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1篇

长久以来，不同的文化群体形成了各自复杂的文化概念，这些文化概念又促成了他们世界观的形成。世界观不是某个人想象力的产物，而是不同群体的人们长期交流中，对种种经历进行概念化协商中所形成的概念体系。文化概念化常常被用作推理的参照，或日常思想和行为的逻辑基础。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在与其他文化群体成员交往中，或因受其他群体成员的影响，会形成新的文化概念。语言与我们的概念体系之间存在着固有的不可分的重要联系，人类通过语言传递各种各样的概念体系。事实上，语言的很多方面均嵌入概念体系中，而概念又被用来组织和解释我们的文化经验。语言学家的研究早就表明:各种语言中的词汇体现着人们对过去经历的概念化方式，因而形成了我们解释新的经历的范式。大量的研究表明，语言的某些特征反映了人们对其经历进行分类和规划的方式。［5］认知语言学和认知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语言的使用体现着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隐喻体系。［6－7］根据Lakoff＆Johnson的观点，隐喻体系是人们对其经历进行概念化和结构化的基础。［8］我们对概念，如“时间”的理解也是以概念映射为基础的，但这种概念映射并不是世界普遍的。［9］语用学领域里的“隐含意义(impliedmeaning)”或“含义(implicatures)”，实际上是我们根据言语社区人们相互分享的图式而形成的对言语表达形式的理解。［2］我们知道，人类话语的组织主要是协商概念化(negotiatedconceptualization)的结果，而这种协商概念化是在以文化为构建主体的形式图式基础上形成的。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文化概念化问题。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融入了各种文化概念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是指英语可以用来传递交流各种不同的文化概念体系。我们先看下面澳大利亚英语和澳洲土著英语的不同表达方式。澳洲土著英语:Thislandisme．澳大利亚英语:Thislandismine．这两种不同的英语表达方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关于个体和土地之间关系的文化体系。在澳洲土著人看来，人们和土地以不同的方式连在一起，比如图腾联系等。当然，一种文化概念体系在另一种文化概念体系看来可能是荒唐可笑的。土著人认为，土地早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他们何以能够拥有土地?因此，土著人对"Thelandismine"的反应是:"Thelandownsus．"在土著文化概念体系中，人与土地有着相互责任，土地供给人类食物，人类理应呵护土地。澳大利亚英语句子"Thislandismine"体现了盎格鲁人关于个体和土地之间关系的文化概念体系，即个体对土地的拥有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可以转让，而后获取利益。从另一种角度来看，"Thislandismine"也体现了政治拥有，即:"ThelandisminebecauseIamAustralian．"上述例子清楚表明:不同的英语表达法，体现着不同的文化概念。澳洲土著人英语中，很多词汇被用来传递贯穿他们历史始终的独特的文化概念体系。［10］即使一些日常词汇，如:"family"，"home"，"shame"等，也包含着与澳大利亚白人不同的文化概念。土著人英语的某些变体中，"mum"一词范畴较广，包括"aunt"，"grandmother"等。对多数土著人来说，"home"一词是与延伸家庭(extendedfamily)连在一起，而不仅仅指家所在的建筑物。当今，随着澳洲土著人与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一些新的概念和交互概念体系也逐渐形成。同样，英语作为外语(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的使用者在使用英语时，往往会利用他们的母语文化概念体系。下面是中国学生与英国教授之间的对话:英国教授:Iheardyou''''vewonaprestigiousa-ward．Congratulations!Thisisfantastic．中国学生:Thankssomuch．Ihaven''''tdoneany-thing．It''''stheresultofyoureffortandyourknowledge．Ioweitalltoyou．英国教授:Oh，no!!!Don''''tberidiculous．It''''sallyourwork．上述对话中，中国学生在回答英国教授的表扬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谦虚理念，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他人主义图式。所以，学生认为他的回答很正确、很得体。显然，中国学生的回答令英国教授感到不快，英国教授觉得中国学生夸大了他在学生成功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学生的回答过分偏离事实。因为英国教授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个体价值观来回应学生的回答的。可以看出，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流中，不熟悉对方所依赖的文化概念体系，往往会导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困惑，甚至误解。针对这种现象，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Quirk提出了“核心英语(thenuclearEnglish)”，他认为“核心英语”具有可学性、交际性和伸缩性等特点，不受英美文化的束缚，不认为在国际交流中英美人的英语就高人一等，认为混合语、洋径浜英语同样受欢迎。［11］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源于不同人们之间交流所产生的文化概念体系，即使能够提出核心英语，核心英语本身也会形成新的文化概念体系。比如，日本人和马来西亚人交流中所形成的核心英语，与中国人和英国人交流中所形成的核心英语之间到底有多少共同之处?本文提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应该与不同文化群体的各种文化概念相联系，同时探讨了这种观点对交际模式和英语教学所产生的启示。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际模式探讨

