之又少。可以说，民办小学生托管机构既是权力配置的盲区，也是权利保护的死角。

民办小学生托管机构是否合法？这是与之有关的法律规制中的基础性问题。教育培训机构一般指的是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目前从事教育培训的机构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企业性质的民办学校，由个人或者企业出资，需有办学资质并经教育行政部门注册、民政部门注册；第二类是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需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许可设立，从事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第三类是教育咨询公司，为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盈利性机构，在实际生活中也是最常见的培训机构组织形式。此三类中，进行教育培训的适格主体为第一类和第二类，目标市场为学生的主要是第一类和第三类，其中教育咨询公司没有获得教育行政部门许可，事实上并不具备办学资格。显然，本文研究的民办小学生托管机构不符合上述三种组织形式中的任一种，而是一种事实存在的，且未经任何主管部门批准的盈利性机构。形式上最接近于教育咨询公司。调查还发现，武汉市的托管班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教育咨询公司便搭托管业务，即教育咨询在进行培训业务的同时，附带提供放学托管服务。另一种是无任何登记注册手续的居民办学，且后一种的比重接近七成。《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目前并没有详细的“另外规定”。可以说，培训托管行业一定程度上游离于体制外。我国《教育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有一原则性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强调了教育机构的公益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也有定性，“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然而，仅仅“合理回报”是无法满足民办学校维持运营要求的。因此，即使有“非盈利”的要求，民办学校要生存发展也不得不“盈利”，此为问题之一。民办学校准入门槛较高，相比之下教育咨询公司的准入门槛则低了很多，很多办学者选择申请注册教育咨询公司，以培训公司为民办学校出资人，或者以教育咨询公司的名义从事教学活动。实际上后者超出了其营业范围，是不合法的。但在对之的管理上却乱象纷呈：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不插手盈利，另一方面，工商管理部门对教育教学方面的管理也常常推诿。教育行政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谁来主管？这个问题同样亟待解决。综上，可以说，民办小学生托管机构的问题实际上是当前教育培训机构畸形发展的衍生问题。要对其进行科学管理，重点和难点都是解决上游教育机构的失范问题。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了针对民办小学生托管机构问题的一些新思路。如在武汉市洪山区四眼井社区存在着一种新型的托管班――“四点半学校”，这种托管班是由社区自发组织，自行管理，自我服务的。辅导人员主要是社区管理人员，每月仅收取300元/人的合理运营费用，认同度相当高。又如华中师范大学教工社区同样开办了“四点半学校”，吸纳全校区志愿者为孩子们辅导，学校后勤处给以支持，面向教工子女是免费的。这种社区服务中心组织的托管班由各级民政局管理，同时接受公安、消防、卫生等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属于比较良性的运营方法，可以推广。除此之外，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例，是存在学校延长教学时间，免费为孩子们提供“托管”服务的现象的。这种模式不存在市场准入规范，且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教育局，同上也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在收费上，经教育部门批准，向物价部门申请审批，在开办和运行的发展上都更加科学有序。不得不说，当前成本较低，发展较广的良性模式是社区办学，而在未来一段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也许指向的是学校托管。

参考文献

[1] 李凌.不容培训机构干扰学校教学秩序[N].中国教育报，2012-10-29.

民办学校托管范文第2篇

曹勇安院长简介

曹勇安，教育学教授，黑龙江东亚学团、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创办人，现任学团董事长、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龙江省委党校及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兼职教授，同时担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监事会副主席、中国高教学会管委会副理事长、中国职教学会管委会副主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齐齐哈尔改革开放30年有突出贡献的人物”等荣誉称号。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公办靠觉悟、民办靠制度，民办办不出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就不掏人民币，学校就活不下去。

《管理观察》：您有怎样从事民办教育的背景，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是怎样成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案例的。

