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四言诗范文第1篇

李白出生在碎叶，幼年时从碎叶到了四川，在四川读书并和四川的道士们学道。杜甫说过：“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这里的匡山就应该指的是四川江油的匡山，也正是李白幼年读书的地方。

李白和一般迂腐文弱如病夫、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有很大的不同。李白嘲笑过这种人：“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头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李白绝不是这类人，李白自已说过：“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李白还在《侠客行》中对侠客的赞美：“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由此可见，李白是具有侠义精神的。李白的诗杜甫写不出来，白居易等人也写不出来，因为只有了解侠客行径的李白才能活灵活现地写出侠客的风采。在大唐多若满天繁星的诗人中，李白是唯一被人们誉为既有侠肝义胆，又有仙风、道骨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传奇的一生、豪放飘逸的诗风，确实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使我们一说起李白，就可以想见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

迄今为止，无论是研究者笔下的李白，还是活在一般人心中的李白，都不外乎此。其实自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起，李白的形象就定型了。这种定型化了的历史人物形象，更增加了李白的传奇色彩，使后世骚人望尘趋拜。然而这种定型化了的诗仙形象，也使人们与李白产生了一种近乎膜拜者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一种雾里看花、云中观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隔膜，限制了我们循着诗人外化了的思想情感轨迹――诗歌，走入李白心灵的殿堂。

其实，李白的性格既有洒脱不群、追求自由的一面，又有执著、深沉的一面。他的情感中感伤亦如影子一样与欢乐相随。诗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及诗人性格自身的原因，使李白一些看似充满欢乐、飘逸洒脱的诗篇中，夹杂着失望的怅惘、焦虑的痛苦与孤独的感伤。无论是希世之叹，亦或是出世之望，乃至对现实的抨击，其中往往寓藏着这种心态。评论家认为：李白的诗豪中见悲，有极为深沉的悲感。这种认识从较深层次揭示出李白诗歌的个性特征以及流露于诗中的李白心态。

读李白的诗，常常在豪放、乐观、洒脱的感受之余，品味道一种孑然特立、漂泊无依、四顾茫然的孤独悲哀。李白的诗有时看似乐观洒脱，实则在诗仙那潇洒的一笑中，飘曳的紫霞仙裳下掩藏着一种孤独的痛苦心态。

孤独感伴随着李白的一生，到其去世都不曾摆脱掉。李白作于临终前的《临路歌》云：“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很显然，这位以背负青天、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而自负的浪漫主义诗人，是带着终生的孤独与遗憾，离开他既憎恶然又执著的热爱着的世界的。

李白的孤独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李白的孤独意识主要表现，是李白诗歌的常调，与这中常调相伴随的则是政治上的遭弃感和无归依感。而李白政治上的遭弃感和无归依感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不成熟和不懂官场规则。李白一生徒有治国安邦的抱负，而缺乏建功立业头脑；徒有疾恶如仇的良心，而缺乏斗争策略。别的不说，单是那自视清高的作派就足以让权臣贵威恼恨的了，还谈什么被提携受眷顾呢？想在官场上混，总得罪领导是不行的。李白少时就有很强的功名事业心，“以当世之务自负”。这强烈的济事观念，显然是来自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不过，李白不是一个普通的本分的读书人，它的豪侠性格以及作为浪漫主义诗人所特有的非凡气质，即丰富的想象力和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是来自儒家的济事思想，溶入了来自诗人自身的主体精神的催化剂，自然地膨胀为天下舍我其谁的自大、自负与功名唾手可得的狂妄。然而，李白的自大与自负，又常常与现实相忤，是诗人陷于政治前途无依无托的心境。

（2）如果说政治上的遭弃感和无归依感的孤独心境，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的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所造成的话，那么李白阳春白雪、旷世无知音的寂寞与孤独感，则只能说是来自诗人主体、诗人性格的本身。这是诗人孤高傲世、目中无人、不愿与世同流的孤独，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我放逐的孤独。自我放逐的孤独，尤其能显示出诗人性格的力量与光辉。李白具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豪侠、浪漫的个性，加之天赋才华、良好的教育，使他常常有自命不凡的特异感和优越感。寻找知音，又反映了李白在希世之年而知音安在的感叹，也反映了世无同类的孤独之感，当然也流露出阳春白雪的骄傲。

（3）李白的一些诗里，还表现出一种天地过客的悲。“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正是因为诗人认识到生命与宇宙的不可逆的自然法则，才可能在这有限与无限、迁逝与永恒的强烈对比中，感悟到这种苍凉的孤独意识。李白夜生活多而早起少，在生活作风上散漫得很。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只能诗酒夜话，“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了。

李白虽为诗仙，却非一味地飘逸，他的内心深处，常有无法派遣的孤独意识。这种孤独意识，直接影响到他的诗歌，给他的诗带来崇高感和悲感。虽然李白诗风格豪放已成定论，然而孤独意识给其作品带来的崇高感和悲感，使其相当一部分作品具有了豪中见孤崛、豪中见悲的风格特点。

我们现在再从李白诗歌中来看看其孤独意识。

李白诗歌中的孤独意识主要体现在“孤”“愁”“悲”三字上。

有“诗仙”之称的李白，其诗歌创作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新高峰。他的诗歌在语言上具有自然明快、飘逸豪放的特色，这不仅源于他在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和语言积累，更得益于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李白诗歌中清新与醇美的和谐统一、数量词的使用与大胆夸张的统一、语言的豪放与不拘格律的统一、语言中“孤”“愁”“悲”的应用与孤傲心态的统一”，以及使用频率较高的排比语言、一意多句语言和比兴语言，不仅丰富了内容、加大了夸张、充满了激情、升华了寓意，而且形成了诗歌在语言上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现在我们就李白诗歌中“孤”“愁”“悲”三字的运用作一个李白诗歌的“悲”的表现，还是由于自己的政治思想报负不能实现而来的。例如，他会有“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的疑问，也会有“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的感慨。即使在《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也不是只写山水风景，而也倾入了作者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情绪。

李白在诗歌中大量使用“孤”“愁”“悲”三字渲染孤寂的气氛和愁苦的心情。例如，在《长相思》中李白写道：“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一个“孤”字便形象地刻画出了秋灯的凄清孤寂，进而表现了诗人独自痛苦地怀念远方亲人的情景。再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用一个“孤”字来形容载孟浩然东游的船帆。表面上看似形容船帆，实则形容人的孤独，这也与诗人怀才不遇、孟浩然应试落第的现实相吻合，道出了当时文人的寂寞与无奈。而《独坐敬亭山》这首诗更是诗人心灵孤独和寂寞的表现，“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这两句看似写景，实际上却是诗人孤独之感的真实写照。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空阔的长空中只有一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地越飘越远，读来使人感到世界万物对诗人的厌弃，一种孤独之感跃然纸上。后面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更是诗人独自久坐产生的遐想，细细品味前后四句，让人感到诗人孤得寂寞，孤得悲凉，在诗人的世界中只有敬亭山和诗人，与《月下独酌》诗中“对影成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整首诗用一个“孤”字恰到好处地烘托出诗人心灵的孤独和寂寞。李白的诗除了用“孤”字抒发内心的孤寂外，还用“愁”字表达诗人愁苦的心情。例如，他在《将进酒》里写道：“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此“愁”字里饱含着他对年华流逝的惊惧，对人生坎坷的慨叹，以及有志难酬的郁闷，也反映了他对社会世俗的憎恶，对丑恶现实的愤懑。又如《秋浦歌》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白发为什么这样长呢？是因为我的忧愁太多了。仅用一个“愁”字便点出了忧愁的烦多和白发极长的原因。再如，他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首诗写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此句用三个“愁”字抒写了自己在政治上遭受冷遇后的忧愤，使诗人的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个比喻是多么的奇特，又多么的贴切，而“断水水更流”“消愁愁更愁”的音调又是多么流畅，节奏又是多么鲜明，这种音调和节奏让人联想起不尽的流水和不尽的忧愁。还有《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中也写道：“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仍然关心现实的李白，从六朝的金陵看到唐朝都城长安，末尾一个“愁”字寓意深远，暗示奸邪包围了皇帝，而自己报国无门，心情沉痛。“愁”字的运用使整首诗含蓄中透着深意，美景中交织着情感，意旨深远。李白诗歌中的“悲”的表现，还是由于自己的政治思想报负不能实现而来的。例如，他会有《行路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疑问，也会有《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感慨。即使在《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也不是只写山水风景，而也倾入了作者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情绪。

