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在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方面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对此，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加大提升乡村教师教育信心的制度建设，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重塑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信心。

论文关键词：文化冲突 乡村教师 身份认同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 素”，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

3.制度文化的冲突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教师以其个人的信念、情意、态度等来统整他所有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依照实际情境为导向的知识。“它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中，存在于教师现时的身心中，存在于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的实践过程”。它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主体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对此，应该鼓励乡村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增强乡村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教师在学习和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适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机的融合。“关注教师个人基于教育情境和生活史的实践性知识，强调教师个人的专业自主选择性，则正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认”。因此，乡村教师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对个人实践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关注知识的实践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关注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和价值取向的涉入。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冲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2-0088-03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 素”[1]，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2]。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3]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其中就包括个体的自我认同，即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主动体认。与公务员和城市教师相比，乡村教师在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成为了生活中的贫穷者和农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有学者经过调研发现，“95.7%的乡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其中91%的30岁以下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3.2%的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不满意’；1.1%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一般满意’”[4]。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教师承担着沉重的生活和工作的双重负担，在“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道德旗子指挥下，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最忠实的“安贫乐道”的守卫者。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3.制度文化的冲突

从现实情况看，对乡村教师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制度文化。它突出表现为国家为了加强对乡村教育和教师的影响而推行的政策、管理体制等国家权力因素。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就与国家权力下沉和上移的矛盾密不可分。在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政”，我国的乡村社会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乡绅而不是皇帝是乡土社会的主宰。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乡村学校越来越成为“村落中的国家”[5]。国家从资格认证、任免、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等各个方面将乡村教师纳入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乡村教师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体系，并渐渐在制度上与乡村社会疏离。不过，最近十几年，在国家权力不断下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权力不断上移的现象。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在管理体制上，将乡村学校管理从以村为主上移到以县为主，这从经费等方面确实能保障乡村教育的运行。不过，由于权力的上移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乡村学校出现管理空白，比如县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城镇学校上，无暇顾及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同时，村里对学校也不承担管理责任。其二，国家为了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撤点并校”。民进中央在2012年召开的“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的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天消失56所农村小学”[6]。优点姑且不论，“撤点并校”的不为人知的危害就是加速了农村的解体和乡土文化的凋零，并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作为乡土文化最后的守夜人，乡村教师面临的只是一个资源日益枯竭的文化图景。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7]。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教师以其个人的信念、情意、态度等来统整他所有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依照实际情境为导向的知识。“它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中，存在于教师现时的身心中，存在于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的实践过程”[8]。它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主体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对此，应该鼓励乡村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增强乡村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教师在学习和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适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机的融合。“关注教师个人基于教育情境和生活史的实践性知识，强调教师个人的专业自主选择性，则正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认”[9]。因此，乡村教师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对个人实践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关注知识的实践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关注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和价值取向的涉入。

4.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

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要求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或者文化人身份的乡村教师具备一定的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具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济世情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不但要了解教书育人的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还要关心专业领域以外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问题，要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怎样才算好……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10]。据此，乡村教师应该积极地走出课堂，融入乡村，参与改造乡村生活，利用校园、教室、图书馆和运动场等现有资源为乡村服务，进行技术培训，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在乡村文化日益荒漠化的今天，乡村教师可以凝聚本土文化资源，重建乡村文化秩序，帮助树立乡村文化的权威格局。这对于营造乡村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激活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想象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曲正伟. 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J].　教育发展研究，2007 （4）：34-38.

[2]许纪霖. 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58.

[3]马千帆. 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98.

[4]李金奇. 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思考[J].　教育研究， 2011（11）：34-38.

[5]李书磊.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　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

[6]雷辉. 民进中央：应明确农村学校撤并底线[N].　南方日报，2012-03-13（04）.

[7]刘铁芳. 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J].　书屋，2006 （10）：45-49.

