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民生科技论文

民生科技论文

民生科技论文

民生科技论文范文第1篇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民生科技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民生科技论文范文第3篇

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是以研究“非西方”的音乐为目标的比较音乐学发展而来。经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论文联盟,“在1950年出版的《音乐学》

(musicology)一书的副标题“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其问题、方法及主要特点”中使用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1此后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应用开来。民族音乐学是客观的

置身于当地文化中考察音乐的,注重实践性与客观性的研究学科;强调文化和音乐相结合的方式;以“鲜活”的“田野”调查法著称。为收集和传承世界各国特色民族音乐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很长一段历史,并且从研究方法上与民族音乐学课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不仅强调作曲四大件的基础的写作

技法要求,而且力求在作曲者本人的主观感受下,结合含有中国特色的音调进而为我国音乐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与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了解,结合个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学习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民族音乐学提倡将研究的对象置身于文化的大背景下,把文化背景和音乐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真实、客观的研究。确实,每种特有的音乐品种自有其生长的特殊社会文

化土壤,如果抛开文化只谈音乐岂不是有片面之嫌?音乐得以拥有特色就是因为特定的文化背景不断的给予养分滋养,才得以旺盛的生长。而采用民族音乐学的把音乐置于社会文

化大背景下的综合的研究方法,这种主观能动性极强的研究者主体实地调查方法,充分掌握研究对象主体及其客观的供其成长要素,正好让研究摆脱了片面的嫌疑,从而进行全面

综合的客观研究。这种民族音乐学所强调的音乐与文化的结合的观点,是非常值得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子们借鉴的。

作为主观性极强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活跃的思维、丰富的富有逻辑的想像必然是利于创作的,但为了使音乐创作更具文化内涵,应使创作的乐思穿上“文化”的外衣

,使其更具内涵与价值。孤立的乐句可以说是音乐,但如果它是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岂不是更生动、感人吗?音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融入了许多作曲者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创

作逻辑,而作曲者本人创作一首作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把客观的物质转化成作曲者本人的主观思维之中旋律生成的反映。这种自觉的吸收—转化—生成旋律的过程于无

形中影射了一定的文化因子。在这种自觉的反映文化的同时,再加入民族音乐学强调的把音乐置于文化背景之下的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必然是首具有一定意义的感人之作。

2.民族音乐学学科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关系的观点。“‘局内人’和‘局外人’这一对概念指的就是音乐民族志双视角考察的分析方法。学界认为这是一种音乐民

族志学者在其考察研究过程中兼从主位与客位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交互性考察分析,然后从中产生中介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2 这种客观的置身之中与置身之外的“局内人”与“

局外人”的立场应大大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子所吸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这门学科是依托创作者各异的创作思维而存在的主观性极强的艺术。之因为这门课程的创作主观性极强,所以才要更加强调客观评价个人创作的作品。换

言之,自己悉心创作的作品,必然是个人“局内人”身份的真爱之物,在创作完成后,我们应该邀请更多的“局外人”(观众)来审阅自己的作品,以求得更加客观的评价和改进

的良机。所以这种“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子要大力推扬。

3.据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家尽力开阔新的研究模式,摆脱单一的学科建设,逐渐和音乐学其它学科相接洽,表现出和人类学等学科的融合式的发展。这

种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模式对西方音乐史学科建设也是有益的。理论研究应避免孤立的发展,不论是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还是其他相关的音乐学学科,都应该走出单科的圈子,相

互交流理论和方法,取长补短的促进本学科的发展。作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学子应该尽可能多的涉猎音乐学其它学科的内容,开阔眼界,从而站在宏观的角度去研究西方音乐

史相关内容。

4.作为一门学科,研究人员都会遇到许多坎坷,应保持优良的心态以及对自己学科的钟爱和热情是必要的。谈到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法,就可预想到民族音乐学家深入

民间、走乡串户的调查,甚至需要与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接触,深入实地的体验以便得到最真实、客观的调查数据。在深入民间时,有时需要到及其落后的地方进行生活,做跟踪

式的民族志调查,研究者克服的困难与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但一代代民族学家怀着对专业的热爱以及对优秀民间音乐的向往为民族音乐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在昆曲音乐、

乐律学、中国古典音乐、民族民间音乐很精通的杨荫浏先生对我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贡献很大:“《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孔庙丁祭音乐》、《智化寺京音乐》、《单弦牌子曲

选》、《佛教水陆音乐》等论著,是他或由他率领部分研究人员,经过反复深入的现场考察、研究后所撰写的;而《昆曲掇锦》、《苏南吹打曲》、《十番锣鼓》的撰写,他本人就

曾经是这些乐种社班的成员,长期生活在这些音乐事象的田野之中,其融人音乐实际的程度是一般民族音乐学学者难以企及的。”3

作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学子,更应该秉承民族音乐学家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积极的学习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专业,积极的深入我国富于民间音乐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深挖

