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篇

摘要：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西方社会的一些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西学的传入既冲击了晚清的腐朽统治，同时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也冲击了社会生活，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婚姻观念对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引起了该时期国人婚姻观念的变化，推动了中国由古老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西学东渐；文化交流；婚姻习俗；变迁

自古以来婚姻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传入，各派大力宣传要求变革传统婚俗的主张。以王韬为首的早期维新派通过对乡里小民和西国夫妇现实比照，指出一夫一妇是家庭和睦的基础，而家庭和睦又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因此反对一夫多妻的习俗。[1]清政府通过“预备立宪”修订法律，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了一些变通，如废除不许“同姓为婚”、“良贱为婚”、“满汉为婚”的禁忌，规定“订婚须经父母允许，但男逾三十，女逾二十五者，不在此限”，这对其他阶层在各方面进行变革无疑起到了通行证的效应。留洋学生的直接观察和感受，也为欧风美雨对中国婚姻观念和习俗的浸染起推动作用。他们的思想在接受西方文明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切身感受上受到自由择偶恋爱，并大大推进了近代婚姻礼俗的变化，促使中国婚姻礼俗从传统走向新的变革。[2]

一、主婚权的转变

中国传统婚姻习俗中，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这两个条件无法形成合法的婚姻。因此男女双方即便已有心爱之人也没有自主选择权，严重影响了婚姻的幸福程度。随着西方习俗的传入，晚清时期虽然婚姻的确立仍然需要有“父母之命”，但是必须得到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办理次序，先由男子陈志愿于父母，得父母允准，即延介绍人请愿于女子之父母，得其父母允准，再由介绍人约期订邀男女会晤，男女同意，婚约始定”。[3]随着西学的深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男女开始通过报纸征婚，使传统婚姻向近代婚姻又迈近了一步。1902年6月26日和7月27日，在中国南北最开明的两份大型日报―天津《大公报》和上海《中外日报》上相继刊载了由同一人求登的一则征婚广告。1905年，留日学生王建善也在《时报》上登载的征婚广告中则直接公开说明本人的基本情况，而对女方的要求则只字未提，相反却提出了“女同志”可以以通信的方式进一步了解男方并最终确定是否缔结姻缘。这些新的形式的出现和推广使得婚姻的主婚权由当事人掌握，是传统婚姻习俗向近代化不断转变。

二、婚礼程序的转变

中国传统婚俗必须经过三书（聘书、礼书、迎书）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繁琐的前期准备，而婚礼当天又要完成迎轿、下轿、祭拜天地、送妆、洞房等几十项事情，而且出嫁仪式、时间、方位、婚礼当天穿戴等禁忌也要一一遵从，婚姻本本是人生中的一大喜事，但这些繁文缛节却使双方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于是人们开始倡导婚嫁习俗简单化，文明婚礼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模仿西方婚礼仪式的色彩。例如当时在天津，“巡警公所行政科长朱植君聘定徐龄臣先生之女公子为室，于昨成婚。届时大宾先至女家，嗣新郎乘马车行亲迎礼至女家，见礼后，偕新人各乘马车回望河楼公馆，当众行礼。毕后，即延宴e客，不唯野蛮风俗概从摒弃，繁文缛节亦皆删除，似此节省简易，凡我津人大可取法”。[4]之后，西式婚礼已成为社会所认可。虽然文明婚礼俗保留了传统婚礼的痕迹，但中西文化相互交流形成的新式婚礼习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同时如此删繁就简的婚礼程序更是对传统婚俗的巨大冲击。

三、观念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不同等级、种族之间不能通婚，否则就违背了祖宗之法，严重的等级观念束缚了人们对幸福婚姻的追求。传统婚俗中丈夫死后，妇女不得再嫁；即使婚姻关系再不幸也不得向男方提出离婚，封建法律规定男女离婚条件的“七出”更是把妇女变成恪守封建以履行其肉体义务与操持家务的机器。结婚、离婚、夫死在嫁，或不嫁，本该绝对自由，人们追求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不允许他人横加干涉，婚姻的基础是男女双方的相爱，一旦这个基础破坏，离婚或者是再婚的自由是无人可以干涉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独念旧好，或商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女在蘸，绝不为社会所轻。”[5]1904年，广东顺德县霞石乡女子梁保屏，在为她死去的未婚夫守寡八年后，与顺德城内艳真居照相店主陈j生结识，双双赴香港登记结婚，表达了她与死人成亲的痛苦和对新生的向往，这些被传统婚姻习俗定义为“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当时经常存在，可见时代风气的转变。

总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人排斥到逐渐接受西学，虽然这一过程并不是十分顺利并曾存在过与偏激的态度，但从整体来说，西学东渐下文化的交流融合已成为主流的过程，对中国社会生活、民俗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的习俗也在这一过程由传统不断向近代化迈近，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56.

