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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和传播国学的重要性
国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结晶,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的高度总结。国学经典中,读书、修身、立德,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强调的忠孝、仁爱、诚信、道义、廉耻是良好的人格品质和道德操守;倡导的“慎独”,讲究“吾日三省吾身”,是自律,是价值取向,这些精神正是我们当今社会迫切需要树立和弘扬的。
首先,学习传播国学,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优雅人格,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广胸襟,培养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国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学习传播国学,能够提升我市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
其次,学习传播国学,是提升人们道德修养的需要。国学有着非常丰富的道德理念,它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如何获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加强国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改变不良社会风气,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呼唤社会的道德良知,呼唤人性中善的本质,找寻支撑人们精神的养料,是时代的需求。
最后,学习传播国学,是提高人文素养的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社会对公民的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学习国学,从博大精深的国学知识中汲取营养,继承国学知义明理、文明礼让的人文价值,对提升市民的精神生活品质,对改变社会上人心浮躁、行为不文明等现象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青少年情绪的感染、人格的熏陶、习惯的养成和文化的积淀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国学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开展国学教育已经很多年了,重点是在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如,中小学校加强了校园文化、走廊文化、食堂文化、班级文化建设,打造了儒雅书香校园环境,课前背诵诗歌、《弟子规》、《千字文》等国学经典。特别是2010年起,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共同实施了“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在中小学校开展了诵读比赛、书法比赛,并利用传统节日或重要纪念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国学文化教育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不少学生通过诵读国学经典,学习态度开始好转,不良习惯得到改变。
但国学教育还只是起步阶段,在全民蓬勃兴起国学热的大环境下,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对国学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传统文化教育缺失。不论是大众意识还是相关部门,对国学的重要性都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没有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学习宣传国学“热潮”还没有真正热起来。二是国学教育学习宣传范围较窄,系统性不够强。仅在学校开展活动,且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学教育体系,教学时间、课程安排、教学内容随意性较强,不明确、不统一、不完善,做得还不够实,国学教育难以深入持久,市民国学知识欠缺,思想认识上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师资、经费缺乏,发展不平衡。仅就学校来看,目前,各学校基本上没有专业国学教师和专项国学教育经费的强有力保障,时间、效果不能得到保证,且发展不平衡,幼儿园、小学要好于中学,市区及县城内学校好于农村学校,乡镇中心学校好于村小。从社会层面上看,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工作队伍,使其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三、加强国学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要凝聚共识重引导,构建国学教育强有利社会氛围。国学教育关乎全市的道德进步和人文素养提高,需要党政认同及有关方面齐抓共管。把学习、宣传国学作为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市民素质提升培训的一项工作予以规划和实施,给予经费保障;宣传部门将学习宣传国学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实践的重要内容予以部署,加大对高尚道德人物的评选表彰力度,丰富社会文化活动形式;新闻广电部门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依托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国学知识,对道德高尚的先进人物予以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国学和道德建设为主题设计载体活动。教育主管部门要担当起学习宣传教育主阵地作用,发挥其特殊使命,形成共识和合作,让国学教育的精髓照亮神州大地。
关键词:城镇化;乡愁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广泛关注,随之引发了各界关于乡愁的讨论,这种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对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一、乡愁的涵义及意象
历史上,乡愁总是和社会变迁、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等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无奈、哀愁和怀旧的思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落后的交通条件使那个时代任何远离故乡的行为都显得极不寻常,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异乡,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总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价值取向被冰冷的现实消解,传统村落被各种小区取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乡风民俗被各种城市文化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取代,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
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对乡愁的讨论骤然升温,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最能概括乡愁的意象。
1. 乡愁诞生于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农业社会的规章制度、生态农业技术、乡风民俗等无不蕴藏在乡间,城镇化必然使乡愁无处安放(周国平2014;刘奇2014)。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也是一种乡恋,所谓“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礼失求诸野”体现的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田园庐墓、小河炊烟、牧童短笛、乡规民约、熟人社会、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等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表述,也是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渐行渐远。
2. “乡愁”其实是“城愁”。这些研究者从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体的精神困惑,进一步延伸到让农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做好社会认同的现实层面(刘奇2014;田思思2014)。
3. 乡愁是一种社会文化焦虑,体现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旷新年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
