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与投资的区别范文第1篇

作者简介：杨 俊(1972―)，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王 燕(1981―)，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 言

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来，我国根据各个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分阶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在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做出的以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防止通货紧缩，抑制经济衰退，并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和私人投资均要产生影响，具有挤出和挤入两方面的效应。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挤出或是挤入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效应研究尚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加上我国财政制度采取的是分权制的形式，弄清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从中观的角度给予积极财政政策以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于目前所实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模型与经验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Sir John Hicks,1937）提出IS-LM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在产品市场上投资等于储蓄，在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两个市场实现均衡。具体形式表示为：商品市场均衡时，Y =C +cY+I-bi+G,其中C,I,G分别表示自觉消费、自发投资和政府支出；c,b分别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货币市场均衡时，M/P=kY-hi，其中M/P表示货币实际余额供应。当政府支出增加时，IS将向右移动到新的位置IS，若i不变，则收入由Y0移动到Y2（见图1）。因此，在乘数作用下均衡收入的增量应为：Y=Y2-Y0=［1/(1-c)］。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则乘数是大于1的，这就是说，增加政府支出不仅使均衡收入增加，而且收入增加量大于政府支出增量，即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但是这仅是产品市场的情形，当考虑到货币市场时，情况会发生变化。在同一利率水平上由Y0增加到Y2必将增加货币市场上对交易货币的需求。假定名义货币供给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变，则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利率的上升则会在产品市场上引起均衡收入的下降，收入将随利率的提高沿新的IS'向左上方移动，变化量为：Y=Y2-Y1=［-b/(1-c)］ i(见图1)。这就是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除以上的直接挤出、挤入效应外，财政政策还具有间接挤入效应。如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仅会使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而且会增加与之相关联行业的投资机会，从而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1]

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的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特别是针对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研究，从实证研究方法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LS-LM模型。马拴友(2001)[2]利用IS―LM模型测算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非不是替代关系，增加财政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消费。田杰棠(2002)[3]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方面对1998―2000年数据作了实证分析，得出挤出效应存在但是不严重的结论。李生祥，丛树(2004)海[4]也是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得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第二类是采用定量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董秀良等(2006)[2]重新界定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利用季度数据，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除实证研究外，还从纯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如吴超林(2001)[5]在对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严格细分和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的制度原因，以及形成挤入效应的制度条件，从理论角度证明了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验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事实上我国在财政制度上实行的是分权制，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各地方存在较大差异性。本文正是从中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地方财政政策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对东、中、西部的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而给予财政政策一个更为真实的评价，同时也对今后我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三、模型、数据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在研究财政政策效应与私人投资关系的文献中，主要是采用IS-LM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建立以下的实证模型：

（1）式是从财政政策的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综合地看其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我国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发国债等方面入手的，因此我们再建立（2）式来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各项其他支出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效果。

其中，所用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短而横截面主体较多，因此主体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横截面之间，即表现在截距上，而斜率系数为常数。(1)、（2）式中PRI均代表私人部门投资， INC代表财政收入，SPE代表财政支出，反映政府行为。另外CCE、SRE、SAE、CWE和MWE分别表示基本设施支出、科学研究支出、支农支出、文教卫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用支出。i和t分别代表时间和省别。γ+λi（κ+μi）为截距项，其中λi（μi）度量了个体间的差异，如果λi（μi）为确定数则（1）或（2）式为固定影响模型；若λi（μi）为随机扰动，则称（1）或（2）式为随机影响模型；若λi（μi）不随个体而改变，则（1）或（2）式为混合回归模型。εit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对东、中、西部地区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进行有效地比较研究，本文选取1998――2003年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的地方财政决算本级收入、财政决算本级支出以及归属于国有和集体经济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个体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效应进行分析。按照一般的分组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山西、江西8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和重庆12个省市。由于缺乏自治区、广东和海南的相关数据，暂且不包括这三个省市。以上的相关数据均来自诺色芬数据库，其中各变量①是依据各省相应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1997年为基础的实际值。

（二）计量方法

在使用模型（1）时，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决定采用哪种形式的回归模型，具体检验方法是首先构造F统计量判断是否所有固定影响为零，进行固定效应模型（LSDV）和混合模型（OLS）的筛选；然后基于OLS估计的残差构造LM统计量，即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Breusch and Pagan,1980）进行随机模型（FGLS）和混合模型（OLS）检验；最后用Hausman检验进行LSDV与FGLS之间的筛选。各模型的具体设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 各模型的设定检验自变量/因变量私人投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财政收入

注：F检验、BP检验和H检验后数字为相应的检验统计量，括号内的为p值，p＜5%意味着拒绝原假设，拒绝F检验意味着固定效应模型显著，拒绝BP检验意味着随机效应模型显著，拒绝H检验意味着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从上表可见。研究主要涉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类。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哑元变量的回归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因此可以先对模型进行变换，消除固定效应，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采用组内回归（within regression）的方法进行估计，即从每个观测值中减去其组内平均值，再对变换后的模型执行OLS估计即可；一是采用一阶差分估计量，用以一阶差分去除固定效应后，再用GLS估计差分后的模型。在随机效应模型中， 利用模型各个随机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再采用广义差分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变形，将转换后的数据执行OLS回归即可。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中国东、中、西部的不同划分，利用面板数据对式（1）进行回归分析，其统计结果见表2。表2 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1998―2003）解释变量私人投资（invp）（1）东部