曹勇安：1971年从教的我，到今年正好站了43年的讲台。前20年，我在公办体制内；后23年才进入民办领域。我下乡当过农民，教过农村的“复式班”；进工厂当过工人，教过期间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技工学校。在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我从教师做到校长，再由校长做到这所国有大型企业的教育处长。这么令人羡慕的“铁交椅”为什么放弃了？为了实现自主追求的梦想，辞去了公办职务，一头就扎进了民办教育领域。自己当家，个人儿说了算。办学之初，广告是赊的，校舍是租的，教师是聘的，连校牌都是借的，社会上说我学生是骗的。第一次办自考助学班，仅招了8个学生，还是3个专业。抓质量、挺住，两年后我就拥有了两千多名在校生，在黑龙江民办高校中排进了前3名。可此时还是借人家的校牌呢！为此省教委决定给我个校牌。叫啥名呢？牌子叫小了怕人瞧不起，就可着劲地往大了叫，最后起了个“东亚大学”这个校名，那时也没什么规范限制，真悬，两个月后国家教委就出台了社会力量办学的规范文件，再想叫这么大的校名？没门！1993年4月1日，我结束了借校牌的历史三个月以后，我创办的东亚大学就把公办的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的职工大学兼并了。这样我这所民办高校中，就有了国有资产存量和全民身份的教职工，很多人说我是“两和水”非“纯净水”。其实，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发展措施就是：在旧体制中寻找稳定性，在新体制中寻找可能性。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四年以后的1997年，整个东北的国企几乎全部陷入困境，被称为“东北现象”。国企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就更惨喽，工人没活不开工资还说的过去，可老师正常上班却不发工资，说的通吗？然而齐齐哈尔市是老工业基地，学生数占44.7%，校舍面积、占地面积分别占全市教育资源的54%、61%，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在政府难接、企业难办、学校难活的“三难”境况下，我就向市长请战：“交给我吧，委托我来管理”。我们市长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老曹，你可帮市委、市政府解决了大问题，你看现在缺啥？”“缺钱！”市长一愣，我接着说：“不跟你要钱。”市长赶紧说，“只要不提钱，提啥我都满足你”。我说，“学校目前是缺少办学资金，但拥有丰厚的教育资源，以资源的存量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来换取办学资金的增量。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办学体制和机制。改革这个东西呢，人人都赞同改革，但人人都反对自己被改革，一旦改到自己脑袋上，就蹦起来了。蹦起来，就找政府，接着相关部门就让我以安定团结为大局……”我接着说，“咱们有个约定，你批我一个教育改革试验区，只要在试验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这三样的，政府相关部门都不要管，谁管！这活就交给谁干。”就这么着，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给我批了一个企办教育改革试验区，把这八所学校加一个教育处机关共7，000多学生，609名在岗教职工，还有近400名离、退休教职工，全部委托我来进行管理。1998年2月，组建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1.2万人的教育集团——黑龙江东亚学团。这给我一个可以进行各种类型教育改革实验的平台和机会。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其根本是靠教师发自内心的爱学生才成，让教师普遍达到这样水准，很难。但，你爱钱不？我将教师的工资与学生和家长的评价相挂钩，与任教班级的学生数的增减相挂钩，也就是现在讲的绩效工资，不过我的绩效工资占的比重大，足以影响其生活质量。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全体教职工面向市场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把学办到人民群众的兴奋点上。教师不仅自己挣出了“饭钱”，还有“余钱”改善了办学条件。八所被托管的学校分别成为市、省、部级的示范学校。十年间，在没有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情况下，我所托管的八所学校共创收1.14亿元。2008年当国家出台接收国企教育政策时，我才结束了托管。当年我被评为“齐齐哈尔市改革开放30年有突出贡献的30位人物之一”同时还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9年，中国民办高教协会，整理中国民办教育改革三十年成绩时，共列出了9个影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案例，其中有两个案例是我们创造的。一个是齐齐哈尔市政府委托民办学校管理公办学校；另一个是我们的产权制度改革。我现在要“两眼一闭不睁”，这两项成果就是我这一辈子教育生涯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也是最欣慰的。它验证了《纲要》“民办教育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的论断。

《管理观察》：委托管理提出的背景，您在委托管理上取得的成果？

曹勇安：自1999年大扩招后，几百所的民办高校异军突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7年的8年大扩招中，平均每年央属院校扩招6.7万、地方院校扩招222.9万、民办院校扩招115.6万，三类院校的扩招比例为2：65：33。这又一次的验证了《纲要》中“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的论断。