李白的四言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王世贞；杜甫；宗杜思想；诗法

图书分类号： I2072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084-05

一

王世贞的杜诗阅读经验始于少年时期：“余十五时，受《易》山阴骆行简先生……是时畏家严，未敢染指，然时时取司马、班史、李、杜诗窃读之，毋论尽解，意欣然自愉快也。”[1]1068乡试成功之后，王世贞开始对杜诗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世贞既辞乡学官，少知所创艾，旦暮讽少陵氏集，于道渐有所窥。” [2]1995然而此时王世贞对杜诗的接触是有限的，既没有形成系统的诗学思想，也没有明确地把杜甫作为固定的师法对象。

嘉靖二十七年（1548），通过李先芳的介绍，王世贞结识了李攀龙。此后，谢榛、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相继加入进来，后七子集团基本形成。他们互相酬唱，谈论诗法，多次对诗学范围和师法对象进行探讨，“古诗宗汉魏，近体法初唐”的诗学思想开始初步形成。在给张九一的信中，王世贞谈及此事：“于诗古则知有枚乘、苏、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谢，乐府则知有汉魏、鼔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杂曲佳者，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盖日夜置心焉。”[3]卷一百二十一这说明，在后七子文盟创立的初期，虽然师法的范围与对象已经基本确定，但并没有定鼎于一尊，而是不同的诗体有不同的师法对象。

然而就王世贞本人来说，由于受前七子（尤其是李梦阳）的影响，他在诗学对象上是以杜甫为尊的。他认为诗歌创作到了唐代开元、大历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杜甫的创作与高、岑、王、孟诸家相比，自有其值得受推尊之处：“唐开元大历间，诗道遘日中，而少陵氏出，湛于诗，而一时髙、岑、王、孟者流，方广竞逐，各倾其人人，少陵氏不能离而独尊，其尊固在也。”[2]1995这种思想体现了王世贞诗学宗杜但又不排斥高、岑、王、孟诸家而博采众家之长的倾向。由此，王世贞指出虽然宋代论诗者众多，并且师学对象也首推杜甫，但是他们的学习方法却是南辕北辙，并没能从精神实质上对杜诗进行探究学习：“而要究所称说，乃逐景研响，凿空附丽，标师其私言，而未有刻刿精致，推始究变，当于作者之旨。”[2]1995也就是说，宋人对杜甫是不知尊而尊。当有人对他说不喜杜甫而喜欢王维时，他不无嘲讽地说：“恐足下不喜摩诘耳。喜摩诘又焉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数摩诘，能洗眼静坐三年读之乎？”[1]1008在他的《文章九命》中，他甚至把杜甫神化为“文星典吏”。[4]2201我们由此可知杜甫在王世贞心目中的地位之重。

当然，王世贞对于杜甫的推尊，并不仅仅停在表面的赞扬与维护上，而是对杜甫及其创作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杜诗理论。

二

关于杜甫诗歌的创作成就，王世贞将他与李白作了一番比较：“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穉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伧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者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1]1005认为就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总体而言，杜甫是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读杜甫的歌行，可以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至于《选》体，杜甫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就会感觉到其诗作的伧父面目，水平实不如曹氏父子。杜甫的五言律、七言歌行已达到“神圣”境界。但是杜甫的七言绝句多为变体，学诗者学习师法时要谨慎。王世贞还对杜甫的七言律诗、乐府诗等诗体创作作了一些具体分析。

首先是杜甫的七言律诗。王世贞认为这种诗体以杜甫的成就最高。他还指出了这种诗体的创作之难，认为即使在盛唐也是“代不数人，人不数首”。[1]961王世贞这一观点实际源于严羽“七律难于五律”的说法，他认为：“五言律差易得雄浑，加之二字，便觉费力。虽曼声可听，而古色渐稀。七字为句，字皆调美。八句为篇，句皆稳畅。”[1]961基于自己的创作实践，王世贞谈了七言律诗创作的不易：“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云台材木，铢两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对偶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守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所以他告诫学诗者在作此种诗体时“勿和韵，勿拈险韵，勿傍用韵。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历以后事”。[1]961

与上述观点相适应，在谈到唐诗七言律的压卷之作时，王世贞既不赞成何景明选取的沈云卿《独不见》，也不赞成严羽所选的崔颢《黄鹤楼》，而认为应该从杜甫的《登高》、《秋兴》之一、《九日蓝田崔氏庄》和《登高》之七四首中选择。[1]1008在这一点上，王世贞还对盟友李攀龙在其《古今诗删》中的杜诗择选持有异议，认为李攀龙“似未识杜”，有违李攀龙自己的言论。[1]1007这种观点，得到了王世贞的追随者胡应麟的支持： “既与舆论不合，又已调不同。英雄欺人，不当至是。”[5]192

其次是杜甫的乐府诗。王世贞把杜甫和李白的作品作了比较分析后认为：“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扬之则高华，抑之则沉实，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吾不能伏膺少陵。”[1]1006他还指出了李、杜拟乐府诗的不同之处：“青莲拟古乐府，而以己意己才发之，尚沿六朝旧习，不如少陵以时事创新题也。少陵自是卓识，惜不尽得本来面目耳。”[1]1007这是因为王世贞认为古乐府内容“自郊庙宴会外，不过一事之纪，一情之触，作而备太师之采”，但是很多拟作者却“或舍调而取本意，或舍意而取本调，甚或舍意调而俱离之，姑仍旧题而创出”，偏离了乐府诗的直面现实的传统。六朝作家浸淫于此，以至初唐四杰、李白，俱所不免。只有杜甫能即事命题，真正继承了古乐府的传统。但是杜诗也有不足，那就是“词取锻炼、旨求尔雅，若有乖于田畯红女之响”。[3]卷六

那么，拟古乐府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呢？王世贞针对拟作不同时代不同题材的乐府诗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拟古乐府，如《郊祀房中》，须极古雅，发以峭峻。《铙歌》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须斟酌浅深质文之间。汉魏之辞，务寻古色。《相和瑟曲》诸小调，系北朝者，勿使胜质；齐梁以后，勿使胜文。”总的原则是：“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他反对在诗中发议论，认为“一涉议论，便是鬼道”。[1]959

三

除了对杜诗进行全面分析总结之外，王世贞还对宋、明两代学杜诗者做出了评析。学诗者对于杜诗的学习，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元稹、白居易。这是因为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符合元白新乐府运动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

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及其后学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风气。黄庭坚本人更是提出了“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诗之法，导致诗歌创作中的生搬硬套，使得作品毫无兴致韵味可言，所以王世贞认为：“即黄鲁直倾奇峭峻亦多得之少陵，特单薄无深味，蹊径宛然，故离而益相远耳，鲁直不足观也。”[6]卷四王世贞并不反对模拟之作，但是要“分歧逞力，穷势尽态，不唯敌手，兼之无迹”才好，也就是说，他只反对那种剽窃式的模拟。他批评江西诗派代表诗人陈师道模拟杜甫的一些诗句是“点金成铁”。[1]1019关于这一点，葛立方曾经为陈师道做过辩护：“客有为余言后山诗，其要在于点化杜甫语尔……余谓不然。后山诗格律高古，真所谓‘碌碌盆盎中，见此古罍洗’者。用语相同，乃是读少陵诗熟，不觉在其笔下，又何足以病公。”[7]494其实王世贞自己也不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1]1018但他对陈师道的作品评价如此之低，似有些偏颇。