如上文所说，本文并非试图把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转变为核心英语，也不是要把整个世界改变为单一的英语语言社会，而是探讨一种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际模式。我们知道，在国际交流中，即使交际双方均使用英语，但他们并非共享一种文化概念体系。在日常交流中，交际双方均可能认为对方与自己共享一种文化概念体系，这种假设非常普遍，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取得交际效果。例如，澳洲土著人使用英语时，很大程度上认为与对方共享文化概念:NobigboyA…reckonhehelpK…wasdrivinbackfromWilunaorwhateversomeplaceanlightbehindlookinrevisionmirrornohe''''sgone，drivinalongsawI''''lookinthevisionmirroragain，lookinthebackseat，anoleoleblackfellasittininthebackseat，lookinatim这里，澳洲土著人提到了"lightbehind"，"light"在土著文化中被称为"minminlight"，指不同土著文化群体中的精神存在。"oleblackfella"也是一种与"minminlight"相关的精神存在。显然，对于土著人英语语言的解释，需要参照特定的土著文化概念知识。上述英语话语的产出过程中，讲话者假定听话者与他们共享文化概念。本文认为，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流中，交流双方应该首先最大限度地降低文化概念共享的假定，即交际双方应时常提醒自己:对方很可能不与自己共享话语产出和话语理解的图式、范畴和隐喻。这样交际双方便会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以使对话能够顺利进行。如:A:Youstupid!B:CanIaskinwhatcontextsyouusuallyusethisexpressioninyourculture?A:hmm，wecanuseitasatermofendearmentbetweenhusbandandwife，likethewifesayingthistohusbandtosay，‘you''''renotkindtoyourself’．B:(Surpriseandsmile)Ah，right!SoIshouldtakeitasacompliment．可以看出，上述对话中，B采用了“话语澄清”的策略来搞清楚"stupid"这一概念在A文化中的用法。在不影响对话正常进行的情况下，适时采用话语澄清策略，可以避免因文化概念体系不同而导致的误解。又如:A:AsafriendIexpectedmorefromyou!B:CanIaskyoutotellmoreaboutthewayyouperceivefriendshipinyourculture?A:(explainstheconceptof"friendship"inhercultureforabout15minutes)B:Itisquiteclearthatinmyculture，wehaveadifferentunderstandingof"friendship"…上述两个对话清楚表明，即使一些被认为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概念，如"friendship"，也可能与众多不同的文化概念相联系，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期望值。而且，因个体经历和期望值的不同，这些概念还会被赋予其他的文化概念。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交际过程中不总是可以采用话语澄清策略。在某些文化中，直接询问被认为是不恰当不得体的。如，澳洲土著文化概念中，交际过程中不允许过多的直接询问［12－13］，文化概念是随着对话的持续逐渐展现的。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对某些传统英语交际模式的理解，以便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际中有效地进行交际。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际中，有时“发话者(sender)”、“收话者(receiver)”等概念也难以明确区分。上述对话中，交际双方均积极平等地相互合作，以便澄清话语出发点的文化概念。如上文所说，在交际过程中，尤其是当来自不同文化或亚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在一起交流时，交际双方往往过高估计彼此间的共享文化。本文提出，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流中，交际双方应该时刻监察自己所假定的对方文化概念体系，应该具有“全球化思维，区域化行为”的理念。因为英语已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被用来表达各种文化概念体系，我们需要与地方化的英语使用者交流合作，以便理解此时此地交际过程中的文化概念。五、英语语言水平、英语本族语者和英语教学模式在英语作为国家语言形式下，我们首先要讨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英语本族语者(Englishnativespeaker)”。许多学者［14－17］曾就这个问题做过广泛研究和讨论，从他们的研究和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环境下，英语本族语者的语言能力(Englishnativespeakercompetence)并不能保证他们顺利有效地与他人交流，尤其是当他们的英语语言能力是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中所形成时。“英语语言水平(Englishlanguageproficiency)”这一概念值得深入讨论，因为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形式下，“精通英语”不仅仅意味着掌握英语语法和词汇。依照本文所提出的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际模式，衡量英语使用者英语语言水平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能否探究各种不同的文化概念体系和交际实践模式，进而采取有效的交际策略。也就是说，熟练的英语语言使用者，是指那些已经接触过并且熟悉各种不同文化概念体系的人，他们能够很灵活地参与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际活动，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文化概念体系。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形式下，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到底应该教授哪种英语变体?练稳山认为，中国人已经把英语作为国际语言使用，英语教学就应该体现这一点。［18］