掘我国传统的音乐旋律,把其融入到个人的创作之中。在个人的作曲道路上应树立中国特色的创作理念,在西方的作曲技法的基础上,深化我国特有的民族音调,使自己的创作能

民生科技论文范文第4篇

1 公民教育在理工院校德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公民教育由公民责任教育和公民权利教育组成。回溯历史,在西方国家公民责任教育先于公民权利教育,这跟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在民族国家构建时期,欧洲学校注重对学生的公民责任教育,培育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资产阶级革命后,公民教育逐渐强调个人权利,这不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西方公民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公民教育具有借鉴意义。当前我国公民教育的重心正由公民义务向公民权利转移,但加强公民责任教育依然十分重要,这是我国理工院校大学生公民教育展开的时代背景与约束条件。

大学阶段是学生公民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旦形成比较稳定的公民德性,就很难改变。因而,加强公民教育、尤其是公民责任教育在理工院校德育教学中的渗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理工类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近年来,一些科技干部的个人欲望膨胀,逐渐走上了违法乱纪的不归之路;一些科技人员为谋个人私利,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从事高科技犯罪,危害社会。科技干部、科技人员的违法犯罪跟其放弃对自己公民观的改造有着直接关联,跟他们在大学期间未能牢固地树立公民责任意识和法律义务观念有着间接联系。其次是理工类大学生树立起坚定的社会责任意识的需要。科技人员利用科技知识发财致富,这本无可厚非,但一些科技人员回报社会的意识淡薄,淡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或多或少地跟他们在大学期间没能树立起坚定的社会责任意识有关。最后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先后推出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科技人员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需要科技人员具有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无私奋斗的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理工类大学生是我国科技人员的后备军,加强对他们的公民责任教育刻不容缓,让他们在大学阶段就牢固树立起奉献意识和敬业精神。

公民德性包含“德”与“法”两个方面,道德观教育侧重于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而法治观教育倾向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养成。“基础课”从两个路径对大学生展开公民教育: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与社会主义法治观教育。从“基础课“内容安排来看,“法律基础”课要比“思想道德修养”课所占的分量要小得多。可见,“基础课”注重的是培养大学生的道德义务和公民责任,道德观教育优先于法治观教育,公民责任教育高于公民权利教育,这对开展理工院校大学生的德育教学改革具有指导意义。在理工院校德育课的理论教学中我们应坚持公民责任教育与公民权利教育的结合,但公民责任教育优先于公民权利教育的原则,从而培养出优秀的公民德性,生产出大量的好公民。

2 道德观教育渗透于理工院校的德育理论教学过程

“思想道德修养”课融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于一体,在理论教学中应兼顾灌输意识形态与培育好公民的双重需要,并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引领公民教育,从而彰显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和灵魂铸造功能。理论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过程,涉及到教师的知识结构与水平、教学时数的多少、教学内容的编排和学生的兴趣,以及课堂教学与课后教学等环节。加强对理工院校大学生的道德观教育应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在多元化的课堂教学中渗透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涉及到所有的人文社科门类,它与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关系较为密切。“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具体内容涉及到多学科的专业知识。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涉及到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涉及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第四章“加强道德修养 锤炼道德品质”涉及到伦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第五章“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公共秩序”涉及到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第六章“培育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涉及到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不可否认,我国高校现采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在理论分析上显得比较肤浅,说服力不够。任课教师要全面吃透教材,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以便弥补教材理论分析的不足。

民生科技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邓小平提出了“ 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 发展 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技与生产力的学说,强调“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无一不是根据新情况、新变化作出的具有很强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新概括、新 总结 ,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思想又突破陈规的创造性成果。它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理论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是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范畴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系统考察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 历史 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从1975年开始,特别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并强调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指导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事业,推动科技事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原理实际上吹响了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号角。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科技与生产力发展 规律 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精辟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出色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在概括当代世界科技革命和 经济 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和重大突破,具有更大的解放思想作用。它突破了传统的生产力认识范畴,把本质上作为精神生产的科学和技术活动当作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极大地改变了对生产力结构的理解。它突破了以往对科学技术作用理解的局限性,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它从生产力综合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谋划如何提高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指导思想。它使人们从更高层次上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指明了当代

三、必由之路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

经济 体制改革是解放和 发展 生产力,科技改革是解放科技生产力。既然实践进一步证明 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为了扭转我国科技体制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状况,我国科技发展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原则。相继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中央又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思路。这些重要举措都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反复倡导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缩小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较好的技术基础,改变了我国 工业 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参考 文献

[1][2][4][8][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第275页,第378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17页

[3]《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见1995年6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