[8]郭晓燕. 职前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取路径探析[J].　基础教育研　究，2011（8）：23-24.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乡村旅游 发展模式 对策

一、重庆乡村旅游资源基础及市场规模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乡村资源为基础，以城市居民为巨大潜在市场，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欲望为目的的旅游产品。传统的农业资源借助这种产品能够实现更高的附加值。重庆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从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村建筑到农耕文化、民风民俗、节庆文化；从农业观光到农产品品尝、购物；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化高效农业等等，均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观，为重庆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重庆具有区别意识的乡村旅游自2000年才开始自主发展，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2006年，重庆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676万人次，占全市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数的24.69％，实现直接旅游总收入9.3亿元。目前，全市共有乡村旅游景区（点）数2470个，客房数总量74208张床位；全市被命名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单位共12个；直接吸纳农民就业人数5.3万人，间接提供劳动就业岗位12万人；到2010年，全市旅游农业游客总量将达到185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1%，预计约占当年全市国内旅游总人次的18.5%，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WWW.133229.COm

二、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强大的综合带动、文化交流、信息流通和辐射功能，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目前，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大致有五种：(1)农家乐及乡村饭店发展模式。重庆乡村旅游发展主要以农家乐作为载体，全市的“农家乐”数量已多达3650余个，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0余万人次，占重庆乡村旅游旅游收入的85%左右。此外，还有部分乡村饭店在传统农家乐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分布在“一小时经济圈”区域。(2)生态及高科技农业园模式。该模式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发展势头良好，是重庆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现代农业园区（渝北）、重庆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北碚）、重庆市农业科技博物馆、巴南区百里生态农业经济长廊、万州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园等。(3)森林公园模式。该模式是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原始形态。主要分布于南岸区南山、沙坪坝歌乐山、北碚缙云山、江津四面山、南川金佛山、万盛黑山谷、武隆仙女山森林公园等。(4)古镇民俗节事模式。主要分布在各级历史文化古镇和民族风情村，如重庆美丽乡村嘉年华、土家族摆手舞节、垫江牡丹节、三峡柑桔节、永川茶竹文化节、北碚静观腊梅节等。(5)景区带动型模式。主要是指以重点旅游景区为核心，把景区的部分服务功能剥离出来，吸纳周边乡村的农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服务，从而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形成旅游景区和社区经济的互动发展。如南岸南山片区、长寿户片区、武隆仙女山片区、金佛山片区、东温泉片区等均属这种模式。

重庆是拥有8.2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万人口的年轻直辖市，大城市与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目前，重庆发展乡村旅游面临着以下问题：(1)乡村旅游模式发展不平衡，配套功能服务产品不齐全。目前，除农家乐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乡村旅游模式如生态农业园、森林公园、民俗节事旅游等在产品规划、建设、包装、宣传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齐全，不能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要。（2)乡村旅游产品档次较低，乡村核心文化挖掘不深入。很多乡村旅游产品无法反映农事农艺、乡村生活、乡土习俗、劳作体验等乡村核心文化内涵,更缺乏具有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能充分展示“村野文化”的旅游活动内容。（3)乡村旅游产业效益不高，经济联动效应不明显。乡村旅游理应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源和加速器，但目前重庆市乡村旅游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还不高，所占比例偏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拉动作用不够充分。

三、重庆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建议

首先，因地制宜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导向配置资源，引导乡村旅游向优势地区集中。加强“一圈两翼”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分类指导和协调，架构“一环四走廊”的都市田园型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旅游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渝西经济走廊”乡村旅游发展,加速推进渝东南“乌江画廊/武陵山区”新农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产品从“单一”向“个性化”转型，旅游经营从“单体”向“规模化”升级。

其次，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体验性内涵，创造差异化的特色品牌项目。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主体行为上的参与性特点，在乡村田园风光景观意象和农耕文化意象突出的地方，开展生态型农业观光园，让游客参与农作劳动，体验农事之趣；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层次上的高品位性特点，挖掘乡村民俗文化意象，设立民俗风情区，开展一系列游客参与性较强的民俗文化体验恬动。

第三，维护乡村景观的原真性，避免出现围城效应，确保重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活动，贪图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他们所荷载的异域文化会与乡土文化产生互动过程，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会诱发乡村固有文化的演化与变迁。这会破坏乡村的原真性意象，从而降低乡村吸引力，最终导致乡村旅游根基的动摇。因此，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来维护乡村特色景观的传统性和原真性；必须认真贯彻“开发与保护并重、开发服从保护”的旅游业发展方针，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走生态文明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冯淑华 沙 润: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以江西婺源为例[j].地理研究，2007（5）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现状分析；对策思考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是民族地区乡村和谐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透析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对策，对新时期民族地区乡村构建和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活动文化、传媒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现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的对策。