本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2篇

1、国外对概念转变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概念转变的研究，起初关注的是前概念的调查研究，比如霍尔(StanleyHall)调查儿童对自然现象如加热、霜和火的观念以及皮亚杰(Piaget)在《儿童关于世界的概念》中对前概念也进行了科学分析。随后康奈尔大学的波斯纳(G.J.Posner)、斯特莱克(K.A.Strike)、修森(P.W.Hwson)、格特左戈(W.A.Gertzog)四位教授提出了“概念转变模型”(ConceptionalChangeModel，简称CCM)，[3]查朴尼等（Champagne，e.t.）提出对学生物理前概念施加影响的教学策略，即“对抗偏见”。1989年，布朗和克莱门特(Brown，Clement)针对改变学生原有知识发明了“架桥策略”。德国不莱梅大学物理教育研究所的HorstSchecker和ThomasBethge分别在1986和1988年做了“学生对力学的相异构想”和“学生对原子物理的相异构想”的研究，该研究所还召开了多届有关自然科学与数学教育中学生的错误观念的国际研讨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关于概念转变的研究取向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探讨学生拥有什么样前概念到探讨前概念的形成过程，再到考察前概念转变的策略。在这些研究中主要考察学生对光、热、能量、光合作用等现象持有的前概念以及概念转变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所用的方法大都采用访谈、调查、作业分析以及观察学生的活动等方法。

2、国内对概念转变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概念转变的研究相对较晚，早期研究者主要有罗星凯，周中权（1991）、[4]郭平生（1996）、范丰会（1996）等等，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关于物理的，研究学生在“力”或者“运动”方面的前概念、概念转变的步骤以及教学对策等等。笔者又从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相关文献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对概念转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大都是重复研究，只是描述概念转变中前概念的特点以及转变策略。目前虽然对概念转变做了一些调查，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学者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因素考虑进去，这就造成了研究的局限。同时我国对概念转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领域，研究内容主要是概念转变教学策略、内在机制等等。

二、概念转变模型

随着概念转变研究的深入，其模型建构也随之发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Posner等人（1982）提出的概念转变模型（CCM）、AlirezaRezael和LarryKatz(1998)提出了概念转变的认知模型以及Choo-YeeTing和Yen-KuanChong（2003）提出概念转变的科学调查模型等等。从他们提出的模型中也可以看出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关注到个体的先前经验、影响概念发生转变的条件以及对新概念的理解。不同之处在于在于概念转变的过程，比如Posner等人（1982）提出的概念转变模型（CCM），他们认为概念要发生改变知觉到前概念失去作用，来引发认知冲突，之后个体对新、旧信息整合过程的元认知监控，AlirezaRezael.和LarryKatz(1998)提出的概念转变的认知模型认为采取措施使学生接受新概念。

三、概念转变的教学模式

自概念模型出现以来，众多学者先后提出了一些概念转变的教学模式，并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其效果明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Nussbaum、Novick(1982)提出了概念转变的三步教学模式、Krajcik提出了四步教学模式以及ReneT．Stofflett和TrishStoddart(1994)提出了五步教学模式等等，从他们提出的教学模式中发现都是围绕前科学概念和新概念发生冲突中，采用不同的策略。比如Nussbaum、Novick(1982)的三步教学模式中通过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新概念进行评论，Krajcik提出了四步教学模式则是通过新旧概念的比较来重新建构认识，而ReneT．Stofflett和TrishStoddart提出的五步教学模式则是先通过小组讨论来自我发现、检验之前的预测来使学生初步接受科学观念，最后教师及时提供一些类似情景，使学生能够将从实验中得到的科学观念延伸到其他情景中，进一步巩固科学观念。

四、展望

1、研究内容细致化

理论研究是为在实践中应用，这就需要我们把每一个需要研究的内容细致化。科学不光是进行简单的描述、解释，还要进行预测和控制，如何做到后两步，需要我们把研究内容的每一个方面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弄清楚，同样在研究概念转变中，也应该将影响概念转变的每一个过程以及前因和后续发展都搞清楚。不能只是在某一方面进行阐述或者调查，那样可能造成认识上的偏差。笔者就相关文献及体会认为要做到研究内容上的细致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研究目的要明确，目的不明确，内容肯定是不衔接，更无科学可言；第二，研究过程要细致化，最好能采用横向研究的方法，这样能把变化的每一步记录下来，做出更恰当的解释、预测和控制；第三，研究思路清晰化，研究中一定要把研究程序考虑清楚。概念转变是概念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研究中不仅要考虑相关的理论，还要考虑实际教学的情景，自然研究程序也应该条理，符合逻辑。

