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发展总结范文第1篇

1研究区范围、划分尺度与原则

本研究地域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京津冀地区，属于中等尺度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通过划分来衡量近20年来该地区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变过程与规律，为该地区乡村发展模式的探讨提供借鉴。根据其尺度性和研究的目的性，指标选择主要依据以下原则。1)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一致性: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反映了乡村的经济实力，将发展水平相对一致的乡村归为一类，有助于制定符合此类发展阶段的乡村扶持政策。2)产业结构的相对一致性:乡村的产业结构反映了乡村经济的基本构成。将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乡村划为一类，有利于制定统一的政策引导乡村经济类型的专业化，促使经济结构向更高级阶段演进。3)类型划分单元与行政区界限的一致性:对乡村经济类型划分的目的是寻求最适宜当地的乡村发展模式，而无论何种乡村发展模式，都必须要借助于所属的行政区。因此，只有将类型划分的单元与行政区相一致才能使研究具有应用性。4)命名上既要体现出横向的可比性，又要体现纵向的可比性: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目的是对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地域格局的演变进行分析，因此，得到的最终指数不但要有区域间横向时间段静态比较的价值，还需有纵向时间段动态比较的价值，在乡村经济类型的命名上要体现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对比性。

2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方法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表征乡村经济类型的指标很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二是产业结构与主导产业类型。本研究也从这两方面来选定划分指标，即分别判定各县域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主导产业类型，将两方面划分的结果进行综合，确立出乡村经济类型。分析的样本主要是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包括县、县级市、地级以上城市直辖的郊区、以及大城市近年来由县改区后在统计上仍作为独立的县级统计单元的区域，在下文中均统称为县级行政区)。

2．1模型方法的选择

对于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方法，目前没有一套公认的技术流程与方法，各个模型的选用需根据研究的尺度和目的而定。国内外学者常用的方法包括因子分析法与聚类方法(包括层次聚类法与星座图聚类法［9］)、模比系数法［7］等，这些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在具体的模型选择上，分别应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星座图聚类法相结合的方法、层次聚类法、模比系数法进行了实验性的计算。结果表明:因子分析法与星座图聚类法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层次聚类法所计算的最终结果均与各类文献以及经验认知表明的京津冀乡村地区发展现状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不适用于本项研究。因此，本研究最终选用了模比系数法进行京津冀乡村经济发展程度的划分，采用求三次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作为临界点的方法进行主导产业类型的判定，之后将两个判定结果相结合确定乡村经济类型。这两种方法的共同优点在于进行跨年度比较时相对意义明显、直观性强，而且计算相对简易。

2．2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综合评判

2．2．1评判指标的选取。在指标选择上要确保所选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可对比性以及指标间的独立性，应将货币价值量指标和实物量指标相结合，用尽可能少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客观反映乡村经济发展的程度。根据以上原则，选取了3个指标表示乡村经济的发展程度。①农民人均纯收入:主要用来衡量农民的富裕程度，这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②乡村全员劳动生产率:主要反映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效率，对反映乡村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具有比较明显的指针意义。③乡村人均用电量:电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同样电力消耗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乡村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目前，社会各界经常会对一些统计数据有所质疑，但电力消耗量常常以统计客观而被广泛认可。

2．2．2划分方法。对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域、4个不同年份的乡村经济类型进行划分。由于要对空间轴上的格局分布与时间轴上的演变趋势进行评判和分析，将175个县级行政单位4年的数据统一进行划分，共涉及相当于700个县域的样本，价格单位采用1994年不变价格。划分方法采用模比系数法，其步骤如下。①分别计算各样本的农民人均收入X1、乡村全员劳动生产率X2和乡村人均用电量X3的算术平均值(X1，X2，X3)。②计算各样本各指标的模比系数，公式为Kij=XijXj。(1)式中:Kij为第i(i=1，2……700)个样本第j(j=1，2，3)个指标的模比系数;Xij为第i个样本第j个指标的指标值;Xj为第j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③计算各县域的模比系数:分别赋予3个指标相应的权重，乡村人均社会总产值(w1=1/3)、农民人均收入(w2=1/3)、乡村人均用电量(w3=1/3)，根据下式计算各县域的模比系数Ki=∑3j=1wjKij，(i=1，2，……700;j=1，2，3)。(2)式中:Ki为第i个县域样本的模比系数;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④确定划分区间:对700个县域样本的模比系数进行分级，其5级的划分临界点和判别乡村发展程度的数值区间。