另外，王世贞还在总体上对苏轼、黄庭坚和王安石的学杜诗做出了评价：“子瞻多用事实，从老杜五言古排律中来。鲁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从老杜歌行中来。介甫用生重字力于七言绝句及颔联内，亦从老杜律中来。”[1]1021他指出三人虽然分别从用事、句法和字法上学习杜诗，但都没能学到杜诗之真精神，所以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形式上来讲，应该是没有达到他在讨论诗文的篇、句、字时所说的效果：“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掇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1]963当然，苏、黄等人学杜诗并不是一无是处，王世贞对他们的成就并没有一概抹煞。他指出，很多人认为苏轼之诗偏离了诗歌的正统，走上了歧途，因而颇多非议。王世贞对此作了辩证分析：“彼见夫盛唐之诗格极高、调极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尽变，故独于少陵氏而有合焉。所以弗获如少陵者，才有余而不能制其横，气有余而不能汰其浊，角韵则险而不求妥，斗事则逞而不避粗，所谓‘武库中器，利钝森然’，诚有以切中其弊者。然当其所合作，亦自有斐然而不可掩。”[6]卷四所以，读苏诗要重点看那些能与杜诗相合的作品。

与对宋代只关注苏、黄等几个大家相比较而言，王世贞对明代师法杜甫者则有着较为广泛的关注：“国朝习杜者凡数家，华容孙宜得杜肉，东郡谢榛得杜貌，华州王维祯得杜一支，闽州郑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梦体而微。”[1]1050在这里，王世贞对每个人学习杜甫诗歌的成就，做出了总体的评价，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褒贬。其实，王世贞此说实际上指出了诸家学杜的片面性，暗示着他们并没能全面地学习和继承杜诗。我们以“得杜一支”的王维祯和“具体而微”的李梦阳为例，对此做一简要说明。

王世贞认为王维祯虽然“高朗杰出，刻意少陵。一时籍甚之誉，海内无几”[2]2012，但是，他却选择了错误的学习途径，“以婉转应接，为少陵氏之旨；以棘涩粗重，为少陵氏之语”，必然会造成“神格无闻，四声未协”。[2]2040当然，王维祯本人对杜甫诗法并不是一无所知，“其所好谈说，以为独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贵有照应，有开阖，有关键，有顿挫其意主兴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1]1066然而，这并不是杜甫诗法的全部，王世贞不无讽刺地说：“予谓允宁释杜诗法如朱子注《中庸》一经，支离圣贤之言，束缚小乘律，都无禅解。”[1]1066所以，虽然王维祯“自负诗宗上乘”，但他的仿杜诗却只能是“婉转屈曲，既乏天然；粗重突兀，良背人巧”。因此，王世贞深为杜甫、王维祯惋惜说：“冤哉千余年杜氏，惜哉二十载王君！”[2]2012

对于学杜诗“具体而微”的李梦阳，王世贞自始至终都是高度称扬的，“献吉才气高雄，风骨遒利，天授既奇，师法复古，手辟草昧，为一代词人之冠” [1]1044，认为其诗“如孙吴用兵，奇正阖闢，变化不穷。又如苍鶻击空，云龙戏海，健急怪伟，种种入神”。 [2]2001然而具体到对于杜诗的师法，王世贞却只指出李梦阳“七言雄浑豪丽，深于少陵”，并无深入细致的剖析，他所说的李梦阳学习杜诗达到的“具体而微”也就无从体现。

王世贞之所以避而不谈李梦阳学习杜诗的成就，其实和李梦阳的创作实际有关。因为由于李梦阳刻意学古，既要师其辞，又要有其意，就会亦步亦趋地致力于对前人作品的模拟仿作，最终不免流于剽窃因袭。何景明就反对李梦阳这种模仿蹈袭的做法：“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临景构造，不妨形迹……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8]卷三十二认为古人之法只可作为一时的凭借，而不能作为永久的倚靠。王世贞比较赞同何景明的说法：“然而正变云扰，剽拟雷同，信阳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颦，宁无私议？”[1]1024他指出李梦阳的“打鼓鸣锣何处船”就是太过生硬的模仿，“令人一见匿笑，再见呕哕，皆不免为盗跖、优孟所訾”。[1]1019当然，我们不能就此理解为李梦阳模仿杜诗之作一无是处。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诗人，李梦阳继承了《诗经》以至杜甫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勇于直面现实，指摘时弊，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种种矛盾，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如他作于弘治十八年的《乙丑除夕追往昔写愤五百字》就揭露了弘治十四年朱晖耗银160万两出师征蒙古无功而返的事实。虽然是模仿杜甫的《北征》而作，却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整个事件，对于国计民生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与杜诗相比毫不逊色。

四

综观王世贞的有关论述可知，仅就诗学师法而言，他给予了杜甫比李白更多的关注，杜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李白。其实，不仅是王世贞，尊杜绌李也是前、后七子的共识。费经虞就曾明确指出这一事实：“李、杜诗规模弘远，前贤屡论，未易优劣也。自宋人专言学杜，至正、嘉间遂以杜为至，而李稍绌焉。”[2]4478这其实和李、杜二人的诗风有关，宋代王安石、严羽等人就谈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王安石认为诗人各有其特色优长，李杜亦是如此：“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10]30严羽谈到二人的创作时则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11]166还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11]168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谈到具体师法时会出现的问题。倒是黄庭坚指出，李白之诗虽好，却难于作为师法对象：“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铅椠所可拟议。”[10]30这就道出了后世学诗者虽然声称李杜并尊而实际上却只师法杜甫一人的关键所在。李白的诗学地位不如杜甫，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思想内容的不切实际：“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10]28

王世贞虽然尊杜宗杜，但是他并不迷信杜甫，而是毫不避讳杜诗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指出杜甫有以歌行入律的情况，这往往会伤害诗歌意境，所以学诗者不宜效法，否则会伤害作品的整体效果。[1]1009另外，他认为七言排律虽然由杜甫创制，但杜甫并不擅长此体。王世贞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犹可，贯珠益艰。”[1]1009七言排律创作之难，由此可见。王世贞还考察了杜甫、李白的诗歌语言，认为杜甫不成语的地方比李白要多一些，如“无食无儿”、“举家闻若骇”等。王世贞对此的态度是不偏袒，不回避：“凡看二公诗，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为之护，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1]1009胡应麟指出杜甫七言律有通篇太拙者，如“问道云安麯米春”之类；太粗者，如“清江一曲抱村流”之类；太险者，如“城尖径仄旌旆愁”之类。[5]92从语言风格上讲，有尚沿袭初唐诗风的太巧者，如“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之类；也有大类晚唐之风的太纤者，如“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之类。[5]89总之，王世贞在前人的基础上，讨论了杜诗的多个方面，对时人及后人学习杜诗影响很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胡应麟《诗薮》和许学夷《诗源辩体》中清楚地看到，兹不赘述。

其实，不仅是王世贞，很多复古派作家都已经注意到杜诗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杜甫诗中大量以诗言理叙事，背离了《诗经》以来的“风人之义”，开启了后世诗歌的理性化和俗化倾向的先河。何景明就对此批评说：“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8]卷十四也就是说，杜甫以“陈事”、“博涉世故”即言理叙事为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诗缘情的传统，丧失了“风人之义”。

虽然杜诗存在上述种种问题，但是杜甫对于诗法的研究实践和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却仍然是王世贞等复古派作家们所需要的。王世贞认为杜诗“扬之则高华，抑之则沉实，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1]1006他对于杜甫诗法的总结，目的正是便于学诗者师法效仿。至于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王世贞认为和杜甫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少陵氏蚤疎贱，晩而废弃，寄食于西诸侯，足迹不能抵京师，所纪不过政令之窳衺与丧乱乖离之变而己。”[12]卷四十三而这正是杜诗之“真精神”所在，也是王世贞批评宋、明两代学杜诗者并没有学到杜诗精髓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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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李白的四言诗范文第3篇

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作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后世诗人从李白的《蜀道难》的趣旨“难”的相反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创作了一系列诗作。较典型的有唐代陆畅的《蜀道易》，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现代郭沫若的《蜀道奇》。《蜀道易》系列诗作，在表现内容上，从“难”转“易”，实际上是对李白的《蜀道难》的直接继承。