由表2可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的地方财政预算本级收入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力度较大（影响系数为0．0000968），而东、中部财政政策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究其原因，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在调节税率，减轻税负方面主要针对的是进出口退税率、关税等税种，而这些税种多半是由中央征收，与地方财政收入关系不大，那么地方财政政策的收入自然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二是由于我国不断的规划收入制度，使宏观税率从199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税收增长速度远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显然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相背离，不过这种影响在东、中部的统计上是不显著的；三是西部比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其有重要的影响，而税收政策在一定的征收范围内具有激励的作用，因此模型回归所得的私人投资与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是合乎情理的。同时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都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0713（0．000）和0．0000392（0．001），但是西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综合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都是正向的，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而无挤出效应。这和马拴友（2001）、吴超林（2001）、田杰棠（2002）和李生祥，丛树海（2004）的结论相同。但和董秀良等（2006）得出的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的结论有一定的背离。

在对地方财政政策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有了整体上的认识之后，为进一步了解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并结合我国施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支出方面入手的具体情况，本文作了地方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的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3。表3 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回归结果

注：括符内的数值为显著性水平的概率值（P-值）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3的各组数据的拟合优度来看，这和方程（1）回归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对应的。

在基本建设这项财政支出方面，东部各省份的基本建设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着正向显著的关系（影响系数为0．0001413），而中部地区也存在着正向影响，西部地区是反向影响，但这两者都是统计不显著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飞猛发展，市场日趋多元化，加上东部地区的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投入，为私人投资建立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投资环境，因此投资主体在逐渐改变，“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比例不断上升。而在中、西部地区，虽然每年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投资，但是由于西部在经济增长方式、制度、管理上的落后使其难以带动私人投资的增长，换句话说，中、西部仍然没有走出政府投资拉动的传统方式。这和郭庆旺（2005）[6]所得出的中、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和人均产生增长无统计显著性的结论有着一致性。

在科学研究支出方面，科学研究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也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从科学研究成果到对私人投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还是任重道远的。在支农支出方面，支农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只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回归系数为0．0004026。这点和郭庆旺（2005）[6]得出的支农支出和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的反向影响结论相背离，究其原因是郭庆旺所选择的回归模型时混合回归模型，而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在文教卫支出方面，东部和西部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都具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1753和-0．0000729，而中部地区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是正向的显著影响且力度较大（0．0004687）。这意味着，各地区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时，文教卫支出对东部和西部的私人投资影响出现明显恶化，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行政管理费是地方财政开支方面的重要项目，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而中部地区却是负向显著影响，这说明行政管理支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私人投资的影响得到了改善，但是中部地区却仍在恶化。众所周知，由于地方财政中可供聚集的财力资源有限，而客观上又要维持正常行政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中部和西部在此方面的支出要高于东部地区，即东部地区在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方面更快。但从回归结果可以可知，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期间，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有正向的作用，即西部的行政管理水平对投资有了一定的改善，而中部仍然处于“吃饭财政”的情况。

注 释：

①其中私人投资实际值是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其他各变量是根据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

主要参考文献：

［1］董秀良，薛丰慧，吴仁水．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5）．

［2］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评价［J］．经济评论，2001（6）．

［3］田杰棠．近年来财政扩张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2（3）．

［4］李生祥，丛树海．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04（1）．

［5］ 吴超林．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的制度条件分析［J］．世界经济，2001（12）．

［6］郭庆旺，贾俊学．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7）．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Investment

Yang Jun1 Wang Yan2Abstract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ivate investment using the panel data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 of China. The study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itive fiscal policy, since the positive fiscal polic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rivate investment. The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each area should arrang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has effects on private investment.Key words: positive fiscal policy; fiscal expenditure; private investment

［ 收稿日期： 2007．3．12 责任编辑：邓康林］

理财与投资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策；政策性投融资

一、西部地区欠发达的财税政策因素分析

1． 地区财政支出总量不足、结构欠佳，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较为薄弱。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在现行分税制不完善，特别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亟待改进的情况下，西部地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制约了其地方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而低水平的地方财政支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其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据资料分析，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在近二十年中与华东地区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人均财政支出之比（华东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已由1980年的1∶1．123下滑到1997年的1∶0．82。从两大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状况对比看，西部地区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文教科卫和其它各方面支出比例明显偏低，而行政管理费及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比重则大大超过全国和东部地区。这种偏低的财政支出总量和不良的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建设、人才培养、技术进步、公共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地表明西部财政目前更多地体现为吃饭财政。这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所要求的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按照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支出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公共投资在经济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应较高，因为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需要公共部门参与投资，这些公共投资通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使其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期阶段的必要条件。