2．3乡村产业结构类型的判定

产业结构是反映乡村经济基本性质和特征的重要标志。按主导产业类型将乡村分为专业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其中专业化发展型又可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和商贸业主导型，综合发展型指乡村的一、二、三次产业中没有比较突出的产业部门主导，3个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也较为均衡。对于乡村主导产业的判定，其方法步骤:①计算样本中每个县域的乡村一、二、三次产业占乡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②计算乡村一、二、三次产业占乡村社会总产值比重的均值和标准差，如果某一县市乡村的某一产业在乡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则该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11］(表2)。③根据计算结果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贸业主导型、综合发展型，划分主导产业类型的取值范围。

2．4乡村经济类型命名与判定的方法

乡村经济类型的命名可分为单一命名法与复合命名法，本研究使用两阶段的复合命名法，具体来讲，采用“发展程度+产业类型”来对不同的乡村经济类型进行命名。在发展程度上，将不同的发展程度划分成5级，即:发达型、较发达型、中等发达型、欠发达型、不发达型;在产业类型上，按照主导产业划分为专业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专业化发展型又可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贸业主导型。将两类划分相结合，在理论上就可以得到20种乡村经济类型。#p#分页标题#e#

3乡村经济类型时空格局的演变

根据前述的研究方法，对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乡村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主导产业类型进行评判，可得到该地区不同时段的乡村经济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以及1994—2009年间的演变趋势。

3．1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乡村地域的时空格局演变

从计量结果来看，总体来讲1994—2009年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其中，1994—1999年，不发达型乡村的数量明显下降，由占总县域数的54．8%下降到22．9%，其他各类乡村的数量则均有所上升，尤其是欠发达型乡村的数量上升较快，主要由不发达型乡村演变而来，这一时期则可称之为乡村发展的脱贫期。1999—2004年，不发达型乡村和欠发达型乡村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他类型的乡村数量均有所上升，其中中等发达型乡村数量上升较快，这一时期也可称之为乡村发展的成长期。2004—2009年，不发达型、欠发达型以及中等发达型乡村的数量均有所下降，而发达型和较发达型乡村的数量则有所上升，尤其发达型乡村的数量上升较快，这一时期也可称之为乡村发展的提升期。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乡村在空间分布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有以下显著特点。1)不发达型乡村从广泛分布在河北省全境逐渐向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西北部地区集中，之后范围逐渐缩小至张家口、承德部分县域。2)欠发达型乡村从分散分布逐渐向环京津的张家口、承德地区、保定西北部地区集中，这一地区到目前为止也是京津冀地区，乃至我国乡村发展相对落后的集中地。3)较发达型与中等发达型乡村的数量有所增加，其分布由分散向逐渐集中演变，目前主要集中分布在冀中南的平原地区。4)发达型乡村的分布主要从京津两市的市辖郊区向郊县扩展，之后连接为京津唐都市带一线，最后扩展到整个京津唐都市圈，其他城市市辖郊区也陆续成为发达型乡村，由此可见，城市化对乡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经济活力的提高促使城郊乡村发展的水平也比较高。