【关键词】 李白/《蜀道难》/演变过程

一、序

李白的《蜀道难》，吟咏的是从都城长安到蜀地（今四川省）的蜀道的极为艰险的路程。这首诗在他100多首乐府诗中是成就最高的，不仅在李白的整个诗中，即使在全唐诗中，也堪称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李白创作《蜀道难》之前，描写蜀地的作品有汉代扬雄的《蜀都赋》、《益州牧箴》和晋代左思的《蜀都赋》、张载的《剑阁赋》等。《蜀道难》本是乐府旧题，在《乐府诗集》卷四十《相和歌辞·瑟调曲》中，收录了梁简文帝、刘孝威，陈阴铿，唐刘文琮、李白的同题之作5首（如算组诗在内则有7首）。这些作品并不都是吟咏蜀道的艰难，象简文帝的一首描写的是巫山的风景，刘孝威的一首所述的是铜梁等山的艰险，从长江三峡至巴地（今重庆地区）的川东南部成为了他诗歌描写的主要时空。与李白《蜀道难》相同的是，描写从关中（长安）到蜀地（成都）的路线、地域是阴铿以后的作品。（注：关于李白《蜀道难》与以前作品的关系，参见乾源道《论蜀道难》（高知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科学研究》二，第1-19页，一九九四年出版）中众多的考证和解读。）总的来说，在李白之前吟咏蜀地的作品，基本描写的是蜀地的艰难、伟岸。再如《史记》、《汉书》和《华阳国志》、《水经注》之类的史书和地理书也记载了与此相关的事例。本文不举其它的例子，只强调那些描写蜀地的自然艰险的作品。

入唐以来，初唐王勃著《入蜀纪行诗序》（《王子安集》卷七），描写了从关中到蜀地的道路艰难及自然风光。（注：王勃自编《入蜀纪行诗三十首》，令已亡佚不存。关于其入蜀诗，参照聂文郁《王勃诗解》第43-48页，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此外，卢照邻至少也三度入蜀，写下了与蜀道难相关的诗作。在李白之后，杜甫连续写下了以蜀地为中心的纪行诗，其素材和主题也大致相同。因而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的作品中，堪称是具有相当规模和力度的作品。（注：李白以前的诗作，为五言四句至七言六句的短篇，远非李白的长篇（45句，294字，由于句读的原因，近于50句）所能比。森槐南《李诗讲义》（文会堂书店，一九一三年出版）认为李白在继承古乐府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扬雄和左思《蜀都赋》的风格流派。“蜀道”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后世的诗人从李白《蜀道难》趣旨的“难”的相反的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并用其诗语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本文以这个反语“蜀道易”系列作品为研究对象，对“蜀道难”的概观进行论述，并就“蜀道难”主题解释史所处的地位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关于唐代陆畅的《蜀道易》

检索《全唐诗》就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千余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五十余首，包含“蜀道难”的诗歌有卢照邻、张文琮、李白、岑参、姚合、罗隐、韦庄、冯涓、王周、齐己等十首，而包含“蜀道易”的诗歌仅有一首。（注：关于《全唐诗》的检索，来自台湾陈郁夫的电子版《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关于宋诗的检索，来自台湾元智工学院《网路展书读》。）

与李白《蜀道难》最早提出相反观点的《蜀道易》，是中唐陆畅所作。陆畅为剑南节度使韦皋作《蜀道易》的故事背景和有关人物传记，乾源浚在《李白〈蜀道难〉序说》（注：参见日本《高知大国文》第二十一号13～22页，一九九年出版。此外，关于陆畅参照周租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454～455页（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该条（吴汝煜执笔）。）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以下所引基本以该文为据。其故事梗概在晚唐李绰《尚书故实》（《百部丛书集成》本）中有如下记载：

陆畅，字达夫。常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赠罗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泰”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所进兵器刻‘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按此说陆畅是在蜀受韦皋之厚遇而作《蜀道易》的，“蜀道易，易如履平地”（《全唐诗》卷四七八所收逸句）所说的是蜀道的平易。即本来是自然环境、生存环境都极度艰难的蜀道，由于有了韦皋的善政，而变成了坦途。陆畅所称颂的是以善政而治蜀的事迹。所以在献呈这首诗后，韦皋大喜过望，才赠陆畅罗八百疋。蜀道的艰难，因善政而变得平坦，这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说法。

《蜀道易》的作者陆畅（生卒年月不详）为湖州人。他虽在元和元年(805)进士登第，但却没有什么大的政绩。陆畅的作品现收录在《全唐诗》卷四七八等集子中，共有诗（几乎全部是七绝）37首、逸句2条，就此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二流诗人而已。在世时，陆畅才思敏捷，以发挥诗歌的谐谑而闻名。在进士登第之前，他是位无官的布衣，因此有可能是为求职而入蜀的。

韦皋在贞元元年(785)担任了剑南西川节度使，直到永贞元年(805)。他并不是行善政、施德治的政治家，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记载，在韦皋21年的统治中，他的权力实际上是处于了半独立的状态。他一方面对唐朝伪装忠诚，另一方面为维护对下属士卒的统治而对蜀人实行苛敛诛求，但同时也实行了所谓的三年一度的免税政策。蜀人畏其智谋与权威，家家把韦皋的画像当做土地神来祭祀。陆畅进呈《蜀道易》这年，正值韦皋离任或即将去世之时，是他在蜀统治的最后时期。

那么，这个故事具有什么意义呢？《蜀道易》的诗题和自我表现，即使是儿童也能想象出，它只不过是《蜀道难》单纯的反义语而已。因而也可能是在韦皋接见之时，陆畅即兴所献的幽默游戏之作。从作为“首句曰”的“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来看，它是与李白之作一样，其主题句是重复的，也许它是某种程度的长篇之作。可是，即兴之作的可能性较高，又从现存陆畅的作品几乎都是七绝短诗的情况来看，这首诗或许就是只有十余句的古体诗。总之，这首诗是令大权在握的韦皋喜出望外，并赢得同座宾客齐声喝彩的作品。当然，就前提而言，蜀道难作为事实已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李白之作作为毫不怀疑的文学观点成为了言语化了的东西。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不太重要的陆畅和韦皋的故事里也出现了《蜀道难》，那就意味着在李白去世之后数十年的中唐之初，它已属于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也可能是被当做了轶事而从寓意方面被解读了。

韦皋和陆畅两者的立场虽然有所不同，但这个故事给人们留下的话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即进士登第前的年轻布衣陆畅与蜀帝王一样的韦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李白“难于上青天”垂直感觉的“难”和“蜀道易，易如履平地”水平感觉的“易”的首句反用，可知韦皋对眼前的年轻人有何要求，他应该是在瞬间有所感悟的。晚年的韦皋，陶醉于自己的善政之中，虽然他实际上所实行的是虐政，但这种具有二重性的善政还是需要他人给予宣传的。需要人们给予一个正当的评价，应该是当权者所特有的愿望。当韦皋和受他庇护和帮助的陆畅想法一致时，这个故事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就已经超过了诗歌的意义。显而易见，《蜀道易》完全是陆畅对韦皋的阿谀追随之作。正如前面引文（“朝廷……得释”）所说，韦皋去世后，其苛政受到朝廷的追究，由于陆畅的申诉，韦皋才免于被起诉。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说明陆畅并不是追随当权者，而是两人的思想存在着相通之处。

三、关于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

继之检索宋诗也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461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50首，包含“蜀道难”的诗歌有欧阳修、范成大、陆游、梅尧臣等8首。而明言“蜀道易”，不像陆畅那样的政治诗的用例也是有的。例如北宋晁说之《题杨如晦二画（之一蜀道图）》诗：“山钩树白何年岁，流瀑可听下无地。行人愁绝却无愁，始信宜歌蜀道易。”（四部丛刊续编本《嵩山文集》卷四）。这是一首为杨景字如晦所画的两幅画中的蜀道图所题写的题画诗。在本来应该是布满愁容的蜀道旅人的脸色中，却看不到愁色，这是一首超越时空、描绘如桃源般虚构世界的画赞，它与实际中的旅游和政治是无关的。然而这类的题画诗，可以说也具有“蜀道难”的反语“蜀道易”的意识。（注：附：晁说之，字以远。其人博览群书，通六经、善诗画。建炎三年(1129)七十一岁时去世。因杨景的经历不详，故二人交往的实际情况也无从知晓。）

