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根源
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第1篇
一、动物精神：凯恩斯思想的复活
按照经典教科书的看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无疑是个理性主义者。但奇怪的是，凯恩斯却是“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一词的原创者。该词主要散见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简称《通论》）一书中的第四编———“投资诱导”中的第十二章“长期预期状态”部分片段之中。在国内的版本中“，动物精神”一词的翻译并不统一。如在高鸿业译的《通论》中，“animalspirits”被翻译成“动物的本能”[1](P165)。其他的译法还有“血气冲动”、“浮躁情绪”等。“动物精神”首次出现在《通论》中，凯恩斯是这样表述的：“Most，probably，ofourdecisionstodosomethingpositive，thefullconsequencesofwhichwillbedrawnoutovermanydaystocome，canonlybetakenastheresultofanimalspirits-aspontaneousurgetoactionratherthaninaction，andnotastheoutcomeofaweightedaverageofquan－titativebenefitsmultipliedbyquantitativeprobabili－ties.”[2](P161-162（)我们所做的决定的结果需要许多时日之后才见分晓，而大多数决策可能起源于“动物精神”———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所得到的加权平均数的结果）凯恩斯还说：“……thatitisourin－nateurgetoactivitywhichmakesthewheelsgoround，ourrationalselveschoosingbetweentheal－ternativesasbestweareable，calculatingwherewecan，butoftenfallingbackforourmotiveonwhimorsentimentorchance.”[2](P162（)推动社会车轮运行的正是我们内在的进行活动的冲动，而我们的理智有限，能计算时当然不会放弃，以便进行更好选择。但就动机而论，我们的理智却往往退回到依赖于我们的兴致、情感和机缘的地步）概括上述两段文字，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是指个体因自我的心理特征形成的决策冲动。凯恩斯为何能提炼出“动物精神”这个概念呢？因为他不仅是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股票投资人。但是“凯恩斯在预测股价下跌和大萧条上的失败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极其憎恨投机商。”[3](P334)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一个亲历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思想者兼投资者，必定是洞悉到了市场波动的内在玄机。例如，他把人们在股市中的行为看作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游戏，没人真正理性地考虑长期投资的价值。相应地，他必然在思想和理论上强烈质疑理性在市场中的作用。在《通论》第十二章中，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人们的种种心理冲动，诸如信心、乐观、贪婪、盲从、沮丧和悲观等，他把这些看作是现实市场中商业活动的真实状况。今天，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常识，但“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缘何如此？这是因为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阐释者们始终秉持理性主义的观点，所以完全排除掉凯恩斯主义中“动物精神”这类非理性因素，使之符合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首先是经过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RichardHicks）在《价值与资本》一书的阐释，形成了以乘数论模型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而后这个思想又被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整合到《经济学》教科书中，把古典的市场自由主义与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最终把凯恩斯主义解释为，因为市场消费不足，所以政府要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弥补这个缺陷。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主义重新恢复了凯恩斯之前的市场自由主义，进一步强调市场具有理性，可以自动达成均衡。由此，凯恩斯的“动物精神”被理性主义一步一步地剪裁掉，以至于在今天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甚至经济思想史中也很难见到“动物精神”这个词汇，更不用说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了。可问题是，主流经济学至今无法预测破坏性巨大的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学的无能必然导致人们另辟蹊经寻找答案。现在，阿克洛夫和希勒以《动物精神》来命名一本解释金融危机的著作，不仅开拓了理解危机的新思路，也大大地复活了凯恩斯的思想，使“动物精神”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止于此，他们还对凯恩斯主义做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动物精神”才是凯恩斯对大萧条解释的核心内容。政府加之于市场的作用是，既要发挥动物精神的创造力，也要限制动物精神的过度放纵。这个思想富有创意，尽管作者还没有来得及做深入的学术论证，但是今天人们在总结“金融风暴”的教训时，无不指责政府监管不力，美国2010年7月15日通过了最新的金融监管法案，目的是对金融机构过度投机行为进行遏制。这足以证明其思想具有强大的前瞻性和现实性。
二、动物精神理论：理解金融危机的钥匙
相比凯恩斯而言，《动物精神》的两位作者将人类主体的非理性活动即动物精神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和意义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们在该书的开篇中即提到“：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懂得如何管理经济并促进经济的繁荣，我们就必须关注人们的某些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能够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或者说人们的动物精神，如果不承认各起重大经济事件基本上都有人类心理方面的原因，就永无可能理解这些事件。”[4](P1)作者何以如此自信？因为这两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十余年来一直以行为经济学视角关注美国的经济波动。早在2000年，希勒教授就已经关注到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并在2003年出版了对美国躁动的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特征进行分析、预警的力作———《非理性繁荣》一书。在《动物精神》一书中，阿克洛夫和希勒进一步指出“：教科书式的经济学试图尽可能最小化对纯经济动机和理性的偏差”[4](P2)。他们则要解释实际观察到的这种偏差，并认为这种偏差之大足以引起经济的巨大波动。这是以往经济学家所忽略的，但却是该书的新意所在。凯恩斯虽是“动物精神”这个理念的原创者，但他仅仅停留在一般叙述和规范分析的层面上，而阿克洛夫和希勒在这方面开始尝试性地引入行为经济学的方法，从而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动物精神”的内涵。