我的第二次委托管理发生于2013年，我接手了国内知名民营企业——明道酒店投资集团举办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这一次托管，纯属是阴差阳错瞎撞上的。成立于2001年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是三亚市第一所高校，2008年明道集团成为第三任举办者。其实，明道集团只接手了一个办学许可证。具有教育家情怀的董事长刘晓峰，投资4.13亿元征地、建校舍。2011年3月，新校园竣工结束了学校11年租校舍的漂泊生涯。校园有了，学生没了。因为，伴随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快速下降，高职院校生源急剧下降，学院的“招生办”变为“找生办”甚至成了“买生办”，加之13年没有通过教育部合格评估，期间又被教育部亮过黄牌，这更是雪上加霜。学院办学规模才800多人，年招生才300人左右。全年收费380万元，而年度支出却高达1260万元。虽然每年明道集团不差钱地投入，可是没学生还成学校吗？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明道集团董事长刘晓峰，我深深地被他搭钱办学的教育情怀所打动。2013年春节前，我派出学院的教育咨询公司，免费为三亚城市职业学院进行诊断和提供治理方案。说起来，我的工作到此就算“完活了”，但刘晓锋董事长希望能派人指导方案的实施。春节过后我就派出副院长张振笋远赴三亚，指导三亚城市职业学院的管理改革。一个月后发现有许多措施没人做，即使有人做，也是敷衍了事。我就又接着派出了教务处长和系主任等项目团队，再赴三亚，效果还是不显著。而此时离教育部合格评估仅剩下两个多月时间了，无奈，8月底，连我的常务副院长曹然彬也加盟进了“远征军”。开始是做“诊断咨询”却转为了“现场指导”，再后来变成了“学校领导”，本来是“坐堂行医的”却成了“开办医院的”。这一切努力总算是没白费， 2013年12月6日，学院首次通过了教育部评估，这对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属于常规性的“体检”，但对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却是通过了“生死线”。三亚城市职业学院重新又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2013年11月5日我们签定了委托管理协议。

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昨天故事”的人。1998年我的委托管理成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案例后，我在这所被称为中国最高的讲台上已站了16个年头了。这些年来，记不清有多少人请我托管学校，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深知教育是需要钱，但钱不是关键，文化认同的人是决定性因素！可我哪有那么多的人啊，尤其是合格团队的输出。所以，为了不扫朋友们的兴，我于2006年成立了一个“教育咨询公司”，为同仁们举办的民办学校做“诊断咨询”。这第二次委托管理，正像人们调侃的那样：“炒股成了股东——套上了，炒房成了房东——赔上了”。我这是“咨询成了校董——搭上了”。

《管理观察》：第三次托管的主要做法？

曹勇安：我的第三次托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刚发表，我们市的甘南县就主动找上门来，让我来托管县的职业教育。我所知的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办学在我市属于上乘，我前两次托管的都是不行的教育机构。俗话说“好孩子哪有往庙上送的？”我当时真有些疑惑不解。后来在与县委书记梁光、县长李韬放的交流中不仅释疑解惑，同时也令我对他们肃然起敬。我与70后的李韬放县长相识于我们的市委党校，他出身教育世家，时任市委党校的教学副校长，我是市委党校具有十年教龄的“老资格”兼职教授，我们很谈得来。梁光书记虽然是初识，从他的经历中你就能找到他对教育深邃认识的源泉，他在中学当过6年物理教师，除在基层任过县长、区委书记外，关键是还当过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局的局长，比较了解群众的需求和兴奋点。他们介绍说：县委、县政府在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中深刻地感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已从“基础性”升级到“决定性” ，这一理论的提升必然促使经济体制改革的升级，我们县域经济的发展要紧紧抓住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机遇。县委、县政府准备在贯彻落实《决定》“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的方面，先从政府购买职业教育入手。因为办好职业教育，既是惠及民生的实事，也是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同时，政府也要从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向“采购者”转变；财“养人”为“养事”；职教中心校从“生产单位”向“经营单位”转变；教师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他们一系列的理论阐释和专业术语，令我刮目相待这两位县官。他们从事业单位改革与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考虑，最后说：我们感到从您所创办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购买教育服务最合适。我说你们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已无话可说。从内心来讲，我托管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刚刚度过“危险期”，哪有那能耐再托管一个县的职业教育？可话讲到这个份上就由不得你了。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名称、建制不变；人员身份不变；原投资渠道不变；办学经费只增不减”的基础上，我们于2014年2月17日正式签定了《委托管理协议》。这大概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政府购买职业教育服务的事例。虽然压力不小，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们的基层有象甘南县这样认识和实干的带头人，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教育之幸。

