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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高校行政管理是一种工作,更是一门艺术,要艺术性地完成好这项工作,就需要出众的智慧与良好的文化知识。当前,从西方传入的高校管理管理学对我国的管理科学影响很深,对提高高校管理效率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思想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没有在关注效率的同时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忽视反过来对管理效率产生负能量。这个矛盾从西方管理理论本身无法解决,但我们可以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寻求答案,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管理理念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对我们的高校管理智慧的提高提供有益的借鉴。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仅存在于专门的论述管理书籍如《战国策》、《国语》等中,在一些不是专门谈论管理的书籍的著作中,我们也往往可以发现其中的管理思想。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文章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从《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表面来看,这首诗主要的介绍了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要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充分的意识到全局性的色彩,充分的意识到管理的过程之中,自己的优势所在,并在这个过程之中,充分的感受到自己的前进的方向,并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要注意到自己应该把握住的地方,进而才能够做到有效的完成整个的管理过程,进而有效的提升管理的水平,有效的完成整个的管理任务。
2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高校管理智慧
2.1 人本管理理念
人本管理是中国管理思想的精髓,作为古代著名极具智慧的政治家,孔子认为,作为高校管理,在从事高校管理工作时,要“赦小过,举所知。”就是讲高校管理用干部的艺术,意思是高校管理要用自己了解的干部,原谅他们的缺点,利用好他们的优点,不要求全责备。
这种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在当今仍然是充满力量,为许多有智慧的管理者所遵循。之所以说要用自己了解的干部,原因是如果用自己不了解的干部,在使用干部时就会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如果在使用干部时不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是很难用好干部本人的优势,回避掉其劣势。这种精神在古代人学传统的传承下,形成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了当代“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有机成分。
2.2 “仁”的管理理念
在进行团队管理的过程之中,一个优秀的管理者需要不断的总结自己的管理理念,并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充分的意识到包容的重要性,在管理的过程之中,以德服人。“推己及人”、“民胞物与”,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一个“仁”字。用“仁”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关系,亦施及于万物。
在我国的著名的古典作品论语里面,曾经有过对于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的总结,这就是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要注意有着仁的心理,并在不断地追求的过程之中,不断地提升管理人员对于仁的认知。
与此同时,我国的古代的著名的军事家孙子在其著作之中,也有着对于相应的教学内容的深刻认知,并在认知的过程之中,充分的体现出了在管理的过程之中,要充分的注意到对于管理的协调性的保证,以便于发挥出管理的最佳效果。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如何竞赛而不对抗,以实现双赢或多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看到领导在文档签字中一般都会签上“同意”了。
3 中国传统文化对高校管理的启示
3.1 重视团队建设
从上文中介绍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可以看出,在进行现代高校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为了提升行政管理效率,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要充分的重视到建设一个具有着高度凝聚力、责权明确的高校行政管理团队。在进行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建设过程中,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要对自己的下属给予足够的关爱,并注重团队建设的和谐发展。具体的来说,在进行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建设过程中,管理者要充分的重视到对于下属的公平管理,保证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运行。
3.2 公正的做人原则
在明朝著名清廉官员郭久龙的诸多论著之中,就深刻的展示出来相应的管理的道理。具体的来说,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一定要遵循公平性原则。与此同时,要求管理工作人员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做到言传身教,要特别注意到身教的重要性,以身作则,为管理人员做好榜样。
3.3 管理者必须具备爱心
高校管理者,要充分的意识到,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要对于被管理的人进行相应的富有爱心的管理。具体的来说,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在进行高校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要对高校的工作人员给予足够的关爱。通过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关爱,可以有效的提升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凝聚力,建设和谐的高校行政管理氛围,促进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
关键词:三纲五常;传统文化;管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088-02
在管理领域,可以洋为中用,也可以古为今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在经历了最初对西方理论与实践的照抄照搬之后,早已开始了中国化的执着探索,包括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智慧与营养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纲常”观念作为经历了两千多年社会管理实践历练的中国管理思维,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应该得到管理中国化探索者的特别重视。