在《动物精神》一书的开篇中，两位作者就提出“动物精神”理论，首次将该理论概括为信心、公平、腐败和货币幻觉等核心范畴。第一，他们深化了凯恩斯关于信心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深刻影响的理念，具体提出了信心乘数（confidencemultiplier）的概念。信心乘数与希克斯简单乘数相类似，是指信心的变动一个单位而导致的收入的变化。第二，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不完全受经济理性的支配，实现公平也是市场上个体交换行为的重要的行为动机。这是凯恩斯所没有涉及到的。第三，凯恩斯在《通论》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金融市场上的种种欺诈行为，阿克洛夫和希勒则进一步认为，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欺诈的手法常常是以合法性面貌出现，特别是那些政府监管滞后的腐败行为在无形中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到过老勒克菲勒是如何在市场中贩卖假药的例子，阿克洛夫和希勒则把当代一些所谓的金融创新产品看作是现代版的“假药”。第四，今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否定了费雪和凯恩斯在物价和工资方面所提出的货币幻觉的问题。而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在今天的工资合同、债务合同和会计核算中大量地存在着货币幻觉。必须承认，阿克洛夫和希勒的“动物精神”理论还相当粗糙，远未达到逻辑化、体系化的高度。但作为原创性之作，却对我们探寻金融危机的新理解无不启发。在他们看来“，金融风暴”的发生无非是“动物精神”作用使然：美国在经历2000年网络泡沫之后的新一轮经济繁荣中，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狂热投机潮，人们信心膨胀，没人相信房价会跌。华尔街的金融工程师们所设计出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等创新性金融产品进一步刺激房市的温度。从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似乎没有违背市场自愿交换的原则。正如阿克洛夫和希勒所说“：从房屋购买人到抵押贷款发起人，到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到评级机构，最后到抵押支持债券的购买者这条完整的链条上，存在一种经济均衡。”[4](P40)但在这个买卖过程中犹如非法传销，合法的欺诈和监管视野之外的腐败无处不在，没人真正负责，没人会检举揭发，没人会放弃欺骗下一个人的机会……直至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推向泡沫。
对于这样一场酝酿和潜伏很深的大危机，新古典经济学显得极为迟钝和麻木。回首近四十年来美国社会的变迁，新自由主义学术话语从高等学府扩散到华盛顿、华尔街、舆论和大众，人们无不信仰并遵从着市场完美主义的教义。他们无视凯恩斯有关“动物精神”的警示，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放纵市场中的非理，导致全社会都迷失在“动物精神”的狂热之中，最终酿成“金融风暴”。假如新古典经济学领袖弗里德曼先生依然在世的话，不知对此会作如何的感慨。
学术界为什么长期将个体行为的复杂性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呢？事实上，经济学的发展总是受到其他学科发展的深刻影响。近代以前西方经济思想主要是受哲学、伦理学和宗教的影响，例如希腊经济学家亚里士多德本身就是哲学家，中世纪的阿奎那是宗教家兼经济思想家。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斯密•亚当（AdamSmith）的思想是二重的，一方面在《国富论》中关注人类共通的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在《道德情操论》中也关注人类行为的复杂性问题。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曾明确表述过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利他主义倾向等。此后的帕累托（VilfredoPareto）指出我们的许多行动常常是“不合乎逻辑的”，凡伯伦（ThorsteinVeblen）强调习惯和性格上的遗传作用，管理学家西蒙（HerbertSimon）提出人的“有限理性”假说……以至于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大声疾呼“：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5](P2)而现代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则主要受18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自然科学的数量化、模型化的方法必然要求其假设前提是一致的，否则无法进行定量化分析，这是“理性人”得以长期存在的历史条件。在斯密之后，经济学不断沿着自然科学的方法演进。时至今日，经济学也越来越成为类似于物理学、数学思维模式的学科。凯恩斯本人就曾出版过专著《概率论》。许多经济学家本身就是出色的数学家如纳什等人，或者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后才步入经济学殿堂。数学固然精确，但因为忽视了人的复杂性，结论未必准确，这就是为什么没人预测出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
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富指数化 超均衡体系 金融危机
[作者简介]张建君(1969― )，男，甘肃省靖远县人，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博士后，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080－07
一、财富指数化的概念提出及界定
现代经济的根本特点就是社会财富的指数化积累。财富指数化是笔者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区别于贵金属和各种实物形式的财富占有和积累形式。现代社会财富占有和积累突出地表现为以货币估值为基础的银行存款数额和各种投资品价格的指数化增长，这就使得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的贫富差距最直接地表现为货币占有指数上的差距，这种财富占有和积累形式的最大风险就是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危机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危机实质则在于依托货币体系以及金融衍生工具所形成的一些财富指数过度膨胀，使得衡量财富指数化的价格因素大起大落，却并无相应的实体经济扩张和增长，因此形成了财富指数萎缩倒逼实体经济衰退的危机现象。危机的结果是，一方面通过金融危机挤出财富指数中的泡沫成分，另一方面通过实体经济较长时间的财富创造弥补财富指数中的虚高部分。挤出泡沫成分的过程，不但伴随金融资产的大幅缩水、支付困难、形成债务危机以及引发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甚至在一些投资过度的领域里，造成实体经济的崩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快速的衰退过程，但其破坏程度取决于财富指数化的虚高程度；弥补财富指数的过程，则意味着实体经济长期缓慢的恢复和发展，平衡财富指数虚高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缺口，这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