一、乡村文化的基本界定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形成民族认同、民族心态的重要载体。所谓乡村文化，是与城市文化相对而言的，从广义上是指农民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积淀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交际等方面的精神食粮。乡村文化的发展主要满足三个梯度的需要：一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文化需要；二是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三是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需要。满足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生产生活等方面活动的交际需要，是维系家庭伦理道德、家规、血缘亲情情感的重要纽带。这种文化主要是以口头文化为主的代际之间的世袭。满足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是前一个梯度文化需要的扩展，是本乡村、家族、族群生产生活的语言诉求，是维系、传承和发展族规、乡村规范和维护乡村安全稳定的重要纽带。满足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需要是乡村文化更高一级的需要，这是乡村文化向更宽的领域扩展，这个时期的乡村文化更注重在宏观方面驾驭前两种乡村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普遍性地代表本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

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的使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目前大部分乡村都使用民族语言，在家庭成员的交流、村民之间的交流、本村的宗教祭祀活动等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有些民族语言还成为乡村集市贸易的交际语言，成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委会工作人员办公、下乡执行公务与当地农民沟通的重要语言之一。如在走访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太平镇集市、南宁市吴圩镇集市等时发现农民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作为买卖交易的载体(诚然，也有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使用普通话进行买卖交易)。这说明民族语言是广大乡村交际、集市贸易的主要语言，甚至成为乡镇机关单位的第二交际语言，扮演着重要角色。

2．少数民族乡村普通话的使用。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普通话的使用者大概分四个群体：一是企事业单位群体，二是中小学群体，三是农民工群体，四是务农群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和频率最高；中小学群体次之，农民工群体再次之，务农群体最少。在调查过程中，企事业单位群体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都能够懂得使用普通话，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员，能够说流利的普通话，普通话成为他们工作中首选的语言；中、小学群体，中、小学校的学生都会说普通话(包括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中小学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校基本上是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的第一语言，民族中、小学一般采取双语教学，普通话是其中的一种；对于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由于外出务工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较大，并且有较强的交际需求和动机。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由于业务的需要，迫使广大农民工学习普通话，或在一定的环境中受到熏陶。因此。很多人懂得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基本上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对于务农群体，在民族地区的乡村，尤其是自然村的务农群体，他们由于受单一语言系统影响最深、时间最长，与外界交流的动机和机会相对较小。有些自然村还停留在牛耕时代，很多的农民根本无法听懂普通话。

3．少数民族乡村外来语的使用。乡村使用外来语是指非本民族、本地区语言，包括外国语(英语、法语、东南亚国家语言等)、汉语(相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相对汉族地区)等。少数民族乡村能够使用外来语的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学生、部分乡村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相关外贸人员。在沿海地区的乡村外资企业比较多，涉外贸易比较频繁，使用外来语的机会也比较多，也有些旅游景点附近的农民也懂一些外来语，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但由于外来人口来往密切及商贸之需要，逐渐地懂得了一定程度的外来语。

(二)少数民族乡村宗教文化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当前乡村普遍存在多种宗教信仰，主要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原始宗教等，其外在表现形式为信仰上帝、真主、神、天、山、水、数、土地、祖先等，它们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有神论、天国论、灵魂论等。在随机调查的过程发现，除党员外，有近七成的农民信仰过宗教迷信，有些农民同时信仰多种宗教，如既信仰佛教、道教、儒教、甚或“儒、释、道”合为一体，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信哪种有效。农民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和心理企望，其信仰宗教的动机主要表现在为某种特殊的利益，尤其是为了眼前利益而迷信宗教，比如当有家庭成员生病久治不愈时就会通过请巫婆驱魔、烧香拜山、拜神敬鬼等歪门邪道，病急乱投“医”。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空虚等境况，贫困、疾病、灾害、犯罪、动荡、战争带来的社会不安和苦难，以及生命和宇宙中还存在的很多尚未作出科学解释的现象，都可能成为促使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依托的原因。”也有的农民为长期利益而信仰宗教迷信，有的家庭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会烧香拜神，到寺院、土地庙等地方烧香祈祷。因此，农民的宗教信仰具有目的性、随意性、不稳定性、多样性等特征。

2．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迷信化。迷信化是乡村宗教信仰的一个变种。宗教与迷信不同，但宗教和迷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大乡村，宗教和迷信往往交融在一起，农民很难明辨是非。功利性、虔诚性使农民无法了解宗教与迷信的鸿沟，再加上农民接受的文化素质教育普遍偏低，辨别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乡村宗教迷信化是当前许多农民宗教信仰发展的主流向度。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的异化。异化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文化话语，乡村宗教信仰的异化是指乡村宗教信仰的邪恶化，其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法轮功”的迷信，在一定时期乡村出现对“法轮功”的信仰。孰不知，“法轮功”教义是对佛教教义的歪曲，是佛教教义的一个变种。它在本质上是与宗教水火不容的，因此，宗教应该是根除邪教的锐利武器。

