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形象直观

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其形象直观的优越性成为教师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有力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唤起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由于听力障碍的学生从小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再动听、再美妙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对他们而言，视觉上的刺激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教学手段都行之有效。多媒体课件不仅能带给学生视觉上的享受，也能带学生进入虚拟情境，让他们身临其境感知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如讲解仁爱英语九年级上册Unit4Topic3《Idon’tthinkalienscanbefoundinspace》SectionA一课，本课主要讨论未来的太空生活及是否有外星人。对聋生来说，这是一篇难度极高的文章。他们不知道太空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外星人长什么样子，更没有看过类似的科幻电影。为了平缓教学的坡度，降低教学难点，我在课前从网上找到了一些精美的太空图片与学生们分享，并将太阳系的八大行星图片进行了重点介绍，每个行星的下面都配以文字说明。就在学生们对美丽的太空叹为观止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除了地球，你们认为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是否有外星人存在呢？”这个问题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引起了学生们的热烈讨论，他们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机成熟，我又出示了几幅外星人的图片，再一次引发学生们的热烈讨论。就这样，一篇难度极大的课文在多媒体的帮助下顺利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实践证明，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对于培养聋生的想象力、提高聋生的理解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二）优质资源共享

优化教学课件教师在自制课件时，总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时网络资源就成为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那一幅幅美丽的图片、一个个精美的课件、一首首动听的音乐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课件中的一部分，为自制课件锦上添花，使我们的教学更直观、更生动、更形象。

二、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教学虽然有着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形象直观、省时省力等，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一）动画过多

容易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在课件制作过程中，有些教师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味地制作各种内容的Flash动画及切换效果，如“随机线条”、“平淡滑出”、“溶解”等动画效果，在设计文本框时也会配以类似的动画效果，这样做往往会造成本末倒置、喧宾夺主的结果。聋哑孩子本来视觉神经就相当发达，总是用眼睛洞察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上课时极易分心，如果此时再看到一些华而不实、动画过多的课件，就会将注意力放到课件上，忘记了上课的内容，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教师在制作课件时，要选材适当，突出重、难点，制作精而不繁，美而不华的课件，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使之成为教师的得力助手。

（二）直接下载课件使用

忽视了课件的“个性”有些教师在课前不仔细研究教学内容及所教学生的特点，懒于制作课件，为了省时省力，从网上下载课件直接使用。殊不知，教无定法。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模式，对教学内容的设计、构思、重难点的把握各不相同，如果直接套用别人的课件使用，极有可能打乱教学思路，出现“短路”现象，影响教学效率。因此，教师在使用别人的课件时，千万不要忽视课件的“个性”，一定要取其精华加以改进，使其变为自己的东西，因材施教，充分发挥课件的优势，提高教学质量。

（三）过度依赖多媒体教学

传统美学论文范文第2篇

1、积极利用新的宣传渠道无论新媒体时代渠道如何变化，“内容为王”的原则始终不变，传统文学期刊仍然要积极尝试使用新媒体宣传自己，强化品牌。2008年7月，《中篇小说选刊》新浪博客正式开通，随之经过数年的发展，《中篇小说选刊》已形成博客、微博、微信、官网四方互动的宣传展示模式。在进行内容推送的同时，要逐渐互联网宣传战略中求新求变，创新思维。诸如，2012年，《中篇小说选刊》制作并了首个图书宣传片；2014年5月，《中篇小说选刊》举办评奖历史上首个网络直播颁奖会。本届颁奖活动首次采用网络直播颁奖的办法向全国直播，这是传统文学杂志与互联网牵手后的创新尝试。活动全程受到包括全国众多文学评论家、文学刊物、读者的关注，至6月3日止，新浪微博直播话题阅读量达到302.1万。

2、积极探索新的发行模式发行量是考量一本杂志的重要指标之一，互联网的出现让宣传效率成几何级数增长，同时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让产品营销大大拓展了渠道。2011年6月，《中篇小说选刊》杂志淘宝官方网店正式上线。微博宣传和淘宝销售相结合的模式，很快打开的杂志销售的新渠道。2014年，微信销售平台的功能逐渐完善，目前《中篇小说选刊》的官方微信正在尝试通过微信拓展杂志发行。

二、文学杂志的数字化生存：搭建自有阅读平台与作为优质内容提供商的平衡

目前，文学杂志在互联网生存策略较为单一，基本上是作为各大网络阅读平台的内容提供方。传统文学杂志应该逐步摆脱单纯内容提供商的尴尬地位，尝试运营自有平台，逐步向数字化转型。传统文学杂志搭建小说阅读平台作为文学杂志的数字化生存策略，是基于目前互联网小说阅读的现状提供的三个前提：

1、网络文学阅读经过十年发展，用户对内容品质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网络文学付费用户比例的逐年提升，这一事实可预期，用户对于所购买的文学阅读内容的品质要求必然也在逐步提高。针对小说而言，大多数的文学阅读网站普遍存在的一种弊病即内容同质化和快餐化现象史无前例的严重。小说阅读的本质决定其无法长时间保持低端运行，这也将成为促成文学网站尤其是小说阅读转型升级的因子。

2、现实题材的小说仍然相对受到追捧。目前的情况是，在很多大型的垂直文学阅读网站中很难读到现实题材的小说，数量少、品质低；

3、目前网络小说阅读给人的印象总体仍然停留在“怪力乱神”的低端局面中，高端品质感受的小说阅读网站难举一二。2014年起，《中篇小说选刊》开始搭建自己的数字化阅读平台。其品牌定位为严肃文学的小说阅读门户。其特征表现为题材多样化、作者专业化、阅读品质化、网站垂直化。平台以提供现实题材为基准的多样化小说，坚持提供精品小说阅读的思路。以区别现有小说阅读网站作品杂乱、品质无保证的现状；平台作者均为专业作者，除一批已在读者中有超级影响的作家外，侧重向70、80年代的相对成熟的作家作品倾斜。尤其是一批自带粉丝群的年轻作家群体，应该是重点发展的对象。除内容质量的高品质以外，整体的阅读体验也需要高品质化。更为重要的是，做好搭建自有阅读平台与作为优质内容提供商的工作之前，传统文学杂志还需要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认真处理作品的数字版权签约问题。据笔者了解，现有的文学期刊并没有与作者签订符合法律规范的数字版权协议，而这将是制约文学期刊互联网生存的重大瓶颈。

