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乡统筹；金融非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4010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80年的2.57扩大到2010年的3.62，其中，2006年收入比达到最大为4.03。随着2007年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开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才得以逐年下降。尽管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但毫不质疑的是，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金融结构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重庆市二元金融结构在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农村金融供给短缺、农村金融管理滞后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为此，重庆市政府加快统筹城乡步伐，促进城市化的实现，推进城乡金融的同步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Johansen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期为政府有效制定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广泛而长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因素早已被诸多学者所证实。然而直到1990年，部分经济学家才开始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加以关注，对这一领域进行首次探索的是Greenwood　&　Jovanovic利用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建立模型进行动态分析，论证了三者间的关系，指出在起步阶段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不过在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得到改善［1］，但是，作者并未对此过程进行明确的划分。Townsend　&　Ueda在对前人成果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动态计量模型的构建，进一步讨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及路径变迁，其研究结论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型曲线的存在［2］。这使得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在国外受到了推广和重视。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胡宗义、刘亦文论证了我国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函数关系［3］。而尹希果、陈刚等运用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并未支持金融发展的“库兹涅茨效应”［4］。丁志国、赵晶等选取中国1985―2009年各省份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是先扩大再缩小［5］。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把注意力放在了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上，并对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金融发展扩大收入差距

Galor　&　Zeira认为，金融发展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在开始阶段金融市场制度的滞后无法与金融发展保持一致［6］。Dayal　Gulati　&　Husain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差距的缩小起延缓作用，金融水平的提高促进地区间资产的转移，增加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可能［7］。国内学者杨德勇、初晓宁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出发，根据实证结论建议政府增强农村的经济基础，完善农村的金融体系［8］。徐中生使用SVAR模型方法，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三方面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长期以来，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认为中国现在还处在金融发展初期［9］。夏传文、刘亦文从农村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的角度出发，指出金融规模对缩小收入差距有利，而金融效率的作用却相反。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与金融发展的均衡度密切相关［10］。孙永强、万玉琳建立PVEC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稳定和短期波动的关系。表明金融发展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11］。王修华、邱兆祥也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提高金融效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2］。

（二）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Clark，Goerge等统计全球91个国家35年间的经济数据，通过引入基尼系数等变量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总结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流动到现代服务业的费用，重新调节自给农业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比例关系，从而缩小了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13］，但倒“U”型假说并没有得到有力解释。Jeanneney　&　Kpodar认为，尽管金融发展使贫困比例下降，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但金融的动态不确定性也使穷人原先所得的好处遭受侵害［14］。刘亭亭、刘传哲基于VAR模型及协整检验，从整体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三个不同的角度，考察了31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结论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的关系为正，金融发展效率与其负相关［15］。

由上述文献可知，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尚存在着明显分歧，尤其是以往多数研究没有对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差异性进行具体研究，本文基于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现状，尝试从重庆市城乡统筹的基础上，以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为视角，分析重庆市城乡统筹下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为研究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有益探索和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城市化偏好，因此，统筹城乡之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偏离程度更大。更多的资金将用于促进城市化发展方面，而降低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供给。2007年统筹城乡之前，LCRI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041），2007年统筹城乡之后，LCRI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354）。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政策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所采取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有助于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在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方面。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将得到改善。LCRE在统筹城乡前后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从统筹前的-0.119变为统筹后的-0.433，显然城乡金融发展效率极大地减低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统筹城乡的继续发展，财富分配趋于更加合理的水平。居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存款数额上升，同时金融信贷服务体系的完善也增加了居民贷款额，城乡之间金融效率非均衡得到改善。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将进一步偏离，LCRS系数在统筹前为-0.030，而在统筹城乡之后变为0126，明显地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统筹城乡使农村GDP在整个GDP的比重逐步变小，城市化导致农村贷款中用于农业生产的数额随之下降，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乡镇企业的贷款数额也会减少，大量的资金集中于城市地区，所以，在统筹城乡之后城乡金融发展规模的不均衡将使城乡收入扩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在目前情况下，重庆市在提出“缩差共富”政策时应将城乡金融发展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之内［18］。解决金融均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可行的路径选择。重庆市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特点是：农村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得到了共同发展，尤其是非正规金融机构力量将得到壮大，民间金融在农村逐渐活跃，形成了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合作与竞争的良好氛围，产生了农村金融集聚效应。为实现重庆市城乡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应采取以下手段：