(三)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活动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农闲时期的业余活动。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过程中发现，少数民族乡村农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打麻将或打扑克，这部分人数占乡村农业人口的65.2％。这个群体主体是乡村失业人员。乡村失业现象在乡村越来越凸现，由隐性失业逐渐变成显性失业，成为影响地方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出外打零工的占19.5％，这些农民类似农民工，但一般在附近乡镇企业从事短期的劳动或商业活动等。在家看电视、电影、读书报之类的占11.6％，这部分人一般包括老人、孩童和一些比较懒惰的农民。参加文体活动的占3.7％，这个比例在乡村虽然比较小，但已经崭露头角，成为乡村业余活动发展的火车头，引领广大农民步入健康文明的多姿多彩的活动。如在歌舞协会、篮球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农民协会、舞狮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组织下的各种业余活动，丰富了广大农民的业余生活，促进乡村文明健康发展。

2．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和宗教迷信活动。民族传统节日在乡村广为流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成为农民休闲、丰富饮食、增进友谊、明辨时令、怀念故友、思念亲人、加强团结和祈求全家健康平安、来年风调雨顺、事业昌隆、人丁兴旺等凝聚农民心态的重要载体。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中元节；侗族的新婚节、架桥节、花炮节；瑶族的禁风节以及春节、中秋节、姓氏节、重阳节、清明节、端午节、民族节日等。在调查中发现，90％以上农民喜欢参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每年参加这类活动的次数一般不少于十次。诚然，农民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也是乡村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尤其在少数民族更加能够显现，有四成左右的农民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宗教迷信活动。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党组织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是针对乡村党员干部的活动。由于乡村党员的人数较少，且大多数是老年人，青年党员人数甚少，乡村党组织活动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也反映出近年来乡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乡村青年党员的发展和乡村党组织的建设仍有很大的空间，党组织在乡村大有可为。 转贴于

(四)少数民族乡村传媒文化发展分析

1．乡村电视电话等传媒发展取得一定进展，电脑、网络也开始进入乡村，成为乡村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据有关数据统计，近年来广西乡村传媒文化取得很大进展，少数民族家庭拥有的电视、电话、影碟机等的数量稳步上升，从1995～2004年，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电话、收录机、影碟机的数量如表1所示：

这组数据显示，广西民族地区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话机由2000年的8.14部上升到2004年的39.61部，五年内翻了近4.9倍；彩色电视由1995年的5.04台到2000年的30.04台，是原来的6倍，并呈逐渐上升趋势，至2004年广西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数量为53.90台；移动电话、彩色电视、影碟机等数量不断上升，而传统型的传媒如收录机、黑白电视拥有量逐渐减少，说明农村黑白电视市场逐渐被彩色电视所取代，这反映出广西乡村传媒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个势头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更加凸显。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民族家庭拥有电视、固定电话，乡村可以收到CCTV的相关节目，农民对电视节目的内容比较满意。电脑、网络也开始进人乡村，许多的青年农民工都用网络，网络成为青年农民工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工具。然而在电视电话火红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乡村报刊杂志的传播似乎令人堪忧。

2．少数民族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相对滞后。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的报刊杂志在乡村的发展与传播；二是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与传播。报刊杂志在一定时期忽略了乡村市场，报刊杂志向乡村发展与传播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是处在真空状况。易言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广大乡村几乎没有相关的报刊杂志传播，乡村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以广西为例，据2005年《广西统计年鉴》统计，上述1995～2004年中的部分年份，每万人拥有报纸的份数分别为：11、12、14、14、13；每万人拥有杂志的册数为：1.00、1.10、1.14、1.27、1.05；每万人拥有图书册数为：5.62、5.04、5.46、5.03、3.83。这个数据如果除去广西各大城市市民，乡村人均拥有的报刊杂志就更微乎其微了。普通报刊杂志在乡村的市场很小，乡村成为报刊杂志发展与传播的脚注。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农民看报纸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有71.6％的农民没有读书报的习惯，几乎不看相关的报刊杂志；有18.3％偶尔有看书报的习惯，用来消磨时间；仅有10.1％的农民有经常读报的习惯，他们经常购买、阅读一些报刊杂志，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生活信息等，这部分农民主要集中在乡镇附近或从事农业贸易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从报刊杂志里获取相关信息。此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一些乡村，尤其是“”比较盛行的乡村，出现一些不识字的农民频繁买相关报纸现象，据说他们可从当天报纸上的图片看出关于买“”有价值的信息，根据报纸图片颜色或动物图像作为当天买“”的参考。这种怪异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近两年在党中央的政策支持下，乡村报的发展与传播有了起色，逐渐扮演起农民窗口的重要角色。乡村报——农民百姓自己的报纸，逐渐成为农民了解农业信息和国家时事的重要窗口，成为农民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渠道。农业报是新时期广大农民了解生产、生活、就业、贸易、交流等方面信息的重要平台，在乡村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乡村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可以而且应当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乡村报在乡村大有可为。