第二、逐步建立数字产品的营销团队。相对于内容和技术，营销能力将是更加制约传统文学杂志数字化生存能力的短板。帮助内容编辑转型成为营销人才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传统美学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传统工艺美术源远流长，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制品风格样式千变万化，呈现出各自的意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近年来被长期疏离于日常生活的传统工艺美术逐渐回归本体，如无锡地区传统工艺美术惠山泥人、锡绣、宜兴紫砂、纸马、竹刻等善于发挥自身的优势，功能与材料、技术与美感相互兼容，它们顺应自然、就地取材、因材施艺的技术思想，把原材料和技术所具备的特质充分发挥出来而形成个性和特色。这些利用不同原材料和技术手段所制成的工艺美术品，由于创意理念和施艺方式各有特色而构成了自成一格的风骨和与自身审美取向相适应的本土形式语言。这种本土形式语言的探求和形成受大自然的启示，以朴素而纯真的思想去创作，表现出活跃性和自律性共存的特征。无锡传统工艺美术在形成自己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还吸收了江南地区吴文化和其他艺术如青铜、玉器、漆器、编织工艺、中国绘画与书法的表现手法，以新的形式转化融入，丰富了自身形式语言的表现力。如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不仅要具有良好的实用功能，还具有鲜明的审美特征，为了使功能效用和形式美感相结合并体现在具体的造型中，必须按照创意去运用原材料和制作技术，以不同的方式“顺其自然”地本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天应人、顺地应技的原则加以整合与思考，才能创造出既实用又美观的作品。无锡惠山泥人造型风格受本土纸马艺术和苏州桃花坞年画影响,大阿福的头部、身体、四肢都统一在圆的造型之中和传统吉祥图案塑造上，不仅丰富了其内涵更与中国民间传统观念相吻合。无锡传统工艺美术中的色彩观念更是独具江南水乡特色，如惠山泥人绘彩工艺运用其传统彩绘七法“拓、涂、勾、点、掸、晕、刷”，构成一个完整的色彩观念，色彩对比富有激情而注重法度,彩绘笔法轻灵而不放纵,造型生动传神而不呆板乏味；体现出“简易而意全,巧密而精细”的特点,彩绘纹饰以江南水乡所特有的花草为表现对象,绘质方法独到,形成了一批技艺绝招。无锡惠山泥人绘彩工艺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独特行话，如：“落笔如飞，厚薄均匀”、“直线要直曲线要活”、“亮而不艳,雅而不俗”等。在教学中将这些传统本土语言与观念进行渗透与融入，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传统工艺美术的艺术价值，有助于学生审美意识、民族素养、创新精神的提升，有助于装饰艺术设计本土化进程和文化内涵提升。同时也有助于传统工艺美术融入当代生活，促进传统工艺美术文化的传承。

二、装饰艺术设计教学对传统工艺美术吸收与借鉴的路径

高校装饰艺术设计专业培养目标明确要求学生具有现代审美意识和掌握扎实的艺术造型能力和设计能力的同时要对祖国传统工艺美术艺术知识有深入了解。对此装饰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应当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元素的研究，寻找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与传统工艺美术审美趋向的融合点，提炼其内涵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装饰艺术在形态语言方面保留了较多的相似点，可结合装饰艺术设计专业核心课程《设计初步》、《设计色彩》、《图形创意》、《装饰工艺》、《软装饰品设计》、《装饰材料与工艺》、《项目模拟训练》、《项目综合训练》等进行形式多样的专业教学。在此基础上经过加工逐步在形态语言方面寻找新的结合点。在装饰艺术设计专业具体课堂教学的第一阶段教师可采取案例教学法，通过分析优秀案例，讲解这些案例是如何借鉴传统工艺美术形成独特风格，通过对案例设计过程的剖析，使学生知道如何吸收传统工艺美术元素中的精髓，借鉴其中的造型元素，使学生能够了解整个传统工艺美术制作流程，学习并掌握其中的方法。在《设计素描》、《图形创意》、《装饰工艺》等课程中，安排课堂练习绘制设计草图，特别是针对典型人物、器皿进行造型元素提炼，研究其人物的神情表达和器皿的构成特点，吸取传统工艺美术适度夸张的表现手法，利用嫁接、移植、拼合等设计元素与手段，表现具有象征意义和夸张的造型效果。在装饰艺术设计专业具体课堂教学的第二阶段可采取项目模拟训练法，引入工艺美术企业真实的实践项目，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按照项目需要，将学生分成若干个项目小组，每组完成一个项目。明确组员的分工，要求学生首先通过实地调研中国泥人博物馆、中国宜兴紫砂博物馆、无锡非遗传承与创新中心，借鉴其造型设计手法，提出创作方案和构想，最终确定创作方案。在《软装饰品设计》、《装饰材料与工艺》、《项目模拟训练》、《项目综合实习》、《毕业设计》等课程中，鼓励学生探索和尝试多种不同的表现风格，指导学生设计出符合现代人审美趣味，有市场需求、有地方特色和有文化内涵的作品，改变当下本土装饰艺术设计作品模仿外国、缺乏本土特色的局面。

三、装饰艺术设计对传统工艺美术本土语言吸收与借鉴的实践与思考

目前装饰艺术设计专业传统的岗位分工已被灵活、整体化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综合任务所替代，对学生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工作中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只能在真实的“工作情境”和整体化的“工作过程”中获得，纯学校教育模式无法独立承担，当下各地高校普遍采用的校企合作和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方法，对装饰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有极大帮助。2012年起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装饰艺术设计专业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依托“两基地一中心”：省级“创意设计技术实训基地”和“无锡传统工艺美术人才培养基地”、“无锡市非遗传承与创新中心”，针对传统工艺美术与装饰艺术设计教学体系相互融合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研究。在学校中选拔一批学生组建“现代学徒制非遗班”，聘请部级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担任客座教授与本校专业教师共同组建研究和教学团队，让他们有目标、有计划、手把手地传授核心技艺。学校建设有专门用于传统工艺美术研究和项目作品展示的大师工作室、惠山泥人技艺传习所，配备了先进的多媒体演示和制作设备，同时与学校创意设计技术实训基地实现设备共享，将《惠山泥人》和《锡绣工艺》等课程纳入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完善专业技能教学指导大纲、考核标准、监控与保障体系，强化教学过程管理，使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的课时数、工位数、耗材数得到充分保证，提高专业教学内涵质量和实施效果。由于操作路径清楚，可操作性强，学生在真实的“工作情境”和整体化的“工作过程”中获得知识与技能，教学效果良好，受到社会关注与好评。事实证明高校装饰艺术设计教学体系对传统工艺美术本土语言的吸收与借鉴既能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又能够对国家相关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传承政策起到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传统工艺美术产生的时代局限性，在社会结构、视觉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与冲击下，如何处理好与高校装饰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体系深度融合、如何妥善处理好传承与保护的关系、如何探究工艺美术的“再生产”还缺乏系统理论研究。因此探讨装饰艺术设计专业对传统工艺美术本体语言吸收与借鉴的路径，其核心是在吸收与借鉴过程中及时发现所面临的问题及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高等院校装饰艺术设计专业应不断实践和完善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方法，课程体系应以传承、创新为教学原则，以立体、平面材料课程为教学重点，以综合材料、工艺媒介在特定空间环境载体中的整合运用为发展方向，重视地区民间传统工艺美术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传统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美术学科；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综合能力