显然，由于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在总量与结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性，已使得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投资硬环境得不到起码的改善。仅从铁路密度来看，每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的铁路长度，全国平均为59．8公里，东部高达132公里，西部仅为25．2公里，西部铁路的网间距离达727公里，远远超出了公路运输的有效范围，致使许多地区处于封闭状态。

而为了解决财政支出方面的现实困难，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对企业征收非税收入来弥补财政不足，从而使得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远高于东部地区企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振兴。据调查，四川省1993－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10． 74％，非税负担为21．7％，税费负担合计为32．44％；西安市百户企业调查，1993－1996年平均税收负担为12．91％，非税负担为26．39％，税费负担合计高达39．3％。而东南沿海的广东省，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7．61％，非税负担为15．22％，企业税费负担之和则为22．83％，尽管也较高，但与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明显要轻。事实上，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税负提高幅度。

2． 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均衡发展的政策。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首次列出“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篇”，提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各自发展方针起，与“非均衡布局战略”相配套，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以区域优惠为侧重点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一般地区”由低到高的梯级税率（15％、24％、30％，经济特区部分企业最低为10％）。尽管在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财税优惠在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当基本的决定因素对于一项盈利性投资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东部的fdi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时，从边际角度来看，财税优惠无疑会左右投资。事实上，特别优惠的财税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使外资、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也因收益差异而逐步东移，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回波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东部地区与非优惠的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联合国有关投资地区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相关（见表1）。

3． 缺乏强而有力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系与政策的支持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由于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次大战以来，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的重视。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尽管建国之初就有，并经1979年以来的不断改革，初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格局。但由于投资的重点复又从中西部地区转向沿海地区；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多元化投资主体、多种资金来源之间存在矛盾；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严重不足；各投融资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与协调；再加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政策投融资体制定位的不合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政府金融优惠形式单一等原因，政策性投融资（包括政府直接投融资和金融优惠，特别是金融优惠）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开发、先导、引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缺位，西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二、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

1． 规范中央财政对西部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纵横转移支付力度。

要改善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状况，扩大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增加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全局，带动作用较大的重要项目，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转移支付形式，增强转移支付机制在均衡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功能，应是当务之急。众所周知，美国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之所以能在近几十年中迅速崛起，缩小与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除了得益于美国政府60年代初制定各种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促进后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外，联邦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功不可没。仅1975年就有308．49亿美元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南部。到1984年，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各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西部占22．6％，南部占34．5％，东北部占21．6％，中北部占21．3％。财政资金的大量倾斜大大支持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由于受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制约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方针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财力差距甚大。据资料分析，我国1996年人均财政收入（扣除债务收入）近600元，人均财政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976．6元，为贵州的14．2倍。从财力自给能力系数来看，上海为578％，北京为366％，西藏为33％，贵州为40％。这表明我国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大，涉及范围广，具备进行纵横交叉转移支付的条件和可能。我国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近几年中虽有所修改，但在结构及其功能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确定不规范、数量不足，属于补助性质的转移支付种类过多，税收返还政策使得转移地区重点不突出，一般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分工和协调不够，纵向转移支付缺少横向转移支付方式的密切配合等。为确保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建议今后应运用立法手段确保转移支付机制的严肃性、一贯性和连续性，按照方向性和透明度原则及多种措施综合配套的原则，规范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展横向转移支付。在现有基础上，逐年缩减税收返还的规模，逐年扩大中央对西部一般性转移支付量，采用因素法科学核定，逐步提高西部居民可享受的基本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水平；根据各项基础设施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性、规模大小、影响范围等因素，科学确定中央财政直接负担的专项转移支付比例水平；积极探索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形式，逐步形成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为辅，纵横交叉的新型面向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

2． 改进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零基预算。

综观西部地区财政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其财力供给能力较低，财力规模过小，“吃饭财政”的特征较为明显。加上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有限，且往往都是“戴帽”下达，地方财政的收支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看到，财政“越位”问题也相当严重。一些很少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后勤服务部门被划入了行政范围，部分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至今仍列入财政供给范围。于是形成与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相对应的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一胀再胀”，财政供养人员有增无减。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较低，传统的以财源建设为己任的聚财和理财方式，导致财政在市场领域的相关支出不断上升，财政的基本职能难以有效实现。要逐步改变西部地区财政入不敷出、越位与缺位并存的不合理状况，光依赖中央财政的支持是不现实的，必须同时做好地方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彻底摒弃管理基数法，逐步推行零基预算。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近年来试行了零基预算，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基础管理工作没做好等多方面的原因，效果不很明显。从目前来看，推行零基预算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较为规范的零基预算信息体系，做好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定员定额管理，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上，严格确定单位人员编制。按照财政支出项目的轻重缓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当然，零基预算只是预算编制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并不能对控制预算支出起决定性作用。要使零基预算能够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我认为，关键是要坚持按《预算法》办事，强化预算约束机制，建立健全支出监督体系；重视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管；彻底改变重收入、轻支出管理的陈旧观念；实行公共财政支出管理。