三、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对策性思考

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可知，民族乡村文化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大力发展民族乡村经济是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必须大力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共生发展。大力推进民族乡村多样性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

1．大力发展民族乡村经济是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本质上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乡村文化的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其根源在于不同区域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目前整体上存在东部地区乡村经济比中、西部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要快，西部地区的乡村与中部地区的乡村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如1998年上海地区的乡村家庭纯收入最高，达5406.84元／人，而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乡村家庭纯收入只有1231.50元／人，乡村家庭最高纯收入是最低纯收入的4.39倍。并且这种差距一直延续至今，根据2006年全国及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2005年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仍然很大，如表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05年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860元，位居全国之首，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41倍、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5倍、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倍。而两广地区的比较则可以发现自1990年至1998年，乡村家庭纯收入的距离不断拉大，从1990年的1.63:1扩大到1998年的1.74:1，且这个比例至今仍然在朝扩大的方向发展，到2005年已经拉大到1.91:1。而就一个省市而言这种差距更令人堪忧，据2005年《广西统计年鉴》统计，2004年广西各县乡村居民纯收入中柳州市的鱼峰区最高，达4187.8元／人，最低的是凌云县，人均纯收入只有1203.1元／人，它们之间的比例是3.47:1。易言之，省内的不平衡发展甚或比省份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这种收入的差距使得乡村文化也必定存在不平衡性、差距性和多样性等特征。因此，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发展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乡村经济。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教师；文化责任

农村教师之于当今正在转型的农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的“教书匠”。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教师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农村教师是农村社会的一员，其所承载的公共性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感，标志着农村教师这一社会群体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农村社会生活的改善息息相关。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广大农村教师，应该自觉地投身改革的洪流，在新农民的造就和农村新文化的建设中，以主人翁的态度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实现自己的社会担当。

一、农村教师的文化责任

根据当代教师的主要生活领域和职业特点，我们可以把教师的各类活动从活动主体的角度归纳出以下五对关系：教师与学生、教师与自我、教师与学校、教师与家庭和教师与社会。并由此分别构成了教师的五种责任：法律责任、专业发展责任、学校管理责任、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根据教师在社会、学校、家庭各个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教师所履行的责任自然各不相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构成教师的法律责任。教师法律责任是教师责任的核心，是教师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最本质的体现。教师的文化责任是教师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师的职业特点和教师作为农村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公共性等角度看，农村教师理应成为农村社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创新者与建设者。然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从文化责任意识的建立，到文化责任、文化自觉的形成；从对文化责任的态度，到履行文化责任能力的提升和文化责任的践行，近年来，尽管农村教师做了不少的实践与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引起社会各方的足够重视。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是我国教师文化的一个亮点，是我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诚然，当前我国的农村教师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高，但“位卑不敢忘忧国”，我国的知识分子向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这里把教师的文化责任与“天下兴亡”联系起来，“责”所指的就是“责任”“人人有责”这层意思。具体地说，教师的文化责任“其实指的就是文化盛衰的传承责任，是文化浸染于社会风气之中影响人的道德精神的责任。”①