二、留住乡愁之于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历史文化学者的深深忧虑。
从感情上看,乡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人类不能只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诗意的栖居。乡愁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乡愁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乡愁的存在意义,认为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化(张孝德2014)。同样,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耿波2014)。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属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等,这些著作的特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无法回去的故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还有学者从丰富城镇化的内涵角度看留住乡愁的价值,认为不能留在乡愁的城镇化是缺乏内涵的。城市的发展不限于扩张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文化与历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将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也淡漠了乡愁。熊培云说,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了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其实,对乡愁的讨论也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来,资本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把众多乡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乡村消亡,传统湮灭。荷尔德林说过,“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乡村的终结不但使众多现代人产生一种乡愁无处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归于湮灭,这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乡愁”一词的运用,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特色,更有对现代化必须烙上中国特色的自信。党的十以来,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总书记强调,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必须留住乡愁。
那么,城镇化建设如何留得住乡愁?
其一,如何看待传统村落。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城进农退”城市化,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因此,乡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多万个村落消失了”。、贺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价值在于衣锦还乡,多数农民的人生价值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得到认可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都市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挣钱的场所,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仍然需要返回村庄来获取。没有了村庄,乡愁便无处寄放,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尊重数亿农民的生活选择。
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古道家风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载体变了,优秀文化如何传承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中要为乡村发展留出空间,尊重亿万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一些有故事的村庄继续留存,让乡风民谣代代传唱。城乡发展本应并行不悖,没有了乡村的映衬,城市也会失去生机。
其二,城镇化是谁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行政权力决定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优质资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所以,新型城镇化应该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镇各放异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其三,新型城镇化应该能够安放乡愁。所谓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种片面靠权力意志推动和高资源投入的城镇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强化软环境建设,打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和谐环境,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无法安放人们的乡愁。协调城乡冲突,重建美丽乡愁,实际上是能否走一条包容式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以留着乡愁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如果能以留住乡愁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乡村建设,无疑将是一举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乡村治理危机的种子,在城镇化潮流的激荡下,多地乡村处于离散状态。一是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瓦解和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国家与村民关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离散;三是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传统价值坍塌,价值离散。乡村离散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大到乡村党政建设、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到乡村环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赡养、儿童教育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乡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学者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学者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乡愁作为乡村治理的契机,是因为,其一,乡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留住乡愁的城镇化建设诉求可以打动许多人;其二,留住乡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对原有的风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谨慎和敬畏即可。中国自古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彼岸观念,但祖先情结、乡愁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皈依。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使现代人离家越来越远,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日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让现代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02).
[2]郑风田,李明.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5).
[3]温铁军.如何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J].山东农业,2003(03).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7(06).