三次的委托管理也引发我的一些思考，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怎么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我认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正在从量变不断地转为质变，发生着“阶段性”的跳跃。依据事物发展三阶段，即：稀缺资源阶段、选择资源阶段、个性化阶段的规律，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人民满意的教育也对应有三个层次：稀缺资源阶段是第一个层次，核心是解决“上学难”实现“好上学”。通过扩大办学规模来满足需要——没有钱不行；选择资源阶段是第二个层次——核心是上好学，这是对教育质量的诉求，跟钱不搭界，是教育自身的问题——不改革不行；个性化阶段是第三个层次——核心是学办好，满足社会用才和个人成才两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与钱没关系，根本是要办出特色——不融入市场不行。特色是效益显像状态。其社会效益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相匹配；其经济效益是，使有限的投入得到有效的利用，即：投入产出比。

三次委托管理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在不同主体上，但却可以从那一个发展阶段中、那一类主体中，反映出一些带有共性的诉求和规律。

《管理观察》：您对委托管理的体会，委托管理对深化教育改革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曹勇安：我的第一次托管是各类教育处于稀缺资源阶段时期。我托管的八所各类学校，通过“以资源的存量换资金的增量”的办学思路，从品种上迎合了人民群众的客观需求，把学办到了人民群众的兴奋点上了，人民掏出了人民币，学校“起死回生”，获得了发展空间。

我的第二次托管是高职教育进入选择资源阶段时期。举办者虽不差钱！但，学校差声誉，学校错过了稀缺资源阶段的发展机遇。学校没有内在的质量，哪来外部的声誉？学校生源匮乏，又何谈质量？此时我是“稀缺资源阶段和选择资源阶段的活”合起来干，要“跨越式”发展啊。难啊！

我的第三次托管是中职教育进入个性化阶段时期。县域经济在“经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发展，遭遇到了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及层次、类别上的瓶颈；还有农民、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子女已不满足像其父辈那样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向往着“阳光、体面、高薪”的就业。

我国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目前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办学目标和办学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事物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

稀缺资源阶段是杂牌对杂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争规模；

选择资源阶段是品牌对杂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上质量；

个性化的阶段是品牌对品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靠特色创效益。

处于个性化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虽然它们在职业教育的层级中处于最底层位置，但它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却处在最高的发展阶段——个性化阶段。职业教育是教育界中的“弱势群体”，它们又是职业教育中“弱势群体”。他们承担不了社会对他们办出“特色和效益”的期待。一些省份的部分县级职教中心已成了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招生办”或给人家“当奶妈”，职业教育功能基本丧失。正是处于这种态势，甘南县从长远发展的视角考虑，找我这样一所从高职院校基础上升格成为应用型的本科院校，来托管县的职业教育中心校，并以此为平台担负起全县职业教育的“生产、经营”责任，进而满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区域内百姓的成人成才的需要。

处于选择资源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这是1999年大扩招后，迅速通过“三改一补”成长起来的群体，大部分是由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升格的，经历了国家的8年的示范（骨干）校建设，如今200所部级的示范（骨干）校是兵强马壮，但这大概仅占1300多所高职院校的1/6强，这些学校是在稀缺资源阶段的杂牌对杂牌中闯出来了，他们是高职院校中的“王牌军”，基本不愁生源。可一些民办的职业院校就惨了，公办的不行了还有政府安排他们的出路，而民办的只能自生自灭，所以为了生源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在市场上拼杀，他们要战斗到最后……。早干啥了？若知今天，早就应抓质量，以质量创声誉，以声誉图发展。

处于稀缺资源阶段的本科高等院校，主要是指312所的新建本科院校和304所独立学院，这类院校占全部本科院校的3/4还要强，目前活的还很滋润，因为他们不必为生源而闹心，实际上家长、学生在选择学校方面上，独立学院在已排在了优秀的高职院校之后，危机已悄悄地逼近了这类本科院校。民办高职院校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这些本科院校目前多数处于杂牌对杂牌时期，他们缺少中、高职院校的危机感，更愁人的是，它们不仅市场意识淡漠，还欠缺它们小兄弟在市场中的打拼激情。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有趣。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上来讲，该上规模的是中等职业教育，可现实赋予他们的使命，却是干 “特色和效益的活”；本应是该干“特色和效益活的”这些本科院校，理应为中、高等职业教育做出示范和榜样的，却大力发展起规模来了，什么万人大学......，搞得从朱总理到温总理再到总理，三任总理年年要为他们开国务院常务会，研究他们“产品”如何销售问题......。

