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益处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伦理道德 公益广告 集体主义 贵中尚和

一、伦理道德传承的必要性。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即人化。人化是人类发展和整合思维系统、意识系统的过程。但人在发展过程中，却常常遮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随着人类欲求不断增大，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异化，从而失去了“度”的伦理标准。这就要求社会需要有无形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文化的异化的现象。社会潜网便是这样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非正式的行为规范，用包括风俗习惯、伦理规范、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无形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所以说社会潜网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伦理道德是社会潜网的核心。那么什么是伦理道德？一般来说，伦理指人类行为语境中的价值判断。伦理价值支配行为规范包括限定人的选择标准、评价尺度及发展目标等行为。伦理通常被视为一种建立和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伦理和道德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用作同义词的。汤因比在《展望21 世纪》里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必有一种精神支撑着十几亿人口。而这种文化中稳定的结构便是伦理。的确，这种伦理价值有助于在祖先信仰中提高民族信仰力。我们知道中国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在这样一个极具“农耕文化”历史的国家更体现着一种伦理本位的思想。突出表现在寻根意识上。这种寻根意识可以发展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便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共同信仰。所以说伦理的传承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更是解决现实危机和发展出路的一剂良药。

二、中国公益广告是伦理道德传承的最佳途径。

公益广告从根本上说，是借助了广告的传统形式，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健康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主张，表现人类在推进物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主体自省意识的觉醒，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公益广告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针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而出现的问题。近几年学界提出了“大公益广告”概念，主张将公益广告分为三类，一类是学理意义上的，从广告主身份到传播内容均无商业动机的公益广告。第二类是准公益广告。即现在大量存在的普遍采用的冠以企业标识或赞助者名称的样式公益广告。第三类是带有公益成分的一般商业广告。这类广告被划入公益广告较有争议。但这类广告在其传播目的和内容上是完全符合公益广告的界定，甚至从传播效果上看，这类广告的效果甚至要超过纯公益性质的广告，容易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现代意义上的公益广告诞生于20世纪40 年代的美国。亦称为公共服务广告或公德广告。后传入日本和欧洲，并迅速在发达国家开展起来。我国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公益广告，最早出现的是1986 年贵阳电视台摄制的《节约用水》

的公益广告。之后1986 年10 月26 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广而告之》栏目，揭开了我国公益广告新的一项。中国公益广告年轻而有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已经渐渐的形成组织，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传播内容也逐渐转为人为关怀。

公益广告作为广告的一种，具备一般广告的基本要素，广告主多是电视传媒组织，后来，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企业也陆续参与进来，的是关于社会公德、社会秩序方面的信息，又计划选用一定媒体传播广告信息。制定和播出公益广告的经费，初始通常是由大众传媒组织自行筹集，后来从政府有关部门、社会企事业单位中得到赞助。但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相比，也显出了极大的反差。尤其在中国，这种差距表现得更为突出。发达国家的公益广告总量占社会广告总量的10%以上，而中国的公益广告所占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不少公益广告主题之丰富、创意之独到、制作之精美、影响之深远多盛于商业广告。但我国公益广告整体制作内容水平还较差、公益广告的认识匮乏、运作的机制尚不完善。

三、伦理道德传承在中国公益广告中的体现。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以伦理道德为支撑的。公益广告作为现实中的伦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外化，也是伦理道德的最精确的传达。现在的广告人已经开始注重从中华文化寻找灵感，试图做到“本土化”。本土化绝不是加进去一些中国视觉元素就算是本土化，而国际化更非添几张外国人的面孔就算是国际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结果应是精神深处的一种认同。寻找这种精神深处的认同便成了中国公益广告发展的关键所在。纵观中国近几年的公益广告，不难发现公益广告大多都是以传承道德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人与自然的互爱共存；人与家庭的和睦相处；人与集体的共同发展和人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人与自然的互爱共存。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基本观念。各家各派都以“天人合一”为出发点和归宿，来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且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智慧。儒、道在此方面都有类似主张。儒家强调推仁爱之心于自然万物之中；道家思想强调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顺应。而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所谓的幸福和理想时，毫无节制，甚至掠夺赖以生存的地球。所以这种“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观念对现在正走向自然环境贬损的社会有较为深刻的意义。现在不少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环保”日渐提上日程。

（二）人与家庭的和睦相处。

卡西尔的《人论》曾谈到：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国家，在那里，可以研究祖先崇拜的一切基本特征和含义。不同神学体系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家族本位为基础的国家。这与古希腊强调的“社会”性的诸神谱系不同，中国是以“家族谱系”为基础，强调一种“家族法”。“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这种家族的尚齿习俗是中国的“农耕文化”的产物。正是因为这种历史，中国对“家族”有着特殊的感情。

而家族则是以伦理血亲作为本质的。家意味着“意识情感”的保护层，也是精神的回归。同时又是社会的构成细胞。家庭伦理关系表现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体现出浓厚的人情味。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关系，一直对家庭关系发挥着积极能动的作用，对社会安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三）人与集体的共同发展。