关键词:传统文化 新农村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9-0176-0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已显得较为滞后。中央提出社会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而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发展的源泉,传承和革新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
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董靖保、王尚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由中国长期社会历史沿袭而形成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物质与精神文化现象的总和,其中大部分以传统自然经济为基础,本质上是一种小农意识的反映,其核心以追求伦理道德为基本出发点,具有典型的封闭求同、消极迷信色彩。表现的基本形式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血缘文化。”[1]单霁翔认为:“传统文化产生于历史过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传统文化形成于民族传承,带有独特的民族色彩;传统文化成长与当地环境,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因此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表现得最为鲜明”[2]赵东海、梁伟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时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大致可以从科学技艺层面和伦理价值层面两方面来加以概述。从科学技艺层面看,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建筑文化、工艺美术文化、喜剧舞蹈相声等娱乐文化、武术健身养生等体育文化、天文历法、发明创造及中医理论等。从伦理价值层面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为君子文化、尚贤文化、谋略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3]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卓越的品格和精神,素塑造了的民族独特性格,有其丰富的内涵,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生存方式、思维习惯、理想追求等,承载的民族历史的思考和人文精神,蕴含着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多元文化的冲击等方面的原因,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问题。
1.多元文化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农村人口私人空间的拓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现城市,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的文化观念逐渐进入农村,冲击着传统的农村文化观念。进程务工人员在融入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过程中,由于受物质基础和原有思想局限性的影响,在对城市文化的吸收和模仿中,大量的庸俗文化也充斥其中,城市的邻里疏离、人情淡薄等“城市文明症”也伴随其行。而在接受和模式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中,乡村文化中的淳朴和精华也逐渐疏离。因此,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生存空间里,农村的文化生活长期处在原有乡村文明和现有城市文明的摇摆空间里。
随着经济的转型,西方文化的渗入和扩散,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着被改造的命运,物欲和功力逐渐彰显,“道德失范”被越来越多地关注。
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洗礼、信息化的到来、现代文明冲击,这些影响渗透到农村社会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向新农村文化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中,多元文化的冲击,农村的文化价值取向面临着多元和混杂的局面。
2.乡土文化传统的淡薄
华夏文明民族众多,历史悠久,乡土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各具地域特色。有二人转、海南的琼剧、花腰鼓等民间的传统文艺表演,有三月街、泼水节、火把节等民族传统的节日,有剪纸、泥塑、绘画等民间传统工艺,这些传统艺术、民间工艺、民俗节日等是丰富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是乡村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但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这些众多的民间工艺、民俗等乡土文化传统被淡化了,尤其是年轻一代纷纷走进霓虹闪烁的现代城市,热衷于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对这些乡土文化传统缺乏热情,逐渐失去了认同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甚至传统的“春节” 、“中秋节”、“端午”等节日,也缺少了那份“味”,找不到当年的感觉。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村落的改造,新的建筑的出现普遍缺少地方文化的内涵,彰显不了地域特色,在现代化的改造中,实现了钢筋混凝土统一,也失去了建筑的人文地域特色。
一些传统的民间工艺、演艺等,随着旅游的发展,在商品化的过程中,经过市场化的改造,出现了变异,丧失了特色和个性。
3.文化建设内涵空间狭小
何谓民族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指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且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民族文化财富的表演技术类、工艺技术类和节目仪式类的传统文化事项[1]。何谓民族非遗传承?它指的是对民族非遗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促进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在新时代语境下传承民族非遗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第一,非遗文化特别是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时展中沉淀下来的精神价值与思维方式,是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文化的图腾。传承这一文化即传承民族精神。第二,民族非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民族非遗文化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应有之举。第三,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技术优势,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红利的加持下,我们理应“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而民族非遗是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的最佳载体,也是“怀旧”与“创新”的完美融合。