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史记》文学批评金圣叹评点

一、关于《史记》文学批评的发展

《史记》的文学价值的发现比其史学价值发现得晚。学界普遍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的真正研究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关于《史记》的研究出现高峰，有大量的史评与史抄，还有各类辑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凌雅隆的《史记评林》。王世贞曾为其作序，将《史记》评价为“良史至文”，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一样重要，要两方兼顾。而之后的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更是独辟蹊径，为《史记》的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新方向，其将《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与《水浒传》《西厢记》《庄子》《离骚》《杜诗》并列。而《史记》研究与评点在明代之前也从专门的史书研究向文学作品研究过渡。两汉之际，《史记》研究与评点还更多地站在历史叙事的角度，关注的主要还是史笔，不是文笔。但是也有个别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认识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比如班固在其《汉书•公孙弘等传赞》中曾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款；……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其余，不可胜计！”①此处班固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归于一类，重点突出了《史记》的文学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唐朝时期，《史记》的史学地位确立，《汉书•艺文志》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而《史记》的文学地位也正在提升。韩愈等文学家们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出效仿先秦两汉的散文，其中就提到《史记》的文学价值。古文运动将《史记》作为学习的模范，但是这种模仿与学习功利性还是很强。同时唐朝人也同样注重学习《史记》的文风，唐朝恢弘大气，注重修史，同时也喜爱《史记》壮阔的风格。柳宗元称赞《史记》文章“峻洁”，韩愈评其“雄深雅健”。宋代开《史记》文学评论风气，从文学角度点评《史记》，研究其表现手法、文学形象。欧阳修是师法《史记》最经典的人物，苏轼曾经评价其“记事似司马迁”。而苏洵发现了《史记》经典的“互见法”，即在本传中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展现此人物的其他性格。北宋文人马存长于史论政论，写就《赠盖邦式序》中重点探讨了司马迁游历经历对于《史记》文风的影响，其中的“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的观点影响了后代的《史记》研究。元代是久负盛名的戏曲时代，《史记》中的故事与传记被改编成戏剧，在当时有助于史记中的文学历史知识的传播。元代是少数民族执政的时期，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做《史记》研究的不是很多，没有著名的专著出现。明清时期“《史记》热”形成。如上文所说的明代的史抄与史评风靡一时。原因之一就有明代前后七子派与后来的唐宋派提倡的不同程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对于《史记》文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金圣叹，其研究《史记》的方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圣叹将《史记》这样一本大众眼中的史书，当作一本小说来阅读，来点评，将其观点收录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在《史记》评论界有不小的影响。

二、金圣叹评点《史记》

金圣叹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点评了《史记》中的五篇文章的节选，分别是《项羽本纪赞》《孔子世家赞》《伯夷列传》《酷吏列传序》《太史公自序》。金圣叹将《史记》当成小说来解读，将《史记》的文学价值放大，并且其评论方法也是前人的集大成者。之前的凌雅隆、李贽等也对《史记》的文学批评研究有一定的建树，而金圣叹则直接将其列为“六才子书”之一，提出了惊人的见解并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其研究《史记》的方法着重于文学笔法，不看重史学笔法，让人耳目一新。金圣叹在《项羽本纪赞》中做了如下评点：“此断项羽全不师古，其亡固宜。只是起于暴兴，却是何故？凡作一扬三抑。注意正在豪杰‘不可胜数’句。言除却重瞳，更不可解。”②（《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原文中：“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字’，又闻项羽亦重瞳子。”③（《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此处评点认为《项羽本纪》通篇声势浩大，但是在夸奖项羽的时候，却只是说其目重瞳，此处运用夸张地手法言明司马迁写《史记》时使用的写作手法之一，夸张描写。原文中先写项羽“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号为霸王。”④此为评点中“一扬三抑”中的“一扬”，而后文紧接着叙述“……难已”这为第一“抑”，接着“……过已”此为第二“抑”，“岂不谬哉！”这“一扬三抑”，展现了《史记》叙述手法的高妙之处，描写人物时充分展现人物性格，让项羽这个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其文学价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又如金圣叹在《孔子世家赞》中评点：“赞孔子，又别作异样淋漓之笔，一若想之不尽，说之不尽也，所谓观海难言也。”此评点中专门指出司马迁善于炼字炼句，文章通篇布局，有理有据，情节以及发展顺理成章。原文中有：“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此句承上启下，是本段中的过渡句，此句前文写所见的关于仲尼的事物与景象，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而此句后引出关于仲尼的评论与所思所感，引发司马迁结合自身经历的感慨。全篇布局合理恰当，让读者阅读时有顺着台阶而上的寻觅之感，不会枯燥无味。除此之外，金圣叹还对司马迁写《史记》所寄托的感情进行了评点，认为其情感之深沉真挚，既体现在《史记》中的人物身上，又体现在行文的过程中。金圣叹赞美其隐忍以成就功名的深沉情感，并且对此类人物有着极高的评价：“弃小义，雪大耻”。在评价《伍子胥列传》中评点伍子胥“隐忍是烈丈夫”；并且在《越王勾践世家赞》中赞誉越王勾践隐忍成就大业。司马迁因为自身的经历所以对此类人物有极大的赞誉之情，这也是司马迁文化复仇，发奋著书，著书立说的体现。体现了《史记》中蕴含的情深似海。《史记》的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各朝历史，到金圣叹这一独辟蹊径的评论家，已充分让读者认识到其“无韵之离骚”的本质，《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其史学价值一样熠熠生辉。注释：①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256．②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③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④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167．⑤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8．