中国“以人为本”的理念，并非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而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对人的一种基本理解，作为血缘宗法关系色彩浓郁的集体、国家主义的人本。儒家的“以人为本”将伦理政治关系作为社会核心和根本问题。人生价值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的是每个人大公无私，具有群体意识和责任感。体现在道德认识中，则是着重于价值观的培养，强调的是一种能群者居、爱群利群、公重私轻、明辨功利、正义明道的观念。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价值观体系中的基本构成内容。

（四）人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贵中尚和”

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本质性区别。中庸之道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是因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

这种思想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和谐是一种最佳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理想目标。“贵中尚和”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更多的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以和谐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很多，很多广告都体现了一种完善和谐性，这也是和谐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举手之劳》的公益广告便体现了这种和谐观。

阳光明媚的清晨，一个充满阳光气息的男孩在晨跑，所经处一群孩子正在踢球，眼看足球就要落在毫无防备的婴儿身上，他健步一跃，一个头球，将球顶了过去，婴儿安然无恙；他继续晨跑，在一个上坡路上，一位老者正在艰难的蹬着载满货物的三轮车，车子眼看就要向下滑去，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老者将车子推向坡顶，在诧异而感激的目光中，他笑着离去；在一棵树下，他纵身一跳，将落在树枝上的羽毛球取回给小女孩；最后一个画面是，当他兴致盎然地用易拉罐表演精彩的射门技巧时，不料易拉罐从垃圾箱的另一个入口弹了出去，在他摇头叹息之际，另一只手把它轻轻地拾起来，原来是一位同样在晨跑的美丽女孩。出现字幕：“举手之劳，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这个广告的画面健康清新，流畅自然，富有节奏感，表现了一种和谐的氛围。

以上分类旨在更清晰的传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精华部分和公益广告传达内容之间的契合点。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很多道德伦理思想都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如“天人合一”除了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可以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贵中尚和”的思想阐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等等。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深厚的华夏文化积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公益广告一定会对增强公民意识和形成更规范的公共价值体系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在当代，中国公益广告传播事业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公益广告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一样，其发展功在当前，同时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关爱与参与，为现实社会把关，是包括广告媒体人在内的社会有识之士不可推卸的责任。公益广告是个铸心工程，要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就是要找准观念口号与艺术的切合点。科学发现，人们潜意识状态下每秒钟所接受的信息远远超过显意识状态下接受的信息，相信公益广告的目的也就是形象的耳濡目染下实现的公众的心理认同，并达到观念的接受和行动的自觉。

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发展优势是明显的，中国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优秀的人格精神素质，为公益广告传播创造了适宜的人文环境，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法律”的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礼”在中国文化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正如罗素在《中国问题》中称：源于儒家传统的道德品质理所当然成功地造就了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

“中国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学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这些都是中国公益广告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文资源和精神财富。

公益广告对中国伦理道德的传承只是大众传媒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传承的一个缩影。中国加入wto 后，境外媒体来到中国，竞争的不仅仅是媒体，更多的是文化融入的问题。在这种文化渗透融入中，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是中国传媒产业能否成功的关键。现今很多人常常以中华民族深厚文化积淀为骄傲，以悠久的历史为资本，但就在骄傲和炫耀时，中国传统的文化及观念精神已经走向流失。伦理道德已被践踏，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意识和商业利润。不可否认，传媒是商业性质的，一定要盈利。利润并不肮脏，是成功的标尺和生存之本，但这并不是惟一的目的，更非全部的内容。“成功充分发展的传媒产业一定是在三个方面起到贡献作用：一是推进国民教育；二是增强民族团结；三是提升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说，公益广告对中国伦理道德的传承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的益处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华传统文化；市场经济；价值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相应的文化及价值观念的支持。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对市场经济提供精神支持，而忽视我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实际上中华民族有着古老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它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作出过重要贡献，都是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分不开的。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最早见于《周易》的《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有道德的君子应该效法天体的运行，刚健有为，努力进取，凭借自强，以达永不停息。孟子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了近代，民族危机日趋严重，魏源、王韬等人用“道器”范畴，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太炎、孙中山等人重又发展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的基本品质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立身，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靠任何外部的力量；靠奋发有为立身。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的人是不可能立起来的；靠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和新境界，用永不倦怠的追求来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只有自强才能不息。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体现。

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积极的、巨大的促进作用。只有顽强拼搏、敢于创造、勇于开拓才有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让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再度焕发新颜，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传统的“义利观”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传统的利益观是以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概念“义”和“利”来表述的。“义”指社会认为“应该如此”的道德要求，“利”即指利益所得。这样“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就成了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能正确处理这一关系的行为就是合理的求利行为；反之则是不合理的求利行为。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并不在于利益所得的多寡，而在于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是否合理，即是否符合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孔子、孟子所说的“义”和“道”，就是指一定的道德准则。这种理性的利益观与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是一致的。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所有的市场行为主体都应该具有理智、审慎、自律的行为特征。因此，应该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理性的利益观充分挖掘出来，使之服务于当前的市场经济。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利关系涉及面相当广，十分复杂，确有一些思想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在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必须将“义”与“利”的概念赋予时代的内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义”主要指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道德准则；“利”则主要指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说的“义”，是指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利”则是指社会主义的大利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对义利关系应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为基础进行理解。传统文化对义利关系的理解是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义利并重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义利关系的理解，应着眼于义与利的结合和统一，而不应作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界定。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大利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义与利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