财富指数化的概念表明，现代经济体的富裕和贫穷只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经济现象。尤其是在产业基础近似的实体经济中，这种差距主要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受到诸如国际地位、历史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国家间的比较尽管存在数字差距，但并不存在经济鸿沟；有时这种差距表现得非常微妙，使得准确度量存在困难。购买力平价是最接近于反映不同国家真实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但由于全球生产体系以及不同国家汇率的现实差异，这种评价指标很难受到广泛认同；其中，货币成为左右和影响财富指数化国际比较的重要因素。李嘉图认为，两个国家在必需品和生活便利方面可能是同等“富裕”，但是假如其中一个国家花费了较多的劳动生产上述商品和生活便利的话，那么，它的财富价值会小于另一个国家。李嘉图是基于劳动的价值创造来提出这个理论判断，劳动生产率无疑是形成国家间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其结果是一个国家的劳动比另一个国家的同样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比另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更值钱。在财富指数化的条件下，这种差距直接的比较和转换通道就是汇率，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汇率的差异和浮动使得借助汇率自身而进行的投机成为可能，这样就使得财富指数化的现象为国际财富劫掠行为提供了通道，使得财富指数化现象不仅是国内财富创造的一种新趋势，而且具有国际化投机和发展的可能性。
现代经济财富指数化的实践现象，一个重要基础就是银行制度形成了独立的财富存储体系，货币作为财富的直接计量标准，脱离了与贵金属或者一揽子物资的直接联系，可以直接地量化财富占有的大小和多少。这样，一方面，银行借助于货币存储和放贷功能，加速了货币的流通，扩大了银行货币创造的功能，使得财富指数化发展具有了实践基础；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和虚拟资本投资市场的发展，使得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束缚，在投机力量的推动下独立化发展，全球框架使得国别经济从典型均衡体系走向了超均衡体系的发展。这就使得与金融联系紧密的财富创造逐步脱离了社会物质生产基础，形成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由于财富准确内涵的界定困难，财富问题事实上成为经济学界和国家统计都尽量回避的理论难题，流行的是以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NA)为代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方式进行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一定时期的产值统计，其实质上也就是一整套财富计量的指数化体系，这种核算体系方便了财富指数化的计量。这套体系最早被称作“社会会计”，这个名称包含了一个朴素的思想萌芽，即进行全社会财富创造的数字计量。1953年，在斯通领导下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制定出版了《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及辅助表》(简称旧SNA)。这套仿照苏联计划经济总量统计和计划调配物质生产平衡体系(MPS)的指标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用交易来表现国民经济体系各部分之间的活动情况，其实就是社会财富创造的货币衡量。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财富指数化是物质产品充足供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在物质产品不能充足供给的时期，财富指数化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财富创造缺乏物质基础。财富指数化现象，借助SNA核算体系在全球的发展而获得了有效的计量手段支持。例如，在《美国统计摘要》中，就可以发现选择各类存量和流量的时间序列来度量国民财富是特别重要的。存量包括这些项目的估计，例如，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工商和住宅资本、耐用消费品存量、土地和经选择的政府资产；而流量集中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其所以选择这些项目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其数据的确实可用，部分是由于它们对国民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它们既不是完全的，也不是前后一致的一套核算报表，因为还缺乏一些重要的存量和流量的数据，诸如人力资本或家务劳动中无酬劳动的流量。而且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存量和流量的估价方法也不相同，由于标准的估价就是“市场价值”的估价，所以它不适用于公共财货或公共服务。但这并不影响社会财富的货币计量，而且计量的结果可以通过银行数据的处理以指数化的形式构成积累。这些积累的计量单位可以借助货币转化为实际的消费。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使得社会对物质产品的过度占有变得不再必
要，而是以一种劳动券的形式记录劳动(现在表现为一种银行机构认可的财富指数)，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在，物质产品虽然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境地，但物质产品的充分供给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中显然是有保证的，这就使得财富指数化的发展具有了广阔空间，社会的各尽所能体现为各种劳动的价值创造都能够通过银行体系得以体现和存储，社会的各取所需表现为根据财富指数的占有情况可以借助货币媒介满足各自的生活需要。只不过，现在财富指数化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传递共产主义福音的程度，而是存在巨大的金融问题和博弈风险。
财富指数化发展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对脱离与物质生产过程相联系的服务劳动、精神劳动的价值创造的认可，各种活劳动都创造价值是现代社会生产劳动的典型特征。财富指数化发展，改变了经济危机的传统形式，使得以生产过剩为特点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缓和化，并且能够通过全球化市场进行产销平衡。现代生产体系的确立，一方面提高了人类的生产供给能力，把人从机器化生产过程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使得劳动者本身的财富积累成为可能，缓解了实物财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限制。财富的源泉是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物质财富并不充足的经济时代，创造价值的活劳动必须与物质生产过程直接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劳动能够凝结在物质产品中，既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又凝结了个人的劳动时间。