3． 缩小东、西部地区投资的财税优惠差距，公平投资的政策环境。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原有的主要针对沿海地区的以地区倾斜为主、辅之以产业倾斜并交错使用减低税率、定期减免税和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手段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和发展的需要。调整地区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产业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已是大势所趋。今后，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一方面，国家应在严格控制东西部地区之间税收待遇差异扩大的基础上，按照国税发1999172号文件的指示精神，逐步把在东部沿海实施多年且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实行，甚至可考虑建设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通道或基地，辐射和带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如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广西防城港开辟西部保税区。另一方面，也可考虑逐步取消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税负政策，将内资企业的税负减到外资企业的水平，特别是对东部地区来西部投资开发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以吸引来自西部地区外的各种资本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地扩大财税优惠政策的引流效应。要借这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投资审批权下放的契机，加快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项目审批程序与方式，改串联式审批为并联式审批，努力在西部的投资软环境上做足文章。

4． 着力构建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框架。

西部开发所需的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大量的前期启动资金。财政通过增加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项目的直接投资规模，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纵观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起飞历程，几乎无一例外不借助集财政性与金融性于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资。韩国在经济起飞的“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投融资贷款占政府农林水利投资的25．8％，社会公共投资的53．2％；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为振兴边远落后地区的发展，先后于1956年和1972年建立了北海道东北开发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1／3的投资补助；荷兰政府为鼓励工商业扩散到兰斯塔德（randstad holland）大城市区以外的地区，对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扩建的企业提供10％－30％的奖励金，而对新建企业提供15％－35％的奖励金。英国政府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为鼓励外商、国内企业和私人资本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投资设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鉴于我国现行的财政投融资还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套路，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融资体制与运行机制，积极探索新体制，运用新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着力重塑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构建所需之政策框架，无疑将极大推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为此，一方面，国家要尽快理顺财政与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关系，建立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而又完全有偿的投融资体系，通过编制集中统一的《政策性投融资计划》来协调财政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建立西部开发银行为西部地区的开发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财政投融资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各种金融优惠如政府投资补助、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和政府保险等在西部开发中的积极引导作用，同时要注意政府实施的政策性投融资与民间金融的相互配合、补充，以期达到“四两拔千斤”的引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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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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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与投资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旅游景区；财务风险；财务管理；问题；策略

随着旅游人数逐渐增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旅游景区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旅游景区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工作人员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对财务进行有效管理，进而为景区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一、目前旅游景区财务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1.投资风险控制不到位

随着旅游热度的不断升温，催生了各类旅游景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同时，旅游景区所具有的绿色环保经济特点，也普遍受到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中国旅游业投资报告》，2014年～2016年全国旅游业实际完成投资7053亿元、10072亿元、1299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42%、29%。投资逐年增长，且增幅显著。同期国内旅游收入分别为3.4万亿元、3.42万亿元、3.94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4%、11%、15.2%。旅游投资增幅远超过旅游收入增幅。从投资主体来看，跨行业资金纷纷涌入。例如房企中的万达、世茂、碧桂园等；文化企业中的华谊兄弟等。由此带来的同质化投资现象逐步显现，投资风险也随之加大。

而与竞争加剧相对应的，是诸多缺乏市场调研的跟风投资。部分景区缺乏创新产品，模仿抄袭，低水平重复建设。一旦旅游产品建成，市场认可度不高，没有足够的客流量支撑，回收投资的难度相当大。例如：国内某知名景区原有一家配套五星级度假酒店，全年平均入住率50%。为解决景区旺季住房不足的情况，在短短的3年内，又陆续建成开业6家不同等级的酒店。严重超出市场需求。其中火车旅馆，全年平均入住率仅有23%。收入尚不能弥补人工成本支出，只能停止营业。该旅馆的建设投资6600万元，回收无望。

2.筹资风险重视度不高

现代旅游景区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如表所示，2016年全国在建旅游项目中有2730个投资在10亿元以上，其中100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增幅最为显著。这一特点决定了景区前期资金需求量巨大，且以中长期资金需求为主，但是部分景区片面的追求低资金成本，以短贷长用、借新还旧的方式筹集建设期资金，存在极大的财务风险，一旦短贷滚动的链条断裂，企业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

表2016年全国在建旅游项目投资分布单位：个/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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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景区进入经营期后，还需要定期更新改造，以维持景区的吸引力。但为满足股东短期需求，即使是一些盈利较好的景区，也普遍存在对更新改造资金预留不足的情况。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二十年以上的老旧景区，建筑设施陈旧，甚至一些文物维护不到位。游客体验感不佳，进而影响景区的经营和发展。