3．2不同主导产业的乡村地域时空分布及格局演变

1994—2009年，在京津冀地区不同县域的乡村中，专业化发展型与综合发展型各占其总县域数的份额基本相当但也互有增减。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综合发展型乡村数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1994—1999年，综合发展型乡村的县域从占总县域数的48．0%提高到60．6%，之后逐渐下降至2004年的54．3%，2009年的41．2%(表6)。对于专业化发展型乡村来讲，1994年农业主导型乡村占京津冀地区所有县域总数的37．1%，在各类专业化发展型乡村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逐渐减少，到2009年只有9个，占总县域数的5．1%。1994—2009年，工业主导型乡村的数量则逐渐上升，1994年乡村经济为工业主导型的县域只占总县域数的13．1%，而到2009年所占比例上升为33．1%。商贸业主导型乡村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94年只有3个县域的乡村经济为商贸业主导型，到2009年则有36个县域为商贸业主导型乡村经济类型，占总县域数的20．6%。从专业化发展型乡村总体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发展型乡村的数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其类型由农业主导型逐渐向工业主导型演变再向商贸业主导型演变，乡村产业类型从低层次的农业主导向经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竞争的选择下，按照相对比较优势的原则再次向更高层次的专业化主导型演变。1994—2009年，京津冀乡村主导产业类型区的空间格局演变总体特征:1)综合发展型乡村的数量，1994—1999年逐渐增多，之后又逐渐减少，空间布局上从相对发达或较发达的京津唐(廊)都市带的多数郊县以及河北省各个地级市的毗邻郊县，逐渐向远离城市的欠发达乡村地带以及张、承地区等不发达的若干地区扩散;2)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主导型乡村的数量开始逐渐减少，其分布从相对广泛的分布向张、承地区西北部集中分布演变;3)工业主导型乡村开始逐渐增多，其分布从京津两个超大型城市的直辖郊区和近郊县，向其他大中城市直辖郊区和近郊县逐渐扩散，到2009年已有4个相对集中连片的工业主导型乡村地带，分别是以唐山市直辖郊区、保定—沧州市直辖郊区、石家庄—衡水市直辖郊区以及邢台市直辖郊区为中心的地区;4)2004—2009年，商贸业主导型乡村逐渐增多，分布则主要以京津唐都市带地区为主，同时一些具有地方特色产业的县域如丰宁、清河等县也转化为商贸业主导型乡村。

3．3乡村经济类型的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

从各年度乡村经济类型的数量状况来看(图1)，1994年共有12种乡村经济类型，其中以不发达的农业主导型、不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以及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乡村的县域数量较多，其比例占总县域数的78．86%。到1999年，上述3种乡村经济类型所占县域的数量仍然为各类乡村经济类型的大多数，但绝对量有所下降，其比例占总县域数的58．29%。2004年，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中等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中等发达的工业主导型以及发达的商贸业主导型所占比例较大，分别占总县域数的28%，13．14%，13．14%和12%。到2009年，以上4个乡村经济类型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同时，发达的工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量显著增加。从1994—2009年乡村经济类型的数量、种类结构的演变来看，乡村经济类型的多样化在逐渐增加，从县域数最多的前两种乡村经济类型来看，1994年有64%的县域乡村集中分布在数量最多的前两种乡村经济地域类型，到19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6．29%，到2004年进一步下降到41．14%，而到2009年为32．57%，表明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乡村经济类型的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各地乡村通过发挥当地优势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经济类型。从各乡村经济类型的分布以及演变来看，以下区域在演变上具有相对一致性:1)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西部地区的若干县域，其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化较为缓慢，从1994年的不发达的农业主导型，到2009年逐渐演化成以欠发达的农业主导型或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乡村为主导的乡村经济类型结构，乡村经济总体上仍然较为落后;2)京津唐都市带所辖的县域乡村演化普遍较快，到2009年基本在全区域形成了以发达的商贸业主导型或发达的工业主导型为主体的乡村经济类型结构。3)河北省的各个地级市的市辖郊区及其毗邻县域发展演化也较快，例如石家庄市辖郊区、保定市辖郊区、沧州市辖郊区、邯郸市辖郊区等都普遍从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或工业主导型向发达的商贸业主导型或发达的工业主导型演变。4)冀中南地区除各个地级市的市辖郊区之外的平原县域，其发展演变介于前三者之间，这一地区大部分县域都是从不发达的农业主导型或不发达的综合发展型，逐渐向中等发达的综合发展型或较发达的综合发展型演变。当然，这一地区也有少部分县域能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向较发达的工业主导型或商贸业主导型演变。这4类地区基本构成了京津冀乡村经济类型的结构板块，因此，在未来的乡村区域政策制定中，应该将上述4类地区划分成4类政策类型区，以利有针对性地扶持当地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p#分页标题#e#

乡村产业发展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评价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2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有38个县市，其中12个地级市市区，26个县级行政单元，考虑到县级地域单元与市辖区的乡村发展差异性较大，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选取其中的26个县级行政单元的10个社会经济指标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对2011年《江西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相关指标的计算。

（二）研究区域概况

2010年末，研究区域内26个县的年末总人口为1399.8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为1235.3，占总人口的88.25%；第一生产总值为4169643万元，占全省第一生产总值的34.58%，其中粮食总产量为919.5万吨，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81.68%。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资源占全省总量的50%左右，水资源占全省的40%，其主要的农产品产量在全省拥有绝对的优势，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和商品棉基地。

