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仪制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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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礼仪制度的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吉礼 凶礼 军礼 宾礼 嘉礼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也是祖先留给后代子孙的一份遗产。“礼”和“仪”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礼”包括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定，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准则，又作为一种社会的意识观念。“仪”则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周礼》中就确定了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基本结构，将“礼”划分为五类，称为“五礼”，分别是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五礼并非由周人所创立，其中的诸多礼仪是在夏商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的，到西周时期，周人对三代的礼制作了总结并将其归纳为此五类。今天我们就来大致谈谈这“五礼”的丰富内涵及其相关的具体表现形式。

吉礼是古代五礼之一，并居五礼之冠，它是有关祭祀的典礼。其主要的祭祀对象可大体分为三类，分别是天神、地祗和人鬼。天神包括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命、雨师等；地祗包括社稷、五帝、五岳等；人神包括宗庙、孔子等。吉礼的举行往往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由统治者主持。在诸多的祭祀活动中，尤为统治者所重视的是祭祀宗庙、社稷、天地、孔子。宗庙就是皇帝先祖的祠堂，一般建在王宫前面，明清两朝的宗庙就建在紫禁城外；社稷是指土神和谷神，在古代它是国家的象征。古代礼制规定，“左宗庙，右社稷”，社稷坛一般建在王宫前的右侧，与太庙对称；祭祀天地，在古代又称为“封禅”，十分隆重，由帝王亲自前往泰山举行，一般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才有此举动；祭祀孔子也是历代非常重视的礼仪，一般由大臣前往主持，有时皇帝亲自前往。

凶礼是古代针对不好的事情所举行的礼仪，具体包括丧葬礼、荒礼、吊礼、恤礼、礼等。其中丧葬礼是为死者举行的表达哀思的礼仪；荒礼是遇到旱涝灾害或瘟疫流行时，统治者所举行的一种表达自己体察灾情，并愿意与人民分担的一种礼仪；吊礼是在别的友邦国家或友好人士遭遇自然灾害后，统治者派人前往慰问的礼仪；恤礼是当邻国遭遇政治动乱时，统治阶层派人前往表达慰问的礼仪；礼是友邦在军事上遭受失败后，统治者派人送去物质援助并给其鼓励的礼仪。总体而言，凶礼都是在别的个人或国家遭遇不好的事情后，对其表示同情或慰问的礼仪。后来，凶礼主要是指丧葬、持服、封谥号等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在此我们来谈谈凶礼中产生最早、最习以为常的丧葬礼仪。孔子曾将丧礼说成是孝的一部分，主张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古人十分重视丧礼，由专门以此为职业的人来主持，其具体过程分为报丧、入殓、出殡、守丧几个步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丧礼产生了不少演变，比如佛、道兴起后，水陆道场一度成为丧礼一部分；不同地区丧礼也形成一定地方色彩。总体上，中国的丧礼比较讲排场、爱热闹、好攀比。另外，死者只要寿终正寝，而非夭折，在古人看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又被叫做“白喜事”。现代中国在大部分古代礼仪已经丧失的情况下，丧礼应该是保存最完备的一种礼仪了。

军礼是有关军事活动的典礼，包括校阅、用兵、狩猎等活动时的礼仪。各个时代的军礼有所不同，如：《周礼》中所记载的有“大师之礼”，乃是军队征伐之前举行的礼仪；“大均之礼”，则是天子或诸侯在分土地、征赋税时举行的军事检阅；“大田之礼”，用于天子狩猎时，并顺便检阅军队；“大役之礼”，用于国家建造城邑、宫殿、开河、造堤等大规模土木工程时的队伍检阅；“大封之礼”则是诸侯勘定各自封地地界、树立界碑的一种活动。另外，《通典》中记载了唐代的军礼，具体包括告太庙、命将、出师、阅师、誓师、献俘等。古代军队出征打仗前宰头牛，甚至有时杀个违反军纪的人，称为祭旗，也是一种军礼。总体而言，军事活动中形成了定制的行为，都可算是一种军礼。军礼大体上是为了起到一种宣示力量、鼓舞士气、检阅训练部队等作用。