3.收入管理存在漏洞

(1)票证伪造变造风险。景区门票由于销售量大，且票根回收统计困难。一般都是以销售收款而非游客入园，作为收入确认的时点。同时一些稍具规模的景区，会以门票销售系统和闸机系统防范假票的使用。但是一些临时性的营销活动使用的非系统门票，则避开了闸机系统的防伪监控。由于景区不回收统计票根，即使门票使用量大于销售量，也难以发现。仍以上述伪造门票案件为例，被伪造的门票为两个景区联合营销使用的临时门票，加盖双方印章，由其中一家景区统一销售。未承担销售任务的景区要向对方结算票款，才收集了票根。双方结算时发现收到的票根远远大于已售门票。从而发现了假票案件。而承担销售任务的景区按照惯例未统计过票根，直到案发都未发觉门票被冒用的情况。

(2)门票价格风险。景区收入有明显的季节性，因此利用价格杠杆刺激淡季收入增加，同时给予大型旅游团购单位一定的价格优惠，成为各景区的普遍做法。但是淡季的门票用于旺季，团队优惠实际用于个人。不当的促销方式和价格策略很可能带来游客量上升，收入下降。当热门景区门口，聚集的黄牛党频繁的询问来往游客是否购买优惠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景区收入流失的风险。

二、加强旅游景区财务管理的相关策略

1.切实做好投资前可行性研究

无论是新建景区还是投资改扩建，可行性研究都是控制投资风险的重要方式。切实做好市场调研，找准项目定位，客观评估机遇与风险，从而匹配相应的资源投入，测算合理的投资回收期和回报率。同时，完善决策机制，避免“一言堂”、“拍脑袋”，才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2.建立投资后评价机制

投资后评价机制是指在项目建成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对项目决策、实施、运营全过程的投资活动进行系统的回顾，与项目决策时确定的目标进行对比，找出差别和变化、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提出对策建议。投资后评价机制还有利于对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偏差较大的项目，及时调整方案，采取补救措施，挽回经济损失。对改进投资决策、提高投资收益都有重要意义。

3.合理规划更新周期与资金需求

景区的收入与资金流虽然具有季节性特点，但一般都能遵循一定的规律。因此，以中长期战略规划和年度预算管理资金具有现实可行性。除了日常性收支，对景区固定设施设备的翻新、维护要制定中长期计划，根据年度可用资源纳入年度资金预算。

4.完善内控机制堵塞跑冒滴漏

首先，以技术手段堵塞漏洞。对于游客量大、收入达到一定规模的景区，应大力推广电子票务系统和网络支付。电子门票具有唯一可识别性，降低仿冒风险，同时便于售票、收款、入园数据的复核、校对，有效防控票款流失，对于景区收入分析也是非常有利的工具。网络支付减少现金交易，也降低了现金在找兑、保存、转运环节的风险。比如，著名的故宫博物院，已实现全网络预约购票，身份证验证入园，无需取得纸质凭证。

其次，以完善的制度防范风险。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财务管理风险的重要方式。在收入管理方面，识别不兼容岗位；专人保管空白和有效票证；建立票证的收发登记制度和定期盘点制度；对售票、收款、入园数据交叉比对；对赊销客户进行信用评级；定期与客户核对应收预收款项等。

再次，建立门票价格体系，监督使用范围，防止收入流失。要对不同门票价格的实施范围进行有效监管。例如：对淡季优惠票设置使用期限，仅限淡季使用；对团队优惠票使用一张入园凭证，防止分拆散售；对于预订优惠票，在入园前一天截止预订等方式。

三、结语

理财与投资的区别范文第4篇

近年来，我国国内理财产品呈高速增长之势。仅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例，2011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为19176款，产品发行规模为16.49万亿。2012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达28239款，发行规模达24.71亿元；2011年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4.59亿元，2012年底理财产品余额为7.1万亿元；到2014年4月底，银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余额达13万亿，理财产品品种已达近5万款。理财产品余额年复合增长率达54%左右。理财产品得到长足的发展，目前规模已超过保险。全国理财业务的快速增长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国内理财总规模越来越大，其品种结构和类型变得越来越复杂，客观上给理财投资者带来越来越多的信息，同时也给其在信息获得和分析水平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的投资理财参与强度、理财获利的几率与程度，都与其对理财信息的获得程度及分析水平高低呈正相关关系。这里的理财信息包括：（1）相关金融知识与金融法律知识，尤其是与理财产品密切相关的金融知识与法律规定。（2）产品构成内容及理财所涉资金的投资方向及比例。（3）产品的收益与风险水平的较详细的预测、评估。（4）是谁发行的产品，以往诚信度水平及基本情况。（5）服务水平高低，包括服务态度和服务的连续性。（6）具体理财品种的操作程序、获利操作基本策略和具体注意事项等。然而，反观现实，大量的理财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他们获得理财信息的意识和能力非常弱，获得的有关信息少，有的信息部真实、不全面，从而给他们的理财投资带来严重的后果。