民办学校托管范文第3篇

入选理由 从复制到移植，从输血到造血，从理念依附到文化融合，用自身实践诠释职教领域委托管理的目标、模式及成效，在全国率先探索公办和民办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的运行机制。

亮 点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和投资方、举办方确定的学校委托管理目标，核心点是受援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创出品牌”，通过实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学龄人口教育”和“非学龄人口教育”并举，“全日制教育”与“多形式教育”并举，兴办让委托方满意的职业教育。根据协议，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对三亚城市职业学院的委托管理期为3年，自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对甘南县职教中心的委托管理期为5年，自2014年3月至2019年2月。

托管双方同意，按受援学校的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产权与经营权分离、举办者与办学者分离的“三分离”原则，托管双方各自履行所应承担的职责。由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管理方）分别与明道酒店集团（投资方）、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受援学校），及甘南县人民政府（举办方）、甘南县职教中心（受援学校），三方组成办学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托管不等于支教，重在管理。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向受援学校输出管理团队。学校派出常务副院长曹然彬、副院长张振笋为首的管理团队进驻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分别担任院长和执行院长，派出院长助理、东亚学团职业高中校长周永涛为首的管理团队进驻甘南县职教中心，担任董事长。

办学以教为本。教师的理念高低、能力大小，决定了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强弱。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对两所学校委托管理后，将师资队伍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一是加强受援学校的教师培训，举办教师成长工作坊、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研修班、职业教育师资研修班等，加强教师专业能力；二是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举行听课评课、教学观摩、说课比赛、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等，引导青年教师与学校共同成长；三是加快人才引进，向全国招聘专业教师，完善教师的结构。

民办学校托管范文第4篇

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红利在于突破体制和机制的障碍。笔者认为，创建公办和社会力量所举办的职业院校间相互委托和购买服务的新机制，探索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有效方式，是落实公办、民办、行业和企业所举办的职业院校自主办学、平等办学、高效办学的牛鼻子。只有紧紧抓住这个改革的牛鼻子，职业教育的生机和活力才会竞相迸发。首先，要把落实民办教育的公平待遇和探索公办院校管理队伍职业化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正在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新机制，民办职业教育将成为这一改革的生力军和先锋队。政府必须落实民办教育的公平待遇，根据培养成本分担原则，按合格毕业生人数对学校进行成本补偿或办学奖励，引导公办校和民办校合作办学并创新合作机制；要对民办职业学校的教师实行统一编制、统一管理，确保民办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发展和在公办校与民办校间自由流动。其次，要把在公办校和民办校间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推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元主体办学新形式，作为改革的重头戏。各地政府必须正确处理激励引导和合理放权的关系，扮演好“媒婆”和“监管”的双重角色，运用购买服务、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减免等方式，促进公办与民办等办学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再其次，要把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结构、改善财政支持方式，作为改革的指挥棒和助推器。推进职业教育管理和办学体制机制创新，必须遵循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原则。政府要“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重点资助那些基础薄弱，或者具有全局性和先导性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领域；要试点并推行“教育券”制度；要对先行先试开展股份制、委托管理、购买服务实践的学校，给予一定财政补贴激励。最后，要把立法规范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责任及行为，作为改革的杀手锏。要加快对《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法》的修订和细化，相关法律中要明确各类办学主体及用人单位的责任，规范其行为；要明确划分公办学校国有资产处置的风险和责任。

民办学校托管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校；传染病防治；调查

学校和幼儿园人群高度密集，接触密切频繁，容易导致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学校和托幼机构是我国传染病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1]，学校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认识高低、各项防治措施是否落实，对预防和控制学校传染病的发生至关重要。为了解当前我区各类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现状，发现当前学校传染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市区学校传染病管理的模式，为改进和完善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2014年10月，在教育部门配合下，我们对长治市城区所辖各类中小学开展了传染病防治现状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长治市城区所辖各类中小学及幼托机构。