多年来，我国的美术教育无论是专业美术院校，还是综合性大学，针对美术学科的人才培养，各院校教育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中国画专业的人才培养基本上形成两种模式：一种是延续师徒传授的传统方法；另一种是受西方现代教育体系和理念的影响，注重基础造型和色彩能力的培养方法。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对美术学科人才需求的变化，一些教育学者和教师在中国画专业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对该学科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专业技能与创作能力培养

（一）专业技能培养

目前，我国各专业院校的中国画专业的基础课程均设有素描、色彩、临摹、写生等内容。这些基础课程的专业技能包括用笔用墨、线描、色彩、画面经营及意境表现等。因此，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强专业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准确的造型能力，即对客观事物进行准确的刻画。这不仅要注重对物体的轮廓、结构、透视、层次、明暗等方面的表现，而且还需要在原来造型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强化或夸张、变形，以突出中国画创作的特点。速写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也是记录、收集生活素材的重要手段。中国画创作讲究“目识心记”，这要求对物体的造型、结构和生长规律能够理解并烂熟于心，这样才能下笔如有神。速写要讲究“笔不离手”，要求学生对物体有辨识、概括的能力，而且还要对物体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以及深刻的记忆。所以，画速写不但能培养学生看、想、记、画的技能，还可以训练学生手、眼、笔的协调配合能力，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形体的特征。中国画专业的造型表现语言与其他画种有明显区别，中国画以“线”作为造型的表现手段，所以课程教学中应该加强“线”的练习。“线”是一种高度概括、凝练的绘画表现形式。学生需要了解中国画线条的应用规律，并对客观事物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通过线条的表现，对客观物体进行概括提炼和归纳，这样才不至于停留在对物体表面的描绘。中国画专业教师在指导学生对物体进行观察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审美能力。传统西方绘画讲求科学，强调客观、真实地描写对象。但是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教学要求在观察对象时遵循自己的主观意愿，强调物体的意象性格和精神特征。在各高校的中国画专业教学中，表现题材分有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科目，各个科目都有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山水讲究意境，人物讲究神态，花鸟画讲究情趣。所以在教学时，这三科的观察和表现方法也有所不同。宋代画家曾云巢在观察草虫时记载：“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得其天。方下笔之际，不知我为草虫，草虫之为我耶。”[1]这段话明确地说明了画家在观察物体时的体会。从草虫放在笼子里不分昼夜的观察，到对形貌、结构特征了然于胸，又到大自然的草地间观察它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习性、动态变化等，最终达到“不知我为草虫，草虫之为我耶”物我两化的境界。又有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在序中提到的观察方法：“余于花放之时，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茅屋边，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图写花之状貌，得二百余品……”[2]正是这种知之甚详的观察积累，方能极为传神地表现对象。中国山水画观察方式是以走马观花的方式对山水进行散点透视的观察，涵盖了眼中所见山水的全貌，即山水总体印象的总合。山水画最著名的观察方式莫过于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法”。“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忘远山，谓之平远。”[3]郭熙将山水画中的远近透视觉关系，总结出山水的空间与构图表达，形成了山水画自由、独特的观察方法。中国画人物的观察方法，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东晋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他提出的观点概括了中国人物画的观察和艺术表现方法。他强调以形写神，通过对人物的观察和画家自己“迁想妙得”来把握人物内在的精神面貌，表达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状态，即“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4]。中国画笔墨，从狭义上看，是用笔和用墨的合称，包含笔法、墨法、章法等基础技法。中国画家认为，笔墨运用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质量。从广义上看，笔墨运用的特点，则体现出画家独有的艺术语言和精神面貌，也代表了画家的艺术风格。然而，笔墨功夫则需要不断地练习、积累，才能有所提高。中国画教学中，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笔墨功夫，关键在于对笔墨正确的训练和学习。在进行笔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正确的引导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和临摹。要求学生在临摹作品之前，除了分析画家运用的笔墨技法之外，还要对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画家的艺术思想和历代评论家对作品的相关评论等有所了解。二是对经典作品的意临。了解作品的笔墨技法后，在临摹作品的笔法、墨法、章法、风格、意境等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理解及感悟，摆脱形似上的束缚，把别人的长处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三是笔墨关系运用训练。笔墨关系即需要画家熟练掌握笔墨的运用规律，并通过掌握毛笔的笔力、笔性、笔势、笔意，以及墨意、墨韵等之间的节奏关系。因此，学生可以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学习和临摹，掌握笔墨运用规律。