第一，应该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维持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序健康运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内陆开放高地”政策将加大重庆市对外开放力度。开展对外贸易将实现乡村地区的产业升级，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的转型将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对调节收入分配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政府应调整城乡之间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加大对乡村地区的政策扶持，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的投资环境。从表5看出，统筹城乡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会对收入差距起拉大作用（0.354），因此，政府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指导，纠正城乡投资的偏向。

第三，加快完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出台农村金融准入政策，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存款额度、贷款额度，实现城乡之间资金的良性循环，促进城乡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将促进城乡金融均衡发展，对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起到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乔海曙，陈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关系再检验［J］.中国农村经济，2009（7）：6876.

［2］胡宗义，刘亦文.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J］.统计研究，2010（5）：2531.

［3］尹希果，陈刚，程世骑.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人差距关系的再检验――基于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估计［J］.当代经济科学，2007（1）：1524.

［4］刘亭亭，刘传哲.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检验［J］.特区经济，2011（2）：2325.

［5］夏传文，刘亦文.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结构影响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0（5）：795800.

［6］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1619.

［7］郭军华.中国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17.

［8］杨德勇，初晓宁.我国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1）：1723.

［9］王修华，邱兆祥.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2）：7175.

［10］丁志国，赵晶，赵宣凯，等.我国城乡收人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识别与农村金融政策应对路径选择［J］.金融研究，2011（7）：142151.

［11］惠宁，熊正潭.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基于198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4552.

［12］孙永强，万玉琳.中国对外贸易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0（6）：4651.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比较优势理论；城乡和谐发展；城乡金融系统

[中图分类号] F832.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163-03

[作者简介] 刘浩，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投融资理论和实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湖北 宜昌 443002)

城市与乡村犹如两个盛了不同容量的水杯，城乡欲达到和谐发展，就必须在城乡这两个水杯中连接上水管，根据连通器原理，两个水杯中的水位因连接了管子的缘故最终将达到平衡(虽然容量不同，但水位高度一样)。金融业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无疑是城乡和谐的最佳连通器，金融具有资源配置和效率导向功能，只要城乡金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城乡和谐发展的目标就将达到。

一、城市金融体系比较优势

城市金融体系由于经济发展历史缘故，金融运行框架较为完善，在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方面都比乡村金融体系发展程度高得多，城市金融系统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金融机构林立。金融机构作为城市金融体系的物质载体，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城市金融机构林立，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财务公司)和在境内开办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等。

2.金融产品丰富。金融产品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载体，金融产品丰歉程度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繁荣程度。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多种多样，不仅包括传统的金融产品(如大额可转让存单、信托基金)，而且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如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

3.金融创新有力。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克服经济环境中各种风险，城市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不断引进新事物。金融创新的种类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组织结构创新、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

正因为城市金融系统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缘故，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框架，其比较优势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1)较强的技术优势。城市凝聚了高端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对金融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信息网络建设促使城市金融体系涵盖范围扩大，促使电子金融业务迅速发展，促使结算和清算有效运行。(2)较大的资金优势。城市资金优势主要体现为两方面：首先是拥有巨额资金。由于城市经济较为繁荣，资金流动性高，资金流通总量较大。其次是有较强的筹资能力。城市金融业发达，筹资能力远比乡村强。(3)持续的人才优势。城市金融业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专业和富有经验的优秀管理人才，他们能快速全面获取市场信息，人才优势有利于设计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组建具有良好市场反应的组织结构。

二、乡村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

同样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缘故，乡村金融运行还没有与其需求相适应的完整框架。与城市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它运行的特点是：

1.政策性较强。乡村金融发展程度不高，政府往往对乡村给予政策性扶持，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配置方面倾向于政策性，如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以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这些金融机构为主，由于他们一般为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时往往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带有公益性质。

2.效率上偏低。乡村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偏低，这主要原因在于其性质。乡村金融体系在政府指导下运行，指令性计划较浓，因垄断而导致的寻租行为也有所存在，金融体系背离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致使金融资产效率达不到最佳，效率性偏低普遍。