再如在创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的同时，又长于纪行诗的南宋三大诗人之一范成大，字子能，他在赴蜀任职途中的几首描写蜀地风光的作品，就有表现“蜀道易”内容。如《再用前韵》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范石湖集》卷十四）“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卷十五）“万里归来蜀道易，四愁诗成湘水深”；《点心山》诗（卷十八）“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瞿塘行》诗（卷十九）“剑阁翻成蜀道易，请歌范子瞿塘行”等诗句即是如此。

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47岁的范成大作为广西经略安抚使赴静江（今桂林）就任，淳熙元年(1174)十月，他又作为了四川安抚制置使赴成都。当时他是从桂林北上，渡潇湘、过洞庭、穿三峡，于六月到达成都的。《再用前韵》诗与《甲午除夜，凭在桂林，念致一弟使虏，今夕当宿燕山会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用了同一个韵字，甲午除夕即淳熙元年的第二年正月。所说的“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是直接援用陆畅的诗句表现的，《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也同时作于去路。而《点心山》、《瞿塘峡》诗则作于了归途。赴任成都后，范成大因病而再三请求离任，淳熙四年五月，他如愿回到了故乡苏州。这时，幕僚诗友陆游等人把他送到了眉州。分别后，范成大登上了峨眉山禁不住诗兴大发。点心山即是位于峨眉山白水寺后面的一座山。正如“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所说的那样，归途是愉快的，峨眉山一带的风光令人流连忘返。继而在七月十九日，范成大来到了长江三峡（瞿塘峡），本来，三峡的艰险超过了剑阁，但因偶然涨水而变得容易通行了。《瞿塘行》诗（七言古诗，十六句）正反映了他这种归心似箭的心情。入蜀的两条艰险之路蜀道和三峡相比较。由杜甫的《夔州歌》可知比蜀道还要艰险的三峡，似乎是反倒容易通过。此处蜀道与三峡的对比，其难易的反转与陆畅原诗相比，或许可能是双重的反转吧。这首诗与陆游赴夔州通判任时所作《瞿塘行》诗“君不见陆子岁暮来夔州，瞿塘峡水平如油”的句子有相通之处。

总之，这些诗都是往蜀中赴任或从蜀中离任时所作，在纯粹的纪行诗中，虽然不涉及全诗的主题，但诗句却是作为自然描写的一环而吟咏的。蜀地长官范成大把自己的治蜀比喻成“蜀道易”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只是纪行诗比喻表现的一环而已。范成大已意识到陆畅“蜀道易”的反意，他对蜀地的认识由此也可略见一斑。（注：其它作品虽然没有明言《蜀道易》，但苏辙、晁补之、梅尧臣等人的诗中，实际上已表现了《蜀道易》的内容。）

四、关于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诗

到了明代，在陆畅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富有政治性的作品。例如明初一代硕儒方孝孺，继陆畅之后，作有《蜀道易　有序》（四部丛刊本《逊志斋集》卷二十四）诗。该诗序文217个字，正文70句（句读有所不同）、419个字，属杂言体古诗，其规模已超过了李白的《蜀道难》。

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

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

六朝五季时，王路嗟陆沉。

遂令三代民，尽为兽与禽，当时岂惟蜀道难。

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

今逢天子圣，贤王之德世所钦。

文教治飞动，风俗无邪淫。

孱夫弱妇怀千金，悍吏熟视不敢侵。

蜀道之易谅在此，咄尔四方来者，不惮高山江水深。

明太祖朱元璋为肃王建国功臣，把24个诸王作为藩屏分封各地，据《明史》卷一一七记载，洪武十一年(1382)，太祖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蜀王于洪武十八年驻凤阳，二十三年到成都。他和他的有军事才干的兄弟们不一样，是人德、学问、举止都较为出众的人物。在诸王中，只有他是按礼教思想治理蜀地的。

方孝孺在洪武十五年被太祖征召，他很早就受到了尊崇，在洪武二十五年(1396)，方孝孺被任命为汉中府教授，每日为诸生讲学而不知疲倦。蜀王闻其贤而招为世子之师，待以殊礼，并称其讲书之庐为“正学”。方孝孺目睹了蜀王之德治而作《蜀道易》，对其治蜀功绩大加赞赏。

序的开头在叙述了“昔唐李白作《蜀道难》，以讥刺蜀帅之酷虐”之后，作者表明了自己与陆畅为媚韦皋而轻浮地作《蜀道易》的思想有所不同，由于天子的圣德和蜀王的善政，天下变得太平起来，蜀道也变得通畅了，蜀地（成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所以作者才发自内心地称颂这些德政。继之的“臣才虽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时，白不敢望臣也”，强调的是自己所处的是强于李白的盛世。顺便提一下，方孝孺还著有《李太白赞》、《吊李白》、《题李白观瀑布图》、《题李白对月饮图》等诗文，他对李白是很敬仰的。正因为如此，与李白所做对比的发言，对方孝孺而言才更充满了现实性。

诗的首句是从“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难”开始，其变奏的“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蜀道之易谅在此”之句，在中间和最后出现了两次。在“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句之前，有几个平、上声交替的韵字，但主要押的韵是入声十一陌、十三职韵。在这之后，有几个去、入声交替的韵，所押的是上平声十二文、下平声十二侵韵。一首韵律的基调，从前半部分短重的入声韵，变化到后半部分平稳的平声韵。其间，序文趣旨内容所歌，基本与《蜀道难》的构成方式相同。开头“美矣哉”的“美”，为直接、肯定的赞美之语，矣、哉是感叹助词的重叠表现，它是与李白的“噫吁＠②”、一说是楚地的方言，表示绝望之念感叹之语的措词相类似。但整首诗的内容完全相反，表现的基调也是完全不同的。

“陆有重岩峻岭，万仞chán＠③天之剑阁。水有砅雷掣电，悬流怒吼之江关”的句子，描写的都是剑阁和江关（夔门）的句子，在“昔难”一句的简洁总括之后，接着又叙述了“自昔相戒不敢至，胡为乎今人操舟抹马，夕往而朝还。大圣建皇极，王道坦坦如弦直”的原因和状况。亦即作为前提是由于太祖实行了王道政治（与史实有异），所以才有了四夷朝贡、全土平安的局面。而个别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蜀王的德治和惠政，才有了“蜀地”的寿域之功。由于有了蜀王的儒教，以及理想的德治和安定民生、开垦治水的措施，才带来了交通的自由和人口的流入，进而才有了成都的繁荣和农村的发展。再如所述，由于蜀王实现了重礼教、振学术、兴学校、教民化方针，蜀地才有了象邹鲁一样的文教遗风。

方孝孺的理想主义政治认识，在“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一句中也有所表现。尤其是“当时岂惟蜀道难，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所表现的正是李白当时“难”的状况，不仅是蜀道，在全国也都如此。相比之下，现在的全国，尤其是蜀地，由于有了开明蜀王的德治，才实现了平安和繁荣，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方孝孺之作的最大特征，在于他对蜀地所唱的赞歌是发自于内心的。强调的是对主君蜀王的赞扬，对太祖和蜀王的赤诚使他这种政治信息表现得非常纯粹和强烈，就这点来说，诗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孝孺另外还有《蜀王赐宴浣花草堂怀古》、《次陶渊明诗韵谢蜀王》等多首感谢蜀王厚遇的诗，从中亦可见方孝孺对蜀王的一片真情。