（二）专业创作能力培养

美术创作作品要有创意，是创作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作品画面与别人的似曾相识，或如同孪生兄弟姐妹一样，那就是抄袭、临摹。所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教师先要引导学生从传统的临摹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要对物体有正确的观察方法。比如，传统的对花鸟的观察模式是“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5]。其实，在绘画中，两三枝花卉的描绘和表现众多朵花的气势和意境是截然不同的。教师可指导学生从生活采风中，善于发现物体的美感，以及在创作课上，尝试把物体的自然形态进行变体或夸张。例如，表现一个西红柿，先用平时常用的观察角度进行描绘，然后再从俯视的角度，分别绘竖着的、横切一半的、切四分之一的、剥皮的西红柿等。总之，尽可能让学生从各个角度观察自然物体的形状和结构，以及纹理等细节，丰富学生对物体的整体认识。在全面了解和认识物体的外在和内在特征后，学生还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物体进行切割和重新组合，形成一幅新的画面。指导学生观察物体的纹理细节，如把蝴蝶放大几倍，观察蝴蝶翅膀的纹理排列，从正面纹理、半侧面纹理、侧面纹理等对蝴蝶纹理不同细节和角度进行观察，会发现这些纹理有不同疏密、大小、聚散节奏的关系。学生对物体观察角度的变化，不仅开拓了学生对物体的观察思维，而且也使学生从中得到创意能力的培养。其次，学生还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画种的构图方法，比如版画、插画、油画、综合材料绘画等。荷兰画家梵高、法国画家莫奈喜欢借鉴日本浮世绘的绘画表现形式。如梵高的名作《星夜》中的漩涡被认为是参考了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作品《神奈良冲浪里》。从梵高的作品《日本情趣：花魁》《日本情趣：梅花》等，可以看到日本浮世绘作品对他的影响。还有莫奈作品《圣阿德雷斯花园的阳台》，也是参考了葛饰北斋《五百罗汉寺》的构图。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可以通过对这些画家作品的案例分析，引导学生从其他画种中吸收养分。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尝试使用各种绘画材料和绘画表现技法。在现代社会审美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中国画颜料和“三矾九染”或“逸笔草草”的绘画技法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绘画颜料不断涌现，也给画家提供了综合材料在同一画面运用的可能。比如，有些中国画写意画家在绘画时使用了水彩颜料。现当代画家齐白石和郭怡孮，以及众多的工笔画家就曾在同一画面使用水彩、丙烯、日本岩彩颜料等综合材料。现代画家的表现方法非常丰富，比如可采用揉纸法、拓印法、撒盐法、撒胶法、泼彩法等。郭怡孮曾说：“作画时甚至连手指甲、木棍、笔杆都使用上了。”一切有助于丰富画面效果的表现方法，都可以鼓励学生尝试。教师在实践教学中，要善于导入国家、社会或专业协会的项目进行教学，这样可以使学生从真实的项目创作中得到锻炼和积累创作经验，从而滋养创新能力。社会的项目创作是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这就要求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要进入画家的角色，要有创新思维和专业技巧的能力，以及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根据课程教学安排，教师要带领学生深入生活采风或在课堂中创造情景体验。如听一段音乐、观看一段舞蹈、读一首诗词，然后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画出自己心中的感受。

二、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

（一）自学能力的培养

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其中也包括了自学能力的培养。所谓自学，是在课外时间、没有导师指导的情况下自我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为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课程教学计划及课程教学中要给予学生充足的自学时间，并布置适当的内容和任务，让学生在没有依赖和干涉的情况下，用眼去观察、用脑去想、用手去做、用心智去探求，自由地学习和研究专业理论，以及实践专业知识。此外，还需要教师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全面的了解，因材施教。

（二）论文撰写能力培养

目前，中国画本科专业的理论研究，主要在于学位论文的撰写。因此，在选择论文题目时，要考虑以下几方面：一是对毕业创作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二是手中有充分的参考文献资料，足以支撑完成论文的撰写；三是经过4年的学习，对专业基础或核心课程有着充分的认识和浓厚的兴趣，有完成论文写作的激情和能力。此外，论文的撰写首先要完成开题报告，这是检验论文的题目及框架是否符合学士学位论文撰写的要求，还可以看到学生论文写作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是否有完成论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学生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不但可以加深对专业的理解，还可以从中掌握课题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得到研究能力的培养。

三、审美认知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一）提高审美认知

优秀的艺术作品要给人以美的感觉，这就要求画家或美术学科学生提高审美认知。古哲云：“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师造化不如师心源。”这源于禅宗的美学思想。这说明在创作作品时，从观察和临摹前人的作品中得到启发和体会，不如深入生活采风，从大自然中体验生活，以得到灵感的启发。个人的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写生得到心灵的净化，以及理论的升华和审美认识，并运用于创作作品中，这就是个人悟性的充分体现。画家在采风写生时，首先是对物体的观察，然后从最美的视觉角度入笔，这样才能画出具有美感的写生作品。在作品创作阶段，对作品的构图、造型、色彩及线描表现等，都需要经过心源审美的感悟，具备高超的绘画技巧和表现能力，才能创作出具有美感的美术作品。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有儒家、道家和禅宗。中国现代美学著作，如潘之常的《中国美学精神》、金雅主编的6卷《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等都能为学生提供较为宏观的视角。西方美学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如黑格尔、康德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观点也应涉猎。这些美学思想和著作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提高审美认知及综合素质。

（二）提升综合素质

对美术学科的学生而言，综合素质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综合素质的培养离不开生活、学习和创作的阅历，需要对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以及对邻近学科有所了解。学生在进行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常遇到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美术学科中国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但需要学生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创作能力，还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读万卷书博览群书可以增长知识，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所遵循的真理。作为美术专业的学生，不但要读本专业书籍，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还需要读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如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可从中了解中国哲学的脉络。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葛兆光的《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思考和推论了中国文化形成的原因和理由，能为学生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中国画专业的学生在研习专业的同时，也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如《春秋》《论语》《孟子》《史记》，以及中国古代诗词等，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历史，提升个人的人文素质。中国传统绘画历来强调绘画与书法意趣相通，书画异名而同体，讲究诗、书、画、印融为一体，才能赋予画面丰富的视觉美感。北宋时翰林画院的画学生，不但要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还要学习汉代4部重要的著作，如《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系统地学习和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古汉语词、方言词，方言的语言、词汇、语法和探究事物名源、训解词义，以及汉语的语词源学等。2.行万里路所谓的行万里路，就是通过采风写生、专业创作及社会实践等，丰富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创作经历，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素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这说明学生不仅要学习专业理论，更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和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如今的社会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参加文化部门及专业协会组织的项目创作活动；在校学习期间，参加文学、美学和专业创作理论等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和讲座；参加学校与其他院校间的交流，包括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交流；通过选派交换生到国内外其他高校进修学习，增加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了解。这些社会实践无疑对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学科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就业等教育和社会问题，将面临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同时也对美术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美术学科的教师不但要有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与研究能力，还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这样才能使美术学科跟上时展的潮流，也才能为国家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罗大经.鹤林玉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宋伯仁.梅花喜神谱[M].杭州：西泠印社印社出版社，2017.

[3]郭熙.林泉高致[A].邵大箴.艺术文从[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

[4]刘义庆，朱碧莲.世说新语·巧艺[M].沈海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传统美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世说》学之称名

“《世说》学”，顾名思义，乃是以《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为中心的所有学术研究的总称。一种学术研究一旦以“学”名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研究对象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其次，研究对象在其所以产生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后世的文化生态产生过深远影响；第三，对此一对象的研究已经或开始具备相当的规模，在时间和空间、深度和广度上拥有相当的基础，能够形成自身较为独立的学术谱系。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无论它是学科的、流派的、学说的，还是地域的、时代的，乃至文本的、专人的，才真正具备成为一种“学”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认为，《世说》学作为一种文本学，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世说》其书，不过六、七万言，是1130条“丛残小语”的分类汇编；而《世说》之学，则是一门涵盖甚广、包罗颇丰、沟通文史哲等诸多学科的专门学问，它不仅包括对《世说》其书所反映以及所产生之时代的政治、思想、社会、人文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其在各个时代的流传、接受和研究状况的考察。由于《世说》在我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世说》学完全具有和《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龙》学等围绕特定文本而建构的古代传统学问相当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世说》所特有的文体形式及其所体现的美学趣味，它所表现的那些极富“时代精神”的人类举止及其所包含的人学意义，更是蕴涵着某种“一经产生便告终结”的划时代特征和为其它文化所阙如的鲜明民族特色。《世说》学不仅是传统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学术视域内现代“中国学”的一道独特景观。鉴于《世说》学在其产生、发展、演变、丰富的近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里，早已形成了自身源远流长的研究历史和枝繁叶茂的学术谱系，对其作一番整体的观照和系统的梳理，就显得不无必要了。