3.规模化不够。乡村金融体系较为单一。由于乡村本身自然特征，乡村金融体系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因信息技术不够普及，金融体系运行成本偏高，各个金融主体相对分散，无法达到规模化经营的目标。

上述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在与城市金融体系比较时，乡村金融体系处于劣势。但是，对比城市，乡村的下列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

1.地缘优势。地缘是因同属一地而产生的联系，乡村人烟相对稀少，内部人口流动性不强，由于邻近关系和社交需求，农民拥有良好的熟人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较为和谐，一旦某家出现什么问题，整个村落都将传开，因而这一地缘优势使得乡村金融体系信息披露机制容易建立。一方面，由于互相了解，信息相对透明，有利于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某人违背信用，则此人必将声败名裂。乡村金融体系所处的环境，在于广大的地缘意识浓厚的乡村市场主体之中，注重地缘意识，有利于乡村金融体系的维护与运行，即是信用意识的作用。利用好乡村独特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发展乡村金融体系。

2.人文优势。乡村的自然条件促使乡村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因其亲近土地具有天然凝聚人心和加强人们感情的功能，农民淳朴实在的风格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氛围形成。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组织过合作性质的农庄和互助社，如俄罗斯、中国等。互助合作的优良传统悠久，有利于建设合作型金融体系。

3.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欠发达主体通过发达主体的技术、制度和结构的低成本移植和模仿而迅速赶上发达主体的水平。乡村金融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体系发展落后，基于此，乡村金融体系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选择地从城市金融体系中移植和模仿金融信息技术、运行制度和金融业结构布局。

三、城乡比较金融系统的构建

1.构建乡村金融体系基本框架。乡村金融体系基本框架要求乡村金融体系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它主要包括通信技术、金融机构和众多市场主体，没有基本框架，就无法发挥乡村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城乡比较金融系统构建的前提在于乡村金融体系框架的基本形成，如果乡村交通运输条件、银行等中介机构缺乏，市场参与者寥若晨星，则不足以建立强势银行联盟，从而无法实现平等、公平的体系运行目标。在建立乡村金融体系框架时，可有不同的模式供选择，比如：建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优点主要是：可以获取关于公司和经理人员的信息，进而改进资本分配和公司治理效率；可以规避金融风险，进而促进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能够动员资本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分工和生产。建立银行联盟。乡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关键在于组建大而强的银行机构，建立大而强的银行机构的目的在于与城市金融机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平等、公平的体系运行目标，防止城市金融体系对乡村金融体系资源的掠夺。然而。乡村金融机构规模化不够，无法形成强势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建立货币联盟势在必行。通过货币联盟，实现资源、信息和技术共享，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从而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信托基金也是能够在乡村取得长足发展的金融形式。信托基金通常也称为投资基金，主要通过契约或公司的形式，借助发行基金券(如收益凭证、基金单位和基金股份等)方式，将社会上不确定的多数投资者不等额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托资产，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按资产组合原理进行分散投资，获得的收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并承担相应风险的一种集合投资信托制度。信托基金具有集合投资、专家管理操作、组合投资分散风险、资产经营与资产保管相分离、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以纯粹的投资为目的和流动性强等优点。乡村金融市场投资主体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而信托基金能有效分散投资风险，变现性相当灵活，小额资金具有安全性高等特点，有利于乡村金融繁荣。此外，信用互助应是建立乡村金融框架的重要选择。金融业本质上是信用行业，信用是金融发展的基石。乡村金融体系可利用地缘和人文比较优势，开展信用互助，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组建乡村信用协会。通过成立信用协会，对会员信用进行担保，并对会员违约行为进行披露，通过宣传压力迫使会员遵守信用。二是建立信用互助组。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按不同性质划分(如血缘、地缘和业缘)，通过共同担保，化解违约风险。