参考文献：

［1］宋秀秀．金圣叹评《史记》之“精”———金圣叹理论对阅读《史记》的启发［J］．宜春学院学报，2014（2）．

［2］刘贵华．金圣叹论《水浒》和《史记》［A］．《水浒争鸣［第六辑］———2000年水浒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范文第2篇

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 “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 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认为“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4]（P173）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弓召对古书行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4]（P17）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6]（卷7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其经意”，“传闻多谬”。[9](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0](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是因“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师培. 刘申叔遗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 黄山书社，2002.

[3]吴怀祺. 宋代史学思想史[M]. 合肥: 黄山书社，1992.

[4]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戴 震. 戴震全书（六）[M]. 合肥: 黄山书社，1995.

[6]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国书店，1987.

[7]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书目答问补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范文第3篇

一、本末倒置: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史

诗赋文章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明以前杂剧、传奇和小说都难登大雅之堂。《汉书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不能诗词唱和就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清末废除科举以前，学习古代文学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和提升艺术品位，那时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写作还是读书人的必备功课，学习唐宋诗词和韩柳古文有其实用价值，李杜诗歌和韩柳文章仍是揣摩的对象。甲午海战失败给士人极大的刺激，清末从朝廷到学界都唾弃沉溺词章的传统，看重经济的实用之才。京师大学堂开始甚至没有设置文学一科，不过很快就纠正了这一偏颇。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上呈的《学务纲要》中，觉得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因而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骄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五大洲文化之精华。①晚清词章之学虽然声名狼藉，但从庙堂制诰到个人应酬都离不开它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泛泛的欣赏，许多经典作家还是学子模仿的对象。白话文运动成功后废弃古诗文写作，古代的诗词文赋才成了文学遗产。