（三）分析方法

1.构建指标体系。乡村性衡量指标的选取应充分反映乡村发展水平并充分体现乡村功能及其变化趋势。因此，在依据指标选取的综合性、代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区域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水平四个方面选取乡村人口比重、农业与非农业产业产值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农地产出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公路密度、网络覆盖率、人均GDP、人均工业总产值、农村居民收入10个指标作为乡村性评价的指标。在这10个指标中，根据其值对乡村乡的影响分为正负指标，其中，正指标表示其值越大乡村性越强，负指标表示其值越大乡村性越弱。

2.计算方法

①指标的处理：由于各指标所代替的涵义不同，因此存在着量纲上的差异。在做乡村指数计算时首先要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主要采取阙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指标）

（负指标）

式中，S代表各指标标准化值；x代表第i个指标数值，i=1，2，3...；xmin代表该指标最小值，xmax代表该指标最大值。

②指标权重的确定：由于评价指标中的各项指标量纲不同，不宜直接比较其差异程度，因此，采取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值。计算公式：Vi=i/，式中：Vi表示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i表示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表示第i项指标的平均值。各项指标的权重值为： Vi/

③乡村指数的计算：采用线性加权方法计算乡村性指数，以反映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乡村性的强弱。

计算公式为：

式中：w代表指标的权重；S代表各指标标准化值；RI代表县域乡村性指数，其值越大则乡村性越强。

表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性评价指标

二、结果与分析

（一）乡村性指数测算结果及分析

基于构建的乡村性指数公式，计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6个县域单位的RI，结果显示：26个县域的乡村性均值为0.57，说明了农业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关系到整个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乡村性指数的标准差为0.14，说明了县域尺度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性与均值的离散程度不大，差异性不显著。

根据Arcgis提供的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把相似性最大的乡村性指数分在同一级，差异性最大的数据分在不同级，将县域尺度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性划分为5种不同的类型：乡村性弱的区域（0.39≤RI≤0.41），乡村性较弱区域（0.41

（二）乡村发展类型

乡村的发展是以产业为载体的，因此采用产业发展现状来划分县域乡村发展类型是自然选择。本文主要通过计算三次产业产值相对比重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作为乡村发展类型的划分指标。一般情况下，某县域某项指标超出该指标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就判定该县域的乡村发展被某项指标所主导。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第一、二、三产业产值的相对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18.08%、55.76%、26.16%，标准差分别为7.46%、12.02%、7.59%，计算得出三次产业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分别为25.54%、67.78%、33.75%。据此，构建划分乡村发展类型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指标体系

1.第一产业主导型

第一产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指数RI>0.58的地域占到100%，包括乡村性较强中的余江县和乡村性强中的都昌县、鄱阳县、余干县，主要分布在鄱阳湖的东部地区。都昌县、鄱阳县、余干县处于滨湖平原区，水域面积宽广，水产养殖业具有优势明显，2010年，渔业在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32.85%、30.97%、42.25%。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并转变为经济优势，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扶持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2.工矿业主导型

工矿业主导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指数RI

发展主要以矿产资源为依托，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大力发展工业园，形成了一定的产业格局，但生产的工业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应该加大科技投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3.商旅服务业主导型

商旅服务业主导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指数RI>0.5的地域占到100%，包括乡村性中等的安义县、乡村性较强的星子县和乡村性强的永修县。其商务旅游及其它服务业发展比其他产业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有效地实现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其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较为落后，处于初级层次。因此，要着重提高其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完善旅游设施，规范经营，提高服务人员职业技能。

4.均衡发展型

均衡发展型乡村发展类型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占61.54%，但在不同县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18.75%，主要是万年县、高安市、彭泽县。乡村性中等的地域占31.25%，主要是武宁县、东乡县、瑞昌市、九江县、新干县。乡村性较弱的地域占37.5%，主要是丰城市、樟树市、浮梁县、进贤县、新建县、德安县。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2.5%，主要是南昌县、乐平市。对于这些地域的发展应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三、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乡村性指数（RI）衡量公式，对县域尺度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该区域范围内乡村性整体上差异不大，大部分区域处于乡村性较弱和乡村性中等范围，但是邻近鄱阳湖的县域，如鄱阳县、都昌县、余干县，具有很强的乡村性。

本文根据三次产业产值的相对比重分别将其划分为第一产业主导型、工矿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26个县域中，均衡发展型最多，所占比重为61.54%，其次是第一产业主导型，所占比重为15.38，%，工矿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业主导型最少，所占比重均为11.54%。