2.城市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与乡村相比，城市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活动是相对“高端”的，其活动的领域应该是着重发展衍生金融。城市金融体系相对完善，较为具备处理风险能力，这主要在于衍生金融工具设计。所谓衍生金融工具，是以货币、债券、股票等基本金融工具为基础而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它以另一些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价格也由这些金融工具决定。衍生金融工具具有高风险性、高度技术性、复杂性等特点。衍生金融工具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加速经济信息的传递，其价格形成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金的有效流动，可以增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能力，有分割与转移风险、提高金融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因此，城市金融体系应大力发展金融远期合约、金融期货、金融期权、金融互换等衍生金融产品。同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全部中长期资本交易活动的总和，囊括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其融通的资金主要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使用。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功能主要有资金融通、产权中介和资源配置三个方面。城市金融发展的新兴领域还包括表外业务。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按照通行的会计准则可以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影响其资产负债总额，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改变银行资产报酬率的经营活动。表外业务产生于承诺或约定事项，其主要业务包括贷款承诺、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等，这些业务对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处理不当，表外业务将转化为表内负债。城市金融体系较为具备处理表外业务带来的风险，可利用其优点大力发展。

四、生态循环的城乡金融系统

生态循环的城乡金融系统，要求城乡在分别构建各自金融体系时是要有金融生态理念，而金融生态理念又要求金融业生存发展应处于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通过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降低金融风险，进而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支持体系、金融运行体系和金融政策体系三者有机结合的综合系统，金融生态理念的落实关键在于三者的和谐统一。

根据生态循环的要求，城乡金融和谐发展的基本着眼点是要实现城乡金融体系生态平衡。城市与乡村金融体系彼此关联而又相互影响，城市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乡村金融体系的制约，乡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城市金融体系的指导，两者和谐发展，必然要求建立和谐的城乡金融生态系统。城乡金融生态系统依赖于城市与乡村金融的互动平衡，二者之间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金融体系对乡村的指导和支持。从长远来看，乡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必然依赖于城市金融体系的支持，原因在于强势银行联盟通过信息垄断而收取信息租金和保护关系企业会妨碍创新，另外，管制较少的强势银行联盟有可能会与公司的一些经理勾结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并阻止有效的公司治理。因此，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由于存在自身劣势必然依赖于市场的支持。从释放经济增长所累积的风险和避免发生经济危机的角度看，银行体系非但不能提供一种将风险释放到系统之外的内在机制，而且其自身内部风险的最终释放还得依赖于城市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提供的流动性和风险分担功能。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建立有利于实现城乡金融生态循环和两者和谐发展的金融体系，有赖于城乡比较金融系统支持体系作用的发挥。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职能科学定位。政府是城乡金融系统中的主导力量，政府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有一整套清廉高效的行政机构。城乡金融系统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政府应担当起组织者的作用，在处理城乡金融体系联系上将有所作为。同时，区域政府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将乡村绿色GDP和人均收入水平纳入考核指标中。在职能行使方面，应注重发挥市场的功能，对金融业给予必要的行政服务支持。

2.信息技术广泛普及。在金融发展领域中，信息技术对金融发展具有先导作用(最新信息快速传递功能)、“软化”作用(实现网络管理功能)和优化作用(资源整合功能)。城乡金融系统运行，离不开金融信息高速公路支持，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实现结算电算化，从而降低运行成本。信息技术已在城乡中广泛普及，特别是乡村信息建设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在乡村信息建设中涉及到的资金费用应给予扶持和优惠。

3.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国家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较强，能有效地处理好城乡经济发展和物价稳定的关系。城乡金融发展具有极强的脆弱性，特别是乡村金融体系更具有不稳定性，当发生通货膨胀时，乡村金融体系因其相对弱小，无法应对物价急剧膨胀的风险，这就要求国家货币政策在实施时特别要注重稳定物价，通过多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调控物价水平。同时，还需密切关注货币供应总量、利率政策的变化和消费与储蓄的比例。

参考文献：

[1]陶玲琴，王振龙，等.比较金融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杨胜刚.比较金融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傅崇兰.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4]王世军.比较优势理论的学术渊源和评述[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 2006，(3).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面板门槛模型；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58-05

普惠金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最初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普惠金融的内涵、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等方面。随着普惠金融指数测度体系的逐渐完善，许多学者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田杰和陶建平（2012）对我国2006―2009年187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从区域层面看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徐敏和张小林（2014）根据我国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模型对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效果并不显著。李建伟等（2015）根据我国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采用VEC模型分析，发现普惠金融特别是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城乡收入比。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活水平的差异，并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的福利差异。谢升峰和卢娟红（2014）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两个维度来衡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并根据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测度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在东中西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本文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是基于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存在线性关系，但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可能会呈现不同效果，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分析。第二，通过门槛区间的划分，将我国各区段的省份个数变化以及门槛区间的构成进行分析，对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的地区差异做出更为详细的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依次进行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检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三种门槛模型效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应构建三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但第三个门槛估计值位于双重门槛模型两个门槛值之间，因此双重门槛模型即可有效描述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结构变化情况。本文根据两个门槛值将全国的31个省份划分为3个区段，其中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IFI]≤0.021的省份定义为低区段省份，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0.0210.249的省份定义为高区段省份。