一、“纲常”观念与当今时代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谓之“三纲”。“纲”有根本、统领、表率等义,“三纲”即社会交往中三条基本的原则。“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谓之“五常”。“常”有不变、恒久、常规等义,“五常”即待人律己中五项基本的规范。“三纲五常”的基本思想先秦已有,自西汉起其内容逐渐统一、规范,并有了“三纲五常”的称谓,也简称“纲常”。历经两千多年统治者的倡导,思想家的阐发,文化教育的传播,社会生活的践行,纲常观念早已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了某种似乎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东西。
三纲五常产生于中国社会小农经济、专制政治、家庭本位的土壤之中,又反过来教化和约束着它的君臣子民,参与了创造和维护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命运多舛的华夏文明得以延续至今,但也妨碍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正因如此,一方面,在两千年的中国专制社会中,它被奉为圭臬,金科玉律,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又被视如敝屣,甚至干脆被概括为两个字“吃人”。
作为华夏子孙,说起推动中国现代化有必要向传统文化汲取智慧的大原则、大道理,无不认可,可一旦涉及具体汲取什么、怎么汲取,则往往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以来被冠上污名的三纲五常,国人除了痛斥之外,便是避之唯恐不及。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是主流;儒家思想中,伦理思想是主导;伦理思想中,纲常观念是主干。因此可以说,纲常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核心、精髓和基本源流。声称要继承传统文化,却要么简单粗暴地对三纲五常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要么有意无意地无视或试图绕开三纲五常,其实都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中国人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实践出发,看三纲五常,应该秉持分析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以分析的观点看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本来就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专制与人性同在的。一方面,三纲五常毕竟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且是专制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部分,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平民文化的今天,很多内容确已沦为糟粕,甚至是现代化的绊脚石。如三纲思想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愚忠愚孝”“男尊女卑”那一套等级观念、性别歧视、人身依附等,即便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更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让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另一方面,对纲常观念也不能情绪化地一骂了之,简单化地一弃了之。如果三纲五常仅仅是一堆只能荼毒心灵的垃圾,那让我们如何理解那些开创盛世、名垂青史的明君贤臣的孕育产生?被中华民族万世景仰的文天祥、岳武穆那样的忠臣良将难道不是三纲五常教化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在一个世纪前的“”中曾经以非白即黑的逻辑对待过包括三纲五常在内的传统文化,“打倒”“砸烂”,痛快一时!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当年被我们慷慨激昂、轰轰烈烈地“打倒”“砸烂”的东西,至今依然顽强地驻守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这是因为,一种思想文化能够传承几千年,绝不可能仅仅归之于某个圣人的非凡智慧或某个统治集团的一厢情愿,而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等原因。三纲五常思想虽曾长期被中国专制时代的统治者作为统治工具所利用和倡导,但它却是植根于中国社会深层的文化积淀与文化结构之中,反映着中国人现实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折射着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和精神世界,是中国社会管理智慧的结晶,因此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甚至超越文化的价值。以今人的智慧,一定可以在曾经被我们弃之如敝屣的纲常观念中重新发现实为当代稀缺资源的宝藏。
以发展的观点看三纲五常,无论是三纲五常本身,还是后人对三纲五常的解读和践行,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就五常观念本身而言,在孔孟之前,“仁”“义”“礼”“智”“信”等就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基本道德观念,所以孔孟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这些观念,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突出了这些观念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并围绕这些观念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后的董仲舒、朱熹等人,则是在这些思想的系统化、世俗化、当代解读、地位拔高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使这些思想逐步成为完善、系统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体系。古人尚且不墨守成规,有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观念和勇气,今人为什么不可以通过不断改造和扬弃,使传统观念承载时代的精神,跟上今人的步伐?以对三纲观念的解读而言,从彻底否定的立场出发,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片面强调了其中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关系中专制、尊卑、主从的一面,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得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中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关系中示范、责任、担当的一面,将本来平衡、对称的双向关系解读为失衡、依附的单向关系,问题是出在先贤的过时与迂腐,还是出在后人的偏颇与误读?由此得出的纯粹否定性结论难道不应该在当代背景下再思考吗?