大学讲堂上受西洋风气的影响，过去学习文学时那种富于灵性感悟的文章学，逐渐让位于条贯系统的文学史。不过，1903年清廷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文章学与文学史并重，规定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诸子等，为中国文学门的骨干课程。只是这里的历代文章流别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大不相同，前者要求仿日本己有的中国文学史体式，后者则是溯历代文体的源流。林传甲不久就写出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在该著开篇便声言自己是仿日本桩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②晚清人在西方著述体裁而前己经乱了方寸，趋新趋洋渐成学界主流。林传甲这部《中国文学史》，有点像裹脚女人穿西洋短裙，现在看来真是土不土又洋不洋。但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一百年神州大地上每年都有几部甚至十几部中国文学史问世。当时士人只是把文学史作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拐杖，作为进入中国古代文学殿堂的入门书，编写中国文学史不过欲令教者少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则必须有此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之等级。③1906年，著名古文家和翻译家林纤代替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主文科教席。他所使用的自编教材《春觉斋论文》，体式上既与林传甲的文学史大不相同，教学宗旨更与林氏大异其趣其教学目的重在使学生作文乃无死句，论文亦得神解①，目的既然重在提高学生作文能力，他教古代文学也就重在让学生揣摩古文义法。书中第一章《流别论》取法挚虞讲各种文体的渊源和特点，后而几章分别讲古文的审美特征、古文应避免的十六种弊病、作文八种用笔法和四种用字法。同时任教于北大的姚永朴，他在北大的讲义《文学研究法》卷一开宗明义: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③林、姚都是通过作品谈义法、论意境、讲技巧，为此他们还编了《中国国文读本》《左孟庄骚精华录》等不少古代诗文读本。不管是阐述文体特征，还是分析诗文义法，抑或谈论艺术风格，他们都强调对作品的咀嚼讽诵和细腻感受。

稍后章门友人及弟子入主北大文科，与林、姚等人论学议政多有胡龄，这里有学术取向上的差异林纤、姚永朴尊唐宋古文，刘师培、黄侃崇六朝文章，也不排除人事关系上的纠葛骄体、古文本可取长补短，六朝、唐宋也并非水火不容。刘、黄学问渊博，林、姚体悟入微，不同学派和不同路数同系执教，对于学校而言可活跃学术氛围，对于学者而言可激发创造活力，对于学生而言可开阔眼界，可惜学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不同，最后变成了有你无我的党同伐异，直至桐城一派离开北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为北大教书时的教材，体例是传统学案与西洋文学史的揉合，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另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侧重各家文风技法的品味，二者因相互补充而相得益彰，既有史的线索又有文的评鉴。谁料斗转星移，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的成功，白话文代替了古文，更新一批学者又代替了六朝派，林、姚固然成了桐城谬种，六朝派也成了选学妖孽，他们同时都站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对立而。随着刘师培病逝和黄侃南下，北大成了胡适这批新学者的天下，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风气巫变。胡适本人反对文言文，在他眼中文言文和旧体诗都是死的文学，他倡导并力行整理国故，古代文学自然也属于国故之列。

被视为己经过气的国故，古代文学当然也就不值得青年学生模仿，李、杜、韩、柳更不会成为效法的偶像，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也就只关注古代文学知识的承传，而不重视诗文义法的学习，更不重视古体诗文的模拟和训练。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便逐渐从文学熏陶、典范模仿和写作指导，过渡到文学发展线索的掌握、文学常识的熟悉及文学研究能力的培养。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并不是教学生如何写小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也不是要教学生如何吟诗词;朱自清有名作《诗言志辨》，可他从不教自己的学生如何以诗言志，尽管他们本人都是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文系教古代文学的教师通常是作家、诗人兼学者，诗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家来教古代小说。1949年以后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能够亲自操笔的越来越少，从没有吟过诗的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的外行来教古代小说，这种师傅带出来的徒弟就可想而知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教育，基本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特殊门类，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⑥前三十年教育泛政治化越来越严重，1957年反右刚刚结束，1958年便来了学术大批判，各大学学生批判自己的老师反动学术权威。为了把红旗插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阵地，官方授意北大中文系学生自编了一套文学史，就是人们常说红皮《中国文学史》。稍后教育部组织游国等著名教授，在红皮文学史基础上集体编写了一套四卷本黄皮《中国文学史》⑦，与此同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编了一套三卷本《中国文学史》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后而这两套文学史是各大学的首选教材。就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贯穿哲学史一样，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也是贯穿这两套文学史的主线。它们在个别作家作品的论述上略有出入，但都是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评价古代文学优劣的重要准绳。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文学教育逐渐偏向史学教育，那么下半叶史学教育又变成了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渐渐弱化，前些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高，但重写的中国文学史框架基本没有改变，阐述风格一如往常，使用范畴大体照旧，只是增加了一些新术语而己。