（二）门槛模型的估计

本文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非线性双重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不同区间范围时，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将呈现不同的效果。当普惠金融指数低于0.021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3.456，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0.021―0.249之间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大小由3.456显著减小为0.535；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249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更小，减小为0.155，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一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正且显著；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位于第二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仍为正，但与第一个区间相比，这种效果较小；当普惠金融位于第三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综合三个阶段来看，从2008―2014年，普惠金融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是这种效应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一个双门槛效应的非线性特征，整体来看为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这是由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受益较少，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增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会逐渐减小。当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中所能获取的收益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所获取的收益，因此当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高时，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财政支出[gov]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城镇偏向性显著地提高了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而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提升作用较小，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经济发展[lnpgdp]的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外开放[fdi]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城镇化率[city]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城镇化会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三）门槛区间的构成和变化

2008―2014年普惠金融三个区间内的省份个数如图1所示。从各区间内省份个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可知：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8个下降为2014年的3个；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从2008年到2014年几乎是平稳的变化趋势；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2个增加到2014年的3个。整体来看，2008―2014年普惠金融在三个区段内的省份数量变化不大，普惠金融从2008―2014年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从各区段内的省份个数比较来看：位于中区段的省份最多，占比达到了2/3以上；其次是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少。由此可知，我国大多数地区位于低区段和中区段，其中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多，说明我国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为不显著的正影响。以2014年为例，我们观察各区段省份所处的地区，可以发现2014年位于高区段的3个省份为北京、天津、上海。西部地区的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位于低区段，其余省份位于中区段。由此可推断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了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各变量大多呈现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变量过多容易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精确性，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都可能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在上述门槛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剔除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用来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存在稳健性，在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中，本文发现剔除变量[lnpgdp]和[gov]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双门槛效应，而且门槛值与不剔除控制变量的门槛值相同，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单门槛效应，单一门槛值为0.249。各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在原门槛模型中依次剔除控制变量[lnpgdp]、[gov]后，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估计结果在量上有少许差别，但符号保持了一致性，这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随着普惠金融指数的提高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模型同样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上述结论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存在稳健性，不会因为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而使估计结果发生本质变化。

四、结论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考察，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发展初期，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其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会逐渐减弱。原因在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其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

第二，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在第一个门槛区间为显著正效应；在第二个门槛区间为正效应，但作用效果与第一个门槛区间相比较低；在第三个门槛区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由以上结论可知，我国现阶段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还是城镇居民，普惠金融的发展整体上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增加农村基础建设支持，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对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可给予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成本较高。业务散、成本高、利润薄是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阻力，也是长期我国金融机构在城镇覆盖率比较高、而在农村覆盖率较低的重要原因。给予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以及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增加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营业利润，从而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入驻农村。二是降低农村普惠金融准入门槛，加大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发展融资性担保机构、小贷、网贷等，使普惠金融能够真正“普之城乡，惠之于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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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协整关系；脉冲响应函数；农村金融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伴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曾经作为改革急先锋的农村，其经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城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然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金融部门内部的城市金融深化、农村金融抑制等问题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研究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能够对推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对策与思路。

一、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的测度及描述

（一）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测度

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是用来度量城乡金融水平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目前对二元金融结构强度的衡量，主要沿用了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标(FIR)。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以及金融资产相关率的基本定义，本文以城市金融相关率和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比值来衡量城乡二元金融强度。其中，农村金融相关率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村GDP，城市金融相关率为城市金融资产总量/城市GDP。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3》、《中国金融年鉴1986-2013》、《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0-2012》等有关数据整理计算。由城乡金融相关率比所反映的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URBFS(urban-ruralbinaryfinancestructure)强度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城乡金融资产相关率比从1984年的1.37增至2009年的4.62达到最大，随后开始有所减小，至2011年降低为2.77，随后又有上升趋势，至2012年增为3.01。自1984年以来，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表现出两个完整的U型曲线：1986—1995、1995—2009，且第二个U型曲线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第一个U型曲线，其上升阶段持续的时间更长，强度更大，说明虽然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但是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抑制并未缓解，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的增大而呈现抑制程度加深趋势。