事实上，“《世说》学”之说古已有之。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的是明朝人王世懋。据明代顾懋宏万历辛丑（1601）年所撰《世说补精华序》称：“近时何元朗氏（即何良俊）著《语林》，亦仿其（指《世说》）意；而弇州王长公（即王世贞）伯仲，特加删定，以续《新语》，次公敬美（即王世懋）尤嗜此书，至谓之‘世说学''''。”[1]不仅如此，王氏兄弟还亲为批点，以广其“学”。《世说》之学发展到明代，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注释、批点、续仿、校释、考证、刊刻、征引等应有尽有。应该说，王世懋对“世说学”的指认，代表了古代的《世说》研究者试图涵盖其学的一种自觉努力，这种“自觉”也许更多的出于爱好和趣味，但也不排除其学术上的考虑。不过，严格说来，王氏所谓“《世说》学”，与我们今天所试图梳理论证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世说》学”，毕竟还是两回事。20世纪以来，《世说》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由于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引进，《世说》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古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出现了数百篇专题论文、三十余部相关专著和数十种版本，而且形成了一种日益明显的研究格局，和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使《世说》之学日益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其成就有目共睹。在海外，“《世说》学”业已成为一个无需论证其有效性的学术名称，在不大的学术圈子里形成共识并加以使用。例如，1997年10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了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后结集出版，文后附有专家讲评；江建俊教授对韩国江源大学金长焕教授的《〈世说新语〉在韩国的流传与研究》一文的讲评中，就曾两次提到“世说学”。[2]而武汉大学吴志达教授在为吴代芳教授的新著《世说新探》所撰的书评里，也明确指出：“历来研究《世说新语》者不乏其人,《世说》学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3]惟其如此，我们才更感到，“《世说》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实有梳理、廓清之必要。

二、《世说》学之分类

20世纪30年代，胡朴安在《诗经学》一书中说：“诗经学者，关于《诗经》一切之学，按学术之分类，而求其有系统之学也。学术之分类，当于学术上有独立之价值。《诗经》一切之学，包括文字、文章、史地、礼教、博物而浑同之，必使各各独立，然后一类之学术，自成一类之统系。诗经学者，依《诗经》一切之学，分归各类，使有统系之可循。”[4]胡氏对《诗经》学的这一表述，特别是对《诗经》学的分类，为《诗经》研究的现代转换，开辟了一条新路。综观迄今为止的《世说》研究，早已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大致亦可分为：《世说》文献学、《世说》文体学、《世说》美学、《世说》接受学、《世说》语言学和《世说》文化学等六个分支。必须指出，这里的“学”非“专学”之“学”，而是“研究”一词的省称。以下试简要加以论述：

（一）《世说》文献学

所谓《世说》文献学，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作为对一部传世文献的研究，《世说》学首先是文献学。也就是说，《世说》文献学不仅是“世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义的“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它必然要在传统文献学的背景和基础上展开，遵循诸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等文献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规范。其二，《世说》文献学也包含了为其它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提供文献依据的意思，具体地说，涉及《世说》的中古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和艺术史研究，都可算是宽泛意义上的《世说》文献学。

就第一层含义而言，《世说》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世说》本文；二是历代《世说》研究的相关文献。前者好比“本体论”研究，主要工作包括：对《世说》前源性文献的考察，对其条目出处的寻绎，对其编撰体例和原则的探讨，对书名、作者及成书时代的研究，对历代版本的校勘与整理，以及各种目录索引的编撰等等，目前，这一系统工作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尚不够完善，可开拓的余地还很大。后者则好比“认识论”的研究，举凡对历代关于《世说》的注释、刊刻、征引、评点、续仿、考证、翻译、论著等文献材料的整理、分类、归纳和研究，都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就第二层含义言之，《世说》作为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它在众多学科的研究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文献学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世说》学才体现了显著的跨学科性质。鉴于其研究范围甚广，主要涉及《世说》及刘注的相关材料，那么，对其主要工作及所要解决诸问题的厘定，也就越出本文论述的范围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献学是《世说》学中最重要、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分支，其它分支的研究无不赖此以进行。古代的《世说》文献学研究除“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语见宋高似孙《纬略》）的刘孝标注以外，当首推宋人汪藻的《世说叙录》，后者的《考异》、《人名谱》及《书名》直接开启了凌蒙初、王先谦、叶德辉、余嘉锡、杨勇、徐震堮等人的文献整理特别是目录索引工作。此外，刘兆云、萧艾、王能宪、宁稼雨、范子烨、朱铸禹等人的研究均为《世说》文献学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二）《世说》文体学

《世说》文体学，实际上也就是目前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的“世说体”研究。《世说》自问世以来，几乎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对古代士人的深层心理、行为方式乃至文章风格都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世说》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除了内容方面的作用外，其形式方面特别是文体“新变”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同是雏形期“粗陈梗概”、“丛残小语”式的笔记体小说，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体式；同属志人小说，《语林》、《郭子》等著作早已湮灭无闻，而《世说》却不仅清音独远，且续书、仿作不断？据笔者统计，后世模仿《世说》体例创作的文言笔记小说至少有26种。[5]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部作品或一种文学体式取得成功会引来续貂或效颦之作，一直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常见现象，但形成如此长时间、大规模模拟局面的著作，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就是放诸世界文化史也是十分罕见的个案。以《世说》为代表的这一类文言笔记小说，其独特的文体风貌和丰厚的审美价值，用“别是一体”来形容，大概不算过分。