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原来只是让学者稍傍津涯，文学史不过是学习古代文学的拐杖，借助文学史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演变成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学习中国文学史拐杖成了支柱，环变为小姐。现在不少大学中文系大多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讲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就是古代文学教育的必修课程，各种各样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是配合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用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作品选，直接就名为《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⑨这半个多世纪的古代文学教育本末倒置教师忙着编文学史，学生忙着背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被忽视，大多成了文学史附带的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

二、顾此失彼:知识的系统性 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

当然，绝不是说文学史这种体式一无是处，它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也更适应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容易控制时间和掌握进度，学生容易做笔记和梳理知识，也便于教师出题和学生考试。不过，近百年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逐渐成为学习中国文学史，主要还不是它在教学上的便利，而是它具有现代学术形态。较之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文学史似乎更加科学较之传统的诗话文话，文学史显得更加系统。在课堂上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文学教育上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都而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大众还是学者文人多由崇古一变而为趋新，取新法于异邦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倾向于文化保守的学衡派，也强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文化守成容易被视为抱残守缺。开一代学风的胡适反复强调科学方法，他两个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截断众流，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范式。这两部书都是当年北大哲学和文学教材，因而它们不仅在学术上的开山之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也开一代新风。仅就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而论，《白话文学史》可能连续影响了好几代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文化界和教育界，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正说明他影响的深远。将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并以中国文学史为主干，这种课程的设置首先是胡适在北大提出的。1937年主持修订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时，朱自清也认可胡适这样的课程安排: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比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⑩教育部1938年颁发的科目表中也特别注重和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⑩朱光潜、王了一、张守义等对这种课程设置当时就提出异议。朱光潜认为学习中国文学的重点，应是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经典名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偏重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朱光潜这种声音显然不合时宜，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应者寥寥。近百年来，中国主流社会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对传统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嗤之以鼻。连著名的文史学者郑振铎也觉得，自《文赋》起，到最近比，中国文学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文学，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地研究着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⑩诗话文话一类东西，在他眼中都只能算随意的鉴赏，没有形成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⑩，都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他认为无论是治学还是教学，都应该崇尚进化的观点和归纳的方法，因此，那些古旧的《红楼梦索隐》，《西游真诊》，《水浒评释》之类，却都是可弃的废材。⑩金圣那些评点著作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不去探求他所表彰的大著作《水浒》与《西厢》的思想与艺术的真价，及其作品的来历与构成，或其影响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评字注。⑩他尖锐地批评甚至辛辣地嘲讽古人诵读的方法:古文家们提倡古文义法，要以朗诵显示出文章的情态与神气来，于是便摇头摆脑的在一遍两遍的读。我们曾讥笑过这一类的古老无聊的举动，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陷于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险叩⑩

1949年以后大学古代文学教学，除了原来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外，又将政治的正确性放在首位。思想上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原则，艺术上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标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重估。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才是关键，艺术上的优劣倒在其次。很长一段时间里，课堂上与其说是进行古代文学教学，还不如说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尽管极左思潮早己成为过去，但中文系古代文学课堂上，宏大的叙事还是照样进行，高屋建领的阐释一如既往。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讲到辛亥革命以前的近代文学，教师勾勒古代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讲解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低谷，学生了解各朝代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知道哪些作家是现实主义，哪些作家是浪漫主义看起来非常系统和科学，实际上这种高屋建领不过是浮光掠影。浮光掠影式的跑马观花，一个学期四五十节课，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七八百年的文学扫一眼，老师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算是到此一游挣得了学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很少考虑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七八十年前中文系大学生，有的上大学之前受过私塾教育，有的熟读文史经典，有的可以写出漂亮的五七言律，对于古文基本不存在阅读障碍。他们己经诵读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再通过老师将各知识点连成线，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有其合理性。那时候中文系学生国学功底较深，大学也完全实行精英教育，胡适在本科生中讲整理国故的方法，在课堂上还能赢得满堂喝彩，这除了胡适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外，也说明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能与胡适心心相印。与当年学生的古文功底相比，如今学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文系学生水平没有做过调查，后三十年笔者在大学先当了近十年学生，接着当了二十多年教师，对这一时期大学生古文水平比较清楚。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之前，他们所读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可以说大多数人不能阅读古文，不少人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还以文学史为中心，只是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学生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次次考试都得了满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仍然了无心得。