（二）城乡一体化的测度

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测度，本文选择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计算因子综合得分来测度我国历年来的城乡一体化水平。1.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以候刘起（2012）对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的引用频率统计为依据，以引用次数在十次以上的指标为基准，选择X1（城乡平均每万中学生拥有教职工数差异倍数）、X2（城乡平均每万小学生拥有教职工数差异倍数）、X3（城乡居民收入比）、X4（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X5（城乡电话年末拥有差异倍数）、X6（城乡卫生机构人员数差异倍数）X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倍数）、X8（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倍数）、X9（非农支出与农业支出差异倍数）这九个指标来计算城乡一体化水平。该指标体系涵盖了城乡经济、教育医疗、文化生活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本文主要是要得到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就不再划分指标结构。数据区间为1984—2012，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5—201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2013》、《中国统计年鉴1985—2013》等。为了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测量指标保持量纲一致，本文用城乡数据之比来反映城乡一体化水平，如果比值越大，说明城乡差距越大，城乡一体化水平越低，反之，比值越小，城乡一体化水平越高。对逆指标的处理采用以农村为标准，计算农村与城市的比值。2.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综合测度首先利用上述城乡一体化指标，运用spss19.0因子分析。KMO检验的数值为0.608，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提取前3个主成分。根据因子负荷矩阵计算特征向量矩阵，得到主成分表达式，用各个主成分中的系数（特征向量矩阵）乘以相对应主成分的贡献率50.74、26.003、13.306，求和之后再除以所提取3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之和90.049，即可得到城乡二元结构强度综合得分模型：Z=-0.257X1-0.166X2+0.307X3+0.314X4-0.099X5+0.052X6+0.344X7+0.036X8+0.068X9将计算的1984—2012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Urban-RuralDisparity)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1984年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强度表现出由缓解到反复再到缓慢递增的趋势，城乡差距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在逐渐增多，城乡一体化水平在逐渐下降。说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改善。相反，城乡差距在逐渐加大，表现出迂回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严重性也将会通过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机制等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出挑战。

二、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准确的测度城乡一体化和二元金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先构建了描述二者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方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确定二者的因果关系，然后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URD和URBFS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构建协整方差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条件。由于各变量都为I(1)过程，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URD和URBFS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LR、FPE、AIC、SC和HQ值判断VAR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通过Q统计量检验和JB检验发现其拟合优度较高，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URBFS之间在5%显著性水平上存在1个协整关系。URD和URBFS之间的协整方程为:URD=0.672URBFS-0.21（1）标准差（0.236）（0.657）根据式（1）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URBFS）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即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一体化水平会减少0.672个百分点。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方向，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1984—2012年间，我国存在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到城乡一体化的格兰杰原因不存在，说明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只是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反馈性因果关系。由于VAR模型属于非理论性模型，对变量没有先验性约束，一般不分析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是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当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系统的动态反映如何。从图3可以看出，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URBFS）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从图4可以看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冲击后，在1-3期内的冲击效应为负，在随后的时间内，冲击效应为正，且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但是冲击效应比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对城乡二元结构强度的效应要弱。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对我国城乡一体化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关系分析，得到以下三方面的结论：第一，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城乡一体化效果并不理想。第二，我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之间存在反向的相关关系，即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一体化水平会减小0.672个百分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对城乡一体化存在抑制作用。第三，我国存在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第四：随着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的增加，城乡差距会逐渐拉大，对城乡一体化水平存在抑制作用；城乡一体化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作用存在由加强到缓解的一个渐变过程，城乡一体化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促进城乡一体化和金融结构完善的建议：

1.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由于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条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城乡差距在短时间内难以缩小，应该做好长期规划，采取系统有效的措施，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应强化政府顶层设计的法定地位，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在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劳动力素质、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村充分的政策、资金支持，使农村发展速度赶上并超过城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2.建立城乡金融联通机制，推进城乡金融一体化