乡村性指数可以反映同类及不同类乡村发展类型的乡村发展差异。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可能会具有相近的乡村性指数值，亦即具有大致相同的乡村发展水平；而同属一乡村发展类型其乡村性指数差异明显，即乡村发展程度差异可能较大。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第一产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8） 的地域占到100%； 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弱（RI≤0.5） 和居中（0.50< RI≤0.58） 的地域分别占到66.67%和33.33%； 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66.67%和33.33%； 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8.75%，乡村性中等的地域占到31.25%， 50% 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较弱。

由此可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要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区内政策支持力度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其不同的类型，正确选择和构建产业发展模式，对乡村发展要素流动的合理调控和优化配置，促进乡村产业与就业的顺利转型；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提高乡村农业现代化水平，以此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2010[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2]龙镂花，刘彦随，邹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J].地理学报，2009，64（4）：426-434.

乡村产业发展总结范文第3篇

在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农村经济主要包括农业和乡镇企业两个部分。与此相对应，农村国内生产总值也近似地被认为是农业增加值与乡镇企业增加值两者之和。按照这种核算方法，笔者可以得到1996～2002年度我国农村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1996～2002年，我国农村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有些变动，但基本上保持在46％以上。也就是说，我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有，将近一半是由农村创造出来的。笔者对这一结果表示怀疑

1.从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上看，农村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46％以上是不可能的。在1978年改革以前，我国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当时资本稀缺的发展阶段上推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政府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投资成本，即压低资本价格、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在低工资条件下，要保障劳动者自身的再生产，相应地需要压低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价格。为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首先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即垄断农产品的定价、收购、运输和分配。其目的是以低价格获得基本农产品，并以低价分配给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和城市职工。换句话说，政府压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相应地将负担转嫁给农业部门和农业生产者。所以，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改革以后，虽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有所放宽，但是，大力发展城镇经济的基本思路仍未改变。这一点无论从优惠政策、资金投入还是从城镇经济的发展状况上都可以看出。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会逐渐向城市转移，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城市带动农村。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农村经济和城镇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基本上是持平的。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我国城镇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何在呢？所以，从我国的发展战略上看，农村国内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46％以上是不可能的。

2.从我国城镇化进程来看，我国农村国内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一直保持在46％～48％这样一个较高的范围之内。虽然我国城镇化从总体上说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仍在逐年提高，而且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增长率上看都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逐年增长。这说明，我国城镇化速度是逐年加快的。在这种情况下，若农村国内生产总值仍保持为国内生产总值一定的百分比，那么，就会出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高于城市居民的现象。但是，实际情况与上面的推论恰恰相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增长率都比城市居民低很多。从城镇化进程来看，我国农村国内生产总值不可能保持为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例，而应是逐年下降的

3.从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来分析，我国乡镇企业不应全部计入农村经济范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乡镇企业出现了飞速发展的势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其增长率更是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乡镇企业已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那么，是否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可以归入农村经济的范畴呢？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定义，乡镇企业是指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其范围包括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联户办企业、户（私营、个体）办企业，以及这些企业之间或者这些企业与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联合投资建立的企业。从定义来看，似乎乡镇企业应全部归入农村经济中，但是，从实际数据中笔者却无法得出这一结论。

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基本上保持在50％左右。以2002年为例，当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51.1％；同时，笔者注意到，在第二产业中乡镇企业的增加值也具有相当规模，约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47％。按照这个数据，笔者可以得出结论，若将乡镇企业全部归入农村经济，那么，我国农村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城镇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基本上是持平的。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2001）中公布的数据，虽然我国80％的乡镇企业分布于自然村落中，但在这些乡镇企业中，乡镇办企业的平均就业人口约为68人，村办企业平均就业人口约为24.9人，联户办企业的平均就业人口约为9.6人，个体私营企业的平均就业人口约为6人；而且在这些乡镇企业中，技术装备停留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水平的企业占大多数，在偏远区县的乡镇企业尤为如此。另外，有关文献（彭玉生，1998）表明，环绕城市发展的乡镇企业得益于城市的技术溢出和城市的扩张，所以，大城市的郊区县比偏远县在乡镇企业发展上更占绝对优势。这样，笔者认为，可以推论出我国大部分大中型的乡镇企业设立在城市周围的区县或乡镇。同时，考虑到近几年我国的城市扩张和很多大型乡镇企业进入城市进行“二次创业”，则我国有相当一批大中型乡镇企业已进入城镇发展，其产值也应相应地计入城镇经济的范畴之内。所以，不应将全部乡镇企业计入农村经济的范畴之内。