二、“纲常”观念在当代中国管理现代化中的价值
中国的现代化当然包括,也离不开管理的现代化,尤其是管理思维的现代化。现代管理源自西方,中国管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拿来主义本是必然。但拿碇饕宀皇枪芾硐执化的唯一途径,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管理现代化的一切问题。搞中国的管理现代化,除拿来主义外,还必须向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学习。在这方面,纲常观念本身就是产生于社会管理实践,应用于社会管理实践,长期经受社会管理实践的检验,并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管理思维与管理工具,自有其不可无视、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其一,纲常观念具有天然的本土品格,特别是它所蕴含的人文内涵,与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民族情感具有先天的兼容性,一种新的管理观念若以其为内核,会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纳。我们所谓现代管理,从理念到方法,大多是舶来品,移植到我国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水土不服、食洋不化的问题。在设备、技术、质量、财务、成本等管理领域,因其对象是物,这种冲突相对缓和,而在管理哲学、商业伦理、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管理领域,因其对象是人及人的观念,这种冲突则相当突出。或许不少人对绩效管理中“末位淘汰制”引入我国之初曾在某著名房地产公司诱发的公司多名高管率领自己团队“集体叛逃”的事件,以及由此而在社会上激起的强烈反响记忆犹新。时至今日,随着这一制度日益普及,人们在理性上对其已慢慢理解、接受或说麻木、见多不怪了,但情感、观念上对其的抵触依然强烈,因而其社会评价依然以负面为主。其实,“末位淘汰制”的主要倡导者杰克・韦尔奇对此有过精辟分析,“我们的活力曲线(指“末位淘汰制”―笔者注)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是因为我们花了10年时间在GE公司建立起一种绩效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们可以在任何层次上进行坦率沟通和回馈。坦率和公开是这种文化的基石,我不会在一个并不具备这种文化基础的企业组织里强行使用这种活力曲线。”可见,引进一种外来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不仅要看到它的先进性,还要考察它的适应性,要顾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尽量避免水土不服,南橘北枳。
其二,纲常观念自觉地体现了秩序和责任、权利和义务、他律和自律的平衡,这对纠正和警示管理现代化中的偏颇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传统的西方管理观念比较强调秩序,并主要通过制度化的他律机制来建立和维持秩序。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强调尊重人,尊重人的权利的人本观念逐渐成为管理现代化的主流和标志。这当然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风险。管理实践中,令管理者颇为头痛的员工随意离岗,特别是关键岗位员工过于随意的不合理流动,就是这种风险的表现之一。这些员工往往片面强调自己个人的权利,而忽视对组织的义务,千方百计钻制度的空子,而缺乏基本的自律精神。其实这既是被管理者的问题,也是管理者的问题,既是管理实践的问题,也是管理观念的问题。
其三,纲常观念贯通了社会与家庭、工作与生活,使人们在职场内外能够一以贯之,赋予“职业生涯”观念以新的内涵。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职场内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职场之内,人是逐利的经济动物,一切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胜者为王,都是天经地义的,无关道德。职场之外,人回归家庭,可以娇妻爱子,温情脉脉,奉献爱心,讲道德,谈宗教。“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就是这种人格分裂的形象化描述。而在儒家“修齐治平”观念的背景下,“三纲”中“君臣”之间的工作关系与“父子”“夫妻”之间的家庭关系奉行的是同一原则,“五常”中“仁义礼智信”规范的是人的一切行为,而不分职场人,还是家庭人。近年来,管理领域中出现了“职业生涯”的观念,就是试图将事业与人生、职业与生活、做事与做人自觉地统一起来,将人的成长纳入管理的视野。但这一观念目前还局限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一局部,内容狭隘,也缺乏管理哲学的底蕴和支撑。在这点上,纲常观念的思维方式不仅有启发性,而且可以有具体的借鉴价值。