二、边缘化：农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现状

（一）农村教师的自我身份认同迷失，缺乏公共性情怀

作为代表城市文明的大学教师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农村教师，本能的对自己的“乡村”教师身份产生怀疑与拒抗。但是，作为乡村中的知识分子，农村教师应该有一种守护乡村灵魂的“公共情怀”。②应该对自己的公共责任形成正确的认知。然而，在时下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乡村教师依然处于“冬蛰”的状态。新农村建设中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听不到属于他们的声音。面对新农村文化建设这一社会责任，农村教师这一农村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集体性的“失声”。时代呼唤农村教师除了进行必要的教师专业技能的进修之外，必然希望他们参与到村庄生命共同体的文化建设之中。1.农村教师与乡村社会渐行渐远农村教师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依靠的知识力量。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群体，尽管他们一直与乡村社会缺乏应有的互动，但从未像现今这样疏离村庄，疏离他们生活其中的乡村文化。很多年轻的乡村教师都有在城市求学的经历，但回到乡村后，却很难再次融入曾经生活其中的乡土社会，很难找到与农村的契合点。他们除了在课堂上向少年儿童灌输着往往远离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知识之外，几乎和乡村社会没有什么联系。于是，“伴随着现代文明与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乡村教师似乎在潜移默化中正在拔除古老文明之根，不可思议地退出传统的农村社会舞台，日渐丧失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分子身份。”③对农村文化的陌生和无知，使农村教师缺乏与农村社会沟通的“资本”。多年的城市求学经历让他们对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产生了隔膜。他们无形中己被排斥在乡村社会之外，俨然成为农民眼中的“异类”。农村教师长期在乡村社会中，尤其是文化活动中的缺位，使得他们服务农村的功能萎缩，影响力减弱，不能取得农村社会的广泛认同。2.城市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与应试教育的双重“挤压”历史上，农村教师作为乡村中的知识分子，曾对农村社会的进步和乡土文化的传承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曾是一乡、一村之中的文化权威，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活跃分子。其时，在课程与教学领域，农村教师在学校内外也曾拥有过较大的自，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力。但伴随着教育权力的集中，尤其是城市文化“霸权”的形成，农村教师的地位日渐式微，就连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按城市教师的需要而制定的严格规定，这种城市“抄袭版”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使农村教师失去了自主发挥的空间和话语权。同时，对农村教师影响很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应试教育对农村教师的利益驱动。学生的考分成为评价教师业绩的主要指标。于是，农村教师受到了城市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与应试教育的双重“挤压”，就像两把高高悬挂在农村教师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把农村教师和乡村社会剥离开来。

（二）农村社区（包括教师）对本土性知识的保存、整理、开发尚未形成“共识”

本土性知识，也称地方性知识，是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这是一种扎根于生活的知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充分认识自然，认识周围环境与自身的有机统一基础上，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然而，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在乡村地区的逐步推进，农村政治、经济生活的激烈变迁，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使得本土性知识的应用、传播与接受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管部门，只是习惯于执行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缺乏的是进行本土性知识与本土文化的主体自觉。政府部门应该主持当地地方性知识与本土性知识的整理与保存工作，所有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都应该自觉的运用本土性文化解决自己的生活、交往与学习问题。我们的教师应该与当地居民形成良性的互动，从而为本土性知识的编排与传播创造好的条件。因此，本土性知识的整理、乡土教材的编写、传统文化的承继都不仅仅是乡村教师个人的事情，它应该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全体乡村居民的共同事业。1.乡村居民应成为本土性知识整理、传播与教育的主体乡村居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同样，他们也应该是本土性知识保存、整理与传播的主体。本土性知识不是通过书本的语言呈现，它更多的体现在农村居民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生产与人生信仰问题而采取的灵活、机智的解决策略。所以，它的学习和传播需要我们生活在当地的居民之间的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因此，教师要不断开展家校合作，不断把社区居民（尤其是老人）的教育智慧与教育经验引用到我们的下一代教育之中去。“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全村的动员”，只有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文化主体地位，下一代的“魂灵”，才不会迷失。2.本土性知识应该纳入学校的重要教育资源教育需要相应文化背景的全面滋养，需要本土文化的悉心呵护。首先，就知识的性质而言，本土性知识具有经验的、系统的特征，具有很强的“基础性”、“层次性”，有助于学生从认识周围的环境开始，进而探索更为广阔的世界；其次，理解是爱的前提，本土性知识深深地根植于农村的日常生活，更能为学生所理解并引起共鸣。所以，本土性知识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本土社会生活，服务和建设本土社会。尤其是在热爱家乡情感的激发、乡土情怀的培育方面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鉴于本土性知识在农村中小学学生的知识学习和情感教育中所具有的教育功能，本土性知识自然被视为是一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教育资源。3.本土性知识应该成为教师专业素质的重要补充乡村教师与本土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不管怎么否认回避，本土文化就像胎记一样与生俱来，渗透在人们的血液与骨髓里。乡村教师是保存、传播、创新本土性知识的重要力量。乡村教师提升自己的本土文化素养，完成文化上的回归，才能找回自我，实现自身的成长。乡村教师要自觉担当起拯救和保存本土性知识的重任。但本土性知识的保存不能采用孤立的方式，一旦将本土性知识从它们所赖以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孤立出来，它们就不能够再得到发展。因此，要想使本土文化继续得到生存与发展，只有使它们融入自然和社区生活。由于受到城市中心文化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本土性知识尚未成为农村教师专业素质中的重要一环。这种不合理的教师知识结构，使农村教师无法对代表城市倾向的教科书进行“转化”或“二次开发”④，从而使乡村学校衍生出对优秀乡土文化的“拒斥”、丰富“乡村题材”的无视以及学生多面向学习背景的漠视。农村教师掌握本土性知识，说到底也就是了解农业、农村，了解农民，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理想。拥有了本土性知识，农村教师在村民心中才会变得“可爱、可信和可敬”，才能“被悦纳”，⑤从而为新农村建设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三）农村教师的文化素养有待提高