[2]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礼仪・乡情・宗教[M].上海：科学出版社，2001：73-74.

[3]徐柯.清俾类钞（第5册）・婚姻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借词；中外文化；交流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地不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借词反映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古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更为丰富，如：维他命、吗啡、盘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夹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于汉代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各种异域物产的借词，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上古书中。例如：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桃国而来。扑桃字应作“扑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

二、借词反映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化艺术，包括舞蹈、音乐、体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时期，这方面的交流已相当活跃。古代借词，如波罗球（一种马术球戏）、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现代借词，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扑克、卡拉OK、舞厅等。

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琵琶――《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此为名。”它与今天的乐器琵琶的形状似不相同。

三、借词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国界，宗教文化更是冲破国界，在世界各地自由传播开来。古代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汉语中有大量借词源自印度佛教语汇，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灾八难”等。近代汉语借词，如基督教、也里可温、伊甸、耶和华、撒旦、夏娃、亚当、教堂、伊斯兰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译作“迦沙曳”，梵文音译词。唐代《玄应音义》对这个词的字体变化作了介绍，“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译词，也译作“药叉”“夜乞叉”，佛教认为夜叉是一种吃人的恶鬼。不过，夜叉的种类有好几种，有一种夜叉是护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后来只有空间概念，成为汉语的习用词。

四、借词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便与西方进行过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便是一个证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使近代汉语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词。如机器、几何、风扇、重心、螺丝、地球、齿轮、比例、起重、测量、曲线、自动、数学、标本、赫兹，等等。

总之，借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记录，它为我们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

参考文献：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华文明 汉字文化圈 交流 融入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Exchange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GUO Huij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Long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e Japanese peninsula of it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n its own soil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broad and sustained communication and blend. This exchange and blending continued for long years, from government to civil society, from culture to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a new element of their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exchange; integration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远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与中国的交流。郭沫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曾作过《沁园春》，词的上阕短短的几十字道尽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一直延续的进程：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岂等寻常。

中日文化的交流包括了从上古一直至今的漫长岁月，几乎是从有文字记载就开始了交流，但是，总的来说，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日本经历了从全盘吸收到消化改造的阶段，逐渐慢慢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近代伴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化，中日交流多倾向于中国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交流更是扩大到整个民间。下面的几个史实证实了中日文化交流：

1 源于上古的中国移民进程――徐福东渡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琅琊人。据历史记载，他曾经两次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仙。在最后一次，他带数千童男女及五谷、百工等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其所到之处，都播撒下中华文明的种子，促进了当地的文明进程。他最终成功东渡日本，比郑和下西洋早1600多年。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条载：“齐人徐市(f，即徐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条又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这是中国古文献记载徐福东渡故事的起始。而最早肯定徐福到达日本的记载见于五代后周时的古籍《义楚六帖》。该书《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据历史记载，徐福东渡不仅仅把百家著作传递到了日本，还通过这一行动使中华文化在日本得到延续。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做了一首诗歌《日本刀歌》，全诗如下：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诗中不但肯定了徐福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所造成的积极影响，而且还第一次把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间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书之前赍书东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国失佚的《尚书》百篇。并且，日本学者铃木贞一通过潜心研究据说是中国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甚至统计出徐福当年携带到日本的书籍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认为这大致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2 盛唐风气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到九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由于唐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唐朝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中心，威名远扬，远到欧洲近到亚洲周边各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日本出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先后向唐朝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远，实属空前，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高潮。

遣唐使在中日交流史上贡献巨大。首先，他们引进了唐朝完备的典章律令，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并且据《大日本史》123卷记载，公元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其次，他们汲取盛唐文化，提高了日本的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带回大量的佛经汉籍，诗词歌赋，并且在日本上下形成了学习汉唐诗歌的风气。在八世纪中期，日本编纂了第一部书面文学集《怀风藻》收入了日本汉诗人的120首作品。其中有241处引用中国诗歌作的典故与诗句，有40余处模拟中国诗的句式。