其四,纲常观念是自成体系的完整系统,可以全面地覆盖现代管理的主要领域和基本职能。纲常观念能够纵贯两千年而不亡,除了它的内容经得起时代变迁的考验,并在这种变迁中不断地自我调整和完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覆盖全面的自给自足的系统。正是这种系统性,使它只用“三纲五常”四个字就可以严密规范中国人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使人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际遇时,都能从中得到较为明确、具体的答疑解惑,从而使自己有所秉承,有所凭借,有所依归,而不至于惶惶然目迷五色,六神无主。以“五常”而言,对于现代管理,“仁”是基本原则,“义”是价值观念,“礼”是制度规范,“智”是素质要求,“信”是道德自律,可以说全面覆盖了现代管理的基本领域、基本职能。这对现代管理来说,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制度建设,无论是管人,还是律己,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
其五,纲常观念对现代社会中的某些流行病、时代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能更好地满足现代管理的需要。也许是洞悉了人类见利忘义的贪婪本性,也许是预见了人类迟早会进入一个轻诺寡信的时代,今天来反思中国先贤们的道德忠告时,我们会清晰地感受到那穿越历史时空的远见、洞察力和针对性。纲常观念对今日的某些时代病几乎是刀刀见血,无一落空,给人以强烈的“对症”感!仅举一例,每当高校学生毕业择业之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学生选定应聘单位后,要与用人单位、校方签订一个具有承诺意义的三方协议,各方工作到此算告一段落。但绝大多数毕业生在签订协议后都会继续“骑着马找马”,一旦有对自己更有利的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单方面毁弃前约而无所歉疚。造成这种局面当然有三方协议制度本身不合理的因素在里面,但就大学生们而言,初入职场就从失信开始,无论如何也不是一好的起点。若再联想到在校学习期间作弊成风还理直气壮之类乱象,不能不让人反思,这是否与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压根没有“信”的教育有关?
三、结论
就纲常观念与当今时代的关系而言,纲常观念不是只能代表旧时代的弃儿,不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敌人,而是不断随时代变化,不断自我更新的生命有机体,古来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只要今人不抱残守缺,僵化保守,秉发展的观念,持分析的态度,纲常观念就一定可以焕发新的生命力,古为今用,与时代同行。
就纲常观念与现代管理的关系而言,纲常观念不应仅仅被局限于伦理道德的狭窄领域,再简单地打上封建主义精神枷锁的标签。两千多年来,它既是中国社会管理实践与社会管理智慧的高度概括与结晶,同时又指导着中国社会管理实践,并为中国社会管理实践所不断验证和日益完善。时至今日,纲常观念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方法,都仍有其为今人所不及的独到之处,完全可以使管理现代化有所启发,有所借鉴。
这就是纲常观念在中国管理现代化中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然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尚未认识到这一点,还在专心研习基于西方管理理念的技术细节。
在我看来,中国式管理的出路在于:回归到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管理上来。因为中国长期浸于儒道法的思想与传统之中,此背景下管理工作的本质就是“经营人心”,而实现的路径则是依靠传统文化。
慈济慈善基金会的事业,就是中华文化在经营人心中的一个伟大实践。这项事业呈现给人们的,正是其经营人心后的成果。其实,慈济管理思想在这一点上,与稻盛和夫的管理思想有颇多相似之处―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营人心的典范。那么,如何将这些来自东方的管理智慧与管理实践引入中国企业呢?