教师的文化素养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审美素养、信息素养的总和。教师的综合文化素养状况，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质量，并与自身的幸福感与成就感密切相联。只有具备了深厚的文化素养，教师才有可能成为博大与精深的“师者”。从我国当前中小学教师的实际看，农村教师的文化素养普遍不足。以信息素养为例，有研究者作了调查，发现“农村教师信息意识淡薄、信息道德不完善、信息知识匮乏、信息能力有限”等方面的问题。⑥1.导致课堂教学的僵化学者阿莱克斯•斯坦迪什说过，教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需要教学理论、哲学、文化的支撑，这样才能深入到价值层面、思想层面、精神层面。从教师素养的应然状态看，“理想的教师”首先应该有深厚文化底蕴。教师一旦缺乏文化积淀，课堂将面临无穷的危机。“有知识，没文化”的课堂就是众多常见“危机”中的一种。主要表现为：课堂活动缺少对人性的关注，照本宣科，教学过程呆板乏味，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碰到的问题或者是提问，往往习惯于只从课本上找答案，或者是就事论事，视野狭窄，不能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上去阐释。这种缺乏文化依托的教学，往往会导致把教学过程演变成单纯技术信息的传输，冷漠生硬，了无情趣，缺乏生命的活力。2.妨碍对乡村少年精神花园的营造教师的文化涵养单薄，会妨碍教师引导学生进行人生意义的探索与思考。根据当前我国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的文化底蕴不够深厚的实际，要让他们独立支撑起乡村少年精神世界的天空，不管是从主观还是从客观的情况看，都将是困难重重。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面对与考试相关的知识性方面的问题往往能应付自如，然而，当学生需要得到老师提供精神世界的关照与呵护时，许多农村教师往往会表现出手足无措，无能为力，难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3.导致教师的职业生涯后续乏力和城市的学校比，农村教师的生活单调、枯燥。用一位农村教师自己的话说：（他们）天天都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乡村教师这种平淡，缺少精神寄托与文化支撑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很难获得幸福感与满足感。而乡村教师长期处于这种缺乏理想和激情的生活境遇中，会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进而对教师生涯失去动力。试想，假如乡村教师仅仅把教师工作看作是“养家糊口”的工具，抱着这样一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敷衍心理，昔日的专业理想，专业抱负就很容易在“柴米油盐”中被淡化，被淹没。

三、农村教师文化责任的担当

从早年的乡间私塾到现今的农村学校，农村教师一直肩负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责任。当前，农村教师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自身的特长和优势，采用直接参与的方式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二是采用间接的方式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两种方式各有“长短”，优势互补。下面以“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和“乡土教育”为例，分别加以说明。