不知为什么，这首诗在开始时被看成了单纯的阿谀追随之作，直到方孝孺死后，他的至诚才得到了证明。众所周知，方孝孺继承了宋濂的学术传统，成为浙东学派的领袖。在辞去汉中府教授之后，建文元年(1399)，针对太祖武治而采取儒教理想文治的建文帝一即位，立即让翰林侍讲、侍讲学士等文臣为新政发挥作用，直到篡位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的原因，才最后发生了悲剧。方孝孺被燕王强迫起草继位的诏书，他大书“燕贼篡位”而予以拒绝，结果惨遭磔刑。先是他妻、子自杀，两个女儿投水于秦淮河。继之九族和朋友、门生（合称“十族”）873人被处死，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几近灭绝。在由“靖难之变”而产生“壬午殉难”的悲剧中，方孝孺成了最为悲壮的人物。（注：关于此事参照《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和《明儒学案》卷四十三·方孝孺传，及檀上宽《永乐帝走向中华“世界系统”之梦》（讲谈社选书技巧，一九九七年出版）。）在方孝孺的传记中，通过阅读这篇《蜀道易》，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方孝孺最后为殉文帝而表现出来的赤诚之情和忠君之心。（注：参见《明史》卷一百一十七。）

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方孝孺的《蜀道易》过于理论化、抽象化、道德化，在诗歌的生命力应该是抒情性和逼真描写性这一点上，他是远远不及李白的。

五、关于郭沫若的《蜀道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出生的文学家、政治家、现代人郭沫若也创作了虽模仿李白的《蜀道难》，但趣意却发生变化的《蜀道奇》（发表在1961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注：此处的根据源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4》第317～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上）。这是一首10章、101行（851字）的长篇口语体新诗。诗题虽变成了《蜀道奇》，但在趣旨上，两者却有共同之处。

李白曾作《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视为畏途，今略拟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

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

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与鱼凫。

日浚月削凿深崖，凿成三峡之水路。

（略四章）

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

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利州江潭传是金轮感孕处，浣花溪畔尚有工部之故居。

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使人听此心颜朱。

足见江山自古不负人，人亦未肯江山负。

（略一章）

蜀中夫如何？气象同昭苏。

民食为天有基础，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

轻重工业按比例，交通网脉如蜘蛛。

开建成渝、宝成、成昆诸铁路，促使西南四塞之域成通衢。

江轮增加千万吨，懋迁有无事吐输。

莫言“黄鹤之飞不得过”，神鹰铁翼开运途。

莫言“猿猱欲度愁攀缘”，东风轮下峨眉俯。

三峡况将成水库，人定胜天目可睹。

于时万吨之轮可以直抵渝，于是发电之量可以直送拉萨和淞沪。

君不见，铁有攀枝花，煤与煤气亦何富；

砂金、铜、锌、磷矿石，遍地宝藏难计数。

又不见，民族和雍载歌舞，埙箎协奏遍乡都。

马、扬、李、苏其辈出，冰、翁、亮、照其如林中之树株？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蜀仅一隅耳，一隅三反见全部。

祖国光芒耀千古，方今时代万倍超唐虞。

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

全民壮志世无俸，行将超越必然兮进入自由之疆土。

人人齐喝《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抒，万岁万岁长欢呼！

首先，诗题的“奇”具有罕见、特殊、非常之意，多用于肯定的评价。开头的“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及鱼凫。……”是这首诗的开始，第六章和第九章反复提到的“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一句，为这首诗的主题，它展示的是蜀之奇观壮美。作品虽然对与蜀地有关的历史人物五丁、李冰、司马相如、扬雄、诸葛孔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的历史功绩做了再评价，但他所歌颂的是经过长征和革命，依靠人民力量所形成的新中国的伟大疆域，对现代全川的壮观景象给予了称赞。可以说，这首诗是献给人民中国的一大赞歌。郭诗的趣旨在肯定、歌颂蜀地的人杰地灵即是肯定、歌颂新中国这点上，是极富政治意义的。附带说明的是，近代所修的川陕公路建成于193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又在这条公路的西侧修建了宝成铁路，因而使得自太古以来人员物资的往来变得更加容易。此外，第八章所说的有关三峡大坝的预言，目前正在施工，作为世纪目标和现实的吻合，它所带给人们的回味是悠长的。

其次，写作这首诗时的郭沫若，看起来还是有所选择的。（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活动，参照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下第1159～11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建国后，郭沫若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外，还担任各种外交使节团的团长等，在政治、学术、文学、艺术各领域也担任了众多的要职。他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繁忙充实的。郭沫若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是与这种高扬的精神相适应的，这首诗表现了当时的郭沫若对故乡四川和祖国的毫不掩饰的感慨心情。对出生在现在乐山市沙湾地主家庭的郭沫若来说，蜀地是他反抗封建制度、经历辛亥革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所以，他由称赞四川的发展，进而称颂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从建国12年后当时的社会氛围和郭沫若的地位来看，郭沫若的称赞肯定是发自主观内心的。（注：附：郭沫若的这首诗，即使是现在仍保留在当地人民的意识中，如《西南旅游》总第三十九期（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所刊登陆宣、光韶的《蜀道美》，便是这类赞扬蜀道的文章。）

然而，作为文学家、学者、政治家的郭沫若尽管影响巨大，但以今天的眼光来冷静看待他的作品的话，他对新中国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奉迎追随感仍是不可否认的。就诗歌而言，与抒情性、艺术性相比，现实性的政治味道如果较浓的话，那么就会更富于宣传性了，因此评价作品也应该放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才会言之成理。

六、结束语

以上概括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并对其诗和背景以及诗人的传记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以下几点是需要指出的。

每个作者的诗作，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差异。首先，作为诸例的共同外在要素，作者基本上都是和蜀地有实际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作为布衣漫游过蜀地，或是朝廷派往蜀地的官僚和学者，或是故乡在蜀地，总之，他们都与蜀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诗型上来说，虽有长短两类，但印象最深的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的长篇作品。大概方孝孺和郭沫若两人都感觉到，不用像李白《蜀道难》那样的长篇诗体，就不可能全面地描写物产丰富并且以中原人眼光看来是充满神秘性的蜀地庞大而复杂的地理空间。

其次，从作品主题的研究上看，自然只有李白《蜀道难》的主题解释史是与此有关，关于《蜀道难》的主题即李白的表现意图，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成定论。尤其是“剑阁峥嵘而崔巍”句以下的政治寓意性及其事实根据，早已成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主要说法大概有近十种。古典之说，以承认其政治寓意性为主；而近人之说，则不承认其特定的“寓意”，如送友人王炎赴蜀，歌颂蜀土故乡山川的壮丽奇险等说法就是如此。（注：参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第25～36页（载《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松浦友久《李白乐府论考》第298～303页（载《李白研究》第七章，三省堂，一九七六年出版）。）

在这种主题解释史中，《蜀道易》的作品系列处于了什么样的位置呢？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范成大和一部分宋诗始终是以纪行诗的角度而产生联想转换的，这些作品和陆畅及方孝孺、郭沫若等人的政治性极强的诗混在了一起。因此，在解释史上，政治寓意性有无的问题，能够反映出各个诗人对李白《蜀道难》主题的解释倾向。