2、研究方法生态化

不同的科学研究，需要的研究方法也不同，即使是同一研究也会有好多种方法，那么哪一种方法最合适是学者们不断讨论的话题。概念转变的研究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概念转变的研究对象大都是学生和老师，而学生和老师都是人，人处在生态系统中，作为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人类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如果我们在作概念转变的研究中不加注意研究方法，就容易造成偏差甚至错误。选择研究方法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各种研究方法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概念转变的研究是在课堂中进行的，一般把日常正规的教学情景作为研究背景，这样收集到的资料才能真实可靠，如果教学情景是为研究而设置那么最后得出的结果有多少能应用到实践，甚至推广，是值得怀疑的。要做到研究方法的生态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要深入课堂，深入研究对象。这个深入不是简单的参与，而是在取得研究对象的同意下，进行不加控制的观察；第二，要进行追踪调查，一次的调查结果不足以说明情况，要进行多次调查，综合考虑；第三，研究者要在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原则的同时，其助手也可参与调查，因为要生态化要真实，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接触，再加上研究时间长，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很难，因此还要其他人员加入，避免结果主观化。

3、研究背景本土化

本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思维缺陷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世界不同以往,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是不可回避的,而且从各方面看来都似乎正在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地朝着全球化和本土消亡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却日益显露出根本的缺陷,这就是关于全球主义性和全球中心论的问题。所谓全球中心论，是指他们设想了一种毫无疑义的优先权,一种本土必须服从全球的权力结构的存在;所谓全球主义性，是指认这种跨国的潮流与进程决定本土变革的积极性。

换句话说，有关全球化的解释和“话语”是一种对地域和本土的偏见。在大多数的话语中,全球是与资本、空间、历史和权力转换等相等的概念；而本土，则与地域、劳动力、传统等概念等同,通常还包括那些仍然“附属于地域的”妇女、原住民、乡下人以及其他人。

在本次讨论的这篇文章中，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种偏见所产生的后果，难道说地域真的必须附属于全球吗?这种带有全球中心话语特征的不对等能颠倒过来吗?我们能为地域辩护，使它免遭全球主义的专横概念所吞噬吗?在这种全球化的环境下，还有可能恢复那些地域性的知识与实践模式，来共同改造世界吗？另外，难道本土的人民天生就被判为与主体话语无缘？下文中,我们建议训练自己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将这些社区或地域人民的行动视为改变世界的有效手段。

幸运的是，过去的十年中，已从社会政治分析中爆发出一种地域意识。最近一项哲学研究显示，地域意识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因为几乎不可能“想象如果世界上没有地域划分会是什么样子”。从另一方面说，地域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意味着如何去想象和认识地域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地域意识与全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而且看来是全球主义激进的对立面。

我们认为，应该把有关地域和地域意识的知识与实践，看作一项能构建政治思考和知识生产的新语境的工程，而不是一堆历史与地理的遗产。

全球与本土：空间性与地域性

全球与本土是两个互相衍生的概念，而不是出自任何与之相关的可描述的特定空间。全球这一术语指的是某种进程（如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进程等），而不是指几何学意义上的地球。不仅世界的大部分被排除在“全球化”的进程之外，即使在进程以内的部分，随着交通或网络的推移，也留下未被触及的地区，或变为被“全球”概念所暗示的边缘意义的。因此说全球性大于国家或地区，这并没有说出它的全部意义；对它进行最抽象的描述也许可以将它归于任何非本土的东西；说它凌驾于除地理物质领域之外的其它领域（如文化领域）之上，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从更复杂的意义上看，最好说它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

然而，全球性似乎对国家政治边界所确定的空间表示怀疑，它已经对“本土”这一与“全球”在空间上相反概念的意义表示了怀疑。本土概念的早期含义源于与国家概念的相对照。但逐渐地，本土的含义已与全球的含义并列。由于全球含义很难确定，使得本土概念也含有多种歧义，并如同全球一样难于确定。因此，现在本土的含义不再从国家引伸而来，而可以指代国家及国家以外的地区。

即使用全球与本土的意义使空间与地域的概念合为一体，这些术语的意义仍然含糊不清。在很多关于地域问题的讨论中，象本土，空间性和地域性等这些词都是可互换的。因为这种合成并不只是概念上的，它还有更深层的政治意义。把全球主义假设为一种没有空间与时间的运作，极具讽刺意味地把它的主张拔高为一种新型的普遍主义，从而使其成为其他一切空间化的起源。任何不那么“全球性”的东西都被视为与其对立。空间与地域概念的合成防止了空间、本土和地域性等概念之间出现更深的差异，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将空间、本土和地域性相提并论，而忽略了正当全球的概念改变着本土的语义时，全球性的概念也在改变空间性的语义，空间性与地域性于是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

让我们进一步澄清本土与全球或地域性与空间性等问题的疑点。

混杂与矛盾：全球与本土的统一性

几乎所有关于全球与本土问题的讨论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在于强调全球的普遍性和把本土降为从属地位。正如把本土的当作全球的，如果把全球的当作本土的（或地域性的），那又会怎么样呢？这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我们从未进入现代》一书别提出的问题。

拉图尔把全球与本土的问题作为对现代性（西方的现代性）更广义的批评之一。在他看来，只有把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区分开来，把西方与世界其余部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现代性才是可能的。