但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各种行业的物质财富供给主义特征非常突出，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存货，并囿于消费者市场和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引发以物质产品供求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这是工业化革命以来最为突出的经济现象，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化了这种危机发生的经济基础，使得社会处于矛盾和斗争的状态。随着人类社会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信息技术革命化发展，为订单生产和全球供给提供了可能，这就使得以实物供求失衡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很难爆发；技术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大量的社会劳动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而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可能，这些活劳动的价值创造完全不与实物生产相结合，其活劳动直接地体现为与货币的交换，从而增强了财富指数化的发展动力。这是人类社会超越物质财富的重大飞跃，这些劳动基本上隶属于第三产业服务领域。服务产业的发展使得货币作为劳动价值创造评价标准的作用不断被放大，从而使得社会财富的价值源泉喷涌而出，形成了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财富计量标准和仓储体系。
按照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来看，市场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地自我演进。随着社会财富计量标准和存储体系的崭新发展，资本市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例如，金融衍生品市场不断得到拓展，一些不动产市场的投资功能被放大，国际间汇兑关系的频繁，使得纯粹的汇率博弈成为可能，这一切使得各国经济的财富指数化现象空前活跃。尤其在一些投资领域，财富指数化最直接的创造渠道就是汇市、股市、楼市以及相关领域的全球化投机活动。特别是这些领域的财富纯粹表现为一种价格指数，既不增加财富的存量，更不产生增量。但虚拟资本市场的繁荣，使得股市、汇市、楼市成为创造财富指数的直接渠道，这些领域的投机活动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产品制造的束缚，这些领域的投资虽然不创造物质财富，但却创造货币财富，直接提高了投资者的财富指数化占有。因此，财富指数化的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道路更为艰辛，需要随时面对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财富投机和风险冲击，更有可能掉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陷阱，只能长期低水平发展。
二、财富指数化的金融平台和货币衡量
财富指数化的发展，是解放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达，初步摆脱了物质供给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束缚，使得人类社会劳动的价值创造可直接通过货币形式加以实现，并通过银行指数化的形式加以积累，这就使得现代社会的经济繁荣有了根本的保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为财富指数化提供了发展平台，财富指数化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创新。这些趋势，都是人类社会财富创造机制的突破性发展，具有时代进步的意义。也将成为金融全球化发展浪潮中最具有时代特点的经济现象。
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对于财富指数化现象至关重要。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时期，财富指数化就需要实实在在的黄金、白银储备，人类社会财富创造受制于贵金属稀缺的自然属性限制，社会财富的积累非常困难，物价很低、经济很不活跃。一旦纸币获得发展，财富的创造和流动就快速活跃起来，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物质生产供给基础，通货膨胀就会吞噬纸币泛滥所形成的虚拟价值、甚至导致大幅纸币贬值。只有在形成了较为充足物质生产供给的基础上，财富指数化的现象才能借助金融平台获得发展。这样，银行体系居于中枢位置，一方面直接体现财富指数化的积累情况；另一方面借助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特别是股市、汇率投机、不动产买卖等投机形式，直接改变财富指数化的占有格局。这些内容既构成了财富指数化的积累体系，又形成了财富指数化的博弈平台。特别是汇率，本来反映了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但在全球化时代却成为投机对象，使得借助国际物质供给基础上的国内财富指数化扩张成为可能。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财富指数化积累的国际比较主要表现为一种货币衡量。由于各种原因，一些货币在国际市场具有超强地位，能够被全球各国普遍接受，这就使得这些国家脱离国内物质基础进行全球财富指数化积累成为可能。这些拥有超强地位的货币一般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世界储备货币、世界结算货币以及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的国际地位，从而使得借助其国际货币地位的全球化财富积累成为可能。美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世界结算货币和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的独特地位，世界各国都愿意持有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这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现象，例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面向世界市场的较大物质生产体系，美国从中国购入大量的物质产品，中国得到了大量的美元；但中国并没有形成对美国高端产业的大规模消费能力，甚至有些中国所需要的高端技术美国并不允许出口中国，这就使得中国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元；为了保证美元资产的保值和升值又不得不去大量购买美国债券，于是这些美元又投入到了美国，形成了相当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投机、美国升值的状况。同时，美国债券市场的波动使得这些投资完全变成了风险投机，这种金融博弈就使得中国物质产品的输出，并不服务于国内需求的满足，而加速了美国财富指数化的积累能力，中国则要承担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投机及美元贬值等风险。从纯粹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货币本身是一种抵押品，“但是在这里，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中国作为债权人、美国作为债务人的这种货币关系，表明中国经济在实物生产领域构成了美国
廉价的物质产品供给基础，美国经济则处于财富指数化创造的高端领域享有收益权；中国出口商拿到对冲美元的基础性人民币，形成了对国内经济循环的直接压力，得到了货币好处却未能产生提升国内物质消费的供给能力。这种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性，就体现在中国夯实了美国财富指数化的物质基础，提升了美元的信誉，加速了美国财富指数化水平。这种难以有效对接的经济生活条件，使得美元能够借助其国际地位增强美国全球财富指数化的积累，而中国仅仅成为其物质供给的平衡基础，这就使得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就必须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使得财富指数化的国内和国际积累渠道都能够实现有效畅通。