李白的四言诗范文第4篇

阅读唐诗之余，发现唐代诗人的名号极为丰富，可谓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除“名”“字”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的称号，当然各有其来历及意义。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字，也叫“表字”，它是根据人名的词义另取的别号。可见古人的名与字在含义上是有一定关联的。除此之外，唐代诗人的称号大致有两大类。一大类是自己称的号，叫“自号”“别号”；另一大类是别人称的号，一种是“绰号”，另一种是死后别人赠的“谥号”。这里首先谈自己称的号，通俗的讲就是“自号”。一般说来，取自号的诗人，大都是用自号来寄情托意，或则见性知人。它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形。一、纯粹是自我性情、志趣的表露。元结，自号“浪郎”“浪士”，他从小喜欢浪游各地，取此自号意为不忘爱好之故。可朋，则自号“醉髡”，其好酒性情表露无遗。此外还有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秦系自号“东海钓客”，陆龟蒙自号“江湖散人”等。二、以山水、地名取号，意在寄托乡情乡思。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是因为他幼年随父迁居四川青莲乡，又常喜与采莲人一起交谈。罗隐，自号“江东生，”因他是余杭人，属江东之地，故取地名以寄托情思。另外还有袁皓自号“碧池处士”，李涉自号“清溪子”，卢仝自号“玉川子”，刘叉自号“彭城子”，朱湾自号“沧州子”等，都与此类同。三、地名与自我性情的合二为一者更多。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他晚年还乡为道士，又好饮酒，兼家住四明山，故取此号。杜甫《饮中八仙歌》列他为首：“知章骑马似乘船，酒酣落井水底眠。”李白也在《对酒忆贺监》中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贺知章爱饮酒喜放狂的性情跃然纸上。李瑞，他辞官隐居衡山，爱其地清幽，而与自己幽隐志趣相同，于是“衡岳幽人”的自号应运而生。除此还有刘长卿自号“随州钓徒”，顾况自号“华阳真逸”，杜荀鹤自号“九华山人”，卢照邻自号“幽忧子”，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等。四、表达诗人的志向及气节。黄巢，目睹唐的黑暗统治，自号“冲天大将军”，寄托了他对唐统治者的切肤之痛，也表达了他强烈的反唐情绪。后来他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大齐国，使其志向得到了实现。其次谈一下别人称的号。别人取得“绰号”，一般具有谐谑的风趣，无论是表尊敬或表轻视，都不如自号庄重一些。在各类称号中，此类最为复杂。兹将之归纳如下。一、习惯称。诗人以自己作诗习惯闻名于世，而为人以此相称。骆宾王，因他写诗喜欢用数字成对，时人给他雅谑的称号“算博士”。温庭筠，因其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还有唐求，因其作诗“有所得则将稿捻为丸,纳入大瓢中”，为后人称为“诗瓢”。二、形体或性格称。诗人因自己的形体特征性格特点而得名。李绅，他长得短小而精悍，故人们谑称为“短李”。苏味道呢？他处世圆滑，曾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故人们以“苏模棱”嘲之。三、官地称。以诗人做官任职的地名相称，格式为“姓+官地”。柳宗元，曾在柳州做过刺史，人称“柳柳州”，岑参，曾在嘉州做过官，人称“岑嘉州”。另外还有，韦应物人称“韦苏州”，刘长卿人称“刘随州”，韩愈人称“韩潮州”等，均如此。四、官衔称。以诗人做过的官衔相称，格式为“姓+官衔”。此类称号较多。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此外还有李白称“李翰林”，张籍称“张水部”，郑谷称“郑都官”，白居易称“白太傅”，高适称“高常侍”，贺知章称“贺秘监”，张旭称“张长史”，刘禹锡称“刘宾客”，贾岛称“贾长江”等，这就多了。五、籍贯称。以诗人的祖居或出生地相称，格式为“姓+籍贯”。如柳宗元，是唐代山西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人称“孟襄阳”。六、特长称。以诗人在某些方面的特长而称呼。刘长卿，因长于五言，人称“五言长城”。王昌龄，擅长七绝，世称“七绝圣手”。七、有的是针对诗人诗歌明显的倾向和风格而言。“诗仙”李白，年青时就才华横溢，刚到长安就被老诗人贺知章赞为“谪仙”，称他是天庭降落到人间的仙才。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昔年有狂喜，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些都是说明李白的诗神奇、飘逸、豪放、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诗仙”则是李白性格和诗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写照。此外还有杜甫的“诗圣”，孟郊的“诗囚”等称号，都是针对他们诗歌的明显特征而言。八、更有趣的是有的诗人以诗或诗中佳句赢得声名。赵嘏的诗《长安秋望》名重一时，更因诗句中有“长笛一声人倚楼”的佳句，为他赢来了“赵倚楼”的称号，郑谷时称“郑鹧鸪”，是因为他以《鹧鸪》诗著名。另有崔钰人称：“崔鸳鸯”，许棠人称“许洞庭”，韦庄人称“秦妇吟秀才”，都是这方面的原因。九、也有两人或多人合称的。王维和孟浩然都以山水田园诗著名，合称“王孟”，高适和岑参，则以擅长写边塞诗出名，合称“高岑”，此外“郊寒岛瘦”是孟郊、贾岛的合称。“元白”是指元稹、白居易，“皮陆”是指皮日休、陆龟蒙，“韩柳”指韩愈、柳宗元，“初唐四杰”是指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文章四友”指杜审言、李峤、崔融和苏味道。此类例子在唐代还有许多。十、有的称号是用以区别他人的。杜牧，人称“小杜”，以区别于“大杜”杜甫。李商隐，人称“小李”，则是区别于“大李”李白。最后，谈一下“谥号”。封建帝王把爵位赐封大臣，依其生前事迹，死后赐“谥”，用来指陈死者的善恶，但大多是歌功颂德。韩愈，死后被谥为“文”，世称“韩文公”，充满了对他的尊重敬仰意思。贯休，则因他名望很高，为前蜀王刘建优礼相加，赐号“禅月大师”。值得指出的是，在唐代还有一种私人“谥号”。如孟郊死后，韩愈为赞扬他贫且艰的性格，私谥为“贞曜先生”。方干，则被门人私谥为“玄英先生”，称赞他是通玄入妙突出的人。值得补充的就是，有的诗人称号有许多，自号、绰号、谥号兼有二到三种，有的还和他人有合称，更增添了其称号的复杂性。例如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绰号“李翰林”、“诗仙”，又是唐代“大小李”中的“大李”。韩愈，绰号“韩潮州”，谥号“韩文公”，又是“韩柳”合称中的“韩”。以上所举，仅是唐代诗人中少数的例子，但唐代诗人称号的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一斑。

李白的四言诗范文第5篇

摘要：本教学设计侧重“读”在本教授本诗歌时的具体操作，如何进行“初读、再读、深读和回读”呢？

【设计思想】

《蜀道难》作为经典名篇，选在苏教版语文必修四“笔落惊风雨”这一专题下“诗从肺腑出”板块中。“诗从肺腑出”萃集了唐代代表诗人的四首诗作，另外三首是《登高》《琵琶行》《锦瑟》。学习这些诗歌，主要是初步尝试欣赏诗歌，在文本研习的过程中体验诗人的不同诗风，从而把握诗人的人生情怀。欣赏诗歌，首先是加强朗读体验，朗读是入诗境、品诗味的一把钥匙；其次，还要努力建立诗歌文本与诗人气质以及诗人风格之间的联系。朗读体验是审美直觉过程，建立联系是深度探究的过程。前者强调的是欣赏某篇作品，后者更倾向于欣赏某类作品。学习《蜀道难》，目的是从这首诗歌的欣赏品读中读出李白的个人气质和诗歌风格，并把握诗歌内容、诗歌章法特征与诗人气质之间的联系。

【教学目标】

1．读懂诗歌，读出诗人气质，并把握诗歌内容与诗人个人气质之间的联系。

2．欣赏诗歌，读出诗歌风格，并把握诗歌章法与诗人个人气质之间的联系。

【教学时数】2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初读诗歌识“仙”人

对于李白，有人这样评价：“子，谪仙人。”这是谁评价的？（贺知章）这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出来的？请同学结合课文注释说说。

明确：当李白昂首阔步走进长安，当时的文坛泰斗贺知章读到了他的《蜀道难》，情不自禁地发出了那一声惊叹。这一叹可谓震动了整个盛唐，成为千年一叹。从此，李白便有了另一个别名———“诗仙”。贺知章由诗识人。这也是后学识人的一个有效视角。读作品，往往可以读出一个人。

学生自由初读诗歌，看看各自能读出怎样的李白？用一两个词语说说自己的阅读感受。再听名家朗诵，比较自己朗读与听名家朗读的不同意味。我们朗读时与名家相比，缺少些什么？（节奏，气势）从名家朗读中，我们感受到《蜀道难》具有怎样的特征？诗作传达出怎样的诗人气质？（大气磅礴，豪放不羁，自由飘逸。）这是诗歌带给我们的直觉，是初步审美感受。

二、再读诗歌品“仙”味

其人为“仙人”，其诗定为“仙诗”。接下来再读诗歌，进一步感受《蜀道难》的“仙”味。

（1）个别学生朗读。我们怎样才可以读出点味道？根据各自的朗读特点，一起讨论该诗的朗读处理技巧。要求：在朗读过程中尽量还原话语语境，展开想象联想，尽可能地联系诗人的人生经历或者诗人的一般情怀。