再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道德规范，而应作更为广泛地理解。利益机制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行为驱动方式，而利益驱动所导致的行为单靠传统形式的道德规范是无法调节的。因而，必须将道德要求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立下来，从而作为市场通行的准则。这样“义”就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的“正义”、“公正”。[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传统的整体利益道德准则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1. 传统文化中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儒家所说的“义”，既是一种道德准则，又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基本观点是整体利益至上。墨家在这个问题上表述的更明确一些，其基本的政治主张是“兼爱”，即“爱利国”、“爱利天下”、“爱利万民”，同样是把整体利益作为道德准则的内容。即使是主张“道德无用论”，宣扬人性极端自私的法家如韩非，也把“公利”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认为“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要求人们“去私心，行公义”。重整体利益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这种整体利益意识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重新界定整体利益的内涵。在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一般是指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即使含有劳动人民的利益，也是从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的角度讲的。我们当前所说的整体利益，是指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也正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

3.摆正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传统文化的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它将整体利益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而劳动人民的利益则往往被视为“私利”，因此，才有“去私心，行公义”之说。我们应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我们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因为它是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即要在实现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增进社会整体利益。

4.科学认识整体利益。有些人认为，整体利益优先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再提整体利益显然不合时宜，这是不当的。文化传统是影响经济体制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的重要因素。离开了本国的文化传统，任何好的体制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重视整体利益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我国的文化特色。这一传统和特色不仅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悖，而且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四、传统的“和合”意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和”是能充分反映中华民族性格特征和精神特质的概念。“和”，即“和谐”。它是中华民族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及人自身的关系的顿悟和认知的总结。“合”是于“和”紧密相联的，“和”是“合”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基础，而“合”则是“和”的具体实践和目标指向。“和合”就成了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而“和合意识”则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意识。

1.人与自然的“和合”。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天人本为一体。天(宇宙、自然)的运行法则，就是人行为的根本准则。人与天的关系不是彼此疏远、相互对立的，而是和谐亲近、和衷共济的。天给人提供生存所需的基本环境和条件；而人则通过自己的实际活动去践行天所展示的法则。这种自然观尽管有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成分，但它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极具价值的。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到社会物质财富繁荣的程度和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不能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毁坏人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

2.人与社会的“和合”。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靠政治伦理维系的，而政治伦理将每个人分解或特定的伦理元素，个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人，而只是社会这个庞大系统的一个单元。所以，个人与社会的“和合”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应吸取其中的“和合”精神，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于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且由于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都是受利益驱动的，因而，个人和社会之间就会由于追求利益及利益所得的差别而出现矛盾的对抗。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市场经济应以“和合”的观念为底蕴并得到这种观念的支持。

3.人与人的“和合”。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和处理，主要靠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儒家的“仁”和“礼”。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所谓“仁”，就是以仁爱之心待人，以忠恕之道为人。这样的思想表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中就是“礼”。因此，儒家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以仁存心，以礼待人，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合”，只有人与人之“和”，才能达到人与人之“合”。“和合”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参考文献]

[1]贾成祥.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 01.

[2]夏永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03.

传统文化的益处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动画；叙事伦理；传统文化；文化理性

动画电影的观影对象主要以未成年人和陪同他们的家长为主，虽然近年出现了一些以成人为消费目标而创作的动漫作品，但就国内院线而言，当前以未成年者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故事片少之又少，从数量、质量上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进入电影院。因此，从小在电视动画熏陶出来的观看习惯，使动画电影几乎成为唯一能够让未成年群体进入影院的电影类型，这个潜在的极其庞大的消费群体是近年中国动画电影投资不断增长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动画电影主要接受群体的特殊性，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片种来看，动画电影的叙事伦理建构更为迫切、更具有现实意义，当下中国动画电影制作者对叙事伦理的认识不足，影响了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置。