据我观察,中国目前已经有好几家企业,正在把慈济管理智慧引入到企业管理当中,从目前看效果还不错。概括起来讲,企业要想引入慈济管理智慧,第一步是将员工变成“志工”,第二步是在企业内部成立“幸福企业志工团”。
让员工自愿成为“志工”
一旦员工变成“志工”,整个企业的管理就会发生巨大变化。
据我了解,苏州有一家知名的电脑生产公司,共有3万多名员工,员工离职率非常高,公司每月要新招5000人,一年就有6万新员工进入这家企业!员工流失率如此之高,想把产品做到极致,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就是当前中国企业里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人们心不在焉,做事魂不守舍,人在心不在,所以难出高质量产品。如果按照西方的管理,可能会认为激励或者控制等环节出了问题。但在我看来这是人心问题,当然也是中国式管理中最重要的问题。
在西方,由于大多是基督教背景的国家,95%以上的民众是基督教徒,这一点恰好为人们解决了道德问题。西方的企业,不用向员工灌输敬业、诚信、有爱心等职业伦理,因为道德问题是上帝的事,不是企业的事。员工到企业以后,不需要跟他探讨怎么做人,只需讨论怎么把事情做好。
但在中国企业里,只讨论如何做事是不够的,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我认识一位企业家,他在慈济做志工,他公司有2300位员工,他先是用了两年多时间把426人变成了慈济志工;今年,他又计划将600多人变成志工,这样一来他公司中一半的人都是志工。这个时候,其实他的管理就非常容易了,一方面公司内部非常融洽和谐,另一方面员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去填充一些管理上的空白。
每个人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大家都用心把每件事做得更好,你还要用制度去管理他吗?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需要制度,那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太差。甚至很多企业你管严一点,员工就不干了,那你还谈什么执行力呢?所以,问题在于基本的道德层面。
当员工的价值观改变以后,他做事不是带着一个赚钱的心,不是带一个贪求的心,而是带一颗纯净的心,为了地球,为了后代,为了积福,为了社会更加祥和。这时候,生命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不仅是给地球带来好处,而且还给整个社会带来祥和。
把公司成为学习与修行之地
当企业里的员工变成志工后,他心里就有了向善的理念:我想做好事,我要做个善人,我要每天做件好事。那么如何让员工成为志工?企业可以培训,听完3天课程之后不想成为志工的,我相信不会超过5%.但成为志工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你还要营造环境。
比如:当员工有向善理念的时候,你要给他创造机会,公司里要成立“幸福企业工作部”,专门策划各种活动。
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类似于“幸福企业工作部”的部门去每天推动,你辛辛苦苦推动的志工项目就会泡汤。这就好像你听了5天课,之后说我一定要做个好人,但是当你去了一个城市后,这个城市没有相应的组织,你一个人在一个杂乱纷扰的环境中,很快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要在企业中形成一个团队,营造一种氛围,每天都在感动当中。比如有报纸,有媒体,有内部电视台,有微信,有各种活动策划,每天都在把你沉浸在这个美好的世界当中,你的价值观就会固化。
比如:企业有100位员工,把其中30位员工变成志工,进而变成内部“幸福志工团”。其中有三五个人可能要参加慈济基金会的活动,把慈济活动中的一些经验带回来分享。其实这样的话,并不需要企业有很多员工变成慈济志工。
其实,公司引入慈济管理理念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企业变成一个学校,变成一个“道场”,大家每天在这里学习和修行,用心把每件事做好,不仅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还可以把公司出现的所有空缺都给填满。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腾飞令世界刮目相看。现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随着中国逐渐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很多企业出现了管理者的文化积淀和个人素养都与企业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的问题。在旧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曾一度被全盘否定为封建糟粕,但是其中蕴含的管理哲学十分值得当代企业管理者寻味。现阶段,深化改革持续推进,那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仍极具生命力的企业,不仅是因为精良的商业模式,更是由于其管理者有意识或者不知不觉地在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力推崇的行为准则。笔者将从以下四个关键词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管理者的启示。
反求诸己
中国传统文化中“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的观念,即是指事情做不成功,遇到了挫折和困难,或者人际关系处得不好,要主动进行自我反省,一切先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反求诸己实则是一种内省的智慧,也是孔子“吾日三省吾身”思想的升华。反求诸己需要承认错误的勇气和自我反思、自我提高的能力。
归因理论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人们总是倾向于将成功归功于自身而将失败归结于外部因素或者是他人。自然而然,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在面对自己的失误时,都直接将其归咎于下级或下属而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即使他们内心已经了如明镜。对于这样的管理者,表面上是推脱了责任,维护了颜面,但这样的行为却会对其在员工心目中的形象和权威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其在整个企业的口碑,从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的。一个管理者不会反求诸己,就是在处世上没有谦逊的姿态,同时也是不善于学习的。这样的管理者走向极端就是刚愎自用,骄傲自大,从而导致企业的工作流程不顺畅,阻碍企业发展。对于被管理者,他们也可能会因为上司的不公对待而消极怠工甚至对整个企业失去信心和期望,长此以往将导致企业员工队伍的不稳定和人才的流失。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如果管理者能够以身作则,积极营造反求诸己的良好氛围,将其纳入企业文化体系,就能减少或避免出现决策失误;如果员工能够积极践行反求诸己的原则,就能减少工作事故的发生,自下而上地提高整个企业的运营效率。企业的反求诸己,可以激发企业内部的生产活力,积极推进企业结构改革,优化企业管理模式。企业管理者的反求诸己,不仅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姿态和令人钦佩的人格魅力,更能使整个企业进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兼容并包