第四,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这一“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理应发挥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与职责,与中国西部乡村开展“校地共建”,通过大学师生对民族非遗的传播与发展,充分唤醒民族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帮助中国西部乡村(以贵州为主)脱贫致富,共同实现“文化自信”,创造“美好生活”。民族非遗传承的现状和困境民族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扬至关重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壮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国人民开始走向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一定要找到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突破点”,才能实现人民期盼的“美好生活”。在这一背景下,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利用智慧与技术帮助民族非遗传承与发扬,成为其当前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贵州从江地区侗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精湛的民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传统民族医药失去了市场;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民族文化即将受到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一,文化断层。根据团队调查,在侗族人口占比超过90%的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大量青壮年人口纷纷外流,在返乡时兴建楼房,并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带回去;侗寨里麻将声、广场舞等现代休闲娱乐方式逐渐增多,而凝结着原始劳动风貌与情感的侗族原生态音乐和节庆活动却日渐衰落;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受生活环境的制约,接受的现代科学知识教育较多,对侗族的节庆风俗、服饰穿戴、侗歌等知晓甚少。由此,传统侗族文化失去了基础的传承对象,导致出现了民族“文化断层”。其二,民族文化传承乏力。大部分青年由于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难以形成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对传统民族歌舞、乐器、服饰的兴趣愈来愈淡漠,导致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承难以延续;专门从事侗族歌舞及民族民间文化表演、传授、研究的人员相继离世或逐步退出舞台,造成了民族文化宝贵资源的巨大损失;民族文化的校园传承出现了多种误区,如把舞台歌舞当作民族文化、把学校老师当作传承人、教民族文化怕影响学生的文化课程、对民族文化的偏见与排斥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文化的教育传承。其三,留守儿童教育堪忧。随着当地劳动力外流,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剧增,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却出现诸多问题: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儿童缺少陪伴;家长知识水平偏低,“望子成龙”却无法提供知识上的帮助;学校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比例失衡,儿童的课外技能培养受限。本项目着眼于民族文化传承,整合留守儿童资源,指出依靠他们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这样一来既能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找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其四,经济造血功能不足。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本应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但民族非遗文化传承不力,其产品未能受到市场的普遍接受;或受缺乏技术性等综合因素影响,民族非遗的经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脱贫致富的能力明显不足。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路径“有故事”“讲故事”成为新时代民族非遗传承的两个必要要素。前者的文化内蕴多为“怀旧”,后者的核心则为“创新”。我国滇东南地区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其民族非遗高达上百种,承载着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南京财经大学组建了“民族非遗的高校传承”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曾分别面向大学校园和社会公众进行有关民族非遗文化传承的问卷调查。面向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主要从对非遗的认知、对非遗传承的态度与责任等视角展开,对社会公众的调查问卷则在对非遗的了解、日常非遗消费等方面进行。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学生对非遗传承十分关心,但不十分了解,愿意为非遗的传承做出贡献,并期待大学多开设相关课程与实践活动。社会公众对问卷的参与较少,以中青年为主,他们对侗族非遗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但十分愿意参与非遗传承。这两类人群认为非遗传承的方式均以互联网为主,认为高校理应在传承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研究,笔者认为,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生产地,理应在民族非遗的传承中做出应有贡献。或可通过以下途径有所行动:(1)密切高校与地方(乡村)的联系,推动高校服务地方、深化劳动教育内涵、践行“乡村振兴”的高校担当;(2)将民族非遗文化创作与研究引入高校,充实高校美育课堂,践行“加强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的要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推动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3)通过民族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构建起中华民族非遗传承的“中国模式”,在我国欠发达地区进行推广和借鉴。鉴于这些认知,南京财经大学“民族非遗传承的高校担当”实践团队探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持续开展“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活动