宾礼，既是一种针对客人的礼仪，这个客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代表一个国家。宾礼在各个时期的种类和形式都有所变化。上古时期的宾礼主要包括朝、聘、会、遇、锡命等一系列的礼仪制度。朝，即是诸侯按固定日期朝见天子时的一系列礼仪；聘，是指诸侯国之间互遣使者访问的礼仪；会，是诸侯对天子不定期的朝见，或是诸侯之间无定期的会面；遇，指诸侯或官吏间偶然的邂逅；锡命，指天子或诸侯对下属封赐爵位、服饰、土地等时的礼仪。《通典》记载了唐代的宾礼：“三曰宾礼，其仪有六：一，番国主来朝；二，戒番国主见；三，番主奉见；四，受番使表及币；五，宴番国主；六，宴番国使。”在《清史稿・礼志二》则记载了清代的宾礼：“宾礼：藩国通礼，山海诸国朝贡礼，敕封藩服礼，外国公使觐见礼，内外王公相见礼，京官相见礼，直省官相见礼，士庶相见礼。”在此我们来谈谈“相见礼”，它是古人日常相见时的礼仪。春秋之前，因“礼不下庶人”，因此相见礼只是贵族之间的礼仪。在《礼仪・士相见礼》记载了当时秦国士大夫上门拜访时的见面礼，规定士用土鸡，下大夫用雁，上大夫用羔。春秋之后相见礼的适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是扩展到全社会。就内容而言，其一个重要方面是规定官员之间的见面礼仪，总体上以官大者为尊，而大的程度不同则需施以不同的礼仪；另一方面，对于庶人之间的礼仪有相应规定，基本原则是以年老者为尊。此外，对于诸如主宾、师生之间迎来送往、安排座次、饮茶、送客等礼仪都作出了一系列详细规定。

嘉礼是人们为日常生活中高兴的事情所举行的庆祝礼仪，往往是人们之间联络感情、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媒介；另外，皇帝家中有喜事所举行的庆祝礼仪也叫嘉礼。嘉礼因为涉及生活各个方面，内容比较庞杂，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种是婚礼、冠礼、飨礼、宴礼、射礼等。婚礼指结婚的礼仪；冠礼指古代男子年满20岁所举行的典礼，对之加冠以示成年；飨礼是古代设酒食款待来客的一种礼仪；宴礼是古代皇帝家有诸如君主登基、册皇太子、天子纳后妃或太子纳妃等喜事时所举行的宴请大臣的礼仪。射礼，因古代尚武，因此在许多庆祝活动中都设有射箭项目，作为一种仪式的同时，也是一种娱乐。《清史稿・礼志六三》：“二曰嘉礼，属于天子者，曰朝会、宴飨、册命、经筵诸典。行于庶人者，曰乡饮酒礼。而婚嫁之礼，则上与下同也。”在五礼之中，其他四礼大多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嘉礼则是唯一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礼仪。在此我们谈谈嘉礼中的古代结婚礼仪，婚姻自古乃人生大事，一点都马虎不得。在周代时，中国便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婚礼仪式，在《仪礼》中有详细规制，简而言之可称为“三书六礼”。三书指聘书、礼书和迎亲书。六礼，则指从提亲到完婚的六个大体步骤。其一为纳彩，是男方家长托人向女方家长提出联姻的意愿，并要献上纳彩礼；其二是问名，纳彩得到女方应允后，便会详细询问女子的姓名、年龄、生辰及其家族情况；其三是纳吉，是男方家长请人测算男女双方生辰八字是否相合，这对婚姻的成败也起相当大的作用；其四是纳征，就是下聘礼，它是要真金白银的，并且历代都是在不断增加；其五是请期，即定下迎亲日期，一般是男方象征性地征求女方意见，其实是自己决定后再告诉女方；最后就是亲迎，该步骤主要包括迎亲和拜堂。迎亲前一天女家要为女儿“开脸”、“上头”，拜堂第二天，新娘要拜见公婆，此时婚礼才算基本结束。而严格算的话，婚后第三天，新妇归宁结束，婚礼才完全结束。

以上只是我对中国古代“五礼”的浅显概括，希望今后能再接再厉予以完善。在人类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崇尚礼仪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明礼”也即当代公民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的立身之本。诚然，我国现处在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面临多种价值取向及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其传统道德礼仪规范不免受到干扰影响。处于新时期的我们应不辱使命，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学习和运用各种优秀礼仪形式，与社会全体同仁一道弘扬礼仪精神，共创礼仪文明新风。

参考文献

[1] 论语・乡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墨子・公孟第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韩非子・外储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古代礼仪制度的总结范文第2篇

“博物”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西方，广义上是指学问广博，见多识广，包括天文地理、人类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狭义上则主要指对自然界中动植物的研究。中国古代博物学的范畴更为博大，将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有机融合，并通过典籍与口头形式不断传播，反映出中国人民特有的文化观念与知识结构体系，具有鲜明的人文特征。汉代蒙学教育对“博物”极为推崇，一方面由于汉代“经学”的兴盛与发展，世人普遍视“博学”为一种较高的品格，朝廷的用人取材制度也以此为基准；另一方面由于汉代处于知识与学术融合的大时期，针对制度、文化、自然科学等多领域整合发展，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博物君子”。