一、叙事伦理对儿童动画电影的重要性

叙事作为一种必然需要创作主体介入的活动，天然地存在着伦理构建功能，“阅读理论提醒我们，叙述者展开劝说意在对读者的世界观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在伦理上绝不是中立的，而是或隐或显地引出一种对世界和读者的价值重估。在这种意义上，叙述以其对伦理判断的要求而从属于伦理领域。”1叙事以文本为中介，给受众呈现了在不同的空间、时间里可能发生的千姿百态的人生遭遇，这些叙事弥补丰富了受众人生经历的局限性，让人们在叙述者的引导下，观摩文本中人物的悲喜人生，将之汇集到自己的人生经验中不断总结反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既有的人生经验、处世理念。电影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电影的银幕更像一面镜子，当观众坐在黑暗封闭的电影院里凝神关注银幕上呈现的影像时，仿佛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说的处于婴儿时期的人，银幕中所呈现的人物故事情境如同镜像一般，延伸了观众的自我想象，观众随着银幕中人物经历或悲或喜，连带着想象秩序中自我的延伸，在这种情感的互动中，将自己与电影叙事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同构关系，“放映发生于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待在里面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得到（或者根本不去认识），都像是被拴住、俘获或征服了”。2儿童正处于身心快速成长的阶段，其个性和对社会性认知在教育、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变化，此阶段思维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从具体形象思维逐步过渡到抽象逻辑思维，但这种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直接与感性经验相联系。3现实生活中的见闻直接构成了儿童的感性经验，作为儿童青睐的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动画片无疑是儿童获取感性经验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动画电影以影像形式与儿童相遇，动画电影中的人物经历、处理事情的方式就会与他们已然建构的经验冲突、融合，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儿童的个性发展、社会性认知的形成。因此，电影叙事伦理对儿童较之于成年人的影响更为深刻。动画电影是公认的具有“全家欢”功能的电影类型，虽然以儿童为主要观影对象，但儿童能否进电影院观影的决定权主要取决于为他们提供消费的成人。与电视动画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儿童可以在家里独自观看电视，而儿童观看动画电影是由成人陪同的。当成人在观看动画电影时感到故事乏味，或者意识到电影中所传递出的伦理价值观与自己对儿童的教育相悖时，观影的不适感会影响成人今后是否愿意继续承担儿童的这种娱乐消费。在市场化经济体制下，一种电影类型是否能够良性发展，经济收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真人版电影与动画电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观众对真人版的某一种类型电影厌弃之后，会有大量的其他电影类型供其选择，而动画电影本身就包括了爱情/伦理/奇幻/灾难等各种类型题材，不同题材的故事类型局限在“动画”这一类型之下，形成了动画电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殊状态。从动画电影的长久发展上考量，绝对不能像一些低口碑高票房的真人版电影那样，以非常态叙事搏人眼球，吸引话题炒作，以“赚一把就跑”的心态来操作动画电影的发行，否则会把一些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观影群体再次赶回电视机前，赶到进口动画电影那里。

二、被利用与滥用的传统文化叙事错位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构成包括外显的物质层面与内隐的精神层面两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中国传统文化外显的物质层面纷繁驳杂、包罗万象：民风民俗、方言土语、服饰特色、地域生活方式、各种艺术创作等等，这些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特点的物质呈现，在日趋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景观，区隔了“地球村”同一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显示出有别于他国的差异化色彩。内隐的精神层面主要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主：儒家元典精神以“仁爱”为核心，提倡人们应当以君子的标准来修身修心，修身、齐家、济世是人们无论处于顺境逆境都要秉承的生活准则，只有不慕功名富贵、以强烈的责任感承担社会义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社会的楷模；佛教文化提倡以“无我”的精神普度众生，奉行“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准则，看重善恶因缘的果报对众生六道轮回的影响，从因果报应角度提倡“众善奉行，众恶莫做”的行为规范；道家文化认为人应当顺应自然之“道”，以“无为”为准则修养身心，从而达到身心的绝对自由状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显内容相比，内隐的精神层面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数千年的波折依然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许多传统文化的物质呈现是以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为基础而产生的，在外显的物质层面之下包裹的是深邃幽远的精神内涵，表里相互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向来是中国动画电影的资源宝库，其原因在于：首先，这些文化资源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依然广为传播没有断流，许多文化的内核已然内化为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其强盛的生命力使之具有天然的广告效应；其次，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认知潮流的感召下，与众不同的民族风情会使电影呈现出独特风格，从而满足观众奇观化的观赏兴趣，因此，电影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掘取人物和素材是长久以来的趋势。从早期引起世界关注的中国动画电影《大闹天宫》《神笔马良》到《宝莲灯》、2015年重燃中国动画电影信心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6年的《大鱼海棠》、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借助网络动漫的粉丝效应而制作的《万万没想到》等电影，情节构思的源头或一些动画形象的设置都来自于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经典名著或寓言故事，甚至美国也借中国传统文化之东风，拍摄了《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动画电影，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吸引观众已然成为当下诸多动画电影的构思方向。