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团成立于2014年7月,创始人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校友石贤。她带领的团队主要针对贵州从江的侗族文化传承现状开展文化志愿帮扶活动,与贵州从江团县委、县妇联合作共建“大学生志愿实践基地”两处,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为主要活动地点,创办“古梦清泉少年侗歌班”,带领当地留守儿童跟随老歌师学习侗歌。少年侗歌班项目激起了当地群众重拾侗歌文化的热情,被纳入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侗族大歌保护项目”。团队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发起了爱心笔友计划、援建爱心图书室、语音故事征集等活动,并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受到了校内外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围绕侗歌班,团队还在当地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举办公益电影节、给老年人免费摄影、创办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复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梦清泉创始人石贤组织筹建了从江县西山镇民族文化传习所,让侗歌和侗族传统技艺获得了良好的常规传承平台,充分提升了当地的文化自觉和传承意识。“推动民族非遗走进课堂”实践团队指导教师连续6年组织开展过“非遗进课堂”,2021年,团队与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续开展“馆校合作”,推动民族非遗进课堂,内容包括讲座、手工艺体验、文化研讨等,并且与学校艺术教育中心合作,开设常态化课程与课堂,开展“名家进课堂”“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到非遗传承地开展“实境课堂”等系列活动,在学校“文体增色”战略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应有担当。同时还与西部高校进行联络,共同开展线上课堂,开展东西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志愿者活动,实现了互动往来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非遗文化的繁荣。
挖掘侗族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间,实践团队制作了动画故事《四艾寻歌》。考虑到哔哩哔哩、抖音等视频平台的受众人群大都是年轻人,而他们对机械的、教条的、纪录片式的短视频兴趣很少,这将不利于视频的推广和非遗文化的宣传。因此我们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较为幽默风趣的PPT动画模式的短视频,以尽可能适应社会媒体高速发展、更新换代的特征。在视频故事制作完成后,团队利用多平台实时联动视频,在抖音、哔哩哔哩的视频制作和是相互协调配合的,并且与微信公众号“古梦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为留守儿童开展“云端支教”与捐赠
“云端支教”是实践团队探索的创新性支教方式。实践团队成员大多来自外国语学院,团队成员的语言是优势,所以团队将民族非遗故事收集起来,简化成“儿童版”,继而进行翻译,在经过反复打磨后,使之成为适应留守儿童的简单英语,再进行录制、配乐。每一集原创非遗故事不超过5分钟,以确保留守儿童能够“听得进、听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识性。“云端支教”还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录制一些弹唱的钢琴曲送给这些小朋友。团队认为音乐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也期待贵州的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音乐和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同时,团队还面向从江贫困小学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捐赠。如从江县西山镇中心小学期待能够得到体育用品与配套书籍,团队便联系了学校体育部,随即体育部教工党支部书记马肇国老师采购了篮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体育用品寄送给小学,同时还利用自己是网球专业运动员的优势,录制了简易的“网球教程”赠送给了小学的孩子们,表示了对他们认知网球、热爱运动的期待。同时,团队还向西山镇中心小学捐赠了一批民族文化类和通识文化类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区的学生阅读文化书籍与名著,推动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非遗传承阵地建设。开展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研究实践团队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措施以及政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重视,以及采取的良好举措、文化背景等,这对于视野的开阔、专业的拓展均有益处。笔者始终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视角去看待“抖音”等大众传媒,对其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析,继而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觉中建立了文化自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研究团队中的指导教师担任商务孔子学院教师多年,利用这一优势,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将“民族的”转变为“世界的”,从而实现“用文化沟通世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
实践团队所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拥有经济、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理工学科,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经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民族非遗要想走出世界,就应将“制作技术”转化为“传播技术”,即如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讲好非遗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遗产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场、用故事传承文化,而这也是笔者团队项目的技术创新之处。实践团队的成员中有擅长大数据分析以及VR、微视制作的同学,而且在自身的专业之外,笔者对这些当前和未来的“必备技术”充满热情,希望能够借助对该项目的探索与尝试,真正实现学科与专业的融合,而这也是未来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团队从优秀校友石贤的卧松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开发线上App,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说非遗、讲故事、播文化”,探索先进技术融入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中国乡村文化是一片广袤的富矿,蕴含着无限的文化生长空间和市场拓展空间。各级政府、国有和民营企业乃至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乡镇基层组织应具有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眼光和创造激情,绝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浙江横店农民利用山川风物,打造逼真度高、价格低廉、风格多样、服务周到的中国影视拍摄基地,修建出万里长城、故宫、19世纪南粤广州城等场景,不仅为拍摄影视服务,而且成为新的旅游休闲景区,创造了震惊海内外的“横店模式。山西晋中榆次后沟村因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一跃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黄金旅蝣点。后沟村为此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全国各地有不少被文化部命名的特色文化之乡,如“风筝之乡”、“唢呐之乡”、“竹编之乡”、“陶艺之光”、“剪纸之乡”等,这些特色文化的建设一旦与产业融合,必将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里的商机无限,这里展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亮丽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