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兼容并包”的思想便是这种包容性的体现和升华。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真正的管理智慧是一方面包容员工缺点使其心怀感恩而奋力工作;另一方面尊重差异,有效激励,最大化利用员工的优点。
兼容并包是指能够接纳和欣赏各种各样的下属,不拉帮结派,不排除异己,对待员工一视同仁。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管理者过分关注或计较下属的缺点以至于对其全盘否定,将无法真正凝聚企业员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讲这个道理。但在现实中,许多管理者都存在过分要求员工完美的问题,在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结果往往是“小恶妨大美”,影响整体的工作进度和工作绩效。管理者唯有常怀一颗“大肚能容,容尽天下难容之事”的包容之心,方能留得住人心,真正使每个员工发挥出自身的价值。
兼容并包还讲究和而不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生活中,我们看到所谓“安静”的物体在微观下,构成物体的分子,原子无时无刻都在运动,正是因为他们是无规则的运动,导致他们的力量都相互抵消。和而不同就是要管理者能够。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就像一个个微粒,企业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整体,应该接纳每个人的特点,如果使得员工为了不同而去不停地碰撞,对于企业来说是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的。管理者应该创造机会让每个个体将自己的优势发挥至极致,为组织的共同目标而奋斗,才会使企业在多元文化交流中进发出更多的火花,从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体优化。
容人之长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兼容并包是一种气度、胸怀,那么容人之长就是一种姿态。容人之长要求管理者要能够接受下属某些方面比自己优秀。时代在进步,知识在更新,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一个70后高管无法驾驭一个90后员工似乎也不是一件新鲜事,管理者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人作为社会动物本身就具有时代性,后来之人必定会在某些方面超越前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便是这个规律的形象阐述。然而,一些自恃功高、居高临下的管理者往往不能接受这种落差,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在招聘人员或者是日常工作中对这种优秀的加以压制以维护自身的地位的威严。如此这般,优秀人才便会感觉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最终难免使其离开企业另谋高就。
由此,在如今互联网技术和智能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唯有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引进专业人才,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荣昌洗衣推出的“e袋冼”在传统洗衣业掀起一股向互联网转型的浪潮。在荣昌洗衣的转型期,张荣耀果断聘请了一位天资禀赋的85后CEO,尽管这引起了业界很多的争议,但却凸显了荣昌向020转型变革的决心。正是张荣耀这份求贤若渴、善用贤才的心思,使得荣昌洗衣这棵老树,开出了互联网的娇艳之花。笔者认为,管理者应该以任人唯贤为己任,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择手段”地为了组织的共同目标而发挥组织各个成员的长处,向组织目标全速前进。为了实现人岗相适、人尽其用的目标,管理者的容人之长显得尤为重要。
着眼未来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追求和谐,长久的,寻求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放眼未来就是要求管理者要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用可持续的眼光看待问题。企业的发展应是长期的,面向未来的。
当代企业要谋求长久发展,首先要求管理者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一方面,要求企业管理者充分重视质量管理环节,完善企业管理体系。三鹿毒奶粉事件曾经轰动一时,震慑中外。如不是企业管理高层事发前的放纵懈怠、疏于监控,事发之时的消极应对、掩盖事实,也不至于使这样一个庞大的企业毁于一旦。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顺应我国经济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潮流。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在短期上可能确实能够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却无法实现长足的发展。2017年2月19日中国新闻网刊登了@样一则新闻:河北省临城县瑞邦碳酸钙公司在重污染天气的情况下违规生产,且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噪音和扬尘污染,给附近村民带来很大困扰。目前,该企业已被查封,设备被捣毁,企业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由此可见,着眼未来要求企业管理者有“未雨绸缪”的预知和敏感,在充分关注现实利益的同时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做准备。
关键词:现代行政管理 传统文化 融合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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