民国时期古代文学教学中虽然重视文学史，但从1938年朱自清主持拟订的《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看，民国政府教育部向各大学下发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有: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段，三、四年级连上四个学期，每学期3个学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同样连讲四学期，分别选讲传统的经史子集，共12个学分:专书选读(选讲一种经书)、专书选读(二)(选讲一种诸子)、专书选读(三)(选讲《史记》或《汉书》)、专书选读(四)(《楚辞》《文选》《杜工部集》或《韩昌黎集》。还有历代文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历代诗选两个学期，共6学分。仅文选和诗选的学分就与文学史一样多，加上专书选读课，所用的课时多文学史一倍。选修课有:词选2个学分，曲选2个学分，小说选读3个学分，戏曲选读3个学分。各种作品选讲所用的学时接近文学史的3倍。另外，必修课中还有2学分的各体文习作，规定专习文言，选修课中各有2学分的诗习作和词习作。⑥

今天中文系本科公共课和其他课程挤压了古代文学许多课时，不少大学中文系本科古代文学必修课只上中国文学史，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作品只是在文学史课堂上附带讲到。有的任课教师要求背一点作品，有的教师可能不要求背，这样，学完了唐代文学史却没有系统读过李白、杜甫选集的人绝非少数，学完了明清文学史没有读过《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学生大有人在。对于古代文学原著，中文系不少学生既没有能力读懂，也没有兴趣去读。没有兴趣的原因是品不出味道尝不出肉的滋味还喜欢吃肉吗?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性。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史，虽然同为人文学科，虽然看起来都是中国和古代，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特征。学习中国古代史，熟悉安史大乱中兵变的细节，学生不能也无须去诵读历史事件，但学习白居易的《长恨歌》，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而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不仅需要知道当时历史背景，还需要重构当时马鬼骚的场景，要体验诗人对这一悲剧的感情，更要感受此诗的诗艺与诗境。学生要从纸而的文字体味纸背的诗情，要从诗歌的音韵走进诗人的心境，所以学习古代文学离不开理性的分析，更离不开情感的浸润。古代历史事件只有冷冰冰的时间地点，古代文学却饱含着喜怒哀乐的情感体温。学习古代文学就是与古人进行情感交流，古代文学的常识需要记忆，古代文学作品则需要体验，只有情感和审美体验才能激活古代文学作品，所以常识服务于体验让情感体验更深刻，让审美体验更细腻。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范文第4篇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山水风物的描述，探求了文化的灵魂与人生的真谛。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2022文化苦旅寒假读书笔记，欢迎大家来阅读。

文化苦旅寒假读书笔记1在这次短暂的节假日里，我读完了《文化苦旅》这本书，阅读时间虽短，但它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这本书中，绝大部分的文字都贯彻了这样一个主题：对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秋雨凭着他那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在《文化苦旅》中对许多城市、小镇和它的人文景观所蕴含着的文化底蕴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精神进行追溯、反问和思索。

凭借山水风物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是这本书的主调。在书中，作者对具体的山水名胜的风貌几乎不置一词，他的过人之处就是在点明某地之后，就以类似电影中镜头切换的形式凝造出浓郁而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进入直抒式的咏叹，这种咏叹以炽烈的情感和夸张的言词力求先声夺人。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古文化历史的种种遐想和议论，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不知不觉中接受余秋雨的文化底蕴、人文精神、心路历程等的影响。这种创作意念，始终贯穿于整部《文化苦旅》之中。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反复严厉拷问历史，其中，出现了很多悲剧事物和悲剧人物，却很少提及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反思，很少让人感受到其自身心灵世界的隐秘。也许是当代历史过于敏感，因此作者不敢越雷池半步?另外，在《西湖梦》中，作者又怎么知道"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外国的教堂不大多是建在喧闹的城市中吗?类似这样的议论，在书中还有一些。这不禁让人疑心，余秋雨在发表议论时，有时提出的简单问题反而把情况弄得复杂。