三、财富指数化的全球投机与金融危机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事实上为强者和弱者、富者和贫者在现代经济中财富指数化积累提供了不公平的博弈机制和转移通道。尽管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是全球金融市场演进的必然产物，但强国金融财团和各种基金的全球投机，使得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在这些金融危机中弱国和穷国是直接的利益受损国家，除非他们能够有效地融入更为强大的货币集团；否则，他们就很难保持汇率和资本市场的稳定。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为全球金融投机提供了便利，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博弈中，弱国将付出巨大的财富指数化损失，使得实体经济和国民生活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甚至有些国际性的金融投机直接引发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弱国付出巨大的财富代价，从而陷入一个较长的经济恢复期，这就使得他们改善国民生活的努力要经历更为艰难和漫长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财富指数化的发展，一方面推进了全球化时代的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加剧了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完全被以金融冲击为特征的金融危机所取代。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的债务结构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时候，会表现出巨大差异，使用更为稳定的强国货币进行债务锚定和清算是各种企业国际化的通常作法，债务美元化是新兴市场国家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这种做法，一方面，享受了强势货币使用所带来的国际贸易便利，以利于在浮动汇率条件规避货币风险；另一方面，却削弱了这些国家本币的信用基础，使得在汇率市场发生重大投机行为的情况下，本币的贬值将直接导致企业债务负担的凭空增加，使得企业正常经营活动陷入困境。大多数国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本币计价，企业资产的本币价值并未变化，但在债务合同以外币计价时，如果本币发生汇率风险、如贬值，国内企业以本币核算的债务负担将增加。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经济现象在发达国家较少发生，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进程中是一个突出现象。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全球化风险，正是从这些似乎并不有害的一些做法中凝结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最终演变成为金融危机。
全球化在当前之所以又被称为美国化，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超霸地位，而且是因为美国在其民主制度、价值观念等一系列方面的输出，这都强化了美国攫取全球财富的能力。目前，美元作为全球范围内的初级产品计价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是全球财富指数化的计量标尺，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美元的这三个重要地位，是其他货币所无法相比的，决定了美元成为“一元独大”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美元虽然是货币，但同时具有超的储备能力，目前全球大约有64％的外汇储备是美元。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根本性标志。这可以看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留给美国最大的全球创造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做法，塑造了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超越货币的信用形象。这个霸权地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这个超国际货币的发行当局要负起稳定货币发行的道义责任，才能使其信用保持长期看好；如果放任货币发行的道义责任，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一国货币将成为全球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之所以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操纵或放任发行美元的道义责任是主要的原因。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时期，各国已经意识到的美国是否有足够黄金回购其他国家所持美元的现实难题，如果美国不能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黄金与美元兑换比率回购美元，就意味着各国所持美元要承担大幅贬值的风险；美元发行由于受到黄金储备预算硬约束，使得美国非常重视美元发行的道义责任，防止因美元过度发行所带来的不利经济冲击，并趁机扩大了美国在汽车、钢铁等制造业及石油等能源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实现并保持了美国经济的长期贸易顺差，奠定了美元牢固的国际货币地位。事实上，美国早就为其放任美元发行道义责任埋下了伏笔。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就明确提出，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会不断外流并在海外沉淀，使得美国处于长期贸易逆差的状态；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为此美国只有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才能有效回收外流美元并保持币值稳定。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特里芬难题”。此后，在美元汇兑黄金方面，美国就出现了不能有效偿付的问题，无限供给的美元和有限的黄金储备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软肋，美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推动美元贬值，并在1971年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立即解体。自此，美元的外流摆脱了黄金储备预算硬约束，美国进入长期贸易逆差的放任发展时期，美元道义责任的丧失和美国推动的金融全球化进程，使得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美元虽然是美国的货币，但真正成为了世界的难题。