“世说体”之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里著录宋人王谠编撰的《唐语林》时就曾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皆仍旧。”这大概是关于“世说体”的最早记载了。后来四库馆臣撰写《四库总目提要》，亦常有“文格亦全仿《世说》”（《玉剑尊闻提要》）、“体格亦摹《世说》”（《女世说提要》）、“是书全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之体”（《今世说提要》）等言词，盖与晁氏之说略同：“体”者，编撰“体例”之省称也。我们今之所谓“《世说》体”，除“体例”一义外，还有“文体”、“语体”乃至“风格”等等更为丰富的内涵。对此，古人亦多有会心。宋人刘应登曾说：“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覩已。……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6]明代袁褧也说：“尝考载记所述，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7]清人刘熙载更从文章学角度立论，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8]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人对“世说体”的认识，多为印象式评点或阐发，很少涉及《世说》的形式美学。直到近代，才有人注意到《世说》文体的艺术性。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世说新语之文章》一文，较早从文体风格特别是语体特点方面进行科学辨析，认为“世说体”的文风，堪为六朝“叙事文之代表”。[9]不过，吉川所谓“世说体”主要是指六朝通行的文章风格与语言习惯，还不是我们今天着重文体样式与风格的“世说体”概念。从文体方面进行较为宏观系统的研究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宁稼雨《“世说体”初探》一文率先对《世说》做了文体学和美学上的观照与梳理，提出了不少新见。[10]杨义《汉魏六朝“世说体”小说的流变》更把《世说》体的渊源追溯至刘向的《说苑》和《新序》；[11]王进驹《〈儒林外史〉文体渊源试探》则将《世说》对白话小说结构之潜在影响提上议事日程。[12]笔者也曾撰文对《世说》文体做过尝试性的探讨。[13]今后的“世说体”研究还有不少“生长点”，现代阐释的空间也很广阔。诸如《世说》文体渊源的考辨，对《世说》文体的叙事学的探讨，以及对历代“世说体”续仿著作的研究，等等，都是有待深入的课题。

（三）《世说》美学

一切有原创性和生命力的艺术创造无不具有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我们拈出《世说》美学这一概念单独立目，首先正是基于对《世说》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的充分体认和深入了解；其次，历来对《世说》的美学探讨代不乏人，至今已取得丰硕成果，这一事实也为我们提供了立论的客观依据。这里的“《世说》美学”，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世说》文本所体现的美学风格；二是《世说》所反映之时代的美学风尚与美学追求。前者属于形式美学，包括对分类、结构、语言风格及叙事艺术的探讨，在某些方面与文体学的研究发生联系；后者则属内容层面，主要是通过对具体材料的研究，发掘《世说》在美学史乃至艺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世说》作为一件文艺作品虽非精雕细刻而成，但却从里到外投射出一种独特而又醇厚的美。这种“浑然天成”的美学境界不仅全出自个人的天才创造，而是和中国诗、中国画、中国书法乃至中国园林建筑等艺术形式一样，乃是中国哲学思维和艺术精神的体现与外化，因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细致地分析和研讨《世说》的美学蕴涵，至少可以在人物美学、自然（山水）美学和文艺美学等方面得到启迪和收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古人对《世说》之美早有心得，历代文人的诗文、序跋和言论都有或多或少的涉及，或深或浅的揭示。这方面，明人吴瑞征的长篇骈体序文堪称翘楚。吴氏总结出“六义”以概括《世说》“语言之归”，[14]表现出极高的鉴赏水平和深厚的美学修养。可以说，这是《世说》美学第一篇重要论文。20世纪以来，以宗白华的《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1940）为发端，现代意义的《世说》美学研究才真正展开，涌现出了一批角度新颖、内容扎实的专题论文。台湾学者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1965）和美学家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卷》（1987），有不少章节都围绕《世说》展开，堪称《世说》美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但是，《世说》美学的研究远没有结束，许多新思路、新观点和新方法都有待尝试。比如，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人物品藻中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和具体语境，从而勾勒魏晋人物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用现代叙事学和接受美学的方法，揭示《世说》作用于读者审美经验的深层机制；用比较美学或阐释学的方法，将《世说》与本民族其它艺术形式或与其它民族同类题材加以比照，从而彰显其独特的民族审美特质；等等，显然都是值得尝试的。

（四）《世说》接受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以德国文学理论家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在西方文论界的崛起，以读者—接受者为中心的文学效果史或接受史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学科，其理念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推广和普遍应用。上个世纪末，我国古典文学界也开始将对历代文学接受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并大胆进行尝试，先后出现了一些风格各异的文学接受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受此影响，一些专题的研究史也层出不穷，形成一个不小的学术热点。不过，有必要指出，尽管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比起以往文论史和批评史的研究，并未充分体现出其自身鲜明的学术品质，多数情况下，“接受史”和“研究史”成了新版的文论史和批评史。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没有积累更多的关于“接受”的第一手材料，立足读者接受的文学个案研究还没有全面、细致、深入地展开。一句话，目前的研究尚未充分展现姚斯文学接受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重新构造读者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接受和解释同一文本的历史过程”。[15]笔者将接受研究纳入《世说》学的体系中，正是在对这一现状的认识基础上的一个尝试。

《世说》接受学是对《世说》传播接受研究的简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接受。广义的说，对《世说》的征引、注释、批点、刊刻、续仿、改编、考证、翻译、研究（论文和专著）都是接受学的研究对象。但是，这一研究并非是文献研究的重复，而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打个比方说，文献是死的，文献学的工作也力求客观公正，较少介入主观感情；而接受学则不然，它不仅要深入“文心”，更要深入“人心”，既要“知人论世”，也要“以意逆志”，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重构”不同时代的读者以不同方式对《世说》进行接受这一活的、流动的“历史过程”。目前，对《世说》传播接受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有些论文虽然触及了这一问题，但由于立足文本而非读者，看起来更像是“影响研究”。所以，《世说》接受学的主要工作是，（1）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爬梳和整理，勾勒《世说》的传播接受史；（2）在此基础上，对历代《世说》接受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展现出“读者”或“受众”在《世说》流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比如，对《世说》的接受在唐宋以前，更多的是以典故成语的形式“内化”于历代文人的诗文中，而到了元明时期，随着文学风气的转变，《世说》中的许多故事，却成了杂剧作家和小说家的灵感源泉，于是，一批《世说》改编剧（包括杂剧和传奇）应运而生。这一个案对于我们了解元明戏曲的创作情况，无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因此，接受学的研究不仅要借助文献学的工具，同时又要融合历史学、文艺学的方法。还应指出的是，接受学研究是一种历时性而非共时性的研究，这是它跟以现代阐释为主的接受美学式研究不同的地方。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世说》接受学在诗文典故成语、注释评点、笔记序跋、续仿改编、诗文、类书、史籍及文人笔记征引等方面都有广阔的研究天地。同时，《世说》的域外传播与接受研究显然也是接受学的题中之义。比如，对于《世说》在日本的流传及研究，白化文、李明辰、马兴国、王能宪等人都曾撰文论述。[16]不过，对域外其它民族的《世说》接受情况的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尚须拭目以待。总之，只要把握住以接受者为中心这个基本原则，《世说》在历代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就能够被真实、鲜活地反映出来。