1.2 方法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等有关法规制作调查问卷，培训调查人员，采用现场查看、询问、核实的方式填写有关问题和内容。主要包括传染病防治组织建设、设施配备、管理制度、知识知晓等传染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基本情况 共调查城区各类中小学校、幼儿园75所。其中中学24所、小学21所、幼儿园30所。按举办主体，公办53所，民办22所，其中中学5所、幼儿园17所。

2.2组织建设情况 各类中小学校、幼儿园中，以正式文件下发，成立传染病防控领导组，并有明确分工的有41所，占到54.67%。其中24所中学中，公办有传染病防控领导组文件的11所，占中学的45.83%，民办5所中学中，有1所，占中学的4.17%；专职校医配备总体为24%（18/75），其中民办机构校医配备率为4%（1/25）； 设疫情报告责任人机构有36所，占到调查机构48%，其他详见附表。

2.3基本设施情况 调查75所学校机构，有24（32%）所设专业校医室，其中中学、小学、幼儿园分别为8、2、14所；配备常规消毒灯或剂（如紫外线灯、84消毒液等其中一项）的共56所（74.67%），有专门用于晨检的体温计的47所（62.67%），各类公办机构均高于民办机构，详见附表。

2.4制度建设情况 调查75所机构中，有36所（48%）学校制定了应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32（42.67%）制定了详细、规范的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同时对75名学校制定的疫情报告人提出5道传染病相关基础知识，回答对3题为及格，结果及格数（及格率）分别为中学7（29.17）、小学10（47.62）、幼儿园10（33.33%），各类学校及格数分别占调查学校的9.3%、13.33%、13.33%。详见附表。

3 讨论

中小学生及幼托儿童具有人群易感性高、抵抗力差、聚集性大等特点。欧洲的一项调查表明，学校是空气源性传染病的高发场所[2]近年来，从我市各类传染病聚集性疫情看，主要发生在学校和幼托机构。各类学校能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各项校园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是有效防控校内传染病发生与流行的关键所在。

3.1本次调查75所各类教育机构，从传染病组织建设看，建立传染病防控组织，明确相关责任的学校占到54.67%，有专职校医的仅占到24%，指定并明确专人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的占到48%。由次可见我区各类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极不平衡，只有少部分领导高度重视，相当一部分学校领导对此项工作麻木不仁，认为传染病是卫生部门的事。当然，这与多年来无专职校医配备也有关。尤其是小学和民办幼儿园，校医配置缺口很大，直接影响到校园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有效实施[3]。

3.2从被调查校园传染病设施配备情况看，常规消毒设备和晨检设施拥有率普遍较低。如公办机构体温计拥有率为76%（38/50），民办为36%（9/36），民办机构普遍较低，有37.33%（28/75）学校就没有最基本的晨检设备；从校医室建设看中学有8所公办，民办均未设置。21所公办小学有校医室的只占调查小学的9.52%（2/21），民办幼儿园拥有率仅为20%（4/20）。说明我区各类学校应对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落实情况不容乐观。

3.3从传染病防控制度建设看，各类机构制度传染病应急预案率为48%，公办机构55%（33/60）高于民办机构12%（3/25），中小学高于幼儿园，主要与缺乏专业医务人员有关。同时相当一部分预案、制度只流于形式，缺乏可操作性。从传染病相关知识问卷调查看，及格率仅为36%，主要对传染病发生的3个基本环节、传染病疫情报告时限回答正确率低。有相当调查对象认为学校传染病暴发后，第1责任在卫生部门。可见，他们对传染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因此加强对学校、托幼机构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传染病应对能力是当务之急。

3.4建议 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密切配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落实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首先要提高各类教育机构领导对校园传染病防控工作的认识，要有忧患意识，依法依规将学校传染病工作落到实处。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配备必要的卫生专业人员，落实晨检、疫情报告、接种证查验和消毒隔离等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同时，各级卫生专业机构要依法加强对校园卫生安全的监督管理力度，尤其对民办教育机构加强准入审核和日常监督，增加督导频次；再者要强化学校、托幼机构安全、卫生管理人员的系统培训，开展应对传染病暴发疫情的应急演练，切实提高校园传染病防控能力和水平[4]。

参考文献：

[1]金连梅，荆瑞巍，罗莉，等.我国学校传染病流行/暴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1）：55-59.

[2]于建新.崇左市中小学校传染病防治现状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7，28（10）：946-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