对于儿童来说，动画电影中表现的传统文化物质层面便是对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银幕上传统人物形象、传统故事的传播，既是电影借用传统文化资源提高票房的利用过程，也是传统文化借用电影这个娱乐资源传播的过程，如果运用得当，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在众多动画电影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之名拍摄、宣传并引起观众观影兴趣的表象下，我们不得不看到这种热烈场面下的缺憾，这些电影所呈现的大多是传统文化的外显物质层面，对内隐的精神层面的内容触及不多，甚至有的动画电影只是简单罗列了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而审美内涵与传统文化精神完全无关甚至相悖，对传统文化资源不走心的滥用现象比比皆是。从电影符号学角度来看，影像符号包括能指与所指，能指即这些在银幕上呈现的人物形象，所指是指这些人物所承载的意义。这些动画形象经由情节叙事而承载了一定的文化理念，观众对动画形象的接受，正是对其背后承载的文化理念的认识与认可的接受过程。当下的一些动画电影只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当作赚取票房的噱头，缺乏对传统文化深入认识的动力，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表现上苍白无力甚至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背道而驰。当前的一些中国动画电影，频繁出现传统人物形象，这些经典形象本身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他们的名字本身就伴随着意蕴丰富的先文本而存在的，但是，一些动画电影中的传统人物形象只是一个个几乎没有意义的走马灯式的能指符号呈现，却没有形成具有所指意义的后文本。莎士比亚认为，在创作中哪怕一只麻雀的死，也自有天意。电影人物形象的设置应当能够推进故事发展，有益于主题的表现。而这种只是简单的传统文化人物单一的能指符号陈列，因为失去了本可以意义丰富的所指意义，除了能够在电影宣传时增加一点传统文化意蕴丰富的表象，受众在观影的接受环节只觉得动画形象的设置多余，毫无意义，儿童在观看时由于人物形象众多会不知所云，莫名其妙。这不仅表现出电影编导在叙事能力上的欠缺，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不求甚解的态度。当下中国的许多电影生产者，将传统文化当作电影随用随取、用之不竭的免费资源，既可套用现成的人物或故事展开拼贴、颠覆、解构，不必再费周章寻找素材，降低了编写故事的难度；又可借助这些广为人知的文化资源吸引潜在的巨大受众群，以传播传统文化的噱头唤起受众的文化情怀，降低了传播成本；还可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金字招牌，完全照搬传统人物、情节可说是传承传统文化，随便拼贴解构可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借此提升所拍摄作品的文化品位。而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无论是所谓的传承或反思，电影制作者自身就不求甚解，甚至根本就没有理解这些文化资源真正的内涵价值。电影在消费传统文化资源时，创作者应当对传统文化予以充分的认知与尊重。电影将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吸引受众、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途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无节制地滥用，仅仅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吸引受众的有效传播手段，而丝毫没有在故事构思、形象表现上做出了解传统文化的努力，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其文化精神的剥离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仅仅被作为娱乐化、消费化的对象，这既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消耗、对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解构毁坏，也是电影行业涸泽而渔的短视行径，在不断地打着传统文化情怀的幌子吸引受众观影赚取利益之后，过度的消费将引起受众的情怀疲劳，伤害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包括电影本身的发展。

三、文化理性与个体价值认知的叙事错位

理性是人类特有的高级思维能力，人类借助理性的思维，才能够既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也不凭感性冲动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判断、分析、综合、推理等方式理智客观地分析事物，调整自己的认知，确定行为规范；与理性相对的是反理性，反理性主张个人意志的自由，反对道德规范等对人类的约束，认同个人凭借感觉选择行为方向的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的传承，经过不同时代主流思想的改造扬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社会的奉献精神，无论儒家对君子修身、齐家、济世的行为规范，还是佛家的“普度众生”、道家的“道法自然”，强调的都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分子，个人的需求欲望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特别是儒释文化，认为个体应当以群体利益为重，应当为了群体、他人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儒家的“舍生取义”、佛家的“以身饲虎”所表达的都是这种理念，凡是不符合这种文化规范的行为都被剔除在理法之外。而一些如“尊贤而容众，嘉善而不能”（《论语子张》）这样关注个体价值、容许生命千姿百态的传统元典精神被逐渐边缘化，逐渐流落于乡野之中，成为世俗化的民间认知。随着新时期国门的打开，各种文化思潮蜂拥而至，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理性主义的解构，使中国人接触到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迥异的新的文化观念，意识到追求个体利益、个人幸福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在反拨传统文化轻视个体利益的极端认知的同时，一些人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趋于对个体价值的无限认同，忽略了人作为社会群体、宇宙自然中的一员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从创作角度而言，艺术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多元化价值选择，不同的文本伦理预设会涉及不同的文本主体，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叙事，由此会走向不同的价值体系，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不再单一狭隘，能够在一定的范围里对一些异于常人的行为观念予以理解。“小说之所以为小说，不在于它有能力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小说家流连和着墨。对于小说而言，它要探究和追问的是存在之谜，是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的难题。它所表现的，是永远存在着争议、处于两难境遇的生活。”4这种艺术创作理念正是保持艺术千姿百态、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也是能够吸引众多受众流连于艺术中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创作理念在创作动画电影时应当慎之又慎，作为主要以未成年人为主的受众群体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的故事叙述应当注意相对单纯的正向的价值观呈现。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我意识的成熟往往标志着个性的基本形成，儿童阶段是确立社会自我意识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儿童个体会显著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5在观看动画电影时，动画形象的生动别致、情节叙事的超越现实性，会使儿童沉浸在娱乐的愉悦感当中，而电影中最容易唤起儿童情感认同的，必然是电影创作者浓墨重彩烘托出的主人公，作为电影叙事的中心人物，主人公处于情感组织的核心地位，整部电影的叙事，观众都是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去观察、体验、理解，因此，电影中的主人公处于叙事伦理合法化的优势地位。在这种虚构的叙事情境中，儿童会更深地融入银幕的镜像当中，不由自主地与电影中的主人公一起欢乐和悲伤，主人公在不同情境中应对困境的行为方式、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会被儿童不由自主地认同、模仿，内化为自我意识。