金融危机虽然在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在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有不同的表现。在对金融危机的理论认识上，西方教科书认为，金融危机就是一种货币现象，只不过恶性程度会有所不同，这个看法是有局限的。按照是否善尽货币发行的道义责任，笔者把金融危机分两种，第一种是市场失衡的金融危机，这是最为广泛的金融危机，最大的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市场失衡，引发了以货币现象作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危机，这种危机通过市场出清、以衰退为代价会逐渐恢复到平衡状态。这就是很多专家坚持的危机是可以消除、但是必须付出时间成本的基本观点。第二种是操纵或泛滥货币的金融危机，这是笔者提出来的原创性观点，最重要的标志是货币当局放任了货币的发放、回笼、利率、汇率等相关稳定货币的政策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最典型的特征是货币当局操纵或泛滥货币发行。前者在经济活动中经常发生，伴随经济调整和阶段性的衰退会得以调整，不会影响到货币体系自身的信誉和地位；后者则不经常发生，
必然引发货币体系自身的信用危机。如津巴布韦2008年推出的面额1000万、5000万、1亿，甚至面值100亿津元的新币(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面值最大的纸币)，通货膨胀率高达2亿％多，就是典型的操纵或泛滥货币的金融危机。其结果是，数万亿津元才能买一条面包，导致本国货币边缘化，使得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取得合法流通地位。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强势货币放任货币发行的道义责任所引发的操纵或泛滥货币的金融危机。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国际货币发行国放任货币道义责任、泛滥货币所造成的危机。美元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美元具有特殊的国际地位，不仅仅是货币，而且是国际货币。因此，美元的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而且是世界的危机，即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过度的贪婪，奠定了美元三大地位将面临信用崩溃的危机局面，但是美元三大地位的丧失，不是凭空丧失的，而是要在逼迫全球赎买美元及其资产的浪潮中完成，就是全球国家都要付出代价。原因就在于，各国利用美元节约了交易成本，但是节约交易成本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美元收取铸币税、甚至大幅贬值的风险。因此，各国要承担因为美元道义责任丧失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和信用危机，这次就是典型例子。美元道义责任的丧失，最为核心的一点就在于，美元可以借助其国际货币地位，能够通过泛滥美元向全球吸食各国的储蓄和财富，这是财富指数化在全球化发展时期的典型经济表现。使得国别经济的财富创造超越了国家的范围，财富的指数化积累也同样超越了国家的范围，从而使得经济活动从国别均衡向超均衡体系发展。
四、现代经济财富指数化的分析工具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模式未来三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能够全面透彻地把握金融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和应对举措，就能有效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推动中国模式的最佳发展。财富指数化无疑是分析金融全球化的最佳工具。财富指数化作为现代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工具，与其他的经济指数理论存在根本的理论差别，应该很好地加以区别。
(一)均衡体系所遭遇的超均衡矛盾
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推动了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发展，使得商品经济内部的矛盾转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外部对立，并围绕价格形成了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影响。这是现代经济学分析体系的基本理论逻辑。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信息化技术的发达，市场有计划的商品供给和国际市场的开拓逐渐摆脱了供求决定价格的决定性均衡体系，尤其是脱离了物质生产体系的服务性劳动和精神产品劳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实体经济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具有基础性的经济特点，大量脱离实物生产的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得到了更为直接的货币表现形式，即虚拟财富。
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财富指数化积累大幅度超出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一方面，所谓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平衡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不是一个均衡体系，而是一个超均衡体系，即脱离物质产品提供的经济活动所创造的财富，超出了实体经济的财富创造；另一方面，社会财富指数化的积累突破了物质财富的束缚，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财富指数化积累体系，并能够借助经济全球化力量实现全球市场的物质平衡，这加剧了社会财富的超均衡积累。这样，就使得先是受制于自然界束缚的自然经济时代、接着是受制于物质体系束缚的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富生产和积累形式完全被突破，形成了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富指数化生产和积累形式，从而使得形成于工业经济基础上的均衡经济学分析框架呈现出严重的理论局限。财富指数化分析工具的提出，使得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经济、特别是在财富生产和积累方面的超均衡特征，从超均衡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财富创造和积累活动，注意到国内财富指数化的积累效应和国际财富指数化的博弈行为。
由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平衡，是建立在全球市场平衡的基础之上，并具有现代经济超物质均衡的一般特征。因此，财富指数化在稳定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具有完全正态的经济推动效应，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达的重要标志――财富能够以社会会计的工分形式通过银行体系加以积累，然后又能借助货币通过市场交易使得个人需求得到方便的满足。随着计算机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去媒介的数字化交易也正在不断扩展，使得劳动表现为工分积累的形式迅速扩展。但正是这种财富指数化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中表现出巨大的投机和博弈风险，从而使得财富指数化的危机效应特别明显，危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国别财富的指数化的调整，甚至经济停滞。同时，弱小和分散的财富指数化衡量工具一国别货币将不得不依附于更为强大的货币，使得国别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升值，从而形成相互对抗的更大、更为稳定的全球货币圈。现代经济全球体系的价值就在于，财富指数化的危机效应并不直接地表现为物质生产体系的受损，而是表现为财富占有的缩水，从而限制人们自由交易的能力和水平，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得以恢复。
(二)现代金融体系加速财富指数化的增长