汉代蒙学读物主要有吕里书师合秦代三篇所做《仓颉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贾鲂的《滂喜篇》以及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急就篇》和我国最早的一部词书《尔雅》等，它们受博物观影响，在内容上涉猎广泛，分类多样且自成系统，在教育价值的实现方面注重知识化、人文性与实用性，更加贴合时展，在以识字教育为重心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知识教育与伦理道德教育的多方位发展。

1.分类多样，自成系统

《说文解字》释“博”曰“大通也”，释“物”曰“万物也”[1]（24、45）。汉代浓厚的“博物”风尚影响下，蒙学读物的内容涉猎广泛，包括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训诂学等，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体系。尽管种类繁多庞杂，但其在编写过程中进行了合理分类，其分类方法自成系统。

《尔雅》运用标准语解释古语、方言，从“礼仪制度”、“天文地理”、“生物”三个方面阐释文化知识，传播礼制思想。《尔雅》共19篇，前3篇属于语言学范畴对一般词语的阐释，分别为《释诂》、《释言》、《释训》；后16篇则按“自然”与“人事”分类，其中前4篇阐释礼仪制度，展现忠君思想与等级观念，分别为《释亲》、《释宫》、《释器》、《释乐》，后12篇从天文地理与生物两个类别阐释自然，其中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天文即《释天》、地理分为《释地》、《释山》、《释丘》、《释水》、植物分为《释草》、《释木》、动物分为野生类《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家养类《释畜》，可见其分类的细致化与系统化，正所谓体悟而超越于物，博物而精察其理。

《急就篇》则从“姓氏名字”、“器物百服”、“文学法理”三方面进行识字教学，颜师古评价其“包括品类，错综古今”。其中前7章每句首字为姓氏，句中也有所涉及，约100多个，帮助儿童在掌握姓氏的同时，了解古代文化，学习人际交往，塑造“博物君子”；第二部分“共包括二十三类事物，依其先后顺序分别是：织物及其图案、色彩、五谷、服装、金属器物、竹器、陶器、绳索、木器、虫鱼、闺阁事物、乐器及其他音乐名词、宴饮酒食、身体部位名称、兵器、车马、住宅、耕作、树木、六畜、鸟兽、疾病、医药、丧葬”[2]（40），展现了社会风貌，正是博学化教学的表现；最后一部分则包含学习、官职、律令条文、地理州郡四方面内容，利于规范品格，兼具道德教育作用。可见，汉代博物观教育下的蒙学读物内容丰富多样，分类系统化，利于培养广博之士。

2.涵养价值，贴合现实

汉代蒙学读物内容上种类繁多，知识性较强，在以识字教学为基础的蒙学教育之上进行拓展，从自然万物到社会文化，实现了文学性与知识性的融合，与我们所提倡的语文教学要实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相契合，一方面丰富了儿童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培养塑造其典雅品格以适应时代取材用人制度。

汉代经学的兴盛与繁荣以及“独尊儒术”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蒙学教育的大致走向，也反映在蒙学读物的编写与选择上。汉代的蒙学读物中关于“人事”方面内容并不少见，是儒家人文意识的集中体现。《急就篇》在“姓氏名字”部分体现了儒家的忠孝观念，在“文学法理与思想教育”部分起到了示范性的教育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在“博物”风尚的影响下，汉代蒙学读物表现出明显的普适性与实用性。大都蒙学读物中包含着大量的人文知识，例如器物名称、典章制度等，更好地指导儿童学会生活，适应时展；另一方面，其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内容通俗易懂，广博见闻，利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发展与提高。

二.对现今博雅教育的经验启示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理念在大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与“核心素养”的当下，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博雅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讲求回归古典，培养健全人格。汉代“博物观”下的蒙学教育发展为当今博雅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关注个体，启发引导

童蒙教育强调从幼时对儿童启蒙，汉代蒙学读物无论从内容的广博还是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播上努力关注各个阶层儿童的接受能力。在识字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文化知识与思想品德的教化。博雅教育想要培养全面的人才就更要广泛关注，深入观察，关注儿童个体差异，从心理层面积极地启发与引导，鼓励其主动发现，培养兴趣，博?W笃行。

在大力倡导核心素养的当下，从个体发展的角度全方位培养学生的能力，从而营造让学生学会学习、自由学习的氛围，培养学生自主发展的能力。所谓博学，知识内容涵养量极大，教师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更需要我们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2.整合课程，有效教学