（一）直接参与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1.学习先贤们以改变乡村落后面貌为己任，自觉履行文化责任乡村教师的公共性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要求他们与乡村社会发展及农民的生活改善相联系。在这方面，先贤们曾有过不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探索，对当前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如，陶行知于192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南京晓庄师范，他倡导“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他对乡村教师寄予了厚望：小而言之，关乎“全村之兴衰”，大而言之，则“全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小学教员的手里。”陶行知主张“政富教合一”⑦，并认为教师可以把群众凝聚起来，而成为事实上旳领袖。《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宗旨及办法概要》说，农村教师至少有两种伟大作用：一是乡村的耳目。他容易感觉问题，亦有“呼喊”的工具———文字。二是乡村的喉舌。“果真除得几分乡村人的愚昧，果真乡村人受到祸害能呼喊出来，中华民族前途便有了希望，乡村建设便算成功了一半”。“较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其在乡间将有第三种作用便是替乡间谋划一切建设事宜，好比为乡村添了脑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先贤们重视树立乡村教师自觉投身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责任意识，重视发挥乡村教师的作用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2.充分发挥乡村教师的带头作用，做好社区文化建设的“领头羊”文化是农村社区的灵魂，是农民的精神支柱，是农村地区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为履行好文化责任，乡村教师不仅要生活在乡村学校中，还要生活在村落里。乡村教师应该走出学校的围墙，充分发挥自身文化的辐射作用，带动乡村社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目前乡村社区文化建设不容乐观。首先是社区活动开展得少，有的地方干脆就没组织活动，即便是有一些活动，也不一定就有文化意义。社区活动贫乏，单调，甚至不健康，这已是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村民们的娱乐方式基本上除了看电视、打牌，还是看电视、打牌。乡村的文化生活单一、枯燥，缺乏生气与魅力。作者把乡村教师在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在“领头羊”上，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有助于充分发挥乡村教师现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次是相对于村里的其它群体，乡村教师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三是相对于一般的村民而言，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要更敏锐，更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本质，把握社会动态。四是相对而言，乡村教师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言谈举止文明礼貌，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五是在生活方式方面，如消费观念，衣着打扮等，一些乡民往往会把乡村教师作为仿效的“标杆”。乡村教师以上的这些优势和特点，使得乡村教师能够成为社区文化的组织者、指导者、合作者，把散落在乡间的文化资源聚合起来，重拾遗失的美好，把乡村建设成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二）间接参与式：乡土教育

1.明确乡土文化对促进乡村少年成长的价值农村儿童的成长，需要得到包括乡土文化在内的文化之全面滋养。农村有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如淳朴敦厚的风土民情、生动感人的民俗故事、精湛的民间工艺、传奇的名人轶事，这些都是有待开发的很生动、具有很高教育价值的课程资源。还有，农村学校地处乡村，贴近自然。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天上挂着的一轮明月，地上铺满的金黄色的沙滩等自然景物，包括绚丽多姿的季节变化,都有可能成为乡村教师去发掘、去利用的宝贵的教学资源。挖掘并利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唤醒学生原始的生命活力，让学生充分体验到学习的快乐，这是当前农村乡土教育中应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2.消除乡土教育的“空载”现象教科书是教学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教学资源之一。著名教育家徐特立认为，“教学最好是从实地实物的观察入手，这就要把乡土和学校周围的事物补充到一般的教科书里去，使这教科书与学者生活联系起来，使学者能够进行对教科书的批判，给以删削与补充。”⑧目前的乡土教育中应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对农村学校教材的城市化取向未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客观上扩大了教材内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的距离，剥离了乡村少年对乡村社会的感知，疏离了他们对乡村文化的感情，加重了乡村少年在文化精神上的“无根”状态。再加上在目前农村中小学的课程结构中，与乡土文化相关的课程占的比例非常小，而且分布范围狭窄，大部分集中在文科课程方面，具体表现在作文课上，但大多也只是点缀和应景而已。针对现有教材的城市化倾向明显，“乡土文化缺失”的现象普遍，大多数农村学校对乡土资源的开发意识不强，不具备独立开发的能力。同时，还存在着“乡土教育”方面的学习缺少安排，导致宝贵的乡土教育资源白白流失。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乡土教育很容易出现“空载现象”，并由此造成文化传承的中断，乃至文化的“断裂”。“空载”现象还会直接动摇乡村少年的文化自信，并在文化冲突中引起价值观上的混乱，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乡村是一个贫困落后的荒蛮之地，而城市则是文明富足的天堂。乡村少年读书求学只是为了逃离乡村。走向城市，才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乡村少年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向师性的群体，并且处于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年龄，乡村教师的这种偏向城市的价值取向，必然会作用于他们年幼的心理，影响着他们最初的城乡观念，对他们日后的发展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

注释：

①杨启亮：《教师的文化责任》，《江苏教育》2004年第20期。

②李长吉：《农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兼论农村教师的知识分子身份》，《教师教育研究》2011年第1期。

③张儒辉：《外在规约：乡村教师公共性旁落的根源》，《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

④陶行知：《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载胡晓风等主编《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237页。

⑤徐特立：《教育讲座：课程、科目和教材》，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