此外伴随着各种典籍和律法的引进，日本人的生活习俗中，如衣食住行、体育、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例如，在穿衣方面，日本的民族服装和服，就是在中国唐代服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就连同和服配套的木屐和草履，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秋千、围棋、茶道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音乐、雅乐及能乐与唐代音乐也有密切关系。

说到唐代中日的文化交流，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字又称晁衡，字仲满。他在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成为早期的日本留学生。经过近十年的苦读，他不仅入了中国户籍，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出仕唐朝。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和阿倍仲麻吕交情深厚，听说他要回国的消息后还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的名诗。在诗歌中追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日的友好往来及与其的依依惜别之情。

3 结语

文化的交流不是单方的。日本在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其民族文化进行了创新和改造，在语言、文学、风俗、文化上形成了与中国相似但有有别于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后来也传入了中国。

由于篇幅限制，中日文化交流其它的大量史实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从文化方面来谈，其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向外的延伸性，当然，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而言，两种文化一旦形成“交融”的关系，那么这种“交融”或者“交流”总是双向存在的。但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的“势”的不同，因而便造成交流过程中“量”的不一。其实早在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时，日本的文化业也传到了中国。日本特有的文学形式“和歌”，大约在8世纪就开始传入中国。从16世纪后期开始，中国文坛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到了明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日本的著作“寄语”。到明代万历年间，编纂《日本考》（或称《日本风土记》）艺术，其中收入日本和歌51首，另外还收入了日本人写的汉文和汉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还根据“寄语”中的词汇，用假名创作了《日本灯词》一幕五首曲牌。但是从文化发展的整体来说，古代中国文化由于其强大的“势”融入到了现在日本的文化本体之中，而日本文化却未能向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等那样，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构建成中国文化的新元素。

参考文献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关条约》；重庆；对外交流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借用近代甲午中日战争后签署的《马关条约》打开重庆大门一事，梳理重庆地区与日本的交流状况，厘清该条约对近代中国影响，为历史教育教学提供助益。

二、《马关条约》签订背景及对重庆的影响

1.《马关条约》选择重庆的缘由

《马关条约》签订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赤间关下P市马关港。根据《中日甲午战争史》记载，李鸿章当年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七次谈判，最终，在日本的强权力势下，清政府以求自保，这个条约双方签字。条约签订后，在中国社会引发强烈的反应。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深重的灾难，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陈旭麓先生曾说：马关条约的签订促进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长期战争的失败，给人们带来了警悟以及理性的思考，各个阶层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苏醒，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活跃，更包括了统治阶层顽固分子对洋务的接受。重庆，作为一个身居内陆的城市，一样受到列强势力的侵入。日本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了长江边上的山城――重庆。细看，日本所开的城市，沙市、重庆、苏州、杭州，这其中，苏、杭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而沙市、重庆这两个则是内陆城市。这里面，1890年3月31日，英国强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文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那么日本为什么要选择这座城市开放并要求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呢？

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口，曾一度作为西南地区以及长江沿岸的重要政治军事据点。在古代时期，由于重庆和附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川西平原和嘉陵江中游地区，社会和文化也随之落后，常常被作为流放罪犯之地。经过隋唐和宋朝时期的开发，重庆才开始向人口密集，商业繁荣渐进。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前期，是重庆城市形成的重要阶段。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清的“人口西迁”，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国家政策的放宽，使四川地区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方面。当时重庆作为长江航线的重要枢纽，作为长江交流主干道和上游的商品集散中心，它所散发的这个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同时，长久以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重庆在商业方面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更多的商业移民的涌入，使得重庆的农业化因素逐渐少去。因而重庆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商业城市。它在地理上具有不可比拟的水运优势，通过对两江的开发，它运用自己的转口贸易优势，在长江流域各城市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也正是这样在政治军事和商业方面的优越地位，使西方列强对它的注意力逐渐提高。开辟重庆市场，是他们占领西南内陆的关键性一步。这样强大的吸引力同样也使日本在甲午战胜后，要求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同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对重庆这个重要战略性地区，各国都积极争取。19世纪60年代，英、法等国先后四次进入重庆境内探测、巡行、搜集水文航行及矿藏资料等，企图令重庆通航进而使之开埠。1867年英国提出，1981年，英国在重庆设立海关，这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日本仍不满足在重庆取得的开放，并要求建立领事馆和工厂，并用片面优惠待遇取得英国已取得的特权。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重庆的地位及其重要性。《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后，从此大量的洋货得以逆川江而上，涌入四川重庆。最终实现了英国在之前并未取得的利益特权。