居民对理财信息获得不多的原因：一是主要是由于我国理财业务开展得晚，城乡居民中系统学习过金融、理财知识的人较少，其金融知识的“先天”严重不足，导致对理财知识的敏感性、对获取信息的必要性认识及自觉意识、获取信息的正确方法等都缺乏，对理财知识和信息获取诉求就显得不是特别强烈，进而对全社会理财信息渠道建设与供给问题的影响与促进作用就很微弱；同时，他们即使有时发出较强烈的需求诉求，其代言者也基本缺位。二是我国理财信息供给渠道与理财业务快速发展相比，非常滞后，金融机构主管部门及机构自身信息渠道建设意识还不强，政府部门还没有将金融知识普及和理财信息的供给问题纳入到国家金融安全和为居民理财提供最优质服务的战略高度来对待，信息渠道建设投资力度严重不足；还有相当部分的理财产品供给者和第三方服务机构，为吸引或忽悠更多居民参与理财业务，购买其产品，故意不提供必要的理财信息，或者提供不真实、不准确、不全面的理财信息。三是由于理财产品提供主体对相关信息的披露、传播、宣传方面的渠道非常单一、狭窄，或者几近空白，缺乏开阔和长远的建设与供给思路，不注重长远和高质量发展，不愿意花精力和成本去进行这类信息渠道的建设。

理财知识和信息渠道的严重缺失带来一系列问题：第一，不能有效动员、引导潜在理财者进入理财行列，据有关数据统计，现在参与除进行银行储蓄外的理财的城镇居民比例不到40%，潜在多形式、多途径理财的城镇居民的人数众多，潜力极大，但如何把潜在理财投资者变成现实的理财投资者，理财知识与信息的作用重大。第二，使进入者无所适从，盲目理财、投资。第三，信息收集和体验、分析、掌握成本过高；第四，虚假信息和不准确、不真实的信息多，使理财者容易被误导；第五，使众多花费了成本的有关理财信息被空置、浪费，没有转化成真正的效益和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六，产生大量的理财投诉。如2010年，上海银监局受理各类信访事项3906件，其中83%是金融投资者与金融服务机构纠纷事项①。

二、居民理财知识、信息来源的调查情况

（一）对当前居民投资理财知识和信息来源基本渠道的调查

本文通过一项关于居民理财知识与信息来源问题的联合问卷调查，以其中关于理财参与者获得金融知识和理财信息渠道的调查数据，来分析当前居民投资理财知识和信息来源问题。本调查对象和范围是广州、武汉两市部分城乡（郊区）地区居民，主题是进行理财主要问题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进行理财知识和信息来源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284份，其中城市居民问卷176份，农村居民问卷108份，城乡居民比例分别为61.97%和38.03%；专科及以上学历者64人，金融行业人士14人，较系统学过金融知识者32人。问卷设有理财信息来源基本渠道类型的选择答项，还设有开放问答题，如您觉得当前理财信息获得方便吗？依据是什么？您最喜欢的信息渠道是哪些？对进一步完善理财信息渠道有什么好的建议等。此外还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访谈调查。通过问卷统计分析和访谈得出两地部分居民理财信息获得渠道基本情况是：

（二）调查数据和访谈反映出来的重要现象和变化趋势

根据调查问卷与访谈数据整理的情况如表1所示。其反映出来的重要现象和变化趋势为：（1）理财知识和信息来源渠道种类比较多，但居民愿意选择、职能选择和方便选择的集中在少数渠道上，广泛被居民接受、喜欢的渠道不多。（2）地区不同，如城市、郊区农村地区的同类型人士在理财信息渠道的选择方面存在较明显区别。农村地区多偏向选择银行人员介绍和朋友、熟人、亲属介绍，城市地区多偏向选择网络和电视，城市中年以下居民选择此类渠道的比例占53.4%，而农村居民利用此类渠道的比例只占18%；（3）学历、职务、收入、年龄、性别等不同，其选择的渠道有区别。如文化程度在专科及以上的居民，选择理财或金融专业书籍、报刊渠道的人数比例要高出学历较低居民数的71%。（4）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专业人士的宣传和专题讲座和业务、理财品种介绍越来越成为理财信息获得的重要渠道。（5）网络的普及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此渠道。（6）传统的媒体与载体越来越分化，有的还是受欢迎的，如好的知识、信息书籍、报纸仍然受欢迎；专门的理财知识书籍，如《大师教你如何理财（索罗斯、巴菲特）》、《理财宝典》、《教你如何理财》、《波浪理论》，《国民经济数据与理财产品》、《金融法律文献》等，虽然看的人数不多，主要觉得要花的时间多，不容易懂，但在高学历居民中，还是有一定的“市场”。（7）越来越复杂的信息，使很多人感到太难，包括学过一些金融专业知识的人。（8）参与理财的主体规模空前扩大，很多意愿越来越强，但在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显得无所适从。（9）很多居民有参与理财的愿望，或初步尝试过除储蓄以外的一种产品的理财，但由于不懂理财知识和没有令自己信服的信息而不敢参与其他产品的理财，这类比例占到57.6%。

这些现象和趋势说明：全社会越来越需要金融知识和理财信息的普及和提供来动员更多居民参与理财；为大力提升居民理财综合素质，引导理财者（包括潜在理财参与者）尽量减少风险，进行理财策略的优化，从而促进理财业务的健康发展以及全社会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理财知识普及和信息优质供给急需提升到国家金融战略工程的高度。