也说明了我国农村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推算出现问题的原因，即在核算过程中，将乡镇企业统一划入农村经济的范畴，从而造成过高地估计了农村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实际贡献，也夸大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这对于正确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是极为不利的。

二、我国农村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贡献

采用生产法来推算我国农村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将乡镇企业全部归属于农村经济的范畴，使农村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贡献被高估了。现在，笔者用另一种方法，即收入法来计算我国农村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定义，纯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中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其计算方法为：

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调查补贴-赠送农村外部亲友支出

纯收入主要用于再生产投入和当年生活消费支出，也可用于储蓄和各种非义务性支出。从纯收入的定义笔者得出结论：可以通过计算当年的农村人口纯收入，再加上农业各税之和来近似地估算我国农村国内生产总值。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农村库存的化肥、农药和种子的费用不计算为当期费用支出，所以，应从上面计算得到的总值中除去。版权所有

根据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1996年）数据，我国实际耕地面积为19.5亿亩，按复播指数为150％计算，我国的耕地面积可计为31.2亿亩（高祥照等，2003）。根据普查结果，我国农药施用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67.28％，那么，可以得出我国农药施用面积约为21亿亩。另根据农业部有关数据，近十年我国每亩耕地施用农药约为2公斤，其中，杀虫剂占62％，杀菌剂占21％，除草剂占17％。按照2002年当年各类农药的价格及施用比例，可以近似地计算出每公斤农药价格约为28元，即每亩耕地农药施用费用约为56元。

在我国，由各专业院所培育的各类农作物种子由于出苗率高，产量大，已经得到广泛使用。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和实际调查初步估算，2002年，我国每亩耕地的种子购买费用约为35元。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种子价格指数的数据，这里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来表示每年种子价格的变动。

每吨平均的化肥施用费用可以根据各种化肥价格和使用指标大致折算出来。化肥主要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四种。氮肥主要有尿素、碳酸氢铵等几种。我们可以查得，2002年，尿素的市场均价约为1400元/吨，碳酸氢铵的市场均价约为445元/吨，尿素的含氮量为46％，碳酸氢铵的含氮量为17％。通过计算，可以得到每吨氮肥（折纯量）的价格约为1300元。根据当年的化肥价格可以类似地推算出每吨磷肥（折纯量）的价格约为2650元，每吨钾肥（折纯量）的价格约为2800元，每吨复合肥（折纯量）的价格约为1900元。这样，就可以得到2002年当年的化肥施用费用约为785亿元，那么，也就可以得出当年的化肥平均价格约为1809元／吨（折纯量）。

我国近几年农村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数量虽然在增加，但是，按可比价格计算，其增长率一直较低；同时，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是逐年下降的。而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城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8％左右。城镇经济的增长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种关于我国农村国内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乡镇企业所属范围的确定。由于采用生产法时将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全部计入农村经济的范畴，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我国农村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贡献。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乡镇企业都应计入农村经济，计入农村经济的只是部分乡镇企业，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减少。

正确评价农村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是有实际意义的，它是制定相应农村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之一。我国一直把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作为带动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龙头，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并没有使我国农村人口的收入相应地发生较大程度的提高，其原因在于，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的部分归入了城镇经济的范畴。所以，虽然我国的乡镇企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其主要作用是推动城镇经济的增长，而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