我觉得，凭借《文化苦旅》，余秋雨可以在新中国的散文占一席之地。虽然其中不免有矫情之处，甚至有硬伤，但那种思考与提出的问题却是无可回避的。尤其是其中对"健全文化人格"的呼唤。

文化苦旅寒假读书笔记2拜“伟大”的阅读课所赐，终于读完了《文化苦旅》。初读时，总觉得，纵然余秋雨先生认为写书“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然而作为一名读者，细品他笔下那字词句段，心间却升腾起轻松潇洒之感，并无所谓“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

沉浸江南小镇“大隐隐于市”的淡泊安定与自然;流连令一众大诗人大文豪心心念念的隐居圣地天柱山;享受那柔雅的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苏州。只看那温文尔雅的景，却也而已。

然而当从近乎机械的学习中解放出来时，却神使鬼差地跑了趟书店，捧回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苦旅》。

再捧起它，认认真真逐字逐句地品阅那些原本感觉轻松无比、让人卸下一身铅华的文章时，却不由得陷入了那些略显沉重的历史与无尽的思考中去。

走过敦煌，进了莫高窟。“看莫高窟，不是看一个死了多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多年的生命。”在这里，完全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朝圣者众多的圣地，却偏偏出了个王道士。从此，它蒙了辱，中华民族蒙了辱，但却正是王道士才使莫高窟文化大放异彩。中国文化何其多，却偏偏忽视了这座文化宝库，何其悲哀!

重读《文化苦旅》，感悟着实不少，却不能一一详述，只是：读《文化苦旅》，洗礼灵魂;寻千年文化，感悟古今。

文化苦旅寒假读书笔记3读了《文化苦旅》这一本书，这本书的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但是，在那一处处古迹的的背后却隐藏着人们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作者运其妙笔,，给我们的心灵写下了“震撼”两个大字……

道士塔—建于莫高窟。它的所属者王圆簏即使道士也是历史中莫高石窟的罪人，是他从外国“冒险家”手中接过极少的钱物，然后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也是因为他，如今敦煌研究所的专家们之得一次次确如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后走到放大机前······

大漠的荒芜，黄河文明的盛衰，清丽凄迷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风情万种的古城风貌与历史渊流，余秋雨先生在心灵的旅途，以一位文化学者精准独特的视角，凭借丰富的文化感悟力与艺术表现力，再现了匿藏于时间底端的深刻思考，开展了一场山水风物与历史精灵的远距对话。

这本书，粗看只是描写神州大地上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但当你细细品味，却会发现一段不一般的历史，或是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当然，这些精神并不见得全是如何的慷慨凜然，如何的使人崇敬，但它们很真实，很贴近生活。

在山水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这便是我读《文化苦旅》获得的烈的感受。或许，我还未完全领悟作者的深意。或许，我还未真正读透这本书的内涵。然而，《文化苦旅》一起苦苦的悲怆奏响了时代的绝响，警世亦憾人!

文化苦旅寒假读书笔记4初看到《文化苦旅》的目录时，我以为是游记一类，只是莫名奇妙游走在这些山水间怎么能称作“苦旅”呢?读起来才知道书中的足迹都是些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足印的地方，这些山水已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了。

我跟着余秋雨的足迹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武侯祠、都江堰、三峡，再到天柱山、天一阁，最后的落脚点竟是东南亚的埋葬日军的坟地。我被作者带领着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心情不仅仅是沉重、还有寒冷、忧伤、沉默、悲愤。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的博大文化竟经历了这么多的沧桑与悲苦!阅读此书我不仅获取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被作者带领着一起思索和感悟。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已不是潇洒飘逸传统散文了，而是充满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沉思录。

还记得初读《道士塔》“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读到此处，我和作者一样要高喊：“我好恨!”，我恨愚昧无知又贪婪的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就拱手送走了国宝，我恨清朝官员没有历史、文化的责任感那么目光短浅，我恨外国冒险家用“童话”对我国进行的文化掠夺，恨自己未能早生几百年??我恨即使我早生几百年却也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场。擦干泪，我才知道生在今天的我们对祖国文化肩负着的历史责任。也许作者想告诉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也许想借历史告诉我们肩负的责任，正如《风雨天一阁》结尾叙述的：“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我也在问着自己。