汉代博物教育内容繁多，可谓“杂”学，而其蒙学读物分类详尽，方法自成系统，帮助儿童厘清事物关系，培养“博物君子”。信息化时代的我们更应在注重博雅教育丰富全面的基础之上，科学地平衡知识结构，进行分类、分层教学，增强知识的趣味性，更好地实现知识的融合，??现高效化教学。

学科间的融合与贯通并非易事，当下的课堂教学中，常常出现语文教师忽视科普文的学习、数学教师忽略对题目的分析等问题。我们要培养的是适合21世纪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整合课程的必要性就尤为突出。就语文学科而言，群文阅读教学的设计与展开变得更加重要。教师与学生选择一个议题，选取相关多篇文本（包括非连续性文本）进行解构，从而拓展学生的知识宽度与广度。选文也应多样化，不单单包含文学类文本，而应广泛涉猎，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鼓励学生探究、质疑、创新，实现高效化教学。

3.紧随时代，提升素养

对时展的关注不仅考验教师对于信息的敏感度与筛查能力，也是充分考虑学情的体现。教材中部分课文的时代背景与现下学生的生活相距甚远，学生很难领悟作品传达的思想内蕴，因此需要教师顺应时代的发展，营造合理化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理解，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能力与文化审视能力。

在对生活世界细微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更强调对人类文化的关注与学习，将培养博学人才这一目标融入博雅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学生文明礼仪的养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透过文本解读进行影响渗透，贴合时代精神要求，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培育更加健全的人格。

汉代“博物”风尚影响下的蒙学教育对当今的语文教育乃至其他学科教学具有积极作用，总结博物观教学下的蒙学读物特点及优势有利于指导价值观引领下的语文教育，发扬语文学科优势，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全面提升语文教学质量，为日后语文教学理清思路。

注 释

古代礼仪制度的总结范文第3篇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尽管学界在年代学上暂时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有一点共识，即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农耕分不开。

从农耕活动中受到启示的古代先哲，总是把观察天象和研讨人事二者联系起来。《周易・贲卦・彖辞》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天文”和“人文”这二者的结合作了很好的说明。从社会人事即人文方面看，创立各种制度，使社会趋向文明、稳定，摆脱粗鄙和野蛮，这就是“化成天下”的本来含义。

为此，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们总是以西周礼、乐为代表的人文文化作为论证的材料。所谓礼、乐，既是西周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个时期社会制度的总称。礼即礼仪制度，主要用来区别嫡庶、尊卑、贵贱，使社会各种人能安于其位。乐即音乐。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包含《乐经》。他认为《韶》《武》等雅乐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养高尚情操，懂得遵守礼制。可是《乐经》自秦以后即亡佚，内容不得详知。对于西周礼、乐人文文化，孔子是赞

美的。

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所谓人文精神并不单指西周时的礼乐文化，而是泛指在社会制度方面，同时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伟大创造；也指人们应当具有的与粗鄙、野蛮相对的美德。这种创造精神与文绣美德，成为“人文化成”的全部内容。很明显，这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

“刚柔相济”――理论思维力量

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不是建立在对人格神崇拜的基础上。相反，它是从人格神的迷信中逐渐解脱出来的产物。代之而起的，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这表现于：哲人们从对自然的解剖入手，经过分析综合，舍弃其具体的相异点，向高度抽象化方面发展。科学的抽象距离具体的事物越远，便越能够揭示具体事物的某些本质。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科学抽象力越强，则说明它们的理论思维水平越高。先秦时期《老子》和《易传》所达到的哲学高度表明，中华民族一开始就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思维作为人文精神的基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种抽象力并不是依靠对于古代典籍中某些命题的演绎，从《老子》书中可以看出，它认真地研究自然，从自然中抽象出带有普遍性法则意义的命题。其中关于世界本原的范畴――“道”的规定，以及“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40章）这一普遍法则的提出，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道”的主要属性之一的“自然”之义，是怎样被老子认识并抽象化的呢？这是源于哲人对自然现象，其中包括春播、夏种、秋收、冬藏这样为而不恃、循环往复的农耕活动中得到的素材，并加以研究和提炼的结果。在《老子》书中循着从自然到人事的思维路径，加以推论，其例不胜枚举。当代学者朱谦之先生的《老子校释》中就有很好的说明。至于老子关于“道”的另一属性“柔弱”，也是从自然界中抽象得出的概念，再将它运用于社会人事，认为柔胜刚，只有柔弱才能战胜刚强，避免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老子作为中国自然哲学的开创者，当之无愧。自然现象经过老子的抽象，凝结成为关于世界本原、运行法则、人事社会法则诸方面的辩证理论观点，构成比较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除此，还有另一面，从整个人类理论思维发展史来看，在它发展的早期，哲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探索，有时会淹没人的主体性。这就是说，哲人们热心地从事于客观世界的研究，有时发现了法则的某些方面，有时只是洞察和猜测，他们往往忽视了发现者在研究实践中所付出的精力和劳动。这种情况在西方哲学以及印度哲学中都有先例。老子对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忽视，与其说是他的理论思维的偏颇，毋宁说是人类理论思维必经的曲折。