三、信息渠道拓宽的创新思路

理财信息的作用是使理财参与者能够了解理财的基本知识，掌握一定量的具体信息，以及学会正确理财的方法，使其能将有限的资金（资源）合理的配置到最有实际作用和真实效益的领域中去，从而使社会财富增长，达到资金合理配置、理财投资者、社会（国家、企业等）几方面都能受益的结果。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在理财知识教育与信息供给的做法方面进行切实创新：（1）政府应该加快金融知识普及步伐。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在金融知识普及方面承担起主导作用，得到本国居民的支持与响应，效果明显。政府要制定和完善金融理财知识进一步普及的中长期计划及相应的落实细则，要在普及的时间要求、地域要求、普及效果目标要求、普及教育主体、所需资源、普及教育途径与渠道、教材与学习资料、学习与宣传的平台及网络的完善、相关法律和法规、相关管理部门的建立及职责细则的制定、考核办法、提出对金融行业在普及理财知识方面应承担的任务要求、对普及与宣传理财知识人员培训等方面下足功夫，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泛泛要求和不疼不痒的“试点”层面上。具体操作可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做法，并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2）在国内各类教育中，合理安排金融知识普及的内容，如小学、中学、技校、本专科院校、干部行政学院和党校、各类专修学校等，都要按国家规定安排一定量的金融理财知识的教学内容。形成常态化、立体化、网络化、连续化的金融理财知识教育体系。（3）充分发挥央行及金融监管机构、服务机构在金融理财知识普及教育中的领导作用，重视国有控股银行、其他重要的股份制银行、银行行业协会及团体在金融理财知识普及方面的中坚作用。银行、银行行业组织等可以和城市社区服务机构、农村商业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等建立理财教育服务机构，对本区域内的居民进行长期性、具体性的金融知识学习指导和理财信息的提供。（4）形成品牌刊物。现阶段非常符合普通老百姓投资理财学习需求的刊物还是不多。好的刊物不是一味具体推荐投资产品，而是要：第一，多讲基本的知识、理念、选择投资渠道和品类的方法等，还要提供真实、较可信的经济信息，方便居民获知、查阅、积累资料；第二，介绍优秀、诚信投资机构、公司；第三，投资理财的基本程序和具体手续，及时介绍新的投资渠道和品类；第四，介绍不同专家、研究机构、成熟的投资者的不同观点等。（5）多渠道开设理财知识自学课程。充分利用互联网，开设网上课程，让居民业余上网学习。可以与大专院校当前正在开展的经济、金融专业的资源共享课程建设结合起来，建立居民理财自学课程；开设刊授（函授）课程，编写高质量、系列性讲义供学员学习，并辅助实行定点、定时由专家、学者、专业人士集中讲座和答疑。利用电视教育频道，开设和充实理财电教课程，进行系列化，通俗化，多元化的投资理财知识讲解、介绍。（6）开展城镇社区理财知识培训和服务。现在城镇部分社区已建立了金融服务站，但真正开展居民理财知识教育、培训的不多，要加快这一工作的步伐，尽快建立起社区此类教育、培训网络，在对本社区居民，包括在当地做工的外来工进行理财知识教育、培训的同时，还要给本区居民长年提供理财信息，并结合他们的实际具体指导其如何分析和利用此类信息。（7）进一步发挥各类报纸的主媒体作用，开辟专栏扩大关于居民投资理财学习资料、相关信息的刊载量，关键是要办出高质量、有特色、适应多类理财者需求的专栏（包括知识普及和每日信息提供），使它成为理财者不可离开的“朋友”。（8）充分发挥大专院校财经、金融专业在普及金融知识和服务居民理财方面的主力军作用，应提倡教师、学生下基层，深入社区为居民理财提供指导和服务，包括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大专院校财经、金融专业要办好居民投资理财问题研究和服务的专门网站（可多校联合办），改变当前基本找不到大学理财研究、服务网站的局面。可利用学生社会实习、服务活动、“三下乡”活动、义工活动等，对基层居民进行理财学习、操作的指导和服务，包括理财信息获得的方法及分析指导。（9）注意对理财者参与陌生理财品种的信息提供。如信托，私募，期货以及衍生金融工具中的其他产品，其信息的提供特别要注意全面，真实，通俗，不能故意以模糊来诱导和误导理财参与者。要让居民尽可能多的了解所感兴趣的品种的各类信息，以增强他们参与和选择理财品种的自信心。（10）专业理财公司、金融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要注意多给居民提供有用的理财信息，可用布告或宣传专栏、宣传资料形式提供信息。（11）充分利用好地方电视台、电台广播、社区宣传栏读物、读书阅览室、地方报纸等贴近居民的媒体或信息载体，发挥其适应本区域内居民思维习惯、表达习惯、社会关系网络密集、媒体信息易转化为本区居民口头交流等特点，以收到区域文化支持性效果。（12）充分发挥专业金融知识培训机构的辅助作用。政府主管部门要对培训机构给予政策支持，如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或予以一定补贴。（13）通过大力规范第三方理财服务机构的服务行为方式，促进他们提高在理财信息提供、对投资产品提供咨询和评估等方面的服务水平。（14）充分发挥电视这一受众人数最多、影响最深媒体的作用。可以在每天非黄金时段开劈提供理财信息的专栏，并配以专业人士的分析引导。（15）在加强信息渠道诚信管理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成功理财投资者具体的理财信息提供和分析引导作用，如可通过QQ群等形式建立起来规范可信的理财信息传播圈等。（16）充分发挥权威媒体的理财信息披露和宣传作用。如多在党报，各级电台、电视台，正式金融报刊，专业理财杂志，大学、国有控股银行、证券公司所办报刊等上面有关文章和信息；让金融方面的学者、专家、知名社团负责人多作理财辅导报告等。（17）完善数字电视在家庭理财信息系统新功能方面的设计与实施。（18）政府要大力表彰在金融知识普及和为居民提供信息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单位和个人。