（五）《世说》文化学

《世说》作为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是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现象的忠实记录和生动反映，对于了解当时的文化生态、精神现象和民族的心灵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世说》文化学是对以《世说》为中心的文化研究的简括，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对《世说》时代文化生态的各个层面进行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的还原与再现；二，对“后《世说》时代”中国乃至汉字文化圈的文化结构的各个部分进行现象学、阐释学的观照与描述。这两方面都像是以《世说》为端点发出的“射线”，一是对“前此”的集束式的“还原研究”，一是对“此后”的辐射式的“影响研究”，二者共同构筑《世说》文化学开放性的、全息图式的文化景观和学术系统。具体言之，前一类研究范围较广，举凡对《世说》时代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士人心态及行为方式、民间习俗、礼仪名物等等的研究，都在其列；这一研究历史悠久，专家辈出，成果颇丰。后一类研究近代以来亦渐成风气，《世说》对后世作家、作品和文人群体人格的影响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宁稼雨、范子烨等人都在尝试以更宏通的视角发掘《世说》的文化价值。事实上，《世说》作为一部传统意义的“小说家言”，不仅对后世说部影响甚巨，而且，对其它文化形态如类书、史传、诗学（尤其是诗话）、戏曲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显然是值得期待的。

（六）《世说》语言学

众所周知，《世说》是用晋宋口语写成，故明代文人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恍然生动”，[17]因此，《世说》既是中古语言学研究的“宝库”，又是语言学家们用以解剖六朝汉语的一只“麻雀”。在某种程度上，中古语言学的研究也即是以《世说》为中心的研究，这一点在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早已得到显示。迄今为止，《世说》语言学的研究专著近十种，专题论文也有上百篇篇，百万余字的研究成果、数十人的研究队伍是这一研究健康、稳定发展的有力证明。

大略言之，《世说》语言学又可分为词汇训诂、语法和修辞三类。训诂就是文字、词汇的训释，属语义学范畴，这一研究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刘孝标的《世说注》，此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至今可谓硕果累累。对《世说》的整理、出版、传播、研究以及辞典（或词典）的编修，无不在词汇训诂学的坚实基础上进行。语法和修辞则属语言的现象学和语用学范畴，语法学主要是对词法、句法和语段的研究，修辞学则包括对修辞观、修辞格、修辞心理及语境、语体的研究。目前，对《世说》语法的研究成果较多，涌现了像周法高、许世瑛、詹秀惠、程湘清、何乐士、张振德、宋子然等一批学者；修辞学研究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问世后方兴未艾，稳步发展，但对《世说》的修辞研究才刚刚起步，笔者所见，目前的修辞学专著中，只有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有“刘义庆”之目[18]，算是对《世说》修辞学的一次单独审视，可惜篇幅不过千字，且主要措意于辞格的例举。专题论文倒是有几篇，但基本上集中于《世说》的“用典艺术”。这一领域的开拓余地还是很大的。总的来说，当代的《世说》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以下态势：（1）词汇研究由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语义学转变；（2）语法研究从词法研究向句法研究方向延伸；（3）局限于辞格的修辞学研究尚有待突破。此外，随着《世说》的日、法、英、韩等各语种译本的出现，《世说》的翻译语言学也正在形成一个研究课题，早有学者指出，《世说》许多悬而未决的语言问题，反而在它国语言的翻译过程中得到满意的解决，[19]因此，对翻译文本的分析、考察、比照，不仅可以及时发现翻译中存在的讹误，维护《世说》文本的纯粹性与可信度，还可以收到“他山之石”的功效。这对于增进国际文化交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以上是我们对《世说》学各分支研究的简要介绍。应该指出，上述各分支是互为条件和相辅相成的，在具体的研究中，很可能交叉互动乃至齐头并进。我们不回避这一分类的主观性及其由此带来的稍欠周延的地方，但相信这一分类是建立在对材料的充分把握和合乎逻辑的分析归纳基础之上的，对于全面了解《世说》学的学术成就、推进《世说》学的进一步发展，也许不无助益。

三、《世说》学之形态及其系统

《世说》学的表现形态，实际上就是指《世说》学的文献形态和传播接受样式，进而言之，也就是研治《世说》所依据的基本原始材料。同其它古代典籍的研究一样，《世说》学也包括诸如（1）版本；（2）注释；（3）校笺；（4）诗文、史籍、笔记及类书征引；（5）目录索引；（6）批点评论；（7）序跋；（8）续仿；（9）改编；（10）选编；（11）白话今译；（12）外文翻译；（13）名篇鉴赏；（14）文字、名物考证；（15）专题论文；（16）研究专著；（17）典故成语和熟语等多种文献形态和传播接受样式。这些历史地形成的文献形态和传播接受样式，共同构成了今天《世说》学的学术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献形态由于历史悠久，成果丰富，业已形成自身的发展线索和研究系统。约略言之，盖有以下四种：

（一）版本系统。《世说》成书后，先以抄本流传，由刘孝标注有“广校众本”一语可明。[20]刘注之后，流传渐广，虽《隋志》方始著录，然版本浩繁之况不难想见。唐宋以迄近代，坊间私门，刊刻传抄，未曾稍息，流衍至今，蔚为大观。且版本递嬗之间，衢路分明，各有传承，其内部之系统也颇耐探寻。对版本系统的钩稽和统整，学者虽有涉及，但远未穷尽，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二）校注系统。由于特定的编撰体例和记述风格，加上人物繁多，关系错综，语言又玄远冷俊，充满弦外之音，使《世说》几乎一问世便成为一部“难以索解”之书。齐梁至于当代，为《世说》作注释、校勘、笺疏、考订者不绝：史敬胤、刘孝标、刘应登、王世懋、张文柱、凌濛初、张懋辰、刘淇、郝懿行、叶德辉、王先谦、李慈铭、程炎震、李详、刘盼遂、沈剑知、余嘉锡、杨勇、徐震堮、王叔岷、郭在贻、朱铸禹、吴金华……等历代学者前赴后继，殚思竭虑，使《世说》文本之庐山真面日显，微义深旨渐明，沾溉学林，泽被读者，厥功至伟。这一系统横跨古今，成果最丰，堪称《世说》学之重镇。