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概括所有的理论体系。在《易传》中就没有这样的偏颇。《易传》是解说《易经》的著作，产生于战国末年，作者有待研究。其中《系辞》可以说是对于先秦时期理论思维作了认真的总结。《易传》对于事物的抽象基于两个基本范畴，即阴与阳。原初人们在农耕活动中将山的向阳面称为阳，背阴面称为阴。在演变过程中，其含义随之扩大，抽象化为两种自然物质力量，即阴气与阳气。对此，《易传》又进行了抽象，使它们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认为任何事物都含有刚健属性，即阳；柔弱属性，即阴。它们之间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便导演出世界上纷纭复杂的画面。《易传》主张人们面对这样的世界，以刚强为主，柔弱为辅；刚中有柔，柔中有刚；运筹帷幄，必操胜券。

《易传》真正体现了“抽象”的作用，是它提出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命题，将可以感知的属于事物具体现象范围的命名为“形而下”；将无形的从事物中抽象得出的法则称为“形而上”。《易传》对此虽然没有充分展开论证，但这一命题可能是先秦时期“人文化成”中关于法则与现象的最深刻的抽象。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论思维的发展联结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辩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也是人文精神中最为可贵

之处。

“厚德载物”――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家庭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它本身的和谐和稳定，乃是整个农业封建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调节，不靠宗教，主要依靠道德规范。于是，从先秦时期起，包括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的道德思想体系便应运而生。

从西周时起，人们即重视关于人自身的探讨。《尚书・泰誓上》：“惟人万物之灵。”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了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道德等方面的系统学说，有的学者称此为“人学”。其理论基石乃是人禽之辨、文野之分以及文质统一思想。孟子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认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讲道德教化。孔子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颜渊》），主张礼仪形式与人的思想感情的统一。在他看来.人自身有许多特点，为增加人的价值含量，使之成为君子，人们必须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提高自己。

古代哲人认为，道德修养方面的学习，只有不畏艰险、具有刚毅精神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尤其重要的是，道德修养不单是个人的事，而且关系到家庭群体和天下国家。这就是说，道德修养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高尚理想，做具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大丈夫”的品格，孟子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胸怀！把人的价值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逼真写照。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任何力量都摧毁不了中国人的气节。

中华人文精神并不限于先秦时期，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是其最基本的方面是不会改变的。

古代礼仪制度的总结范文第4篇

一、儒家之“仁”与茶人精神

儒家极其看重人格，而且要求从自身做起。儒家的人格思想奠定于孔子的“仁”，“仁”的一大特性就是突出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又在《论语•颜渊》中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孔子仁学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与伦理原则，仅在《论语》当中就被提到109次之多。以礼达仁，是儒家文化对茶道的最大贡献，这也使得儒家的人格思想成为中国茶人精神的基础。茶的特性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其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儒家正是以自己的“茶德”，作为茶文化的内在核心，从而形成了民俗中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它对人们的思维乃至行为方式都起到指导和制约的作用。茶是一种文明的饮料，被人们视作饮品中的“君子”。首先，这是由其本性决定的。茶性温，喝茶使人清醒，喝茶可以驱病健身，茶对人可谓有百利而不一弊，故茶自古已有君子之誉。其次，茶的“君子性”还表现在茶的诸种属性上。茶的属性之一是其形貌风范为人景仰。北宋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茶的属性之二是茶作为人间纯洁的象征。茶从采摘烘焙到烹煮取饮，均须十分洁净。正因为如此，人们历来总是将茶品与人品相比，有茶德似人德的说法，这茶德正是寄寓着儒家追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古往今来，有识之士一直倡导廉、俭，增加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历代文人雅士的品饮活动向来具有内涵深刻优雅的文化情结，因为茶清廉、高洁的品性，茶在养廉、雅志和励志等方面的作用是由古及今的，对君子之风的崇尚心理与饮茶的天然物性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清茶一杯”寓意深长，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作为中华茶文化的奠基人，陆羽将儒家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首先追求引入茶文化，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他在《茶经?一之源》中就认为真正的茶人必须是“精行俭德之人”。可以说，陆羽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唐人斐汶在《茶述》中也表述得非常明确：“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在唐代刘贞亮所总结的茶的“十德”中，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这些都代表了儒家的观点。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进一步综合了前人的说法，总结概括了儒家的茶人精神：“至若茶之为物，擅甄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察。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澹简洁，韵高致静，则非追速之时可得而好尚炎。”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曾说：“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林语堂先生也说：“茶是象征着尘世的纯洁。”总体而言，孔子与后儒的道德修养理论，一般都坚持首先克己修身，然后推己及人，而及于社会政治的修养路线。品茶一旦上升到了与人格节操相对应的高度，也就是对茶的清淡宁静品格的欣赏十分和谐的统一起来了。儒家将道德摆在首位，必须保持高洁的情操，才能在茶事活动中体现出高逸的中和美学境界。