学生交流，老师总结。

明确：李白把自己的个性气质融入诗歌中，形成行云流水般的抒情方式，给人一种奔腾回旋的动感。这种动感，表现为句式的参差不齐、错落有致和韵律的跌宕舒展。诗起雄放，感情强烈，朗读时气足声响。接着句式渐趋整齐，朗读七言句时，刚柔相济，气满声沉。此诗三言、四言并用，朗读这些句子时要气促声短。收尾句，要读得深沉有力，余味无穷。

（2）你在朗读的时候，哪些地方最能给你震撼力？把你获得的那种震撼力说给大家听听。可以从诗歌带来的画面感、音乐感以及表现诗人情怀等多个角度去体会。

学生谈体会，老师小结。

明确：诗歌一唱三叹，极言蜀道之“难”：一叹蜀道之高险，二叹蜀道之惊险，三叹蜀道之凶险；一叹惊讶突兀，二叹畏惧发愁，三叹无奈作罢。一唱“三叹”使得历史上最自由、最浪漫、最富于激情和天才的诗人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如果说“三叹”是丝线的话，那么串起的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和一幅幅极具浪漫色彩的画面则是珠宝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开山辟路的艰辛、历史的幽深、异域的神秘等这些美丽的神话最动人的传说带给我们无穷的遐想。“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五壮士开山而死的神话使蜀道在瑰丽的神奇的色彩中又多了一份凝重庄严，悲

壮、浑厚。“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在古蜀国，杜宇化成的子规声声，凄美迷转，蜀道的艰险，色彩的绚烂，跃然纸上„„这一个个历史场面，逐一在诗人脑海中升腾；一幅幅险峻的蜀道图景，逐一在诗人眼前叠加。诗人拿这一切连同他自己一次次地撞击着我们的心，让我们随之激荡，惊奇，诧异！

三、深读诗歌悟“仙”道

问：李白的诗歌为什么能给人不一般的心灵震撼力？

李白诗“仙”，超凡脱俗，不同一般，主要在于诗人的仙人气质。这仙人气质全表现在他的诗中，比如，章法字法、诗歌体例（句式特征）、内容取材、修辞运用等。诗人无不借助这些表现自己的豪放不羁，自由飘逸。

学生自由组合分为四个小组，从中任选话题角度进行阅读探究。然后，小组代表发言并记录，供作其他同学的学习材料。教师在小组发言前后相机展示自己的思考路数与学生交流。

（1）章法字法

《蜀道难》原是乐府诗《相和歌辞·瑟调曲》的旧题。在章法上，李白的这首诗沿用古体，一唱三叹。在诗歌开头、中间与结尾部分，诗人分别用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等诗句来肆意宣泄内心情感，不掩饰，不矫情，任其奔涌，何其洒脱。

问：仔细的同学会发现这“三叹”的句子在每一部分出现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们分别出现在每一部分开头、中间和结尾，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明确：与《伐檀》和《硕鼠》比较着读，我们发现《蜀道难》突破了类似《伐檀》这类古诗一唱三叹的章法特征，平实中见变化。如果只在每一部分开头“重章迭唱”，纵然结构谨严，感情真挚，也难免有板滞之嫌。凭着李白自由洒脱的个性，在章法上自然追求自由变化。

在字法上，《蜀道难》开阖自如，平中见奇。比如，开篇第一句“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三个叹词叠加，可谓大手笔。除了李白，恐怕再也没有哪位诗人敢如此运用。这三个叹词，把蜀道之高险带给诗人的内心感受一次次地翻腾出来，无法掩饰，也不能掩饰。三个叹词，足见诗人豪放自由的性格。再如“危乎高哉！”，“危”就是高的意思，两个“高”放在一起，累赘吗？不！诗人还没来得及落笔，高峻的蜀道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了，所以情不自禁地慨叹：蜀道好高好高啊！情到张扬处肆意张扬，这就是李白。

（2）诗歌句式

比较阅读，体会不同的句式在表现内心情感与表现诗人气质方面具有不同的表达效果。

原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翻译：黄鹤尚且飞不过，猿猱想越难又难。青泥岭上多盘旋，百步路途九折弯。摸着星宿屏住气，捂着胸口长叹息。您游西蜀何时还？高峻险恶实难攀。群鸟围着古树号，雄飞雌从在林间。月下杜鹃声声啼，哀怨凄绝满空山。

原文：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改文：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关万夫莫开。所守匪亲化狼豺，朝避猛虎夕避蛇。磨牙吮血让人怕，杀人如麻休管他。锦官城里虽云乐，不如今日早还家。明确：翻译或改文追求句式整齐，字数统一，还注意到押韵。读来比较上口，但拘泥字数，行文干瘪。原文则格式节奏上没有约束，也不讲究平仄，字数自由灵活，参差不齐，随时变韵。大开大合，随情所需，随感而写，随性捻来，自由洒脱。句式选用也可以说是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的外化，这些变化不一的句式本身就如险峻起伏的蜀道：高可高到手摘星辰，低则低至冲波逆折之回川。

（3）诗歌取材

诗歌选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找出并说说这些神话故事与李白的“仙人”气质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明确：蚕丛鱼凫的开国神话，五丁开山神话，六龙回日神话，子规啼血神话。有的神秘莫测，有的悲壮惨烈，有的瑰丽神奇，有的凄美迷转，有的色彩绚烂。在李白的情感世界里，神话传说唾手可得，俯拾即是。一个个神话传说与李白的精神世界黏合紧密，诗人与各种神话连通一气，诗人本身也成了一个神话。神话使诗歌富有飘逸之气，神话也使诗人充满飘逸之象。神话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深沉最瑰丽的童年梦，也是李白的梦，也是李白自由的魂。《蜀道难》缥缈、靓丽的神话其实就是李白自由之魂的外化。

（4）修辞运用

诗歌创作时，李白最擅长运用的修辞手法是什么？（夸张）回顾曾经学过的李白诗歌中运用夸张修辞的诗句。比如，忧愁时：“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寂静时：“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叹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写友情：“桃

花潭水深千尺”。写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在《蜀道难》中哪些诗句运用了夸张手法？运用这种手法有什么表达效果？与诗人的“仙人”气质有什么联系？

明确：①与青天比高：“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②与岁月比长：“尔来四万八千岁”。③有鸟道，无人道：“西当太白有鸟道”。④手可摘星：“扪参历井仰胁息”。⑤惨烈蛮荒：“磨牙吮血，杀人如麻。”⑥蜀道高危：“黄鹤不飞，猿愁度。”诗歌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写诗人面对蜀道的个人感受，极写蜀道之高险、惊险与凶险。采用夸张手法，是宣泄诗人奔涌的内心情感的需要，是典型的自由情怀，洒脱气质。

四、回读诗歌明“仙”理李白其诗豪放飘逸，李白其人自由洒脱。这自然与他所处盛唐的历史背景有必然的联系，但盛唐造就的“诗仙”也只有一个李白。李白是一位说不尽的诗人，更是一位道不完的“仙”人。认真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另选角度，以“李白具有如此非凡的人格魅力、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开头，并按照以下句式写一段话，说说自己阅读诗歌后获得的启示。

李白具有如此非凡的人格魅力、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巨大的政治理想与极度的政治自信。李白胸中的盛唐气象，是山登绝顶我峰唯我独尊的霸王之气，是力图海县清一的凌云壮气，是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耿介骨气，是平交王侯、藐视权贵的傲然正气，是飘飘然羽化登仙的神仙气，是拔刀相助的豪侠气，是以诗文纵横天下的飘逸之气。（选自康震的《品李白》）

五、课堂小结

品读诗歌，当你渐渐喜欢上这首诗时，才证明你真的读懂了它。李白诗歌的“仙”味，全在于诗人的精神世界，是他对自然世界的惯常看法。李白诗歌创作之“仙”道，是诗人精神世界的必然外化手段。诗人娴熟的技法与豪放不羁的情怀相碰撞，便创造出杜甫所赞誉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不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