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区分构成现代条件的基础，可笑的是这种现代条件没有导致“纯粹的现代人”，而是孳生了杂种，从而否定了整个现代性的计划。全球和本土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混杂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区分，这种混杂产生出一种全球性与地域性相对立的幻觉,同时掩饰了它与“前现代”和“非现代”的密切关系。在拉图尔看来，“本土”与“全球”在网络的概念中能有更丰富的联想。网络从本质上讲既非本土也非全球，但不管怎样却延伸得较长并互相联系。

在他的著作中，他用“网络”的比喻表现出这一疑问的关键，他不仅对全球与本土之区分提出质疑，还对这一独特的现代性的观念提出质疑。因为“现代人采用某种非人类的方式已经简单地发明了更长的网络结构”。至于他自己对于全球与本土之间关系的认识，他是通过极其简单的“铁路模式”来表达的：

“一条铁路是本土的还是全球的？两者都不是。你完全可以说它是本土的，因为你可以随时发现铁道枕木或铁路职工，你会看到沿途散布着车站、自动售票机。然而它又是全球的，因为它能使你从马德里到达柏林，或从布列斯特到达海参崴。只是，它还没有全球化到能把你带到世界上的任何本土。”

这对于反思全球化问题是很有益处的。铁路既不是本土的，也不是全球的，拉图尔合成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对人们的全球性和普遍性要求降温，使这些要求恰如其分。他用铁路作比喻，而不是用小路或飞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许及时提醒了我们注意他的网络构想中的一些问题，但目前就全球和本土的问题来说，顺着他的思路走下去，似乎还是会有收获的。

现在，将全球和本土最终区别开来的困难也许会愈加明显，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特点。“glocal”(全球本土)用“全球”与“本土”的合成词形式充分表达了拉图尔的用意。但问题在于拉图尔提出的混杂形式，是否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于是问题不再是全球与本土的对立，而是“全球本土”的不同结构。

社会和文化分析中的地域概念

如果按地理学家亨利・勒菲伏尔（Henri Lefevre）所说，地域是人为产生的，而不只是事物发生的特定位置。这一地域的产生还包括“社会关系特殊混合”的产生。那么，如果我们从“地域性”的现象出发，用地域边界的方式来设想这些社会关系及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就合乎情理了。这种特殊的混合，既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特殊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给那些代表了不同阶级、性别及种族范畴的社会关系赋予了具体的含义，也对地域本身的社会关系赋予了具体意义。因此，当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地域的产生（无论是创造还是毁坏）成为生存的某种条件，另一方面，对这一情形的不满已使人们对那种脱离地域的概念中隐含的霸权主义产生疑问时，这一特殊的混合就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

在这一点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针对阿图罗・埃斯柯瓦尔（Arturo Escobar）的所谓“发展论”提出的有关问题。发展论将自己对于贫穷与富有、停滞与发展以及美好生活标准等特殊定义，假定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该理论已经导致了一场由欧美资本主义（现在又增添了新伙伴）对整个世界的入侵，并最终给社会与自然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最近，斯泰西・利・皮格（Stacy L. Pigg）用同样的论调谈到，发展论的本质是消除差别，照她的观点，消除尼泊尔现存村庄之间的差别，目的在于制造一种“普通村庄”，那样将更容易被发展主义的官僚们（外国的或尼泊尔的）所理解，同时这些村庄也更容易适应直接来自远方的发展计划。然而，差别的消除并不只是那些远处发展主义官僚们的责任，它还须通过那些将发展主义文化内在化了的国家与本地官员们的配合，将这一切“本土化”。这问题不是尼泊尔所特有的，它描述了所有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在消除差别过程中的一种共谋。的确，从日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很难说清哪个问题更大：是不断入侵地域的贪婪的资本主义，还是制造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由于国家与资本的共谋（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国家与行政官僚们的共谋），这成了一个始终争论未决的问题。

基于对差异，也即对地域的密切关注，埃斯柯瓦尔推断出：虽然发展主义已经破坏了许多东西，但它并没有破坏一切。地域性的本土传统所强加给普遍性发展主义的混合形式，也许对生存与变革可以提供另外的选择，地域概念成了批评发展主义的关键，并可作为其想象性选择方式。

对发展主义普遍性的质疑，实际上是对普遍主义社会范畴质疑的一部分，它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分析诸范畴的普遍性提出疑问，因为这种普遍性正是产生发展主义的同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质疑的根源和结果中都存在更为复杂的东西。试想，如果没有地域这个所指，我们能够想象阶级、性别、民族及种族这样一些概念吗？在运用这些社会范畴时，是否因为对地域的忽略而使这些批评范畴成了霸权主义的工具？结论是复杂的。以“社区”或某种“地域疆界”定义身份的地域，最终也在掩饰与压制地域概念内的不平等性与压迫性。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知识