文化苦旅寒假读书笔记5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边回味心酸史边唾骂历史罪人的人们是否真曾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我一直以来欣赏懂史且敢于评论批判历史的学者，而也同时认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余秋雨先生是无数学者中的豪杰，他的《文化苦旅》是万千部文史学散文著作中最为出色的上品。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夺得首奖。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他也曾在本书中像许多知青学者样深情感叹，但同样的感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韵味也相差甚远。正如他所说的一样“我也可以年轻”，他的人生是富有弹性的，他总是秉持着少年的激情，享受着老年的清闲度过他充实的中年时光，所以，余秋雨先生无论何时都是个混合体。因此，他的文章，也永远夹杂着不同感觉的口气。如他对中国文化日益沦陷丧失的悲伤感慨，就饱含了年轻人对不满的辱骂，中年人对世事的无奈和老年人沧桑的惋惜。

也许有些的观览完全无心，但撰成此书的灵感源头绝对是有意的。很明显，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尘封点。在如今这个弘扬我国绚烂文明的蓬勃时代提出这样的悖论观点，自然更引人注意深思。中国古老的文明曾在古代创造过盛世，人们为了保留住曾经繁华便将绚烂的文化代代相传，陆续建造了莫高窟，都江堰等大型建筑，就连普通的牌坊，藏书楼也印有文化的痕迹。但人们的理想总是好的，而岁月却是逆人而行，变故也是层出不穷的，人们再想保存下来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极限还是会被时间冲走，虽然也有些是出于人为，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历史的上的空白。有些历史尘埃的东西是留不住的，不少学者在哀伤的挽回，总痛心的活在不属于他们的曾经，便永远无法活着走出来。因此，“正视过往与当下”，便是我从此书中悟出的一个当前重要的课题，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余秋雨先生的研究与警世主题。因为，只有能真正认清历史风云的人才能在顺应历史车轮的基础上印出自己的车辙印。

抽一枝柳条，折一只桃枝。品一杯清茶，看一本好书。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范文第5篇

[关键词]速记 应用语言学 起源

速记，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一门用一套系统的符号和简便的省略方式快速记录语言的书写形式，可以称为追赶声音的艺术。它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现在，对它的研究和应用依然继续着。它究竟发源于何时，最早在哪个国家出现， 各国研究者仍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公元前63年12月5日，在古罗马元老院议会里，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用速记形式记录了大法官康顿驳斥反叛者卡提兰(catilinian)的言词。同时，著名演说家西色罗公开发表了自己关于这个案子的观点，这些都有信史可查。这一天，是国际上公认的速记纪元年。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所用的速记方式是泰罗(tiro)式速记法。泰罗是古罗马奴隶，他天资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被演说家西色罗看重，并在西色罗帮助下释放为自由人，成为泰罗的秘书和知己。泰罗由于发明了速记法而被称为“速记之父”。泰罗速记并不完善，它只是五六百个常用词汇的缩写符号。他自己和稍后的其他人都曾不断努力完善该式速记法，使它的影响逐渐扩大。从古罗马议会、法庭、政府到军队，一直到罗马帝国衰落，进入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泰罗式速记使用了近千年。我们到现在还使用的缩写符号“&”就是泰罗创制的。

其实，在泰罗发明他的速记法之前，不仅在古罗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已经有速记或说速记的雏形出现了。从广义上说，速记和人类历史是相伴随的，文字产生的历史，也是速记发展的历史。早期人类社会留在山洞中打猎和生活场景的图画，可以说是在有文字记录文明之前，人类留存至今速记的最早印痕。