财富的共同标准总是货币。约翰・贝茨・克拉克在《财富的分配》一书中明确提出：“财富的量通常用货币来表示。……人们头脑中惯于以货币为价值标准的想法，使得人们认为力量存在于硬币中。以直觉为基础的通俗语言，较之大量的经济学分析更接近绝对真理。这些直觉察觉到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某些东西的一种力量……”虽然财富指数化的基础源自对不同劳动所创造价值的直接货币计量，但财富指数化的发展却与经济体的发达程度成正比，经济越发达财富指数化效应越高，经济越落后财富指数化效应越滞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常所面对的资本短缺就属于这种现象。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金融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和金融衍生工具的泛滥放大了财富指数化现象。财富指数化的积累，虽然受到银行体系货币创造功能的推进，但盲目的货币创造则往往产生灾难性后果，证明财富指数化只是一种超物质均衡的财富积累现象，并非完全脱离坚实物质基础的经济现象，这就使得遵循既有金融秩序的发展显得尤为必要。财富的计量标准虽然总是货币，但相对封闭的弱国货币操纵只能引发自身的货币危机。
即使在相对开放的国别经济中，脱离充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国家，仍然不能有效地借助财富指数化盲目推动经济扩张。2001－2002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给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全球化时代的财富指数化发展要密切考虑国内和全球两个因素，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使得其他经济力量具有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进行金融博弈，阿根廷的金融危机是具有财富指数化思想萌芽进行金融博弈但并未能有效保持金融体系独立性而最终失败的典型范例，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经验。
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第3篇
一、引言
世界正处在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之中，危机源自美国华尔街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并逐步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信贷危机。自2007年4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金融市场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华尔街的巨头陷入了困境，从2007年7月至2008年3月，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资产损失共达1750亿美元。曾经的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已遭破产；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分别被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收归国有；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也被美国政府接管；华尔街的五大独立投资银行几乎全军覆没：雷曼兄弟公司被迫申请破产保护，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吞并，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改制为银行控股公司。由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得华尔街的危机开始蔓延。伴随全球股市大幅下挫，金融市场上的不安情绪也打击了对实体经济的信心。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面临着衰退的风险，而新兴经济体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索罗斯将这次危机称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而这场金融危机若不能有效应对，也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面临着大幅下滑的风险。
为了应对危机，美国政府推出了7 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纾困计划(TARP)，欧洲也相应出台援助计划，全球联手降息。而近期，我国也推出了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用以提振经济。然而，这些纾困计划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危机现今处在什么阶段，是否已完全显现在我们面前，将发展到何种程度，种种谜团尚未揭开。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依然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根源、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及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应对危机的政策。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回顾整个危机由爆发到发展至今的局面，可以看到，这一由次级抵押债券而引发的危机，并非一次偶然的事故，而是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而这一根源就在于美国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平衡的经济结构。
为了揭示这一原因，先来了解次级抵押债券及其涉及到的一系列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结构问题。次级抵押贷款是美国为了向较高风险的借贷者(主要是相对贫穷的少数人群，如西班牙裔及非洲裔)提供住房所有权机会而设计的一种金融产品。与优级贷款相比，次级贷款的借款人平均信用评分较低，而“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较高。次级贷款以浮动利率贷款(ARM)为主，大多数是“2/28”或“3/27”这类的复式结构。这类复式结构的抵押贷款通常是在30年期内分期偿还，在前2(或3)年中采用固定利率，而之后则采用在Libor基础上加上一定的溢价调整利率。由于这种浮动的结构，借款人对于利率和房屋价格的波动十分敏感。因此，次级抵押贷款具有相对更高的信用风险。次级贷款发放机构大多数不能吸收公共存款，而是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通常情况下，次级贷款金融机构将借款者的个人住房抵押债权转给(或卖给)特殊目的机构(sPV)，这些住房抵押品汇聚成资产池，SPV就将这些资产打包，以债券的形式出售，即所谓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与传统的证券化不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subprime RMBS)一般具有XS/OC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对房价十分敏感的特征。为了获得更高的资产收益，金融机构在RMBS的基础上，进行了新一轮的证券化。证券化链条的这一环节即所谓的“担保债务凭证”(cDO)。CDO是以中间段的RMBS和其他债券，如其他资产支持证券(ABS)和各种公司债作为资产池发行的证券化产品。而CDO的中间段又可以不断注入另一个CDO资产组合中去，形成所谓CDO平方、CDO立方等衍生品。这样，通过一系列的证券化产品及其衍生品，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在整个金融部门分摊开。证券化中的MBS、ABS、CBO等产品，最终都是以次级抵押贷款作为基础资产，因此，次级贷款的运行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决定这些产品的市场运行。但是由于过度衍生导致证券化产品的复杂性，而形成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市场，购买者看不到违约的风险，即使坏账发生，在二级市场中的传导也很缓慢，因此过多的金融产品被购买，使得次级贷市场更加膨胀。