如果从相同的事件的不同角度来审视人们的行为观念，与事件有关的不同个体基于自己的角度，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观念赋予必然的合理化解释，然而站在更多个体生存的角度，有些行为的实施就不再具有合法合理性。在个体价值与社会群体价值发生冲突时，从个人角度来看，服从社会群体规范必然会损及个体利益，社会群体价值规范对于个体行为的约束是不合理甚至是反人性的。但人类的生存是基于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群体独立生存，在个体的自由意志与行为方式严重危害群体利益时，个体意志与行为必然会受到群体规则的限制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在遭遇群体生存危机时，应当忽略个体利益，甚至褒扬献出个体生命的行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这种基于群体生存的角度对个体意志与行为的约束就是文化理性。文化理性要求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基于一种“共情”的心态约束自己的行为，限制个体在追求个体价值时危害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利益，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西方社会的“公民意识”，都是为了能够实现人类群体生存延续而形成的“共情”的伦理规范。当前的一些中国动画电影，过于强调人物的个体价值，对电影中不顾社会规则的感性行为赋予合法性叙述，从叙事学角度看，电影的主人公处于故事中的主体地位，作为事件的发言者，具有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合理化改造的先天优势：基于个体角度而言，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那么事件性质就无所谓对错了，遵从自己的感性意识就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跳出这个极端个人化的叙述角度，理性地运用客观视角就会很轻易地发现，无论个人出发点如何无私、充满善意，如果这种行为可预见性地危及社会群体的生存，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反道德伦理的。叙事学家托多洛夫所说：“二百年以来，浪漫派以及他们不可胜数的继承者都争先恐后地重复说：文学就是在自身找到目的的语言。现在是回到（重新回到）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忘记的明显事实上的时候了，文学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通向真理与道德的话语。”6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正是因为人类具有限制感性冲动的高度理性，理性能够让个体充分意识到个人生存与群体利益息息相关，能够在感性冲动之时预见到个体行为对群体生存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人情或者伦理，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究竟；然而，正是这些‘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共同制造了一个旷世悲剧。”7而当前的一些影视剧，却在不断地强化这种“通常之人情”的“无罪之罪”，用极端强调个体价值的叙事，讴歌以爱的名义毁灭社会、践踏他人利益的合理合法性。这种以权威者叙事的方式讲述的违背社会伦理的故事，对处于心理尚未发展成熟的儿童而言，他们没有足够的阅历理解人类生存的多元化价值选择，更多地是在权威叙事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接受。在儿童确立社会自我意识这个最重要的时期，培养儿童的“共情”能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儿童学会换位思考，能够恰当地抑制个人的欲望，学会在群体利益和个体价值发生冲突时理性地判断分析，理解为了整体社会的良性发展，有时会损失个体利益的必要性。这一点，无论是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天空之城》，还是好莱坞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疯狂动物城》，中国动画《大圣归来》《妈妈咪鸭》都反复呈现了这种观念，电影中的主人公在不断克服外部的困难的同时，也跳出了狭隘的个体局限，获得心灵的成长，这种心灵的成长恰恰与儿童社会自我意识的逐渐形成相契合。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社会现实，我们尊重个人价值多元的选择权利，但价值体系的多元并不意味着对群体利益的蔑视和个体价值的无限膨胀。因此，在动画电影的叙事中，要充分考虑到传播对象的非成年特征，故事的叙事伦理应当保持充分的文化理性，而不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而进行极端的叙事。结语从动画电影的接受角度来看，作为一个以儿童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的叙事伦理是创作者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虽然颠覆、解构、重构是推进艺术形式不断发展的重要理念，但这种探索在以未成年人为主的电影类型中应当慎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传媒方式，必然承载着经济、文化、政治等功能，电影发掘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不同，汲取现念的侧重点的不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的文化身份的定位，影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认知、处理问题的方式。动画电影对传统文化的呈现，既是电影为了经济利益对传统文化的利用，也是传统文化借用电影传三四线城市观众的观影需求变得不仅可见，而且清晰了。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最终的受益者，市场和观众通过这种视角的挪移，或可实现互利共赢的理想局面。

传统文化的益处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伦理道德 公益广告 集体主义 贵中尚和

    一、伦理道德传承的必要性。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即人化。人化是人类发展和整合思维系统、意识系统的过程。但人在发展过程中,却常常遮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随着人类欲求不断增大,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异化,从而失去了“度”的伦理标准。这就要求社会需要有无形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文化的异化的现象。社会潜网便是这样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非正式的行为规范,用包括风俗习惯、伦理规范、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无形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所以说社会潜网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伦理道德是社会潜网的核心。那么什么是伦理道德?一般来说,伦理指人类行为语境中的价值判断。伦理价值支配行为规范包括限定人的选择标准、评价尺度及发展目标等行为。伦理通常被视为一种建立和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伦理和道德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用作同义词的。汤因比在《展望21 世纪》里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必有一种精神支撑着十几亿人口。而这种文化中稳定的结构便是伦理。的确,这种伦理价值有助于在祖先信仰中提高民族信仰力。我们知道中国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在这样一个极具“农耕文化”历史的国家更体现着一种伦理本位的思想。突出表现在寻根意识上。这种寻根意识可以发展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便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共同信仰。所以说伦理的传承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更是解决现实危机和发展出路的一剂良药。