二、儒家之“和”与茶的社会功能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强调和谐统一的民族，处在春秋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就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体会到“和”的作用。“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范畴，同时也是美学境界。“和”在儒家哲学中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它不但显示了儒家的理想境界，也体现了儒家的艺术情调。“和”可用于自然、社会、人生各个方面，是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理想中拯救社会的一剂良方。茶之为物，最为高贵醇厚，而茶人茶事也是相应的纯洁平和，茶文化之中更是处处渗透着和的思想，可以说讲究和谐已成为中国茶文化应有的内在特质。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也认为茶因禀有山川之灵气，因而能“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可见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如果说“和”可以代表茶性的核心，那么这个“和”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和谐或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对自然与人文统一的追求。儒家认为茶可以协调人际关系，饮茶营造了一个强调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的空间，这正是代表了儒家茶文化真实的理想。茶在民间作为习俗出现，首先是相互交往、互敬互重、增进友谊的象征。饮茶风俗作为睦邻之道，可以从钱塘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中找到相关的记录：“杭城人皆笃高谊，……或有新搬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助事，遗献汤茶，……相望茶水往来，……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通过清茶一杯，可以更多地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待自己，认识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促进和谐，增进友谊。其间蕴含的宽容平和与绝不强加于人的心态，恰恰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恰恰又正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宇宙伦理、社群伦理和人道原则。

三、儒家之“中庸”与行茶之道

所谓中庸，按儒家创始人孔子自己的解释就是“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折之”。“中庸之为德”这句话出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应该说，中庸思想在孔子和后代儒家那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孔子甚至把中庸作为一种君子人格，《中庸•第二章》中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中庸之道乃是一种修身之道，是处世做人的态度与方法。有中庸这种善德的人格，处世为人处处得乎中道，恰如其分，可见它是一种不偏不激的高贵的君子人格。在修身律己的过程中，只有保持中庸精神，中言中行，“允执其中”，不走极端，避免“过”与“不及”的片面和偏激，才能把握住“度”，才能造成社会的和谐。生于山野之中，承甘露滋润，其味苦中带甘，茶的这些特性与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契合。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在漫长的茶文化发展历史中，中庸之道一直是儒家茶人自觉贯彻并追求的哲理境界和审美情趣，儒家把中庸思想引入中国茶道，各家茶文化精神都是以儒家的中庸为前提。在儒家茶人眼里茶代表了中，代表了度，代表了宜，代表了当，代表了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茶人对自身的要求是保持高洁的情操，在茶事活动中体现出高逸的中庸美学境界。茶道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与自然结合的至高的艺术，反映出自然的四时有序，万物和一。

因此，无论是煮茶过程中茶具茶器的使用，还是品饮过程中茶事礼仪的动作要领，都要不失儒家端庄典雅的风韵，正如儒家“中庸”之所谓“发而中节”，符合规范。从这一点看，儒家茶人的行茶之道，被视为一种修身的过程、陶冶心性的方式、体验的途径、格物致知的方法，比之道家的“自然之道”显得更为讲究。从实践的角度看，行茶要取得完满的结果，关键在于把握“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首先，礼茶人必须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能有偏激走极端，要心平气和，进退有节，待人有礼；其次，在具体活动中也要不偏不倚。例如礼茶的动作，既要突出仪式美，又不过于夸张；选择茶器时融贯美的追求，既讲究了造型与材质，又不失端庄；沏茶过程中，碳火煮水的温度既不过高，也不过低；置茶叶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斟茶时，也依照了同样的原则，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虽然具体的量是因人而异，但基本的中庸之度，却是一致的。