最后是文化的问题以及知识的组织和传播的问题。知识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是任何概念化文化的综合。如果我们准备带有批判意识地参与文化问题，我们能回避地域吗？人们常常根据文化观念将地域范围的文化特征视为落后的标志，然后以此为借口来迫使他们向全球化和民族化的文明“开放”。但也许我们应再次重申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域为界限）的现象。由于文化是战胜霸权斗争中的一种重要武器，这个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显得特别紧迫。

在“全球化”的热潮中，考虑提出何种地域性的设想也许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应该给全球主义“定位”。全球主义是早期发展主义的继续，如果说它作为一种发展主义的理论更有成效，这是因为它试图（也确实获得了部分成功）隐瞒一个事实，即全球化进程仍然囿于旧权力范围之内。但它现在已经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公司、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达成共谋，使他们逐渐加入到发展主义的话语和进程中来，然而加入的条件是要求他们将这种体系的知识与标准加以内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地域也要承担这些社会重新概念化所带来的压力，这里不仅指第一世界的霸权，也指民族国家的地域的霸权，以及跨国化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等。

第二，地域必须更加直接面对全球力量的运作。因为民族国家现已成为全球主义的帮手，而逐渐放弃了它们早些时候曾承担的协调全球与本土的任务。在早期民族解放理论中，民族国家承担着保卫地域的责任，但现在地域只得独自谋生。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已变得与地域毫不相干，或者说它应该向全球主义让步，但目前更紧迫的问题是给民族国家自身“定位”，使它的主张公开化，并有组织地与它抗衡，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手段来复苏地域和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次必须从下面做起。重新考虑地域和超地域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也是必要的，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跨越国家的边界来设想重组空间的选择。

结语：为地域辩护

我们希望以上的讨论能够说明，对地域性想象的辨护和倡导并不是一种理想主义，而是对一个非常真实的系统危机的反应。而谈论地域和地域所提出的新型政治，也就是回应一种重组政治空间新方式的需要。它涉及了一些系统性的自然方面的问题。

目前，对地域的倡导涉及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它包括世界范围的本土化运动、生态运动和社会运动（它们因妇女的关注而广为人知）――这些运动通过反抗发展主义而重申对精神、自然以及地域的态度，清楚表达了对生存的基本关怀；它还包括致力于保护周遭环境的都市运动；包括在全球市场关系的背景下中国境内重新兴起的集体化运动；包括精英主义的公有制运动以及受早期宗教价值观影响的美国离家农民的民团运动。从政治上说，这些运动包括了从地域性的无政府主义到右翼精英主义的所有政治倾向。这些包括本土主义在内的运动，已一再重申人类回归自然的重要性，同时重新评价了人际关系，对于现代主义发展论提出了激烈的、意味深长的批评。

这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和活动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他们与“全球化”的协定中，人们能够从地域性这一现实的观点出发，将世界按新的结构来重新定义吗？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为推进这一计划所需要的知识、社会及政治方面的必要条件，那么，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地域再也不会成为不相干的问题了。

阿里夫・德里克，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后革命氛围》、《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等。

少辉，大学教师，现居海口，有译著多种。

参考资料：

全球化研究动态

“新左派”：全球化是夺取市场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首先出现在六十年代的法国和美国。到七十年代已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词，但至今有关它的精确定义，仍然是见仁见智。大致而言，目前英文学术界主要有四大学派，对全球化存在南辕北辙的解释。

第一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S.Amin，A.Callinicos和S.Gill，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新左派认为这次全球化是一种“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的复兴，意指人们像当时所有天主教国民，不受一个国家的统治，每个国家必须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威下，分享，模糊国家和领土的概念。新左派认为，世界历史在帝国与反帝国，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中，经历了五大时期：第一是发生在公元500―1500年期间的中世纪，以神圣罗马帝国和为代表；第二是以欧洲国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为标志；第三是以大英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为代表；第四是战后的1945―1970年代，此乃第二次反帝国、反全球化时期，以民族独立和民族主义为特征；第五则是发生在1980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三次帝国时代或第三次全球化时期，以欧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北美金融贸易组织为代表。

新左派认为，世纪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但不是以军事强制为先导，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线再度淡化。目前的Internet就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WTO是市场帝国主义，IMF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帝国主义的“臣民”的日子已经不远。最后，新左派强调，古代的帝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中国的皇帝）往往是统治整个帝国，但并不管理所有领地和番邦，也就是说它们注重“面子”，不重“里子”。但当代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西方资本注重的是“管理”而不是“统治”，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所以其危害远甚于“旧帝国”。

新自由派：信息共享

第二大学派是新自由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K.Ohmae和W.Grieder。他们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比较长远的利益。尤其是，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