（三）批点系统。作为我国文学史上首部被评点的小说作品，《世说》一直受到文人特别是评点家的青睐，南宋刘辰翁、刘应登，明王世贞、王世懋、李贽、凌濛初、杨慎、王思任、袁宏道、陈梦槐、黄辉，近人严复、唐鸿学等都曾作过数量不等的批注评点，加上历代学者如颜之推、刘知几、顾炎武、李慈铭、程炎震、鲁迅、陈寅恪、余嘉锡、钱钟书等人著述中的《世说》批评文字，这一系统的规模亦相当可观。对其进行整体观照和细致考量，既是《世说》批评史的任务，也是小说评点史的工作。

（四）续仿系统。前已言明，《世说》在文言小说史上自成一体，历代续书仿作不断，早已形成“世说体”这一独特文本系统。这一系统是双重的：既是《世说》认识、接受体系的显影，也是“《世说》体”创作、实践体系的反映。对这一系统的研究，既可理清《世说》在历代的传播接受主线，又为了解历代文人精神生活之变迁，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以上算是《世说》学的系统观。它是建立在对史的纵向把握和研究成果的量的权衡基础上的。可以断言的是，这些殊途同归的系统大部分都有着“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还会不断“再生”。

四、《世说》学之分期与展望

《世说》诞生迄今已有1500多年，《世说》学的历史当即略等于此数。这1500多年间，《世说》学随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而发展，更与历代研究者的不同接受取向并行不悖。鉴于此，则《世说》学之分期，实即《世说》接受之不同阶段。略而言之，盖有四期：

（一）齐梁至隋唐这一阶段是《世说》学的“史学期”。六朝至于唐代乃我国史学极发达之时期，公私修史之风盛行。《世说》既写历史上实有之人物，又多采诸史料杂记，自然也就被当作“史料”或“史余”被接受。史敬胤、刘孝标的注释、史家刘知几的讥评，刘肃《大唐新语》的续仿以及唐修《晋书》的采录，无不是这一风气的证明。总之，在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时代，小说的全部命运都是脆弱而尴尬的。《世说》的诠释权被史家运于鼓掌之间的局面一直要到宋代才有所松动。

（二）宋代至晚明这一阶段可称之为《世说》学的“说部期”。宋元明清是我国通俗文学的兴盛时期，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地位日高。印刷技术的发展，更为《世说》的刊刻、流布提供了契机。[21]宋元之际，始有小说批点之学，《世说》首次被刘辰翁批点在小说评点史上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元代兴元曲，故有《世说》故事被杂剧作家们大量改编（详见第四章第三节）。晚明尚模拟，则《世说》体续仿作品络绎不绝。这些现象都在在说明《世说》在接受和研究上的通俗化倾向。

（三）清代至民国这一时期是《世说》学的“小学期”。受“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响，清人的小说观念“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22]，对《世说》的接受开始向史学复归而更具“朴学”色彩，训解文字、考订故实、纠谬补缺之作甚夥。其中，尤以刘淇的《助字辨略》最为杰出（详见第六章第二节）。这一学术趋向至民国仍未断绝，近代诸家的研究著作仍是立足旧学，表现为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四）20世纪后半叶至今这是《世说》学的“综合期”。研究方法的多样，价值取向的多元，传播渠道和接受形式的丰富，专著的系统化和论文的专题化，都表明《世说》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宽广的平台，《世说》学似乎“丰收在即”。

以上是对《世说》学的整体观照。限于篇幅，“系统”和“分期”只能点到为止。而更为深入专门的研究，则只有俟诸来日了。

注释：

[1]参见《世说精华》，明狄期进辑，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2]参见《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788页。

[3]吴志达《野火春风话崛起——评吴代芳教授著〈世说新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参见王元化主编《胡朴安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页112。

[5]这26种《世说》续书是：[唐]（1）刘肃《大唐新语》[宋]（2）王谠《唐语林》（3）孔平仲《续世说》（4）李垕《南北史续世说》（5）王方庆《续世说新书》[明]（6）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7）何良俊《何氏语林》（8）王世贞《世说新语补》（9）（10）焦竑《焦氏类林》《玉堂丛语》（11）林茂桂《南北朝新语》（12）郑仲夔《清言》（13）曹臣《舌华录》（14）赵瑜《儿世说》（15）张墉《廿一史识余》[清]（16）梁维枢《玉剑尊闻》（17）吴肃公《明语林》（18）王晫《今世说》（19）章抚功《汉世说》（20）李清《女世说》（21）颜从乔《僧世说》（22）李文胤《续世说》（23）汪琬《说铃》（24）邹统鲁、江有溶《明逸编》[民国]（25）易宗夔《新世说》（26）陈灨一《新语林》。今按：据说宋代尚有阙名作者的《大唐说纂》，清代严蘅亦作有《女世说》，想来也当属此类著作。另据《江苏艺文志·扬州卷》（南京师大古文献整理研究所赵国璋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清还撰有《折狱新语》十卷，未详目次，疑其体例亦如《世说》；与李清合作编辑《史略正误》的宫伟镠亦撰有《庭闻州世说》一书，可见“世说体”编撰之风在明末之盛行。此诸书因未及见，故暂不列出。

[6]刘应登《世说新语序》。

[7]袁褧《世说新语序》。

[8]参见刘熙载《艺概·文概》。

[9]吉川幸次郎《世说新语的文章》，原载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10辑，1939年7月。纪庸译文发表于《国文月刊》第46期，1948年第2期。

[10]载《古典文学论丛》1987年第2辑。

[11]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4期。

[12]见《广西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该文认为,《儒林外史》不仅是直接从白话通俗小说发展而来，而且其文体渊源可追溯到《世说》，尤其是在不重纪事而追求人物神韵、文人性、真人轶事性、谐趣性以及适应于创作宗旨的分类结构等方面，都显然受了《世说》的影响。我以为，这一影响还可上溯到《水浒传》。

[13]参见刘强《对历史真实的冲淡与对艺术真实的强化：论〈世说新语〉的叙事原则》和《试论〈世说新语〉文体的戏剧性特征》两文，分载《上海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和2002年第5期。

[14]吴瑞征所谓“六义”，盖指“雅言”、“捷言”、“形言”、“反言”、“偏言”、“超言”，以为赖此“六义”，《世说》才得以“采众美以成芳，集群葩而成秀”。参见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瑞征校刻本（八册）所载《世说新语序》。

[15]参见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页4。

[16]参见白化文、李明辰《世说新语的日本注本》，载《文史》第六辑；马兴国《〈世说〉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载《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3期；王能宪《〈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载《文学遗产》1992年2期。

[1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

[18]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页61。

[19]见唐异明《评世说新语英译本》，《读书》1986年第2期。亦见梁实秋《读马译世说新语》，《世界文学》1980年6期。

[20]参见《文学》篇“僧意在瓦官寺”条刘注。宋本“庆”字当为“广”字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