    二、中国公益广告是伦理道德传承的最佳途径。

    公益广告从根本上说,是借助了广告的传统形式,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健康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主张,表现人类在推进物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主体自省意识的觉醒,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公益广告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针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而出现的问题。近几年学界提出了“大公益广告”概念,主张将公益广告分为三类,一类是学理意义上的,从广告主身份到传播内容均无商业动机的公益广告。第二类是准公益广告。即现在大量存在的普遍采用的冠以企业标识或赞助者名称的样式公益广告。第三类是带有公益成分的一般商业广告。这类广告被划入公益广告较有争议。但这类广告在其传播目的和内容上是完全符合公益广告的界定,甚至从传播效果上看,这类广告的效果甚至要超过纯公益性质的广告,容易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现代意义上的公益广告诞生于20世纪40 年代的美国。亦称为公共服务广告或公德广告。后传入日本和欧洲,并迅速在发达国家开展起来。我国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公益广告,最早出现的是1986 年贵阳电视台摄制的《节约用水》

    的公益广告。之后1986 年10 月26 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广而告之》栏目,揭开了我国公益广告新的一项。中国公益广告年轻而有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已经渐渐的形成组织,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传播内容也逐渐转为人为关怀。

    公益广告作为广告的一种,具备一般广告的基本要素,广告主多是电视传媒组织,后来,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企业也陆续参与进来,的是关于社会公德、社会秩序方面的信息,又计划选用一定媒体传播广告信息。制定和播出公益广告的经费,初始通常是由大众传媒组织自行筹集,后来从政府有关部门、社会企事业单位中得到赞助。但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相比,也显出了极大的反差。尤其在中国,这种差距表现得更为突出。发达国家的公益广告总量占社会广告总量的10%以上,而中国的公益广告所占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不少公益广告主题之丰富、创意之独到、制作之精美、影响之深远多盛于商业广告。但我国公益广告整体制作内容水平还较差、公益广告的认识匮乏、运作的机制尚不完善。

    三、伦理道德传承在中国公益广告中的体现。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以伦理道德为支撑的。公益广告作为现实中的伦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外化,也是伦理道德的最精确的传达。现在的广告人已经开始注重从中华文化寻找灵感,试图做到“本土化”。本土化绝不是加进去一些中国视觉元素就算是本土化,而国际化更非添几张外国人的面孔就算是国际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结果应是精神深处的一种认同。寻找这种精神深处的认同便成了中国公益广告发展的关键所在。纵观中国近几年的公益广告,不难发现公益广告大多都是以传承道德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人与自然的互爱共存;人与家庭的和睦相处;人与集体的共同发展和人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人与自然的互爱共存。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基本观念。各家各派都以“天人合一”为出发点和归宿,来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且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智慧。儒、道在此方面都有类似主张。儒家强调推仁爱之心于自然万物之中;道家思想强调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顺应。而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所谓的幸福和理想时,毫无节制,甚至掠夺赖以生存的地球。所以这种“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观念对现在正走向自然环境贬损的社会有较为深刻的意义。现在不少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环保”日渐提上日程。

    (二)人与家庭的和睦相处。

    卡西尔的《人论》曾谈到: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国家,在那里,可以研究祖先崇拜的一切基本特征和含义。不同神学体系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家族本位为基础的国家。这与古希腊强调的“社会”性的诸神谱系不同,中国是以“家族谱系”为基础,强调一种“家族法”。“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这种家族的尚齿习俗是中国的“农耕文化”的产物。正是因为这种历史,中国对“家族”有着特殊的感情。

    而家族则是以伦理血亲作为本质的。家意味着“意识情感”的保护层,也是精神的回归。同时又是社会的构成细胞。家庭伦理关系表现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体现出浓厚的人情味。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关系,一直对家庭关系发挥着积极能动的作用,对社会安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三)人与集体的共同发展。

    中国“以人为本”的理念,并非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而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对人的一种基本理解,作为血缘宗法关系色彩浓郁的集体、国家主义的人本。儒家的“以人为本”将伦理政治关系作为社会核心和根本问题。人生价值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的是每个人大公无私,具有群体意识和责任感。体现在道德认识中,则是着重于价值观的培养,强调的是一种能群者居、爱群利群、公重私轻、明辨功利、正义明道的观念。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价值观体系中的基本构成内容。

    (四)人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贵中尚和”

    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本质性区别。中庸之道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是因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

    这种思想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和谐是一种最佳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理想目标。“贵中尚和”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更多的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以和谐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很多,很多广告都体现了一种完善和谐性,这也是和谐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举手之劳》的公益广告便体现了这种和谐观。