他们强调，信息不可能是独占的，而是共享的，尤其是因特网上的信息是极为公平的，任何国家和民众都能得到同一种价格的信息、同一个商品交易会的时间，所以全球化下的信息流动是跨国界、无阶级的。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都将被开除球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大清帝国的命运，在道德上值得同情，但历史是无情的，拒绝现代文明，必然被历史所淘汰。

有意思的是，尽管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但它们共同对全球化的重大意义存在一致认识，即他们不仅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事实，而且共同认为全球化已经提出从根本上重建“人类行为架构”的要求。尤其是他们共同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导致非国家化的趋势，传统的民族国家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内部事务，也不能满足“经济的非国家化”。每个国家政府的功能已经弱化为全球资本的“传送带”而已，或者只是扮演一个“三明治”的功能，成为介于强大的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媒介机构”。这样，国家的和政治的权威最终将听命于全球化下的经济力量。所不同的是，新左派是希望“劳动控制资本”前提下的国家消亡，而目前“资本控制劳动”前提下的国家权力弱化，则是新自由派所乐见的。

“怀疑派”：国家和区域依然有效

第三大学派是“怀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cal thesis），简称“怀疑派”，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与新马克思和新自由派所认同的“超全球化”观念不同，“怀疑派”认为甚嚣尘上的所谓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神话”。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什么新玩艺，更不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十九世纪末的“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时期，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如今的所谓“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与“互动”而已。他们认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只是一种“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的金融和贸易的合作，即欧洲、亚太和北美。而且，经济区域化正在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日益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

同时，“怀疑派”认为国家弱化和消亡论完全是耸人听闻，因为这在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的持续性力量。政府绝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主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如今日的国际化，就是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所推动的双边经济体系和民族经济自由化的一大副产品。

国家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结构，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

“转型学派”：无法预测、超越左右

第四大学派是“转型学派”（the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rns，J.A.Scholte和M.Castells。他们共同认为，身处新世纪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

但另方面，“转型学派”认为，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变数，因为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而绝不是如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自由派所认定的历史趋势与必然规律，全球化的内容与方向是无法预知的。尽管“转型学派”并不认同全球化正在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但仍然承认“国界”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的麻烦制造者，日益面临着跨国界或无国界国际组织（WTO、IMF）的挑战。他们认为明智的国家政府应该转化自身的统治功能，变传统的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促进国际合作。

本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4篇

1.地理概念是地理问题之源

概念是在人们头脑里所形成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概念都具内涵和外延，并且随着主观、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变化。

地理概念是人们对客观地理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概括，是最基本的地理思维形式和单元，是地理课程学习的奠基石。地理概念是地理事物、现象或地理演变过程的本质属性在学生头脑中的反映，是学生认识各种地理事物的基础，区分不同地理事物的依据，学习地理原理性知识的前提。

深入地理概念内涵可以发现地理问题，例如：高中必修一《自然界的水循环》一节中，"水循环"这个概念："是指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上的水，通过吸收太阳的能量，改变状态到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定义里有两个概念又需要质疑：水在地球的状态有几种状态？不同的地方上的水--即地球中的水多数存在于什么地方？改变水的状态需要哪些条件？ 解释中地面的水分被太阳蒸发成为空气中的水蒸气。而水在地球的状态包括固态、液态和气态。而地球中的水多数存在于大气层、地面、地底、湖泊、河流及海洋中。

2.预设问题促进对地理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既然地理概念是地理问题之源，那么如何在地理概念教学中帮助学生摆脱对地理概念的认识偏差，更好的理解地理概念的内涵、提升地理概念外延的应用能力，就上升为要抓住核心概念，可以通过预设地理问题促进对地理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首先，在地理概念的习得阶段，从生活经验出发，以获得概念理解捷径；利用主观感知，以丰富地理表象；联系已有知识，以促进概念同化。例如：《自然界的水循环》一节从生活可见的水的存在形式和空间分布入手，在教学上设计了以长江水体运动为主线索的一系列有关的探究问题--长江水体之间的相互转化；水的存在形式，长江水循环的类型、环节及对长江流域地理环境的影响，促进对水循环概念的同化。

其次，在地理概念的巩固阶段，进行变式练习，以掌握概念的本质属性；通过概念间的对比，加深对概念特性的认识；通过各种组织策略，以完善概念结构。学生对水循环概念的同化后，教师提高要求能够绘制"海陆间水循环示意图"，并用简练的语言表述水循环的过程，加深掌握对水循环概念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让学生掌握简单的绘图技能并学会分析地理现象、描述地理事物的发生过程，以完善概念结构；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通过学习水的若干运动转化、更新规律，使学生能够结合生活实H、解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用科学的理念、发展的观点指导个人行为。意在提高学生的图像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能力；学会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图文信息的转换教学：以长江"水体"为关键核心词，指导学生构建地理概念图做笔记。