古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速记史研究者在那里也发现了速记的足迹。在古埃及许多王国里，有一种人称为“scribe”，可以译为“书记”。在外交、政治、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负责记录税收，撰写法律条文，地方公告声明，对政府重要档案和信件等文件备份。同时，他们还草拟各种商业合同和房屋等财产转让手续，以及在宗教布道祭祀等活动场所记录所见所闻。这些人被认为是智者，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但只有男性才能担任，有着极为崇高的社会地位。要想胜任“scribe”工作也并非易事。他们至少要掌握800个古埃及的象形字以及相关的其他符号，并且要学习古代语文和数学。据史料记载，作为一个“scribe”学徒，学费昂贵，并且非常辛苦。5岁就开始学习，要从早上学习到太阳落山，一直到17岁左右。能够长时间持续地记录是他们的训练目标，他们要能在各种材料上书写，比如在木板上，石头上，或者陶器上。一个“scribe”有他自己专用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必备的工具：书写石板，墨水，芦苇笔，压纸用的平滑的石头和水壶。

古代苏美尔人中，同样也有“scribe”存在。与古埃及所不同的是，女性可以担当这一职务，她们通常来自上层社会或者其父辈是“scribe”，她们天资聪颖且勤奋刻苦，要有坚强的意志忍受严酷的训练，要能够通过各种苛刻考验。史料中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女“scribe”，叫阿曼特·迈姆(amat-mamu)。她住在离巴比伦40英里的一个称为“sippar”城市，那里是当时的一个宗教中心。她和女同伴每天要为各种行政文书记录和存档。得益于这一批“scribe”，我们今天仍能从他们的原始手稿中感知公元前17世纪古代苏美尔人社会中的活动情况。据记载，古代苏美尔人书面语言是用楔形符号来记录的，已经有600个单独的符号。

在古代波斯、约旦和早期罗马时期，史学家也找到了“scribe”们活动的足迹。在古罗马，大约从公元前200年就已经有速记的记载了。当时有一个诗人叫屈塔撕·安尼斯(quintas ennius)，他创制了一种包含有1100个符号的速记体系。古希腊也有这方面的类似发现。1883年在雅典卫城地下，曾出土一块残缺的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一种简单的符号。经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鉴定，确定内容是公元前普及希腊新文字的消息。这种新的文字比当时使用的普通文字简略得多，可以说是古希腊一种速记形式。速记在历史上有许多名字，比如称brachgraphy、tachgraphy、stenography等。速记(shorthand)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发现是在一个修道院的一块墓碑上，它记载了墓主人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曾使用过速记。此人死于1661年12月28日，原文如下：

shorthand he wrote， his flowre in prime did fade，

and hasty death shorthand of him hath made.

可以译为：他写的速记，就像花儿慢慢褪色；随着他的离去，也将最终消亡。

在古代中国，有人认为商朝末期西周崛起之时，周商交战期间太公望(即传说中的姜子牙)创制的长短不一的“阴符”就是速记的雏形。但也有学者认为那些只是为军事传递信息所用，主要起保密作用，与普通意义的速记内涵差别较远。太公望制定的符号共有八级，一级符号最长，长一尺，表示“大胜克敌”即打了大胜仗，八级最短，只有三寸，表示“失利亡士”即处于劣势有士兵伤亡。相邻各级符号长度相差一寸。后来，在这八级阴符基础上，又发展成虎符、兵符、令箭、金牌等。这些通讯方法，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在当时篆书、隶书基础上，出现草书形体，正如后汉蔡邕所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明代赵宦光在《金石林绪论》中也说“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或起草他简，然后正书，皆不暇致详而作”。草书，尤其是今草和狂草，运笔一气呵成，点画省略，上下左右牵连，一笔写出一字甚至一个句子，又称“一笔书”，被认为是中国的速记。其实，认真考察其结构和笔画，它仍是植根于汉字，是在汉字基础上的变形。草书中的章草，接近隶书，易于认读。随后发展的行书以及行草字体，不光作为书法艺术形式，直到今天人们也一直在使用。

纵观世界各国早期速记发展历史，可以说速记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部速记发展史，也是一部世界文明史。在速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和文字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中国汉字最具有这方面的代表性，可以说已经使用了4000年。它的形体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每一次形体的变化，就是一次文字改革，都向文字简约化走近一步，可以说向着“速记”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文字与速记两者相比较，前者形体更加规范，音义更加明晰，更便于学习和阅读。速记却因其书写迅速，便于追踪一发而逝的语音和在短时间采集大量信息而为人看重。

参考文献：

[1]范立荣.速记·速读·速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