尽管次级贷在风险结构上存在着天生的缺陷，但令其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2001年以来，为了弥补IT泡沫破灭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2003年6月2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1％，创45年来最低水平。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直接导致市场中流动性过多，多余的流动性注入房市，从而使房地产价格被拉升，作为次级贷抵押品的住房不断升值。这样，信用评级很低的借款人，也可以凭借不断升值的房地产，获取新的贷款，来偿还旧债，并且可以用富余的贷款来支付超额的消费开支。在低利率、高房价的情况下，次级贷的信用级别不断被调高。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养老金等机构也将多余的流动性投资于住房抵押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次级贷市场也迅速扩张。2003－2005年，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美国次级贷款余额从2003年的400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4000亿美元，占房屋抵押贷款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5.4％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14％。但是房价不可能永远持续地增长，必然会回落。2003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为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不断升息导致住房贷款市场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这样，在房市上涨阶段进入的借款者，多数并不具备偿债能力，而在利率升高、房价下降时，抵押品也随之贬值，从而信用级别也不断调低，违约率提高，信贷的链条开始出现断裂，从而引起危机爆发。
然而究其本质，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其过度的消费。美国GDP中占比最大的是消费支出，约占GDP的70％，而生产部门所占比重不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消费逐渐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2000年以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八成左右。200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达到120％。至2008年底，消费贡献率较80年代初期提高了近20％。在以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中，政府必然会鼓励消费，扩大信 的影响，也会推迟购买，房地产市场进入观望状态。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增长一直是GDP的主要增长点之一，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1/4左右，如果房地产市场快速下滑，势必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如建筑行业、钢铁行业等也将受到直接的冲击。
第四，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最为强烈的影响在于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的地位十分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流向国家，美国经济放缓、信贷收缩而导致的消费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总量。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我国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9.2％，增速低于9月份的21.5％和2007年全年的25.7％；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1月份和2月份，我国的出口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17.5％和25.7％，形势非常严峻。若剔除价格上涨等因素，我国出口增速下滑会更严重。出口下滑一方面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例如，2008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仅6.8％；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企业投资减缓，也会通过产业链条，最终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
第五，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最为明显的影响体现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09年我国将有1 0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挑战，其中包括610万应届毕业生和400万往届毕业生。另据2009年2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非正式估算，目前，失业和返乡农民工达2 000万人之多。这不仅会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此，当下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促进就业的重中之重。
五、我国的相应对策
金融危机爆发，我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在于出口。这也暴露出我国过于依赖出口，而内需不足，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缺陷。面对危机，我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避免经济过快下滑；另一方面，也应适时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
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
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
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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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过渡性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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