以城乡一体化的新型金融需求为导向，打破目前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并存、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运行机制，使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协调发展，一方面需要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完善、优化，使其适合当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通过存量改革，完善当前已有的农村金融安排，提高其金融服务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能够使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有效联通的机制。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城乡金融之间的控股、参股、同业拆借等形式的资金联通，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市金融机构之间的担保业务，架起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间的桥梁。

3.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创新机制

乡村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国内外学者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Greenwood和Jovanovic最早提出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阶段的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再者考虑到中国存在的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性可能会导致其对收入差异的影响也具有空间差异。本文从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角度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关键词：金融发展；收入分配；空间差异；文献回顾

一、引言

现代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最先注意到金融存在的重要性的是Schumpeter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多年后，Goldsmith在补充Patrick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直到1973年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抑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原因，才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正式形成。但几年后兴起的理性预期革命使得金融发展理论逐渐被大多数人遗忘，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增长理论的崛起，学术界开始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最先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阐述，他们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Kuznets的倒U型假说。但Galor and Zeira（1993）认为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使得穷人无法越过门槛获得金融支持，因而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够减少贫困进而缩小收入差距，且这一结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James B.Ang（2010），Abdul Jalil and Mete Feridun（2011））。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Rodriguez-Pose and Tselios（2009），孙永强（2012））。以上是当今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的三种主流观点。本文将从金融发展在空间上的差异角度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来评述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

二、从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视角

1.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全国范围的差异

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和地理分布，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了较明显的不平衡性，在此背景下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分布的关系存在较大的空间。尹希果等（2007）在描述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时，强调了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抑制扭曲了我国金融发展，尤其是对以计划金融为主的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尤为显著。胡月（2011）专从西部地区各省改革开放后30年的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尹希果等（2007）的结论，并强调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对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众学者从不同角度考虑了金融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虽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但加快金融改革，推动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合作的呼声还是很高的。

2.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经济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性，金融资源分布和金融发展在城乡间也存在这种不平衡性。Liang（2006）使用1986-2000年我国29个省市数据证明了金融发展能够降低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但这种积极作用最终被激进的城镇化改革和国有企业重组所带来的高失业率和贫困率抵消从而使得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是上升的。因此，要改善中国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深化金融改革是核心。张敬石（2011）基于VAR面板模型分析的结果证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会加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能缓解收入差距的恶化。温涛等（2005）发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资金的不断外流反而使得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上述研究理论都是基于城镇金融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单方面因素来考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鲁钊阳（2012）认为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点明城乡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但其结果很显然隐含着对这一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的推论。孙君、张前程（2012）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了城乡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就城镇和农村金融发展及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而且普遍认为农村金融资源外流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罪魁祸首。

3.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理论新发展

从最近发表的有关收入分配主题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空间集聚效应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David J.Peters（2013）从微观角度分析了美国过去40年收入不平等的空间集聚效应和与其有关的社会经济联系，结果发现收入差距较大的地方多集中在大城市和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胡宗义、（2013）使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证明了城乡差距的空间分布表现为空间集群状态；且中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低，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较高；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王克强、张忠杰（2012）建立空间面板Durbin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表明省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显著正空间效应，但他的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会直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胡宗义（2013）的结果不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从空间相关性角度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文献并不多，已发文献中的观点也尚待考量，但这同时也为今后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扩大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间。

三、结语与建议

现代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理论是在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建立的理论模型上展开的，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但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国内学者利用中国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性这一特点转向研究区域金融对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就如何从农村金融改革方面入手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提出了较为统一的建设性意见。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空间集聚效应近来备受学者关注，但相关的文献在国内并不多见。

就前人的理论成果来看，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国内经典的理论模型不多见，更多学者倾向于使用实证方法来分析问题，而且多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稍作修改的重复性工作，缺乏技术创新。第二，所使用的实证方法多局限于线性回归和因果分析法来简单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使用新的计量方法或对其中的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分析。第三，针对国内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鲜有文献对其有效性进行追踪分析，文章的结论是否与实际相符也无从得知。第四，部分文献在进行变量指标的选择时，只是盲目参照前人的文献，没有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衡量当地的金融发展水平和收入情况。第五，考虑到我国可用的经济数据跨度较短，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误差，而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分析模型相对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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