四、儒家之“礼”与茶的礼仪性

古代礼仪制度的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典舞剑舞；剑术；传承

本论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项目“中国古典舞剑舞的历史与现代传承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5N132）

中国古代剑舞发展到明清时期出现了断代的现象故现代古典舞剑舞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重构，在建构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基础之上通过吸收戏曲舞蹈中的“剑舞”和学习借鉴中国传统剑术而发展建立起来的，自此剑舞成为了中国古典舞训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戏曲中的剑舞和武术中的剑术区别较大，戏曲的剑多为木质剑并为戏曲人物角色而服务，而剑术中的剑一般金属质地更贴近古代剑舞的剑且剑术的身法以及剑法特点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审美特征和时代精神，剑舞其前身本为剑术，是舞蹈与剑术的结合，对剑术艺术化的升华结晶，最终成为武舞的重要代表之一。当今中国古典舞在继承中主要以武术中的剑术为主，而戏曲中的剑舞为辅。

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实践发展，中国古典舞剑舞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创作中都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学训练体系，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的剑舞作品，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剑舞演员。与此同时剑舞发展逐渐的到达了一定的瓶颈时期，此瓶颈所呈现的问题所在为剑舞格调品格不足，对传统剑术的继承较大导致忽视对传统古典风格意味的探寻不够，注重剑法技能忽视文化属性，最终形成的表演风格单一、古典意味不强。本文拟从艺术传承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结合对古代剑舞传承挖掘与探究寻找中国古典舞剑舞的发展之道，不仅关注剑法技术技能的专业价值，而且强调外在形式下的文化属性。

一、 探寻古代剑舞溯源之本

古代剑舞虽然发展到明清时期独立的舞蹈样式消亡了，但其古代文物、文献典籍等史料记载中存有大量的古代剑舞形态舞姿和精神风貌及文论描述。为探寻古代剑舞继承之本源提供了发展研究的可能性和依据性。每个时代艺术的发展必然离不开整个文化时代背景的母系统，同样古典舞剑舞的精神品格和风格特征这个子系统深深被时代母系统的哲学思潮、礼仪制度、传统习俗、等影响着，在相关的文献资料和文物图像两者相互印证下对古代剑舞的形态审美进行追寻。文献和图像相互印证，成为中国古典舞建构者们的重要途径：依据文字文献，解决舞姿图像内容，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古代舞蹈图像置于历史场景中研究，获得那一时代舞蹈的审美特质；依据图像文献，运用“图像证史”的方法阐释舞姿图像的意义和价值。追寻本源探究历史中所涉及到的相关史料包含有：古典美学、古典绘画、古代思想史、古典雕塑、传统书法、古典诗词、古典雅乐等各门相邻文化艺术，以此进一步了解背后的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对古代舞蹈史料进行发掘与解读，含有古代乐舞史、剑术和剑舞史、相关剑的考古文物等。

从古代历史汉和唐两个发展的时代高峰期入手，从夏商周到汉代才真正的形成奠定了汉文化的基调，社会经济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汉代宫廷雅乐很好的继承了周代六大舞和六小舞并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发展和补充，与此同时民间俗乐俗舞繁荣发展，汉代剑的用途十分广泛，杀伤兵器、身份象征、娱乐表演、礼仪祭祀等，战争兵器中刀慢慢取代了剑，但剑的地位和功能并没有减退，反而成为身份的重要象征并成为舞台表演的重要道具，此时剑舞才真正进入了舞蹈表演的舞台。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朝代，文化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舞蹈艺术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唐代是继汉代之后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乐舞体制分为坐立部伎，舞蹈性质分为健舞和软舞，并成立宫廷职业的乐舞机构教坊、宜春院等管理，艺术水平较高表演风格多样。唐代的剑舞慢慢融入到普通大众之中，剑的功能性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从身份象征转化为表现性），主要用于欣赏娱乐之用。

二、 化武为舞――从剑术到剑舞

从古至今，武舞不分家同源不同流，剑术与剑舞更是有着必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先有剑再到剑术最后至剑舞，剑舞是在剑术的基础之上进行舞蹈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古代剑舞是武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剑舞的发展在原有剑术剑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定的发展演变，这种发展和演变不再是为了技击攻防而是对剑可舞性的拓展更加注重美感和韵律，从剑术升华为剑舞，剑舞在继承剑术的基础之上又凸显出剑舞的风格特点，其风格追求形似游龙变若飞凤。