3.构建地理概念图， 揭示地理概念间的联系，使学生形成概念体系

通过构建地理概念图，建立知识系统，找到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规律，从而加深理解和记忆；形成概念体系，帮助学生在表达时理清思路，把握全局，使讲解和学习流畅自然、重点突出。

《自然界的水循环》一节在解决上述问题基础上，引导以"长江--水体环境"为关键核心词，指导学生构建地理概念图，利用地理概念图做笔记。

通过运用地理概念图技术，将提升学生思考技巧，逆向思维讨论"如果自然界不存在水循环，那地球将会出现什么状况？"拓展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大幅增进记忆力，组织力与创造力，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引导利用"地理概念图"为工具记录笔记，能将老师讲解的知识点核心内容记录下来它们之间的联系用线条连接，使思维重点、思维过程以及不同地理概念之间的联系清晰地呈现在图中。这样的课堂笔记不仅能够迅速帮学生进行归纳总结，而且整堂课的授课过程也被形象地记录在图中，学生形成地理概念体系以便于课后复习，加深对地理概念内涵的理解和外延的拓展应用。

4.注重地理概念的灵活运用，提高地理素质能力

在地理概念的应用阶段，注重概念的灵活运用。可通过启发式自我提问、合作式相互提问、出声式思维训练以及归纳式错题整理等方面进行训练。高考对地理概念的考查，从来源包括对概念内涵的考查、对概念外延的考查及对概念间关系的考查三种形式，考查形式较灵活，对学生知识与能力的考查较全面。

例如【2015年新课标Ⅰ】37.（24分）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分析青藏高原形成多年冻土的年平均气温比东北高纬度地区低的原因。（8分）

学生失分的原因：（1）多"冻土"和"多年冻土"概念区分不清。 （2）只分析青藏地区的纬度、海拔，而没有落脚到太阳辐射强；（3）对青藏地区和东北高纬地区气温年较差特征和成因认识不清。

根据材料中"多年冻土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夏季融化，冻结冻结的活动层，下层为多年冻结层"，可得出以下结论：多年冻土的形成于冬夏季气温有关，只有冬季冻结厚度大，夏季不能全部融化，才能形成多年冻土层，故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当同样形成多年冻土层，青藏高原由于太阳辐射强，气温年较差小，冬季气温较高，冻结厚度薄，只有年气温更低时，才能保证夏季不会全部融化，也才能形成多年冻土层。

本土文化的概念范文第5篇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belongs to 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independent category China to disseminate study; The localilzation angle of view and the research mentality may provide the supplemental research mentality; The localilzation concept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rrive at and the information this concept dissemination gradually have the inalienable relations, its superiority lies in may give our research mentality to provide a more open field of vision, carries on one kind of academic thought under generalize and the more vast angle of view the development.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传播学者

key wor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China disseminates the scholar

作者简介:沈莉出生年月:19801年12月11日性别:女学历:本科 职称:助教研究方向:会计单位名称:九江职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和提升,以迅疾的姿态影响着不仅仅是学科自身的建设,还正在影响着和建构着我们正身处其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不例外。如何在中国社会情境中,构建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类别的中国传播学,或者说使得传播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能够建构独立的学科理论和学科规范,这种规范和理论既是普遍性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近10余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者探讨和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中国传播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在文学、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边缘,寻找和传播学的结合点,并辅之以中国社会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的现实情境。因而,这种研究和探索便呈现出一种未规范化的状态。正是由于非规范化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特色的探寻中,使用的概念多是传播学的本土化。而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未规范化的表现,并将学者的民族使命感和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弱化了。原因在于:

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差异性被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

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因此,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

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针对这本土化的特征,笔者再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对传播方式作出如下归纳:

1、劳作传播劳作传播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人际传播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农村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劳作场所有所减少,如耕田上并没有过去那样群体集中的劳动,而集体产业也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虽然目前传播已经发展到第五个阶段,但是传播手段的产生并不以之前的传播方式消失为前提,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传播仍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在乡村,劳作传播有特地的场合和人群,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进行信息沟通。

而劳作传播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乡民们为生计奔波劳作,尽管在劳作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一些信息,但是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是有限制的

2、娱乐传播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在人们交往过程中,可以通过闲聊、赶集、游戏、运动等方式进行传播。对这类非劳作方式,并使人们得到身心愉悦的交流是一种“娱乐传播”。在直接交流的娱乐传播的产生是由于农村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沟通方式,使人们一直维持着乡邻之间的情谊关系。而间接交流则是通过游戏和运动等娱乐方式进行信息沟通。

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提出,既是一个崭新的命题,也是一种不很成熟的建构。提出的意图是想由此拓展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建构的目的是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进行在“中国特色”含义下的界定和纠正,并力图使得中国传播学者在面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时,不仅仅是从理论的普遍性和验证性出发,更要关切和时代关联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以传播学的学科在中国的独立建构和充分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持续进阶作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姿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