2.马关条约对重庆的影响

（1）商业贸易中心向综合经济体转变

从商业贸易中心向综合性经济中心转变是重庆被开放后的另一个结果。日本设立的工厂填补了重庆近代工业的空白，其中，火柴业便是一个显例。随着这些手工工场或近代工厂的大面积建立，随之带动的是重庆地区近代金融业的产生和教育、大众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这使重庆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单纯的商业贸易中转中心向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等综合性经济中心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和信息中心转变，呈现出日益近代化的趋势。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重庆的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快速扩张。飞速壮大的实力，才使得重庆最终建市（1929年）。

（2）激发民族意识觉醒

在日本势力入驻重庆时，重庆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人民的民族意识一点点觉醒，重庆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思想文化诸方面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甲午后在全国掀起的维新思潮在重庆的传播更加深了文化领域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重庆也因此成为四川维新思想和维新活动的中心。宋育仁就最早在重庆推崇维新变法、宣扬维新思想，为此创办了川渝第一份报纸《渝报》。1896年，宋育仁被派到重庆总理商务、矿务等事。其目的在于“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主张“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渝报》刊发了大量时论文章，疾呼救亡图存，宣传维新变法，从最初便连载发表宋育仁所写《时务论》作为该报主题。《时务论》批评洋务派官僚“舍本而逐末”，又抨击封建顽固派官僚“妨贤病能而不恤国家之急”，提出学习西方定天下之疑，统一思想定变法维新的大计。《时务论》还提出了“君民共治”的主张，推崇西方的两院制，主张改变君主专制制度，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要求实行议院制，“选士于商”参加政权。《渝报》既刊载国内的变法消息和维新主张，又在“译文择要”中刊登外国近闻和介绍西方法制、经济的文章，较广泛地介绍和翻译了关于西方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著作。《渝报》开阔了重庆人的视野，促使其跟上时代维新变法的步伐，广受欢迎。随后越来越多的报纸在重庆涌现。开埠既促进了重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文明水准，为重庆人文精神的近代化创造了良好的主体条件，又给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变化，促进了重庆文化的近代化，人文精神亦注入新的内涵，日渐凸显出极具特色的近代色彩。

综上看来，《马关条约》中对近代重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精神面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重庆的近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日本的力量都很不能忽视。随着英国、日本在重庆得到的利益日益显著，美国、德国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自己的势力，纷纷建立领事馆，重庆由此成为列强们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据点。重庆虽未在近代以前的中日交流中占据有利地位，但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国情的转变，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变迁，重庆在对外交流中的优势地位也日益显著。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

[2]谢放.重庆城市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5篇

月日上午时许，省代表团所乘的飞机降落在机场。省委常委、秘书长李同志，副省长龚同志等随团的抵达。代表团受到中国副主席蒋同志、大陆事务部主任高同志等的欢迎。中国副主席林同志以及在台同乡代表等在代表团下榻的圆山饭店迎候。

代表团抵达机场后，“山毗卢观音福佑”交流活动也在桃园机场启动。赵同志同出席活动的灵鹫山心道大和尚等嘉宾会面。

在机场，赵同志通过媒体向所有关心支持浙台交流合作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并代表5443万人民对同胞致以深情问候和美好祝愿。他说，我们两岸是一家人，两岸同胞语同声、枝连理，文共宗、血同缘。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除了要厚植共同的经济利益，也要增强彼此的文化认同。与一衣带水、渊缘深厚，不仅地缘上相近、人缘上相亲、商缘上相融，而且文化上同根同源、相通相承，可以说渊源特别深。加强交流与合作，携手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同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精神和以儒学为本的人文精神通过激荡互动、交流互鉴，一定能够取得令人期待的成果。

据了解，参访期间，省代表团将重点参加“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举办佛教文化、旅游文化、中医文化、美食文化、文创产业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同时，还将在经贸、农业农村、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旅游、中小企业等众多领域寻求与方面进一步扩大交流合作。本次随省代表团赴台的还有文化、教育、科技、经贸、旅游等17个专业团以及8个地方团，拟在台举办近20场专项活动。

下午，“·文化相亲”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会在饭店举行。赵同志和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同志、世界贸易中心董事长王同志等致辞。省领导李同志以及我省文创产业界和中常委朱同志等知名人士300余人出席。活动由省文化产业促进会、世贸中心共同主办。