近代的传统剑术是在古代剑术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并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多种剑术套路，种类繁多，故有“刀如猛虎，剑似飞凤”的美誉。传统剑术流派众多其风格特点鲜明，身法韵律丰富而多变。几大传统剑术套路：武当剑、太极剑、八卦剑、醉剑、七星剑、八仙剑、蛇形剑、双手剑等。剑术套路根据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大概可以总结为四类：1、势剑；2、行剑；3、绵剑；4、醉剑。

势剑也称工架剑、站剑，是以造型、姿势工架为主，静中有动，动静相兼，一招一式，端端正正，规规矩矩，节奏性强，桩步稳固，劲力饱满。规格则要求端庄势正，造型优美，剑法准确，表现剑法的清脆、干净、稳、准、狠，以功力见长，平衡工作较多。在造型舞姿的雕塑性中求得姿势美。此类最具代表性则为：国家竞赛剑术套路和少林剑。

行剑多走势少停势，动中有静，是以流动的身法、剑法为主。以连绵不断的步法变化和身法韵律中完成剑法，如武当丹鼎行剑，以太极腰、八卦步为主，优美潇洒，灵活多变，动作自然有力，动静相兼，避实就虚。其剑法奇巧善变，集各家各派剑法之长，为武当各派剑术之根本，内含“空中舞剑”“地盘旋剑”“人中合剑”等概括，天、地、人三盘剑法（三盘：天、地、人；九派剑法：丹鼎、清虚、天罡、太乙、青龙、八卦、青峰、太极、青冥剑法，以上剑法都属于武当丹派行剑，讲究一剑多用，变在动中，奇正相生，如龙之行，首尾相应，刚柔相济。）在演练时不停不滞，气度祥和；上下进退，步法稳健；似虎踞龙形，速小绵软，剑法迂转，身剑合一，如影随形；洒脱自然，轻盈飘逸。基本上保留了传统剑法的原始面貌和风格特点。此类代表性的剑术套路为蛇形剑、武当丹鼎剑、八卦剑等。

绵剑柔和蕴藉，缓慢平稳，自始至终，连绵相属，刚柔并济，姿势中正平稳，动作柔和，连贯圆活，刚柔相济，轻灵沉着。太极剑中的不少流派的剑术特点皆为绵剑。此剑法兼具有太极拳和剑术两者的风格特点，动作舒展连绵，刚柔并济，形神兼备。

醉剑是酒文化与剑术的完美结合体，风格独特，是以武术剑法动作为素材，用醉态形式来表现的另类剑法套路。适合于各种表演性的场合，如在戏曲、舞蹈、电影等艺术门类中都有有所借鉴和体现。醉剑的风格特点：人醉心不醉，醉中有剑，在形醉的姿态中完成各种剑法，时醉时醒，飘忽不定，快慢相兼不停转换无规律可循。这种独特的剑术表演方式细化为三类表演风格：一是注重形态的模拟，滑稽可笑给人一种喜剧感；二是注重剑法技术，在醉态中表现各种复杂的剑法，呈现高超的剑法剑技；三是形态和剑法两者并重，既有醉态的模拟又有丰富高超的剑法。练法要求神似而非形似，心动形随，步随剑活，身剑合一，形醉意清。

以上四类剑术套路中风格特点各有不同，但在差异中有存在其共性：飘逸、潇洒、敏捷、轻快，各种体势的剑术套路为剑舞的舞台表演呈现提供了诸多素材，剑术中丰富的身法和剑法的变化为剑舞的风格性塑造和表演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依据性，如武当丹鼎行剑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故其风格追求圆游、空灵、飘逸的境界，这种风格特点与剑舞所追求的飘逸潇洒的性格化表演是一致的，其中还有有所转化和编排，从舞蹈的视角化武为舞，从剑术到剑舞的艺术化处理，剑术中的身法动作和剑法剑技构成了剑舞编创重构的素材资源库，从中进行提炼、分类、组合，最终更好的服务于剑舞的舞台表演。

结语

现代古典舞剑舞对中国古代剑舞的历史和传承研究从以下两个路径开始：一是对古代文献典籍中相关部分的充分搜集以及对古代文物进行考古研究，并系统整理研究，对剑舞的审美风格的流变进行研究；二是化武为舞，将传统剑术套路进行提炼加工，提取素材进行重新的编排和整理，凸显剑舞风格化的同时还不失剑本身的武的成分。结合当今考古学的新发现，从中筛选出与中国古典舞剑舞的有关信息。不仅要充分熟悉这些资料，更要对这些资料进行辨析，客观又清晰地阐述中国古典舞剑舞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时代特色，描绘出中国古典舞剑舞发展的历史画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