乡村产业发展总结范文第4篇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272.8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1.42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具统计，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2000年为760元，到2005年底达1100元。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技术设备，仅1978—1998年20年间，乡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贡献更加突出，仅2000--2005年期间，乡村企业支农补农及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累计达780亿元。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乡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呢?在解释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长，关键的就是它能够利用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农村积聚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恰是乡村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关资料显示，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相比，乡村企业消耗的劳动力更多，从1978—1996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比较来看，在多数年份中，乡村企业中的工人人均净资本存量一直不到国有企业的20%，但就每1000元产出所雇佣的工人数目来说，乡村企业却是国有企业的好几倍。显然，乡村企业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乡村企业大多是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同时，由于乡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械操作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这使大量农村低文化素质的过剩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数乡村企业中，既没有实行高水平技术的可能和条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术的入手，即使有些乡村企业需要一部分技术人才，在1984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并带动了相应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数乡村企业可以通过高薪、重奖、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进。无疑，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象，为什么在此之前，乡村工业没有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呢?尽管乡村工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对企业的启动以及企业扩大所需的资金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特有的，它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工业化，因此，来自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极少。在融资渠道方面，乡村企业向国家银行的借贷十分有限。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1996年间，在乡村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的正规银行贷款总额中，乡村企业的贷款额仅占10%。可以说，乡村工业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具统计，从1978—1984年，全国粮食增产33.6%，棉花增产18&9%，油料增产128.2%，经济作物及其它农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18.3%，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增产的农产品和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都掌握在农户手中，这些农业剩余一般通过四种渠道转化为乡村企业的投资：一是有条件的农户在增加消费之外将一部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投资，兴办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户办企业；二是以乡村企业为主体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农户的农业剩余用招工集资、本厂职工集资、社会招股集资等形式集中起来，作为乡村企业的铺底资金或扩大资金；三是通过农户储蓄存款的方式，将一部分农业剩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再由金融组织贷款支助乡村企业；四是以家族亲朋信任或农户之间合约为前提的民间借贷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村企业的资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在融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乡村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以及外商投资。问题在于，20世纪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

乡村工业一经起步，就遇到了相对丰富的市场机会。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基本消费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从基本食品到各类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实行低水平的定量票证供应。这种市场的极不饱和状态为乡村企业的起步阶段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1978—1982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以年均5.8%和6.5%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1952—1977年3.0%和1.8%的增长速度。消费品市场短缺和居民购买力的迅速增长，为乡村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它们以低质廉价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进入到长期受到压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填补了由重工业导向型的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空缺。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工业从起步之日起就面对着市场竞争的环境。与国有企业不同，乡村企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只能从计划分配范围以外取得，它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在计划渠道以外通过价格竞争去销售，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被淘汰，乡村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国有企业大得多，企业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对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可见，乡村企业不仅以自身的迅速发展冲击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制度，而且运用市场环境带来的机遇不断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值得深思的是，消费晶短缺的年代长达30多年，乡村工业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不能利用市场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丰富的市场机会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三、制度变迁是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从廉价劳动力优势方面看，传统制度的压抑和制度创新的解放是这一优势能否发挥的根本性因素。如上所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在此之前乡村工业并未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众所周知，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多子多孙的生育偏好，加之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控制决策的重大失误，中国的人口以及相应的劳动力人口在巨大的基数上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有限性和农村现有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水平，养儿防老和对重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使农民理性地选择尽可能多的生育子女。在人口超高速自然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积聚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制度下，在“以粮为纲”的农产品结构条件下，被僵化的生产队管理体制牢牢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他们不仅没能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优势资源，相反造成了农业自然资源的超重负荷，大量活劳动强制性追加投入，导致种植业边际效益递减。显然，在改革之前，农业内部已经蕴涵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即将大量滞留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1978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大大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人身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然而1984年以前制度尚未解体，各种阻碍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制度尚未拆除，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与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迫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中寻找农业以外的新出路。国家在坚持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的前提下，放宽了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乡村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见，改革之前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剥夺了他们退出农业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各种制度障碍逐渐被拆除，才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得以发挥。

乡村产业发展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 转型 升级

自20世纪80年代末深圳举办荔枝节开始，我国现代乡村旅游的发展已有20多年的时间。在这20余年中，全国各地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特别是自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出之后，乡村旅游被列入各级政府的发展议程与重点扶植对象，发展更是迅速。实践证明，乡村旅游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确作用显著。但也不可否认，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在经过了一轮较快的发展之后，遇到了一定的瓶颈，急需从粗放型（外延型）到集约型（内涵型）、规模型（数量型）向效益型（质量型）、观光型向休闲型、体验型转变，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时期我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节假日的增多，带薪假期的推行，旅游业发展契机良好。在近距离出行规律的作用下，城市居民的出游频繁的指向郊县，40cYo以上的目的地是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乡村旅游更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2006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全国范围内乡村旅游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为推进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2006、2007年国家旅游局分别把当年旅游发展主题定为“中国乡村游”、 “中国和谐城乡游”。2009年国家旅游局又推出“国民休闲计划”，同时，各个地区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惠农政策，不仅奠定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基础，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各地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据测算，2008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4亿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超过600亿元，约占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23()0和8%。