    阳光明媚的清晨,一个充满阳光气息的男孩在晨跑,所经处一群孩子正在踢球,眼看足球就要落在毫无防备的婴儿身上,他健步一跃,一个头球,将球顶了过去,婴儿安然无恙;他继续晨跑,在一个上坡路上,一位老者正在艰难的蹬着载满货物的三轮车,车子眼看就要向下滑去,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老者将车子推向坡顶,在诧异而感激的目光中,他笑着离去;在一棵树下,他纵身一跳,将落在树枝上的羽毛球取回给小女孩;最后一个画面是,当他兴致盎然地用易拉罐表演精彩的射门技巧时,不料易拉罐从垃圾箱的另一个入口弹了出去,在他摇头叹息之际,另一只手把它轻轻地拾起来,原来是一位同样在晨跑的美丽女孩。出现字幕:“举手之劳,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这个广告的画面健康清新,流畅自然,富有节奏感,表现了一种和谐的氛围。

    以上分类旨在更清晰的传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精华部分和公益广告传达内容之间的契合点。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很多道德伦理思想都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如“天人合一”除了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可以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贵中尚和”的思想阐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等等。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深厚的华夏文化积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公益广告一定会对增强公民意识和形成更规范的公共价值体系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在当代,中国公益广告传播事业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公益广告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一样,其发展功在当前,同时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关爱与参与,为现实社会把关,是包括广告媒体人在内的社会有识之士不可推卸的责任。公益广告是个铸心工程,要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就是要找准观念口号与艺术的切合点。科学发现,人们潜意识状态下每秒钟所接受的信息远远超过显意识状态下接受的信息,相信公益广告的目的也就是形象的耳濡目染下实现的公众的心理认同,并达到观念的接受和行动的自觉。

传统文化的益处范文第5篇

邓小平对传统文化是相当熟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他身上表现的是那种映涣大国的自尊和豪迈，是那种胸有成竹的自如与坦然，是那种充满自信的平和与坚定。邓小平对待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也可概括为“继承、纠正、批判、发展”八个字。

一、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传世性精华

在进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邓小平是非常重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

比如，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特别是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说:“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衣服，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0页)“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78，61页)他还说:“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

又比如，邓小平十分重视“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针对新时期是否还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精神的问题，邓小平一再告诫说:“我们对于艰苦创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是个穷国、大国，一定要艰苦创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8一259页)“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邓小平科学地回答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条件下，还要不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传统以及如何保持这一传统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还可举出很多的例子。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民族精神是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集中体现着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是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昌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凝聚全民族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的精神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那么，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说:‘’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就集中体现在这个精神上。今天我们倡导的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积极人生态度，亲土眷园、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J清慷，兼容并蓄、对外开放的博大胸怀，富强民主、文明幸福的宏伟理想和雄心壮志，等等，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历史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二、纠正:变革传统文化的迂腐性观念

邓小平在强调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中的那些落伍性的迂腐观念进行了变革。事实上，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观念更新来实现的。正是通过观念的更新，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几千年流行下来的那些不适合当今需要的传统观念的大转换。

邓小平对传统文化观念更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可能作全面而系统的阐述。这里仅从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及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人手作点分析。

首先，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邓小平纠正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

义利观作为人生价值观的核心，体现着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关系。中国传统义利观有其合理的成分，如它主张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不义之财不可得。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但是，古代义利观的主导思想是重义轻利，甚至是义利对立的。儒家思想的先驱孔子就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看待的，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儒家是耻于言利的，他们不仅把义与利看成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而且还看成是治世与乱世的标准。荀况认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邵雍说:“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之七》)显然，传统价值观念在价值指向上是超功利的，即超越行为者自身的物质利益的。这种传统实际土是把利摆在了义的对立面，反对奢侈，主张寡欲，无条件地强调义永远重于利。这种片面强调道德的倾向，不仅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道德本身的健康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纠正了传统义利观的弊端。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统一论者。一方面，他高度重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认为物质利益是一切经济关系的轴心，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其次，我们再从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看看邓小平对传统的“重整体，轻个体”的观念的纠正。

就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点是建立在整体主义之上的。个人是一种有待于被整体所融化的异己力量，个人是没有独立个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只是作为整体的部分依附于整体且无条件地服从于整体。中国的整体主义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为国家本位，即个人对国家尽忠;二是体现为家庭本位，即个人对父母尽孝。显然，对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是不重视的。

为了纠正对整体与个体关系认识的偏差，邓小平从两者相统一的角度阐述了整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准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邓小平的这个论述可以说是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精辟概括，它清楚地告诉我们，集体主义并不是要否定社会成员有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抱负和追求，更不是要压抑个人的个性发展，而是强调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并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扬弃。

三、批判:肃清传统文化的封建性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整体性的特点，既有传世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所以，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上，主张全盘保留吸收的民族保守主义是错误的，提出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继承精华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和肃清。如何进行“批判”和“肃清”，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关于“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和“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认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