四、注意的问题

在加快普及理财知识和完善理财信息提供渠道的过程中，要注意做到：（1）扩大信息内涵。包括理财理念、介绍投资产品品种和运作方法，还要普及家庭理财的正确理念以及相关知识与信息（如正反案例）、法律限制和保护内容。不是单纯指投资某一产品。（2）考虑受众面的构成。居民在理财条件方面的差别太大，无论是学历、知识、生活经历还是经济实力、风险承受程度、理财经验的积累程度等，可谓千差万别，所以信息的表述方式，要尽量明白易懂，当然可以采取多层次性介绍与宣传的方法，既有通俗性信息，也有深层次的分析、研究信息。但对于最大多数的普通理财者来讲，要能给他们提供喜闻乐见，看得懂，易于记的理财知识和信息。（3）信息获取的方便性和渠道的相对稳定性。使广大理财者能够较熟悉和很容找到其要想知道的理财信息。（4）引导和培养理财者尽可能充分掌握信息，对理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进行比较，运用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思维方法等理念和习惯。

理财与投资的区别范文第5篇

传统意义上，人们一般认为财务管理的主体是财会部门，其实财务和会计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以前企业通常把财务和会计合二为一，财会部门既进行会计核算和管理，又进行日常的财务管理，造成了财务管理由财会部门进行的印象。基于这种认识，国内企业的最高决策层通常不太懂财务，遇到财务问题通常都是找财会部门。

在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情况有了转变。比如设立总会计师职位，继而设立财务总监职位，以便从全局和企业战略角度进行财务管理。不仅如此，目前许多大中型企业在财务管理上不仅实现了会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分离，而且财务部门也进一步细分为许多专职部门，如融资部、投资部、证券部等；同时，财务管理进一步由总会计师和财务总监的管理层次上升到董事会层次，一般都在董事会下设有投融资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重大的投融资决策和分配政策必须通过董事会以至股东大会通过后方可实施。

这些现象表明，企业财务管理的主体不是财会部门。那么，企业财务管理的主体究竟包括哪些？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明确财务与会计的区别以及财务管理中决策与执行的区别。

就财务与会计的区别而言，财务主要是组织资金运动、协调相关财务关系，主要业务包括投资、融资和分配，我们将其称为财务活动。最早的财务活动主要是为了企业商品经营活动而展开的，为了购买商品筹措资金，为了生产商品进行投资，为利益主体获得收益进行分配。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财务活动还要关注金融市场的运作，通过发行有价证券融得资金，再把融得的资金投资有价证券获取收益。这样，财务从事金融商品的买卖活动成了一种独立的经营行为。从事这一行为的主体开始由企业内部某一专门的部门转化为独立的公司，如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财务公司等。

当财务部门和会计部门分离后，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财务活动和管理既可以是某一个部门的工作，也可以成为全企业的任务，这说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主体并非财务部门。

与财务不同，会计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记账、算账、用账，来反映企业资金的运动过程，并分析其效益的好坏。它本质上是个信息系统，而不是经营系统。会计部门更具有专业技术化的特征，它的职能是其他部门不能替代的。正因如此，就很容易把财会部门作为财务和会计管理的惟一主体。

从财务管理中决策与执行的差别来看，企业的财务部门，以至总会计师和财务总监都不可能完全担当财务决策和财务执行的全部职责。

我们曾经按财务管理的主体不同，把财务管理分为出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财务部门财务和员工财务，这表明财务活动及其管理的职责是与企业内部各利益主体密切相关的。出资者必然要从资本保全和资本增值的角度进行财务决策和控制；经营者（包括董事会和总经理等管理层人员，一般总会计师和财务总监也包括在内）为了履行出资者的委托责任，必须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为此就要减少资金占用、降低成本费用、扩大企业收入；财务部门为了执行经营者的财务决策，必须要组织现金的流入、流出，并降低资金占用、减少资金成本，增加资金收益；员工要降低与岗位有关的资金占用，减少现金流出和成本费用，增加现金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