有学者认为我国乡村旅游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资源特色导向时期、农业产业带动时期、政府政策驱动时期，最终进入了现在的市场需求导向时期。但与乡村旅游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乡村旅游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数量多，质量差，产品雷同，经营粗放，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需求的变化。200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将“转型升级”、 “转型增效”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使旅游业转型升级成为我国旅游业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乡村旅游电不例外。而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深入，金融危机带来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旅游产业自身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尤其是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面临新的目标、机遇和挑战。在上述背景下，问题的解决和新目标的实现最终都离不开乡村旅游的转型与升级。

二、新时期我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各地区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很多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普遍存在总量规模大、单体规模小，相关产业发展不配套，导致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低和经营的“飞地化”；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各地盲目建设，造成了多数乡村旅游产品结构单一、形式趋同，甚至乡村性丧失；管理、协调与监督缺失，社区参与不够，利益分配不公，导致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和谐和环境污染的加重；农民投资能力有限、市场意识淡薄、营销力量有限，造成乡村旅游的营销手段单一、营销水平较低；人才引进难，教育培训少，导致乡村旅游服务质量低下等。在这种形势下，乡村旅游要转型升级，必须特别关注如下问题：

（一）产业层面的问题。从产业层面看，目前我国乡村旅游普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产业功能单一，各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过分看重乡村旅游的经济功能，一定程度上怱视了其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乡村旅游作为复合型产业的作用；第二，本地产业链过短过窄，产业间横向合作少，融合程度低，导致产业发展水平低，旅游漏损大，广大农村地区受益有限；第三，各地尚未形成协同管理机制，专业合作组织不健全，导致乡村旅游发展中，管理体制不顺，支持力量分散，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二）产品层面的问题。首先，各地乡村旅游产品结构单一，功能简单，基本停留在观光、采摘、垂钓等初级阶段，未能形成深度开发的系列产品体系；其次，各地乡村旅游产品特色差异不明显，基本呈现产品雷同、内容泛化的局面，尚未形成品牌效应甚至很多地方在开发过程中，一味追求标准化、现代化，乡村性丧失殆尽；再次，产品开发中，受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产品质量一直是乡村旅游的一大痛处，严重影响着其长远发展。

（三）市场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当前国内乡村旅游的服务对象基本为本地居民，外地游客和国际游客很少，市场结构单一；另一方面，与传统的旅游景区相比，大多数乡付旅游产品知名度有限，乡村旅游地分布比较分散，旅游企业经济实力不强，网络建设滞后，因此，乡村旅游产品在营销过程中，基本处于等客上门的局面，即使有点简单自我营销，也是各自为阵，难以形成气候。

（四）专业合作组织层面的问题。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组织发育时间较短，基本以政府主导为主，行政色彩浓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类型较少，而且组织形式松散，自我生存发展能力较差。同时，受合作组织参与者、乡村旅游经营者文化水平低、 “小农意识”强，以及做组织内部本身管理机制也不健全等因素影响，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组织稳定性差，合作局限越来越凸显。

（五）教育培训层面的问题。由于乡村地区较城市条件差，长期以来，乡村旅游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人才引进难、教育培训落后的局面，导致乡村旅游服务水平低、服务意识差。尽管这—问题旱已为业界和学界多认同，但受资金、规模、意识等制约，对现实及潜在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往往部是临时抱佛脚，难以形成制度，形成体系。

三、对新时期我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建议

（一）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层面的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产业功能的转型与升级。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除了关注其创收、吸纳就业等基本经济功能外，还要深刻挖掘乡村旅游业作为一项特殊产业的多重功能和综合作用，实施功能多元化取向，由经济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变。2产业结构的转型。实践证明，产业融合是实现乡村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旅游产业的独特性质使得旅游产业不仅能够带动诸多产业发展，而且也能够和诸多产业一起融合发展，当前实施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战略主要有两种路径，印“泛休闲化”和“广服务化”，3．产业链的本地化和纵深化。产业链的本地化和纵深化是指利用农村本地资源包括各种原材料币门人力资源等，以旅游业为龙头，优化配置相关产业，在本地生产和销售产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最大限度地使旅游收益留在本地，避免乡村旅游经营的飞地化：4产业运作方式的转变；要将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运作方式转向多产业融合的政府——市场化(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整合现有产业链，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管理机制，协调各方利益，加强域内外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